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學比較論文【新版多篇】

中西方悲劇的審美差異 篇一

在戲劇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的塑造上，西方古典戲劇突出主人公精神的昂揚和壯偉，中國戲劇則追求具體而現實的圓滿結果。因此，在西方古典悲劇中比較欣賞主人公那抗爭到底、魚死網破而在所不惜的精神，而中國古典悲劇則表現出主人公不忍慘烈到底，總期盼着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善有善報。中國悲劇主人公以這樣的形象出現，是和中國長期以來的以“和”為美的美學追求分不開的。

在戲劇衝突方面，中國古典悲劇不管衝突的過程是多麼的悲慘，到最後往往以“大團圓”為結局。而在西方卻比較重視衝突過程的驚心動魄，主人公曆經磨難而痴心不改，寧願選擇“玉碎”也不會選擇“瓦全”，明知前面是萬丈深淵，也毫不猶豫地奮勇直前，最後往往是以慘烈的犧牲引起觀眾強烈的共鳴。中國悲劇強調衝突的曲折、生動，講究情節起承轉合的巧妙安排，所以可以稱之為“情節悲劇”；而西方悲劇衝突往往強調的是人物性格之間的強烈對抗，所以可以稱之為“性格悲劇”。

中西方古典悲劇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審美差異，跟中西方國家有着不同的傳統文化、宗教觀念、民族欣賞心理等是分不開的。

總之，中西方悲劇文學上的差異是由許多因素所以決定的，但無論存在怎樣的不同，它們所表現出悲劇的本質極其作用都是一樣的。同時，中西方悲劇的差異也放映出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中西方悲劇在各自劃出兩道絢麗多姿的美麗弧線時，也閃爍出其耀眼光芒。

中西方的民族意識不同 篇二

民族意識又稱為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它是指某一民族在自身形成與發展中，在爭取生存的實踐中所逐漸凝聚的普遍性觀念。通俗地説民族意識是民族的基本生活態度和審視外界的自覺而習慣的觀念。民族意識的形成以及特點是民族人生觀、自然觀、社會觀、倫理道德觀、宗教觀、哲學觀相互作用的結果。民族意識以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系統性表現出來。悲劇觀念是民族對待人生苦難、生命毀滅的基本態度和處事準則，是民族意識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民族悲劇觀念可以窺見民族意識的特殊性，反之，可證明特殊的民族意識決定的悲劇觀念，即決定民族生活中藝術的悲劇形態。

一般來説，西方文化發軔於古希臘文化。從地理條件看，希臘人偎海傍水，是典型的海洋型民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分散的、個體化的海上作業特點使得他們遇事全得靠自己，這種狀況帶給人們的自然便是極強的獨立性和個性。

相比之下，華夏民族的生存環境一開始就極其險惡。兇禽猛獸、遍地洪水，漫天烈日、天崩地裂。處身於這樣一種環境中人們只有剋制自我，將自己融匯於羣體之中，眾志成城，才有希望征服環境，求得生存。久而久之，便在無形中形成了中華民族強烈的`羣體觀念。另一方面，中華民族歸屬大陸型民族，統一合作式的農業生產方式促成了人們統一、求同、依賴、順應的心態，限制了個體意識的張揚和進取。而儒道佛三足鼎立，相互融合，引領中國文化數千年，對中國悲劇的形成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從哲學思想上來看，西方文化一貫注重理性、科學、批判精神和懷疑態度。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儘管承認感性是認識的起點，但要達到對真理的認識必須要藉助於人的理性。理性主義的奠基人笛卡爾高擎“我思故我在”的旗幟，明確指出來自理性、心靈的知識是可靠的、真實的，儘管這理性觀念來源於上帝。此後，康德、黑烙爾不僅視理性為人們認識世界的基礎，更將它看作是人構建知識體系、構建世界的基本力量。

中西方的悲劇精神不同 篇三

悲劇精神是指人面對生活中的不幸、苦難與毀滅時所表現出來的抗爭與超越精神，是人類在漫長的實踐中所形成的本質因素之一。而悲劇精神的精髓在於主體悲劇精神的張揚。

在人類的悲劇精神中，人的價值和人格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顯露出超常性與崇高性。悲劇精神投射於中西悲劇中，閃耀出截然不同的光彩和色澤。西方悲劇精神在於用行動來抗爭，表現出較強的個體自主意識；中國的悲劇大多個體自主意識較弱，含蓄、順從、忍耐成為其顯著特色，從而使中國悲劇精神在抗爭的力度上弱於西方悲劇，形成自身的侷限。如在希臘神話中，人物都是以個人為本體，放縱自我，盡情追求個人慾望，阿喀琉斯寧願馳騁疆場，也不願在享樂安逸中庸庸祿碌。他把個人榮譽置於生命之上，衝冠一怒退出戰場，只因阿伽門農橫刀奪愛。普羅米修斯為了拯救人類盜取天火，觸犯了宙斯，因而被囚禁在高加索山的懸崖絕壁上，備受折磨，卻始終堅貞不屈。在悲劇中，歐里庇得斯筆下的美狄亞狂熱地追求個人幸福，殘忍地扼殺了無辜孩子的生命，以懲罰始亂終棄的伊阿宋。

比較而言，中華民族也湧現過許多驚天地、泣鬼神，令人蕩氣迴腸的神話傳説，如鯀盜息壤、禹治洪水、精衞填海等，無不表現着華夏民族強烈的生存慾望，同自然暴力、邪惡神魔搏擊的頑強抗爭精神，以及對死亡的超越意識，但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逐漸地使中國悲劇的主人公缺少西方那種敢於撞個魚死網破的抗爭行為，往往只滿足於精神上的堅強與寬容，在挫折或毀滅性的打擊面前俯首聽命，任人宰割。如《竇娥冤》中的竇娥就是一個缺乏反抗能力的女子。面臨着接踵而至的種種不幸，她不是積極地抗爭，而是一味的忍耐，把痛苦歸咎於命運的安排；再如統率三軍、衝鋒陷陣的民族英雄岳飛 ，在秦檜十二道金牌面前卻一籌莫展。儘管他早有先見之明，卻未採取任何主動行動，而是拱手交出兵權，含冤死去。在《精忠旗》、《梁祝》、《桃花扇》、《孔雀東南飛》中的女主角都屬此類。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西方悲劇的精神中，西方悲劇人物飽含着一種面對痛苦和厄運而產生的生命激情，而中國悲劇人物則表現出較弱的個體自主意識，這與西方悲劇人物的反抗精神和勇往直前的進取態度形成對比，它是以一種弱者的不幸撥動着世人善感的心絃，激發起人們強烈的悲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