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有自己的語言。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説：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説道：同志，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説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説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裏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
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帶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面就説這麼多，因為我不想編沉默的辭典。
一種文化必有一些獨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爾巴喬夫説過這樣的話：有一件事是公開的祕密，假如你想給自己蓋個小房子，就得給主管官員些賄賂，再到國家的工地上偷點建築材料。這樣的事幹得説不得，屬於沉默；再加上講這些話時，戈氏是蘇共總書記，所以當然語驚四座。還有一點要補充的，那就是：屬於沉默的事用話講了出來，總是這麼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傳播。在某些年代裏，所有的人都不説話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樣四下漫延着。把這叫作傳播，多少有點過甚其辭，但也不離大譜。在沉默的年代裏，人們也在傳播小道消息，這件事破壞了沉默的完整性。好在這種話語我們只在一些特定的場合説，比方説，公共廁所。最起碼在追查謠言時，我們是這樣交待的：這話我是在廁所裏聽説的！這樣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艱鉅的囈語，不值得認真對待。另外，公廁雖然也是公共場合，但我有種強烈的慾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為它太髒了。
王小波，似乎是很多文藝青年拿來説事的偶像。似乎每個文藝青年心裏都住着個王小波。最近草草地，囫圇吞棗似的把他的《沉默大多數》看了一下。
境界實在是高，在看似戲謔調侃，輕描淡寫，但卻縱橫捭闔道出世間萬物，人生百態。那種信手捏來的哲人思想，那種通俗易懂的打比方，那種恰到好處地點到為止，是我們這些俗人企及不來的。
都説王小波的話語很俗，其實我覺得大俗乃脱俗。試問誰可以用大俗之言，把人性，人生，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等大雅之理剖析得那麼入骨三分。
生活中，我們很多人就自覺不自覺地做了那沉默的大多數，“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麼都不説，到了私下裏卻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説，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説。
保持沉默是怯懦的。”
不可否認，大多數時候，我們的思想在真空中煎熬，不知道是因為世界太荒謬，還是我們自身的原因，我們選擇了沉默，或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不知道我們沉默是不是因為“從話語中，你很少能學到人性，從沉默中卻能。假如還想學得更多，那就要繼續一聲不吭 。”
而人類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學習成長的過程，看了這書以後，我真心地感慨，王小波定是很喜歡蘇格拉底，羅素之類的西方哲學家。
“我寧可做一個像蘇格拉底那樣的人，自以為一無所知，體會尋求知識的快樂，也不肯做個“智慧滿盈”的儒士，忍受無所事事的煎熬。”
尋求知識，體會知識帶來的樂趣，這不應該稱之為“文化苦旅”，我也甚至質疑“學海無涯苦作舟”了。
那也許“參差百態，乃幸福根源”，把羅素的理論妄用一下，即追求知識過程中的萬千體驗，估妄言，殊途同歸，都是為了追求終極的快樂。突然又想起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超我。
王小波，他説“在世上，要求不高，就是想弄明白一些道理，遇見一些有趣的事”。
這恐怕已經是人生之高境界了，所以啊，《歡樂頌》中的優質男趙醫生，渴望的就是一場王小波式戀愛。然而人生亦是如此，“胡思亂想並不有趣，有趣的是有道理而新奇。”
快樂一直是每個人都渴望和追求的。在王小波《東西方快樂觀區別之我見》中，東西方人追求快樂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小波認為，西方人從物慾的追求中得到滿足，而東方人從人與人的相親相愛中汲取幸福。王小波較為贊成東方的快樂觀，而反對物慾橫流造成的“西方病”。
相比之下，雙方追求快樂的方式雖然不一樣，但追求快樂超過一定限度時，都會產生不利的局面，導致物極必反。這就是所謂的“水滿則溢，月盈則虧”。
中國人自古以來便是人情社會。孟子提出“仁者，親親也，義者，敬長也。”強調仁義的本源來自於人際關係。正如小波所説的，這種追尋快樂的方式是我們的一大優點。我們既不冷漠，又不自私，而且人與自然的關係和諧。中國社會四平八穩，不容易出毛病。最近的疫情就是很好的佐證。我們看到西方申請破產救濟金的人多到不可思議，一方面是西方人沒有存錢的習慣，以超前消費為主的他們一旦居家隔離便失去了經濟來源；另一方面他們沒有像中國一樣發達的人際關係。在中國，危機下你假如破產了，不論親人還是朋友，至少不會讓你餓死。但人與人的相親相愛一旦走向極端，就會被人際關係所嚴重束縛。如同三綱五常之類的就萬萬不可取。可如今我看來，這種人際關係大有弱化的趨勢。
西方人崇尚物慾。人的慾望因為生產力的高度發達被無限的加強放大，以至於到後來他們都忘了追求物慾到底是為了什麼，反正肯定不是為了滿足需求。我覺得也許是一種病態的成就感吧。總之，小波在文中説這是“自激”。西方人一個勁的索取且不計後果，從新航路開闢，到工業革命和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再到如今新冠疫情下將生命與金錢進行衡量，他們對物慾的追求都到了一種極致。
也許是時代的不同，小波的觀點不完全正確。如今的東方，從人際關係中追尋樂趣的方式趨於平穩或弱化，而對物慾的追求卻愈演愈烈。一方面歸功於互聯網的發達，人們有幸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主義”、“觀念”，個人思想因此逐漸獨立和解放，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學着不做“沉默的大多數”。社會上正是有了像李文亮這樣敢於發聲的人咱們的國家才能更好。所以，我相信，現在再也不會出現清朝時的“節烈婦女”了。更何況，人們離婚還來不及呢。夫妻之間不合便離，疫情居家隔離過後離婚率更是創了新高，這是全然不給古人面子了。更不會有文化革命時狂熱的、失去理智的集體主義。現在人總這麼認為，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尊重你的觀點，但想要説服我，門都沒有。
另一方面，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東方人對物慾的追求愈演愈烈。各種各樣的'功利心態、拜金思潮不可避免的噴湧而出，好像什麼事情都能和金錢掛上鈎。朋友送禮，首先想到的不是朋友愛君心切，而是趕緊掂量掂量這禮值多少錢、他送我這禮有何求於我；家長給老師送禮，這無非是道德綁架。老師對待學生應該是一視同仁，而家長屁顛屁顛跑來給老師送這送那，這分明就是在説：老師你看着辦吧，我的禮可是夠給面子了，你這面子給我孩子也要給夠啊。這並不公平。我反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唯利是圖，當然了，適當的利益交流有助於市場經濟的建設，但我覺得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應是依靠情感。或者換一種説法，以愛為基礎。
“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麼，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
這本書的作者是王小波。主要是由作者在一些雜誌報刊中發表的文章組成，其中傾注了作者對中國民眾命運的關注，以反諷和幽默的手法直面生活，從一個輕鬆的角度來解析身邊複雜的事態。
這本書讀起來很舒服，沒有晦澀難懂的語言和長篇累牘的大道理，經常用一些生動甚至搞笑的比喻，在不經意間就將自己對某一種社會現象的看法與態度表達出來了。這種方法不會讓人感覺壓迫與強勢，而是像一個老友在跟你聊閒天。但是其中的道理和觀點卻表現得很清晰。他每次在説到對當時而言比較敏感的話題時都會加上類似於“個人愚見，對此持反對態度的也不要跟我爭論”這種話，顯得卑微又有趣，這就類似於現在有時候我們在網上説一些大實話又怕被噴的時候，加上狗頭以求保命。
雖然這書的大背景是在90年代，但其中的道理放在今天的大環境中也恰逢其當。他表達了思維的樂趣、中國知識分子相關、道德、極端、國學、人性、謙卑、科學、藝術、精神、文體等各方面的見解，其中不泛鍼砭時弊的犀利言辭，別具一格且深具批判精神。
中國人民久經儒家思想的教化，長幼有序、尊卑有別，這些放在君主集權制度中有助於社會安定，同時卻也禁錮了個人的思想與個性的發展。現如今，我們還是從小便被教導‘聽話’，很少能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但因此，在潛移默化之中我們也逐漸缺失了一種批判與質疑的能力。小時候，對事物認識得還不完全，只覺父輩的話語便是真知；青少年時，還未形成獨立的人格，便習慣於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誤以為多數即正義；青年還未有成就之時，即便有了一定自己的判斷與認知，卻總是告誡自己“謹言慎行、人微言輕”；諸多因素驅使之下，我自己也一直都是沉默的大多數中的一員。
王小波本人也是從40歲才開始寫作的，或許那個時候他才想明白吧。他説“我選擇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從話語中，你很少能學到人性，從沉默中卻能。假如還想學得更多，那就繼續一聲不吭。”這句話讀來，我竟有種被人看透了內心的錯覺，當你一直説個不停的時候，大腦將會停止思考。
可是，一直保持沉默是否也是一種極端？其一，如果你的道理是正確的，卻不願站起大聲説出來，那麼那些謬誤甚至畸形的意識形態是否會因毫無阻礙而大行其道，甚至於成為社會的主流；其二，倘若你的道理原本就是錯誤的，你不願告訴任何人，只是固執己見的認為那就是真理，那麼你可能永遠都明白一些真的道理。
這本書我強烈推薦大家去閲讀，看看作者對一些事物的看法與評價，遇到不認同的點也可以在內心跟他辯上一辯。真理只會越辯越明，慢慢的學着去表達一些自己的觀點，沒有對錯之分，卻能讓自己明白一些道理，遇見一些有趣的事。
前陣子，讀王小波雜文集《沉默的大多數》，其實讀不多懂，只是瞧瞧熱鬧。讀不懂的，自然無法置喙，因此，只是針對有所感觸的地方零星地記些札記。多年前讀過幾天王小波的小説，不管小説還是雜文，我能看懂的其實只佔極少數的篇幅，大多數是讀不懂的。
奇怪的是，即使不懂，居然沒太影響閲讀興致，每天空閒的時候還是會接着前一天的進度讀。青少年那會，附庸風雅裝深度讀魯迅的時候，讀不懂直接就不讀了，還反感周先生有話不好好説，非得拐彎抹角的難為人。
當然討厭魯迅也是另有理由的，他説得那些拐彎抹角的話經常會出現在考試卷上，被畫上波浪線，問，劃線部分有什麼深層含義，有啥含義，話是他説的，我哪裏知道啊。勉為其難揣測一下，寫下兩句來充個數，運氣好了沾點邊得個一兩分，運氣差的話，白忙活。
小波的作品，估計一時上不了教科書的，所以也就有效地避免了被討厭。當然，即使有那一天，人生單程車，自然無法回頭，再也做不成需要做閲讀理解的中學生。此話，並無青春不再的感傷，生命的每一段我都很認真在對待，後一段總比前一段更值得珍惜與擁有。不必悔恨過往，也無需對未來期許太多。最好的，必是當下。
還是説回到書上來。一個社會裏，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只顧自己。因為這個緣故，我開始寫雜文。近來，覺得自己很失職。勢力範圍內本來有一個年輕人歸我負責的，也因為地理範圍的不可及而難以負責。對社會負責，首先要對自己負責，對我而言，也只需對自己負責就夠了。巧的很，因為這個緣故我開始寫公眾號。最近因為家裏事情較多，竟也懈怠了。
11月，整個月只寫了一篇。常想，反正寫，對於我自己來説只不過是一件剛剛開了頭的事情，堅持與否，與他人無益無害的，毫無壓力。沒有壓力，能堅持做好一件事，才是能力吧。反右後期，許多論戰從平等的討論轉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批判，討論裏不是爭誰對誰錯，而是爭誰好誰壞。一旦好人的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壞蛋就昭然若揭。
於今，情況有好轉了嗎？碗打了説碗，盤子打了説盤子了嗎？沒有。明明某人在某件事上出了嚴重的問題，莫名的眾人被帶領着，虛挖深度，實引其它爆點，吸引目光，轉移話題，最後大家都忘記因為什麼燉成了現有的一鍋漿糊。不管真假，先主觀介入，口吐蓮花，病毒式傳播，蠱惑人心，全民當槍，三人成虎。
套路總於無形中。中國常有人不惜代價，冒了被踩死的危險，擠進體育館一類的地方，去見見大名人，在裏面涕淚直流，出來後又覺得上當。這道理是這樣的：用不着花很多錢，受很多罪，跑好遠的路，洗耳恭聽別人説你是傻×。自己知道就夠了。
你看，這就是王小波，這就是王小波的變態辣。口感爽脆，大快朵頤。有一種説法是這樣的：人在年輕時，心氣 總是很高的，最後總要向現實投降。我剛剛過了四十四歲生日，在這個年齡上給自己做結論似乎還為時過早。但我總覺得，我這一生絕不會向虛無投降。我會一直戰鬥到死。
一語成讖。1997年4月，王小波，45歲，心臟病突發，生命戛然而止。一個特立獨行的作家在創作上最好的年齡，沒有任何告別的話，永遠離開了。然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他的作品一直活躍在出版屆。
市場無言，卻一直在説話。讀者沉默，卻一直都在閲讀。
讀完《沉默的大多數》，試圖想表達一下自己的觀點，卻發現我和作者的看法基本一致，這樣寫下來只能照抄原文了。不是我自大，只是此時此刻的我已被作者成功洗腦了！開口的權利似乎被徵上了税金。
一如作者的觀點，話語的世界可以分出兩級。一極是聖賢的話語，這些話是自願的捐獻。另一極是沉默者的話語，這些話是強徵來的税金。在這兩極之間的話，全都曖昧難明，模稜兩可：既是捐獻，又是税金。在那些説話的人心裏都有一個税史。
既然談到納税，不得不説一下那些開口讀書人。中國的讀書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就是交納税金。即使做納税人也要做一個合格的納税人——這是難聽的説法，好聽的説法就是以天下為己任。
王小波曾經是一個沉默的人，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然而當作者不再沉默時，卻有着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違背了他多年的積習，不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了。但作者還不至於感到痛苦，只是有點輕微的失落感。然而這並不代表自己也是一個合格的納税人，滿足了自己的責任感。只是作者覺得如果這麼做，大家會看到一個最大的廢話簍子，這便是是另一種責任感。
談到廢話簍子，我就會聯想到那些雞湯和官話套話。他們有着最好的發言機會，順應着大部分人的想法，説着讀者喜歡聽的言語，一味的迎合讀者。這樣下來他培養了讀者，讀者也有可能成為了下一代的他們。與其這樣，沉默的大多數該怎麼做呢？
首先沉默的大多數是一個巨大的弱勢羣體，他問保持沉默的願意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機會説話；還有些人有隱情，不便説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作者就屬於最後一種。作為最後一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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