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觀點：中國傳統文化有綿延數千年獨立、封閉發展的過程，對外來文
化具有一種極其強烈的排拒性，很難容納外來文化的滲入。筆者認為這
種看法是失之偏頻的。作為一種古老悠久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文化的
確具有保守和封閉的一面，但決不能把它誇大到不適當的程度。中國傳
統文化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多次積極吸收、消融外來文化的
過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展現出一種開放性的和兼容幷蓄的特質，當然，
我們對這一文化在某些時期特別是近代表現的封閉性、保守性，也應有
實事求是的評價。
一
中國一開始便以富饒的東方農業大國的面目出現。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統的封建帝國以來，在經濟上形成了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結
構；在政治上，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結構和宗法等級結構構成了封建大
廈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領域，儒家學説在絕大部分時間內佔據着封建意
識形態的主體地位，並和中國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後來傳入中
國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渾然一體，它們作為中華民族文化（華夏文
化）的主體又和各少數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漸融合成為恢宏磅
礴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而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凝結、沉積為共同的
民族社會心理和文化心理，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準則、價值觀
念和行為規範。加上中國地處東亞大陸，東部和南部瀕臨茫茫滄海，西
北橫亙漫漫戈壁，西南聳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稱的青藏高原。在這塊廣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國文化遠比周邊的所謂“四夷”先進，在相當長
時期內保持着傳統的文化優勢，整個東亞地區基本上處於中國文化的影
響之下（即所謂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國素有“天朝勝國，禮義
之邦”的美稱。即使與當時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國文化也毫不遜
色，甚至還更為先進些，從而形成較為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這無疑會使中國傳統文化帶有保守和封閉的傾向。但是，只要這種文化
自身的優勢及其所賴以建立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來
文化的挑戰時，就不僅不會盲目排斥或窮於應付，反而敢於迎接外來文
化，並積極吸納和融合外來文化。一方面，它總是居高臨下地把外來的
文化因素認同於自身體系，要求外來文化因素俯我就範，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觀念和心理定勢為框架，來解釋、消融、改造外來文化因素，在
對外來文化的涵濡藴育中模糊了對方的本來面目，最終使其失去原質；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在改變、消融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又儘量吸收
和消化外來文化的養料，來補充自己，豐富自己，使自己獲得新的發展
生機和活力。
因此，從秦漢到明清，雖然中國傳統文化曾與中亞、西亞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亞次大陸的佛教等
異土文化進行過長期的衝突和交流，但中國原土文化始終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風範和穩定的精神結構，並吸收和改造了異質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從未出現過類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斷，埃及文化因亞歷山大
帝國侵佔而希臘化那樣的情況。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後，固然可以在一
定時期內取得一定的軍事優勢乃至政治優勢，但在文化上卻總是被消融。
從北魏到其後的遼、金、元、清，若干強悍的少數民族曾先後在不同程
度上統一過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樣的龐大強盛且持續時間
較長的中華帝國，但他們在文化上卻往往被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學説奉為正統。因為這些“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
治者，同漢族封建統治者一樣深知，以儒家學説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對鞏
固自己的政治統治，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是極為重要的，正所謂“儒
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
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1]因此，這些少數民族的遊牧
文化一旦與深深根植於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土壤中的漢族儒家文化相
撞擊時，就往往被後者改造和消融，逐漸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
部分。也只有這樣，這些少數民族政權才能在較長時期內維持對中原的
統治，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的中原文化也就不會因漢族政權的傾
覆而出現歷史的斷層。
猶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體系中罕有匹敵。猶太人很長時間沒
有自己的國家，在寄人籬下、被異邦文化包圍的條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質，使沒有祖國庇護的猶太文化頑強地生存和延續下來。但
就是這個猶太文化，在傳入中國後卻被以儒家思想為主幹的中國傳統文
化消彌於無形。宋朝時，開封曾有過很多猶太人，但現在他們後代的身
上再也沒有什麼猶太文化的痕跡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猶太后裔，
也不願承認。在開封現存的猶太教寺院裏，竟然高懸“識得天地君親師，
不遠道德正途；修在仁義禮智信，便是至賢源頭”這樣的對聯，儼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國傳統文化的箇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顯赫一時，所向披靡，進入羅馬帝國，促成了羅馬家族制度的
崩潰。但是它於明末清初進入中國時，一方面未能撼動中國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體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從中國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綱常倫理；另一方面，中國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從歐洲傳教士
那裏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於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知識，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層面。這是因為此時的中國封建社會已
走向衰落，面對“西學東漸”，中國文化也相應失去了以往的優勢，因
此，它對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消極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更多地表現出一種開放性的積極吸納的姿態。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這種封閉保守的傾向愈來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為壯觀的一次衝撞和交匯是佛教傳入中國。自公元
148年（兩漢之際），安世高東來譯經，佛教便開始傳到中國，以後逐
漸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時代達到鼎盛狀態，最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
一部分。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原有文化對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現為對佛教文化的積極改造和吸收。
（一）中國原有文化對佛教的影響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國化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歷史過程。
佛教傳入中國後，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國道家思想的影響，漢時的佛
教多用黃老道術來解釋佛典，如用“黃老”來表達“浮屠”，用道家的
“道”來表達“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術”的一種。那時的佛
教宣揚的主要內容是“靈魂不滅”、“精神不死”之類，這改變了印度
佛教中的“無我”的原義，而與中國道教所倡導的“長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與貫通。漢末魏初，佛教在中國開始分為重禪法的小乘佛教
和講般若學的大乘佛教兩支。前者講呼吸守意，和中國道教的呼吸吐吶
之術相近，並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識”説成是“元氣（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後者認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質”，而
與“道合”，顯然是深受道術影響所致。
魏晉時期，脱胎於老莊思想的玄學本體論最為盛行，佛教又依託玄
學而受玄學影響，如用玄學的本來思維方式來理解佛教般若學，把破除
本體實有的般若學改造為本體是根本、本體是實有的本無説，這樣就和
玄學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無為本”思想相一致。
東晉以後，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日益廣泛，引起了佛教與中國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衝突。但是，本土文化並沒
有一味拒絕佛教文化，而是在這種矛盾和衝突中不斷影響和改造佛教，
這促成了天台、華嚴、禪宗等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時期的產生。它
們都是佛教為適應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以中國原有思想文化為主結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創立的。天台宗引進儒家的人性善惡觀，宣揚去
惡從善，把佛教修持與儒家的道德實踐等量齊觀。它還吸取道教的煉氣
術，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從而與道教信仰直接相通。華嚴宗認為“
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又與魏晉玄學的“體用如一”的觀點有淵源關
系。而且，它還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納入佛教文化體系，
並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兩家的道德
規範相溝通。[2]禪宗更堪稱純粹的中國式的佛教宗派，它將繁瑣的印
度佛教教義化為簡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進了儒家的概
念來解釋佛理，如《證心論》中的“道心”，《壇經》中的“常行於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別是禪宗認為，佛心本有，不必唸經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見性自悟，頓悟成佛，即“挑水砍柴，無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們知道，作為中國
固有文化主體的儒家思想和作為一種宗教的印度佛教，兩者最顯著的差
別就在於，前者積極提倡在現實生活中實現“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內聖外王之道，故具有濃厚的“入世”色彩和積極的進取精神；後者
則根本否定現實的人生和世界，追求與現實隔絕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種消極的“出世”的哲學。但是，禪宗卻在相當程度上肯定了現實生活，
這樣就破壞了佛教作為一種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設定的“出
世”與“入世”間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為天台宗、華嚴宗特別是禪
宗是中國化了的佛教，因此它們在中國的影響最大，流行最廣，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據印度佛典，卻未能與中國原有文化傳統相結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論宗、唯識宗、密宗等則未能在中國產生多大影響。
轉貼於 在中國原有文化對印度佛教文化由淺入深地影響和滲透的過程中，
後者的本來面目逐漸發生了很大變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為凶神惡煞的
佛像，經過中國儒家倫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變成了中國人的面孔，
看起來慈眉善目，和藹可親。佛教本來主張“沙門（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羈絆，宣揚善男信女脱離君臣、父子、夫婦等關
系之網，在紅塵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卻逐漸變得禮事君王，孝順雙親，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時，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僅向皇帝行跪拜禮，而且聲稱“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當盡禮”。[4]隋唐以後，許多佛教寺院採
取儒家倡導的家庭禮儀來祭拜已故的祖師，建立如父子相傳一樣的傳法
體系。為了更好地與儒家思想相協調，一些佛教理論家還直接刪去了印
度佛典中論述父子、夫婦、主僕平等的原文，而對其中一些與中國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東西則刻意發揮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經中一些講孝
的文字就被髮展成《父母恩重經》、《目蓮冥間救母變文》等作品。佛
典教義如五戒等，也被證明與儒學的五倫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義詞，
孝道和佛門的善行趨於一致，以至出現了許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蓮池大師（雲棲＠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雖萬行，
以孝為宗”，[5]“家有父母，孝順唸佛可也，不必外馳聽講，家有經
書，依經唸佛也，不必惟施空門！”[6]他要求僧眾事父母致敬盡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師長，尊兄愛弟。這樣的佛教教義實際上已背離
了印度佛教的本來內涵，而充滿着儒家綱常倫理觀念和人生態度。
（二）中國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為自身的一部分
中國原有文化在影響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時，也從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養料。因為，佛教具有儒道兩家所缺乏的宏遠精深的本體論和認
識論體系，從而藴涵着值得儒、道兩家吸收和利用的“寶藏”。於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體觀，“漸修”與“頓悟”合一的養身功夫，“
明心見性”、“返本復初”的心性觀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滲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層。宋以後，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礎上，以二程和朱熹為代表的宋儒們才建構起龐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學體系，即理學。如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萬川”這一重要命題，便是從佛典中的“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攝”及禪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來。理學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補，三教合一。可見，經過中國原有文化的
長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異域、異質文化的佛教最終成為中國傳
統文化的一個難以分割的組成部分，從而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
統文化體系更趨嚴密和完備，對維持和強化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社會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體系，發揮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輪迴轉世”、“勸
人為善”的佛教教義強化了儒家行善和積德的倫理規範，“漸修”與“
頓悟”合一的禪宗修養功夫同理學的修養心性以體現“天理”的要求緊
密相連，佛教“普濟眾生”的主張又和儒學維持封建綱常倫理和彌合宗
法等級間的裂痕的宗旨達到了共鳴，而佛教的“虛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結合，起到了泯滅人們與現實抗爭的意志與
勇氣的作用，至於禪宗提出的在現實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張，則使
許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國平天下”完全統一起來。
三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的這種吸收、消融外來文化的能力，保證了中國
歷史的延續性和民族心理結構的穩定，使中國傳統文化中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憂後樂的責任感，積極進取精神，愛國主義等優秀成分得
以延續和發揚光大，併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精神財富。同時，中國傳統
文化通過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斷地補充和豐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當長時期內，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統中的領先地位，並使中國文
化成為舉世唯一的雖歷數千年行程而亙綿不絕的悠久文化，創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蹟。因此，我們在體認和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不應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斷歷史，把傳統視作一堆歷史的垃圾而全盤否定。
事實上，作為一種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文化若沒有合理的和
積極的因素，絕不會在我們這樣一個文明古國有那麼持久的生命力，會
造成那麼深遠的影響！
但是，也應該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個大的文化體系一樣，中國傳
統文化既有它積極開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閉保守的一面。問題在於，在
某些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條件下，傳統文化中積極開放的一面佔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種社會經濟的政治條件下，消極保守一面又會突出出
來，如果説秦漢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吸納和改造外來
文化的開放性精神，那麼在中國傳統文化自身優勢已逐漸消失，以及它
所賴以建立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基礎走向沒落的條件下，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來文化的能力就會受到抑制，甚至轉變為一種強
大的歷史惰性。
明清以後，隨着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而衰，在自然經濟基礎上成長的
維持封建社會政治秩序的傳統文化也開始走向停滯、僵化、沒落，特別
是近代以後面對大量湧進的先進的西方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並納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閉保守
狀態，成為民族的沉重歷史負擔。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許多仁人志士
越來越積極地向西方尋求真理，力圖振興民族文化，救國救民，但大多
歸於失敗。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由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説在
中國的廣泛傳播並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古老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類文化發展的大道，開始煥發出勃勃生機。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
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表明，我們的國家
和民族在立足國情的基礎上，已經用開放的眼光，積極的態度加入世界
規模的文化交流與競爭中，已經能夠自覺地、有選擇地吸取利用當代西
[論文摘要]我們用馬克思主義辯證的觀點審視現代人的精神世界，會發現一方面當今世界物質文明高度發達，另一方面精神世界卻陷入深重的危機，主要表現為自我失落，價值觀崩潰，人文精神枯竭。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它有助於緩解目前的價值失範、道德危機。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對於現代人的精神培養具有重要人文價值。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價值觀，當我們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審視當代思想文化時，我們會發現這個時代的思想觀點複雜紛呈，不同的思想觀點以及價值觀相互衝突、激盪，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文化以及價值觀是多元的。然而，正是這種相互矛盾、衝突的思想文化和價值觀藴含着人類精神世界的失落與分裂。
當今世界一方面是科技進步和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另一方面也使得現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機：因追求經濟利益而破壞生態系統使得人類生存環境日趨惡劣，因競爭的加劇而導致人際關係的隔閡、冷漠，因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的膨脹而帶來人的行為失範等等。
現代文明給人帶來的傷害不僅是物質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傷害，它導致人自我的失落，價值觀的崩潰，人文精神的枯竭。馬克思在考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時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着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彷彿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係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無庸爭辯的事實。”面對現代文明中出現的諸多問題，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梳理這一切，以理性的心態、以多維的價值系統和評價尺度來審視中國傳統思想，就會發現中國傳統思想對緩解現代社會精神危機、培養現代人健全的精神人格具有重要意義。
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考察中國傳統文化，我們會發現傳統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歷史長河中多種思想文化元素的綜合體，經過多個時代不斷淘汰、選擇、積澱而成。它是在歷史的延續中積澱起來的，又是隨着歷史的發展而變遷的，沒有延續和積澱就談不上傳統，同樣沒有發展和變遷也就沒有傳統。隨着歷史的發展，其中一些傳統會成為歷史的陳跡而被送進博物館，另一些具有鮮活生命力的傳統則在新的時揮重要作用，與現代社會和新的文化因素相結合，在新的歷史時期形成新的傳統，這是思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
中國傳統文化是指中華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為基線的內涵括其他各種不同思想文化內容的有機構成體系。傳統文化不僅僅是意味着“過去存在過的一切”遺存物，其更深層的含義在於，傳統文化是一種傳承的思想觀念之流，是一種價值取向，是開啟於過去而融透於現在又將延續至未來的一種意識趨勢和存在。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在長期社會實踐中逐漸發展形成的獨特的精神信念和價值意識，它在社會機體組織以及人們的心理深層結構中有着不可替換的生命力和潛影響力，這些也已積澱為人的普遍心理和意識素質的因素時刻在規範、支配着人們未來的思想、行為。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歷史上百家爭鳴、儒道互補、儒道釋相互融合等等，各種思想相互融通，共同構建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是中華民族或國家文化素質的鮮明特徵和突出表現。一個民族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受該民族的文化特質決定，並反過來表現和影響着該民族的文化素質及其發展變化。説儒家思想文化為中國傳統文化主幹，是從儒家文化對構建中華民族特有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的影響和作用來講的。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是世界思想文化寶庫中的重要內容，形成了中華民族獨立於世的鮮明“民族精神”或“民族個性”。
當我們以馬克思主義辯證的觀點，多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發掘和論析，就會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有着豐富而深刻的人文內涵，而且藴含着鮮活的生命力。
一、以人文主義的情懷化解科學主義對人類帶來的傷害與困惑
在當代科技與人文嚴重對立的情勢下，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人文主義情懷對於化解科學主義對人類帶來的傷害與困惑無疑是一劑良藥。
近現代科技進步帶來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這無疑是科技主義的成功一面，然而也使得現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機。人們在科技的引領下肆無忌憚地追逐自身的經濟利益而破壞生態環境，使得地球生態面臨嚴重危機，而且在科技引領的工業文明給人類造成的災難和威脅面前，個人的力量顯得那樣渺小，人們似乎無法改變這一切。科技對世界的改變無處不在，在科技這頭龐然巨獸面前，人是科技的奴隸，是滿足各種現代機器運作的工具。正如馬克思指出：科學技術有時“表現為異己的、敵對的和統治的權力”。現代科技和工業文明帶來物質產品極為豐富，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人們無休止追逐利益和財富，競爭的加劇，導致人際關係的隔閡、冷漠，因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的膨脹而帶來人的行為失範等等。
我們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觀點看待科技和工業文明的利與弊時，就會深深感到科技不能背離人文，科技是屬於人的科技，科技應該具有人文的內涵，必須用人文的理念和價值觀駕馭科技這頭猛獸，只有這樣科技才能造福於人類，否則，只能給人類造成無盡的災難。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中心重在人文，這可以説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思維方式的一大特質，這一點以儒家表現最為典型。儒家以仁作為最高價值取向，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內核，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仁的內容是“仁者，愛人”、“泛愛眾”、“忠恕之道”等，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響的中華民族基本心態的重要體現。根據這種心態，中國人傳統上注重人和人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親和關係。儒家另一個重要概念是禮，規範人的行為和社會關係，是仁的價值的外在體現。禮是人的行為規範，這種行為規範以仁為最高追求目標。“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仁”與“禮”互補互用，人的行為應具有“仁愛之心”和“博愛”情懷。這種人文情懷在價值觀念上的反映就是“重義輕利”、“以義為上”的價值取向。中華民族心理的優點是樸實、厚道、待人以誠，從而導致社會和諧穩定，秩序井然。這無疑對於培養現代社會健康的人格價值觀具有借鑑意義。
儒家以“人”為貴，以“民”為本。在儒家看來，“仁”以及“仁者，愛人”是最高的文化範疇。孔子當初只把“仁”看成是人的一種道德屬性，也是人的最高本質的存在。後來，儒家的繼承者們不僅把“仁”看成是人的道德屬性，更把“仁”視為宇宙和自然的屬性，看成為世界最高存在。因此，儒家總是以“仁”或“人”為最基本的思維對象與內容，從而給儒家的思維方式帶上了“人文主義”的特色。在儒家看來，“仁”是人們一刻也不能失去的。孔子甚至還提倡：“當仁，不讓於師。”孔子説：“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詩”和“禮”都是“仁”的外在表現，是人與人之間感情關係的描述與規定。這些都説明儒家把以“人文”為基本內容的思維擴散到生活的各個方面。由儒家所奠定的“人文主義”思維的特質是強調入的感情因素，重視人在天地間的主體地位，一切從人出發，最後又都復歸於“仁”或“人”。中國傳統“人文主義”的思維，具有鮮明的對人的關愛與尊重的特性，倡導感情和諧和崇尚道德的價值。在現代社會危機問題普遍存在且日趨嚴重的歷史條件下，“人文主義”的思維更是一種難得的思維品質。
二、以“和諧”、“中庸”的世界觀尋求對分裂世界的互通與融合
我們用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看世界，就會發現在當今物質文明空前繁榮背後，是敵對與分裂日益加劇。就人與人而言，許多人沉溺於拜金主義，狹隘的功利主義原則極度擴張，人的道德、尊嚴等一切都可以商品化，大幹世界的人格呈現異化，人們價值觀迷失、崩潰，精神頹廢甚至也成了一種時尚。就國與國而言，由於不同的利益紛爭、不同的、不同的文化習俗、不同的價值觀等説不盡的原因，導致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各種幫派組織之間的衝突與戰爭不斷，恐怖主義蔓延。當今社會人們應該重新審視過去所奉行的哲學和價值觀。
中國傳統思想世界觀是和諧的世界觀，講天人合一，強調整個世界的和諧與統一。天地人“三材之道”並行不悖，並育而不相害。宋儒主張“人與天地萬物一體”，要以仁德之心對待天地萬物，“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種和諧的世界觀要求人們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奉行的準則是“忠恕之道”，強調的是對人的關愛與尊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傳統辯證的思維模式是中國古代各種有影響的文化形態所共有的思維方式所表現出來的特質。這種思維方式很多表現為個人的道德修養和人格的完善方面。如子曰，為人謀事，“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孔子還告誡人們，對於交友要注意正、反兩個方面。他説：“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又説：“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晏樂，損矣。”
儒家倡導“中庸之道”，就是講：“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之道”要求在思考和處理問題時，力求中和、持平、穩定，注意公平協調兩方面的關係，做到“允執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反對過火，又反對不夠。“中庸之道”的出發點是儒家的“仁義”之德，提倡“和諧”和對人的關愛與尊重，從思維方式上反對固執、片面、偏謝。這種思維方式對當今社會是大有裨益的。當今社會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在和平建設的環境下，思考和處理人際關係，思考和處理一般學術與社會文化問題、社會與生活問題，就應注意“致中和”、“允執其中”，應提倡協調、穩定、安寧。當然，“中庸之道”與無原則調和矛盾有本質區別。
三、倡導人與人之間相互關懷、尊重和人格平等，以消融現代社會人與人的衝突與矛盾
今天，現代化的交通、通信以及網絡科技發展使人們感到地球就像一個地球村，人們之間的距離從未像今天這樣近。然而，人與人之間的心靈距離又是如此遙遠，人們深切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獨、隔閡、矛盾和衝突，不僅不同的國家間、宗教間、民族間、文化間存在矛盾和衝突，就是個人自我人格也存在矛盾分裂，這是當今文明的一個矛盾，是在精神深處困擾人們心靈的沉重隱疾。薩特認為現代人一方面要設法從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在力圖從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則又竭力奴役我。這就是人類歷史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我們所要面臨的現實。
儒家人格價值觀飽含着人與人之間的真切關懷、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尊重、人與人之間的人格尊嚴平等。在儒家人格觀中，天地間只有人至尊至貴，《周易》把人與天地並稱為“三才”，人是萬物之靈，因此儒家主張尊重愛惜人，應該把人當人看，用人的方式對待人，人與人之間應該有一種真誠的相互關懷，這就是儒家通常所説的“仁者愛人”。孔子特別強調尊重他人的做人意願和人格，認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在對待人與人的關係上，儒家講“忠恕之道”，忠指忠心、忠實、忠人之事，“恕”為寬恕、寬和。這些思想在《禮記·中庸》中被概括為“仁者人也”。要求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把別人當作和自己一樣的人看待。孔子還要求待人都應做到“恭、寬、信、敏、惠”，“温、良、恭、儉、讓”。
儒家這種人格思想貫穿了三個原則：一是人道原則，肯定人的尊嚴，主張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建立愛和信任的關係；二是理性原則，肯定人同此心，人是有思想意識的人；三是平等原則，在人格上不分貴賤，人都具有善的本性，只要通過努力都可以成為“聖人”，正如孟子所説“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儒家“仁學”人格價值觀是不同的人之間、不同的國家之間、不同的民族之間、不同的宗教之間、不同的文化之間的相接相處之道，是人與自然、人與宇宙世界的普遍和諧之道，是“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生命感通。儒學人格價值觀對於克服現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機有重要啟示。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用否定的態度對於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視中國傳統思想為社會歷史發展的障礙，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截然對立起來，認為不斬斷與傳統的聯繫，就無法實現現代化，把中國社會的愚昧、落後、腐敗，乃至被動挨打的根源統統歸罪於傳統思想，不加分析地毀辱傳統。當我們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審視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時，我們固然要看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存在糟粕的一面，對這一方面我們應該批判否定，但同樣應該看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存在優秀的一面，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是人類文明發展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同時我們還要看到文化發展傳承的規律性，我們今天的思想文化是由過去發展而來，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如果因為傳統思想文化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就對傳統思想文化一味否定，這是，是不尊重思想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如何對待人類文化遺產都曾有過經典論述，特別是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強調：“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
因此，又説：“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儘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
今天，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由於高度工業化後帶來的社會問題，紛紛轉而向東方文化尋求思想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這説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現代價值不容低估。傳統與現代化是統一的，它們之間的歷史淵源不能割斷，傳統與現代有着血肉聯繫，我們應該主動地去改造和吸收傳統，使其實現自我更新，為現時代服務。
因此，我們要深刻認識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絕不是社會前進的包袱，更不是歷史進步的阻力，而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推動歷史發展的積極動力。尤其面對西方工業文明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藴含的豐富而深刻的人文內涵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原英人香港第22任總督葛量洪於1958年“五四”前夕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演時，以他多年對中國的瞭解，説道：中國文化最為高深，千古以來，世界上古老文化能綿延不絕，至今仍然光芒萬丈，屹立不搖，只有中國文化。……21世紀必然是中國人的世紀無疑。
不過，我們認為中國文明的再度崛起，必以傳統文化的中道文明、寬容和諧、扶助弱小，並以天人合一的生態文明化育精神，吸收、融合先進文化，創造出為人類的文明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價值觀，當我們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審視當代思想文化時，我們會發現這個時代的思想觀點複雜紛呈，不同的思想觀點以及價值觀相互衝突、激盪，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文化以及價值觀是多元的。然而，正是這種相互矛盾、衝突的思想文化和價值觀藴含着人類精神世界的失落與分裂。
當今世界一方面是科技進步和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另一方面也使得現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機：因追求經濟利益而破壞生態系統使得人類生存環境日趨惡劣，因競爭的加劇而導致人際關係的隔閡、冷漠，因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的膨脹而帶來人的行為失範等等。
現代文明給人帶來的傷害不僅是物質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傷害，它導致人自我的失落，價值觀的崩潰，人文精神的枯竭。馬克思在考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時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着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彷彿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係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無庸爭辯的事實。”面對現代文明中出現的諸多問題，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梳理這一切，以理性的心態、以多維的價值系統和評價尺度來審視中國傳統思想，就會發現中國傳統思想對緩解現代社會精神危機、培養現代人健全的精神人格具有重要意義。
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考察中國傳統文化，我們會發現傳統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歷史長河中多種思想文化元素的綜合體，經過多個時代不斷淘汰、選擇、積澱而成。它是在歷史的延續中積澱起來的，又是隨着歷史的發展而變遷的，沒有延續和積澱就談不上傳統，同樣沒有發展和變遷也就沒有傳統。隨着歷史的發展，其中一些傳統會成為歷史的陳跡而被送進博物館，另一些具有鮮活生命力的傳統則在新的時揮重要作用，與現代社會和新的文化因素相結合，在新的歷史時期形成新的傳統，這是思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
中國傳統文化是指中華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為基線的內涵括其他各種不同思想文化內容的有機構成體系。傳統文化不僅僅是意味着“過去存在過的一切”遺存物，其更深層的含義在於，傳統文化是一種傳承的思想觀念之流，是一種價值取向，是開啟於過去而融透於現在又將延續至未來的一種意識趨勢和存在。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在長期社會實踐中逐漸發展形成的獨特的精神信念和價值意識，它在社會機體組織以及人們的心理深層結構中有着不可替換的生命力和潛影響力，這些也已積澱為人的普遍心理和意識素質的因素時刻在規範、支配着人們未來的思想、行為。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歷史上百家爭鳴、儒道互補、儒道釋相互融合等等，各種思想相互融通，共同構建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是中華民族或國家文化素質的鮮明特徵和突出表現。一個民族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受該民族的文化特質決定，並反過來表現和影響着該民族的文化素質及其發展變化。説儒家思想文化為中國傳統文化主幹，是從儒家文化對構建中華民族特有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的影響和作用來講的。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是世界思想文化寶庫中的重要內容，形成了中華民族獨立於世的鮮明“民族精神”或“民族個性”。
當我們以馬克思主義辯證的觀點，多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發掘和論析，就會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有着豐富而深刻的人文內涵，而且藴含着鮮活的生命力。
一、以人文主義的情懷化解科學主義對人類帶來的傷害與困惑
在當代科技與人文嚴重對立的情勢下，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人文主義情懷對於化解科學主義對人類帶來的傷害與困惑無疑是一劑良藥。
近現代科技進步帶來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這無疑是科技主義的成功一面，然而也使得現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機。人們在科技的引領下肆無忌憚地追逐自身的經濟利益而破壞生態環境，使得地球生態面臨嚴重危機，而且在科技引領的工業文明給人類造成的災難和威脅面前，個人的力量顯得那樣渺小，人們似乎無法改變這一切。科技對世界的改變無處不在，在科技這頭龐然巨獸面前，人是科技的奴隸，是滿足各種現代機器運作的工具。正如馬克思指出：科學技術有時“表現為異己的、敵對的和統治的權力”。現代科技和工業文明帶來物質產品極為豐富，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人們無休止追逐利益和財富，競爭的加劇，導致人際關係的隔閡、冷漠，因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的膨脹而帶來人的行為失範等等。
我們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觀點看待科技和工業文明的利與弊時，就會深深感到科技不能背離人文，科技是屬於人的科技，科技應該具有人文的內涵，必須用人文的理念和價值觀駕馭科技這頭猛獸，只有這樣科技才能造福於人類，否則，只能給人類造成無盡的災難。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中心重在人文，這可以説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思維方式的一大特質，這一點以儒家表現最為典型。儒家以仁作為最高價值取向，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內核，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仁的內容是“仁者，愛人”、“泛愛眾”、“忠恕之道”等，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響的中華民族基本心態的重要體現。根據這種心態，中國人傳統上注重人和人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親和關係。儒家另一個重要概念是禮，規範人的行為和社會關係，是仁的價值的外在體現。禮是人的行為規範，這種行為規範以仁為最高追求目標。“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仁”與“禮”互補互用，人的行為應具有“仁愛之心”和“博愛”情懷。這種人文情懷在價值觀念上的反映就是“重義輕利”、“以義為上”的價值取向。中華民族心理的優點是樸實、厚道、待人以誠，從而導致社會和諧穩定，秩序井然。這無疑對於培養現代社會健康的人格價值觀具有借鑑意義。
儒家以“人”為貴，以“民”為本。在儒家看來，“仁”以及“仁者，愛人”是最高的文化範疇。孔子當初只把“仁”看成是人的一種道德屬性，也是人的最高本質的存在。後來，儒家的繼承者們不僅把“仁”看成是人的道德屬性，更把“仁”視為宇宙和自然的屬性，看成為世界最高存在。因此，儒家總是以“仁”或“人”為最基本的思維對象與內容，從而給儒家的思維方式帶上了“人文主義”的特色。在儒家看來，“仁”是人們一刻也不能失去的。孔子甚至還提倡：“當仁，不讓於師。”孔子説：“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詩”和“禮”都是“仁”的外在表現，是人與人之間感情關係的描述與規定。這些都説明儒家把以“人文”為基本內容的思維擴散到生活的各個方面。由儒家所奠定的“人文主義”思維的特質是強調入的感情因素，重視人在天地間的主體地位，一切從人出發，最後又都復歸於“仁”或“人”。中國傳統“人文主義”的思維，具有鮮明的對人的關愛與尊重的特性，倡導感情和諧和崇尚道德的價值。在現代社會危機問題普遍存在且日趨嚴重的歷史條件下，“人文主義”的思維更是一種難得的思維品質。
二、以“和諧”、“中庸”的世界觀尋求對分裂世界的互通與融合
我們用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看世界，就會發現在當今物質文明空前繁榮背後，是敵對與分裂日益加劇。就人與人而言，許多人沉溺於拜金主義，狹隘的功利主義原則極度擴張，人的道德、尊嚴等一切都可以商品化，大幹世界的人格呈現異化，人們價值觀迷失、崩潰，精神頹廢甚至也成了一種時尚。就國與國而言，由於不同的利益紛爭、不同的、不同的文化習俗、不同的價值觀等説不盡的原因，導致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各種幫派組織之間的衝突與戰爭不斷，恐怖主義蔓延。當今社會人們應該重新審視過去所奉行的哲學和價值觀。
中國傳統思想世界觀是和諧的世界觀，講天人合一，強調整個世界的和諧與統一。天地人“三材之道”並行不悖，並育而不相害。宋儒主張“人與天地萬物一體”，要以仁德之心對待天地萬物，“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種和諧的世界觀要求人們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奉行的準則是“忠恕之道”，強調的是對人的關愛與尊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傳統辯證的思維模式是中國古代各種有影響的文化形態所共有的思維方式所表現出來的特質。這種思維方式很多表現為個人的道德修養和人格的完善方面。如√本站★√子曰，為人謀事，“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孔子還告誡人們，對於交友要注意正、反兩個方面。他説：“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又説：“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晏樂，損矣。”
儒家倡導“中庸之道”，就是講：“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之道”要求在思考和處理問題時，力求中和、持平、穩定，注意公平協調兩方面的關係，做到“允執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反對過火，又反對不夠。“中庸之道”的出發點是儒家的“仁義”之德，提倡“和諧”和對人的關愛與尊重，從思維方式上反對固執、片面、偏謝。這種思維方式對當今社會是大有裨益的。當今社會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在和平建設的環境下，思考和處理人際關係，思考和處理一般學術與社會文化問題、社會與生活問題，就應注意“致中和”、“允執其中”，應提倡協調、穩定、安寧。當然，“中庸之道”與無原則調和矛盾有本質區別。
三、倡導人與人之間相互關懷、尊重和人格平等，以消融現代社會人與人的衝突與矛盾
今天，現代化的交通、通信以及網絡科技發展使人們感到地球就像一個地球村，人們之間的距離從未像今天這樣近。然而，人與人之間的心靈距離又是如此遙遠，人們深切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獨、隔閡、矛盾和衝突，不僅不同的國家間、宗教間、民族間、文化間存在矛盾和衝突，就是個人自我人格也存在矛盾分裂，這是當今文明的一個矛盾，是在精神深處困擾人們心靈的沉重隱疾。薩特認為現代人一方面要設法從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在力圖從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則又竭力奴役我。這就是人類歷史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我們所要面臨的現實。
儒家人格價值觀飽含着人與人之間的真切關懷、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尊重、人與人之間的人格尊嚴平等。在儒家人格觀中，天地間只有人至尊至貴，《周易》把人與天地並稱為“三才”，人是萬物之靈，因此儒家主張尊重愛惜人，應該把人當人看，用人的方式對待人，人與人之間應該有一種真誠的相互關懷，這就是儒家通常所説的“仁者愛人”。孔子特別強調尊重他人的做人意願和人格，認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在對待人與人的關係上，儒家講“忠恕之道”，忠指忠心、忠實、忠人之事，“恕”為寬恕、寬和。這些思想在《禮記·中庸》中被概括為“仁者人也”。要求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把別人當作和自己一樣的人看待。孔子還要求待人都應做到“恭、寬、信、敏、惠”，“温、良、恭、儉、讓”。
儒家這種人格思想貫穿了三個原則：一是人道原則，肯定人的尊嚴，主張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建立愛和信任的關係；二是理性原則，肯定人同此心，人是有思想意識的人；三是平等原則，在人格上不分貴賤，人都具有善的本性，只要通過努力都可以成為“聖人”，正如孟子所説“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儒家“仁學”人格價值觀是不同的人之間、不同的國家之間、不同的民族之間、不同的宗教之間、不同的文化之間的相接相處之道，是人與自然、人與宇宙世界的普遍和諧之道，是“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生命感通。儒學人格價值觀對於克服現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機有重要啟示。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用否定的態度對於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視中國傳統思想為社會歷史發展的障礙，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截然對立起來，認為不斬斷與傳統的聯繫，就無法實現現代化，把中國社會的愚昧、落後、腐敗，乃至被動挨打的根源統統歸罪於傳統思想，不加分析地毀辱傳統。當我們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審視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時，我們固然要看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存在糟粕的一面，對這一方面我們應該批判否定，但同樣應該看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存在優秀的一面，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是人類文明發展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同時我們還要看到文化發展傳承的規律性，我們今天的思想文化是由過去發展而來，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如果因為傳統思想文化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就對傳統思想文化一味否定，這是，是不尊重思想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如何對待人類文化遺產都曾有過經典論述，特別是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強調：“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
因此，又説：“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儘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
今天，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由於高度工業化後帶來的社會問題，紛紛轉而向東方文化尋求思想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這説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現代價值不容低估。傳統與現代化是統一的，它們之間的歷史淵源不能割斷，傳統與現代有着血肉聯繫，我們應該主動地去改造和吸收傳統，使其實現自我更新，為現時代服務。
因此，我們要深刻認識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絕不是社會前進的包袱，更不是歷史進步的阻力，而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推動歷史發展的積極動力。尤其面對西方工業文明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藴含的豐富而深刻的人文內涵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原英人香港第22任總督葛量洪於1958年“五四”前夕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演時，以他多年對中國的瞭解，説道：中國文化最為高深，千古以來，世界上古老文化能綿延不絕，至今仍然光芒萬丈，屹立不搖，只有中國文化。……21世紀必然是中國人的世紀無疑。
1.1自身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消失、傳承後繼無人和文化遭到歪曲
農村傳統文化是原生態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是現代文化的魂，而其承載的主體是農民，隨着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農村城鎮化建設加快，農村呈現明顯的“中空化”，農村傳統文化的傳承者日益減少，據2013年6月統計，秭歸縣摸底普查民間藝人1418人，其中省級非遺傳承人11名，市級65人，縣級386人，這些人中55歲以上的佔到近8成，老齡化嚴重，傳承形勢十分嚴峻。秭歸縣也對有的農村傳統文化進行了一些保護，但由於忽略了傳統文化產生的土壤和社會生產，傳承的更多的是表面的做法，而缺少對其淵源、緣由、變化過程的理解，有形而無神，存在而無價值，這更體現出農村傳統文化保護的緊迫感。
1.2一些傳統文化被作為不良風氣遭摒棄、批判
文化沒有先進與落後之分，它所有的只是反映當時的歷史現狀及訴求、不同人羣的精神需求和狀態。一段時期以來，農村傳統文化被放到了城市現代文化甚至是現代文明的對立面，被看成迷信、落後、野蠻而加以改造，一些農村傳統文化被作為不良風氣遭到摒棄、批判。改造否定農村傳統文化、文化西化是一個不爭的現實，導致了農村傳統文化與其根基斷裂和文化認同的危機，不及時進行農村傳統文化的發掘和保護，一些傳統文化將成為歷史。
1.3一些歷史見證、老街舊巷、文化象徵等被遺棄
在新農村建設、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地方政府為追求居民點村居整體效果而統一提供房屋構造圖紙規範建築，缺乏本土的傳統建築風格，使傳統建築文化遭到遺棄；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一些歷史見證、文化遺蹟遭到破壞或拆損；在舊城改造中，重開發、輕保護，對老街舊巷、文化象徵肆意改擴建，製造假古董，假文物，愚弄遊客；在文化打造中追求眼前利益，將一些民俗活動脱離原有的發生情境和空間，強行植入、拆解。凡此種種，致使一些文化遺產被毀壞，被歪曲，失去了原有的價值。
1.4一些傳統工藝、加工技法因商品化而發生異化，失去了傳統本色
一些傳統工藝、加工技法是勞動人民在漫長的生產中提煉出來的精華，具有其獨特的文化底藴。消費者對傳統工藝的的消費往往情有獨鍾，在利益的驅動下，生產者利用現代技術手段替代傳統的生產、製作工藝，甚至違背原義，使傳統工藝發生異化、喪失本色，失去了個性；一些傳統工藝品因商品迅速化而趨同化，產品粗製濫造，甚至假冒偽劣，最終失去了吸引力；傳統工藝和加工技法因商品率低、缺乏現代氣息、加工過程枯燥單調致後繼無人。
2農村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幾點措施
2.1政府為農村傳統文化保護提供政策支持和資金保障
政府引導，基層負責制訂相應的農村傳統文化保護條例，將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及城鄉規劃，將傳統文化保護費用納入同級財政預算，保障傳統文化保護工作與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協調發展；安排相應的專項資金進行傳統文化的發掘、保護和傳承，加大傳統文化的宣傳和展示力度，對各級在傳統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詣、在保護傳承傳統文化上卓有成就的人員給予一定的補助，從而提高傳承農村傳統文化的熱情與積極性，使搶救、保護、傳承、弘揚傳統文化成為社會各界和羣眾的共識。
2.2農村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要從基礎抓起
培養立志於農村傳統文化保護的工作者，可根據實際情況鼓勵在中國小增設農村傳統文化興趣班，將傳統藝術、傳統工藝、傳統體育等融入到課堂教學中，讓傳統文化在校園生根發芽，培養傳統文化的接班人；充分發揮鄉鎮文體工作人員的作用，組建原生態藝術團、安排民俗風情聚會、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徵集、整理，以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向農民展示，切不可為賣座而“標新立異”。
2.3要充分尊重和保護僅存的文化遺蹟
對各地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習俗、傳統藝術、傳統建築、傳統工藝應採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保護和傳承，確保有原汁原味的影像資料記錄，地方文化產業機構必須從根本上重視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不能簡單地以精華和糟粕進行揚棄，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不同時代的政治、文化背景造就的這些傳統文化，符合現代社會正能量的可以進行保護和傳承，相反的則可留下相應的圖像、文字資料供後人研究、探討。
2.4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產品
那麼什麼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謂傳統文化呢？
“文化”的定義，往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據美國文化學家克羅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義的批評考察》中統計，世界各地學者對文化的定義有160多種。從詞源上説，在西方，“文化”一詞源於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養，教育，發展，尊重。1871年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書中對文化的表述：“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慣等凡是作為社會的成員而獲得的一切能力、習性的複合整體，總稱為文化。”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談到“在一個理性生物中，一種對任意選頂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選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產生，就是文化。”黑格爾“文化是絕對精神對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過程，也即絕對精神自我認識的過程。”日本國小館《萬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語的文化即文明開化”。《法國大百科全書》（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個社會羣體所特有的文明現象的總和。”
在我國，“文化”一詞，古已有之。“文”的本義，係指各色交錯的紋理，有文飾、文章之義。《説文解字》稱：“文，錯畫也，象交文。”其引申為包括語言文字在內的各種象徵符號，以及文物典章、禮儀制度等等。“化”本義為變易、生成、造化，所謂“萬物化生”（《易·繫辭下》），其引申義則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與化並聯使用，則最早見於《周易·賁卦》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將“文化”合為一詞而用的是西漢的劉向，他在《説苑·指武》中寫道：“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晉束皙《補亡詩·由儀》稱：“文化內輯，武功外悠。”南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中雲：“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中國古代的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屬於精神文明範疇，往往與“武力”、“武功”、“野蠻”相對應，它本身包含着一種正面的理想主義色彩，體現了治國方略中“陰”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內容，又有倫理意義。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將此詞作為一個動詞在使用，是一種治理社會的方法和主張，它既與武力征服相對立，但又與之相聯繫，相輔相成，所謂“先禮後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説明的是，“文化”一詞在中國古代不很流行，現代意義的“文化”一詞源於日本。近代以來，人們對文化概念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梁啟超在《什麼是文化》中説，“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釋出來之有價值之共業也。”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説：“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義，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龐樸主張從物質、制度和心理三個層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內涵，其中“文化的物質層面，是最表層的；而審美趣味、價值觀念、道德規範、宗教信仰、思維方式等，屬於最深層；介乎二者之間的，是種種制度和理論體系”。20世紀40年代初，在論及新民主主義文化時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式上的反映。”《現代漢語詞典》則把文化定義為：“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
從以上關於“文化”的概念我們可以看出，其實“文化”內涵可以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就廣義而言，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總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説，是“人類生活的樣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質生活和社會生活等極其廣泛的方面。狹義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創造活動，是意識、觀念、心態和習俗的總和。一般而言，我們更多的是在狹義文化的意義上使用“文化”這個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態的特徵。如根據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為禮儀文化、企業文化、校園文化、飲食文化、服飾文化等等；根據文化的不同形態，又可分為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心態文化；根據不同的地理環境，還可分為西方文化、東方文化、中國文化、美國文化、海洋文化、大陸文化等等；也可從文化的歷史演變，將其分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現代文化、後現代文化等等。
中國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與鮮明的民族特點。探究傳統文化，首先應該全面考察中國文化生成與演進的環境。中國位於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亞洲內陸，是一個海路兼備的國家。中國傳統觀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內的諸夏和“四夷”共同構成。《論語·顏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傳統的“四海”範圍內具有多民族內向凝聚力，並且奠定了中國文化獨立發展的格局。《詩經·小雅·北山》中就寫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傳》中：“普天率土，歡欣鼓舞。”中國古代歷史上由於歷代王朝總是以大國自居，並不重視在海洋的發展，在清朝時更是實施閉關自守的政策，從而形成了半封閉型的大河內陸文化。中國古代社會東部為農業區，西北部主要是遊牧區，也由此使中國傳統文化中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並存又相互補充。東部的農耕經濟又佔優勢，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經濟基礎。中國古代傳統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在宏觀上主要強調“以農為本”、“重農抑商”，從而也形成了輝煌的農業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徵和民族特徵，又具有時代特徵。在歷史性意義上，中國文化既包括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也包括中國文化傳統發生劇烈演變的近代文化與現代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也是我們從先輩傳承下來的豐厚的歷史遺產。它不僅記錄了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發生、演化的歷史，而且作為世代相傳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風俗習慣，滲透在每個中國人的血脈中，制約着今日之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國傳統文化並不簡單地等同於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簡單相加，而是中華民族各種思想文化的總和，包括了各種觀念形態和物質形態的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然在其久遠博大之中，卻“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若由著述載籍而論，經史子集、萬億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莊子》）、“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周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為其淵藪；如由學術統緒而言，三教九流、百家爭鳴，則以儒、道二家為其歸致。東晉以後，歷南北朝隋唐，由印度傳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國傳統文化，釋氏之典籍〔1〕與統緒因而也就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儒、釋、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輔相成，構成了唐宋以降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語，轉引自元劉謐著《三教平心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基本結構特徵。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裏，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領域佔據着正統地位，對中國文化發生着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可以説，儒學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稱為“儒”？據《漢書·藝文志》説：“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就是説“儒”是舊時對學者、讀書人的稱呼。《後漢書·杜林傳》也曾説道：“博洽多聞，時稱通儒。”
儒家創始人為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人（今山東曲阜）。孔子思想裏，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禮”。所謂的“禮”只是綱常名教化的政治、社會秩序。《論語·子路》中孔子説：“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裏，“禮”是與“德政”相結合的。在《為政》中説：“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主張禮治德化與政令刑罰相輔而行。另一重要內容即是“仁”。如《論語》中的“克己復禮為仁”、“仁者愛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實踐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為一種精神品質，包含了多方面的倫理道德原則。除了是一種使人們自覺、主動地遵循禮的道德素養之外，還是一種處理人際關係的道德倫理準則。天命觀，把天視為主宰一切的權威，並把它作為思想體系的終極依據，“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現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張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強調在人事活動中去體認天命，強調人事有為。“不怨人，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學習方法與認識論上也總結了不少經驗。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識來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華的是關於學習的問題，孔子認為學習本身是不斷實踐的過程，強調要反覆地學習實踐才能鞏固所掌握所學的知識要“學而時習之”（《學而》）“温故而知新”（《為政》）。他還主張學與思並重，“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還有就是其的“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稱讚舜“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孫子，他繼承和發揮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誠”為核心的人生哲學。孟子，名軻，子思的學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説。仁政裏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樸素的民本主義觀點。還有就是他的關於人的浩然之氣即“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荀子，名況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惡論”，人為人性本惡。主張隆禮重法。到了漢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為中心，吸取黃老之學以及陰陽、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應”説，還根據他的神學的人性論，建立起“三綱”、“五常”的道德觀念，他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他所提出的這個思想文化專制方針，確立了儒家在我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理學系統。首先是“理本氣末”的理本體論。“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窮理”的認識論，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過具體的物。他在知行關係上主張力行致知，“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還有學而知新的創新理論，“新市之事，故是舊時底，温起來以尊德性，然後就裏面討得新意，乃為道問學。”朱熹特別強調“天理人慾之辨”，認為人性有兩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義禮智的天命之性，這是天理，即孟子所謂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飲食男女的氣質之性，這是人慾，即荀子所謂性惡。二者是對立衝突的，主張“革欲復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體系充分體現在《大學》所講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中，總的説起來就是，究天人之際，明修身之道，述治國方略，求天下為公，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的境界，即從哲學的高度認識宇宙，以倫理準則規範人生，落實到治國平天下，最終實現天人和諧。
道家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國哲學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遙灑脱人生的精神資源。道家特別是《老子》的思想對中華民族的思想外化發展影響極大，可以説，《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啟白代之學，中國歷史上各家學派，無不從其汲取學術思想養分。例如，它的天地觀，經過孔子的發揮，成為魏晉玄學，又影響到宋明理學；它的無為觀，應用於西漢政治，成為歷代之統治術；它的玄德觀，經孔子發揮，成為中國兩千多年來德治主張的主要內容；它的用兵之道，經過孫、吳的發揮，成為變化莫測的軍事理論；它的柔雌觀，成為詭辯家的理論基礎，造成了蘇秦張儀為代表的縱橫家；甚至中華武術、內家武功以及歷代氣功家，也無不從中受益。
什麼是道家？所謂道家，最初見於漢代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司馬説：“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變，因變，應變”可謂道家之特長。
道家學派的創始人是老子。關於老子的姓氏與生活年代，歷來説法不一，一般認為老聃即是老子，大約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體系的核心。關於“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簡明的概括：“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論，“道生萬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謂“道法自然”，是説“道”是按自己的樣子為法則的。老子還有其樸素的辨證思想。關於對立統一方面，“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關於量變質變，“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事必作於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關於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則全，枉則直、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感”。以“靜觀”、“玄鑑”為特徵的直覺認識論。還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學，包括無為而治，所謂“小國寡民”，“不得已”而用兵。“無為而治”就是統治者應該少一點慾望，少一點作為，對人民聽其自然，這樣，統治才能穩固。
佛教於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開始生根、發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種倫理道德色彩相當濃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為了實現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惡從善的理論學説和倫理道德準則，形成了有關宗教倫理道德的思想體系。佛教自傳入中國以後，它的道德倫理思想，尤其是它的眾生平等、出離家庭和超越當前社會秩序的觀念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及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形成了尖鋭的矛盾，引發了不斷的摩擦鬥爭。佛教由於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制約和決定，也受到儒家傳統觀念的抵制和左右，從而沿着適應中國文化特點的軌跡演變和發展，形成了調和儒家思想、宣傳忠孝觀念的中國佛教倫理道德學説。佛教的一套心性修養途徑也為唐以來儒家學者所吸取，並熔鑄為儒家的道德修養方法。佛教從出世的角度論述了孝的極端重要性，從人生解脱角度闡發了禁慾主義思想，還從認識論和人性論相聯繫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體、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這種道德訓條和儒家的“惻隱之心”、性善論相通，和我國的國家本位與民本思想的文化傳統相近，因而在歷史上影響頗大。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比較穩定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展現。這個思想體系藴涵着豐富的文化科學精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凝聚之學，中國傳統文化是內部凝聚力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諧，把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羣體、人與自然有機地聯繫起來，形成一種文化關係；二是兼容之學，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儘管在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條件下，還是以開放的姿態實現了對外來佛學的兼容，三是經世致用之學，文化的本質特徵是促進自然、社會的人文之化，中國傳統文化突出儒家經世致用的學風，它以究天人之際為出發點，落腳點是修身、治國、平天下，力求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其價值，經世致用是文化科學的基本精神。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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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統文化 教育 愛國主義 思想建設 校園文化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4）02-0050-02
傳統文化是相對於現代文化而言的，是人類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並傳遞下來的文化。所謂中國傳統文化，“是指中國幾千年文明發展史在特定的自然環境、經濟形式、政治結構、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形成、積累和流傳下來，並且至今仍在影響當代文化‘活’的中國古代文化。它既以有關物化的經典文獻、文化物品等客體形式存在和延續，又廣泛地以民族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性格特徵、審美趣味、知識結構、行為規範、風尚習俗等主體形式存在和延續。”歷史悠久、燦爛輝煌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偉大智慧與創造力的結晶，是維繫中華民族團結與振奮民族精神的力量。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在幾千年的文明發展中歷經了時代變遷、人間滄桑，在與時俱進、兼容幷包容的歷史進程中不斷髮展和演變，成為了我們的民族瑰寶。
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當代大學生漸漸的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統美德、傳統文化價值等缺乏足夠的認識，並且受到全球化經濟和文化的衝擊，尤其是受美國等發達國家價值觀念的影響，使得大學生對中國的傳統優秀文化的價值產生了懷疑，從而必須在大學生中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提升大學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還可以豐富大學生的知識儲備，有利於大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培養，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和創新。
文化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而深遠持久的，將傳統文化運用在大學生的教育中來，對於校園文化建設、推進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傳統文化包含着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思維方式、道德情操、禮儀制度等諸多內容，可以利用在大學生素質教育中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愛國主義教育
愛國幾乎是每個人從接受教育以來就被灌輸的思想，可以説每個人都對愛國有着與生俱來的認知。“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中，愛國主義具體表現為一種國家民族危難時深沉的憂患意識，一種以中華民族的興盛為己任的高度責任感，一種為中華民族利益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的崇高奉獻精神，一種作為中華兒女所具有的民族氣節與民族自尊”。 但隨着時代的不斷變化，與戰爭、民族存亡、革命這些詞彙漸行漸遠的當代大學生逐漸淡化了愛國主義的重要意義。愛國不僅是民族存亡時刻的獻身報國，更是民族安定時期的奮發向上、繁榮建設。
我們的中國傳統文化有着豐富的愛國主義傳統資源。從春秋戰國時期道家老子提出的“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到三國時期曹植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從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到清朝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奉獻精神，愛國主義貫穿着我們民族發展的始終。在當代社會，這樣的事例也不勝枚舉：為了祖國建設毅然放棄外國優越條件回國的詹天佑、華羅庚、為祖國強大而默默工作的兩彈元勛鄧稼先、為解決祖國人民温飽而勞作的水稻之父袁隆平。 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的優秀品格，也是人們忠誠、熱愛和報效祖國的一種集情感、思想和意志行為於一體的社會意識。大學生是祖國建設的中堅力量，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將愛國主義滲透在大學生教育中的方方面面，才能讓他們更好的將感性的愛國情感轉化為理性的愛國行動，通過努力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二、思想道德建設
英國的文學獎獲得者莎士比亞曾説“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將它留傳到遼遠的後世”，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曾説“支配和統治一切的，在君主政府中是法律的力量，在專制政府中是永遠高舉着的君主的鐵拳，但是在一個人民的國家中還要有一種推動的樞紐，這就是美德”。可見思想道德建設無論是從個人還是社會的角度來説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受封建社會儒家主流思想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注重人的道德修養和人格的完善，如：關於明志的“志存高遠”、“有志者事竟成”，關於持節的“名節重泰山，利慾輕鴻毛”、“出淤泥而不染”，關於自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以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關於仁厚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關於誠信的“失信不立”、“一諾千金”等等，可以説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幾乎涵蓋了道德品質的方方面面。
我國開展了諸多的道德建設活動，如“道德模範”評選、“道德講堂”巡講、“感動中國”人物評選等，都旨在提高國民素質。高等教育作為培養人才的重要基地，必將把道德建設作為重要的內容。“正確引導大學生接觸、瞭解中國傳統文化，對於擴展他們的知識面、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提升審美情趣、增強民族文化尊嚴都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培養學生人文素質，應根植於傳統文化的土壤。加強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就是將優秀傳統文化成果傳授給學生，使其內化為相對穩定的氣質、修養和人格”。
三、方法論教育
大學是樹立一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重要時期，與之相對，也是培養一個人方法論的重要時期。我國自古就有“授人魚不如授人漁”的説法，這點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也有體現。例如《論語》中就提到了很多的學習和做人的方法：“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是説學習要温故而知新，“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是説要注意點滴的積累，“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則是指無論學者身份高低，都會積極的請教不懂得問題，體現了一種認真踏實的學習態度。這樣的論述在古代文學著作中不勝枚舉，特別是我國的傳統文化代表作“四書五經”，以詳實的姿態記載了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發展史上最活躍時期的各方面的史實資料及影響中國文化幾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學思想，在社會規範、人際交流，社會文化等方面仍產生着不可估量的影響。
另一方面，方法論教育也不單單是指教給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更是傳授一種解決問題的思路。中國傳統文化能在歷史的長河中與時俱進、歷久彌新，正是因為它能不斷的順應時代，融合具有先進意義的外來文化。同志1994年1月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別指出：“要用科學的態度對待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我們民族歷經滄桑，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文化。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很好地繼承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要認真研究和借鑑世界各國的文明成果，善於從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營養，發展自己。我們講繼承、講借鑑，目的是通過繼承和借鑑，使民族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的精華，同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並在新的實踐基礎上不斷創新，建設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這段話涉及到一系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中的方法論原則。在大學生中進行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時不僅要重視文化知識的傳授，而且應特別重視方法論的指導；要教給大學生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更要教給學生正確地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方法。
四、高校文化建設
校園文化作為一種精神文化象徵，是在社會歷史大背景下結合時代與自身特色的產物，如北大的校訓“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就體現了當時的北大人愛國圖存，鋭意進取的精神；清華大學的校徽由三個同心圓構成周易兩卦，體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兩個易經的全部內涵也是清華對學生的要求。校園文化建設不僅能展示學校的辦學宗旨、理念，也是維繫學校團體的重要力量，影響着學校師生價值觀的形成、工作思想、羣體意識和行為的規範，可以説，一個學校質量的好壞與這個學校的文化氛圍息息相關。“綜觀世界一流大學，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活躍的校園文化和深邃的人文底藴。我們在構建世界一流大學創新人才培養體系時，也絕不能忽視這一點。因為辦學特色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是學校辦學過程中的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結晶，是一種創造。大學校園應當是現代化的氣息與厚重的歷史人文精神的統一。中華傳統文化有着濃厚積澱，一經與現代文明、現代意識有機結合，就煥發出勃勃生機。”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身份標誌，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歷史的集體記憶與精神寄託，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建設校園文化的過程中必須堅持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的首要任務，樹立新觀念，把傳統文化與現代意識相結合，強調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結合，努力營造適合學生髮展的良好校園氛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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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包含豐富的內容，不僅有儒家文化，還有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這些文化經過繼承和發展，形成具有自身鮮明特徵的文化，也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而環境藝術設計是一項系統複雜、綜合性很強的工作，包括環境與設施規劃、造型設計、材料選擇、使用功能與審美功能等等，其設計手法多種多樣，通過設計工作，能夠為人們現代生活創造良好的環境。同時，設計也不同程度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為設計理念、設計藝術特徵、設計水平等方面。(一)創新環境藝術設計理念。現代環境藝術設計是一項系統複雜的工作，集中了環境、空間於一體。在設計中，要綜合考慮傳統文化因素，結合時展特徵和要求，通過採取相應的措施，促進設計水平提高。有效傳承優秀文化因素，設計中融入現代設計理念，傳承優秀文化。開展現代環境藝術設計時，首先結合當地自然地理環境，做好景觀設計、風格設計、材料選購等工作，然後結合傳統文化因素，增強設計現代氣息，實現設計工作的創新，促進設計水平提高。(二)增強人文環境藝術特徵。現代環境藝術設計，不僅要注重功能方面的因素，滿足人們使用要求，還要注重滿足人們更高層次的需要，為人們營造良好的環境氛圍。通過合理利用傳統文化因素，能夠增強人文環境藝術特徵，為人們生活創造良好的環境氛圍。傳統文化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促進設計水平提高，增強人文氣息，提高環境文化氛圍，為人們生活創造良好的環境。(三)提升環境藝術設計水平。設計過程中通過合理利用傳統文化因素，並結合新時代、新特徵，將文化因素巧妙地融入設計中，進而增強了設計的文化底藴，對傳統文化進行凝練和繼承，滿足人們審美心理需求，推動環境藝術設計工作的創新，也有利於提高現代環境藝術設計水平。
二、傳統文化在現代環境藝術設計的具體運用
傳統文化滿足現代環境藝術設計的需要，在設計中有着廣泛的運用，滲透到設計工作的各個領域。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用形。傳統文化對現代環境藝術設計圖形有着重要影響。其中比較突出的表現是將傳統圖形直接運用到設計工作中。在設計過程中，通過將傳統文化元素重新依附在一個新的載體上，為其重新設計視覺環境，發揮原圖信息。通過這種直接使用，並結合現代環境藝術設計工作需要，對其進行設計創新，同時考慮周圍環境、設計工藝、產品材質等內容。對這些因素進行合理組合，滿足設計工作需要，展示其獨特的設計韻味。例如，上海經貿大廈設計中，其結構獨特，讓人感到親切，設計過程中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其造型受到唐代大雁塔的啟發，因其獨特的造型不僅使整座建築顯得美觀，還為人們生活與工作設計出舒適的環境，得到人們的一致好評。(二)用意。在中國古代建築設計和室內裝潢中，人們習慣運用含蓄的手法傳情表意，不僅注重外觀設計工作，還注重通過外觀設計來表達思想感情。因此，從建築的外部形態設計到室內外空間佈局，都注重考慮審美和功能要求，選擇恰當的文化圖案和陳設，注重引入傳統文化元素，從而讓這些環境承載着獨特的文化內涵。在現代環境藝術設計過程中，這種方法叫做隱喻。也就是在設計過程中，注重通過合理運用環境構成元素，來表達環境本體以外的內涵、意藴和價值，從而體現設計者的設計思想。(三)形神並舉。在設計過程中，需要運用現代審美觀念去審視傳統文化，將傳統文化合理融入設計過程中。同時還要在充分理解傳統文化基礎之上，感受其外形特徵，並深刻領悟設計所表達的意藴，讓傳統文化更好地融入現代環境藝術設計，並推動設計工作的創新發展。在中國傳統環境藝術設計過程中，都十分注重對線條的運用，線條具有長度、寬度、方向、厚重感，還注重通過線條表現出速度和力量。其中最為恰當的描述是形神並舉，使環境藝術設計不僅滿足人們使用的需要，還能夠體現出詩情畫意，促進設計水平提高。例如，在蘇州博物館設計過程中，十分注重對傳統文化元素的運用，同時也在設計中注入現代設計理念和審美觀念。從外形結構來看，蘇州博物館具有現代氣息，而其內部組合包含傳統文化元素，富有傳統文化情調。例如，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結構設計是利用石板做成山水組合，不僅外形漂亮，還充滿人文氣息，贏得人們的一致好評，也為人們營造出舒適的環境。
三、促進傳統文化在現代環境藝術設計中運用的策略
(一)環境藝術設計中注重吸收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對現代環境藝術設計具有重要影響，設計中不能忽視其重要作用，應該結合設計工作的需要，將傳統文化元素恰當地融入設計工作中。我國傳統文化內涵豐富，集中了儒家、道家、佛家等內容，對環境藝術設計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在設計過程中，要考慮傳統文化的內涵，結合人們的審美觀念、審美特點，吸取傳統文化的精髓，將其合理有效地運用到現代環境藝術設計工作中，從而促進設計水平提高。只有這樣，才能設計出具有濃厚民族精神、深邃意境的作品，更好滿足人們需要，提高人們審美情趣。(二)繼承和發展傳統文化並推動設計創新。注重環境藝術設計的創新，傳統文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設計中運用需要結合時代特徵，推動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一方面要接受傳統文化知識，另一方面要合理吸收和利用傳統文化，促進設計工作不斷優化與發展。環境藝術設計既要有傳統文化特點，又要充滿時代氣息，在對傳統文化進行繼承的前提下，推動設計工作創新，促進現代環境藝術設計工作不斷髮展與進步。
四、結語
綜上所述，傳統文化是我國文化的精髓，它對現代環境藝術設計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今後在設計過程中，需要認識到這種重要影響，並根據具體工作需要，採取相應的策略，使傳統文化在現代環境藝術設計中得到更好的運用，推動設計工作的創新與發展，促進設計水平提高。
一、弘揚傳統文化乃真語文題中應有之義
專欄配發的四篇文章，雖然有的取國學角度，有的以傳統文化立論，但傳遞的信息都是將傳統文化融入中國小語文教育。他們所談的國學，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載體；他們所談的傳統文化，則是藴含國學的中國傳統文化。這四篇文章，對當下方興未艾的藴含國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做了較為全面的觀照。執筆者均為國內著名高校資深學者，論述各有側重，既有正本清源的內功，又不乏客觀冷靜的理性分析，篇篇深中肯綮，富有見地，信可借鑑。張辛的《時代需要國學，民族需要國學》，以鮮活翔實的史料、縝密雄辯的思維向我們論證了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學在當今時代於全人類的重大意義，指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乃是時代的必然選擇。應當説，以孔子智慧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的智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價值所在，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所在。為此，文章為我們指明瞭實施傳統文化教育的兩條路徑：讀國學經典和德性實踐，即通過重新啟蒙來傳承並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當是一種很有識見的呼籲。如果説張辛是從宏觀上呈現以國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和踐行方法，那麼郭齊勇的《試談中國小國學教育》則從微觀上為我們解答了國學作為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提供了實施國學教育的具體策略。文章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剝繭抽絲，層層深入，條分縷析，觀點明晰，使讀者對國學、國學教育乃至傳統文化教育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我們十分贊同文章的觀點：“國民需要通過莊嚴的學習，理解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國小教育乃至高等學校的通識教育對一代代國民基本素養的形成與提高最為關鍵。”這無疑是一種精闢的見解。郭文還以教材為依託論述了我國國學教育的歷史與現狀，指出“教育的核心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信念、價值觀念與人格情操”，“四書”是首選載體。鑑於目前中國小包含國學在內的傳統文化教育仍處於自發狀態，現有教材良莠不齊，郭文還提出了教材選用建議。漆永祥的《中國小加強傳統文化教育的幾點建議》則進一步指出，百年來的西學東漸使我國傳統文化教育日趨式微，由此導致的中國小生高智商低情懷現狀令人擔憂。相較前兩篇文章，漆文更具體而微，從古代傳統文化教育的典例中尋求解決當今中國小生“在心理健康、出入孝悌、基本禮儀、生活百科、知書達理、學會感恩等方面”嚴重“跛足”的對策：客觀看待“死記硬背”、咬定一部經典讀懂讀透、增加日常禮儀與規範教育的內容、重視鄉土意識與家國情懷的培植。國學熱持續有年，教育方式五花八門，薰蕕同器，一時莫辨真偽。譚汝為和奚詠梅的《中國小國學教育漫議》指出，傳統文化教育須注意“去粗取精”，態度須審慎。文章還提出了中國小語文教育與傳統文化教育相融合的具體建議，包括教育應着眼於整體素質與綜合能力的培養，尤其是培養一批人文學科薪火相傳的“讀書種子”；根據學生年齡特點設置相應的課程，如國小可設經典誦讀課，中學可將傳統文化教育滲透在語文教學中；教材的編寫應遵循“取精用弘、古為今用、學以致用、循序漸進”的原則；教育中“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要使學生在傳統文化精神家園裏慢慢體味、逐漸成長。這些觀點，對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能產生積極的影響。
二、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需要避免誤區
受這些文章的啟示，我們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母語都是這一民族傳統文化的產物，所謂真語文，一旦離開傳統文化這一土壤，就將立即失真，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毫無疑問，傳統文化本來就是語文應有之義。可見，真語文離不開傳統文化，將中國的傳統文化融入中國的語文教育乃是常識。因此，我們贊成“融入”，但應明瞭“融入”切忌浮躁，“融入”也絕非替代。
1．“融入”切忌浮躁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始，承載和弘揚傳統文化的國學已引起普遍重視，從民間機構的自發行為到政府的規範引領，從高校為國學“落户”到中國小興起的經典誦讀熱潮，從學校國學課程的次第開設到社會上國學培訓班的如潮湧現，國學熱一時蔚為壯觀。在如此熱鬧的場面中，有的確實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做了不少切實的工作，但有的只營造了一種表面的熱鬧，令我們欣喜的同時未免心懷隱憂。真語文雖然離不開傳統文化，但融入傳統文化切忌浮躁。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不能搞運動，一陣風。任何學習絕非一朝一夕可以速成，也不是心血來潮就能奏效，傳統文化的學習更是如此。既然文明古國的深厚情結已經喚起國人對悠久歷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那麼，學習、傳承和發揚這種寶貴的傳統文化，就更需要腳踏實地，循序漸進，持之以恆，講求實效。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也不可趕時髦，當點綴。傳統文化是真語文的題中應有之義，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在當前的傳統文化教育中，現代傳播手段如影視、網絡、名家講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當學校把這些現代傳播方式引入課堂後，以畫面、音響、服飾、故事為主要載體的傳統文化教育以其喜聞樂見的形式為學生所歡迎，但這可能導致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視聽感官的享受上，大多無法深入理解傳統文化的內核。更何況，如果學生在時髦中跟風學樣，傳統文化教育就有可能淪為文化快餐，異化為一碗碗心靈雞湯，若如此，承載傳統文化的國學也遂成為一種時尚的佩飾，膚淺化、娛樂化、商業化、庸俗化的傾向也必然應運而生，乃至逐漸氾濫。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更不能捨本逐末，功利化。傳統文化是國民的文化基石和精神支柱，將它融入語文教育的目的是引領學生通過學習經典，感受先哲的思想並完成品格塑造和精神構建。在具體操作時，如果指導思想不明，往往就會產生偏差。例如，當有些地方公佈大學聯考降低英語分數並調整給語文等科、大學聯考語文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考查的改革方案後，在引發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和熱議的同時，不少學生家長紛紛急切地將孩子送往各類國學培訓機構學習，為未來的大學聯考預熱。這種試圖讓孩子通過短期突擊提高學習成績的功利化行為，一方面違背了教育的規律而使孩子產生牴觸情緒，另一方面也忽視了傳統文化的性質和意義，背離了教育的初衷。
2．“融入”絕非替代除非是正式開設的傳統文化課，在學校語文教育中融入傳統文化，就絕對不是以傳統文化替代語文教育，以致將語文課上成文化課。在語文課中，傳統文化的融入和滲透不能喧賓奪主。真語文離不開傳統文化，但理所當然地杜絕忽視語言文字的傾向。語文，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更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信息載體。學語文，語言文字最重要，其他相關的一切，包括傳統文化，均藴含其中。在語文課上，傳統文化只能在語言文字中融入和滲透，而不能取而代之。即使語文課上教讀的是傳統文化經典名篇，也不能脱離語言文字，光從傳統文化的視角引導感受和賞析，以致忽視了語言文字那令人怦然心動的妙用。若有意無意地將語文課文異化成敲門磚，引出傳統文化內容就借題發揮，遠離語文而過度延伸，海闊天空地大談文化，語文就會隨之失真。這種課由於本末倒置，缺乏對語言文字學習的點化，語文因素難免會被淡化、虛化，最終與真語文失之交臂。在語文中，語言文字作為工具和載體，表現為語文的形式；傳統文化作為產物和載物，藴涵為語文的內容。語言文字的形式和傳統文化的內容就像一葉花瓣的兩面，誰也離不開誰。因此，要在語文教育中正確地融入傳統文化，就必須是語言文字和傳統文化兩者兼容，做到“兼之有度、容而無痕”［3］。就量而言要“兼之有度”。儘管語文離不開傳統文化，但若脱離語言文字過度渲染傳統文化內容，就會使語文課發生質的變化，漸漸遠離真語文。過猶不及，萬勿過度。那麼何以為度？切合實際的“三維目標”便是參照系。凡是超越或影響整體目標、喧賓奪主的內容，就應忍痛割愛、斷然芟除。就質而言要“容而無痕”。儘管把握了度，但若語言文字與傳統文化機械相疊、生硬割裂，或牽強湊合、貌合神離，也仍是各自為政的兩張皮，而不是容而無痕。所謂藴藉不露、涵泳感悟、滲透薰染、潛移默化，才是容而無痕的真語文教學功夫和育人藝術。
三、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尚待解決的問題
將傳統文化融入中國小語文教育，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教育的直接踐行者——語文教師。己之昏昏，不能使人昭昭，融入傳統文化的語文課須有傳統文化底藴的語文教師才能勝任。誠然，要求語文教師都成為國學大師或傳統文化研究專家是不切實際的，但要求語文教師具有一定的傳統文化底藴是不為過的。《紅樓夢》第四十八回黛玉教香菱學詩的故事曾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黛玉説：“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裏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瑒、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想成為詩人要先打底子，想成為合格乃至優秀的語文教師更要打好底子。這中間，閲讀和掌握一流的、經典的、相當數量的作品是何等重要！本文開頭説到的胡世慶，幼時師長和眾多名家的薰染給了他深刻而持久的影響，他自己博覽羣書、潛心治學更是成就畢生事業的關鍵。那麼，語文教師該如何打好傳統文化底子、提升自己的傳統文化素養呢？筆者認為如能從主客觀兩方面入手，假以時日，就必有所成。一是繼續教育，啟傳統文化之蒙。可以説，在現行教育體制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小語文教師，即便中文專業科班出身，傳統文化底子也普遍薄弱，他們此前大都沒有系統學習傳統文化的經歷，走上工作崗位後就無法勝任與傳統文化相關的教學工作，即使勉強接任也會力不從心。對此，有關教育部門可以定期組織傳統文化教育培訓，邀請傳統文化研究專家擔綱授課。學校也應為語文教師提供進修深造的機會，使之及時更新並完善知識結構。教師則可自選學習內容，或專攻傳統文化的某一領域，或覽其大略。此外，舉行一些與傳統文化研修有關的活動也可以營造更好的學習氛圍。學習傳統文化要力避復古傾向，不但要去粗取精，也需要循着時代前進的步伐融入新的內涵，同時借鑑國外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與世界現代科學精神接軌，以發展和完善自身。通過繼續教育，可以使廣大語文教師既能繼承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又能跟上現代世界的進步潮流。二是勤勉自學，得傳統文化之真。要想獲得傳統文化的真諦，除卻勤勉苦學，別無良途和捷徑。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力量，劉夢溪先生稱之為“自性的莊嚴”，它是個體生命的價值信仰。傳統文化內容浩繁，攻習不易，非信仰不能堅持。“一代儒宗”“千年國粹”馬一浮先生十分重視六藝，謂“有六藝之教，斯有六藝之人”。“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內容廣博，精深幽微，藴含了生而為人應具備的各種修養和品德，展示了古代“成人”的教育理想，包含着國人精神重建的深刻啟示。當然“六經”原典的閲讀難度較大，語文教師不妨從《論語》《孟子》切入，旁及其餘。研習六經，還需有一定的“國小”功底，即文字、音韻和訓詁。語文教師唯有從內心萌發親近並走進傳統文化的願望，堅持不懈，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傳統文化素養。有位語文教師説得好：“補足國學素養而讀書，什麼時候都不遲，在教書生涯中，語文教師有一個必不可少的任務，是備文化素養這個大課，讀國學經典，是語文教師一生的必修課，看是讀古典，實則是滋養文化情懷。”她説的是國學，本質卻是傳統文化。語文教師若能博覽羣書，就會滿腹經綸；若能熟讀成誦，就會“腹有詩書氣自華”，談吐高雅，出口成章；若能琴棋書畫，就會多才多藝；若能“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就會下筆千言，文如其人。唯其如此，語文教師才能從傳統文化中得學養，從傳統文化中獲教藝，從傳統文化中萌創見；也才能做有傳統文化底藴的語文教師，更好地運用有傳統文化底藴的言語和藝術，教成有傳統文化底藴的真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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