關鍵詞：比較研究；中西邏輯；方法論；歷史與文化精神
一
近代以來，為了自強保種，有識之士開始大量介紹西方的文化與科學。在此熱潮中，對於西方邏輯文化的重視與介紹的熱情，也開始日益高漲，曾被章士釗稱為“為國人開示邏輯途徑”的“鉅子”嚴復，認為從學科地位上講，邏輯學“為體之尊，為用之廣”，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王國維則強調：“今日所最急者，在授世界最進步之學問(指邏輯學——引者)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梁啟超也認為：“知道論理學(邏輯學)為一切學問之母，以後無論做何種學問，總不要拋棄了論理學的精神。”
嚴復更在其《原強》中將學習西方邏輯學作為“更革心思”以“愈(逾)愚”的一個根本途徑。在嚴復看來，“民種”之高下，不外乎民力、民智、民德。“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但從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今吾國之最患者，非愚乎？非貧乎？非弱乎？則徑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療此貧，起此弱者皆可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為最急”。因此，從“民智者富強之原”的認識出發，嚴復在主要介紹西方邏輯科學知識的文章《西學門徑功用説》中，提出了“故生人之事，以煉心積智為第一要義”的主張，以適應學習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需要，提高民力、民智、民德，從而提高“民種”。
至於如何“煉心積智”、“更革心思”，以提高中國人辨別是非的邏輯思維能力，嚴復認為要自覺學習西方的邏輯學，自覺掌握“致思窮理之術”，一改以往的“信師好古”的“經學”思維模式，以全新的治學態度，“黜偽而崇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在嚴復看來，學習邏輯學的“絕大妙用，在於有以煉智慮而操心思。使習於沉者不至於浮，習於誠者不能為妄。是以一理來前，當機立剖，昭昭白黑，莫使聽熒。凡夫洞(恫)疑虛猲，荒渺浮誇，舉無所施其伎焉”。學習西方邏輯學的重要性與急迫性於此可見一斑。
在西方邏輯學大量輸入中國之時，面對一種有別於以往“經學”思維方式的思維方法，有兩種不同的認識。
一種認為中國自古無邏輯。王國維就認為中國傳統思維缺乏邏輯思維方式和方法的訓練，因而缺乏科學的嚴密性和精確性。他説：“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於抽象而精於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所長，寧在於實踐之方面，而於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於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也。夫戰國議論之盛，不下於印度六哲學派及希臘詭辯學派之時代，然在印度，則足目出而從數論、聲論之辯論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學。陳那繼之，其學遂定。希臘則有亞里士多德自愛利亞派、詭辯學派之辯論中，抽象之而作名學(指邏輯學)。而在中國，則惠施、公孫龍等所謂名家者流，徒騁詭辯耳！其於辯論思想之法，則固彼等之所不論，而亦其所不於論者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指邏輯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象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之所不長。”
一種認為作為工具系統的邏輯學思想不僅在西方存在，中國也古已有之。清代學者孫詒讓就在給梁啟超的一封信中，稱讚《墨經》所揭示的邏輯原理“有如歐士亞里士多德之演繹法、培根之歸納法及佛氏之因明論者”。作為近代第一個對中西邏輯做比較研究的學者嚴復，在其《名學淺説》中也認為“夫名學之為術，吾國秦前，必已有之”。梁啟超則認為，邏輯學在中國古代雖不發達，但其“萌芽之稍可尋者，惟先秦諸子而已”，“(先秦)諸子中持論理學最堅而用之最密者，莫如墨子。《墨子》一書，盛水不漏者也，綱領條目相一貫，而無成或牴牾者也。何以故？有論理學為之城壁故”。因此，他在《墨經校釋·自序》中認為，“《墨經》殆世界最古名學(邏輯學)書之一也”。宣稱：“吾東方之培根，已生於兩千年以前”，並且慨歎：“這部名著(指《墨經》)是出現在亞里士多德以前一百多年，培根、穆勒以前二千多年。他內容價值大小，諸君把那四位的書拿來比較便知，我一隻字也用不着批評了。只可惜我們做子孫的沒有出息，把祖宗遺下的無價之寶，埋在地窖裏二千年。今日我們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論理精神、缺乏科學精神的民族。”為此他還傷感“以全世界論理學一大祖師，而二千年來，莫或知之，莫或述之”。而在胡適看來，“所謂名學，就是邏輯”，因而他的《先秦名學史》實際上就是先秦邏輯史。至於章士釗，則更是直言不諱地斷言：“邏輯之名起於歐洲，邏輯之理，存乎天壤。”故而“邏輯起於歐洲，而理則吾國所固有”。在他看來，“歐洲邏輯言三段，印度因明言三支，吾國邏輯言三物。同一理也”，因此，“先秦名學與歐洲邏輯，信如車之雙輪，相輔而行”。
思想家們的這些認識，體現了他們在急欲介紹西方科學尤其是邏輯科學以振弱的同時，不忘探究中國先秦邏輯思想的民旗情懷。這種情懷使思想家們在介紹西方邏輯學的同時，也借用西方邏輯學的知識，開始挖掘中國古代思維方法中的合理內容，注重了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研究。同時，這種情懷也使得西方邏輯學在移植的過程中，以適宜的載體與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相連接，從而順應了人們的接受心理。因此，近現代的啟蒙思想家們一改以往其對先秦典籍使用的訓詁、考證的方法，對先秦典籍進行了綜合分析和整體理解，他們從西方邏輯中獲得了研究中國古代邏輯的文化價值取向，以及詮釋中國古代邏輯義理的根據和方法。
這種新的研究方法，理所當然地刺激了中國近代學者比照西方邏輯學的知識研究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嚴復、梁啟超、章太炎、胡適、章士釗等人作出了卓絕的貢獻。但這種新的比較研究方法是以西方邏輯為範本來探討中國古代的邏輯思想，梁啟超即毫不諱言地説：“吾儕所恃利器，實洋貨也。”他將自己研究墨家邏輯思想的方法概括為“憑藉新知商量舊學”。這種所謂的“商量”就是“以歐西新理比附中國舊學”，“以歐美現代思想衡量古人”。
在落後西方甚多的年代中，任何一種科學研究的努力，都會急切地與民族自尊聯繫起來。這種現象反映了一種普遍的民族心理。梁啟超就視這種方法為“增長國民愛國心之一法門”。而胡適也認為，“中國近代哲學與科學的發展曾極大地受害於沒有適當的邏輯方法”，因此需要“用西方自亞里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經發展了的哲學和科學的方法來填補”。但這樣會出現一個問題，即“我們中國人如何能在這個驟看起來同我們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前感到泰然自若？一個具有光榮歷史以及自己創造了燦爛文化的民族，在一個新的文化中決不會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從外國輸入的，並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強加於它的，那麼這種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對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組織的吸收的形式，而是採取突變替換的形式，因而引起舊文化的消亡，這確實是全人類的一個重大損失。因此，真正的問題可以這樣説：我們應怎樣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使它能同我們固有的文化相一致、協調和繼續發展？”因此，胡適將眼光放至先秦時代的非儒學派，認為正是“在這些學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學和科學最佳成果的土壤。關於方法論問題，尤其如此”。這樣，“才能使中國的哲學家和哲學研究在運用思考與研究的新方法與工具時感到心安理得”。這種心緒上的價值指歸，無疑是既要學習西方邏輯，同時又不自愧弗如。
二
馬克思曾經説過：“每個原理都有其實現的世紀。”近代中國邏輯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在怎樣認識中西邏輯尤其是在怎樣給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定位，能否對不同的邏輯體系進行比較研究等方面，其意義、作用與影響是巨大的。它在具體揭示中西邏輯體系之間的相同點和相異點的過程中，表明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運用不同的民族語言所表達和概括出來的邏輯體系中，不但具有人類思維的普遍共性，而且也必然具有其一定的民族特點和個性。但在這種比較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具有時代特點的“商量”做法，即張東蓀所説的“比附”。而張東蓀認為“比照”是研究的方法，“比附”則不是研究的方法。“普通比較法是將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對象比較起來以見其異同。但往往用這個方法的人們，一不小心便會偏於專在指出其相同的一方面而忽視其相異的一方面”。在他看來，“比較以見其相異更為重要，因為比較以見其相同近於比附法。須知比附法不是比較法。因為比較法是研究法，而比附法是推論法。國人研究國學近來雖日見進步，然而我總嫌其多用比附法而少用比較法”。由於“比附法總須從一二個同點來做根據以推定其他，而比較法則不必從相同來着手，雖無相同亦未嘗不可比較”，因此，他認為：“以相反的異點而明其差別上的特性”的比較法更為重要，“惟有用比較法可以從所比較的東西中揭示出其特性來”。這種方法，近年來又被一些學者稱為“據西釋中”的方法，也就是以西方邏輯為依據，重新解釋和重構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及體系。 但這種方法也帶來一些問題。其一，對於西方邏輯與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在目的、對象、性質、內容上除都是研究推理、論證有效性的共性外，還有無個性？其二，忽視了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產生的文化背景和其本身的文化精神、文化意義的理解。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中國古代邏輯思想作為一種思維工具系統，其特殊性、民族性和傳承性是什麼，至今未能取得共識。同時，也影響了對中西兩種邏輯思想的特有內容與性質的認識。
三
研究方法所帶來的爭論，其問題的實質應該是：怎樣進行比較研究？比較研究的目的是什麼？
1．關於怎樣進行比較研究。金嶽霖在20世紀30年代對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做的《審查報告二》中曾指出：“現在的趨勢，是把歐洲的哲學問題當作普遍的哲學問題。……如果先秦諸子所討論的問題與歐洲哲學問題一致，那麼他們所討論的問題也就是哲學問題。……先秦諸子所討論的問題或者整個的是，或者整個的不是哲學問題。或者部分的是，或者部分的不是哲學問題。這是寫中國哲學史的先決條件。現在的趨勢是把歐洲的論理當作普遍的論理。如果先秦諸子有論理，這種論理是普遍的呢？還是特別的呢？這也是寫中國哲學史的先決條件。”
這種批評表明了在中西邏輯比較研究中，比較方法的意義雖是不容置疑的，否則我們就不能説明中國古代的邏輯思想究竟是什麼，它與西方傳統邏輯思想有無共同之處，有無差別所在，但在這種研究中，比較方法運用尺度的把握卻也的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這就是隻是在“求同”的前提下進行比較研究，還是在“辨其同異”的前提下進行比較研究？儘管對於中西邏輯思想的比較研究無論如何也離不開對照參證，但對於中國古代的邏輯思想，如果都以西方邏輯相附會，則恐在比較研究中有削足適履之虞。反倒如吾師温公頤在其給胡適的《先秦名學史》中文版作序時曾指出的：“東西哲學的比較，原為使人易於理解，但若僅就表面語辭的類似，不問其根本思想的差別，就會使人發生誤解，而失去比較研究的意義了。”
其實，這個問題在其他中西思想比較研究中也大量存在。余英時在談到中國人文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時就認為：“在西方，從希臘羅馬到今天的這個美國的社會變化，都有連續不斷的傳統，這個傳統也在更新。這都是根據西方人文的經驗得出來的結論、進步。而中國恐怕不能照抄這種形式，可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裏。我們不能光關起門來自説自話，研究自己的問題，同時也還要進一步地參考西方的經驗。但是，重要的是參考西方經驗是一回事，又不能把西方人文研究方面得出來的結論，無論是社會學的、經濟學的、政治學的或者是文化哲學的，拿來當成絕對的真理照抄，把中國情況填到西方的公式裏面，這是我們最要避免的。我們100多年來都沒有擺脱這樣一個困境，自己還沒有獨立，只是跟隨西方。所以説，我們必須要了解中國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是從經驗材料裏面得來的，不是靠西方的理論所提供的。”
因此，從中西邏輯的比較研究看，在任何比較研究中，都應有一個比較研究的原則，它既是比較研究中的方法論原則，同時也是消解民族情懷負面影響的倫理原則。即避免以西方的傳統思想為依歸的比附，體現在中西邏輯的比較研究上，就有助於我們藉助比較的方法，在領會西方傳統邏輯如何幫助我們在解釋中國古代邏輯思想體系時，不斷挖掘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原本的“思想路數”，考察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有着什麼樣的時代烙印和時代精神，將關注點放在中國古代邏輯與文化的關係問題上，探討它除了具有人類思維的普遍性之外，是否還具有它本身的特質，這些特質又是什麼？為什麼這種特質能夠“範圍我國形名諸家，究之吾形名之質，與西方邏輯有殊”?
2．關於比較研究的目的。這個問題所涉及的是探討中國古代邏輯究竟“是什麼”和“為什麼”?以及如何使中國傳統的思維方法仍然在今天的人際溝通中發揮作用。
自古至今，人類的一切觀念、思想都是由現實的、從事具體的社會活動的人所創造的。它有其歷史定位，並且也為現實的歷史所制約。基於此，“是什麼”所探討的就是歷史上存在的中國古代邏輯思想，除了它具有人類思維的普遍性之外，是否還具有本身的特質？這些特質又是什麼？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指出：“假使中國的東西僅只同西方文化一樣便算可貴，則仍不及人家，毫無可貴！中國文化如有可貴，必在其特別之點，必須有特別之點才能見長。”中西古代邏輯思想的真理價值在於它們指導正確思維的共同功效上，但這種真理價值之“同”，未必就是它們在“是什麼”上完全相同的依據。在科學研究中，真理本身是一回事，真理的邏輯標準則是另一回事。我們不能因為中國古代的邏輯思想與西方古代的邏輯思想有契合之處，就以它們之間的共性泯滅了它們之間的差異，從而以推理的真理取代了事實的真理。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應當是什麼”和“實際是什麼”之所以存在着激烈的爭論，不是沒有原因的。
如果説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內部本質和規律的把握及描述，解決的是它“是什麼”的問題，那麼，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產生的背景及其所體現的時代精神的研究，解決的則是“為什麼”的問題。
在運用比較方法進行分析時，不但要注意中西邏輯思想的共同點和普遍性，同時也要“自己講自己的道理”，注重研究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為什麼會有別於西方邏輯的個性和特質。
梁啟超1920年在《中國人之自覺》中指出：“須知凡一種思想，總是拿它的時代來做背景。我們要學的，是學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學它派生的條件，因為一落到條件，就沒有不受時代支配的……明白這一點，那麼研究中國舊學，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斷。”筆者認為，研究一種思想的“是什麼”和研究它的“為什麼”，不應當是一回事。中國古代邏輯思想之所以“是什麼”，是它那個時代的特定歷史文化背景的產物，其研究應用的結果是建立在對主觀認識的檢驗和真實存在着的客觀性的標準基礎之上的。
因此，將歷史上的思想產生的環境、背景作為評論其學説的根據，才可能避免在研究中，以研究者自身所處的時代、環境及所薰染的學説，來推測解釋古代人的思想意志，從而探討出為什麼“邏輯是由文化的需要逼迫出來的……邏輯不是普通的與根本的。並且沒有唯一的邏輯，而只有各種不同的邏輯”，並對這種“邏輯”與傳統文化中的哲學思想、政治倫理思想、乃至科學技術思想等的相互影響給出新的詮釋。
至於如何使中國傳統的思維方法實現現代轉化，使之依然在今天的認識活動和人際溝通中發揮作用，它所涉及的是“邏輯觀”的問題。筆者認為，這裏有必要在“通意後對”的前提下探討邏輯思想的文化內涵，探討中西邏輯文化之間，既存在有異質文化間的共性，又存在有異質文化問的個性。共性是它們之間溝通、同構的基礎，而個性則是它們之間相互吸引、互補的結合點，因此可建立一種中西邏輯文化之間的溝通、交流、對話、會通的學理機制，以同質共構和異質互補的形式為現實的社會生活服務。挖掘、整理中國古代傳統思維方式的資源，使其能夠服務於今日中國的文化建設，並推動當代邏輯學科研和教學的發展。
四
“是什麼”和“為什麼”的比較研究方法問題，不但涉及了邏輯思想本身的理論問題，還涉及了邏輯思想的文化內涵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針對中國邏輯史研究中所出現的爭論，就研究方法上提出新的主張。
有學者認為，要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進行全新的研究，就應該採用歷史分析與文化詮釋的方法。所謂“歷史分析的方法”，是要把“名學”、“辯學”置於它們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具體歷史環境中，對這一時代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的特點和提出的問題，以及這些因素對諸思想家提出和創建名學、辯學的影響等，做出具體的分析。所謂“文化詮釋的方法”，是視“名學”、“辯學”為先秦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並參照先秦時期的哲學、倫理學、語言學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思想，以及先秦文化發展的基本特徵，對名學、辯學的理論給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闡釋。“歷史分析的方法”與“文化詮釋的方法”實際上涉及瞭如何解讀社會文本和文獻文本的問題。
有學者認為，如要認識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應採用“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方法、“實事求是和具體分析”的方法，分析中西邏輯的“特殊和普遍”、“同和異”，避免作出“全盤否定”的結論。
關鍵詞：化粧品；廣告語；文化差異；措辭；句法；詞法
一、引言
化粧品市場在發達國家的迅速發展，為許多著名化粧品品牌提供了巨大商機，如蘭蔻，資生堂，倩碧等。人們購買化粧品的原因並不總是基於個人需要，也因為品牌背後的隱含意義：象徵了優越的經濟實力和較高的社會地位。因此，化粧品公司利用了消費者的心理特點，想盡一切辦法説服他們購買自己的化粧品，如利用化粧品廣告宣傳。然而，化粧品廣告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是語言。本論文從語言學方面比較中西方化粧品廣告語，期望找出其反映的文化差異以及導致語言差異的原因。當然，本文也希望為廣告商提供一定的參考。
二、中文廣告語
（一）語音方面：多使用雙關。
雙關語指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利用詞的多義和同音的條件，有意使語句具有雙重意義，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辭方式。雙關可使語言表達得含蓄、幽默，而且能加深語意，給人以深刻印象。因此，成功撰寫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雙關語廣告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語言字面的含義，用作雙關語的詞通常與產品的某種特點或品牌名稱有着密切相關的聯繫。例如：
1.趁早下“斑”，請勿 “痘”留。(某化粧品廣告語)。
這個句子與辦公室的流行用語“趁早下班，請勿逗留！“有着相同的發音。廣告商使用“斑”和“痘”,完全表達了產品能有效祛斑、祛痘的作用。中文中，“斑”和“班”的發音相同，“痘”和“逗”的發音相同。然而，他們的意思卻完全不同。這裏廣告商在廣告中運用相同的發音表達了完全不同的意思， 也表述了產品的效果，這就被稱為雙關語。
2.金斯頓曾在她的作品中説：“只有中文裏有雙關語”。(金斯頓，1982)在中國的文化中，雙關語非常受歡迎，因為中文裏，很多字聽起來相似。幾千年來，中國是一個基於人際關係的國家，因此，中國人不喜歡用文字直接表達他們的情感和想法，而是通過間接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真正意圖。在這種情況下，使用雙關語是處理人際關係中最普遍的交流方法。
（二）句法方面：多使用排比句。
排比是利用三個或三個以上意義相關或相近，結構相同或相似和語氣相同的詞組或句子並排，達到一種加強語勢的效果。例如：
1.“擁有健康，當然亮澤。”（潘婷洗髮水）
2.“明星風采，純純關懷。”（美加淨）
3.“清涼舒爽，全家共享。”（六神沐浴露）
“擁有”和“當然”，“明星”和“純純”，“清涼”和“全家”是平聲。“健康”和“亮澤”，“風采”和“關懷”，“舒爽”和“共享”是仄聲。這樣的設計能夠很好的吸引消費者，因為它可以給他們帶來美好和温暖的感覺。
（三）詞彙方面：多使用平和的詞語。
蘭蔻空間，一個寧靜和諧的享受空間。（Lanc?me ）“寧靜”和“和諧”通常用來描述一個人的情緒或周圍的自然氛圍。中國社會提倡和諧，這個廣告中，很明顯廣告商非常瞭解中國人的性格特徵，所以在這裏用“寧靜”和“和諧”給消費者留下了一個美好的印象，因為它能夠親近自然。
三、英語廣告語
（一）語音方面：多使用重複。
重複是最主要的修辭方式之一，基本上，使用重複的單詞和短語意在強調、明瞭、擴大或深化情感效應。在一些化粧品廣告中，廣告語撰寫人經常使用該方法重複強調某些信息。例如：
(1)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ou from OLAY total effects!
(2) Real women have real curves. ()
(3) Maybe she’s born with it. Maybe it’s MAYBELLINE.
(4) A new fragrance. A new look.
廣告商通過重複使用“happy” 、“real”、“maybe”、“new”等詞，意在指出化粧品的優點，以喚起消費者的興趣。
（二）句法方面：多用簡單句式，少用複雜句式。
使用簡單句式比使用複合句式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因為讀者不願意花太多時間閲讀複雜的句子，另一個原因是這樣既能夠減少廣告的成本，又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例如：
(1) A sea of modern beauty! )
(2) Because you’re worth it.
如果廣告商希望建立一個基本概念或主題，並希望它能深入人心很久，廣告語中更推薦使用簡單句。通常這樣的廣告語只需容易記住的幾句話。以上的兩個例子，每個都只有一句話，每句都在10個詞以內，而且每個詞都很簡單。從英文化粧品廣告語中不難看出西方人的性格特點。西方人十分開放、簡單，並且西方國家的歷史也沒有中國歷史長。例如，美國重視個人價值，認為自己與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相信他們是自己命運的主宰。他們認為應該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還經常令人吃驚的坦白自己的政治觀點，無比珍惜受到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權。
（三）詞彙方面 ：多使用形容詞。
(1) Get luminous looks for holidays,
Wrap yourself in rubies,
Wrap yourself in our holiday gift,
Find your best face.
(2) Your lips will be smooth, replenished and indulged with sublime and reshaping color. (Lanc?me)
形容詞“luminous”, “best”, “smooth”, “replenished”, “indulged” and “sublime”都是用來形容良好膚質的詞。好的膚質是所有人(尤其是女性)渴望擁有的。這裏廣告商使用這些形容詞很容易就表達出了產品的效果。
四、總結
本文回答了東西方國家化粧品廣告語之間是否存在差異。答案是肯定的：東西方國家化粧品廣告語之間存在差異。作者不僅從語言中找到了這些差異，還從文化背景方面指出導致這些差異的原因。結論是東西方文化中的審美觀、個性特徵、家庭觀念、歷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社會發展都有所不同。最後，作者建議廣告商在撰寫化粧品廣告語時應意識到文化差異的重要性。撰寫者應考慮目標客户所在地的風俗和文化特徵，這是十分有必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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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基剛。 英漢寫作修辭對比 [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4.
[3]胡文仲。 文化與交際 [C].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94.
體育文化的研究在中國體育理論界一向並不缺乏，甚至成為持續的熱點，中西體育文化的研究更是熱點中的熱點。“以中西體育文化差異比較為基礎，研究中國傳統體育發展的問題，是目前體育界運用得最多的理論和方法”[1]論文聯盟。因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原因，此一論題近年更是炙手可熱，可見“人文奧運”“文化奧運”的理念深入人心。《體育學刊》2007年14卷第2期刊發署名為萬義、白晉湘的《對‘中西體育文化差異論’的質疑》（以下簡稱《對》文）一文，在眾聲喧譁中發出質疑之論，給人以清新之感。然仔細研讀，方知此論新則新矣，失之偏頗處也頗多。
1《對》文不顧及母文化的研究成果，失去了生長的土壤
文化是人類一種亙古恆久的社會現象，多年來人們給文化下過數百個不同的定義，不同時期其含義也有所變化。體育和宗教、政治、法律等一樣，都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或構成要素，對此，人們並無置疑。探討體育文化，探討中西體育文化就不能脱離其母文化，即世界文化或者東西方文化的研究成果。
有關世界文化的體系，各國學者有過不同的劃分。據季羨林的研究，“所謂文化體系是指具備‘有特色、能獨立、影響大’這三個基本條件的文化體系。”[2]世界文化最多被劃分為400多個體系，但最有代表性的當屬英國湯因比，他認為世界文化出現過23到26個文明形態，德國斯賓格勒提出了文化體系，即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中國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墨西哥文化[2]。梁漱溟將世界文化劃分為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季羨林認為有活力的、有影響力的、對人類的生活方式有決定作用的，是四大文化體系，即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伊斯蘭-阿拉伯文化體系、希臘-羅馬和歐美文化體系。再簡單地分，就可以分為東西方兩個體系[2]。中西方文化在任何一種文化體系的劃分中幾乎都獨立佔據重要席位，鮮見有各國學者視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為一種文化。《對》文視中國體育文化和西方體育文化為同一種文化，認為“兩者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認為“中西體育文化特徵的差異是由於同一種文化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1]，這樣的觀點顯然沒有得到中西方體育文化母學科研究成果的支持。在體育文化研究內部自言自語，顯然難以反映中西體育文化的全貌，失去了持續生長的土壤。
2《對》文不顧及人類文化的綜合性特徵，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牽強附會，結論缺乏合理性
人們普遍認同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文化，主要指人類社會意識形態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設施；廣義文化，是指人類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3]。文化包括物質設備、精神、語言、社會組織等方面。對文化的結構解剖，有兩分説，即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層次説，即分為物質、制度、精神三層次；有四層次説，即分為物質、制度、風俗習慣、思想與價值。有六大子系統説，即物質、社會關係、精神、藝術、語言符號、風俗習慣等[4]。可見，人類文化確乎是一複雜的綜合系統，具有綜合性特徵，需要人們去進行綜合研究。
中國體育文化源遠流長，它是指在中華民族整個發展過程中，人們通過身體實踐活動所反映出來的精神風貌、心理狀態、思維方式、理論基礎和價值取向等物質、精神產品的總和。從成因來看，中國的地理環境是其自然成因，中國的農耕經濟形式是其經濟成因，中國的宗法等級制度是其政治成因[5]。
黑格爾語：“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5]西方體育文化產生於歐洲，歐洲文化起源於地中海沿岸地區，古希臘、羅馬文化是歐洲文明的搖籃。西方文化至少有三種傳統，“一種是希臘的，一種是羅馬的；一種是基督教的，或者我們把它叫做日耳曼的，但不能簡單地把基督教等同於日耳曼。”[6]西方體育文化是在各種因素作用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不斷追求理想，不斷地自我否定、超越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6]。
中西文化是中西兩個地域中的人們解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矛盾的產物。由於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環境、社會生產和歷史傳統的影響，兩種文化在解決“同樣的矛盾”時所側重的面不一樣，中華民族側重矛盾的同一性，因而化生出了悠久燦爛的和諧文化精神；西方民族偏向於矛盾的鬥爭性，於是便演繹成為頗具個性色彩的競爭文化精神[7]。
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正確解釋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進化規律，但簡單地把社會形態理論和世界文化體系進行一一對應，進而推論出其進化順序、前後優劣，並斷言某一種必將為另一種所代替，這樣的推論方法以部分元素變化取代事物的整體發展，將人類文化這一複雜的現象做了簡單化處理。不同民族的傳統文化是該民族在特殊的氣候、生態、社會、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一種獨特的生存適應策略，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們各自的獨創性和不同的歷史淵源，民族傳統文化的多樣性如同生物多樣性一樣，是人類文明未來發展的基石，應該得到繼承和發揚。東西方體育文化的形成各自有其獨立的過程，並不是單一的社會形態更替可以代替的，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未必能直接轉化為文化形態理論，所得出的結論未必可靠。試問《對》文作者，馬克思主義以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所有制將人類社會形態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等階段，假如用這一理論來套用東西方體育文化，又能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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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文陷入了迷信西方體育文化的泥潭
近代以來，為應對嚴重的民族危機，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視角審視自身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長短利弊。他們的研究視野開闊，涵蓋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諸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引領了中論文聯盟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革。這一課題沒有因中國進入現代社會而終結，更多的人們投入這一研究領域，但由於種種原因，眾多研究者常常走入一些思維誤區，“進化論語境下的二元對立模式”[8]即是其一。
在近代中國歷史條件下，亡國滅種的危機，使中國的救亡圖存成為研究者思考一切問題的中心和出發點，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視角，審視西方，明確中國的地位和差距，選擇進化目標，探尋進化路徑。在這樣的背景下，奠定了二元對立的話語模式，西方一開始就處於被學習的先進一方的位置。研究者抽取中國典型落後面與西方典型的先進面進行對比，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觀意向性。《對》文也未能免俗，進入了這一思維誤區，突出表現在幾個方面。
其一，將中西體育文化的比較，由空間維度轉變為時間維度，“在時間維度上，通過模糊其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個性，將二者進行時間序列的排列”[8]，從而，中西體育文化的比較便轉化為世界體育文化系列中古今體育文化的比較，即農業文化之體育文化和工業文化之體育文化的比較。《對》文為了比較效果更加鮮明，甚至不惜任意變動時間區段，將不同時段的東西方體育文化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但是如果把目前的中國傳統體育與公元1350年以前的西方體育相比”，“如果我們把‘五四’運動以前的中國社會和中世紀以前的西方希臘-羅馬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進行比較”[1]，這樣隨意變動比較時段，得出的結論又有何意義呢？即使如《對》文不斷強調的“在遠古”“自古”中西體育文化之間“存在着多麼驚人的相似之處”，又能説明什麼呢？如果繼續前推，上溯智人、直立人、能人、原人等人類發展階段，也只能找到全球各地人類有共同的靈長目類人猿祖先而已。也只能如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人類基因組與人類權利宣言》從學術上和政治上宣告人類有一個共同的基因組一樣，宣告東西方的人們從體育文化上也具有一個共同的基因組，東西方的體育是人類的體育，東西方文化都屬於人類的體育文化而已。設若這樣的推理是一正確的思路，《對》文作者倒是遺忘了另一個重要的證據：在時間維度的另一端“遠古”的對面，遙遠的未來也可以證明東西方體育文化不僅同根同源，而且極有可能有着共同的命運和歸宿，當人類的大同世界到來時，國家、民族、文化的界限盡皆消失，東西方體育文化的差距也理所當然地歸零了。只是這樣的結論又有多少意義呢？
其二，《對》文中西體育文化的比較，是一種“再造模式”[8]的比較。在時間區段任意轉移的情況下，《對》文還對中西體育文化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分割、再造、抽象、甚至想象”[8]，經過如此包裝後的中西方體育文化果然變得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儼然成為同一條進化鏈上的兩個環鏈。如《對》文通過舉證中國歷史上若干帶有宗教巫術色彩的體育活動“擺手舞、茅古斯舞、划龍舟、東巴跳、繞三靈”等，得出結論中西方體育“在遠古都是依附於宗教的一種祭祀禮儀和活動形式”[1]，全然不顧在中國漫長曆史進程中，“中國傳統文化是非宗教性的以人為本的文化，它的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造就了中國體育文化的非宗教的世俗性”[9]的事實。難道如此“人神對立”和“人神對話”東西方不同背景下的宗教觀下的體育就能如此那麼地貼切一致嗎？[10]再如《對》文為證明中西體育“在遠古都是強調羣體本位的體育”，祭出東西方古聖先賢的經典語錄，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城邦，在本性上則先行於個人和家庭”，更拿出柏拉圖《理想國》中表達的一些抽象而不曾實現一天的理想作為例證，只是這種文字上的例證又能説明什麼呢？無非是證明了東西方的古聖先賢確實有人類共同的理想，孔子“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主張，固然和柏拉圖“人們應該把所有的於自己的父親年齡相仿的人當作自己的父親，把所有於自己兒子年齡相仿的人都當作自己的兒子”的主張比較一致，可是他們的主張在自己的土地上實現的時間和程度如何呢？這樣臆想的對比，又能得出多少合理的結論呢？
其三，《對》文想當然地在賦予西方體育文化現代性的同時，也想當然地賦予了西方體育文化普遍意義的優勢地位，近代中國落後捱打的姿態顯然直接和體育文化對應了起來，極容易導致民族體育文化的虛無和自卑。西方體育文化固然在當今世界佔據優勢地位，但中西方體育文化並不是小兒和成年人可以類比，正如中國體育文化急切需要西方體育文化一樣，西方體育文化也需要其他地區、其他民族體育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國勢的強弱和文化的強弱並無直接的對應關係，而且隨着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迅猛發展，這樣的對所謂的西方先進體育文化的迷信也應該隨之消亡才是。
4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國傳統體育文化不應迷茫、自卑
考察我國近現代文化發展歷程，中國文化一直是在和世界各民族特別是西方文化的論爭和交流中發展流變，其論爭的主題“一直是‘古今中西’問題，也就是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關係，以及中國文化（或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係問題”[11]。在對中西文化進行對比研究時，都繞不開對文化發展的歷時性理論和共時性理論的選擇取捨和綜合運用。歷時性理論強調文化的縱向發展，認為人類文化從產生之日起，就是一種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的發展過程，並由此體現出階段性。儘管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速度不一，有轉貼於論文聯盟
先進和落後的區別，但均需經過同樣的階段。這一文化理論，基於對文化共性的肯定，認為人性同一，各民族所經歷的文化路途也應該是同一的。共時性理論由斯賓格勒提出，認為人類只有互不相同的文化，沒有普遍性的歷史，世界的8個文化體系，在價值上是等價的，無所謂優劣之分，在時間上是同時代的，無所謂先後之分[12]。
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從根本上是不同類型文化之間的差異。由於具體歷史進程的原因，不同類型的文化又會顯現出許多時代性差異的特徵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由於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水平落後於西方，因此人們更注意和強調的是兩者之間的時代性差異[13]。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文化以其居高臨下之勢向全球漫延，抱有唯我獨尊的優勢感，但其他民族文化並沒有消亡。時代性的差異可以通過社會變革和觀念變革來迎頭趕上，乃至消除。文化類型上的差異則複雜得多，不能用趕上的方法去解決，而且可能永遠不能被消除。
論文摘要：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中西方文化存在許多差異：整體性和個體性的差異；中西方禮儀文化的差異；中西方飲食文化的差異以及教育文化的差異等。瞭解中西方文化差異是極其必要的。本文就是從多個角度淺析中西方文化差異，從而將其應用於英語教學中，讓學生得到更加全備的知識。
一、社會禮儀
中國人見面喜歡問對方姓名、年齡、單位及收人等。而西方人很討厭人家問及年齡與收入等個人私事。中國人路遇熟人總愛寒暄道，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有禮貌的打招呼用語，而若你跟西方人這樣打招呼，他們則會認為你想請他吃飯或者干涉其私事，會引起誤解。對於別人的讚揚，中國人通常表示謙虛，並有一套謙虛之詞，像“慚愧”、“哪裏”、“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總是高興地回答“thank you(謝謝)”以表接受。中國人用“謝謝”的場合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親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員之間不常説“謝謝。”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掛在嘴邊，即使是親朋好友和家庭成員之間也常如此。中國人收到禮物時往往放在一邊，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説貪心)。而西方人收到禮物時要當着客人的面馬上打開並連聲稱好。中國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覺得難以對付。而西方人的習慣是：help yourself,please(請隨便用)!中國人送客人時，主人與客人常説：“慢走！”“小心點！”等。而西方人只説："bye bye(再見)!""see you next time(下次見)!""good night(晚安)!”
二、服飾禮儀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場合通常穿保守式樣的西裝，內穿白襯衫，打領帶。西方女士在正式場合要穿禮服套裝。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環的習俗。
中國人穿着打扮日趨西化，傳統的中山裝、旗袍等已退出歷史舞台。正式場合男女着裝已與西方並無二異。
國際社交場合，服裝大致分為禮服和便裝。正式的、隆重的、嚴肅的場合着深色禮服灘尾服或西裝)，一般場合則可着便裝。
我國服裝無禮服、便服的嚴格劃分。一般地講，在正式場合，男同志着上下同質同色的中山裝，或着上下同質同色的深色西服並系領帶，配穿同服裝顏色相宜的皮鞋；非正式場合(如參觀、遊覽等)，可穿各式便裝、民族服裝、兩用衫，配額色相宜的皮鞋或布質鞋。
三、飲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的飲食方式有很大不同，這種差異對民族性格也有影響。在中國，任何一個宴席，不管是什麼目的，都只會有一種形式，就是大家團團圍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圓桌，這就從形式上造成了一種團結、禮貌、共趣的氣氛。美味佳餚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賞、品嚐的對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們相互敬酒、相互讓菜、勸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體現了人們之間相互尊重、禮讓的美德。雖然從衞生的角度看，這種飲食方式有明顯的不足之處，但它符合我們民族“大團圓”的普遍心態，反映了中國古典哲學中“和”這個範疇對後代思想的影響，便於集體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難以改革。
西式飲宴上，食品和酒儘管非常重要，但實際上那是作為陪襯。宴會的核心在於交誼，通過與鄰座客人之間的交談，達到交誼的目的。如果將宴會的交誼性與舞蹈相類比，那麼可以説，中式宴席好比是集體舞，而西式宴會好比是男女的交誼舞。由此可見，中式宴會和西式宴會交誼的目的都很明顯，只不過中式宴會更多地體現在全席的交誼，而西式宴會多體現於相鄰賓客之間的交誼。與中國飲食方式的差異更為明顯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將所有食物一一陳列出來，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動自由，這種方式便於個人之間的情感交流，不必將所有的話擺在桌面上，也表現了西方人對個性、對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擾，缺少了一些中國人聊歡共樂的情調。
四、中西方教育形式的差異
中國傳統教育強調知識的傳授，美國教育強調學生能力的培養，二者需要交流和互補。通過查閲有關書籍，我們也意識到：中美教育在各個教育層次上都存在着差異，並以不同的表現形式體現出在美國，年輕人大多很有主見，這種獨立意識是從小培養出來的。
一、用餐方式的差異
在用餐方式上，中國與西方社會存在着巨大差異。中國人是喜歡熱鬧的，因而逢年過節，人們都喜歡一家圍在一大桌飯菜前一起就餐；在公司年會時，領導與下級員工也會在一起聚餐，大家有説有笑，邊説邊聊；在吃飯時人們都會很活躍，相互敬酒、勸菜等等，整體營造出一種熱鬧温暖的氛圍。這樣的飲食方式，在中國的很多場合都會用到，特別是在中秋節、春節等節日裏，全家人從四面八方回到一塊兒過節，家裏的老人或者是擅長烹飪的人會做一大桌子的菜，其樂融融的一起吃飯，並祝福、拜年等等，講究的是一種和睦、團圓的氣氛。通常中國人在進行聚會時，不會給每個人定食定量，而是會準備很多的飯菜，至於吃多吃少，並沒有量的要求。但是在西方國家，他們的用餐方式就與我國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人沒有中國人團圓與熱鬧的吃飯習慣，他們喜歡在安靜、優雅的環境裏就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餐盤，而每個人的食物都是提前分配好、搭配好的，並沒有中國式的一大桌子人圍着一堆菜共同而食。而在吃飯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沒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可以拿着自己的餐盤隨意走動。西方人的這種用餐方式體現了他們注重個體的思維方式，他們強調個人空間，講究個體的尊重。但是，西方人的用餐方式也存在着不足，人們在吃飯時不能進行感情的交流，因而缺少了一些中國人共樂的情調。
二、飲食禮儀的差異
很多人説，中國的餐桌，可以談成合作、可以求婚、還可以聯絡感情，總之中國人大部分事情都可以在餐桌上解決。因而，餐桌不再是單純的吃飯的地方，更是一種交際方式，在用餐這種特殊的交際方式中，禮儀文化是最為重要的。一般來講，中國人在進餐時十分看重座次的安排，除非是一些家庭內部的吃飯，其餘場合里人們進餐時都十分重視尊卑、長幼。在集體進餐時，人們一般都會等客來齊了才會入席，而座位則有固定的安排，比如正對着門口的位置為最高，其次以東為尊，而請客者或主人一般都坐在門口的位置。宣佈開始入席時，會先叫一些位高權重、重要的人先開始，隨後主人才會開始。但在西方，飲食禮儀則與中國存在着很多不同。西方進餐禮儀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紳士風度，男性要對女性表示尊重，遵循女士優先的原則，與女性一起參加宴會時，面對門口的最為重要位置是女主人的，而男主人則座在女主人的對面，即門口的位置，顯示出對女性的尊敬。而在具體的進餐時，男士要起身先為女士拉開椅子，讓女士先入座；在就餐時，男性並不能先進餐，必須要等女主人及其他女士都開始進餐後，男士才開始進餐。在進餐結束時，女主人離席之後，男性才能離席，而男士仍要為女士拉椅子，讓其先行，表示男性的紳士風度。
三、飲食內容的差異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眾多，飲食所包含的內容也很多，其中主食以穀物為主，其次中國的蔬菜種類很多，植物類菜品占主導地位。據相關調查顯示，中國人的食物中所包含的植物最多，是西方國家的七倍，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可吃植物就有六百多種。中國人之所以將植物作為主菜，這與佛教對國家的影響有很大關係。唐朝以後，印度的佛教開始傳入我國，佛教認為，動物是僅次於人的一種生靈，人們不可以將其殺死，也不能把他們的肉用來烹飪；相比之下植物就不然，它是沒有靈魂的，所以中國就形成了以蔬菜為主的飲食內容。因此，有人將中國人的性格稱之為植物性格。中國人在進食時喜歡將菜做熟了吃，因而大部分菜都是熱的，在人們的思想觀念裏，菜如果涼了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只有趁熱吃，菜的味道才真正發揮出來。西方人則與中國人不同，他們的食物中動物居多，這與他們遊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背景有關。在原始西方社會，很多人以打漁、捕獵與養殖為生，而種植業在西方社會並不發達，因而人們習慣在動物身上完成吃、穿、用的需求。因而在西方國家，食物中動物類居多，如牛肉、羊肉與豬肉等，在烹飪方法上，也十分注重營養的均衡，如蛋白質、脂肪、維生素等，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常常考慮的因素。由於西方人食物中的動物類居多，因而他們也被稱為是有動物性格的人。此外，西方人不喜歡熱食，他們喜歡冷食，比如色拉、蔬菜拼盤等，一直是西方大從所愛；他們在吃蔬菜時，也喜歡生食，如生菜、黃瓜等，並不將它們做熟，而是直接食用。
四、烹飪方法上的差異
關鍵詞： 中西方飲食文化 文化差異 形式和禮儀 觀念 結構
一、引言
飲食文化是跨文化交際中非語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飲食與文化緊密相關，不同的民族因其生活地域、氣候環境、風俗習慣等因素的影響，而創造出不同的飲食文化。傳統的西方文化是畜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中國是農耕文化和陸地文化，兩種不同的文化反映出人們生活方式的差異，而飲食的差異則深刻透露自身的文化背景。
二、中西用餐形式和禮儀的差異
中國自古以來的禮儀就有以和為貴的思想觀念，以和為貴的思想體現在從古至今中國人在開席時都有一家人在一起就餐的觀念，體現了中國傳統的飲食禮儀。中國人的聚食制延續千年。在中國，任何一個宴席，都是大家團團圍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圓桌，從形式上營造團結、禮貌、共趣的氣氛。這就是聚食制，聚食制的起源很早，從許多地下文化遺存的發掘可見，古代炊間和聚食的地方是統一的，炊間在住宅的中央，上有天窗出煙，下有篝火，火上安放陶釜、陶鼎，在火上做炊，就食者圍火聚食。這種聚食古俗一直延續至後世。美味佳餚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賞、品嚐的對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這符合中華民族大團圓的普遍心態，反映了中國古典哲學中和的思想。此外，聚食制的長期流傳，也是中國重視血緣親屬關係和家族家庭觀念在飲食方式上的反映。在西方，由於基督教影響深遠，人們將基督教文化中對聖母的虔誠和尊敬延伸至社會生活中，因而形成了尊重女性的社會風尚。法國人賽爾在《西方禮節與習俗》一書中提及“中世紀和文藝復興的連續影響把婦女置於社交生活的中心地位，使婦女成為受尊重的對象，這是其他文明所沒有的”。故而，在西方宴會中，人們將女士優先、尊重婦女作為宴會安排的標準，在安排座位時，先將賓客的性別列出名單，再以此安排具體座位。男女同時赴宴，男士需為女士開門，讓女士先行，當主人把女賓客領進大廳時，首先由男主人邀請第一女主賓入席，由男主人為她拉椅子、入座，女主人則同男貴賓最後進入。
三、中西飲食觀念的差異
在中國的飲食文化中，對味的追求往往大於對營養的追求，人們在品嚐菜餚時，往往會説這盤菜好吃，那道菜不好吃。然而若要進一步問什麼叫好吃，為什麼好吃，好吃在哪裏，恐怕就不容易説清楚了。這説明中國人對飲食追求的是一種難以言傳的意境，即使用人們通常所説的色、香、味、形、器把這種境界具體化，恐怕仍很難涵蓋其所有意味。在中國，飲食的美性追求顯然壓倒了理性。這種價值理念的差別構成了中餐過於注重飯菜色、香、味的特點。這種飲食觀與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是吻合的。作為東方哲學代表的中國哲學，其顯著特點是宏觀、直觀、模糊及不可捉摸。中國菜的製作方法是調和，最終要調和出一種美好的滋味。這一切講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體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國哲學豐富的辯證法思想。西方人對待飲食的態度主要堅持其實用性特徵，從營養角度出發，重視食物對人體的健康，不追求花樣和飯菜的其他功能。他們認為“吃”只是為一個生物的機器加入燃料，保證其正常的工作、生活的運行，只要吃了以後能保持身體健康，抵禦病菌的攻擊，則其他方面並不講究。由此可見，飲食在他們心中只是一種維持生命的活動。尤其是在西方國家享有美食之稱譽的大國法國，更是追求高質量的營養。法國烹調雖追求美味，但總不忘“營養”這一大前提。在現代西方社會，除了營養的需求外，還十分重視養生，真正做到了以人為本。
四、飲食結構的差異
據西方統計，中國人吃的蔬菜有600多種，是西方的六倍還多。在中國的日常飲食結構中，素菜佔據主導位置，而葷菜只有在節假日或者生活水平較高時才進入平常飲食結構中，所以在中國自古就有“菜食”的説法。這種飲食傳統，主要與佛教徒的鼓吹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視動物為“生靈”，而認為植物為“無靈”，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主張素食主義。西方國家秉承遊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血統，以漁獵、養殖為生，傳統飲食習俗以動物性食料為主，由於西方大多數國家地理位置處於高緯度，有些國家甚至終年積雪，這就造成了西方國家大多數人喜食肉類食物，而且西方人注重營養採取了生熟結合的方式，蔬菜很多時候以前菜沙拉方式出現，飲食結構的不同有時也反映出了各個民族在生活方式和飲食文化方面的不同態度。
五、中西方飲食文化中烹飪的差異
西方烹調遵循的是規範與科學，西方人強調科學與營養，烹飪中處處顯示規範與科學。在西方菜譜中，計量都以克計算。這種菜譜似乎是科學的，實際上，這種科學性，也有其弊端，缺乏特色。另外，規範化的烹調甚至要求配料的準備都精確到秒。此外，在西方，一道菜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季節，面對不同的食者，皆為同一味道，毫無變化。中國烹調推崇的是隨意與特色，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國烹調不追求精確的規範化，反而推崇隨意性。翻開中國菜譜，常常發現原料的準備量、調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概念。一湯匙、半碗、少許比比皆是，可究竟湯匙、碗有多大，少許是多少，沒有具體標準。中國飲食傾向於藝術性。它的特點就是隨意性。比如同樣一道菜餚，由於地區、作用、等級等不同，可以在操作上做不同的處理。以紅燒魚為例，冬天的色宜深些，口味宜重些，夏天則色和味均清淡些。對於江浙一帶的人來説，紅燒魚的調味中可加糖，如面對川湘顧客，則應多放辣。
六、結語
研究跨文化交際中的飲食文化差異將使人們增進相互間的瞭解，享受不同飲食帶來的不同感受，增進文化間的交流、互補與融合，促進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欣賞。筆者相信對中西方國家飲食文化禮儀進行比較，可以增強跨文化交際的意識，從而認識到寬容、理解及尊重文化差異對提高文化交際能力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胡文仲。中英文化習俗比較[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2][德]茨克。跨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論文摘要】本文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出發，探討在日常交際用語中所突顯出的中西文化差異，包括在稱謂用語、禮貌用語、告辭用語、邀約用語及比喻用語方面存在的差異，並闡述了英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交際語言運用中要強調文化差異
跨文化交際學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它涉及語言學、文化學、心理學、交際學等相關學科。跨文化交際學的研究方法是採用現代心理學“格式塔”削瘦的理論演繹的方法探索語言和非語言行為以及他們與底層文化結構之間的邏輯關係等等。它把交際過程看成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動態多變的編譯碼過程。影響這一過程的因素包括文化、社會、心理、環境等，並強調學習者要達到有效交際在心理、文化等方面應具備的條件。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文化差異，文化差異極易在跨文化交際中造成障礙和誤解，從而產生文化衝突（cultural shock）。“在跨文化交際活動中，參與的各方不僅要熟悉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化，而且要充分了解對方的語言和文化，特別是本民族文化與他民族文化的差異，只有這樣才能使交際順利進行下去。”
二、交際活動中突顯出的文化差異
1.稱謂用語
稱謂語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它是稱呼者對被稱呼者的身份、地位、角色和相互關係的認定，起着保持和加強各種人際關係的作用。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稱謂系統。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民族稱謂詞語的數量和指稱的範圍各有特色。中國文化傳統“重名分，講人倫”的封建倫理觀念，與西方社會“人為本，名為用”的價值觀念，使得中西方在稱謂系統上存在着明顯的反差。稱謂的使用差異很容易在跨文化交際中造成不必要的誤會。在稱呼問題上，中國文化一直認為年幼的必須尊敬年老的，這可能與我們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有關。稱呼比自己年長的人時，我們常常説老王、王老、老爺爺、老奶奶等等，因為“老”字在中國代表着見多識廣，足智多謀。但在西方文化中，除了在非常正式的場合下稱先生、女士、夫人之外，認識的人之間往往直呼其名，上級與下級、長輩與晚輩、老師和學生之間都可以這樣，他們認為這樣是關係親密的表示，尤其是年長者，如果你在他們的姓之前加上“old”，他們往往會非常生氣，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暗示着你認為他們身體虛弱，風燭殘年，失去活力，他們更希望你稱呼他們的名字。七、八歲的孩子稱呼自已的爺爺、奶奶“tom，susan”在西方人看來是非常親切的，可對於中國人來説卻是不可思議。這將會被視為沒有教養，是無論如何不能被接受的。另外，在中國文化中表示尊稱的詞很多，早些時候最通用的是同志、師傅等等，不論男女，都可以這樣稱呼；在西方文化中，尊稱的通用形式為“mr．”、“mrs．”、“miss”、“sir”、“madam”等。近年來，隨着改革開放的發展，“先生”、“女士”、“小姐”等國際通用稱謂語使用逐漸頻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化對我們傳統價值觀念的衝擊。
2.禮貌用語
不懂英語習俗的人也知道在需要表達感激之情時需要説“thank you”。但他們卻不知道許多其它場合也該説聲“thank you”。例如，晚會上，一位美國人用這樣的話來讚美一位中國女性：“that’s a lovely dress you have on.”她可能立即回覆到：“no，no，it’s just a very ordinary dress.”而這樣的答覆會引起對方的不快，他會認為女士認為自己缺乏審美能力，無法鑑別漂亮裙子和普通裙子。這時，恰如其分的做法就是説一句“thank you”。再如“excuseme”一詞，很多人認為它的意思是“對不起”，和“sorry”屬同一用途，自然應該在道歉時用到它。可英語中“excuseme”一詞通常用在打斷別人或打擾別人，希望引起對方注意時用到。
3.告辭用語
在使用告辭用語時，也存在着較大的文化差異，萬萬不可對號入座。例如，一位中國學生到美國教師那裏請教問題，美國老師熱情的接待了他，還耐心地解答了他的問題。告辭時學生按照漢語習俗説：“i am sorry for having wasting a lot of your time.”這會讓這位美國老師感到相當費解。為什麼學生認為自己解答問題是浪費時間，難道學生感到沒有收穫嗎？在上述情況下，告辭時怎樣説才算恰當呢？按西方人的習慣，首先應該表示感激之情，然後才道別，而且往往要找一個藉口。可以説：“thanks a lot for your help. i’m afraid i must be leaving now. i don’t want to get caught in the rush hour.”或是“thank you for occupying you so much precious time.”這樣，既符合英語習慣，又容易被中國學生掌握和接受。
4.邀約用語
請客吃飯，如果是比較正規的要發請柬，這種禮節在中西文化中相同。不同的是吃便飯。中國人在客人造訪時，臨時決定挽留客人吃頓便飯是很平常的事。而英美人士要事先發出口頭邀請，並約定時間和地點。例如：
（1）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you must come around for dinner sometime.
（2）i was wondering if you’d like to come to dinner at our place next saturday evening.
（3）we’d like to invite you to dinner next friday evening.
上述陳述中，“1”只能認為是寒暄而已，而“2”、“3”則可視為真誠的邀請。另外，如果到飯店吃飯，按中國人的習俗應該由邀請人付賬，但按照英美人的習慣卻不一定。如果對方説：“i’ll take you to dinner”，這意味着對方付錢。但如果對方説：“let’s eat togather”，這將意味着“going dutch”。對西方人來説，約朋友到飯店吃飯而各付各的錢是很正常的現象。
5.比喻用語
由於不同語言的人們生活的具體自然環境不同，並受不同的宗教、歷史的影響，對很多東西往往賦予各種不同的寓意。例如“龍”在漢語中象徵着吉祥尊貴、威嚴和力量。中國人稱自己為“龍的傳人”。在西方國家中，則稱兇暴的女人為dragon，如：she is a real dragon，you’d better keep away from her。她是兇狠的母夜叉，最好離她遠點。狗在漢語中是一種卑微的動物。漢語中與狗有關的習語大都含有貶意：“狐朋狗友”、“狗急跳牆”、“狼心狗肺”、“狗腿子”等，儘管近些年養寵物狗的人數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變，但狗的貶義形象卻深深地留在漢語言文化中。而在西方國家，狗卻被認為是人類最忠誠的朋友。英語中有關狗的習語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語言的影響而含有貶義外，大部分都沒有貶義。在英語習語中，常以狗的形象來比喻人的行為。英美人常説“you are a lucky dog ”，這沒有絲毫侮辱之意，而是説你是一個幸運兒，與此相反，中國人十分喜愛貓，用“饞貓”比喻人貪嘴，常有親暱的成分，而在西方文化中，“貓”被用來比喻“包藏禍心的女人”。
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是由於各自民族的文化歷史背景、審美心理的不同而產生的，是在社會的發展、歷史的沉澱中約定俗成的，是一種永久性的文化現象。我們應瞭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識以及社會風俗習慣，隨時將它與我們的母語進行對比，使自己自覺意識到不規範語言產生的根源和避免方法，增強在跨文化交際中使用規範語言的意識，進而使我們的跨文化交際更有效，更順暢。
參考文獻：
關鍵詞：中西方；文化差異；談判策略；文化影響
1引言
隨着我國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我國已躍身進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自從加入WTO後，我國各個行業迎來了新的發展前景和發展空間。日益進步的中國在經濟發展中佔據着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然而僅僅依靠自身發展和建設還不夠，要想更好的實現經濟文化的全球化發展，首先就應該注重商務團體的合作性發展。商場如戰場，若要想在商場當中取得勝利，首先就應該學會知已知彼。由於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國需要經常與其他國家進行一些商務貿易等往來，只有這樣才會更好的提升我國自身的綜合國力。但在此過程來中也會經常出現一些問題和矛盾，正是由於我國與其他國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異，所以這也就導致了談判過程中會出現一些分歧，正是因為文化不同而導致分歧的出現，所以只有充分了解對方國家的文化性質和文化背景，才能夠更清楚的掌握對方國家人們的行為習慣，這將會為我國與西方國家的談判、合作等起到一個促進作用。
2中西方商務文化的差異
隨着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髮展，我國一些國家和地區開始注重走向國際經濟貿易，注重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因為這樣不僅可以更好的完善現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還能夠讓我國與其他國家有一些經濟方面的外交關係，這樣將會更好的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與其他國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差異，例如文化差異最為明顯。由於擁有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就會導致人們對於同一件事物持有不同的價值觀念。這往往會導致人們在談判過程中出現分歧，進而導致談判失敗[1]。3價值觀及思想方式的差異我國具有五千年的文化歷史，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老祖宗為人們留下了很多具有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久而久之，也就為人們形成了獨到的價值觀念。例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曾經指出，即使是在社會主義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也應該遵循着“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思想，正是有着這一傳統思想，所以我國人民逐漸形成了具有中華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例如在商務往來當中，一旦在某個環節出現了問題，中國人首先想到的都是上報領導、團體組織或者是部門等，並不是私自解決，如果出現了矛盾糾紛，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製造一些輿論來支持這一觀點，只有具有倫理道德，才能夠進一步取得法律援助，這些都是我國文化背景下人們逐漸衍生出來的商務形式[2]。然而站在西方國家人們的角度上來看，這一點恰恰與我國文化有着截然相反的地方。西方國家的人們在商務事宜處理過程中，能夠做到的就是重視個人自我價值觀的體現，認為個人利益將會高於一切。一旦在商務交往過程中遇到某些問題，這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法律武器來解決問題，而並不是通過製造輿論來解決問題。西方人的觀點往往會被我國人們視為一種執着的心理，因為其並不注重一些外在因素，而是更加關注自己的實際情感。對於商務友誼的培養也並不重視，更多的是想要得到自己內心上的滿足和自身觀念的延續性[3]。
4禮儀禮節的差異
中國是一個非常注重禮儀的國家，與西方一些國家相比，我國是一個禮儀大國，無論是在説話還是言談舉止，人們都十分注重運用委婉、謙和、客氣的話語與他人進行交流和溝通。所以在其他國家人們的眼中，中國人對於禮儀文化有着較高的要求。在與人交流的過程中往往能夠表現出含蓄、客氣、謙和。而對於一些西方國家的人們來説，往往會表現得更為坦率，在接受邀約或者是工作中都非常直接，並不會像中國人這樣拐彎抹角。例如在商務談判中接受到了對方的邀約，中國人往往會表現出非常含蓄的回答方式，一般都會是我儘量來(I”IItrymybesttocome)，這樣的回答在中國人看來很正常，而在一些西方國家人們的眼中，這種回答是一種不誠懇的回答，可以就是可以，不行就可以直接拒絕，沒有必要這樣拐彎抹角，可見在禮儀方面中西方國家還是有着較大差異性的[4]。
5中西方商務文化差異
5.1語言溝通與非語言溝通
談判過程是一個需要溝通和交流的過程，並不是短時間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和溝通方式也將會推動着溝通風格存在着一定的差異性。站在宏觀角度來看，中國人對待朋友往往會表現出寬厚善良、語言含蓄、善於推理和演繹，中國人習慣性的想要從對方的語言和動作當中去捕捉一些信息，這也是中國人較為擅長的談判技巧。而對於一些西方國家的人們來説，則並不習慣於從內在來捕捉信息。例如德國人在談判過程中，其語言往往較為謹慎，北歐人內向自律、君子之言如同正式合同，這些在我國人們看來並不適用。在美國人眼中，中國人善於寒暄、不果斷，這些都是不值得信任的表現，所以也正是因為文化差異的不同才會導致中西方國家在談判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最終導致談判的失敗[5]。
5.2注重結果與注重關係
中西方文化的差異還經常會反映在價值觀的不同取向中，在西方國家，人們非常注重競爭的平等性和公平性，注重的是結果，追求的是實利。在西方人們看來談判只是為了最終達到目的的一個階段。所以西方國家的人們對一些利益和實質性的東西經常會看得很淡，並沒有注重一些禮儀的東西。西方國家的人們會盡量避免將個人情感與工作聯繫到一起，因為人們認為這種做法能夠影響到人們之間的合作關係，會影響洽談工作的順利開展。所以在與美國人談判時，他們都會強調將人與事情分開來談，這樣是最有利於事業和商務發展的。西方一些國家的談判員有些時候對於中國的這種談判形式會表現出不理解，因為中國自古以來都非常注重人際關係的交往，鼓勵和諧文化要共同發展。中國人在談判之前都會盡量與對方拉近關係，然後再進行下一步的商務合作，認為這樣可以更好的使得雙方在某些方面達成一致[6]。
5.3集體與個人作用
在西方國家，人們在談判時，往往會更加註重強調集體權利，強調個人責任，這種思想也就是分權思想。而在中國，人們則更加註重個人權利，比較強調集體的責任，也就是領導的一句話對於屬下員工來説具有很大影響。在中國人們更加註重於“集權”思想。西方人在談判時看似是一兩個人出場，但是其背後卻有着一個集體。在中國在談判時，通常出席的人數較多，有些時候西方國家提出一個問題，中方遲遲不能夠給予準確的回覆，甚至在談判中出現了內部互相扯皮的現象。西方國家的人們對於中國人的這種想法存在着諸多困惑，他們認為這種大張旗鼓的談判聲勢不僅造成了溝通上的困難，也會導致談判效率較低。
6商務談判之策略
6.1對於價值觀及思維方式差異的談判策略
要想更好的處理好中西方國家之間的談判問題，首先就應該處理好“義”與“利”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談判桌上，中國人更加註重的是能否為自己臉上爭光而不是企業利益。實際上這種談判形式並不適用於西方國家。對於西方國家而言，談判就應該心平氣和，既不要虛張聲勢也不要寒暄。只有從根本上糾正自身的缺點，才會不斷加強自身的談判優勢。另外在處理集體與個人關係時，人們應該注重去了解和分析對方國家的文化差異，這樣才會更好的熟悉對方國家的心理。有助於進一步促進談判的成功。集體關係與個人利益，在談判過程當中，西方人們通常會表現出分權思想。而在我國，是眾人談判，一人拍板。所以為了解決中西方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人們應該儘可能的保證處理好集體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係，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的樹立個人在談判當中的地位。
6.2對於禮節禮儀差異的談判策略
對於禮儀差異的談判策略，人們應該及時的進行糾正，實際上無論是我國還是西方一些國家，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習俗並沒有問題，只是由於不同國家人們之間都會存在着一些文化差異，所以在談判和溝通時才會出現分歧。對於中國人來説，含蓄是談判中經常表現出來的狀態，而西方國家的人們則比較坦率，在中國人看來，西方國家的人們不懂禮貌，而在西方國家看來，中國人較為虛偽。所以在談判過程中，人們應該學會去了解對方國家的一些文化內容，不要盲目的去進行談判，盲目談判只會導致針鋒相對的場面，這樣不僅不利於談判的長期發展，還會影響談判的順利進展[7]。為了能夠更好的解決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人們還可以利用翻譯技巧來解決跨文化問題，對於禮儀禮節差異方面的策略。最好是可以提前瞭解西方人的表達思維，這樣可以避免在談判過程中出現尷尬的情況，一旦談判過程中出現了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問題，就可以及時的進行溝通，避免在溝通方面出現障礙，這樣也更有助於談判的順利進行。
7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論述了中西方商務文化差異與談判策略等內容，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在現代化的文化背景下，我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存在着較大的文化差異，正是因為受到了不同文化的薰陶，所以在面臨不同問題時，我國人民與西方國家的人們往往會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在談判時，這些不同的態度將會嚴重影響到談判的結果和談判的效率，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就應該學會去了解西方國家的文化，在瞭解其文化的基礎之上，才會更好的瞭解談判者的內心想法。有些時候在言談舉止方面只有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問題，才能夠更好的理解，不至於走入誤區，可見中西方文化差異很容易導致談判的失敗，所以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夠百戰百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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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楊軍德。淺談中西方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談判的影響[J].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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