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近代史綱要：
《中國近代史綱要》主要講授中國近代以來抵禦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推翻反動統治、實現人民解放的歷史。其主要目的是幫助學生了解國史、國情，深刻領會歷史和人民怎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怎樣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如何把“80後”大學生的思想帶回到近代，讓他們從歷史中有所感悟，接受先進思想，激發愛國之情，成了任課教師肩上的重任。
通過對《中國近代史綱要》的學習，我更加深刻了認識了中國近代的這段血寫的屈辱和抗爭史。這是一段有關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爭歲月，無數的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為了中華民族的自強和復興做出了艱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犧牲，我們應該牢記歷史，牢記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通過對中國近代史的學習，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來之不易，所以我們要倍加珍惜，珍惜歷史的人民的選擇。 關於建黨90週年：
首先，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中國要獨立和自強就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人民的選擇和歷史的必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選擇的符合國情的唯一正確道路，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確道路。
從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中國人民進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其中包括太平天國革命、洋務運動、義和團運動、戊戌維新等，這些鬥爭不同程度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但最終都失敗了。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但辛亥革命沒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進行到底，最終以同舊勢力妥協而告終。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失敗，給人們以重要的啟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領導革命取得最終勝利，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反動統治，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必須有新的階級領導和新的思想指導。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迅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來考察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兩者走向結合的初步實踐，表明建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已經具備，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他與以往任何政黨不同，一開始便旗幟鮮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國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國廣大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的代表。他為中國革命指明瞭方向，在長期鬥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並且把被外國列強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在一起，最終取得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説：“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由此可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的領導，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道路是中國的必然出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選擇什麼樣的社會制度，都是與其歷史發展走向密切相關的，都有其歷史決定性。
如今擁有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7000多萬名黨員的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在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我們黨提出了適應新的時代要求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把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落實到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上來，把滿足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決城鄉困難羣眾的基本問題上來。
面對新世紀、新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站在時代和戰略高度，把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一鮮明地提出來，自覺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是與時俱進的先進的政黨。
由此可見，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無論是農民階級自發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還是資產階級建立西方式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努力，都無法實現中國的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對近代中國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沒有結合中國國情，因為近代對中國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國發展成為英國式的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制國家，而沒有考慮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走不通資本主義路線的，所以註定要失敗。
在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這個時期，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國人民同外過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後來又有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農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主力，工人階級、學生羣眾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新的社會力量發展了起來；而工人階級則代替資產階級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力量。歷史經驗表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中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絕大多數人，經過實踐的教育，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關於通過建立人民共和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的確定性；認識到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有效地發揮積極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中國這種嶄新的政黨制度的確立，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意願。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是由於有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曲折的鬥爭，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完成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任務，從而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創造了前提，開闢了道路。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創建，標誌着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個歷史任務的基本完成，這就為中國人民集中力量進行建設，以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創造了前提，開闢了道路。
歷史證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武裝下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目標才能夠真正實現。
通過學習中國近代仁人志士對國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瞭解了國情，堅定了信念：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了國家富強做出了不朽的犧牲，使我深感肩負的重任。當代社會要求我們有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這就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便是這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相信年輕的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通過不斷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夠肩負起歷史賦予振興中華的神聖使命。
近代史有感：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當磨洗認前朝。”這一首詠史詩，或許很多人在談到中國近代史的時候都會用一杜牧的這首《赤壁》來抒發對國家興亡的感慨。也不免俗的套用一下，讓它帶領我們看看近代中國翻天覆地的時光。
近代史的開端1840正是大清帝國中後期，長期的閉關鎖國和居功自傲，是帝國的統治者處於“天朝大國”美妙夢境中，將其它國家的人稱為“番”或者是“夷”這種帶有歧視性的字詞。不接受他們的技術，不允許他們的通商，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當朝統治者心中虛幻的泡沫而已。豈不知，當我們都沉睡在東方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的時候，與我們處於地球向對面的英國，進行了他們的工業革命，為他們“日不落”的黑暗意圖做足了充足的準備；而處於清帝國的背面的羅宋國的沙皇的改革和與我們隔海相望的大和的明治維新都取得了十分古大的成果。隨着野心和掠奪的需要，以不列顛為主的國家將他們罪惡的貿易伸向了古老的中國。雖然政府幾次三番的頒佈過禁煙令，可是在缺少科學和文化的中華土地上，鴉片貿易在清朝橫行霸道，削弱了中國人的意志和文明，懶惰，好逸惡勞等等惡習出現在了一勤勞著稱的中華領土上。有外國人稱中國是沉睡的東方之獅，那些愚昧的中國人還開心的認為這個評價很好，因為他們覺得，因為是沉睡的，那麼終有一天他將覺醒，然而，他們卻殊不知，這個概念的出現來源於羅宋的雜技表演，馴獸師為了讓兇暴的獅子不具有威脅性，將餵了鴉片的肉餵給獅子食用，這樣平日威風凜凜的獅子也只有淪為階下囚。英國鴉片貿易這樣的意圖令人心驚。當虎門銷煙的硝煙還在空中盤旋，1884年，英國用炮火轟開了封閉的國門，洋人的熱兵器在對抗清朝傳統的冷兵器是就如同戳破一個紙娃娃一樣的簡單，最終的結果是以清政府簽訂了第一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從此如大家所熟識的一樣，中國有一個封建國家成為了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從此這個歷史上的天朝大國的天空變得黑暗，開始在風雨中飄搖零落。特別是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這一歷史事件，至今人染令我扼腕痛惜。之後一個接一個的戰爭，和賠款割地使清廷日漸衰弱，雖然一些擁有一定見地和知識的官僚和資產階級開展了戊戌變法和洋務運動，為整個腐朽的中華大地帶來了一絲清冽的微風，但是由於清政府已經沉痾已久，無論是在那個方面，這一陣清風絲毫挽救不了中國的病痛。這時中華大地上出現了點點新光，那時一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他帶領革命黨人成立了同盟會，發動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由於革命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成果。辛亥革命最終沒能讓中國脱離困境。在1921年，這一個可以稱得上是劃時代的一年裏，五四
運動的熱情點燃了星星之火——中國共產黨人的誕生。這燎原之火點燃了華夏大地的熱情和生命，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之下，風雨飄搖了許久的中國人終於看到了希望的光芒，在經過了艱苦卓越的抗戰以及各種各樣的考驗之後，中國共產黨人終於帶領了中國走上了一條光明的道路。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終於在經歷了這段屈辱的近代歷史後可以抬頭挺胸的向前邁進了。
對於近代史，我沒有太深刻的見解，但是對於近代史的前半部分特別的有感觸，每每讀到這段時間的歷史都會令我扼腕痛惜，沉浸於紛繁複雜的心情中去。
中國的近現代史是指184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就其主流和本質來説，是中國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羣眾為救亡圖存和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鬥、艱苦探索的歷史。可以説，這段歷史既是中華民族的受侵略和壓迫的屈辱史，又是華夏大地的勞動人民通過智慧與勤勞擺脱壓迫，走向光明的探索史。 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鼎盛時期，但同時也走向了封建社會的末世。到了鴉片戰爭前夜的嘉慶、道光年間，清王朝盡顯衰相，潛伏着許多危機，而且閉關自守，固步自封。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鴉片戰爭前夕，鴉片在中國從貴族之間的炫耀的奢侈品變為普通百姓用來解脱貧窮與飢餓的工具時。就註定造成貧窮與誘惑的惡性循環。而曾想借此緩解財政危機的清政府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弊病，卻沒有像其他國家抵制鴉片那樣和平介入，而是直接武力封鎖煙局，這直接加快了鴉片戰爭的爆發。
當清朝落後的戰鬥器械面對列強的洋槍洋炮時，結局就註定是失敗。清廷震驚，天朝形象隨之垮台。之後被迫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通過這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英國等西方列強在中國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權。隨着外國資本注意的入侵，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開始發生質的變化，中國社會開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然，中國人民不會眼睜睜的看着中國這麼一步步的淪陷，開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英法要求按照合約內容修約時，清政府再次顯示出封建國家的侷限性。不僅未予以許可，還無緣無故的對外國船隊進行襲擊。這一不僅認真考慮的決定的直接後果就時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不僅差點遭遇滅國危險，還導致圓明園這一人類文明的結晶遭到無情的焚燬，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文物外流。
在天朝尊嚴面前，百姓生命如同草芥。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清政府引以為傲的北洋因為各方勢力的矛盾而全軍覆沒，結束了清政府的美夢。沒放在眼裏的日本國竟能迫使中國這一泱泱大國簽訂代價慘重的條約，這無疑給清政府的頭狠狠地澆了盆冷水。台灣也在這一戰爭後被割讓給了日本，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無法抹去的恥辱。洋務運動並沒有把中國從水深火熱中拯救過來。這一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擁有愛國熱枕的知識分子試圖通過變法來實現民族振興，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進行資產階級政治改革，卻由於行動激進，沒有考慮到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遭到慈禧太后為首的勢力的強烈反對，前後僅持續了一百零三天。這也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侷限性。
在外國侵略勢力一步步滲入中國時，反帝反侵略鬥爭也風起雲湧，義和團運動就是為了反對帝國主義而掀起的一場鬥爭，卻激起了帝國主義的集體侵略，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隨之爆發，不僅義和團被鎮壓，清政府也徹底淪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慈禧太后甚至在《辛丑條約》簽訂前夕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經過八國聯軍戰爭後，列強似乎意識到了中國此時已無力抵抗，開始依實力瓜分中國。中國幾乎成為列強炫耀自己實力的大本營。即使意識到不改革就要面臨被推翻危險的清政府也無法力挽狂瀾，拯政權於水火。
20世紀初，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廣泛傳播，隨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資產階級革命團體也相繼建立起來。1905年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標誌着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黨人發動了一系列起義，卻都以失敗告終，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成功。第二年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推翻了在中國存在兩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不得不承認，辛亥革命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着極其重大的意義，但同時也應該看到資產階級的階級侷限性，他們不敢徹底和帝國主義決裂，也無法真正團結民眾，這就註定他們無法取得本質上的勝利。
1912年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政府逐步建立起來，袁世凱對內鎮壓國民黨，對外出賣國家主權，甚至妄圖恢復帝制，終於引起人民不滿，在護國運動中被迫取消帝制。雖然袁世凱被趕下台，但中國的軍閥割據的局面並沒有因此而終結，反而更加嚴重，甚至出現了張勛復辟的醜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論文綜上所述，近代中國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前者更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國人民要想擺脱受壓迫的局面，就要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這正是這段時期中國人民的主要任務。
在對近現代史的學習過程中，我認識到要用辯證的眼光來認識歷史現象，不能單純憑藉某一歷史事件就判定歷史上人物的性質，要站在歷史的角度上來分析個人的功過得失。而對待歷史，要從是否能促進社會朝着健康進步的方向發展為標準，正視歷史。歷史的發展不以個人意志轉移，但是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去推動一些關鍵性事件的發展，而這些肩負歷史重任的人並非一定是有着超人的天賦，但他們往往能審時度勢，把握住機會，最終在各自的事業上取得不朽的成就。歷史的確為我們提供很多可以借鑑的經驗，我們也應該把歷史作為的一個忠實的朋友，為自己的奮鬥指導方向。
[摘要]近現代思想史中對國民性的討論批判從未停止，國民性問題關係着民族的存亡與發展。而近代民眾劣根性的流弊是民族發展的嚴重阻礙。許多思想家均着眼於國民性的改造。現樹立介紹了即為典型的思想家關於國民性問題的思考，並對其進行簡單對比。
[關鍵詞]國民性；近代思想
晚晴啟蒙思想萌發後，中國近現代思想界逐漸發起國民性討論的熱潮。嚴復、梁啟超、胡適、陳獨秀等人都有其對中國國民性的思索與探究。國民性在政治心理學中是羣體心理學的研究範疇，是將國民作為一個大羣體所具有的典型特點，在一定意義上國民性與民族心理等同，包括該民族的成員個體身上所體現的心理特點。國民性是特定民族在長期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制約與歷史環境的積澱過程中形成的，並通過一定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各種文化產品得以表現，它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多數成員共有的、特有的、反覆起作用的心理和行為特質、性格特點、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文化精神和價值觀念。一個民族的政治活動、政治行為、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觀念往往會集中地展現其民族心理特點。因此在討論國民性本身的同時，也是對這一時期的政治心理文化的探索，會對國民的政治行為有導向作用。
近代中國思想史中之所以發生關於國民性問題的批判討論，是在列強壓迫侵略，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企圖通過國民性的改造來提高國民的素質，擺脱民族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爭取民族的獨立和強大。“國民性”這一話語是從西方傳人的，18、19世紀，西方以及日本對國民性問題進行討論和探究，在日本留學的中國精英羣體深受其影響，從中獲得啟示：一是一個落後的民族可以通過培養出一些發達的民族所具有的習慣或特性，來提高本民族成員的素質，從而推動民族的文明進步；二是消除阻礙民族進步的消極因素，使人從政治、宗宗教及其它壓迫體制下解放出來，能夠促使民族的進步。近現代許多政治思想家都有關於國民性問題的思考。
首先要提到的是嚴復。“國民性”概念在晚清思想界的廣泛使用和流行，是以現代“國家”、“國民”意識的出現為前導的，而中國現代“國家”意識及“國民”概念，是在晚清啟蒙運動中才產生的。據樑景和考證，中國近代史上最先表達國民意識的是嚴復。1895年3月，甲午中日戰爭之後，嚴復在天津《直報》上連續發表《論事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文章，首先將國民的精神素質視為救亡興邦的根本，進而提出挽救國家危機的措施，嚴復思考的國民性問題，是怎樣能夠實現民族的復興保住民族生存的活力。在《論事變之亟》一文中，嚴復在中西文化的對照中來探索中國的國民性：“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認為中國人“好古而忽今”。嚴復推崇進化論，其進化論來自於西方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斯賓塞、赫胥黎的社會進化論，認為“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不但是生物界的規律，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只有那些適應生存競爭的智者、強者才能贏得生存和發展。而個人作為國家的一個細胞在國家興亡盛衰的過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就成為關乎國家強弱存亡的一件大事。嚴復認為“民智者，富強之原”，而精神的渙散衰頹、道德心的喪失，是中國失敗的根源。嚴復提出的啟蒙“三民”説，是在西方進化論學説的影響下提出的改造中國國民性的具體方案，成為近現代改造國民性思潮的先聲。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梁啟超。梁啟超在其《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新民説》、《中國積弱溯源論》等文章中均有提到其關於中國國民性的論斷。梁啟超認為中國國民缺乏獨立、自由之德。“吾中國所以不成為獨立國者，以國民乏獨立之德而已。言學問則依賴古人，言政術則依賴外國。官吏依賴君主，君主依賴官吏。百姓依賴政府，政府依賴百姓。乃至一國之人，各各放棄其責任，而唯倚賴之是務。”而且奴性深重“數千年民賊之以奴隸視吾民”，既然如此便罷了，但國民不能自己視自己為奴隸。並感歎“吾不解吾國之秉奴隸性者何其多也。”梁啟超認為奴性導致中國數千年的腐敗，而且奴性不除可能會導致亡國滅種。梁啟超對國民性的批判是建立在當時的客觀事實基礎之上的，他對國民性的論述主要也是對劣根性的批判。中國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專制壓迫制度以及家族部落思想等，都是劣根性形成的動因。民主法治觀念幾乎沒有，而且在教育上，學而優則仕的導向，後來嚴格的八股取士制度嚴重壓抑了國民的思想。除此之外，我認為儒家傳統思想中的一些觀念發展到另一方面會產生消極的影響，比如“中庸”，強調剋制自己來達到整體的和諧，學會寬容與忍讓，這樣的思想理念在營造和諧的人際關係的同時也使國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獨立與反抗的精神。在趨同的過程中磨損了個性。
梁啟超在對國民性進行批判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拯救方案。梁啟超主張以“新民”來“新吾國”。梁啟超提出了“新民”的兩個途徑：“一日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不同於嚴復的拯救方案中，主要是學習西方的先進的科技和思想。梁啟超也看到了要繼承傳統文化的精華。在繼承和發揚古代中華民族精粹的同時採補外來文化中新的價值觀念，學習其它民族的優秀文明以實現本民族國民性的改組。梁啟超強調國民意識的塑造，除了有“國”的概念，還看到了強調國民個人權利的重要意義。認為“國權”與“民權”是緊密聯繫的。國民個人權利的倡導將個人由以往的對君主意志被動服從的臣民而推為主動參與國家意志形成的國民，由“國”而“人”的觀照，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人的覺醒”和“人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前提。梁啟超將國民素質的改造與提升視為社會會政治改革發展、民族復興的首要前提。
晚清啟蒙意識到這個國民是民族自立的根本，“國民性”的改造便是有效的方法方案。但是，他們基本上還是從傳統的“用民”的角度出發來倡導“重民”甚至“新民”。他們的“新民”之道，還是比較狹隘的，設想的是在舊有的文化體系內部藉助一些外來文化的力量以輔助民族實現自新、自強。在嚴復、梁啟超等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那裏，“民”的概念是作為建立“民族一國家”的必備因素被提出來，其涵義與西方人道主義立場上的“人”的概念有本質差別。而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開始用現代“人”的標準來反省國民性的弱點。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包括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思想家。 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更是其作品思想的靈魂。魯迅在其眾多文章以及言論中對中國國民的劣根性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魯迅筆下的民眾盲目自大死要面子、奴性十足、麻木冷漠、愚昧無知，魯迅一向不吝使用最尖鋭的詞彙也不吝以最惡來論述中國的國民性。魯迅受“世紀末”思潮的影響。世紀末思潮視現代文明為頹廢、摧喪本能、造成人種退化，認為文明的再生有賴少數天才或傑出的個人。魯迅筆下的革命者作為傑出個人，為了革命流血犧牲，課面對的是無知看客的麻木不仁，革命者為他們獻身，他們非但不會理解，而且還把他的遭遇受刑當作娛樂節目。魯迅一方面對庸愚大眾進行批判，但是他又不能離開羣眾，他不能沒有聽眾。魯迅常常在文章中把自己的同胞比作蟲豸，而蟲豸一般是族羣意向，需要相互協助完成艱難的任務。這體現出對羣眾的依靠。因此“超人”在情感上得依靠庸眾，至於庸眾，卻連自己被貶為昆蟲都不知情。這是一種複雜的雙重情感。魯迅批判國民劣根性，而劣根性的來源是封建專制統治的壓迫，封建禮教的束縛另外還有外來侵略的刺激的因素作用在裏面。眾所周知，魯迅棄醫從文，便是認為國民病的不是身體，病在國民的性格國民的素質，麻木愚昧的民眾是不可能有帶領其走向反抗、帶領民族走向復興的希望的。
除此之外，林語堂、梁漱溟、張君勱等人也有關於國民性問題的討論，這裏就不一一贅述了。關於國民性問題的討論是近現代思想中的熱門話題。這是如當時的歷史背景直接相關的。我認為單從國民性本身來看，可能包含的內容會更多也更温和。近代思想中主要是對國民劣根性進行批判，並企圖通過對國民性的改造來實現民眾的覺醒民族的復興。中國國民的國民性的形成與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相關聯，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作為正統文化，其“仁”的核心並由此而來的行為導向深深的影響着中國國民的思維習慣道德風俗。道家等陰陽調和無為自然的思想也對國民性格有影響。傳統文化的影響本就是辯證的，有精華的同時也含有糟粕，儒家的封建等級教化的束縛等為國民劣根性的形成埋下禍根。封建專制統治的登峯造極，使封建專制統治下的民眾的性格受到嚴重壓抑。而中國的閉關鎖國在思想技藝上逐漸落後於西方國家後的對比更加使近代中國國民性的劣性彰顯。
近現代思想家之所以均從國民性的批判與改造入手是因為國是由民組成，民眾的思想行為會對國家的生存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近代中國國民的劣根性的根種已經嚴重阻礙了民族的救亡圖存發展復興。所以欲救國，首先要開民智要改造國民性。
從主要思想家關於國民性的討論中我們能夠發現有發展創新之處，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下面來談談自己的總結歸納。
一、正如前文所訴，從嚴復梁啟超等啟蒙思想家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家。後者更多了對個人精神的探索與重視，不再是在國家一民族的構架中來，討論因為民眾是其組成部分，需要發揮民眾的作用，民眾的思想意識存在問題所以要對其進行開化。五四時期魯迅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更多的是從人本身來論述，看到了國民應該擁有權利。
二、陳獨秀等批判的矛頭更多的是指向綱常禮教，改造國民性的要求是與反傳統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相符合。
三、我認為對五四時期對國民性的批判由於提出反對傳統文化的口號，雖然嚴復的思想中也有提倡西方思想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顯然要更激進更偏至。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國民性批判本就是深受啟蒙思想家影響的，所以有很多共性字不用説。對國民劣根性產生的根源的分析都是一致的，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的產物。思想家們都受到進化論思想的影響。批判的目的都是一樣的而且有破有立，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自己國民性改造的方案。都接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響與刺激，而且將中西方的文化進行了對比，發現了文化中落後之處，並相應的提出了自己的改造處方。都看到了民眾在國家發展中的中的重要作用，將民眾作為民族發展的載體，只有民眾的問題解決了，才能進而談進步談發展。
國民性的問題一直都在提，現如今的一些社會現象如集體過馬路便不用管紅燈等也會歸結到國民性問題上去思考討論。我認為，國民性雖是一個民族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心理特徵，但是它還受到了多方面的影響如地域環境等，而且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會有一成不變的傳統保留，但同時絕對會有發展變化。因此它包含的內同是十分豐富的。對國民性的批判是有其特定歷史環境背景的，在當時，只有將國民的思想打開智慧開啟，才能夠求得民族的發展。我們現在再來談國民性，更多的應該是一種對自己的觀照，能夠以之為鏡，進行反思，實現現代人國民性的發展。國民性問題應該重視和思考，但是不能過度。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和領導的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既是一場革命運動，又是一場政治革新運動，同時又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結果是的花，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充分的暴露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雖然它失敗了但它開歷史之先河，指明瞭中國今後應該走的道路。
關鍵詞：辛亥革命 運動 意義 道路
一、辛亥革命的背景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論文社會背景：(1)《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國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敗無能；(2)改革客觀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資產主義民主革命準備了物質條件；(3)新式學堂的興起和留學教育的發展，革命知識分子的隊伍不斷壯大；(4)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學説是思想武器；(5)上海和東京成為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6)民主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7)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宣傳和組織工作。
宣傳背景：進入20世紀，隨着一批新興知識分子的產生，各種宣傳革命的書籍報刊紛紛湧現，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廣泛傳播。章炳麟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各地次第成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華興會、科學補習所、光復會、嶽
王會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出刊機關報《民報》，確定了革命綱領。
毛澤東曾説：“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的説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2)孫中山先生揭開中國反帝反封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面紗，這面紗後面的革命又怎樣呢？“革命可以‘救人救世’”，“無革命，則亦無和平，腐敗而已，苦痛而已。”(3)革命戰爭殺人流血是不可避免的。民主革命者進行了一場場轟轟烈烈的鬥爭，其又有什麼歷史意義呢？
二、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的的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鉅變，具有深遠而偉大的歷史意義。
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勢力的政治代表、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統治，沉重的打擊了中外反動勢力、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此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再也不能在中國建立起比較穩定的統治，為中國人民鬥爭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辛亥革命促使社會經濟、思想習慣和社會風俗等方面發生了新的積極變化，為民主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力的條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以振興實業為目標，設立實業部，先後頒佈了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動資本主以經濟的發展，使隨後的幾年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政府還提倡社會新風，掃除舊時代的“風俗
之害”。這不僅改變了社會風氣，也有助於人民的精神解放，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顯著增加，使無產階級隊伍迅速壯大起來。
辛亥革命給人們帶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推動了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辛亥革命激發了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覺醒，打開了思想進步的閘門。列寧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具有世界意義，因為它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並將破壞歐洲資產階級的統治。”(4)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起到推動作用，使亞洲出現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國人民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起的一個偉大里程碑。”(5)辛亥革命具有它深廣的意義。
三、辛亥革命中存在的問題及其經驗總結
存在的問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
辛亥革命以同舊勢力妥協告終。孫中山曾沉痛地説：“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6)辛亥革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它暴露出革命中存在的問題，證實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領導這次革命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缺乏明確反帝綱領和具體行動，由於資產階級歷史的侷限性，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楚。資產階級把革命目標只限於反對清朝皇帝，認為“清帝退位”就是專制已除，革命大告成功了，對反對封建主義認識不徹底。資產階級革命派害怕帝國主義出面干涉，恐懼農民羣眾把反帝反封建鬥爭深入開展下去，掌權以後壓制工農羣眾的革命運動，解除羣眾武裝，基層政權基本上沒有觸動。
毛澤東曾指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7)因而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勾結下，革
命遭到失敗是難免的。革命領導人未能發動廣大人民羣眾，特別是農民羣眾參加鬥爭。失去動員農民羣眾的作用，脱離人民羣眾，革命派力量顯得十分弱小。而其根本性是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缺乏一個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綱領。組織上不鞏固，同盟會內部複雜，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缺乏統一信仰。
革命中出現如此多的問題，充分地暴露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外加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破壞，政黨政治、議會等充分地證明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即使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但從中我們總結很多經驗，得到很多教訓和啟示。
辛亥革命的經驗總結：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已經陷入絕境，中國民主資產階級也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前進，先進的中國人需要進行新的探索，為中國謀求新的出路。那麼，中國該謀求怎樣的新出路，有了新出路又該怎樣走？
首先，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敢把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馬，封建專制制度不能統治中國，並且資產階級共和制度也不能領導中國，故需探索民主共和制度，以引導中國走向富強。辛亥革命把反動的封建帝制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為此後的革命積累了經驗。它引領的政治風暴使一切專制的制度無法佔領地位，也許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尚未形成，但中國人民心深處的民族獨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已經形成。在辛亥革命後的鬥爭歲月中，中國人民努力踐行者孫中山夢寐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國”。
其次，在經濟上，辛亥革命開創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次騰飛，把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引向了近代化的發展。在革命政府的獎勵、推動下，一個興辦近代工業的熱潮在全國範圍內興起，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來臨。孫中山辭去大總統的職務後，認為“近日滿清退位，中
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民主俱達”，“政治上革命今已如願而嘗矣”，此後乃是“以民生主以為歸宿，即是注重實業。”雖然這是對形勢的錯誤估計，但卻真的給近代化經濟帶來了生機。孫中山親自制定的《實業計劃》藍圖中，詳細地闡述了中國的發展之路。以發展交通為重點，提出建招鐵路、公路幹線、疏通運河、新建港口，計劃通過交通線聯通工業區，走近代化工業之路，以改變中國農業經濟的發展現狀，實現中國工業化。雖有些措施不切實際，但深深影響了中國，有着不可估量的生命力。它也引導中國向工業化之路發展。
再次，在思想文化、社會習尚上，辛亥革命也開創了一代新風。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思想，開始吹拂古老的中國大地，砸碎了“忠君盡道”的封建專制文化的枷鎖，人們開始用新的道德觀念核心的價值觀念思考問題認識社會，封建道德日益為人民所遺棄，思想界得以解放，為後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共產黨崛起承傳中山先生志業奠定了思想根基。
總之，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近代化、文化自由化，對中國的現代影響深遠。
四、結論
辛亥革命及其後的鬥爭最後都歸於失敗，但它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訓和啟示，要徹底改變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必須尋找新的革命思想、新的革命政黨、新的革命力量、新的革命道路、新的革命前途，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階級的迅速壯大和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成為新的領導階級；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成為中國新的領導核心。辛亥革命後，中國的民主革命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新民主主義時期。
參考文獻：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