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眼淚》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從而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後，在當時複雜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下，辛亥革命果實最終被袁世凱竊取，中國反帝反封建仸務幵沒有完成，所以它又有失敗的一面。關於辛亥革命，一直眾説紛紜，有人説它成功了，又有人説它失敗了，我們到底應該怎麼看待它呢？
關鍵詞：封建 民主 成功 竊取 失敗 辨證
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以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剷除封建制度。使中國成為真正的民國共和國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謂氣勢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來人們指點評判、眾説紛紜，其中褒貶各佔、成敗俱有，下面就讓我們理性回眸一下，辨證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
辛亥革命是我國近代史上影響最大的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沉重打擊了中外反動勢力的統治，為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
首先，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第四，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起了推動作用。這一時期，亞洲出現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但是我們仍然從某個角度要説辛亥革命是一次失敗的革命。辛亥革命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它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仸務，中國仍然被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所統治；中國人民沒有真正獲得民主自由的權利，國家也沒有真正獲得獨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敗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的：
首先，辛亥革命的領導階級是資產階級革命派，而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的特點，即由於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對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統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點；但同時由於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資產階級又不得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產生依賴和妥協，因而他又具有妥協性的特點，這就決定了辛亥革命註定是一次失敗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也是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國的封建勢力根深蒂固，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可謂是力量強大，而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竟然想以一己之力來推翻它，而不依靠和發動廣大人民羣眾，這隻能説是一種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當時的國際背景有關，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正是帝國主義瘋狂侵略和擴張的年代，帝國主義當然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強大，所以千方百計阻礙中國的革命，這注定了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無法取得成功。
總而言之，革命中出現了許多的問題，這充分地暴露出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當然，也有許多問題是在當時客觀環境下必然會出現的，如封建階級和外國勢力的聯合破壞，迫使革命黨人將國民政府拱手讓給袁世凱；當時農民受封建殘餘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黨難有建立和掌握一支軍隊的經濟、政治和羣眾基礎等。革命也是在與時俱進的。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績應是它對後來歷次革命的影響，它的成功同時也是失敗的種種原因一直為後來的革命者所借鑑。大膽地説，正是有了辛亥革命開歷史之先河，才會有新中國的建立，民主革命的勝利。所以説，從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敗一半。但從它對後來中國革命的指導和影響來看，是值得我們讚揚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説的那樣是失敗的、不成功的。
因此，我們認為，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們切不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最終失敗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不能因為後來的“熱月政變”而否定其本身的勝利一樣。我們應該以歷史辨證的唯物主義觀點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偉大的歷史功績，又不迴避後來遭到的挫敗，幵從中學習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辛亥革命將會成為中國滾滾歷史長河中一顆璀璨的明珠，為後來的歷史發展指明瞭一條金光大道。
摘要：辛亥革命的動力是由革命黨、立憲派、統治集團內部改革派等多種力量組成的反清陣營，立憲派壓抑黨人，袁世凱迫孫讓位應視為陣營內部的鬥爭，不能作為失敗的依據。立憲派“保路”引發武昌起義，策動“獨立”促進清朝統治的瓦解，袁氏集團擁護“共和”迫使清廷退位，革命陣營擴大恰與勝利同行。辛亥革命的目標可以理解為“主體預設”和“後人規定”等多層任務，要求徹底完成後人規定的反帝反封建任務，違背了歷史主義原則，據此不足以證明其失敗。辛亥革命基本完成了主體預設的三民主義，也參與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表明了勝利。辛亥革命付出代價決定於專制的頑固與滿漢之間的對峙，革命後的割據根源在於封建經濟與列強幹預，代價與混戰也不能證明失敗。革命促進了政治體制、經濟基礎與文化意識的進步，受益大於成本，再次印證勝利。
關鍵字：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過去了__年，關於其成敗得失的爭論也幾乎持續了__年，有的論者認為辛亥革命失敗了，筆者以為，這一結論並不符合歷史實際，因為大量的歷史事實均佐證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有的論者認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顯然，這一結論不合邏輯，因為評價成敗應該依據主導因素作總體考察，而不是作經驗教訓的局部分析，勝利與失敗不可並存。本文試圖通過對“主體失權論”、“目標未遂論”以及“性價失衡論”的質疑，論證辛亥革命的成功。
一、“主體失權”論與多種主體
堅持辛亥革命失敗論者的第一個依據是革命主體對於政權得而復失。他們認為，武昌起義以後，部分獨立省份的領導權落入比較温和的立憲派手中，標誌着部分地區革命派失去政權，失敗的過程已經開始；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孫中山將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標誌革命領袖失去政權，這是失敗的關鍵；北京政府建立以後，從握有一定權力的“同盟會內閣”到徒有虛名的“國民黨內閣”，標誌着革命政黨失去政權，這是失敗的又一表現。在失敗論者那裏，“地方革命派、革命領袖、革命政黨相繼失權”的事實，不符合“在鬥爭中打敗對方”的勝利意義，恰恰符合“在鬥爭或競賽中被對方打敗”的失敗邏輯，於是，失敗論似乎順理成章。然而，失敗論者忽視了至關重要的概念界定：辛亥革命的對象與動力到底是誰？
關於辛亥革命的對象本來沒有異議，就是既代表君主專制制度，又代表民族壓迫，而且一定程度成為洋人朝廷的清王朝。但是，依照失敗論者上述觀點，如果立憲派以及部分與之接近的官僚上台掌權就意味着革命失敗，那麼其潛台詞便是：無論其對革命的態度如何，立憲派以及部分與之接近的官僚均被列入革命的對立面，成為革命的對象，這種將立憲派以及部分與之接近的官僚與清王朝畫等號的邏輯顯然有誤。
關於辛亥革命的動力需要作仔細分析。當時，曾有同盟會員寫道：“是故革命之主義，非黨人所能造也，由平民身受之疾苦而發生者也，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則革命之主義日熾一日，而革命黨之實力亦日盛一日。”[1]雖然，文章重點在於革命原因，但也比較客觀地反映了革命並非黨人獨創，革命陣營不斷擴大的真相。現今，部分海外學者議論辛亥革命為國民革命，其觀點可以商榷，但也引發人們對於辛亥革命參與者十分廣泛這一事實的關注。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入，辛亥革命是由歷史合力推動的真相越發明顯地展現在人們面前。
為失敗論者所詬病的立憲派，其實是革命陣營的組成部分。這一政治集團的思想主張與革命派有相同之處。他們主張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其強烈程度與同盟會相比，有過之無不及。他們主張擴大民主權力，儘管長期以立憲為旗號，程度不及共和派，但不可否認，希圖在中國實施現代民主制度的方向與同盟會的主張基本一致。他們中的多數人對於滿洲貴族專橫跋扈十分不滿，當然其激烈程度較之激進派相對温和，正是據此學術界也視其為資產階級代表。在一段時間裏他們與革命派存在隔膜，但是彼此並非截然對立。被視為立憲派中最反對革命的康有為其實也沒有完全抹殺革命，他承認法國大革命的合理性，並且宣稱如果清王朝倒行逆施，革命也是“吾國自有之意”[2]。立憲派中較為激進的梁啟超更是認為革命天經地義，認為革命乃“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是一種“別造一新世界”的變革[3]。其言語竟然與同盟會如出一轍。
這一集團的行為曾與革命相互配合。1901年，維新派組織了“自立軍起義”，幾乎和興中會等組織同時發動了反對清王朝的武裝鬥爭。儘管立憲派與同盟會存在諸多分歧，但其主持的宣傳民主、收歸路權、抵制美貨等活動，有力地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清政府“預備立憲”騙局暴露後，立憲派領導的四川保路運動發展成武裝鬥爭，為武昌起義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武昌起義後，立憲派策動南方各省獨立，立憲派推動和談，促成推選袁世凱為總統，建立了北京政府。
這一集團的演變日益向革命靠攏。如果説在“皇族內閣”出現以前，立憲派對“暴力革命”尚有保留，是向清廷進攻的另一不同戰線，參與了廣義的“民主革命”，那麼，在這以後部分立憲派加入了更嚴格意義的革命陣營，併為之鞍馬勞頓。因此，立憲派非但不是革命的對象，而應視為革命的動力。
被失敗論者視為罪魁禍首的袁世凱集團，其實也曾作為統治階級內部的立憲派，進入革命陣營。戊戌年間，袁世凱曾列名強學會；新政期間，他提出以擴練新軍、廣興學堂、派遣留學為內容的新政要點十條，與深受張謇等立憲派影響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南北呼應；世紀之交，他在直隸認真推行現代化新政，儼然成為風靡一時的新政典範。
袁世凱與立憲派交往頻繁。他與江浙張謇、鄭孝胥集團關係甚密，早在1904年，張謇就寫信給自己原來的學生袁世凱説：“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4]，並“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小室信夫”[5]。袁世凱則恭維張謇：“各國立憲之初，必有英倫領袖作為學説，倡導國民，公夙學高才，義不多讓”，並表示“鄙人不才，願為前驅”[6]。1906年12月，張謇在上海發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袁世凱派人蔘加，表示支持。他還多次向朝廷舉薦張謇、鄭孝胥等立憲派人士，例如，1908年初，袁世凱、張之洞曾聯名保奏楊度為四品京堂在憲政編查館行走，以至於：“憲政編查館所頒憲法，汪榮寶、楊度所擬居多”[7]。
共同的立憲目標促成了朝野兩派的靠攏。當資產階級立憲派發起請願運動，要求速開國會時，袁世凱等人也一改原來立憲要有“預備”的初議，紛紛上折要求“加速”。這樣，在立憲的基點上他們實現了結合。由於袁世凱的顯赫地位以及對預備立憲的積極態度，竟被資產階級立憲派視為立憲運動的中堅，楊度就公開讚許他是政府立憲的首腦，張謇則稱讚他“偉哉，足以伯仲大久保”[8]。
統治集團內部立憲派和資產階級立憲派這種密切聯繫，既推動着他們倡行立憲，也是他們向資產階級轉化的重要原因。如果同意將袁世凱等舊官僚歸為統治集團內部的立憲派，那麼，他們由立憲轉而革命，也就並非難以理解。
歷史表明，袁氏對於革命態度經歷了明顯的轉變。歷史將袁世凱推到了十字路口，或者遵循“忠臣”的本分，成為清廷的殉葬者；或者順應歷史的潮流，協助資產階級建立民主共和的新起點，歷史在考驗着袁世凱的膽識與魄力。張國淦的一段記憶令人玩味：“袁到京，主張擁護君主，絕口不言共和，至各處通電到京，則言‘本人地位但知擁護君主到底，絕對不能贊成共和，不過世界既有共和學説，亦不妨研究。’”後經汪精衞、魏宸組遊説，“袁漸漸不堅持君主，最後不言君主，但言中國辦到共和頗不易，汪魏言：‘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不可。’袁初謙讓，後亦半推半就矣。”[9]從“不言共和”到“不言君主”，從“不妨研究”再到“半推半就”正是袁氏對共和與革命態度變化的縮影。
袁氏與清廷的裂隙早已有之，1908年，滿洲親貴以“足疾”為由，迫使袁世凱離開政權中心，朝中重臣幾成刀下之鬼，政見之爭疊加權力傾軋，已促使袁世凱心生反清情愫。袁世凱出山以後開始了向革命的靠攏。出山之初，他提出組閣六條，要求不究黨人，留下妥協伏筆。出山之後，“亦有深意”[10]地派主張共和的唐紹儀為代表參加南北議和，果然，唐在第二次會議上便宣佈：“共和立憲，我等由北京來者無反對之意”[11]。惜陰堂私下會晤，“即共同研究如何對付北方”[12]。最後決定召開國民大會討論國體。同時，段祺瑞的代表寥宇春秉承袁的意旨，向黃興提出組織共和政體，公舉袁為總統的條件。袁世凱同革命陣營眉來眼去，也透露出他對清廷的叛逆。1912年1月3日，袁授意駐外使節電請清帝退位。1月16日，袁內閣正告清廷：“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應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13]為了反擊“宗社黨”武裝反抗的陰謀，袁又讓北洋將領致電內閣，強硬要求清廷：“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接着揚言：“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準備兵諫。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無法抵禦內部的反戈一擊，終於在袁世凱的逼宮下，宣佈退位。儘管袁世凱曾經與革命黨刀槍相向，但畢竟“背叛皇帝”，“成了共和派”的同路人[14]，而且正如孫中山所説：“此次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15]這個正在轉變的袁世凱同樣不能被視為革命對象，他確實為革命出過力。
當我們轉變觀測視角，從視立憲派與袁氏集團為革命對象，轉為革命動力，那麼失敗論者的所謂失敗過程就會完全改變，成為勝利的過程。立憲派領導“保路”，引發了武昌起義的鼓號齊鳴，恰是革命勝利的開端；立憲派策動“獨立”，促進了清廷在全國統治的土崩瓦解，恰是革命勝利的擴大；袁氏集團擁護“共和”，最終迫使清廷退位，恰是革命勝利的關鍵。這樣，辛亥革命的革命動力被革命對象打敗的邏輯便不能成立。
當然，我們不否認革命陣營內部存在着複雜鬥爭，有時鬥爭還比較激烈，即便是失敗論者視為革命基本動力的同盟會內部也確實出現了“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渙散狀況，但是，所有這些鬥爭同反對民族壓迫、建立民主制度、追求國家富強的最大障礙———清王朝這一革命的基本鬥爭相比較，均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用這些次要矛盾的得失否認主要矛盾的勝敗顯然不妥。我們也承認這些矛盾鬥爭在革命勝利後，會發生轉變，甚至變為社會主要矛盾，但這畢竟是後來之事，用這些後來矛盾的得失否認當時矛盾的成敗同樣不妥。正像不能由於平等派、掘地派被鎮壓，清教分裂解體，就完全否定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不能由於雅各賓派的敗亡，就斷言法國大革命失敗；更不能由於林肯被刺就全盤否定美國的南北戰爭。
二、“目標未遂”論與多重目標
堅持辛亥革命失敗論者的另一依據是革命目標沒有完成。他們認為，辛亥革命沒有全面實現民族、民主、民生的三大預期目標，也沒有解決包括推翻封建制度、擺脱帝國主義壓迫在內的民主革命基本任務。由於目標沒有實現，勝利當然有誤，失敗才合乎邏輯。但是，失敗論者對於目標的理解以及對事實的認識均有偏差，因為沒有正確解釋：革命的目標是什麼？目標由誰規定？目標合理與否？
革命目標應指參與主體的預期任務。學術界公認的革命目標就是同盟會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是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義。評價其成敗，主體預期實現與比預期合理與否更為關鍵，因為預期合理與否，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沒有實現的預期，必有不合理之處。
歷史表明，三民主義的主體內容基本合理，而且基本實現了。民族主義反映了當時國內滿洲貴族與其他民族的矛盾，折射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民主主義反映了封建君主專制與人民大眾的矛盾。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標誌革命者再一次向目標發起了衝擊。1912年1月，建立南京臨時政府標誌着革命取得了重大勝利。1912年2月，清廷被迫發出退位詔書，內稱：“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之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16]退位詔書的發佈，不僅宣告大清帝國268年統治的滅亡，實現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預期目標，也宣告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終結，初步完成了“建立民國”的預期任務。這一歷史事件意味着辛亥革命使命的最終完成。
毋庸諱言，三民主義存有不合理之處，目標的實現也非無可挑剔。例如“平均地權”，希望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包含着超前空想的成分，並沒有被革命者廣泛接受，也沒有完全實現。
但是，主要目標的實現與局部目標的侷限比較，顯然前者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並由此確定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正如宋慶齡先生所言：“清帝遜位，是辛亥革命最顯著的成就。它的意義，實極巨大，因為至少在形式上，中國已成為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使含有世界人類五分之一的國家的專制政體消滅，這真是世界史上進步的一個碑石。”[17]
革命目標允許後人歸納與規定。推翻封建制度、擺脱帝國主義壓迫的任務就不是當時人們的預定，而主要是後來人們對歷史事實的歸納，進而又反過來對歷史主體作出的規範性規定，當時對於“封建制度”、“帝國主義”、“民主革命”等概念尚沒有科學系統的理解。在評價革命成敗之時，後人歸納與規定的目標合理與否比實現與否更關鍵，因為只有歸納與規定的任務符合時代發展趨勢，具有必要性，事物才具有進步意義，才可能冠以革命稱號。同時，歸納與規定還必須符合實際環境，具有可能性，才能作為評價依據，否則，將不可能實現的任務強加於歷史之上，然後因其沒有實現，從而苛求前人，顯然有悖公允。
那麼，“推翻封建，擺脱壓迫”作為任務對於辛亥革命合理嗎？説其“參與”，具有合理的一面，辛亥革命沉重打擊了封建制度，間接衝擊帝國主義的歸納是真實的。要求其“完成”，並且還要“徹底”，卻顯然不合理。首先，不合國情。環顧中國，無論是落後低下的經濟水平，還是分散弱小的資產階級政治力量，無論是國內紛亂的政局，還是國際列強的干預，都決定了中國根本不具備短時間徹底推翻封建主義、打倒帝國主義的條件。
其次，不合規律。縱觀歷史，資產階級革命大都曲折與漫長，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1640年，1649年把英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斷頭台，直到1688年才以政變的形式，使資產階級專政穩定下來，歷經48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從1789年攻佔巴士底獄，到1875年第三共和國成立，確立民主共和政體，其間動盪了86年。美國資產階級革命更歷經了1775年至1783年的8年獨立戰爭和1861年至1865年的5年南北戰爭，兩次資產階級革命前後延續了82年。馬克思曾説：“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8]西歐國家打倒千年封建主義統治，尚且如此艱難曲折，面對帝國主義列強和有着兩千多年根深蒂固封建統治的中國，怎麼能夠要求辛亥革命就可以一蹴而就完成如此艱鉅的歷史使命？同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成功先例相比，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取得了並不遜色的階段性成果。正如毛澤東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説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19]辛亥革命積極地實踐與推進民主革命，並且完成了革命接力的第一棒，這是偉大的勝利。至於將當時難以完成的任務，民主革命全部的重擔——“徹底推翻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強加於辛亥革命之上，我們認為，這不是辛亥革命的失敗而是研究的失敗。
三、性價失衡論與多層受益
還有的失敗論者認為，革命的代價與結果不成比例，試圖否定中國近代的所有革命。在他們那裏，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革命，其爆發的原因不是社會矛盾激化，而是貫穿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思想，是革命者非理性的主觀意志導致了革命。革命的後果不是推動歷史進步，而是無休止的內戰，是社會生產的破壞，是現代化進程的中斷。同改良相比，革命付出了高昂成本，帶來的主要是破壞，結論當然是失敗。然而，這一觀點同樣沒有反映歷史的真實，沒有客觀回答：革命是否可以避免？革命利弊孰重孰輕？
客觀事實證明，辛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列寧曾説：“革命是不能製造出來的，革命是從客觀上（即不以政黨和階級的意志為轉移）已經成熟了的危機和歷史轉折中發展起來的”[20]。辛亥革命是社會各種矛盾激化的產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20世紀初的清政府對內反對改革，成為腐敗的政府；對外屈膝妥協，成為洋人的朝廷，清廷已經淪為中國現代化必須剷除的巨大障礙。儘管清政府在強大壓力下也曾作出改革的姿態，但是對戊戌君子的血腥屠殺，對立憲活動遙遙無期的“預備”，對官制改革皇族至上的“集中”，對路礦權力肆無忌憚的“收歸”，都表現了清政府的頑固不化。正是這種腐朽與頑固將一批批改革者“逼上梁山”，投身革命。孫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從主張改良轉向革命之路，張謇、湯化龍等“立憲派”從“不信政府，謀求自治”轉向“服膺革命，籌劃獨立”，袁世凱、程德全等“舊官僚”從“忠君立憲”轉向“叛君共和”，凡此種種，絕非主觀激情所致，恰恰是客觀情勢所迫。
人類歷史曾有通過改良維新加速現代化進程的事例，例如俄國農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維新，但是，正如眾多論者所論，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傳統，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卻不允許中國走這條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近代中國眾多社會矛盾之中，還存在着尖鋭的國內民族矛盾。辛亥革命之前，日本法學博士中村進午曾説：“滿人漢人之爭鬩，由來久矣。立朝者，或欲因立憲以弭此爭端，不知在他國所謂保守、進步主義之爭，在清國議會，即成為滿漢兩種之爭。”[21]這一番話固然不無誇大之嫌，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滿漢矛盾的客觀存在。
滿族是人數較少的民族，在其建立並實施統治的過程中，其自傲與自卑的心理交替出現，曾經發生過殘酷的民族鎮壓，為滿漢之爭埋下刻骨銘心的伏筆；也曾經試圖彌合滿漢矛盾，但長期依然是“巡撫滿漢各一半，總督漢人無一人”，裂隙尚存。太平天國運動後情況改變，滿族親貴無力應付內憂外患，只能求助漢族官僚和士紳，漢臣的地位有極大提高，甚至出現“尾大不掉”的“東南互保”。對於權力的削弱，反過來又深深刺激着滿族親貴的神經，對曾國藩曾有“布衣登高，終非宜事”的恐懼，對袁世凱更以“足疾”為由驅趕回鄉。
對於立憲改良，滿洲親貴必然高度戒備，中村進午的揣測合情合理：“滿人若以為藉自己立憲之功，為能得億兆之心，必有感戴謳歌之報，其愚遂不可及矣。選舉之結果，議員之多數為漢人所佔無疑，然則立憲之結果，於滿人有何利益？誠不待智者而後決也。使滿人之勢力尚足以匹漢人，則猶可言，然其爭亦適足以召清國分裂之禍。北美合眾國之南北戰爭，所得之善果，豈清國所能夢見者乎？清國之力，尚不足以防內國之變，更何能抵抗列強分割之事乎？內顧之憂，外患之可乘也。”中村進午道出了慈禧太后及其後繼者載灃等人的後顧之憂。於是，滿族親貴的民族意識又為君主專制加上了一層頑固不化的盾牌，不砸碎，不足以變革。
漢族佔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特殊環境與歷史演變培育了其較強的民族優越感，對於滿清統治一致存有不滿。太平天國以上帝的名義，書寫“奉天討胡”的檄文，義和團以明朝遺民朱紅燈的名義，舉起“反清滅洋”的旗幟；同盟會以革命的名義，喊出“驅除韃虜”的口號，甚至曾經反對革命的梁啟超也表示：“每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未嘗不熱血溢湧。故數年前主張排滿論，雖師友督責日至，曾不肯自變其説；即至今日，而此種思想，蟠結胸中，每當酒酣耳熱，猶時或間發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國，而並可以復仇者，鄙人雖木石，寧能無歆焉！”[22]所有這些足以證明反滿情緒時時激盪於中國社會，與民主浪潮一道鍛造着反清的長矛，不革滿清之命，難取社會支持。如果説日本的同族天皇可以被奉為維新的象徵，中國長期的滿漢矛盾卻難以出現改革與君主專制的妥協，歷史合力決定革命在所難免。
事實還證明辛亥革命有力地推動了社會進步。的確在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出現了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了苦難。但是，這不是革命的必然結果，那種把割據和內戰，簡單地歸因於革命趕走了皇帝，顯然是神話了皇帝的作用。歷史上，皇帝治下，羣雄割據、連年混戰屢見不鮮，“君主”的作用並不像某些論者所描繪的那樣神通廣大，更不要説是多數民族不可接受的滿族皇帝，民國初期軍閥割據的先導正是滿清皇帝腐敗無能，不能進取。辛亥革命後出現軍閥混戰，根源於根深蒂固的封建經濟，根源於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直至後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打倒了封建勢力、趕走了帝國主義，中國的軍閥混戰問題才得以解決。
辛亥革命後，中國出現了亙古未有的新氣象。曾經動搖於革命與改良之間的梁啟超稱：“民國元年、二年不啻唐虞三代之盛。”[23]首先，民主共和政體正式建立了。國會建立，憲法制定，元首選舉，否定了君權神授。幾百個社團，幾十個政黨如“雨後春筍”，政黨政治“蓬勃興起”[24]，反映了民權上升。儘管當時不夠完善，後來飽經磨難，但畢竟從無到有，為中華民國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定了共和的基石，正如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的共和制，議會和普選制，所有這一切，從社會發展來看，是一種巨大的進步。”[25]其次，文化更新邁開了新步伐。五百餘種報刊，風起雲湧，蔚為大觀[26]，從天賦人權到社會主義，各種主張都可以公開演講，見諸報端。不僅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成為包括洪憲帝制在內的一切復辟行動的巨大障礙，而且陳舊思想枷鎖的加快解體，為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新文化開闢了道路。再次，經濟發展跨入新階段。革命結束了封建專制統治，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了一些障礙。共和制新國家的建立，再次掀起實業救國的熱潮，發出現代化的動員令，政界制定政策，實業界熱情投資，科技界積極參與，民眾抵制外貨，為最終迎來民族經濟的“春天”準備了條件。
綜上所述，不以人劃線，“主體失權”論便無依據；不苛求前人，“目標未遂”論便無依據；不主觀臆斷，“性價失衡”論便無依據。據此，我們可以認定辛亥革命的勝利，儘管其中也有諸多不足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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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運用到解決中國建設和革命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並在此過程中，進一步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這些工作由中國共產黨人來共同完成，在某些方面，可以説“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黨。”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離不開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積極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一、辛亥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重要前提
任何一種基本原理和理論體系都有賴以生存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歷史背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同樣也不例外。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它的理論反應有時間差，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相結合實踐的開始，即我們所説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辛亥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期間為中國共產黨準備了政治、思想、階級和幹部條件，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完成的，因此，辛亥革命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1、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階級基礎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推動了民族工業的蓬勃發展。南京臨時政府提出了許多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政策，鼓勵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在民眾中引發了倡導國貨的運動；北京政府為爭取資產階級也做出了努力，出台了一系列促進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措施；孫中山先生身先士卒，投身實業，掀起了實業救國的運動；辛亥革命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心，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貨，促進了本國工業產品的銷售。就這樣，辛亥革命推動了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隨着民族經濟的不斷髮展，工人階級的力量也不斷髮展壯大，成為了一種新的社會力量，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階級基礎。
2、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政治環境
由於社會條件和歷史進程等條件的制約，辛亥革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善中國人民的境遇，沒有完成人民解放和民族獨立的歷史人物，但是它開創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動了中國的思想解放，推動了中國的進步。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統治，讓軍閥的統治沒法像清政府一樣進行全國一體化的密集統治，中國由此出現了相對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正是由於出現了這樣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人民才得以爭取自己的利益，同時和損害民族利益的勢力作鬥爭。辛亥革命之後，許多的遊行集會和發表聲明，到後來的罷課、罷工逐漸成為了中國人民反壓迫和反侵略的主要鬥爭形式。就像董必武説的一樣“三十年來，每次帶領羣眾進行各種各色的運動，都和民主運動的發展有關，民主運動已自辛亥革命開闢途徑”，正是在這樣自由和寬鬆的政治環境下，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才出現了多種政治組織並存、多種政治聲音併發、多種政治思想出現的現象。經過這一系列的反覆闢和反侵略運動，經過各種新思潮的不斷湧現，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工人運動的良好結合，從而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二、辛亥革命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恩格斯曾經説過，任何的意識形態都根植於經濟事實之中，但是新學説的產生又必須從已有的思想出發，中國共產黨正是應用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才能夠在短短的二十幾年時間裏引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中國共產黨發展和實現了革命先驅的抱負，是辛亥革命事業的支持者和繼承者。
1、辛亥革命啟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
自1840年開始，中華民族在外國列強的瓜分下一步步的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頑強的中國人民不斷的探求救國的出路，提出了許多救國方案；從林則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派“師夷長技以自強”；從康有為的君主立憲到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都在不同的方面顯示了各個階級的領導人物的愛國主張和願望。其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可謂是影響最深遠的。首先，在國家存亡和民族危機這樣的關鍵時刻，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國，成立了臨時政府，並宣告“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辛亥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其次，辛亥革命抨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正如毛澤東所説：“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從此以後，帝國主義再也不能利用清政府來統治中國人民。當清政府垮台以後，帝國主義妄想培養的新走狗被中國人民一個個打倒在地，削弱了反動勢力對中國人民的壓迫，中國共產黨將反帝反封建作為黨的主要鬥爭目標，寫進了黨的綱領，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啟示。
2、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留下了寶貴經驗
辛亥革命最終沒有取得勝利，但卻為中國共產黨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指引了中國人民尋求徹底解放的革命道路。辛亥革命的失敗，外在原因是由於反動勢力太過強大，內在原因是中華民族的資產階級具有妥協性和軟弱性，這些表現在：在政治上，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對其有一定的妥協和依賴；在軍事上，沒有建立自己的革命隊伍；在人民的關係上，脱離和害怕羣眾，沒有滿足農民的需求，沒有得到羣眾的支持。關鍵是沒有鑑定成熟的政黨。這些“老毛病”，使得在革命運動中，沒有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完全斷絕關係，不具備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就不能夠引導革命走向勝利。辛亥革命的這種不徹底性，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人民積極探求新的解放出路，在政治和思想上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運動，革命等待着新的政黨的誕生，這個領導階級就是中國工人階級。在辛亥革命之後的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成為了新的政治力量，自此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代表着中華民族民主革命走向了新的篇章。中國共產黨承接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説，辛亥革命加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
三、辛亥革命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中國共產黨的奮鬥歷史，就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歷史，同時也是繼承前人的觀點、立場和方法，結合新時代的特點和實踐做出發展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同樣還是與時俱進的歷史，辛亥革命為這樣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提供了精神財富。與時俱進是辛亥革命的精神內容，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品質。
__年前，辛亥革命掀起了腥風血雨的鬥爭，孫中山先生為了推翻腐朽和反動的統治，進行了激烈的鬥爭，他們艱苦奮鬥，頑強拼搏，自黃崗起義至武昌起義的爆發，期間舉行了多次大大小小的起義，許多人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其中的許多人更是放棄了家庭生活，放棄了個人的幸福生活，毅然選擇了革命道路。孫中山先生曾經説過：“我們從前去革命，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難保，並且還有抄家滅族的危險，我們從前有那樣大的危險，還能夠去革命，那是什麼緣故呢？就是由於我們富有犧牲的精神。”辛亥革命前輩們這種大無畏精神，這種英勇不屈、捨生取義的精神為改造中國和實現“三民主義”奮鬥的精神，是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貢獻，深深影響了中國以後的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崛起，由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前後將近20年，資產階級的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和有力宣傳使得中國人民爆發了愛國和追求自由的思想，使得中華民族進入了新的覺醒階段。其次，辛亥革命推動構建了中國現代的民族國家。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在辛亥革命中形成，辛亥革命推動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初步建立，在經濟上，孫中山致力於發展實業和振興中華，在思想文化上，南京臨時政府倡導自由、博愛和平等的思想，對民族國家的形成有着積極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向來重視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辛亥革命揭示了真理：只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需求，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就有希望和前途，就會發展強大。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辛亥革命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值得我們發揚光大，歷屆領導人重視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這繼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淺析辛亥革命》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義，是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它發生於列強大肆入侵中國的艱難時代，清王朝處於最為沒落的時候，孫中山帶領全國的愛國青年掀起了這場革命。它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由傳統的封建帝制轉換為較為先進的資產階級專政。雖然這次革命沒有成功，但它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
關鍵詞：專政；民主；孫中山；成功；革命
一、辛亥革命爆發的背景
1894年初，孫中山先生放棄了醫學事業，面對中國的各種苦難，他毅然決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業中。這年，他擬寫了《上李鴻章書》，提出了改革的綱領：“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這年六月他在天津沒有得到李鴻章的借鑑，上書也沒有被採納。為此説：“憮然長歎……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發生了甲午中日戰爭，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的殖民化程度進一步加深。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俄國佔領東三省，不久，日俄利益發生衝突，由日俄瓜分東三省。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後與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列強進一步掠奪了中國的各項權益，加緊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圖從精神上統治中國人民，以達到他們的目的。
2、“新政”的失敗
1901年一月，清政府頒佈所謂“整頓政事”的上諭，為了適應國內改革力量的強烈要求。但是新政並沒有取得什麼效果，一些民族資產階級心懷不滿，還有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已經感到無可忍受，對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隨着民族資本主義企業數量的增多和規模的擴大，民族資產階級及與他相聯繫的社會力量也有了明顯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為了衝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桎梏，發展資本主義，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經濟利益的維護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擁護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羣的出現與戊戌維新運動及20世紀初清政府新學堂、派留學生的措施有關。
二、辛亥革命的經過發展
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先後發動了十次的起義，而其他革命組織自立軍、光復會等亦發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曇花一現，但卻在全中國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1895年，爆發了第一次廣州起義，但是由於事機泄露，第一次廣州起義宣告失敗，孫中山及楊衢雲則被清廷通緝。此後孫中山流亡海外宣傳革命籌集資費；1900年爆發了自立軍起義，失敗後多數領導者被殺頭；1900年孫中山領導了惠州起義，起義軍因糧絕彈盡而解散。孫中山被台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在此後的十年中爆發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無數次。1911年孫中山領導了第二次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起義隊伍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但最終因力量不敵而失敗。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頒佈了鐵路幹線：“收歸國有，定為政策”上諭，掀起了波瀾壯闊的保路運動，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為嚴重，於是從湖南調兵過來鎮壓，造成湖南防守空虛，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十月十日，駐軍武昌的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一月之內，有十三個省宣佈脱離清政府的統治，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於覆滅。十一月初十，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一月三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1912年3月，臨時參議院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法典。
然而，由於革命黨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革命的果實終究被軍閥勢力所竊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響
1、政治影響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比較完全的革命，它徹底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開闢了中國的歷史新紀元。雖然後來遭到北洋政府的壓制，出現了張勛復辟和袁世凱稱帝，他們不能顛覆人們心中的民主觀念。
2、經濟影響
南京政府成立後，孫中山頒佈了一系列獎勵工商業發展的規章制度，頒佈了若干提倡和保護工商業的法令。制定了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政策，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刺激了人們發展民族工商業工業的熱情，鼓勵人民興辦實業，從事農墾；獎勵華僑回國投資；要求各省成立實業公司，鼓勵民間成立實業團體。在革命政府的獎勵、推動下，一個興辦近代工業的熱潮在全國範圍內興起，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來臨。但是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3、文化影響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它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出現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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