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1、領導者——資產階級維新派勢力過於弱小，而封建頑固勢力十分強大。(根本原因)(由妥協性，軟弱性的階級本性決定)
2、直接原因——袁世凱的背叛。
3、帝國主義沒有給予支持(外部原因)
教訓：在當時的中國，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國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長而又坎坷的。
從中國內部看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戊戌變法失敗，究其原因，固然與資產階級維新派採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於沒有實權的皇帝，寄希望於袁世凱和外國侵略者，脱離人民羣眾有關。但是，如果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仔細分析的話，決不是書本上描述的那麼簡單。就其失敗的原因，從中國內部看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 客觀上，新舊力量的對比明顯不利於維新派
變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制度來取代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自然會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變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維新勢力與保守勢力的力量對比。
當時，力量對比的天平明顯地傾斜於保守派。從控制軍政實權的大多數王公貴族，到軍隊將領和只會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無不反對變法，從上到下構織成一張嚴密的抵制變法的網絡。耐人尋味的是，本來與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務派，雖然在“西用”上與維新派有着共同的語言，但為了維護“中體”，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陣營之中，使得維新派勢單力薄。
維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緒，名義上是已經親政的皇帝，但最高權力實際上依然為慈禧所壟斷。維新派在變法期間只掌握一種權力，即起草上諭權，除此之外，他們什麼也做不了主，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只能依靠上諭來推行變法新政，但百日維新中所下的上諭真正得到執行的其實很少。從嚴格意義上講，維新派始終沒有成為真正的改革實踐者。
最致命的是，維新派始終沒有認清光緒，沒有看到光緒只是一箇舊統治秩序的維護者、改善者，並不主張把中國建成一個資產階級統治的君主立憲國家。雖然現實的危機促使他選擇了變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實現他內心深處“君權至上”的理想。因此在發佈那麼多的上諭中，都沒體現維新派所要求的開國會、定憲法等主張。
另外，作為中國近代社會新生力量的民族資本家羣體中，很少有人直接參與或支持維新變法。而僅僅由一些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來鼓動變法，這樣變法失敗的命運就不可避免了。
二。 主觀上，維新派舉止失當，過於激進，加速了失敗的步伐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項系統工程，有一個漸進的發展過程，期望畢其功於一役，是不現實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的維新派，奢望變法立刻產生奇效，迅速扭轉中國長期形成的積貧積弱局面，其實是欲速則不達。
首先，維新派在輿論宣傳上採用了過激的言辭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並沒有掌握實權、沒有形成權威的情況下，就要求裁撤六部為代表的傳統官僚機構。更有甚者，康有為在與老謀深算的榮祿談話時，竟然口無遮攔，提出：“殺二三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這種不理智的策略，只能減少維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維新派沒有建立廣泛而又堅強的同盟。對於任何改革而言，最積極的支持者和最積極的反對者都是少數，更多的是等待、觀望和温和派。對改革者來説，最大限度地爭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擴大同盟軍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則，只能四面楚歌，陷於被動之中。儘管翁同龢提出了“調和兩宮”的主張，讓慈禧而不是光緒充當維新變法的領袖，但都被康有為等人拒絕了。最終，慈禧認定維新派只忠於光緒而仇視她，進而懷疑維新派的變法動機只是為了從她手中奪取權力，使她毫不猶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對派的一邊。
再次，維新派採取了全面出擊、齊頭並進的方針，推進改革政策的實施。在短短的103天時間裏，通過光緒頒佈了300多道變法諭旨，內容涉及各個領域。這種急於求成的心態，使得原本對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適應能力都比較脆弱的中國社會各階層，更增添了對改革的反感與厭惡，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綜上所述，內因是變化的根本，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總是通過內因起作用。在保守勢力強大的社會環境中，維新派指望立竿見影實現自己救亡圖存的理想最終被殘酷地扼殺了。
一、戊戌變法失敗的教訓
1. 敵強我弱。維新運動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雖有初步發展，但還極其微弱。甲午中日戰爭之後嚴峻的民族危機，迫使他們倉促上陣，其經濟實力、理論體系、思想醖釀、政治主張等都準備不足。而維新派所面對的封建頑固勢力卻十分強大。
2. 脱離民眾。維新派沒有掌握政權，僅依靠一個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發號施令，希望通過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來實現他們的理想。原本維新派應該與會黨民眾的鬥爭相結合，以造成強大的聲勢，迫使當權者採取相應的改革措施，但維新派卻採取了脱離人民羣眾的方針，甚至害怕和敵視民眾。這使維新運動得不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其活動範圍僅侷限於地主階級開明派和知識分子圈子內。此外，維新派還缺乏軍隊的支持，到了大難臨頭，他們才想到兵權，結果被袁世凱出賣。
3. 抱有幻想。維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只採取改良的辦法，他們雖提出了“救亡圖存”的響亮口號，但認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對帝國主義，只要向西方學習，實行資本主義改革，使中國富強起來，就可免於侵略。他們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國主義來幫助變法。這反映了維新派的妥協性。同時，維新派既不滿封建頑固勢力的阻撓和破壞，卻又與封建主義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原想不流血的戊戌變法，結果以流血的戊戌政變而告終，然而，維新志士的生命喚醒了國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想通過和平改革的途徑來使中國富強起來，這條路根本就走不通。後來，許多維新志士拋棄了改良主義的幻想，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
二、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
1. 進步意義。戊戌變法頒佈的法令雖然絕大多數都是紙上談兵，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但它表明歷史走向是進步的。在政治上，維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主張設立議會，限制過重的皇權，希望通過改良的道路逐步變封建專制制度為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制度，雖然最終失敗了，但他們的宣傳、影響促進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在經濟上，維新派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
2. 愛國意義。剛剛登上政治舞台的中華民族資產階級，面對着19世紀末帝國主義掀起的瓜分狂潮，挺身而出，為救亡圖存奔走呼號，呼籲“保國”，反對“瓜分”，是近代中國摸索救國救民真理的一場愛國運動。尤為可貴的是，他們把自己的政治要求匯入到救亡運動中，使變法運動與救亡運動結合起來。對激發人們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維新運動帶有全民政治運動的性質。
3. 啟蒙意義。維新派在中國最早創辦近代報刊，把舊式書院和私塾逐漸轉變為近代學校，廣泛建立了政治性和學術性的社團。他們大力提倡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説和科學知識，宣傳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觀念，打開了知識分子的眼界，使他們重新認識世界，為後來人們接受新思想掃除了一些障礙，這種思想影響不會因政變而消失。一批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接受了新思想，捲入到資產階級的政治鬥爭旋渦中，這正是維新運動的羣眾基礎。戊戌變法之後，人們追求的社會目標有了明顯的變化，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優秀人才已不單向官僚階層聚集，轉而向其對立面轉化。戊戌思潮過後，不僅大量的青年學生大批地倒向革命陣營，相當數量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也退出了封建官僚集團，另擇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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