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社會在鴉片戰爭後，進入了近代的進程，並且隨之發生了眾多的變化。兩次戰爭之後，廣大人民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侵入的不斷深化，幾近滲入社會的各個層面，西方殖民主義者在中國權利的不斷擴大，帶給了古老中國無休止的戰火。這兩次戰爭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響了中國？中國的社會進程又發生了怎麼樣的變化？本文重點描述了這些。
關鍵詞：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自然經濟、洋務運動、海關
一、兩次戰爭，一種命運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以發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為標誌，同時這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端。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的鴉片走私貿易，讓接連遭受1825年和1837年經濟危機的大英帝國嚐到了不小的甜頭，源源不斷地白銀流入大英帝國的國庫，正如梭倫所説：“財富催生飽膩，飽膩催生暴行”，大英帝國迫不及待的將侵略的座標插入了中國的版圖之上。與此同時，國庫的虧空嚴重地影響了大清帝國的收入，軍備海防廢弛，政治腐敗，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鴉片，但英殖民主義者任意破壞禁令，利用行賄和走私等手段，繼續罪惡的鴉片貿易，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中國人的道義抵制的直接後果就是，帝國當局、海關官員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國人弄得道德墮落。侵蝕到天朝官僚體系之心臟，摧毀了宗法制度之堡壘的腐敗作用，就是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被偷偷帶進這個帝國。”[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在虎門海灘公開銷燬英、美等商人呈繳的鴉片21298箱[2]。英國殖民主義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國內閣正式決定發動侵華戰爭，4月英國國會正式通過，6月由英國全權代表懿律(ot)統率4000侵略軍，乘艦船40餘艘到達廣東海面並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正式爆發。
此時，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無疑，統治階級中的妥協派佔據了主導，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查辦；沙角、大角、虎門炮台相繼失守，定海、寧波、鎮海相繼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讓戰火在古老的東方國度持續燃燒了兩年零兩個月，最終於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而結束。自此中國不再享有完整獨立的主權，中國社會開始轉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109年水深火熱的日子！
當中國國內太平天國起義達到高潮的時候，英法兩國在美俄的支持下，對中國發動了新一輪的侵略戰爭，並以此來擴大鴉片戰爭中所獲得的利益，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年10月，廣東水師在中國船“亞羅號”上逮捕了12名海盜，英國侵略者藉口此事件進行干涉並伴以武裝挑釁；同年，法國藉口馬神甫事件派葛羅()率軍來華，暗中與英國侵略者結盟並聯合美俄構建了四國聯合戰線。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廣州；1858年5月，侵略軍攻陷大沽、天津，此時侵略軍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別於英法訂立《天津條約》。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如此順利而不加條件反對的簽訂條約，讓英法侵略者的貪慾無限的膨脹，1859年6月20日，英法聯合發動大沽戰役，這場突如其來的沒來由的戰役，讓清軍措手不及，只能被迫還擊，馬克思在論述這場戰役是指出：“中國當局不是發對英國使節前往北京，而是反對英國武裝船隻上駛白河。„„難道法國公使留駐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他率領一支法國武裝遠征隊強行駛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就算是中國人必須接納英國的和平公使入京，他們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國人這樣，並不是違背條約，而是挫敗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聯軍佔領圓明園，人性的貪念讓他們將圓明園洗劫一空，並放火焚燒。大火燒了三天三夜，將“萬園之園”化為一堆堆敗瓦頹垣。參與焚燒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戈登承認：“我們就這樣以最野蠻的方式摧毀了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4]
1860年10月，無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與英法侵略者簽訂《北京條約》，至此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兩次鴉片戰爭，古老的東方國度——中國，在清朝統治者的帶領下，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千萬萬中國人民都面臨着一種命運——用槍炮和鮮血來換取國家的主權獨立與民族自由！
二、兩次戰爭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兩場久遠的戰爭，中國恥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陣陣槍炮聲，一聲聲吶喊聲中拉開了。
此後西方殖民主義者，帶着資本主義的各類成果來到了中國，從各個方面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一）海關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變化
兩次戰爭用武力叩開了中國的國門，在此便不得不先談一下清代海關的變化。
早期，清政府對西方各國基本上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嚴格控制對外貿易。當英皇派遣使團出使中國，試圖與清政府建立相對開放自由的貿易關係是，當時執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絕，理由倒也簡單：“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5]
可是現在，西方殖民主義者不僅用武力口開中國國門，而且用兇殘的暴力將中國的海關自主權硬生生地剝離，更有一些殖民主義者敏鋭地察覺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列強共同爭奪的國家中建立一個完全殖民地性質的海關機構，事實上是很難行得通的。”[6]咸豐九年(1859)，在海關司税李泰國的緊逼下，清廷將總税務司升格為中國海關行政的最高首腦，並委任李泰國為近代中國海關第一任總税務司，這位大英帝國的海關代表，不僅“霸佔”了中國海關的最大權利，還在其任期內將司税改為税務司，税務司的實際地位就相當於各地海關行政之最高長官。此外清廷的海關係統還包括：海政局、同文館和郵政局。
西方殖民主義者利用武力、利誘官員等手段進一步控制了清廷海關大權，為其傾銷工業產品，掠奪原材料及初級產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英國為首的侵略勢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國封建政權。英、美、俄、法等國的公使聯合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此時與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適應是封建政權的顯著地買辦化。從清朝封建統治集團本身的變化上説，一批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並與外國侵略勢力關係更密切的買辦化官僚產生了，即所謂的洋務派。他們為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擴大本集團的勢力，開展各種洋務活動。
前期，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官僚軍閥，在六七十年代先後建立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所謂的“自強新政”。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建立“安慶內軍械所”；1862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高昌設立江南製造總局；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由因國人馬格里督辦的金陵製造局。但這些企業大都工作效率低下，產品質量低劣。在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還訓練新式陸軍和建立新式海軍（即籌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師）。
後期，從70年代初期開始，洋務派從軍事工業轉而舉辦一系列民用企業，以供應軍用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運輸、以“求富”。其中規模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創立的輪船招商局，1876年籌辦的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漢陽鐵廠、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洋務派所辦新式企業均為官僚商辦企業，也是北洋系買辦官僚所憑藉的經濟體系。洋務派興辦這些企業的目的是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來維護封建統治，並增強本集團的實力和財富。這些資本主義企業實際上就包含着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7]中國的資本主義在這些企業中緩慢的成長。
（三）西方資本主義衝擊下的自然經濟
自春秋戰國時期確立的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到清朝也延續了兩千多年，並在國家的整個經濟部門中佔據着絕對的統治地位。鴉片戰爭後，中國傳統農業隨着社會狀況的變化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一方面表現為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因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呈現出衰落的狀況；另一方面表現為外國資本入侵的衝擊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後頻繁的國內國外戰爭，不僅耗空了國庫，而且讓各省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依賴着大量土地的小農經濟發展遲緩，而耕種技術長期的落後，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自然經濟曾在最初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有過頑強的抵抗，但時間短收效差。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各國的權益擴大和侵略活動的加強，陳舊的封建經濟難以抵抗強大的新興的的資本主義，開始了普遍解體的過程。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是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9]
其解體的具體表現為：
1、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及其與農業的分離。從鴉片戰爭，特別是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家庭手工業棉紡織業由於外國廉價機制紡織品的輕笑開始廣泛解體。（小生產與機器大生產難以競爭）標誌着中國兩千多年以來以耕織結合為主的自然經濟解體。“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引起的重大變化就是堵死了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正常道路，是解體後的農村經濟具有明顯的半殖民地性質。”[10]
2、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農業產品商品化發展主要表現在茶、桑、煙草、豆類和罌粟等種植的擴大和水稻、小麥等糧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罌粟為例：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輸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喪失了禁煙能力，卻鼓動農民種植罌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罌粟在雲、貴、川三省已經“連畦接畛”了；蘇皖浙省，年產煙達73萬擔，煙田2303畝；山西幾乎“無縣無之”；東三省“種罌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1]糧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經濟狀況的重要標誌。鴉片戰爭後，地區經濟作物的廣泛擴種佔用了原有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導致該地區對於外地糧食的需求大量增加；並且隨着通商口岸的開闢和商埠經濟的發展，糧食的需求量也同時大增，“從道光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年(1840-1894)，全國糧食商品率友10%增長至16%；然而這一時期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卻是外國資本主義破壞城鄉手工業和加緊掠奪農產片，尤其是所需要經濟作物原料的結果。”[12]
從鴉片戰爭後，特別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戰爭之前的時期內，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傾銷下，與農業結合的手工業尤其是棉紡織手工業開始解體，廣大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不得不依賴於市場，成為世界市場的購買者；另一方面，在外國資本主義原料掠奪下，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擴大，廣大農民又成為世界市場的原料供給者，中國農業經濟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幾個方面，是兩次鴉片戰爭後，對中國歷史影響較為長遠和深刻的方面，下面來描寫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掠奪下依然存在的幾個其他方面。
在洋務運動創辦近代企業的同時，中國社會還出現了一批商辦企業，如：1866年的上海發昌機器廠，1873年的繼昌隆繅絲廠，1878年天津的貽來牟機器磨坊等，這些企業構成了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業在中國的出現，使得中國產生了第一批近代產業工人，他們形成了早期的中國無產階級。並在此後30年的時間內，隨着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
另外在鴉片戰爭後，地主階級改革派效法和學習西方以抵禦侵略的思想，在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後逐步發展為維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
五、結束語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飽經了109年戰火紛爭的中國人民，終於可以過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遠的戰爭不是隻能活在我們的回憶當中，我們要居安思危，時刻謹記自己所處的環境，自尊自強，從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未來！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著：《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頁。
【2】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北京大學出版社。
【3】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739頁。
【4】賀翼柯，《戈登在中國及蘇丹》，見王崇武等編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148頁。
【5】《熙朝紀政》卷六，《紀英夷入貢》附《敕諭英吉利國王二道》。
【6】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北京大學出版社。
【8】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9】毛澤東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頁。
【10】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1】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458-464頁。
【12】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論辛亥革命》
【摘要】辛亥革命刷新了中國歷史，邁出了中國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併為其進程提供了一些啟發、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同時因其固有的侷限性而留給後人諸多教訓，致使革命以後的數十年，中國的民主進程依然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
【關鍵詞】辛亥革命；愛國主義；經驗教訓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大地上樹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幟，開闢了中國人民繼續前進的道路。在今年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的時候，全國各族人民深切緬懷領導辛亥革命的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深切懷念在辛亥革命時期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而英勇獻身的革命英烈們。
1911年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於10月10日再次發動武昌起義，緊接全國各省紛紛響應並宣佈獨立。12月2日和25日，各省代表分別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和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從上海趕往南京途中在常州停車，在火車站台上向前來歡迎的常州市民發表演講，隨即赴南京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正式成立。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是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鋭，人民反抗怒潮不斷高漲的必然產物。毛澤東指出：“當着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温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同盟，而帝國主義則往往採取間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派壓迫人民，而不直接採取行動，顯出了內部矛盾的特別尖鋭性。中國的辛亥革命戰爭……都有這種形式。”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爆發形式上是內部矛盾特別尖鋭性的表現，實則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斷激化的必然結果。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裏，統治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實行政治上高強壓迫、經濟上殘酷剝削，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導致階級矛盾日益尖鋭。“窮人巴造反”的鐵定規律就會起作用，就會爆發革命。辛亥革命中資產階級僅是革命的先鋒隊，真正的主力軍是廣大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羣眾；沒有全社會人民羣眾的支持，任何革命就會失去社會基礎，也不可能成功。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開創了亞洲的第一個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國，完成了國家政權由傳統專制政治制度向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轉變。雖然羣眾還沒有深刻理解自己對於民主國家所負的責任，不知道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創造一個新世界，但是民主共和已經取代君主專制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正因為如此，袁世凱、張勛先後復辟帝制，均受到了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和人民羣眾的堅決反抗。
民主理論經由辛亥革命提升到實踐層面，促動了知識分子階層的主體意識覺醒。他們成立了很多以“民主”為基本綱領的黨派政團，創辦了大量革命報刊，發行了不少革命書籍，向廣大民眾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如鄒容在《革命軍》中指出：“凡為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
辛亥革命破天荒的功績就在於它沒有重複幾千年改朝換代的舊例，公開聲言在推翻清王朝後建立的將是民主共和制。革命派的大力宣傳使共和制的觀念深入人心，此後，誰要是想在中國搞復辟，必將遭到社會的唾棄。對此，董必武明確指出：“自中華民國的名稱確定以後，帝制被拋入茅坑，便再也爬不起來了。袁世凱的洪憲皇帝，不過百日便被迫取消。張勛扶溥儀復辟，倒得更快，段祺瑞馬廠誓師討逆，十天功夫就把北京的辮子軍肅清了。無論帝制也罷，復辟也罷，都很快地塌台，這都是受了建立民國的影響”。在此之前，是人們都想不到的。七十年前，林伯渠説：“對於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經常被低估的，這並不奇怪，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列寧對資產階級共和制的建立高度讚揚：“先進文明的歐洲對中國的新生是不感興趣的。4億落後的亞洲人爭得了自由，覺醒了起來，參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1/4的人口已經從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運動和鬥爭了。”
但是辛亥革命也有其侷限性，缺乏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和魄力，這是導致辛亥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指出：“辛亥革命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這種勇氣和魄力上的缺乏，源於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錯誤認識。董必武指出“辛亥革命時期的許多活動家，並不認識帝國主義的真面目。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甚至還天真的認為，由於他們走的是西方資產階級走過的路，所以西方資產階級會幫助他們，把中國建設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資產階級國家。他們不相信勞動人民，並且害怕人民的革命會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對帝國主義既然存在幻想，因此，他們在行動中就力求避免去觸動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武昌起義以後，各地革命政府為了爭取外國的承認和支持，紛紛表示承認清反動政府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辛亥革命幾乎完全沒有觸動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統治。”帝國主義的侵略，最終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迷夢。孫中山在臨終才深知欲達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綜上所述，辛亥革命走出了中國民主進程的第一步，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同時由於其諸多的侷限性，特別是革命黨人的先天不足、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所導致的民主與法制制度缺失等多方面的限制，它留給後人的經驗和教訓都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在中國共產黨成立__週年、並用武裝革命奪取政權且已執政了60餘年的今天，面對許多國際國內與歷史上“驚人的相似之處”，認真研究其成敗得失，防患於未然，對於鞏固和發展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防止重蹈歷史覆轍；對於和諧社會建設以及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一定會有所裨益。
參考文獻：
[1]李喜所，“辛亥革命時期的教育改革”，《南開學報》，05期，2001年。
[2]範忠程，“毛澤東與辛亥革命”，《中共黨史研究》，06期，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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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戈晶晶，“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紀念辛亥革命__週年”，《黨史縱橫》，04期，2001年。
[5]潘海濤，“論辛亥革命難以完成反帝反封的歷史使命”，《長江論壇》，05期，2001年。
[6]周良書、汪華，“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化”，《江海學刊》，05期，2001年。
[7]邢金娥，“辛亥革命的勝利與失敗、教訓與啟示――紀念辛亥革命__週年”，《中共太原市委黨校學報》，05期，2001年。
[8]林文彪，“論紹興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和精神遺產”，《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6期，2001年。
摘要：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面臨西方列強全面入侵與掠奪，文化作為一種特殊形態，中國的民族文化本身是不是與本國的政治經濟等方面一樣遭到了侵略，以及怎樣認識西方列強利用文化工具對中國侵略的種種，是一個亟待釐清不同方面。
關鍵詞：侵略 文化侵略 文化滲透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第一章“反對外來侵略的鬥爭”第一節“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系統闡述“資本-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本國封建主義勢力對人民的壓迫，是近代中國落後、貧困的根本原因”。其中在書寫文化部分時，出現了概念邏輯模糊，以及概念與史實邏輯的混亂。
一、“侵略”與“文化滲透”的概念邏輯與史實邏輯
《綱要》教材在書寫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時，分成幾大部分：“一、軍事侵略。二、政治控制。三、經濟掠奪。四、文化滲透。”其中的“文化滲透”，不僅出現與章節整體內容概念邏輯模糊，還出現了與史實邏輯的混亂。
（一）“侵略”與“文化滲透”的概念錯位
《綱要》第一章第一節“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涉及到文化方面的概念有“侵略”、“文化滲透”以及衍生出的“文化侵略”。“侵略”，傳統意義上是指通過各種非正常的手段侵略別國的領土、主權，掠奪其財富，奴役其人民等。教材在闡述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時分別羅列了軍事侵略、政治控制、經濟掠奪、文化滲透。其中，“文化滲透”就形成與其它各方面的並列關係。這樣，“文化滲透”在這裏的地位自然容易被等同成“文化侵略”。雖然教材沒有使用“文化侵略”一詞，也表明教材寫作者對文化侵略與文化滲透的區別理解可是。在教學與科研實踐中，很多教師都使用了“文化侵略”的概念，甚至還有直接呼籲教材把“文化滲透”改成“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在學界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概念。文化侵略行為必定是帶有強制性的，必定是會對被侵略國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傷害的。而文化是無形的，它包括整個生活方式、信仰、態度、取向、價值和哲學等，文化的全人類共性與文化的民族個性這些特質使得一方面各國各民族之間是可以進行文化溝通的，同時不同的文化體系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質。一個民族建立了一種高於或者不同於當時社會普遍文明形態的文化時，她就形成了一種內在的特質，這種特質與外界多元文化交流過程中主動或被動走向更新的文明。一個民族的文化在人類文明積累的長河中的穩定性最為明顯，不會輕易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因此，文化侵略的界定是一個難上加難的學術命題。
“文化滲透”，是指一種文化通過不同的渠道和方法進入到另一種文化內部，對其發生影響和作用的過程。每個國家的民族文化都包含具有一定特質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行為準則等，文化傳播導致文化滲透，這是文化發展的一條規律。有學者指出文化滲透是指相互的或雙邊的文化涵化，也即是兩個當事的文化羣體彼此影響的文化涵化狀況。物質資源只能互換，文化的內容與文化中的人文價值，卻可以通過相互滲透實現共享。因而，教材中把“文化滲透”與各種外來“侵略”在概念邏輯上等同，是錯位的。
（二）“文化滲透”與“侵略”的史實邏輯混亂
教材闡述“文化滲透”其一，“披着宗教外衣，進行侵略活動”。主要內容之一是“帝國主義的文化滲透活動，有許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傳教的名義下進行的。一部分西方傳教士積極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活動。”對傳教士的指責大致而言，最主要的有以下幾點：1、傳教士蒐集情報，進行間諜偵察活動。2、傳教士參與隨軍活動，擔任英軍翻譯。傳教士受僱於入侵的軍隊成為情報官，那他的主要職責自然是蒐集情報，這是不爭的事實。傳教士在帝國主義侵華和締訂不平等條約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與傳教士的政治立場有關，與宗教本身無關，更與文化本身無關。此時他的身份是軍中情報官，而非傳教士。
教材闡述“文化滲透”其二，“為侵略中國製造輿論”。主要內容“外國教會中的某些勢力還利用宣傳宗教和西學的名義，為帝國主義侵略製造輿論。它們在中國辦報紙、雜誌，翻譯、出版各種書刊。”我們不否認教會中的“某些勢力”利用辦報紙雜誌製造一些侵略言論，而同時教材重點提出來一個典型人物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以及他主持下的____在中國最大的出版機構廣學會。説廣學會發行的刊物《萬國公報》，在介紹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時，也宣揚殖民主義奴化思想。“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序言中説，‘泰西各國素以愛民為治國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閉關開釁之端則在中國，故每有邊警，償銀割地，天實為之’”。僅就這樣的描述，這裏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完全成為一個負面文化人物，與真正的人物之間有很大差距，容易造成讀者對他的誤讀與誤解。（後文再述）從蔡爾康在《馬克思主義最早由傳教士翻譯引入國內》一文中指出，關於馬克思主義何時傳入中國的問題，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1899年2月上海廣學會出版的《萬國公報》第121期刊載的《大同學》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報刊對馬克思及其言論的最早介紹。該文譯述了馬克思的一段話：“馬克思之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於君相之範圍一國。’”這段話出自《共產黨宣言》，現在通行的譯文是：“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大同學》譯自英國社會學家本傑明明頡德的《社會演化》一書，由英國來華傳教士李提摩太譯。可見《萬國公報》傳播文化思想的一斑。
二、如何認識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利用文化工具對中國侵略
第一次鴉片戰爭既是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的衝突，又是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的衝突。文化具有多樣性與民族性的特點，不同文化體系的矛盾、衝突，尤其是作為文化制度層面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念一直是影響國際衝突的深層原因。人類社會早就存在亨廷頓所謂的“文明的衝突”。怎樣看待各種文化文明之間的交流、傳播、滲透與侵略，是需要審慎的甄別與釐清的。
1、外來文化傳播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總體起了積極作用
國內對近代西方列強侵略時外來文化傳播對中國社會的作用，寫在書籍上的通常看法是：西方野蠻的殖民行徑往往被賦予神聖的文化光輝，殖民主義者往往在殖民侵略的同時，推行西方的文字、語言、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政治法律制度何宗教，並通過創建學校、開辦醫院和慈善機構進行文化侵蝕，進而實現對附屬國社會肌體和內臟的徹底改造。這樣大而化之的論述，忽略了作為一種歷史積澱的民族文化強大的內聚力和向心力，也忽略了民族文化以此文化特質對外來文化具備的兼容幷蓄的強大功能。
按照現代文明法理，在不侵犯他人正當權益的前提下，任何宗教組織或神話人羣都有自由傳播自己思想主張並結合為一定形式之社羣的言行權利，也同樣有建造相應之宗教與神話建築的權利。鴉片戰爭前後，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醫院，與中國最早的圖書館，與中國最早的女子教育，與中國最早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與中國最早的盲校和盲文傳，與西學東漸等等文化文明傳播聯繫在一起，教士們為中國走向文明進步，對中國的近現代化貢獻是顯而易見的。就拿傳教士辦學來説，歷史資料顯示教會學校的教學內容一般來説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課程主要為聖經，重點在創世論、贖罪論和耶穌生平等教義上。此外，學生還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如禱告、崇拜等。二是中國傳統的儒家經書。一般包括《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四書》、《五經》等。學習中國經書一是為了適應當時中國科舉考試的需要，再者也是為了學生畢業後能夠與士大夫和地方官紳接觸，適應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不至於被傳統知識分子歧視。三是西方科學知識。開設諸如數、理、化之類的新式科學課程。在當時清政府極少重視西方科學的情況下，教會學校開設的科學課程，對落後的中國來説，具有意義重大的啟蒙作用。另外，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一些教會學校還開設了英語課。英語課的設立為中西文化的溝通和交流開闢了一條渠道，有助於中國的近代化。教材中提到的廣學會，歷史資料顯示從1891年到1915年這段時間她是中國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其中的《萬國公報》介紹西方最新知識和思潮。廣學會出版的書籍，題目從宣教一直到法律、商業、政治、經濟、哲學、家政和纏足的罪惡等，超過二千種。李提摩太主持翻譯了一些著名書籍，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都很大。其主要譯著有∶《在華四十五年》、《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一覺》、《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攬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種。其中《泰西新史攬要》，內容是十九世紀歐美各國各國變法圖強的歷史，出版後風行一時，印行三萬部，是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的主要參考書之一。李提摩太在太原府，每月舉行一次科學報告會，並邀請官吏和士紳觀看其科學演示。他還不失時機地晉見各級官吏，講解世界地理、宣傳變法主張，勸其建鐵路、開礦藏、以養民富國。他主張改革先從統治階級入手，“首教官員、次教富紳、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還一再強調要教民、養民、安民、新民。另外，近代史上外來文化傳播的積極範例應為“庚款興學”。1908年10月28日，中、美兩國政府草擬了派遣留美學生規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內，每年至少應派留美學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則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為止。被派遣的學生，須“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當年齡”，中文程度須能作文及有文史知識，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國大學和專門學校聽講，其中，80%學農業、機械工程、礦業、物理、化學、鐵路工程、銀行等，其餘20%學法律、政治、財經、師範等。並責成清廷外務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訓練學校。一國的外交行動是否侵略，應依據它是否損害了另一國的主權和利益。史實證明，美國政府決定有條件地拿出庚子賠款部分資助中國留學生赴美學習，庚款興學沒有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主權，反而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起了積極作用。
2、某些充當侵略中國急先鋒的傳教士其行為與宗教無關
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分為兩種：一部分是想將“上帝的福音”傳到中國，真心真意的想幫助中國走向富強之路。另一部分則是為殖民者服務，充當侵略中國的急先鋒。後者在本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中認同的行為準則並不是宗教而是國家的召喚，是與國家政治利益緊密聯繫一起的。
教材中敍述説“比如，1832年德國____傳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以傳教為掩護，在中國沿海進行過長達幾個月的間諜偵察活動，刺探蒐集大量軍事情報，並竭力鼓吹對中國發動武裝侵略。鴉片戰爭期間，他不僅擔任英軍陸軍總司令的翻譯，在英軍佔領浙江定海縣時擔任民政官，還參與了中英《南京條約》的起草和談判。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向俄國公使和英法聯軍提供了有關清軍在大沽口的設防情況和詳細的北京地圖。在1860年法國強迫清政府訂立中法《北京條約》時，擔任翻譯和文件起草的法國傳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條約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條約的法文原本上所沒有的“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分析這些史實，應該清楚地看到其一傳教士在帝國主義侵華和締訂不平等條約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語言翻譯其次是在從事間諜偵查活動方面，他們並不是各國侵略中國的策劃者組織者及主力軍。其二某些或個別傳教士的政治立場和行為，不應該是基督____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造成，而是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絕非來自基督信仰，而是在特殊時刻他們選擇了臣服於國家政治利益。
如果説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外來文化對中國真正意義上的侵略，應該是許多學者認同的20世紀日本對華文化侵略，從方針方案政策途徑和方式對中國造成的文化損害。歷史資料顯示僅在東北以外中國其他各淪陷區，日本人全面控制了從國小到大學的各級各類學校的教育主權，並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實施教學，還在一般學校之外開設了大量專門的日語學校，試圖通過日語學習來培養中國人的“親日”情感。日本還十分重視利用宗教文化為侵華服務。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軌道，在鴉片戰爭炮火的轟擊下，中國於災難痛苦中逐漸被納入到了資本主義世界發展的軌道。在這一過程中中西方文明發生着激烈的衝突與碰撞，繼而中國近代中國社會掀起了一浪又一浪變革的大潮。
摘要：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破壞了中國原有的社會體系，中國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加深，各階級的人們都面臨着選擇。許多先進的中國人用各種方法嘗試着讓中國走向一條繁榮富強的道路，如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但都以失敗告終，毛澤東講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這裏就中共誕生前先進的中國人偉大探索失敗的原因及教訓做一小小的探究。
關鍵詞：探索，原因，教訓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的國家，一路走來，它以封建體制為主體。自公元前5世紀的戰國時代到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的封建社會延續了2000多年。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諸如貞觀之治，開元盛世，都在這一時期，但是，也正是從這個時期起，中國也走向了封建社會的末世。到了鴉片戰爭前夜，清王朝已經潛伏着許多危機，中國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加上閉關自守，固步自封，使得西方的資本主義列強將手伸向中國，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1840年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向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從那以後，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和政治控制，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社會。隨着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不斷加深，人民苦不堪言，社會各階級都面臨着“怎麼辦”的問題。農民階級，地主階級洋務派，資產階級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派，都對國家的出路進行了探索，先後提出了不同的主張和方案。
（一）太平天國的農民戰爭
天平天國運動，是滿清統治後期的一次最為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
但是，天津事變後，最終太平天國滅亡了。究其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方面。
1、在經濟上，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分散的小生產基礎上，雖然可以建立暫時的勞動者政權，但是它最終會向封建專制政權演變的。農民階級不是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代表。
2、政治上，他們無法克服階級的侷限性，從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確的政治綱領和社會改革方案。雖然也進行了一些制度上的建設，例如頒佈《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但是，其《資政新篇》講究絕對平均主義，違背了社會的發展規律，可以説有一定的空想性，在戰爭的壞境下，也根本不可能實行。而且它不是農民革命實踐的產物，缺乏相應的社會基礎。而《資政新篇》所推行的主張卻與《天朝田畝制度》矛盾，前者主張資本主義，而後者則反對私有制度。
3、思想上，太平天國是以宗教來發動組織羣眾的。洪秀全與其表親馮雲山、族弟洪仁玕從樑發《勸世良言》中擷取____中反映下層民眾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儀式，創立拜上帝教來發動羣眾。然而它畢竟不是科學的思想理論，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它不但不能夠正確指導農民戰爭，反而帶來危害。在天津事變後，連洪秀全本人保守和迷信的思想也越來越嚴重，他信天不信人，處理軍政事務一味靠天，甚至認為“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夢想不用努力就可以取得勝利。
4、組織上，太平天國很難形成統一堅強的領導核心。1849年，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結為異性兄弟，並稱為東、南、西、北、翼五王。然而，定都天京後，其內部的矛盾和弱點也凸顯出來太平天國將農民置於新的等級統治之下，其上層領導脱離民眾，不思進取，享樂腐化，爭權奪利，諸王與部將及廣大的士兵關係日益疏離，且各王之間也漸漸變得互相猜忌，隔閡四起，導致1856年秋的大悲劇——天津內訌。在天津事變中，韋昌輝殺了楊秀清，洪秀全又殺了韋昌輝，洪秀全懷疑石達開，使得翼王石達開率部出走敗亡，嚴重的削弱了太平天國的領導和軍事力量，成為太平天國有聲轉衰的分水嶺。
讓我們總結一下太平天國最終的失敗給我們的教訓。太平天國靠農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從依靠農民到失去農民，最後終被封建地主勢力和帝國主義殖民勢力所聯合扼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具有偉大的革命潛力，但由於階級和時代的侷限性，農民階級不能獨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它要在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完成歷史所賦予的使命。
（二）洋務運動
左宗棠、張之洞等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創設近代企業，興辦洋務。
洋務運動的失敗，讓我們看到：1、一方面，許多洋務派官員自身沒有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建設對其經濟發展的關鍵作用。生產關係要適合生產力。我國是封建社會，新的生產力不可能在封建主義的桎酷下發展起來，洋務派沒有認識到兩者內在的矛盾。而且，洋務運動的目的是鞏固和發展中國封建統治，這就決定了它必然失敗的命運。2、另一方面，西方列強並不希望中國繁榮富強起來，他們不會讓中國掌握真正的先進技術，洋務派聘請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國官員不懂技術，進行敲詐勒索，謀取暴利，使企業難以發展。清政府內部，慈禧太后一邊支持洋務派，一邊扶持仇視一切洋務的頑固派，使兩派不停的明爭暗鬥，使洋務運動步履維艱。3、洋務派創辦的一些企業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衙門式的，洋務派所辦的軍事工業完全有官方控制，經營不講究效益，造出的槍炮，輪船往往質量低下，而且內部充斥着營私舞弊，貪污受賄，揮霍浪費。連慈禧太后做壽需款時，曾徵用洋務運動的銀兩，為後來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沒埋下了禍根。
社會改革一定要與生產力相適應，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要改變落後的國家面貌，要學習外國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對外要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對內要處理好內部的關係，要有勇氣推翻及制度，不應抱殘守缺。要解放思想，鄧小平講過：“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是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
（三）戊戌維新
戊戌維新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它最終失敗了。它失敗的原因及給我們的教訓是：
1、維新派的力量太薄弱。它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反對。那時。慈禧太后控制了中央大權，改革與守舊力量懸殊太大。光緒帝曾頒佈政令，許多方面都沒有實行。因為當改革派危及到守舊派的特權和利益時，立即受到他們的反對和抵制。如精簡機構撤銷六部，罷免六堂官也超之過急。
2、維新派本身的軟弱性及策略上的錯誤。維新派雖然希望改革政治體制，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是，但是他們不敢從根本上否定君主專制制度，把希望寄託在沒有實權的光緒帝身上。他們提出的許多政令和措施，沒有觸及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種十分温和的不徹底的改革方案。且他們犯了一個策略上的錯誤。而且，維新派對帝國主義存有幻想，希望日、英、美等國來干涉中國內政，就出被禁的光緒帝。他們單純的擁戴光緒帝而樹敵西太后，康有為沒有接受王照的建議，調和光緒帝和慈禧之間的矛盾，使改革不能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預示着改革走向失敗。
3、戊戌維新沒有廣泛的羣眾基礎，沒有偉大的人民力量作為堅強的後盾。維新派的活動基本侷限於官僚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小圈子裏，嚴重脱離了羣眾。
（四）辛亥革命
20世紀初，在中外反動派的雙重嚴重壓迫下，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資產階級進行了辛亥革命。當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卻被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
辛亥革命最終失敗，最根本的是因為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客觀方面，帝國主義不希望中國變得更加富強，袁世凱的專制獨裁，阻撓革命的進行。主觀方面，
它的領導者資產階級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許多弱點和錯誤。第一，革命綱領具有模糊性。他們沒有明確提出反帝的口號，甚至幻想以妥協退讓來換取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承認和支持。同時，他們將矛頭直指清王朝，而忽略了力量同樣強大的舊官僚，軍官，使他們混入革命的陣營。如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竟然推舉黎元洪為都督，這無異於養虎為患。第二，辛亥革命在後期推翻清政府後脱離了羣眾，沒有廣泛的羣眾基礎。馬克思曾説，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羣眾是反封建的主力軍，沒有人民羣眾的支持，革命的根基就顯得相當薄弱。第三，不能建立堅強的革命政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從革命黨內部來説，成分複雜，派系繁多，矛盾尖鋭。同盟會內部缺乏一個穩定的領導核心，孫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非袁世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
辛亥革命的失敗表明，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沒有能力救中國，先進的中國人需要進行新的探索，為中國謀求新的出路。
參考文獻：
【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摘要：孫中山的思想和業績是中國近代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在處理國內民族問題時，孫中山和諧思想正是基於對中國社會不和諧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贊成“五族共和”，反對民族歧視，主張各民族和諧共處，促進各民族發展，不僅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統一的自覺認同意識具有積極意義，而且對當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有着重要的借鑑作用，也是構建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重要思想基礎和解決民族、宗教問題的參照標準，同時是中國特色社會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孫中山；民族和諧；和諧社會
翻開歷史，不難發現人類古往今來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學説，以和諧理念為其終極與歸宿，以和諧社會藍圖為目標和旗幟，號召人們為之實現而努力奮鬥。回顧並總結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對於21世紀如何對待民族和諧問題無疑具有參考和借鑑意義。
一、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一）形成的背景
孫中山民族和諧思想誕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大動盪的年代。在此期間，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孫中山之所以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1]正是孫中山對社會的不和諧認識基礎上提出的。這不和諧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孫中山痛感“中國現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2]第二，在經濟方面，針對因中國的生產力落後、區域經濟不協調、經濟結構畸形、經濟秩序混亂等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障礙，孫中山提出建立生產發達、區域協調、公平正義、充滿活力的和諧經濟。第三，在文化方面，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文化形成衝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現實差異。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價值取向，不同的行為方式，都需要創新文化和主流價值觀進行對話、融會、整合與引導。最後，在個人經歷方面，與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孫中山學習中國經史，不但對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義思想情有獨鍾，而且完全繼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早年在海外學習、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崇尚西方民主。他為了民族和諧，一生為之奮鬥。
（二）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的發展過程
1894年11月，孫中山成立資產階級早期的革命團體——興中會，提出要“驅逐韃虜，創立合眾政府”的口號。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説中指出，“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3]他明確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就必須推翻滿洲貴族的統治。但這一時期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還是處在狹隘的排滿狀態。1905年同盟會成立，同盟會的章程中規定“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4]為盟會的政治綱領，同盟會成立以後，“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思想已經漸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把這個政治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三民主義，後來統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則是孫中山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綱領和原則。“滿洲以一民族宰割於上”的民族壓迫制度，實現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國的統一和“中華民族自求解放”，實現“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狹隘的革命的民族主義變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義。
新三民主義時期，孫中山的民族觀產生了新飛躍，在反帝為首要任務和民族自決原則上，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基本上達成一致，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國民革命時期的旗幟。孫中山先生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從“民族自治”到“必須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1]。為促進中華民族的覺醒、為克服民族自卑感、為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的主要內容
孫中山的和諧社會思想依據中國國情而形成並不斷髮展的，並經常將其作為論證和諧社會的依據。
（一）政治領域
政治領域分別體現在政黨和政權方面：第一，政黨問題。孫中山不僅領導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國不能僅有一政黨，若僅有一政黨，仍是專制政體，政治不能有進步。吾國帝皇亦有聖明之主，而吾國政治無進步者，獨裁之弊也……要皆為利國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終有不適之時，學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優之點”[6]。力圖把政黨政治引入到中國的軌道，推進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現代化進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權問題。孫中山抨擊了其黑暗現狀，專制政體的種種弊端。他對民國的政治藍圖作了精心規劃，高舉“廢除專制，實行共和”的大旗。通過權力的分解、制約而達到社會和諧，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領域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很早就具有了“和諧”的意識。道家宣揚的“天人合一”説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們嚮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處、平等對待，社會財產為公共所有，孫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會，對以後國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廣泛的影響。與我們今天所倡導建設的和諧社會，在本質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在民族共和下，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共和”類似於現代人們所説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義體制，就是説，在同一個體制下，各種文化和宗教和平共處。文化多元主義的本質不是讓各種文化的載體居住在特定的空間，而是在同一空間裏，各種民族或者族羣共同生活和互動。各民族之間的日常互動會發展出一系列的行為規範，有助於和諧狀態的達成。因此，繼承發揚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應當與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有機結合起來。
三、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的歷史貢獻以及借鑑意義
（一）正確理解孫中山的民族和諧的內涵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要的思想文化資源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從“民族自治”到“中華民族為統一體”等這些民族和諧思想。孫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須獨立”、“祖國必須統一”、“天下為公”等思想文化，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這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從文化層面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是對孫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時代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
（二）民族和諧的內涵是構建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重要思想基礎
民國建立以後，孫中山更是重視一個和平的環境對於國家建設的重要意義，多次呼籲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表示自己一定要盡心竭力，實現敦促和平統一，並倡導南北議和，以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但是，恰在祖國大陸迅速崛起的時候，在海峽對岸“台獨”勢力最為猖獗的時候，“台獨”不但不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甚至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我們必須從正反兩面提醒中國人。在對待“台獨”的態度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從構建和諧世界的大視野出發，本着兩岸的互贏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極大地改進了兩岸關係的生態。對等、對話、對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對立、對抗、對壘。因此，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是構建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重要思想基礎。
（三）民族和諧思想是解決民族、宗教問題的參照標準
孫中山在就職演説中莊嚴宣告：“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7]民國成立，他強化民族和諧，依法打擊民族分裂勢力。這對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問題提供了借鑑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國少數民族、民族地區、民族關係的面貌都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以雄辯的事實印證着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統一的中華民族大家庭裏，進行多民族間的多維交流與對話、健全民族和諧的制度保障，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觀念將有助於我們實現民族和諧，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發展。中國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充分發揮民族政策對民族和諧發展的促進作用。
考慮民族問題的同時，不能無視宗教。《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7]。這對中國共產黨處理宗教問題提供了借鑑意義。1957年1月，周恩來同__在印度新德里談話時明確表示：“我們歡迎發展宗教聯繫，不但和印度，而且和東南亞各佛教國家均要發展這種聯繫。但是，我們反對那種以宗教為外衣而以政治為內容的活動。……如借宗教名義向我們進行顛覆活動，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再一次提出，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
（四）民族和諧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前進方向，繼承“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借鑑人類有益文明成果，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範，確立牢固的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思想道德基礎，是社會和諧的精神紐帶和思想基礎。孫中山崇尚以人為本，重視人生價值，倡導自由、平等和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下大同”、“中華民族和諧統一”等文化思想傳承了五千年中國傳統文化與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一種不斷地豐富發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內在含義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先進理論有着眾多不謀而合之處，是以科學理性精神、人文價值精神為支撐的現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會主義和諧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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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們：
按照開展中共黨史學習教育的有關要求，今天由我為大家上一堂黨史學習教育專題黨課。大家都是知道今年2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共迎新春佳節時指出，中共中央決定，今年在全黨開展中共黨史學習教育，激勵全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新時代不斷加強黨的建設。要求，要結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全面回顧同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的奮鬥歷程，發揚光榮傳統，堅守合作初心，加強自身建設。按照中央要求，我們及時開展了黨史學習教育活動，將黨史學習教育作為黨員、幹部教育培訓重點任務，引導各級黨員幹部在回顧和重温黨的光輝歷史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下面，結合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活動，我圍繞“為什麼”“學什麼”“怎麼學”三個方面和大家交流學習黨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希望能夠給大家提供借鑑。
2013年6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的鬥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鬥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的發展史，都是人民書寫的歷史。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總結和吸取歷史教訓，目的是以史為鑑、更好前進。
一是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激勵全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必然要求。學習黨史我們就會知道，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在九十多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無論是弱小還是強大，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我們黨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團結帶領人民歷經千難萬險，付出巨大犧牲，敢於面對曲折，勇於修正錯誤，攻克了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攻克的難關，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譜寫了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從客觀現實來看，全面瞭解黨所走過的奮鬥歷程，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對於我們進一步深刻認識初心使命，更加堅定理想信念至關重要。二是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有利於以史為鑑、更好前進。認真學習黨史，釐清歷史脈絡，認清歷史事實，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能夠深刻認識到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共產黨是經歷革命、建設、改革長期考驗，在異常複雜環境中團結帶領我國各族人民創造了偉大奇蹟的黨。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人民公僕、時代先鋒、民族脊樑，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就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只有深讀深悟黨史，深刻認識我們黨先進的政治屬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純潔的政治品質，深刻認識黨的執政使命和根本宗旨，才能讓廣大黨員幹部深刻地不忘初心使命，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做到永遠在路上。
三是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有利於認真踐行、不負使命。中國共產黨成立近100年來，無論革命、建設還是改革，無論順利還是曲折，我們黨始終在奮鬥中克服艱難曲折，靠奮鬥創造未來；
千千萬萬共產黨員也在不懈奮鬥中堅守着初心和使命。一部中共黨史，就是一部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奮鬥史。要從黨史中激發責任之心，發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優良傳統，為民族之大我承擔責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努力奮鬥。要從黨史中激發擔當之心，深刻認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立足新徵程新使命，接好時代的“接力棒”，走好當代人的長征路。要從黨史中激發為民之心，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與創造人民高品質生活緊密結合起來。
2013年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建校80週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指出，要了解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來龍去脈，汲取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經驗，正確瞭解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這對正確認識黨情、國情十分必要，對開創未來也十分必要，因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一是要深刻感悟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咬定目標、勇往直前，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翻閲中國共產黨近100年的歷史，是一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拼搏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為民服務的奮鬥史。從嘉興南湖承載革命火種的小船，到劈波斬浪領航復興偉業的“中國號”巨輪，中國共產黨譜寫了執政14億人口大國的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我們黨、國家和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教科書。作為黨員幹部，就應自覺把學習黨史作為“必修課”，在學習黨史、借鑑黨史中汲取成長營養、獲取奮進力量，不斷堅定理想信念，恪守為民初心，擔當時代重任。
二是要深入學習黨的創新理論，加強黨史學習教育，同時學習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旗幟鮮明講政治，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要求，是共產黨人的根本屬性和本質特徵，是我們黨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保證。要在學好黨史中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反覆證明了一個道理：政治上的主動是最有利的主動，政治上的被動是最危險的被動。在黨的歷史上，政治方向、政治路線一旦出現問題，形勢就會變得複雜，局勢也會隨之艱難，黨的前途命運則可能出現危險局面。歷史經驗和現實面臨的任務告訴我們，全黨上下只有繃緊政治意識這根弦，自覺站穩政治立場，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從政治高度看問題、辦事情，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以及敏鋭的政治觀察力和政治判斷力，才能真正做到服從大局、圍繞核心、自覺看齊。要在學好黨史中不斷提高政治領悟力。面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要求，重温黨和人民共同走過的光輝歷程，堅定崇高的精神信仰，獲取繼往開來的強大動力，汲取革命前輩的智慧，練就“觀察事物的敏鋭眼光，判斷時事的深刻洞見，處理人際關係的練達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動能力”，是我們學習黨史的落腳點。我們要在黨史學習中堅定信仰、獲得力量、汲取智慧，做到在重大問題和關鍵環節上頭腦特別清醒、眼睛特別明亮，善於從一般事務中發現政治問題，善於從傾向性、苗頭性問題中發現政治端倪，善於從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中把握政治邏輯，堅持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要在學好黨史中不斷提高政治執行力。中國共產黨成立近百年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攻堅克難，一路成長，成為當今世界第一大黨。回望歷史，不難發現，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只有具備崇高信仰、嚴明紀律、自我犧牲精神、敢於且善於戰勝各種風險挑戰的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才能帶領中國人民持續前進。黨的__擘畫了“十四五”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藍圖，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鉅、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這需要全黨站在歷史和現實交會的高度，牢固樹立“四個意識”，自覺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努力前行。
三是要把造福人民作為最重要的政績，堅決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我們黨歷來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明確指出：“形式主義是一種幼稚的、低級的、不動腦子的東西”“要把官僚主義這個極壞的傢伙拋到糞缸裏去”。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決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強調糾正“四風”不能止步，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經過一段時期的教育治理，作風有明顯好轉，但依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這説明，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依然任重道遠，需要作出艱苦努力。這要求我們通過學習黨史，引導黨員幹部堅定理想信念，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恪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從思想上徹底消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滋生的土壤。
四是要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斷淨化政治生態，營造風清氣正的發展環境。早在1932年的江西瑞金，中央蘇區政府就專門設置了檢舉木箱。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堅持不懈“打虎”“拍蠅”“獵狐”，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抓鐵有痕、踏石留印、成效顯著。在新形勢下，我們黨員幹部應把黨史作為最好的營養劑，努力修好黨史這門必修課。要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經常攬鏡自照、每日三省。要嚴在第一次，常存“白袍點墨”之戒，在從政伊始，就扣好人生的第一粒釦子。要嚴在關鍵處，嚴守中央八項規定及實施細則，保持對“腐蝕”“圍獵”的警覺，把“嚴”的基因薪火相傳。要嚴在細微處，常懷“堤潰蟻穴”之思，樹牢進步靠組織、温暖靠家庭、消費靠工資的意識，從一包煙、一瓶酒、一盒茶做起，管好自己的手，做到乾乾淨淨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2015年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緻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要堅持正確方向、把握正確導向，準確把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主流、本質，正確評價重大事件、重要黨派、重要人物。為我們揭示了黨史教育的方法。
一是要真學、篤學。“多重温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添很多正能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只有多學習黨史，學好黨史、學深黨史，才能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什麼樣的黨，深刻領悟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深刻領會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出發、走向哪裏。只有理解和回答好這些問題，在真學、篤學黨史中尋根守魂，才能真正補足精神之鈣，堅定共產主義信念，胸懷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走好新時代長征路上行穩致遠。
二是要學深、學新。學習黨史，貴在學新、難在走心。我們黨是一個不斷髮展壯大、不斷成長奮進的黨。這一過程，黨的理論、黨的歷程也在不斷更新和發展，需要經常學、反覆學、比較學，掌握新知識、學出新氣象。要從黨史學習中吸取成功經驗，總結失敗教訓，不斷推陳出新，對標新要求，掌握新方法，走好新道路。要從經常學習中常學、常思、常省，對標初心使命，查一查、捋一捋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不斷改造提升自己，使自己真正成為合格黨員。通過在黨史學習中豐厚知識、提升能力，厚植人民至上情懷，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
三是要學常、學實。學習和總結歷史，借鑑和運用歷史經驗，是我們黨做好工作的一個重要方法。面對新形勢，迎接新挑戰，開啟新局面，就要把黨史作為“必修課”學在日常、學在實處，始終做到實實在在學、結合實際學，並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真正做到學而信、學而思、學而行，切實把紅色基因浸入骨髓、融入靈魂，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真學真用、真知真行中汲取寶貴經驗，練就擔當的寬肩膀，提高成事的真本領，積極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好“六保”任務，以劈波斬浪的勇氣、迎難而上的鋭氣、向難而行的膽氣，不辱使命擔當，不負偉大夢想，書寫新時代新徵程壯美華章。
同志們，學史者不愚，知史者不慌，用史者不亂。百年黨史，既是固根涵源的營養液、攬鏡自照的清醒劑，更是鑑往知來的航標燈。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開啟之年。從黨的光輝歷史中汲取闊步新徵程的磅礴力量，堅守初心、勇擔使命，攻堅克難、砥礪奮進，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就一定能戰勝一切困難，贏得一切挑戰，抓住一切機遇，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上開好局、起好步。
我就講這麼多，謝謝大家。
摘要：甲午戰爭失敗標誌着歷時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的失敗，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為烏有，打破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對民族復興的追求。割地賠款，主權淪喪，列強掀起瓜分狂潮，標誌着列強侵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大大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中國的國際地位急劇下降。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中國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運動高漲。
關鍵詞：洋務運動 《馬關條約》 民族危機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的失敗將中國帶入了災難的深淵。導致了洋務運動的破產，在以前的中法戰爭中福建水師已經全軍覆滅，在威海衞戰爭中李鴻章創辦的北洋艦隊也全軍覆滅，標誌着洋務運動的破產。洋務運動是清政府為了維護清朝廷的統治的自救運動，學習西方先進工業技術和商業模式，大力發展近代工業，以獲得強大的軍事裝備，增強國力。其成果也較顯著，不過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洋務運動的成果不堪一擊。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日本欺負中國的氣焰更加囂張，逼迫中國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1、中國割讓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2、中國賠償日本軍費2億兩（二萬萬兩）；3、中國開放府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4、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和工廠及輸入各種機器；5、片面最惠國待遇；6、中國不得逮捕為日本軍隊服務的人員；7、台灣澎湖內中國居民，兩年之內任便變賣產業搬出界外，逾期未遷者，將被視為日本臣民；8、條約批准後兩個月內，兩國派員赴台辦理移交手續。
迫使中國不得插手朝鮮事務。近年來各國的領土主權引起的衝突不斷，從而我們愈發明白領土主權的重要性，無論是軍事因素，經濟因素，政治因素，民族因素。《馬關條約》割讓的土地佔日本本土面積比重很大，可大方面發展經濟。從軍事方面，所割讓的地方都在中國東部沿海及隔海相望，對中國是一個震懾。賠償軍費2億兩，在當時相當於3億多日元，對於中國可是很大的負擔，從而中國不得不向外國借款充當賠款，而當時日本每年的預算為八千多萬日元，從此日本大力發展軍事，教育，使日本國力迅速提升，對中國更加虎視眈眈。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增加日本的資本輸入，利用中國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掠取中國自然資源，賺取大量利益。《馬關條約》的簽訂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從政治上，中國的戰敗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大下降，從而刺激了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使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激化了中國內部封建地主階級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激化了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列強的矛盾。
甲午戰爭徹底打破了中國“天朝上國”的迷夢，促使了中華民族的真正覺醒，各階層紛紛掀起救亡圖存鬥爭。表現有：一是促使了維新運動的興起。《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北京以後，正在北京會試的康有為聯合各省的舉人1300多名聯合進行了有名的公車上書，把改良主義思潮推到具有實際意義的_運動階段。在以光緒皇帝為首的一部分封建貴族的支持下，掀起了變法運動。二是各地民眾進行反抗鬥爭，表現為對侵略的憤慨和保衞家鄉，例如在山東爆發了義和團運動。三、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派，試圖從制度上進行變革，仿照美國樣式建立起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來擺脱民族危機，振興中華。
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勾勒了變法在經濟上要達到的目標的大致輪廓，他主張發展經濟。尤其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推廣西法、發展中國近代工業，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想出“以商立國”的口號，”反映了甲午戰後資產階級發展民族工商業的要求，要變封建主義的經濟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康有為提出的改革政治目標在於在中央政府設“議郎”，這種議郎，未有“已仕未仕”的限制，也不單純起顧問作用，而有權“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對國家的大政方針，採取集體討論，“三佔從二”的方法，然後將討論結果交給各部施行。這種政治思想，類似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會，是一種很大的進步。
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導致西方列強都想要在中國獲得自己的一勺羹，開始加緊侵略，民族矛盾加深，開始了從工人階級展開的反帝國主義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的主要參加者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其運動主要是宣傳愛國，反對侵略，操練武術對抗侵略。但是義和團沒有統一的組織，沒有建立政權，目的是幫助清政府，並沒有認識到封建主義走向滅亡的趨勢，也是因為清政府的腐敗，導致義和團運動失敗。
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大肆破壞，和中國簽訂《辛丑條約》。辛丑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賠款數目最龐大、主權喪失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標誌着清政府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使國家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成為革命的直接原因。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首先，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從此中國社會開始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型。
甲午中日戰爭是日本有蓄謀的侵略戰爭，加上二戰中日本對中國民眾的侵害，我們要記住歷史，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現在是2014年，在2014年，中日貿易往來緊密，但是關係逐漸惡化，日本右翼勢力逐漸掌握國家政權，軍國主義有復出的可能性。我們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給我們近似侮辱的舉動，但我們知道發憤圖強，一個能夠面對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個能夠面向未來不斷進取的民族會有更多理由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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