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企業，其生存和發展都與它自身的文化條件及所處的文化環境密不可分，企業文化是企業生存的基礎、行為的準則、成功的保證。我國企業在創建組織文化中要吸收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拋棄糟粕，使傳統文化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企業文化是指企業的經營理念、價值體系、歷史傳統和工作作風，表現為企業成員的整體精神，共同的價值標準、習慣的沉澱、職業的習慣，一定的道德規範與文化素質。它不僅可以對員工的思想和行為起導向和約束作用，激發員工的創造力，增強企業的凝聚力，而且還可以更加鮮明地將本企業同競爭對手區別開來，以便消費者對企業進行識別，進而產生認同感。企業文化理論的形成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當時，整個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日本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裏，由一個戰敗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成為美國企業的主要競爭對手，這使得人們對這一現象進行深刻反思。經過深人分析，在企業競爭過程中，是企業文化使日本迅速崛起，是企業文化對日本經濟發展起了主要作用。於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企業界掀起了一股創建企業文化的熱潮。當我們探索日本企業文化時，發現日本的企業文化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我國企業在創建企業文化，提高競爭力時，除了學習和引進東西方先進企業文化外，還有必要借鑑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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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孔子思想常為企業所用。接下來主要從“仁”、“信”、“義”、“和”幾個方面談儒家思想對我國企業文化建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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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仁愛，“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精義所在。在《論語》中仁字出現了109次，有多種釋義，最常見也是最為重要的一種解釋是“愛人”。我國企業在經營管理中要尊重自己的員工，理解支持他們，信任寬容他們，關心體貼他們，從而有效培育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和信任度，企業真心為員工着想，就能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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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言行相一，信用。要使企業成功必須講信。“信”是儒家倫理中具有積極意義的思想，也是中國交換倫理的重要典範。很值得我們今天在企業文化建設中學習和借鑑。因為，誠信，對外而言，首先，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商業效率；其次，誠信可以為企業樹立良好的信譽，開拓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獲得更大的利益。對內而言，只有在誠信的基礎上，企業內部才能實現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的和諧的人際關係，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內耗，充分發揮人的最大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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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道義、主義。企業在文化建設中要樹立正確的道義作為自己的行動信條，併為之奮鬥。尤其在義利發生矛盾時，要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和正確的價值觀。孔子提出“見利思義”的思想。提倡人們要見義能為，捨生取義，做到重義輕利、見利思義，做什麼都不要忘義。要使個人的行為與仁義、道德、道義相符，而不計較功利或物質利益。在我國企業文化建設中，應該把樹立正確的“義利觀”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使員工自覺地意識到在講“義”時，要承認“利”的必要，追求“利”時，則要接受“義”的約束。這樣，就能實現“以義估利”，“舉義興利”，調節和規範企業在經濟活動中的行為，使企業遵守法則，正當經營，把賺錢看作一種手段而非目的，自覺地把企業賺錢與國家興旺和民族利益聯繫到一起，捐助教育、辦慈善，將利益回饋社會，體現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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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文化中強調“和”，孔子有言“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和為貴”是中華幾千年歷史中處理人際關係、民族文化、社會關係的傳統原則。用求大同，存小異的辦法，協
調各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達到整體的協調、和睦是中國社會長期穩定的重要文化支柱。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也正是得益於這一“和”的傳統。對於企業文化建設而言，目前比較流行的做法有“三和治企”，“三和”指“人和、物和、利和”即治理企業要將人員間的關係協調，企業生產與環境的協調，企業間競爭與合作的協調有機結合起來。
儒家思想從在不同方面對企業文化建設起着作用，是企業運轉的潤滑劑。因此，企業應該以超凡的卓識遠見，注意吸收借鑑我國優秀文化傳統用於教育員工，培養員工愛崗敬業、團結合作、協調一致的精神，使企業的競爭力得以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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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分別着有《老子》、《莊子》。我國企業文化建設可以從中吸取合理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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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道家的中心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意思是事物發展有其規律性，人們應當按規律辦事，不可妄為。應用到企業文化建設中，首先，領導者行為應當順應自然發展規律，並按規律制定法律制度；其次，涉及企業改革改制時要對企業自身特點和周圍環境全盤考慮，切忌想當然為之；第三，對於管理者而言，要善於抓大事，將常規事務分權與下屬，這樣責權明確、各盡其力，管理者看似清閒，實際工作卻井井有條，正是“無為而無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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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地看待一切事物，這是道家思想的又一精華之處。老子認為，一切現象都是相互對立的，如新與舊、盛與衰、高與低、長與短、福與禍等，而且這種對立關係也是可以轉化的。再來看今天的企業，商場如戰場，有勝亦有敗，面對激烈的競爭，企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當處在經營困難時期，企業不應該氣餒，通過不懈的努力，使困難局面得到改善並要向它的反方向發展，即獲得成功；當企業處在順境時，也應該認識到企業自身還存在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很可能是隱性的，同時，企業的競爭對手也在以難以覺察的速度迅速崛起，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為落後者甚至被淘汰。以辯證治事的思想來認識事物、治理企業，也是許多企業反敗為勝走向成功或者戒驕戒躁保持領先的法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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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認為，天下的一切大事，皆從點滴小事做起。他説：“合柱之木。生於毫木；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對於企業文化建設具有很大啟發意義。每個企業都有同一個夢想，不斷髮展，日益壯大。要實現這個夢想，就需從零開始，然而很多企業卻沒有做到這一點，它們急於求成，一味地攀比，盲目擴大規模、引進外資，全然不顧自己的條件，也不顧事物發展的步驟性和規律性，結果出現了管理困難、資金浪費、負債增加等一系列不良現象。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它教育今天的企業以辯證的眼光看待成敗，以一個“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思想來順應規律治理企業，同時以一個“點滴為始”的思想看待企業成長，使企業得以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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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不存在絕對的好與絕對的壞，看到傳統文化優秀面的時候，也應看到它的消極面，下面就中國傳統文化的消極面作以簡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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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槍打出頭鳥”這些諺語奉勸中國人莫為天下先。這些思想滲透到企業中，既會影響企業競爭一流的意識，也極大地影響到企業內部人才的選拔、培養和
使用。加拿大華裔總督伍冰之的父親這樣教育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不想摘天上的星星，那麼你連地上的塵土也得不到”。現今全球化時代，商業競爭更加激烈，充滿風險，誰若過分小l}謹慎，事事不敢為天下先，或競爭意識淡薄，不求上進，以得過且過的心態辦實業，恐怕難以長存。通用電氣前總裁傑克·韋爾奇談起通用的企業文化時。有一句是“競爭、競爭、再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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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人敢説自己永不失敗。現代教育科研成果表明，人就是在不斷犯錯誤中學習的，所以，某種程度上成功的人也是失敗比別人多的人。作為現代企業人，一定要不怕失敗，只有首先在心理上不懼怕失敗，才會認識失敗，才會分辨哪些是可能走向成功的失敗，哪些是永遠的失敗，從而避免在關鍵問題上失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評價一個人時往往不是看它做成了多少事，而更多的是看他犯了多少錯誤，得罪了多少人，失敗了多少次，在這種標準下，那種不求無功，但求無過，對方方面面關係照顧較好的人常常佔優勢，而那些衝勁大、對關係顧及少、一頭扎進事務中的人往往吃虧多。長期以來，員工的積極性會受到打擊，對企業的危害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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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識古，不成義”，“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多”，大官説的話比小官頂用，上司彷彿在所有問題上比下屬聰明。過去的經驗，並不能完全地原封不動地用於指導今天的現實生活，許多經驗留給今天參考的往往只剩下核心的思想精義。以上思想作用於企業文化建設，只會使企業封建氣息濃厚，難有長足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作用於企業文化建設，今天的企業應該自勉自勵，兢兢業業，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同時對傳統文化的消極方面決不姑息，果斷地拋棄，即用“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態度來對待傳統文化，使傳統文化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同任何一種文化一樣，企業文化建設也是開放型的，必須兼收幷蓄，企業在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優秀遺產的同時，還應結合本企業狀況，充分吸收國內外優秀文化建設經驗，以便形成本企業獨有的企業文化，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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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表示個人與羣體間的關聯程度。在個人主義社會中，個人之間的關聯較低，以“我”為中心，人們認為一個人的責任就是照顧好自己，即使由於某種目標使人們聚在一起，但如果這個團體束縛了他們的個性，或者影響到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很有可能離開這個團體，或者降低對團體的責任感而維護自己的相對獨立。所以，對團體忠誠度較低；而在集體主義社會裏，以“我們”為中心，集體中的成員期望他們的集體來照顧他們，並且以願意對集體的忠誠作為回報，他們對集體、團隊忠誠度較高，因而企業凝聚力較強。
日本企業強調團隊精神、家族精神、集體及愛國精神等帶有明顯民族特徵的企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收和借鑑了儒家文化的特點。日本人對團體的依賴使他們會為了團體而甘願忍辱負重。較高的集體主義精神使得日本人在組織中結成了無數個大大小小的團隊來共同解決問題、承擔責任。個人可以因為團隊的利益而放棄自己的利益。這種較高的集體主義帶來的是以人際間的相互吸引和對團體的絕對忠誠為特徵的高團隊凝聚力。
畢鵬程等(2003)在研究不同的社會文化對羣體思維現象發生的影響時發現，美國是一個非常注重個人主義的國家，羣體的凝聚力相對較低。日本是一個具有較高的集體主義的國家，羣體中人際關係和諧，個人對羣體高度忠誠。而中國的羣體則很特別，成員間雖然信任度很
低，但是卻很容易服從別人的意見，同時相互間缺乏競爭性，參與決策的願望不高，而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的合作關係又會使羣體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和諧。所以，雖然同受東方文化的影響，中國羣體的凝聚力卻遠遠不及日本。
<>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推崇天人和諧的思想。中西文化的基本差異之一就是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中國文化比較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而西方文化則強調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在對天人關係的基本觀點上，中國傳統文化把人生處世的理想目標確立為“天人和諧”，其積極意義是明顯的。儒家治國和管理思想的核心是“和為貴”。這種和諧觀，重視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平衡，追求管理系統的和諧、穩定，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強調“天人合一”，在社會管理方面推崇“天人一家”，在對人的管理方面強調“情理合一”，從而在管理的不同階段和層次上達到相互交融合一。千百年來，“和為貴”、“和氣生財”已成為國人一般的生意經。
中庸之道對企業文化的正面影響體現於其反對過與不及、不走極端、重視和諧、“和為貴”的人際關係準則等。藉助中庸的這些積極面培養諸如“追求合理利潤”、“內求團結、外求發展”、“協作博弈”等等企業經營風格、風險觀念乃至競爭觀念及策略等以構築企業文化，已在實踐中被證實為成功之道。
<>中國傳統的治學理論認為，要想有益於社會，要想治理企業，企業家必須先從自身的修煉開始，修身齊家治天下。一個團隊有沒有向心力、凝聚力、戰鬥力，關鍵取決於上級；一個上級有沒有吸引力、號召力、影響力，關鍵取決於其人格魅力。任何一個企業家，要想有所作為，必須修身和正心。這就涉及到“仁”“德”“智”等各方面的修養。孔子認為管理的本質是“修己安人”。“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個人修煉、自律以及和諧的管理方法，它要求管理者按照道德規範自覺約束自己，成為道德表率，通過言傳和身教，借有形的教育和無形的感化影響被管理者，從而達到管理上“安人”的目的。“修己安人”的中國管理傳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僅僅依靠外在規範約束人的行為，只能達到有限效果，而要求個體從心理上、觀念上認同管理上的要求，必須藉助道德的力量、榜樣的力量。“正人必先正己”。管理者能做道德表率，能着眼於全局，抑制、約束個人的“私”，創造人人自覺為企業努力工作的管理氛圍，才是理想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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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是我國的一個傳統文化特徵。集體主義文化強調集體目標，個人主義文化注重個體目標。比如，美國是一個高度重視個人主義的國家，他們這種個體本位的價值觀念促使人們追求一種人人不同、個個相異、互不干涉的狀態。
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強調羣體意識，忽視對人的個性的認可與培養，不利於企業員工個體意識的發揮。企業文化建設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尊重員工的主體地位，塑造個性化的企業及企業家形象，而中國傳統文化十分強調羣體的作用，強調整體對個體的制約力量，忽視了羣體中每一個個體作為最積極的行為主體所能夠發揮的巨大作用。這種思想意識的長期影響，使人們難以堅持個人的看法，企業家不敢大膽實施自己的改革方案，不願顯示個人的力量，這對企業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
hofstede(1991)曾經通過定量分析發現，具有在不確定條件下進行投資偏好的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和具有資本積累及人力資本投資偏好的東方儒家文化與經濟增長有較強的相關性。趙曙明(2004)指出，“美國這個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之所以能夠率先迎來知識經濟，是因為美國人很容易„接受自主，自我改造，乃至自我革新的精神‟，並把這種精神帶到商業領域……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那種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的文化的封閉、墨守成規、論資排輩、追求平衡、„中庸‟等等，明顯地抑制了人們的創造性。”
常建坤(2006)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對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影響時發現，中國文化對企業家
創新精神所起的正面影響要小於西方文化。但是，可能是由於中國文化強調“和合”思想的結果，中國文化對企業家網絡(社會資本、關係資本)的構建更具積極意義。與中國文化不同，西方文化更強調個人主義，更負進取心，並直接導致了其風險偏好、機會識別和動態創新意識都較強，而企業家網絡聯繫較弱。
<>“和諧、統一”始終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倡導和諧中求得統一的思想，這與西方的強調差異化的文化不同，統一可以給企業帶來穩定的文化氛圍，這是它積極的一面。但是另一面，它也為折衷主義、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提供了理論土壤，限制了員工的創新與發展。而西方文化強調個性張揚，提倡並鼓勵員工的創新，尊重員工個性。
我國傳統的衝突管理強調“以和為貴”、“克己安人”，在處理衝突時，人們往往採取非對抗式的策略，如寬容和迴避的方式，以求增進和諧，這種和諧價值觀有利於減少人際間的摩擦和衝突，然而也會給組織帶來負面影響，因為過分壓制衝突會使組織停滯不前，導致決策效率低下，最終降低組織的經營績效。並且，“以和為貴”的傳統價值理念在企業文化中有時也會演變為不注重制度安排，往往強調非制度性人情理念。導致在經營中很少考慮與契約制度相關的價值理念，而很重視哥們義氣之類的價值理念及血緣家族關係理念。
鄧榮霖等(2006)在研究中國情境下不同的文化類型、組織結構對企業的經營績效產生的不同影響時，設想中國企業的員工會更加適應那些強調和諧人際關係和集體目標的組織文化，從而將具有這兩方面特徵的組織文化作為研究的重點。研究發現，和睦交往型組織文化一定程度上對企業績效具有負效應；團結一致型組織文化對於企業績效具有正效應。人們之間和睦相處本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倡導的一種優良品質，然而，在企業內過高的和睦性，可能會損害企業的經營績效。因為，在中國，和睦交往的程度往往與成員維護相互之間的“關係”、“人情”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工作中，成員間很少會就他人達不到考核標準或要求的工作業績提出批評意見。即使要求對工作方案提出不同意見，大家也是傾向於保持沉默。這種結果導致了管理中的低效率和工作中的低產出。
而團結一致型企業文化，因為組織內部成員之間目標一致，企業成員的價值及行為取向與企業整體價值保持一致，大家會齊心協力，從而使企業產生較高的投資回報率。這也驗證了calori & sarnin(1991)的觀點：團結一致是能夠帶來正面影響的一種組織文化特性。
<>由於受“三綱五常”和“忠孝禮儀”等儒家文化的影響，我國是一個權力差距較大、平等程度偏低的國家。在企業內部，“一把手”説了算，隨意處罰職工，職代會流於形式，壓制民主，忽視或否認員工的智慧，使職工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權益得不到實施，限制了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企業失去活力和凝聚力。
而企業的員工也較容易接受集權領導和官僚結構，比較願意接受權威，並心安理得聽從權威的領導。權力距離、等級觀念及服從意識共同導致上級對下級的專制及下級對上級的盲從。員工缺乏積極性，參與決策的願望不高，相互間缺乏競爭性。企業內部缺乏民主氣氛和民主決策程序，自然無法集思廣益，羣策羣力，這與強調團隊精神的現代企業文化不符。
在西方，去飯店吃飯一般都要事先預約，在預約時，有幾點要特別注意説 清楚，首先要説明人數和時間，其次要表明是否要區或視野良好的座位。 如果是生日或其他特別的日子，可以告知宴會的目的和預算。在預定時間到達， 是基本的禮貌。
2.服飾舉止
再昂貴的休閒服，也不能隨意穿着上餐廳吃飯時穿着得體是歐美人的常識。去高檔的餐廳，男士要穿整潔；女士要穿套裝和有跟的鞋 子。如果指定穿正式的服裝的話，男士必須打領帶，進入餐廳時，男士應先開門 ，請女士進入。應請女士走在前面。入座、餐點端來時，都應讓女士優先。特別是團體活動，更別忘了讓女士們走在前面。
3.入座
最得體的入座方式是從左側入座。當椅子被拉開後，身體在幾乎要碰到桌子的距離站直，領位者會把椅子推進來，腿彎碰到後面的椅子時，就可以坐下來了。用餐時，上臂和背部要靠到椅背，腹部和桌子保持約一個拳頭的距離。兩腳交叉的坐姿最好避免。
4.點酒
在高級餐廳裏，會有精於品酒的調酒師拿酒單來。對酒不太瞭解的人，最好告訴他自己挑選的菜色、預算、喜愛的酒類口味，主調酒師幫忙挑選。主菜若是肉類應搭配紅酒，魚類則搭配白色。上菜之前，不妨來杯香檳、雪利酒或吉爾酒等較淡的酒。
5.瞭解上菜的次序
正式的全套西餐上菜順序是：①前菜和湯②魚③水果④肉類⑤乳酪⑥甜點和咖啡⑦水果，還有餐前酒和餐酒。沒有必要全部都點，點太多卻吃不完反而失禮。稍有水準的餐廳都歡迎只點前菜的客人。前菜、主菜(魚或肉擇其一)加甜點是最恰當的組合。點菜並不是由前菜開始點，而是先選一樣最想吃的主菜，再配上適合主菜的湯。
6.餐巾的使用
點完菜後，在前菜送來前的這段時間把餐巾打開，往內摺三分之一，讓三分之二平鋪在腿上，蓋住膝蓋以上的雙腿部分。最好不要把餐巾塞入領口。
文化的內涵如何界定？至如今，古今中外的學者們尚不能得出定論，除了多維視野的原因外，還有語言學角度的客觀歧義。廣義上講，文化是人類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總和。開個玩笑，一個男人站街角，呸一口唾沫飛出去，就是一個文化現象了。如果是兩個女人，一個哼一聲兒，一個呸一聲兒，這文化就複雜多了。文化的廣義性，導致研究文化的人，常常有狗啃刺蝟難下嘴的尷尬。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洛威爾説：我被託付一件困難的工作，就是談文化。但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更難捉磨。我們不能分析它，因為的成分無窮無盡，我們不能敍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形狀。我們想用文字範圍它的意義，這正象要把空氣抓在手裏似的。當我們去尋找文化時，除了不在我們手裏之外，它無所不在。忽忽，講到這裏，同學們就會發現，這傢伙抄襲我們的道家始祖，試看老子原話：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皎(原字打不出來，用皎代用，意思一樣)，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物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用不着翻譯，大家就能看出來，洛威爾抄襲老子，僅把名稱換了一下，老子談的是道，這丫改成文化了。這裏開個玩笑啊。
狹義上講，文化僅指人們的精神生活領域。在此基礎上，又根據視角的不同，對文化結構進一步分類
首先，從時間角度上講，有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現代文化。
其次，從空間角度講，有東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陸文化。
其三，從社會層面上講，有貴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間文化，主流文化，邊緣文化(姜義華先生分之為規範性文化，非規範性文化，半規範性文化。這種分法比較新穎，所以着重介紹一下。所謂的規範性文化，姜先生認為是以儒家經典為經，以歷代官修史志為緯，在長期流遷演化中廣泛吸收了道，法，陰陽，縱橫，玄，佛諸家學説而形成的經史文化，是中國小農社會的具有最高權威的規範性文化。與此相應的，則是普遍存在於一般民眾中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人與人的種種關係，風俗，習慣，信仰，追求，日常心理，潛在意識及形形色色的成文或不成文制度中的非規範性文化。除去這兩種文化之外，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半規範性文化，指雅俗程度不一的大量文學藝術作品，對經史文化呈半遊離狀態的各種文化教育，宗教娛樂活動，比如《水滸傳》《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西遊記》等俗文化代表作。當然了，我覺得姜先生的分法似乎只針對中國傳統文化才有效)。
其四，從社會功用上，分為禮儀文化，制度文化，服飾文化，校園文化，企業文化。
其五，從文化的內在邏輯層次上，又可分為物態文化，心態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四個層次。
其六，從經濟形態方面， 又有牧獵文化，漁鹽文化，農業文化，工業文化，商業文化之分。還有人在其中搞着色，黃色文化，藍色文化什麼的。
除此之外，還有分得更俏皮的，比如張遠山先生在他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隨筆中，把文化分為頭腦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與下半身文化。下半身又被他分為兩段，為胯部文化與胯部以下文化。他説，以唐中葉(安史之亂)為界，此前是中國文化上半身，此後是中國文化下半身。細分的話，從堯到周，即公元前3千年到公元前552年孔誕生，約2500年，是中國文化史前時期，尚沒有頭腦。孔子誕生前後，春秋戰國，中國進入了頭腦文化時代。秦始皇在一統，集權加專制，胸脯拍得啪啪響，中國進入了胸膛時代。漢朝拍得更響了，拍得匈奴大兵都哆嗦。霍去病墓關的石豬石馬，一看就知道是最沒頭腦的人刻的。最有頭腦的司馬遷，卻被最沒頭腦的武帝閹了下半身。也是這個沒頭腦的漢武帝，宣佈獨尊儒術，導致中國兩千年的知識分子大都成了無腦人。總之，張先生這麼分，分得很俏皮，之所以給大家羅嗦這麼多，無非是想給大家一點啟示，同學們如果有興趣，不妨獨創個分法來。
在支部我是負責紀檢的副書記，因此，今天黨課的主題就確定為廉潔。
x月xx日下午，省局黨組書記、局長xx同志在省局全體幹部大會上傳達學習省第十三次黨代會精神時指出，要進一步健全完善機關黨建工作措施，加強基層黨支部建設、機關黨建工作和黨風廉政建設，通過深入抓黨建，促進幹部作風轉變，切實推進全系統政風行風建設，不斷塑造食品藥品監管行業良好社會形象；要全面落實從嚴治黨要求，各單位各處室負責同志要認真履行好“一把手”主要責任，其他班子成員要履行好“一崗雙責”，嚴格落實“三重一大”事項集體會議研究制度，結合省第十三次黨代會精神，進一步完善巡視整改方案，靠實整改責任，落實整改措施，強化督促檢查；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正確處理好監管與服務，緊緊圍繞健康xx建設和創新xx產業發展綜合試驗區，在嚴格依法監管、大力規範市場秩序、切實保障人民羣眾飲食用藥安全的同時，切實提高服務水平，構建“親”“清”政商關係，千方百計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和困難，進一步優化發展環境，為甘肅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結合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省第十三次黨代會精神和李局長講話，現就本人對廉潔從政的認識，以及工作學習生活中需要把握的幾個問題，談一些個人的認識。不妥之處，請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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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一詞最早就出現於屈原的作品中。一則是《楚辭•招魂》：“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爾未沫。”一則是《楚辭•卜居》：“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東漢著名學者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註釋説：“不受曰廉，不污曰潔。”將“廉潔”解釋為不接受他人的饋贈的錢財禮物，不讓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沾污。
很顯然，屈原不僅是我國古代偉大的詩人，也是勤政廉潔的倡導者、踐行者，是廉潔為官的楷模，他一生堅持“獻身於道義而不稍微減輕。”正因如此，才有了後人對屈原的崇敬和眷念，才有了“有稜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潔白，半世熬煎”的《粽子歌》。文天祥曾用“志潔行廉，愛國忠君真氣節；辭微旨遠，經天緯地大詩篇”讚頌屈原。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對屈原給予很高評價：“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蜕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當下，廉潔奉公的人民公僕不勝枚舉，“肝膽幹事、乾淨做人”的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廖俊波，廉潔奉公，不辱使命，為官一方，造福一方，為世人景仰。
我們都看過大型電視專題片《永遠在路上》。該專題片反映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提升到“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高度，以猛藥去痾、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正風肅紀、反腐懲惡，着力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使不敢腐的震懾作用得到發揮，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縱觀這些大“老虎”，大多曾是時代的“幸運兒”，但由於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發生扭曲，信仰動搖，私慾膨脹，在蜕變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最終走向毀滅。正應了西方一句諺語：“上帝讓他滅亡，必先讓他瘋狂”。他們的落馬，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蜕變過程，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經歷了心靈上的糾結、矛盾和鬥爭。在這個過程中，官職越高，內心應該越來越健康才是，但反而越來越骯髒，簡單概括就是“德不配位”，忘記了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古人講：“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災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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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攻中》雲，“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兇。”我們要以人為鑑，謹言慎行，廉潔自律，學思踐悟，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不動搖、嚴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不放鬆、嚴格遵守黨的羣眾工作紀律不懈怠、嚴格遵守黨的經濟工作紀律不鬆勁。
一要加強修養，堅定信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堅定的理想信念，必須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把握之上。”這表明，堅定理想信念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是要經過科學理論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的過程，抓好理論武裝是堅定理想信念的必要途徑。作為一名省直部門的黨員幹部，只有加強政治理論學習，才能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才能在紛亂複雜的現實生活中不被金錢、美色、權力所誘惑，才能當好堅管事業的“排頭兵”和“領頭雁”。
二要守住底線，站穩立場。食品藥品安全事關人民羣眾切身利益，事關行業健康發展，事關政府形象，事關社會的和諧穩定。我們有幸從事這種職業，就應當站穩監管為民立場，築牢食藥安全底線，夙夜在公，盡職盡責，不能有絲毫懈怠和馬虎。無論是疏忽大意，還是明知故犯，結果可能會助紂為虐、坑害百姓，一旦造成影響，會被追責問責，苦果只能自己去嘗。
三要慎獨慎微，防微杜漸。所謂“慎獨”，指謹慎地對待自己一個人獨處的思想和行為，也就是“心有所懼，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總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感覺。漢代楊震通曉經文，風雅清正，志存高遠。他曾推薦“賢人”王密做昌邑縣縣令。一次，楊震因公事路過昌邑縣，晚下榻於館驛。夜深人靜之時，王密懷揣十金前往館驛相贈，以謝楊震知遇之恩。楊震拒而不受。王密急切之下説：“幕夜無知者。”楊震正聲道：“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清代河南巡撫葉存仁做官30餘年，離任時僚屬為其送行，為避人耳目，特地在夜裏用小船送來大批禮品，葉存仁見此情景，寫下一首詩：“月白風清夜半時，扁舟相送故遲遲。感君情重還君贈，不畏人知畏己知。”書畢，將饋贈完璧歸趙，後世傳為佳話。
當下，貪官的落馬，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沒有守好“慎獨”，無一不是從一瓶酒、一條煙、一件小禮物、一點“小意思”開始，進而胃口越來越大，以至慾壑難填，一失足成千古恨，最終走上不歸路。
四要生活簡樸，以儉養德。唐代開國名臣魏徵曾説過：“驕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詩人李商隱留下了“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的警句，這些古訓都將勤儉作為立身和成就事業的根本。崇尚儉樸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作為黨員幹部，理應勤儉立身、勤儉治家、勤儉理政，將傳統美德發揚光大。
五要管好身邊人，防止“燈下黑”。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有句名言：“人是環境的產物。”一個好的環境可以引導人積極向上；一個壞的環境則可能讓好人腐蝕墮落。我們不是獨立於社會的羣體，不是“獨行僧”，有友情、親情，身邊有許多一同生活和工作的親人、同事和朋友，要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嚴格監督，時常吹吹清醒風、廉政風，引導他們不行不義之舉，不謀不義之財，營造風清氣正的環境，避免重蹈大小老虎“一人當官、全家腐敗”的覆轍。
六要用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獨特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劑良藥，是對同志、對自己的真正愛護。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們要自覺弘揚清正廉潔的傳統美德，唱響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的主旋律，不踩踏紀律“紅線”、不喪失做人“底線”，以人為鑑，率先垂範，盡職盡責，以身作則，認真遵守《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各項規章制度，把好用權“方向盤”，繫好廉潔“安全帶”，做到用權為民不走樣，用權依法不出格，用權有責不任性，用權有為不懈怠，按照李局長要求，注重學習、加強修養、改進作風、提升素質、注重公論，把藥品註冊各項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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