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在近代中國氾濫的原因探析》
【摘 要】 文章探析鴉片在近代中國氾濫的原因：輸入鴉片的帝國主義國家相互競爭；鉅額利潤對各方的吸引；清政府的吏治腐敗，統治階級無能；民國成立後的國內狀況混亂，因此，鴉片在近代中國的泛濫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
【關鍵詞】 鴉片氾濫；近代中國；原因
自鴉片走私貿易進入中國以來，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沉重的災難，給中國人民的身心帶來嚴重的危害。清政府、民國政府等都有禁煙政策，然而卻成效甚微，都沒有阻止鴉片在近代中國的泛濫。鴉片貿易橫行於當時的中國社會，是由外部原因和內部原因共同構成的結果，是當時中國社會內憂外患狀況的一個縮影。
一、輸入鴉片的帝國主義國家相互競爭
當時向中國輸入鴉片的國家眾多，並且國家之間因為利益而相互進行競爭和勾結，這是鴉片氾濫於中國的直接外部原因。西方向中國販賣鴉片的殖民國家，最早有葡萄牙和荷蘭。他們以澳門和台灣為據點，向中國內地輸入鴉片，不過數量不大。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成為對華鴉片走私量最大的國家。經歷了工業革命之後，英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躍居世界前列，對外殖民擴張也發展迅速。東印度公司是英國侵略東方的殖民機構，它試圖以各種方式打開對中國的殖民貿易大門，以便傾銷英國商品，但卻屢遭碰壁。因為當時的中國是一個以男耕女織、自己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的封建國家，根本無需依賴對外貿易而生存。因此，鴉片貿易就成為了東印度公司改變不利貿易入超局面的一種手段，確立其對華鴉片政策。甚至最後，英國不惜發動兩次鴉片戰爭，強迫中國接受鴉片貿易。同時，美國獨立戰爭後開始急劇發展資本主義，擴大對外貿易。由於英國對印度鴉片實行壟斷，所以美國人另闢蹊徑，在土耳其發現了鴉片。土耳其鴉片質量不如印度鴉片，但因價格低廉，在中國市場上競爭力很大。1817年美商又在波斯灣找到新的貨源，使得1817、1818兩個年度中販運總數達到4000箱，佔各國輸華鴉片總數的42%。為了與美國爭奪中國的鴉片市場，英國大力增加印度鴉片的產量，導致其價格下降，美國對華鴉片貿易開始處於不利的地位。1821年，為了傾銷大量增產的印度鴉片，英國允許美商販運印度鴉片。英美兩國開始相互勾結，擴大對華鴉片的輸入量。
二、鉅額利潤對各方的吸引
鴉片走私之所以能夠興起並且屢禁不止，根本原因在於鴉片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西方資本主義和煙販都從鴉片貿易獲取了高額利潤。以英國為例，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規定，鴉片按照成本300%的高税率進行徵税。另外，東印度公司以及後來許多英商洋行以三角貿易方式，將販賣鴉片所得的現銀從中國進口茶葉等暢銷品，運回英國本土售出時也需繳納大量税金，成為英國政府的又一税收來源。以1813年為例，這一年印度上等鴉片“公班土”，每箱成本費用是237盧比，它的拍賣價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鴉片税在內，每箱2428盧比，超過原來成本九倍，東印度公司約得其中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印度政府。鴉片税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鴉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1829―1830年從鴉片專賣所取得的收入超過一百萬英鎊，約佔全年總收入的十分之一。第三是煙販。因為鴉片是偷運進口的，逃避了納税。公班土在印度每箱的拍賣價格為1785盧比，在中國的賣價為2618盧比，兩者差額為833盧比，摺合銀洋為四百餘元，扣除少數運費等成本外，剩下部分就是煙販每箱的實際利潤。最大的英國鴉片販子查頓在私信上説，在最好的年頭，鴉片的利潤高達每箱一千銀元。英國鴉片販子泰勒在1818年説過：“鴉片同金子一樣，任何時候我都能賣掉。”鴉片貿易在對東印度公司、印度政府以及煙販共同有利的條件下，更加快速發展起來。隨後，東印度公司採取大量生產、低價推銷的政策，鴉片輸入中國的數量更進一步增加。
三、清政府的吏治腐敗，統治階級無能
當時清王朝吏治的腐敗、税制的紊亂是導致鴉片氾濫的一個重要的內部原因。由於巨大經濟利益的誘惑與驅動，清朝有不少官員或主動或被動地縱容甚至是參與鴉片走私。鴉片雖然是走私貿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貿易，但這種走私其實得到了廣東、福建一帶官府的默許，幾乎形成了龐大的鴉片走私受賄官員集團。以查緝鴉片走私為專責的官府“巡船每月受賄銀三萬六千兩，私放入口”。各級官員也都爭相從鴉片走私中獲利，“水師有費，巡船有費，窯口有費，自總督衙門以及關口司事者，無不有費。”連英國商人也曾説：“在中國方面，高級官吏與政府人員，對於鴉片走私公開的默許，過去和現在的巡撫，都從中取利。”甚至英國官方也宣稱：“因有完備的賄賂制度，鴉片貿易進行得很順利正常。”官吏受賄的普遍，致使鴉片走私日益猖獗，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偷偷運進了天朝。”並且隨着鴉片輸入數量的激增，鴉片税也成為清朝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在進口税中，鴉片税約佔一半左右，最高時甚至佔60%以上。
四、民國成立後的國內狀況
清王朝滅亡後，直到解放前，國家都一度處於戰亂與管理的混亂之中，所以在這種國家背景和社會環境下，鴉片便再次氾濫起來。北洋軍閥時期中國陷於軍閥割據狀態，為了爭奪地盤，擴充軍隊，各派系軍閥幾乎都利用毒品掠奪社會財富，依靠鴉片消費税增加税收來源，有的甚至縱容種植罌粟。於是，鴉片煙毒在北洋軍閥時期又逐漸開始流佈，甚至出現了一些專業性質的鴉片公司，例如上海的信遠公司、公平公司、聚豐公司、三鑫公司等，都是大型專業販毒公司，其後台則是軍閥和外國侵略勢力。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從1927年9月至1928年4月頒佈了許多禁煙章程及條例，但起初主要採取“寓禁於征”的政策，即用增加税收的方式限禁鴉片。南京國民政府後期，國產鴉片數量猛增，西南地區成為鴉片的最大產區。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後，向中國大肆輸入鴉片和其他毒品，將東北地區變成日本推行鴉片專賣的主要基地，並建立全國性的販賣網，使鴉片在中國又一次氾濫成災。
五、小結
從探析中我們可以得出，想要真正的杜絕鴉片、毒品的泛濫，首先國家需要擁有獨立的主權作保障，當時我國處於半殖民半封建的二半社會，內憂外患，民族矛盾是當時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尋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是解決人民苦難的最關鍵的前提。其次需要大力發展經濟，當一個國家經濟強盛，才能在國際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在近代西方國家逐步的經歷了兩次工業革命，生產力得到大幅的提高的同時，清政府卻還在“閉關鎖國”，停留在“天朝上國”中止步不前，封建制度嚴重阻礙着新的生產力的發展，使得我們在經濟上，軍事上、科技上等領域落後於西方，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性將我們強行拖入它們的利益紛爭中。同時，鴉片的禁止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做基礎，而當時的近代中國社會因為政權的更迭，始終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能夠長期統一國家、保護人民，社會處於治理的混亂之中。最後，當時清朝政府的日趨腐敗，導致國家的治理更加渙散。一個清正廉潔的政府，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障。因此，鴉片在近代中國的泛濫是有着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多重因素所共同導致的，是中國人民在近代苦難的一個縮影。
【參考文獻】
[1] 張鳴。重説中國近代史[M].中國致公出版社，2012.2.
[2] 嶽冰茹。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至第二次鴉片戰爭前的鴉片輸華情況、原因及影響[J].文教資料，2011.6.
[3] 劉淑敏，胡赤軍。近代英國對華鴉片貿易的主要利益[J].長白論叢，1996.6.
【作者簡介】
蔡豔君(1991-)女，陝西咸陽人，西安郵電大學研究生，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專業。
文化，是企業的靈魂，是一個企業能夠傲立商海的根本所在。離開了文化的澆灌，企業便像無源之水，是無法長久的。企業文化發展至這天，大家已普遍認識到，它的實質就是企業所有成員共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企業文化建設的真正功效在於以優秀的文化教化人、轉化人。中國的海爾集團、美國微軟公司、日本松下公司等等，他們創造出的奇蹟和成功的經驗無不告訴我：企業文化是企業發展的不朽之柱，文化建設有着潛在的凝聚力量，它不僅僅僅能給企業帶來一種精神，而且能激發員工的自豪感和職責感，培育企業團隊精神，為我們員工作導向，從而提高企業的整體效益。
下方我從三個方應對公司企業文化來談談個人的心得體會。
作為公司的員工，我們每一位員工都就應秉承公司的優良文化傳統，牢記“創新，高效，職責，共贏”是我們企業和員工共同的核心價值觀，創新是我們的第一要任，具有強大核心的競爭力是我們公司共同的目標。誠信文化是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無信不旺，社會無信不穩，因此，誠信是企業理念的基石。誠信：誠，就是忠誠、老實；信，就是守信用、重信譽。誠信作為企業核心價值理念尤為重要，它是我們的傳統美德，繼承和發揚這一美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特殊而現實的好處。
創新，就是拋開舊的，創造新的。創新是企業興旺的靈魂。只有與時俱進、不斷推動理念創新、管理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各方面工作創新，才能實現新的發展，創造新的輝煌。運用先進管理水平、先進的設計研發水平、先進的工程管理水平，去拼搏，去創造；視質量為企業的生命，用心參與市場競爭，努力打造一流的房地產公司。任何企業文化建設都就應以“創新、高效、職責、共贏”企業價值觀為核心，我們要教育每一位員工遵守企業禮儀，構成崇尚誠信，追求完美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因為，如果企業的員工能夠共有這樣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內部的溝通和協調就越容易實現，對於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提高整個企業的工作效率都會產生十分用心的作用和影響。
高效，高效管理，始終把科學管理作為提升效益、推動發展的着力點和落腳點，以專業化，規範化，透明化為原則，持續推進管理創新，全面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高效的執行力，打造高素質的員工隊伍，員工在工作中具有大局意識，自覺把公司的整體利益放在第一位。部門之間的溝通、緊密協作、信息共享、用心落實公司決策部署，實現效率和效益的統一。高效服務，建立客户服務的快速反應機制，準確預測客户需求並及時進行反饋，以熱忱的服務，陽光的心態，最大限度的滿足客户需求。
職責，對客户負責，始終堅持以客户為本，把客户的需求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不斷提高客户滿意度，為客户帶給一流的產品和服務。對員工負責，透過帶給優越的職業發展通道，完善的後期沒保障體系和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鼓勵員工超越自我，奮勇拼搏，開拓創新，在貢獻企業，回報社會的同時，實現人生理想和價值。對夥伴的負責，灃東地產重視合作伙伴的評價與選取，注重與戰略伙伴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在長期的合作中實現互利共贏，與最具競爭力的合作伙伴共同成長。對社會負責，灃東地產致力於保護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用心推動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在房地產開發項目中的運用，以實現企業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張。
共贏，應對客户，尊重客户，理解客户，持續帶給超越客户期望的產品和服務，創造客户價值與企業價值的共贏。應對員工，尊重和關心員工，為員工帶給適合自我的職業發展通道，讓員工體會到勞動推動企業發展的成就感，實現員工的個人價值，與企業共贏。應對夥伴，堅持以誠相待，努力在長期發展中為彼此創造更多的企業盈利與成長機會，實現共贏。應對社會，灃東地產用心參與城市建設，努力改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進程，實現企業與城市共同發展。
在公司快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企業文化建設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務必提高認識、加強領導，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努力開創企業文化建設的新局面。
(1)要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切實把企業文化建設列入管理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企業文化建設是企業全部工作的重要組織部分，認真抓緊抓好至關重要。在工作中定期組織基層領導幹部和員工加強對企業文化建設理論的學習研究，學而習之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2)要加強領導、齊抓共管，建立起企業文化建設的工作機制。企業文化建設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要用心構建黨委統一領導，黨政工團齊抓共管，廣大員工用心參與，共同推進企業文化建設的新的工作格局。成立企業文化建設領導小組，設立企業文化建設工作機構和專職工作人員，明確工作職責。企業文化建設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更不能代替；努力探索在現代企業制度下，企業文化建設的新機制、新方法，把企業文化建設不斷引向深入。
(3)要精心組織、整體策劃，穩步推進企業文化建設。要精心策劃企業文化活動，宣傳企業形象，為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把企業文化建設的任務落到實處。要加大投入、創造條件，為企業文化建設營造良好的環境。企業要發展，文化要先行，必要的投入是推進企業文化建設的基本條件。加大對企業文化建設的投入，要從人力、財力、物力各方面支持企業文化建設工作。
(4)要博採眾長、注重實效，建設具有時代特色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就應是開放的文化，不注意堅持和發揚自我的優良傳統，就會失掉髮展的根基；不注意學習借鑑他人的優秀成果就會失去生機和活力。要繼承發揚公司的優秀企業文化傳統，又要大膽借鑑、吸收其他企業文化的精華；既要堅持和發揚本企業的優良傳統、優良作風、優秀理念，又要借鑑吸收別人的長處為我所用，使企業文化呈現勃勃生機，根據公司具體狀況構成自我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包含着豐富的資料，企業員工的行為規範也是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它直接體現了企業的核心價值觀。因此，加強企業員工行為規範的建設，對於提升企業管理水平有着重要作用。
(1)要以尊重和溝通為基礎。制定企業員工行為規範是企業“以人為本”管理思想的體現，目的是為了全面提高員工素質，對員工的良好行為習慣產生激勵和強化的作用，出發點是尊重員工和促進員工在企業環境和工作崗位上健康成長。因此，在執行過程中，要講究方法和藝術，在大力宣傳灌輸企業價值理念的基礎上，注重引導溝通和循序漸進，不能用粗暴生硬的行政命令和簡單説教去執行。及時瞭解員工的願望和想法，做到互相理解、加強溝通、傾聽意見。讓員工及時充電，以適應新技術、新理念的發展；給員工創造條件，讓他們在工作崗位上實現自身的價值，讓他們體會到受人尊重、受企業尊重的喜悦情緒，讓員工感受到工作的愉悦性，激發更大工作熱情和智慧，對單位做出更大的貢獻。只有在一個充滿濃厚人情味的工作氛圍中，員工才能產生對企業理念的認同，才有用以這些理念的要求來規範自我行為的主動。
(2)狠抓團隊建設，營造真誠氛圍。一個優秀的企業領導者，是不會把眼光只盯在報表利潤的增減上的，而是在調動員工用心性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公司倡導團隊精神，就是這個道理。我們每一位員工都是團隊中的一員，發展個人才能發展團隊，進而發展企業。這是必然的因果關係。團隊成員之間要坦誠、真誠、零距離，營造團隊真誠的氛圍。只有這樣才能激活員工的思維，發揮員工的聰明才智。
(3)要發揮典型示範和領導帶頭作用。科技進步是發展的動力，人才是企業的根本，任何人都要尊重人才與科學的典範。在工作執行過程中，尤其要注重發揮典型人物的示範引路作用，要不斷培養髮掘、表彰獎勵員工身邊的優秀典型，以他們的典型事蹟所具有的生動感染力和説服力，來引導教育員工逐步到達規範的各項要求，推進公司企業文化建設。要求公司基層黨員幹部更要言行一致、以身作則，用自我的行動為表率，為廣大員工的進步指明方向。從而提高企業整體素質和水平。
工程部：xx
關鍵詞：鴉片戰爭；懿律；定海之戰；張朝發；琦善；《穿鼻草約》;餘保純；台灣人民抗英鬥爭
摘要：以軍事手段封鎖一國海岸線，顯然屬於戰爭行為。1840年6月22日，英軍宣佈封鎖廣東沿海海岸線，也就宣告了戰爭的開始。懿律到達廣東的時間應是1840年6月30日，而不是28日。定海之戰中，張朝發受傷而死，應是鴉片戰爭中第一個為國捐軀的高級將官。《穿鼻草約》根本不存在，義律與琦善達成的所謂共識也不足以成為英軍侵佔香港的理據。關於虎門大戰前後琦善裁撤軍備、不增援的説法可能來自於駱秉章的一份奏摺。琦善可能是最先認識到英軍能夠陸戰之人。三元里抗英鬥爭發生時餘保純應為署廣州府知府，而不是廣州府知府。在英船沉沒的問題上，姚瑩、達洪阿確有不實虛誇之詞。
一、目前，各大圖書館、檔案館所收藏的鴉片戰爭資料可謂汗牛充棟，學術界的相關科研成果也是難計其數。就鴉片戰爭中的諸多基本問題而言，學術界已達成不少共識，但由於對資料掌握的程度有別和解讀的不同，在某些問題甚至是重大問題上，學者之間仍存在着不同意見和爭論，一些有影響的觀點也還有進一步斟酌、討論的必要。下面，筆者擬就幾個有關問題進行考證和辨析。
二、(一)關於鴉片戰爭的起始時間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以往大致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以為，鴉片戰爭開始於九龍之戰、穿鼻之戰；另一種觀點則宣稱，第一次定海戰役當為鴉片戰爭真正發端的標誌；還有一種觀點認定，此次戰爭正式開始於1840年6月，即英國艦隊大批抵達廣東海面之時。
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可以牟安世、姚廷芳等人為代表。牟安世認為，中英九龍之戰揭開了鴉片戰爭的序幕，同時也是鴉片戰爭的正式開始〔1〕。姚廷芳認為發生於1839年11月3日的穿鼻之戰是“鴉片戰爭的序幕，也可以説是開始的日子”〔2〕。《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的編者認為鴉片戰爭始於1839年，實際也可歸為這種觀點〔3〕。但這種看法存在可以商榷之處。
鴉片戰爭是中英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九龍、穿鼻戰事發生前，義律是英國政府駐華商務監督，代表英政府管理在華英國商人，發展對華外交關係，並未獲得發動戰爭之授權。英國外相巴麥尊雖然主導英國對華外交事務，但他畢竟只是外相，要發動對華戰爭，還必須經由英國內閣和議會開會討論、表決方能發動。1839年10月，巴麥尊致信義律，表示英國政府準備發動戰爭，要義律做好準備〔4〕，但此時巴麥尊的決定尚未成為英國政府公開的政策。直到穿鼻之戰爆發時，巴麥尊的信還在送往廣東的途中，並未到達義律手裏。但義律一收到巴麥尊的信，其行為就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一方面從廣州撤走英國商人和僑民，以確保他們的人身和財產的安全，另一方面做好了等待英國侵華艦隊到來的準備，而不是再次肆無忌憚地挑起武力爭端。可見，義律之前之所以發動九龍之戰、穿鼻之戰，完全是他個人出於維護英國殖民強權而妄自使用武力的結果。
李章鵬鴉片戰爭若干問題考辨而且，我們還須看到，在中國使用武力，推行英國殖民強權，並非始於義律。1834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為了對抗兩廣總督盧坤禁運的命令，就曾下令英艦炮擊過守衞珠江口的虎門炮台。如果沒有英國政府的後續行為，與律勞卑炮擊事件一樣，九龍之戰、穿鼻之戰也只不過是另兩起無關緊要的武裝衝突而已，並不必然導致大規模的戰爭。巴麥尊之所以作出戰爭的決定，更多的是迫於英國紡織資本家和鴉片商人的壓力，出於對英國戰略利益的考慮，與九龍之戰、穿鼻之戰並無太大的關係。事實上，巴麥尊作出戰爭決定時，穿鼻之戰尚未發生，九龍之戰的訊息也沒有傳回倫敦。因此筆者以為，將九龍之戰、穿鼻之戰看作是鴉片戰爭的正式開端，是不太妥當的。
至於第二種觀點，即認為鴉片戰爭真正開始於第一次定海之戰發生之時，則以炎明、馮琛和王和平等人為代表①，他們十分強調浙江戰場在整個鴉片戰爭中的地位。不可否認，定海確實是鴉片戰爭中第一次重大戰鬥發生的地方，浙江也確實是鴉片戰爭的主戰場之一，但是，這與鴉片戰爭真正開始的時間問題不能混為一談。將第一次定海戰役發生的時間——1840年7月5日認定為鴉片戰爭正式爆發之日，顯有不妥之處。
英國外相巴麥尊致全權大臣的訓令，是持上述觀點學者的一個最為重要的論據。他們認為，巴麥尊明確要求英軍採取的第一項戰爭行動即是佔領舟山島。這種認識，不妨説是片面地理解巴麥尊的訓令的結果。實際上，以武力封鎖廣東海岸線才是巴麥尊訓令要求採取的第一項軍事行動，英國艦隊到達廣東海面後也嚴格地執行了這一命令。宣告封鎖廣東海面之後，英軍才陸續北上，繼而佔領舟山羣島，駛抵白河口，逼迫清廷談判。因此，談及英國的戰爭行動，絕不能忽略封鎖中國海岸線這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是毫無疑問的。
不僅如此，筆者以為，封鎖中國海岸線，在巴麥尊最初的戰爭構想中還居於最為中心的地位。通觀巴麥尊的訓令，封鎖中國沿海逼迫清政府同意英國的要求，是英軍最為主要的任務。而佔領舟山島只不過是英軍行動的一個重要步驟，它一方面為英軍進一步行動提供了軍事基地，另一方面則可為滿足英國條約之需——清廷割讓一處島嶼給英國，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至少造成一種既成事實，即英軍已佔領舟山島，可作與清政府進一步討價還價的資本〔5〕。
徹底打敗、打倒清政府並不是英軍的主要目的。英軍第二階段的軍事行動雖與第一階段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戰爭構想上卻存在一致之處。眼看封鎖中國海岸線不能達到目的，英軍才轉而封鎖中國的漕運線，因為漕運線是清政府的生命線。封鎖漕運線之後，英軍很快就如願以償。而根據國際法的規定，以軍事力量封鎖某一國的海岸線，當然屬於戰爭行為。但從炎明等學者的論述中，不難看出其對戰爭行為外延的理解尚顯狹窄，對英軍封鎖中國海岸線這一戰爭行為着實缺乏高度的重視。
與此同時，對第一次定海戰役之前發生的廈門戰鬥，馮琛、炎明等人也以為只是一次微小的戰鬥，不值一提。但問題的根本不在於戰事的大小，而在於其性質。如果説鴉片戰爭真正始於定海之戰，那麼此前發生的廈門戰鬥難道就不屬於鴉片戰爭？如果屬於的話，鴉片戰爭並不始於第一次定海之戰可得而知。 第三種觀點是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很多學者認為，鴉片戰爭應該開始於1840年6月英國艦隊大批抵達廣東海面之時。如茅海建就持這種觀點〔6〕。
此種看法應該説是較為合理的。但問題在於，英艦是陸陸續續而不是在同一天抵達廣東海面的，因此鴉片戰爭究竟發生於哪一天，仍然有待確認。但如果承認以武力封鎖一國海岸線屬於戰爭行為，那麼我們就可以認定，1840年6月22日，即伯麥宣告封鎖廣東海面之時，也就正式宣告了鴉片戰爭的開始。
(二)關於懿律到達廣東的時間問題
關於懿律到達廣東的時間，茅海建經過考察認為是1840年6月28日〔6〕，而義律在6月30日致巴麥尊的報告中則説是當天到達〔7〕。義律的報告是一份正式的官方報告，且產生於懿律到達的當天，可信度應較高。在沒有充分證據反駁的情況下，還是當以義律的説法為準。
(三)關於張朝發是否為戰死的第一個中國高級將領問題
以往的大部分史書給讀者一個印象，即三江口協副將陳連升乃是鴉片戰爭中中方第一個戰死的高級將領，定海水師總兵張朝發戰死之真相往往被忽略了。
就筆者所知，最早認為張朝發是戰死的應為夏燮、劉曾騄等人。在《海疆殉難記》中，夏燮為張朝發鳴不平説：“考總兵之死，與裕帥之殉難於鎮海泮池，被人搶救，輿至餘姚而卒，大略相同，徒以烏撫參奏在前，不得同邀卹典，浙人以此惜之。”因此，他要將張朝發的事蹟附記於定海縣令姚懷祥之後，“以慰其不瞑目之忠魂”〔8〕。劉曾騄則以簡潔的筆調對張朝發之死作出評論，謂英船“乃竄浙江”，“陷定海，總兵張朝發、知縣姚懷祥死之”〔9〕。
可惜的是，他們的觀點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共鳴。宣揚浙江沿海軍民抗英史蹟是鎮海口海防歷史紀念館的基本陳列內容之一，在有關鴉片戰爭的展覽中，鎮海口海防歷史紀念館只提到在浙江戰場犧牲的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和謝朝恩四總兵，對最先犧牲的張朝發卻隻字未提。
那麼，張朝發是不是鴉片戰爭中第一個戰死的高級將領呢？這個問題又可以分解為兩個問題來回答。首先是，張朝發之死是否早於其他高級將領？
廈門戰鬥是鴉片戰爭中第一場戰鬥。這是場小規模的衝突，雙方死傷不是很多。據閩浙總督鄧廷楨、廈防同知蔡覲龍等人的奏摺，清軍被炮火擊斃兵弁9名；而據英軍布朗底號船長鮑徹報告，英軍無一傷亡②。
接下來的戰鬥就是定海之戰了。定海之戰也被有些學者視作鴉片戰爭第一場重大戰鬥①。在這場戰鬥中，負有守土之責的張朝發、姚懷祥，一個受傷身死，一個兵敗自殺。姚懷祥在定海失陷時就投水自殺，而張朝發因傷延至近一個月後(1840年8月)才去世。姚懷祥只是署理知縣，而張朝發則是正二品水師總兵。定海失陷後連續幾個月沒有大的戰事，直到1841年1月，英軍才重新集結進攻大角、沙角炮台。也就是在這場戰鬥中，三江協副將陳連升父子英勇犧牲。顯然，張朝發應是鴉片戰爭中第一個去世的領兵抗英的高級將官，他的死要比陳連升、關天培等人為早。
其次，張朝發是否屬於戰死？依據檔案記載，張朝發確係因戰鬥受傷而死，理應視為戰死，應當享受戰死優恤之禮。可實際上，張朝發一直沒有得到清廷的恩恤，也沒有獲得後人應有之評價。其中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張朝發不是中炮當場死亡，這與當場戰死或自殺殉國還是有點差別；其二，恐與定海失守後清廷最初的反應有關。獲知英軍進攻定海後，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即具折上報情況，對張朝發橫加指責：“夷船在洋遊奕，既經帶兵防堵，何以任其登岸？均應嚴查奏辦”〔10〕。定海失陷後，烏爾恭額又立刻上奏道光帝，報告定海失守情形，並請旨處分張朝發等人。在奏摺裏，烏爾恭額雖然報告了張朝發受傷落水的情況，卻認為張朝發對定海的失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乃該鎮張朝發愎諫撤守，以致喪師失城，其情罪有應得”〔11〕。收到烏爾恭額的奏摺後，道光帝下令將張朝發革職拿問。隨後，道光帝根據刑部的擬議，判處張朝發斬監候。根據檔案記載，至此，道光帝認定的張朝發的罪狀，恰是烏爾恭額奏議的“愎諫撤守”、“喪師失城”〔12〕。伊里布到達浙江後，複查定海失守情形，認為：“張朝發先因愎諫喪師，迨受傷進城，復不設法固守，輒即遁回鎮海，以致城被攻陷，實屬咎無可逭，業已因傷身故，應無庸議”〔13〕。這裏張朝發又多了一條罪狀，即“遁回鎮海，以致城被攻陷”。臨陣脱逃，向來為人所不齒。所以，張朝發此舉不僅牽涉到律例，更屬道德問題。其實，關於張朝發究竟如何“愎諫撤守”，並無真憑實據。這種説法，恐與巡撫烏爾恭額等逃避責任不無關聯。在當時，張朝發因戰傷而死，卻沒有當即戰死，遂被認為有罪之身，誠不足為怪。但即便其真有防禦失職責任，也仍不失為因戰殉職的第一位清朝總兵。
對於定海戰敗的原因以及英軍的強大，清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缺乏清醒的認識，故對於張朝發戰敗責任的最初認定，在某段時期內也就成為蓋棺之論。後時過境遷，張朝發的死也就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時至今日，我們實有重新認知基本事實之必要。
(四)義律指揮英軍侵佔香港是否於法有據？
自佐佐木正哉編的《鴉片戰爭之研究(資料篇)》及其相關研究成果發表、公佈後，學術界已基本認定《穿鼻草約》不存在。不過香港學者黃宇和在查閲英國大量檔案資料後卻認為，琦善與義律達成了共識，英軍佔領香港是有所依據的〔14〕。應該説，琦善與義律確實在某些方面達成了共識，但不能據此認為義律侵佔香港於法有據。關鍵要看這些共識是哪些方面的共識？是什麼性質的共識？
綜合整個談判過程來看，英軍侵佔香港之前，琦善與義律達成的共識包括：(1)清政府賠償煙價600萬元，分五年償還，不計利息。由於此前已經談妥，1841年1月8日後的談判未予討論；(2)釋放俘虜，交還定海；(3)廣州於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上旬重新開港；(4)不再增開口岸；(5)雙方以照會的形式進行文件往來，而不用稟諭。
關於給予英人外洋一處寄居泊寓之事，雙方雖有交集，但分歧很大。琦善同意向道光帝代為懇奏，而沒有同意給予，義律以條約形式來規定各項條款的要求始終未能實現。而且琦善同意的只是英人寄居泊寓，不是割讓。這點已為雙方往來的照會所證明。在致琦善的中文照會中，義律曾多次要求給予一處寄居，甚至説如澳門一樣，豎旗自治。只是在1月14日的照會中，出現了由“英國主治”的字樣。這雖與以前的照會不太一樣，但在“英國主治”後又有“為寄居貿易之所”一語。整句話連起來，即是“將尖沙咀洋麪所濱之尖沙咀、香港各等處讓給英國主治，為寄居貿易之所”。這句話顯得有點語無倫次，意思含混。況且“主治”與“割讓”還是大有差別的。聯繫到義律以前照會的遣詞用句，將這句話的意思理解為給予英人一處寄居泊寓之地，一點也不為過。但在這份照會裏，也顯現出義律狡詐的特性，這為十幾日後(1841年1月26日)英軍非法強佔香港留下了伏筆。 而琦善在致義律的照會中，一直堅持代為懇奏給予寄寓一處的説法，只是具體用詞有所不同而已。在義律擬好的英文照會原文中，雖含有割讓之意，但由於琦善不懂英文，照會原文總是由英方翻譯成中文再送給琦善。也就是説，琦善收到的是英方已經翻譯好的中文本照會。因此，在沒有條約規定雙方文件往來應以何種文字為準的條件下，義律與琦善之間的意思表達應以中文本照會為準。
再者，雙方就給予寄居的具體地方也有不同的理解。琦善以為給予的是香港島中的一個小地方，而義律主張的則是香港全島。
義律所炮製的、後被人稱為《穿鼻草約》的初步協議，根本不存在。義律與琦善之間關於割讓香港的共識也十分有限，如果非要説有共識，也僅僅是琦善同意向皇上代為懇奏給予英國一處寄寓之所。所以，義律憑此宣稱琦善已同意割讓香港並指揮英軍侵佔香港，完全是一種強盜邏輯，那種認為義律佔領香港是有所依據的判斷很值得商榷。
其實，義律也清楚他與琦善之間觀點的不一致。侵佔香港後，義律多次發佈照會，敦促琦善早日簽訂協議，割讓香港〔14〕。稍後，義律也漸漸明白，在既定的條件下，想與琦善達成協議，幾乎不可能，所以他與伯麥等人商議，要通過擴大戰爭來逼迫清廷讓步。
琦善答應“代為懇奏”，是冒着欺君之罪而作出的痛苦抉擇。作為道光帝的近臣，琦善十分明白道光帝的底線在哪兒，他也十分明白，如果他擅自割讓香港，等待他的又將是什麼。
退一步講，即使琦善同意割讓香港島，也不能構成英軍侵佔香港的理據。對義律佔領香港的合法性，義律的上司、英國外相巴麥尊也曾加以否定。他説，要把一國君主所屬的領土割讓給另一國，必須締結一項條約並經那國君主批准，而義律與琦善之間並沒有簽訂正式的條約〔15〕。
(五)關於虎門大戰前後琦善裁撤軍備、不增援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長期流行的主流觀點是，虎門大戰中清軍之所以慘敗，與琦善堅持妥協投降路線、裁撤軍備、不增援，最終動搖軍心是分不開的。茅海建先生經過詳細的考證，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他認為，琦善不僅沒有撤兵，相反，卻向虎門增派了兵力。茅先生認為，依據林則徐、怡良等人的奏摺，琦善到達廣州前在虎門地區設防的清軍兵勇最多時不會超過6000人，而琦善到任後，虎門地區的兵勇陸續增至11000名以上〔6〕。
琦善增兵之事，不僅為林則徐、怡良、琦善等人的奏摺所證實，也為英方有關記錄所證實〔16〕，而且英方也一再要求清軍停止重新裝備或增建炮台，甚至為此發出戰爭的威脅〔14〕。茅先生的觀點應該是符合事實的，此處不再重複論證。
這裏只想指出的是，以往史書對琦善的這一指責，可能源自當時的一份奏摺。
1841年5月27日，監察御史駱秉章上了一份奏摺，控訴琦善“到粵查辦，將招集之水勇、防備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鎮專弁赴省求援，僅發兵數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覺，以致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在炮台遙望而泣”〔17〕。
根據道光帝的要求，刑部將駱秉章的這種説法列為琦善的一條罪狀加以訊問。不過，刑部將“以致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在炮台遙望而泣”改為了“以致提督關天培失守陣亡，傷死弁兵無數”〔18〕。
面對這一指控，琦善一一作了否決。琦善首先指出大角、沙角炮台之失與關天培之死是前後相距一個多月的兩件不同的事，接着説明水勇、火船全部交給提督調撥，他沒作任何裁撤。至於關天培請援之事，確實發生，但此事發生於大角、沙角戰鬥之後和虎門戰役之前，英軍圍困橫檔炮台，關天培為防萬一，請求支援。當時“督標遠在肇慶，撫標存城無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琦善仍“就在省兵丁星夜發去”，後英軍退去，沒有發生戰鬥。琦善最後辯解道：“至二月初六日，提督關天培在三遠炮台陣亡，彼時六台炮位已增至三百餘門，兵丁狀勇亦增至八千五百餘名，不意失守，赴援莫及，實屬愧恨無地”〔19〕。琦善辯解中的一些具體説法，有的已很難考證，有的還需挖掘新的史料加以證實或證偽，但依據茅海建先生的説法和前文的論述，其中的基本事實——琦善不僅沒有撤兵，相反卻向虎門增派了兵力，還是可以肯定的。
(六)是誰最先認識到英軍能夠陸戰？
對於英軍能否陸戰，道光君臣包括林則徐等一開始都持否定的態度。隨着戰事的發展，清廷君臣的這一認知發生了變化。許多學者(如茅海建〔6〕)都注意到道光帝在這一變化過程中的作用。其實，最先發現英軍能夠陸戰的，還應屬琦善。在英軍佔領沙角、大角炮台後，琦善奏報戰事情形時説道：“連日詳查該夷進兵情形，向共知其僅長於水戰，今詎料其並設有陸兵”，“至其陸戰之兵，技藝原不甚矯捷，而器械則甚屬淫巧”〔20〕。在這份奏摺中，琦善不僅奏陳了當日陸戰的情形，而且明確指出英軍設有陸軍這一事實，並道出了他自己的判斷。雖然他關於英軍技藝方面的判斷不甚確實，但關於器械方面的判斷，卻是比較準確的。“器械甚屬淫巧”，説的正是英軍武器先進這一點。在當時，琦善的這一認識，還是較早和實事求是的。
可惜的是，琦善關於英軍能夠陸戰的判斷，當時並沒有引起道光帝的重視。直到7個月後，英軍第二次進攻廈門，道光帝看到閩浙總督顏伯燾上報廈門失陷的奏摺中含有“偽陸路提督郭”的字樣，才意識到英軍也會陸戰。此後，他連續發佈上諭，提醒各省督撫注意英軍也會陸戰，並要求他們及早做好因應的準備。
(七)三元里抗英鬥爭發生時餘保純的任職問題
大多數史書在談到三元里抗英鬥爭時，都將餘保純的職務標為廣州府知府。其實不然，此時餘保純應為署廣州府知府③。兩個多月後，道光帝才正式任命他為廣州知府，而且説這是破格提拔，下不為例，“廣東廣州府知府員缺，準其以餘保純補授，該員系應補選缺知府，與例未符。惟念該省現當籌辦善後事宜，故如所請準行，後此不得援以為例。”〔21〕餘保純此前的正式官職應為南雄直隸州知州，而廣州府為廣東省的首府，所以才有道光帝所謂“破格提拔”之説。
(八)台灣人民抗英鬥爭過程中“擊沉”的是否為遭風商船？
與這個問題相關聯的問題是，達洪阿、姚瑩是否謊報軍情？
據達洪阿、姚瑩上奏，鴉片戰爭期間，台灣軍民曾先後兩次擊破英船，共擊斃英軍數十人，俘虜182人，並繳獲各種軍用物件。1842年5月，達洪阿、姚瑩奏請將其中173名俘虜正法，只留下9名“夷目”。《江寧條約》(《南京條約》)擬定後，璞鼎查要求釋放英國俘虜。當他到達廈門，得知台灣處決俘虜的情況後，立即照會耆英等人，聲稱被擊沉的英船系遭風商船，揚言要予以報復。道光帝害怕璞鼎查藉口滋事，破壞和談局面，急命閩浙總督怡良渡海赴台調查情況。經過調查，怡良認為：“兩次夷船之破，一因遭風擊碎，一因遭風擱沉，並無與之接仗計誘如該道所奏者”，並説達洪阿、姚瑩“不能實事求是，殊屬辜恩溺職”〔22〕。為了平息璞鼎查的怒氣，道光帝宣佈將達洪阿、姚瑩二人革職、解部審訊。
以往，流行的史書多完全同情姚瑩、達洪阿等人，認為姚瑩、達洪阿等人的奏摺並沒有弄虛作假。姚瑩、達洪阿等人的被捕，系耆英、怡良等人妒忌姚、達之功，屈服於英人的壓力而構陷所致〔23〕。
從現有的史料來看，姚、達確有誇張不實之處。首先，姚、達所説的兩條船，不是英國的戰船，其中一條是運輸船“納爾布達號”，另一條是“阿納號”，“阿納號”原先是商船，後受英軍支遣。其次，這兩條船的沉沒不是因為戰鬥或計誘使之擱淺而致。不過，這兩條船也不是像璞鼎查所説的那樣為遭風的一般英國商船，而是英軍艦隊序列中的運輸船和英軍僱傭的武裝商船，它們都擔負了軍事任務④。所以，姚、達將兩船中的英國人視作俘虜對待，也並無不可。如何認定這兩艘英船性質，對於今人正確認知當時的中英戰時關係、彼此的戰爭態度，公正評價相關人物，均不無影響。
註釋：
①見馮琛、王和平《鴉片戰爭在浙江若干問題新探》，刊於《浙江學刊》1994年第2期第106-108頁；炎明《鴉片戰爭研究中幾個值得商榷的問題——關於鴉片戰爭爆發的標誌、時間與地點》，刊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第116-119頁。
②參見《皇家海軍艦長鮑徹致艦隊司令官懿律函》，收入胡濱所譯的《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第676-677頁，中華書局1993年出版；《廈防同知蔡覲龍等為廈門抗擊英船事稟文》，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第157-158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閩浙總督鄧廷楨奏報來廈英船被擊退情形折》，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第166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③《參贊大臣楊芳奏報擊退進犯省河之英船情形折》內有“署廣州府知府餘保純”字樣，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第238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④《閩浙總督怡良奏為遵旨查得台灣兩次抗英獲勝純屬虛飾請將達洪阿等治罪折》，收入《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Ⅶ》第104-105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李永玉《鴉片戰爭期間擱淺台灣英船性質考》，刊於《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牟安世。試析中國近代史的開始及其上限〔J〕.學術月刊，1987，(2)：49.
〔2〕姚廷芳。鴉片戰爭與道光皇帝·林則徐·琦善·耆英(上)〔M〕.台北：三民書局，1970：221.
〔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G〕.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
〔4〕嚴中平。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的史料(下)〔J〕.經濟研究，1955，(2)：114.
〔5〕巴麥尊子爵致女王陛下駐華的兩位全權大臣、尊敬的海軍少將懿律和皇家海軍上校義律函(第1號)〔C〕∥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530-553.
〔6〕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132，140，223-224，345.
〔7〕義律海軍上校致巴麥尊子爵函〔C〕∥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664.
〔8〕夏燮。中西紀事(卷二十四)〔C〕∥中國史學會。鴉片戰爭(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653.
〔9〕劉曾騄。和夷紀略〔C〕∥中國史學會。鴉片戰爭(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185.
〔10〕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報英軍至定海遞書並圍城已親自趕往籌防折〔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54.
〔11〕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等奏為定海失守請將鎮臣張朝發革職定罪並自請議處片〔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61.
〔12〕著伊里布抵浙後再行訊究已擬斬監候之張朝發接仗敗退實情事上諭〔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41.
〔13〕欽差大臣伊里布奏為遵旨訊明定海接仗總兵張朝發等敗退情形折〔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536.
〔14〕黃宇和。兩次鴉片戰爭與香港的割讓：史實與史料〔M〕.台北縣：國史館，1998：1-22，81-84，78-80.
〔15〕巴麥尊子爵致義律海軍上校函(第9號)〔C〕∥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898.
〔16〕賓漢。英軍在華作戰記〔C〕∥壽紀瑜，齊思和，合譯。中國史學會。鴉片戰爭(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178-188.
〔17〕監察御史駱秉章奏報琦善誤國情形並陳戰守之策折〔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448.
〔18〕刑部等進呈訊問琦善各條〔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458.
〔19〕刑部進呈琦善親供一件〔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472-473.
〔20〕欽差大臣琦善奏陳英佔炮台欲攻虎門和省垣現拒守兩難折〔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744-745.
〔21〕著準祁等所奏廣州知府員缺以餘保純補授事上諭〔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02.
〔22〕閩浙總督怡良奏為遵旨查得台灣兩次抗英獲勝純屬虛飾請將達洪阿等治罪折〔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04-105.
〔23〕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鴉片戰爭在閩台史料選編(前言)〔G〕.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6-7.
論文關鍵詞：夷夏觀；本末觀；義利觀；人才觀
論文摘要：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傳統道德中的夷夏觀、本末觀、義利觀、人才觀發生了轉變，其總的表現是逐漸拋棄傳統觀念的主觀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轉向現實主義。這四個方面的轉變在當時是相對徽小的，但是它們開始了中國傳統觀念的近代化進程。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它改變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進程，中國由此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思想家們面臨一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不得不改變傳統觀念，以適應社會的變遷。我們試圖從夷夏觀、本末觀、義利觀、人才觀這四個方面來討論鴉片戰爭前後傳統觀念的轉變，以求教於方家。
一、夷夏觀念的轉變和學習西方思潮的漸起
鴉片戰爭前，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裏，西方的英、法、荷等國乃是“未受教化”的“蠻夷之邦”，“腿不能打彎”、“一撲即不能起”、“不善陸戰”等主觀歧視的觀念在很多高級官員中非常普遍。他們對西方的科學技
術多抱盲目鄙視的眼光，視之為“奇技淫巧”，甚至連比較開明的樑廷榕也認為：“天朝全勝之時，既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國地雷飛炮之舊而推廣之。夾板船，亦鄭和所圖而與之者。即其算學所稱東來之借根法，亦得諸中國。但能實事求是，先為不可勝，夷將如我何！不然而反求勝夷之道夷者，古今無是理也。”樑廷榕的觀點在當時頗有代表性，他認為沒有必要學習西方先進科技，因為西方先進科技都是源於中國，而且向西方“蠻夷小國”學習有損中華國威，於理不通。
在英軍的堅船利炮面前，“天朝上國”被遠隔重洋的“蠻夷小國”輕鬆擊敗，這對時人特別是親歷了鴉片戰爭的部分清朝官員和知識分子產生了極大的思想震撼。他們逐漸認識到，“夷”不一定不如“夏”，甚至在某些方面“夷”要強於“夏”，其明顯表現就是對英軍軍事技術的推崇。還在鴉片戰爭進行的過程中，少數具有敏鋭眼光的官員就開始重視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1840年春，林則徐曾“捐資仿造兩船，底用銅包，蓬如洋式”。
1841年春，龔振麟以林則徐提供的《火輪船圖説》一書為指導，製成一條車輪戰船，時速可達3.5海里。戰後，林則徐又委託黃冕試製成功開花炮彈。
雖然戰後最初的學習主要集中於軍事和造船技術，但出於學習這些技術和對外交涉的需要，瞭解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情況顯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鴉片戰爭爆發前，林則徐等人通過編譯《澳門新聞紙》、《華事夷言》、《四洲志》等書籍、雜誌，蒐集地球儀、航海圖、地圖資料等多種方式，積極瞭解西方國家概況，為對外交涉和可能發生的戰爭做準備。這些工作為後來人們學習和了解西方國家提供了基本資料，在客觀上起了開創性的作用。魏源在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的基礎上，寫成《海國圖志》一書，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在當時產生了積極影響。此後又有徐繼舍的《壕環志略》、姚瑩的《康犧紀行漢樑廷榕的《海國四説》等介紹西方和世界形勢的書籍問世，反映了當時人們瞭解外部世界的渴望，開拓了人們的視野，促使國人逐漸改變封閉、自大、守舊的觀念，加速了傳統“夷夏觀念”的轉變。
二、本末觀的轉變和發展工商的呼聲
在中國歷史上，農本商末的本末觀長期處於主導地位，歷代統治者也從各個方面積極宣傳和貫徹，長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這是封建統治者鞏固政權的重要手段，也是封閉的小農經濟必然的外部表現。鴉片戰爭的失敗，使關心國運的先進人士開始了新的思考，如包世臣就提出：“本末皆富，則家給人足”。而龔自珍的“食貨並重”、魏源的“本末相輔”雖然和包世臣的説法不同，但重視工商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在重視工商的思想基礎上，少數進步思想家提出要發展民族工商業，如魏源就主張允許民間自行設廠，軍火工廠也可生產民品。為解決當時嚴重的白銀外流、銀源枯竭的問題，他提出了發展銀礦業的主張，並建議改變以往專由官辦的辦法，獎勵商民開採，他説：“但官不禁民之採，則荷鐳雲趨，裹糧鶩赴。官特置局，税其十之一二，而不立定額，特見銀之出不可思議，税之出不可勝用，沛乎若泉湧，浩乎若江河，何必官為開採，致防不得償失，財不足用乎？”林則徐也主張允許商民經營銀礦：“召集商民，聽其朋資夥辦，成則嘉獎，歇亦不追。”林則徐等人的主張雖然是針對具體問題而發，但是對於改變傳統重農輕商的本末觀顯然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鴉片戰爭前，由於受傳統夷夏觀念和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絕大多數清朝官吏和知識分子都把中外貿易當成是中國對藩屬國和“化外蠻夷之邦”的“恩賜”，是“懷柔遠人”的一種策略，因此在戰前，很多清朝官吏和知識分子都曾主張斷絕中外貿易，以杜絕鴉片的大量流如，並“以示懲戒”，如包世臣就説：“一切洋貨皆非所需”，因此要“絕夷船，即自拔木塞源”把斷絕中外貿易看作是杜絕鴉片流人、阻止白銀外流的最佳辦法。以理性來看，這種做法未免過於偏激，事實上也難以實現，但在當時的中國精英們看來則是天經地義的，其思想根源就在於對西方的誤解或者説無知，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對中外貿易的錯誤認識。
此外，中國的知識精英們還認為，西方需要中國出口的茶葉、大黃等物來幫助他們調理身體，否則就會因為消化不良而死亡。這種觀念是一種誤解和無知，但是其根源還在於崇夏鄙夷的傳統夷夏觀。鴉片戰爭促使一部分有識之士在對西方深人瞭解的同時，開始改變傳統的對外貿易觀念。如林則徐指出，應實行禁煙，並發展同西方國家的正當貿易。魏源也指出，發展進出口貿易能夠增加國家收人，改善同西方國家的關係。
三、義利觀—由重義輕利到義利並重
從鴉片戰爭前後開始，從龔自珍、魏源到孫中山、章太炎等，歷經餘年的苦苦探索，晚清義利觀基本上完成了由傳統的重義輕利、貴義賤利向義利並重的資本主義義利觀的轉變。
龔自珍、魏源是晚清義利觀演變的首倡者。龔自珍是封建末世地主階級中的開明者，他面對商品經濟和內外貿易迅速發展，特別是鴉片貿易引起中國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等嚴峻問題的現實，大膽肯定“利”和“私”，肯定人們對“私利”的合理追求，批判義利對立的義利觀，鼓勵發展工商貿易。魏源則提出了的振興工商業等具有實踐性的一系列建議，這些建議是在外國軍事、經濟侵略的刺激下的自發反應，反映了先進的中國人對西方侵略的現實思考。
稍後的洋務活動家羣體在思想上繼承並發展了龔自珍、魏源的思想，如左宗棠就認為：“吾益人而不厲乎人，盡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陳熾則進一步指出：“惟有利而後能有義，亦惟有義而後可能獲利。”肯定追求個人的正當利益，並指出“利”和“義”在本質上的依存性。在此基礎上，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思想家吸收西方思想，對公利與私利的關係給予較多關注。維新人士受到西學的影響較多，但是他們並沒有全盤接受西方的功利主義義利觀，對狹隘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義義利觀還作了專門的批判。康、樑在“中西會通”思想的指導下，追求中西文化的完美結合。他們試圖調和個人利益與羣體利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推崇羣體利益和國家利益，這使他們的思想易於為時人所接受。維新人士把傳統義利觀的改造與反對封建專制、反對封建禮教的現實政治鬥爭緊密結合起來，主張“天賦人權論”，要求實現資產階級民權、自由和平等；主張“新民”，要求建立資產階級新倫理。維新人士的義利觀具有鮮明的資產階級色彩，反映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社會和經濟要求，順應了近代社會的發展潮流。
作為革命人士的思想代表，孫中山、章太炎在義利觀問題上突出“義”、“公”，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狀況和革命任務的需要相適應的。一方面，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和洋務思潮、維新思想的宣傳，使重利、求利觀念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革命人士也就不需再作專門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艱苦的革命鬥爭需要革命人士具備堅強的革命精神，發揚大公無私的道德風尚，勇於犧牲，樂於奉獻。因此，作為重要的資產階級革命領袖，孫中山、章太炎必然要突出“義”和“公”，當然，他們對於“利”和“私”也是肯定的。他們甚至還提出了觸及封建統治基礎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地權”、“均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思想，從而把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推到了一個新階段。孫、章追求的是“自利”與“共利”、“私”與“公”、道義與功利相結合的資產階級義利觀，在他們的義利觀中，可以隱約看到傳統義利觀的影子。
四、人才觀—新變局需新人才
人才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標準，在中國古代，人才觀念的主導傾向是，“強調尊君愛民，重點在從事社會改革的任官的人才，對其他方面的人才重視不夠。”因此，中國古代人才概念的第一個共同特點是：“都具有較濃厚的政治性，對政治、軍事、文學等方面的人才重視較多，而對於自然科學家、技術發明家、藝術家、經濟管理家、能工巧匠、民間羣眾領袖人物是談得較少的”。清代至鴉片戰爭前，統治者實行嚴厲的思想統治政策，極力提倡空談性理的程朱理學，並多次大興文字獄，殘酷壓制不同思想。在嚴峻的現實環境下，考據訓話治學盛極一時，文人學士埋頭故紙堆，對國事民虞不聞不問。在這樣的統治政策和學風影響之下培養的人才，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由此而造成整個行政機器效率低下。
嘉道年間，社會矛盾尖鋭，一部分知識精英轉而提倡經世之學，主張做學問要學以致用，既反對繁瑣考據，也反對空談性理，由此而興起一股暢談“經世之學”的風氣，集中表現在“經世文編”等著作的出版發行，而以魏源主編的《清經世文編》為代表。
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對外交涉的需要，更加深了人們對實用人才的重視。在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面前，中國的精英們認識到中國在軍事技術和工業生產方面與西方的巨大差距，而在對外交涉中對西方國家和近代國際外交的無知，也使清政府的外交官員們深感處處掣肘。嚴酷的現實使他們認識到，要應對新形勢的要求，必須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培養新式人才。早在戰爭爆發前，黃爵滋就指出：“夫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舉之弊也。”魏源建議延請西洋工匠、舵師，教習製造及行船演炮之法，並於福建、廣東兩省武試中，增設水師一科，選拔製造、駕駛人才，視同科舉出身。這是近代較早提出的主張改革科舉、要求將實用人才納入國家人才培養主流的議論，雖然並未得到當局的採納，但是其影響卻是深遠的。這種由現實出發主張改革科舉的思想潮流是對傳統人才觀的重要突破，“是近代廢除科舉思潮的先聲”，此後隨着洋務運動的開展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新式人才越來越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並在經濟、政治、軍事等各個方面開始發揮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在鴉片戰爭前後，受國內外嚴峻環境的影響，中國傳統觀念不得不發生相應的轉變，逐漸拋棄了傳統觀念濃厚的主觀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轉向現實主義。在夷夏觀方面，中國人開始向近代民族主義轉變，能夠正視西方國家在軍事、工業等方面的先進和中國的落後，並提出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技術的口號。在本末觀方面，開始拋棄工商末業的思想，鼓勵發展工商業，希望以此對內解決民生問題，對外維護民族利益。與本末觀相適應，在義利觀方面雖然仍然提倡“義”，但對於“利”並不盲目排斥，提倡義利並重、以義統利的義利觀，鼓勵個人合法的求利行為。在人才觀方面，為適應對外交涉、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及發展民生的需要，提倡重視實用人才的培養和使用。這四個方面的轉變最明顯的反映在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等先進思想家的相關論述中，由此開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也開始了向近代化的轉變。
【摘要】良好的人際交往能力以及良好的人際關係是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羣體，面對激烈的競爭和日益強大的社會心理壓力，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大學生人際交往中存在的問題具有及其重要的意義，人際交往障礙會給大學生的學習、生活、情緒、健康等各個方面帶來一系列不良影響；通過對大學生在人際交往和溝通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原因分析，説明了大學生如何保持和提高良好人際關係交往和溝通能力。同時形成一種團結友愛、朝氣蓬勃的人際交往環境，也將有利於大學生形成和發展健康的個性品質。
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生活都生活在人際關係網中，每個人的成長和發展都依存於人際交往。人際關係的好壞往往是一個人心理健康水平、社會適應能力的綜合體現。現代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開放的社會需要開放的社會交往。對於正在學習、成長中的大學生來説，人際交往是生活的基本內容之一。同學之間、師生之間、老鄉之間、室友之間、個人與班級以及和學校之間等錯綜複雜的社會交往，構成了大學生人際交往的網絡系統。培養良好的人際效能力，不僅是大學生活的需要，更是將來適應社會的需要。一個沒有交際能力的人，就像陸地上的船是永遠不會漂泊到壯闊的大海中去。
比起中學生，大學生的人際交往更為複雜，更為廣泛，獨立性更強，更具社會性。個體開始獨立地步入了準社會羣體的交際圈。大學生們開始嘗試獨立的人際交往，並試圖發展這方面的能力。而且，交往能力越來越成為大學生心目中衡量個人能力的一項重要標準。大學生處於一種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髮展時期，良好的人際關係，是他們心理正常發展、個性保持健康和具有安全感、歸屬感、幸福感的必然要求。然而，並不是每個大學生都能處理好人際關係的。在這一過程中，有相當數量的人會產生各種問題。認知、情緒及人格因素，都影響着人際關係的建立。一旦在這一過程中受挫，就可能表現為自我否定而陷入苦悶與焦慮之中，或因企圖對抗而陷入困境，並由此產生心理問題。
一、大學生人際關係不適的表現
有關調查表明，大學生心理問題中，關於人際交往的已佔50%以上，而以前的統計中，戀愛煩惱佔據首位。交際煩惱超過戀愛睏擾。仔細分析，大學生人際關係中的困惑、不適可以分為以下5類情況：
第一類：缺少知心朋友。
這類大學生通常多能正常交往，人際關係也不錯，但自感缺乏能互吐衷腸、肝膽相照、配合默契、同甘共苦的知心朋友，為此，有時不免感到孤獨和無奈。
第二類：與個別人難以相交。
這類大學生與多數人交往良好，但與個別人交往不良，他們可能是室友、同學或父母等與自己關係比較近的人，由於與這些人相處不好，常會影響情緒，成為一塊“心病”。
第三類：與他人交往平淡。
這類大學生能與他人交往，但總感到與人相處的質量不高，缺乏影響力，沒有關係比較密切的朋友，多屬點頭之交，沒有人值得他牽掛，也沒有人會想念他，他們難以保持和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這類同學多會感到空虛、迷茫、失落。某高校06級一學生，因同學關係不好，倍感孤獨、壓抑，最後離校出走。在離學校較近的幾個中小城市闖蕩了一圈後又回到了學校，在校園中與接到通知後星夜趕到學校的陳某父母不期而遇，此時，悲喜交加的陳某父子面對的，除了學校因陳某不假離校、曠課50多個學時而給予的勒令退學處分和校方師生的同情之外，誰也無力給予陳某更多的安慰。
第四類：感到交往有困難。
這類大學生渴望交往，但由於交往能力有限、方法欠妥或個性缺陷、交往心理障礙等原因，致使交往不盡人意，很少有成功的體驗，他們往往感到苦惱，很希望改變社交狀況。大一年級女生小張，她在家裏一直養尊處優，家務活全部由父母包辦，自理能力不強。進入大學後，緊張的學習使她覺得不安。她開始獨來獨往，漸漸地，她有種異樣的感覺，好像全寢室同學都看不起她，打開水也要她去，掃地也叫她，她覺得自己成了別人“差使”的對象，越發悶悶不樂，上課也毫無興趣，成績一落千丈。
第五類：社交恐懼症。
這類大學生對人際交往特別敏感、害怕，極力迴避與人接觸，不得不交往時則緊張、恐怖、心跳加快、面紅耳赤，難以自制，總是處於焦慮狀態。他們害怕自己成了別人注意的中心，害怕自己在別人面前出洋相，害怕被別人觀察。總擔心自己會出現錯誤而被別人嘲笑，總處於一種莫名的心理壓力之下。與人交往，甚至在公共場所出現，對他們來説都是一件極其恐怖的任務。
社交恐怖症是非常痛苦、嚴重影響患者生活工作的一種心理障礙。許多一般人能夠輕而易舉辦到的事，社交恐怖症患者卻望而生畏。患者可能會認為自己是個乏味的人，並認為別人也會那樣想。於是患者就會變得過於敏感，更不願意打攪別人。而這樣做，會使得患者感到更加焦慮和抑鬱，從而使得社交恐怖的症狀進一步惡化。許多患者改變他們的生活，來適應自己的症狀。他們(和他們的家人)不得不錯過許多有意義的活動。
二、大學生在人際交往和溝通中存在的問題
在大學階段的學習生活中，由於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其中一部分人往往會出現人際交往和溝通不暢的情況，影響其身心健康和學習進步。近年來，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大學生人際交往困難成為大學生活中的一個普遍問題。看看上面那個調查，同學們在回答“通過擇業你感到自己特別欠缺的素質是什麼”時，選擇人際交往能力的比例最高達34.8%，位列首位。大學生人際交往與溝通中存在問題重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自我中心型。
在與別人交往時，“我”字優先，只顧及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強調自己的感受，而不考慮別人。在與他人相處時，不顧場合，不考慮別人的情緒，自己高興時，就高談闊論，眉飛色舞，手舞足蹈；不高興時，就鬱鬱寡歡，誰都不理，或是亂髮脾氣，根本不尊重他人，漠視他人的處境和利益。
2、自我封閉型。
這種類型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不願讓別人瞭解自己，總喜歡把自己的真實思想、情感和需要掩蓋起來，往往持一種孤傲處世的態度，只注重自己的內心體驗，在心理上人為地建立屏障，故意把自我封閉起來；另一種情況是雖然願意與他人交往，但由於性格原因卻無法讓別人瞭解自己。這樣的人一般性格內向孤僻，形成了一種自我封閉的狀態。在我們隊裏也存在着這樣的學員，喜歡一個人獨來獨往，不喜歡與他人接觸，做什麼都一個人，很難融合到大集體中，產生一種圾不和諧的情況。
3、社會功利型。
任何人在交往過程中都有這樣那樣的目的、想法，都有使自己通過交往得到提高，進步的願望，這些都是好的。但如果過多過重地考慮交往中的個人願望，利益是否能夠實現和達成，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等，就很容易被拜金主義、功利主義等錯誤思想腐蝕拉攏，使個人交往帶上及其濃厚的功利色彩。在我們學員隊中，也有部分學員把市場經濟通行的“等價交換原則”用於人際交往，靠吃吃喝喝建立感情，靠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以實現個人目的；或“唯利是圖”;大利多交，小利少交，無利不交，冷落不能給自己“實惠”的人，濫交亂捧能給自己“實惠”的人。個別學員把個人利益看得很重，最好榮譽、成績都屬於自己，別人都不如自己，在分隊與分隊之間，甚至區隊與瞿之間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對於本分隊本區隊的工作都盡力完成，但在其它分隊區隊有困難的時候不願伸手幫助一下，希望自己所在分隊，區隊成為一枝獨秀。
4、猜疑妒忌型。
猜疑心理在交往中，一般表現是，以一種假想目標為出發點進行封閉性思考，對人缺乏信任，胡亂猜忌，説風就是雨，很容易暗示。猜疑是人際關係和諧的蛀蟲。另外，心理學認為，任何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嫉妒心，這是常事，一定的嫉妒心，可以激發人奮發向上的積極性。而一旦這種
嫉妒心限度就會走向反面，影響人與人之間正常的關係。在我們平時的交往中嫉妒心主要表現為對他人的成績、進步不予承認甚至貶低；自己取得了成績，獲得了榮譽就沾沾自喜，但同時又焦慮不安，對他人過分堤防，害怕他人趕上；有的甚至因此怨恨他人的所作所為。嫉妒心，嫉的是賢，妒的是能，這就是所謂的“嫉賢妒能”。如若自己不能夠很好的調節心態，發展到極端就會產生同歸於盡的心理，自己得不到的東西，別人也別想得得到。自己不成功，他人也休想成功。能夠坐在這裏的，大家都是通過大學聯考這擁擠的羊腸小道的幸運者，一帆風順，優越感，自然而然的滋生。但進入大學校園情況就不一樣了，中學的優秀者雲集在一起，有的學員不能夠保持優秀，學業上優越地位的失落，很容易產生忌妒心理。輕者出現內向，躲避，重者出現精神妄想，自殺甚至犯罪等。
5、江湖義氣型。
有些學生熱衷於江湖義氣，對所謂的江湖好漢，義士崇拜得五體投地，與其他同學稱兄道弟，拜把子，管它什麼軍紀，國法，集體利益，不惜為哥們兩肋插刀，大有豪氣沖天的勇者風範。而實際上，這是對革命同志關係的玷污，它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是維護個人和小團體私利的宗派團夥意識，與以革命原則為基礎的同志友誼有着本質的區別。在平時交往中，我們一定不能搞小團體，小圈子，應當堅持團結合作，珍惜互相之間的情誼，這樣才能做到“人伴賢良智更高”。
6、人際交往復雜困惑迷茫
這是很多大學生的心靈寫照，熟悉了周圍的環境，認識了周圍的同學，才發現校園的生活並不想自己想象的那麼簡單，人的想法也不再像高中那樣單純了，人們説校園就是個亞社會，每天自然少不了待人接物，然而待人接物並不簡單，大學校園彙集着來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同學，風俗習慣、觀點看法難免不一樣，正是這些風俗習慣和觀點看法的不同，使我們的生活總是充滿着小摩擦，總是不能風平浪靜。調查顯示，有78.8%在校同學都反映人際關係複雜難處，其中宿舍關係就佔45%，人際交往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每天都在為人際關係發愁，你説能不鬱悶嗎？
7、面子問題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愛面子更是大學生的一大怪癖，大學生的許多人際衝突，都是發生在沒有什麼原則問題的小事情上，往往是一次無意的碰撞、不經意的言語傷害、或區區小利等等，本來只要打個招呼、説聲道歉，也就沒事了，但雙方都"賭氣"，不打招呼，不道歉，而是出言不遜，結果爭吵起來。更有甚者，一個不讓，一個拔拳相向，頭破血流，事後懊悔不迭。雙方都在用不適當的方法維護自尊，即典型的面子心理，彷彿誰先道歉就傷了面子，誰在威脅面前低了頭，誰就孬種、於是層層升級，以悲劇而告終。
三、大學生人際交往與溝通存在問題的原因。
其實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很多，分析起來大體上有以下幾各方面的因素：
1、家庭教育的原因；
現在大多數家庭都是獨生子女，所以在家裏父母總是怕孩子吃虧，慢慢的就養成孩子自私的心理。並且有些家長本身人際關係就不好，由於長期的渲染，致使孩子也反感與人交往。正所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所以很多事情孩子都是從他們那裏學來的，所以有時候，做家長的應當讓孩子接受一些挫折教育和吃虧教育，這樣才會讓他們真真的自己去了解社會感知社會。真正的去為人處世。
2、學校教育的原因；
在很多中國小校，包括有的大學把學習成績放在第一位，忽略甚至根本就沒有注重培養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還有很多時候，有的學校把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化。致使很多學生在面試的時候面紅耳赤，羞羞答答，這是學校教育的失誤，其實學校應當注重培養學生如何做人，以及怎麼面對和接觸社會，時刻讓同學們明白，雖然他們不能改變一個社會，但他們一定要適應這個社會。
3、社會的影響；
記得曾經看過一篇名為《雷鋒出國了》的文章，上面寫到了現在我們社會人情的冷漠，也正是這樣的社會陰暗面影響着我們的同學們，他們從不敢相信人到不願相信人，所以我們要在社會上大力宣傳人性的迴歸，讓社會充滿愛，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的學生還有不熱愛與人交往的理由嗎？
4、自私自利的個人思想；
如今像你們這樣的大學生，基本都是獨生子女。家長們“望子成龍”的期盼，對自家“獨苗”的呵護，成為培育“一切為我”的温牀。當你們計如大學校園，獨立地過集體生活，與同學相處時，一些同學自小養成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心理就暴露無餘。
5、素質教育的匱乏；
我國目前的教育現狀仍處於應試教育階段，應試教育帶來的負面效應就是一些家長、學生、老師更多關心的是學生的考試分數。卻忽視了無法用分數衡量的內在素質的培養，這其中，就包括人際交往與溝通能力這個作為社會人必須具備的素質。
6、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
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動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另一方面也助長了一些功利思想的膨脹，這種思想意識也影響了大學生的處世理念和行為方式。
四、大學生如何保持和提高良好人際關係交往和溝通能力
每個成長中的大學生，都希望自己生活在良好的人際關係氣氛中，如何提高個人的人際魅力，保持良好的人際關係狀態，這是每個大學生值得思考的問題，調查結果也表明，那些對大學生活感到滿意度低的學生，其列在第一位的是人際關係不適。對在校大學生，就從品性格、能力、學識、體態、交際手段與社會經驗等方面鍛鍊自己，使自己能夠適應大學生活。良好的人際交往和溝通能力不是與生俱來的，它需要在社會交往實踐中學習，鍛鍊和提高。但如同其他事務一樣，“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大學生在交往過程中，也有它內在的規律性，即依據一定的交往原則。只有遵循了正確的交往原則才能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係，也不能在交往中掌握和創造更好的人際交往的藝術。
(一)掌握良好人際關係的原則
1、正直原則。
主要是指正確、健康的人際交往能力，營造互幫互學、團結友愛、和睦相處的人際關係氛圍。決不能搞拉幫結派，酒肉朋友，無原則、不健康的人際交往。
2、平等原則。
主要是指交往的雙方人格上的平等，他包括尊重他人和保持他人自我尊嚴兩個方面。彼此尊重是友誼的基礎，是兩心相通的橋樑。交往必須平等，平等才能深交，這是人際交往成功的前提。社會主義人際關係的根本特徵就是平等，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貫徹平等原則，就是一澳求在交往中尊重別人的合法權益，尊重別人的感情。古人云：“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尊重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取決雙方，既要自尊，又要彼此尊重。
3、誠信原則。
指在人際交往中，以誠相待、信守諾言。在與人交往時，一方面要真誠待人，既不當面奉承人，也不在背後誹謗人，要做到肝膽相照，襟懷坦蕩。另一方面，言必行，行必果，承諾事情要儘量做到，這樣才能贏得別人的擁戴，彼此建立深厚的友誼。馬克思曾經把真誠、理智的友誼讚譽為“人生的無價之寶”。古人也説，“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心誠則靈”。其誠是換取友誼的鑰匙。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寫道：“只有拋掉虛偽，以誠相見的人際關係，才識最有力、最美好、最崇高的”。
4、寬容原則。
在與人相處時，應當嚴於律己，寬容待人，接受對方的差異。俗話説，“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交往中，對別人要有寬容之心，如“眼睛裏容不得一粒沙子”般斤斤計較，苛刻待人，或者得理不讓人，最終將會成為孤家寡人。另外，要有寬容之心，還須以誠換誠，以情換情，以心換心，善於展再對方的角度去理解對方，回柳暗花明，豁然開朗。
5、換位原則。
在交往中，要善於從對方的角度認知對方的思想觀念和處事方式，設身處地地體會對方的情感和發現對方處理問題的獨特個性方式等，從而真正理解對方，找到最恰當的溝通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6、互補互助交互原則。
這個原則是大學生人際關係處理的一種心理需要，也是人際交往的一項基本原則理由玉大學生在經濟生活上還沒有獨立，依然出在以學為主的學生時代，因此互補性原則主要體現在精神領域。包括大學生氣質、性格、個性特徵的內容。往往我們會發現不同氣質、性格和能力的人能夠相處配合的較好，而能力非常強的兩個人倒並不一定配合相處得很好。所以“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在交往過程中要勇於吸收他人的常常，以彌補自己的不足。
從心理學上講，每個人都是天生的自我中心者，個體都希望別人能承認自己的價值，支持自己，接納自己，喜歡自己。由於這種尋求自我價值被確認和情緒安全感的傾向，在社會交往中，更重視自己的自我表現，注意吸引別人的注意，希望別人能接納自己，喜歡自己。阿倫森的研究表明，人際關係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重視、相互支持。對於真心接納我們，喜歡我們的人，我們也更願意接納對方，願意同他們交往並建立和維持關係。
福阿夫婦1975年研究表明，任何人都有着保護自己心理平衡的穩定傾向，都要求自身同他人的關係保持某種適當性、合理性，並依此對自己與他人的行為得以解釋。這樣，當別人對我們表示出友好，表示接納和支持時，我們也感到應該對別人報以相應的友好，這種“應該”的意識會使我們產生一種心理壓力，接納別人，否則我們的行為就顯得不合理。與此同時，如果我們的友好的行動別人接納後，我們也希望別人作出相應的回答，如果別人的行動偏離了我們的期望，我們會認為別人不通情理，從而產生一種不愉快的情緒體驗，對對方產生心理排斥。我國古人所説“愛人者，人恆愛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有其心理學基礎的。
7、功利作用原則
心理學家霍曼斯(1961)提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本質上是一個社會交換過程，人們希望交換對自己來説是值得的，希望在交換過程中至少得等於失，不值得交換是沒有理由去實施的，不值得交換的關係也沒有理由維持，所以人們的一切交往行動及一切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維持都是根據一定的價值觀進行選擇的結果。對於那些對自己來説值得的，或得大於失的人際關係，人們傾向於建立和保持，對自己來説不值得，或失大於得的，人們就傾向於逃避、疏遠或終止。
我國心理學家研究發現，隨着人們的價值觀傾向不同，人際交往中存在着不同的社會交換機制。對重內在情感價值的人而言，他們在人際交往中個人情感捲入更多，因而有明顯的重情誼、輕物質的傾向，與別人的交換傾向於增值交換過程。他們在人際交往中感到欠別人的情份，因此在回報時，往往也超出別人的期望，這種過程的循環往復，就導致了交往雙方都感到得大於失。與此同時，對重外在物質利益的人而言，他們在人際交往中重物質利益意識多於個人情感的投入，因此傾向於用物質來衡量自己的得失，在人際交往中處於減值交換。
8、自我價值保護原則
自我價值
指個人對自身價值的意識與評判；自我價值保護指人為了保持自我價值的確立，心理活動的各個方面都有一種防止自我價值遭到否定的自我支持傾向。人在任何時期的自我價值感，都是既有的一切自我支持信息的總和。自我價值支持的變化無非來自兩方面，一是符合人們意願，自我支持力量的增加，另一方面，與人們的期望相反，使人們面臨自我價值威脅，因而必須進行自我價值保護的消極變化，即自我價值支持力量的失去或自我面臨新的攻擊。
特別是我們面臨肯定的人轉向否定時，我們面臨兩種選擇：☆☆一是承認別人轉變的合理性，否定我們自己，貶低自我價值；二是進行自我價值保護，儘可能維護自我價值的不變，降低所失去的自我價值對自己的重要性。許多研究表明，自我價值否定是非常痛苦的，因此當面臨自我價值威脅時的優先反應不是否定自身，而是儘可能保護自己。
(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是一個人事業成功的基礎，左右逢源，遊刃有餘，需要一顆寬容的心，需要真誠，需要積極交往的主動性，塑造很好的個人形象，善用各種交際手段，克服社會知覺中的偏見。
1、克服社會知覺中的偏差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否正確地認識和了解他人，同樣關係到人際交際能否順利進行。要走出對他人認知的心理誤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暈輪效應
在我們的頭腦中，總有一些潛在的，得之於各種途徑的觀念，並常常以此來評價和判斷他人，因為這樣做所耗費的心理能量最少，也就是説，它最省事。但是，圖省事往往會造成一些認知偏差。什麼美國人開放，英國人保守，商人精明世故，農民老實本分……。這些説法雖與某些人的特徵相吻合，但絕不是個個如此，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人如其面，各個不同，不能用概念來衡量人，把人簡單化。某人的一種優點、優勢放大變成了籠罩全身的“光環”，甚至原來的缺點也被掩蓋或者蒙上了一層奪目的光彩。這種對他人認知的最大失誤就在於以偏蓋全。“借一斑而窺全豹”並不總是適合於一切人和事，個別和局部並不一定能反映全部和整體。在人的諸多行為或性格特徵中抓住某個好的或不好的、就斷定他是好人、壞人，無疑是幼稚的。恰當地、全面地認知他人，就要克服説好全好，説壞全壞的絕對化方法。
首應效應
我們通常所説的印象實際上指第一印象或最初印象，社會心理學中，由於第一印象的形成上最初獲得的信息比後來獲得的信息影響更大的現象，稱為首應效應(primaryeffect)，也稱為最初印象。
第一印象，也就是第一次對人知覺時形成的形象，它往往最深刻，而且常會成為一種基本印象而影響對他人各方面的評價。俗話説，先入為主，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人們很重視給別人的第一印象，但也該看到，第一印象得之於較短時間的接觸，又無以往的經驗作參照，主觀性、片面性較強。所以，一定要注意其消極的一面既不能因第一印象不好而全盤否定，又要防止被表面的堂皇所迷惑。“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樣的例子也屢見不鮮。要練就一番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本事，在長期的相處中全面、正確認識和了解他人。如一位大學生剛入大學出色的自我介紹在同學的頭腦中留下強有力的第一印象，即使以後他的表現不如以前，學生認為不是能力問題，而是不夠盡力；相反，有的同學在尋求職業時留下很不稱職的第一印象，那麼要轉變需要很多長時間。人們已習慣於用先入為主的最初印象軌道解釋一些心理問題。
近因效應
某人剛犯了一個大錯誤，於是就有人發現，他從來就不是好人。這是近因效應在作怪。在較為長期的交往中，最近的印象比最初的印象更佔優勢，這是一種心理慣性。由於這種慣性的作用，人們往往會以最近的印象來評價人。與首應效應相比，在總的印象形成上，
新近獲得的信息比原來獲得的信息影響更大。不因一時一事評價人。
刻板效應
有些人習慣於機械地將交往對象歸於某一類人，不管他是否表現出該類人的特徵，都認為他是該類人的代表，而總是將對該類人的評價強加於他，從而影響正確認知，特別是當這類評價帶有偏見時，會損害人際關係。如有的大學生認為南方人小氣、自私，家庭社會地位高的學生傲氣、不好相處等，這種刻板印象容易形成先入為主的定勢效應，妨礙大學生正常人際關係的形成。
定勢效應
定勢效應是指人們頭腦中存在的某種固定化的意識，影響人們對人和事物的認知和評價。當我們與他人接觸時，常常會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有準備的心理狀態，作一種固定了的觀念或傾向進行評判。
投射效應
人際關係中的投射效應，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指與人交往時把自己具有的某些不討人喜歡、不為人接受的觀念、性格、態度或慾望轉移到別人身上，認為別人也是如此，以掩蓋自己不受人歡迎的特徵。如自私的人總認為別人也很自私；而那些慷慨磊方的人認為別人對自己也應不小氣，由於投射作用的影響，人際交往中很容易產生誤解。
為什麼有的人不能從人際交往中得到快樂？人是社會的動物，人際交往是我們每個人的一種需要。在人際交往中，過分留心、處處算計、總怕吃虧上當，這當然得不到快樂。可以説，這樣的人還沒有領悟人際交往的真正內涵，因此他無法體驗到交往中的快樂。倆人互相交換一個蘋果，還是一人一個蘋果，倆人互相交換一個主意，一人就有了兩個主意，這個例子是交往露內涵的一個體現。此外，交往的意義還在於增大個人的心理空間，減少彼此的心理距離，建立“我們感”。這些都是人的一種心理需要、社會需求。
消極的情緒，如不快、痛苦、憤怒、失望等，會影響人際交往的正常進行，這點不言而喻。這些消極情緒的產生，可能來自某種壓力、或者受挫、或是某種喪失。每個人都要學會在生活中對付這些不良情緒，這也是個人成長的一種重要表現。現代社會主張個性獨立，人際交往也日益複雜，如果説在一些場合，或和某些人的臨時性的交往需要一些表面的客套、應酬，那麼，建立和發展深入持久的人際交往，最重要的是坦誠相見、表達真實的自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友”，人們並不喜歡那些假扮的聖人。當然，如果是自己身上存在着明顯的缺點，理應努力克服和改正。人們在人際交往中不斷審視、認識自己和他人，不斷領悟人生，這是人際交往的內涵之所在。
2、建立健康的人際交往模式
適度的自我價值感是良好的人際關係的基礎。自我價值感來源於對自己作為一個獨特的個體而存在有的固有價值的認識。任何一個個體都是無法完全被取代的，都有其獨特性，有其獨特的創造性潛能。伴隨這種價值感而來的是對他人的獨特性價值的理解以及對他人的尊重。是否具有這種適度的自我價值感直接影響到人際交往的模式。
3、塑造良好的個人形象，增進個人魅力
社會交往中，個體的知識水平與涵養直接影響着交往的效果，良好的個人形象應從點滴開始，從善如流，“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優化個人的社交形象。
提高心理素質。人與人的交往，是思想、能力與知識及心理的整體作用，哪一方面的欠缺都會影響人際關係的質量。有的學生在人際交往中存在社交恐懼、膽怯、羞怯、自卑、冷漠、孤獨、封閉、猜疑、自傲、嫉妒等不良心理，都不易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加強自我訓練，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質，以積極的態度進行交往。
提高自身的人際魅力。每個個體都有其內在的人際魅力，他是一個人綜合素質在社交生活中的體現。這就要求在校的大學生豐富自己的內心世界，從儀表到談吐，從形象到學識，多方位提高自己。心理學研究表明，初次交往中，良好的社交形象會給對方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隨着交往的深入，學識更占主導地位。特別是大學生的個性培養，拓展自己的內涵。
4、培養主動真誠交往的態度
大學生對外在世界的觀察和思考已接近成熟，但對內在自我的反省能力卻有待發展。在人際交往中，他們往往覺得別人不關心自己，或不尊重自己，卻很少反省自身，問問自己對別人怎樣。這種單向性思維容易導致交往中一廂情願的傾向，並容易對挫折做出錯誤的歸因。
人際交往本質上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但許多時候互動鏈的運行需要有人激發。事實上，許多交際成功的人往往會主動激發，開啟人際互動鏈。即他們往往首先向別人發出友好的信號，主動關心別人，主動幫助別人，主動與人打招呼……正像我們前面提到的那樣，“我敬人，人自會敬我”，他們以此打開了人際交往的局面。
大學生們容易忽略或很少加以反省的另一個問題是：我怎麼對待我自己？
是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還是擔心自己會失敗？是認為自己比別人強，和別人一樣，還是比別人差？一個人對待自己的態度也大大影響着其人際關係的成功與失敗。
許多時候，一個人如何對待自己以及如何對待別人，別人也會以相應的態度和方式對待自己。所以改善人際關係首先是改變自己，通過改變自己來改變別人。對大學生而言，思維已近成熟，所以從反省自我開端，從具體行動起步，乃不失為上策。有人説：播種行為，收穫習慣；播種習慣，收穫性格；播種性格，收穫命運。
對一個風華正茂的大學生來説，都需要有豐富的人際關係，並在這個世界上幫助與被幫助、同情與被同情、愛與被愛、共享歡樂與承受痛苦。在社會交往中，那些主動去接納別人的人，在人際關係上較為自信。主動交往的稀少源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缺乏自信，擔心遭到拒絕，擔心別人不會象自己期望的那樣理解、應答，從而使自己處於窘迫的局面，傷害了自己的自尊。事實上，問題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嚴重，因為人際關係中，雙方都需要適應，需要人際關係支持陌生情境。二是人們在人際關係方面有許多誤解，如先同別人打招呼，在別人看來低人一等，“那些善於交往的人左右逢源，都有些世故，有些圓滑”，“我如此麻煩別人，別人會認為我無能，會討厭我”等等。
主動交往特別是當面臨人際危機時，主動解釋，消除誤解，重新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非常重要。大學生人際和諧的表現之一是樂於與人交往，然而有的大學生由於種種原因則形成不同程度的封閉心理，阻礙其正常人際關係的形成。有的是因為性格內向，被人誤認為封閉；有的是整天忙忙碌碌，因為緊張的學習，始終處於疲倦狀態，自然也就很少有高漲的熱情，只要緊張氣氛鬆弛了，他們的熱情一般能很快調動起來；有的則是因為心靈上的創傷所致。如過去曾赤誠待人，結果卻遭致欺騙、暗算，因此對人漸存戒心，不輕易暴露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者學業、情感屢屢受挫，世界在其眼中被蒙上了一層灰暗的色彩，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對生活的追求。
主動而熱情地待人心理學家發現，熱情是最能打動人、對人最具吸引力的特質之一。一個充滿熱情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良性情緒傳染給別人。一個面帶微笑的人很容易被他人接納。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會遇到許多煩惱的事，但我們不應被它們所奴役，而應像魯迅先生所説的那樣：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學會愉快地面對生活可以從行動入手，讓自己高興地去做事，以微笑去待人
要熱情待人還須從心裏對他感興趣，真心喜歡他人。“對別人不感興趣的人，他的一生中困難最多，對別人的傷害也最大。所有人類的失敗都出自於這種人。”
“只要你對別人真心感興趣，在兩個月之內，你所得到的朋友，就會比一個要別人對他(她)感興趣的人，在兩年內所交的朋友還要多。”
運用積極暗示能夠減少或消除不良的自我意象。比如經常在心裏默默對自己説：“我是受歡迎的人！”每天早晨醒來，都要充滿信心地默誦這句話。除言語暗示外，還可運用形象暗示。在頭腦中把自己想象成一個良好的交際者，直到這種形象在頭腦中能夠栩栩如生地浮現出來並根深蒂固。這就是西方心理學中有名的想象方法。
把每個人都看成重要人物自尊得以維護，自我價值得到承認，這是許多人最強烈的心理欲求。我們只有在交往中注意到這一點，才能對應自如。的確，每個人都是重要的，當我們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時，也應將心比心把別人也看成重要的。據此，在交往中，我們應注意：(1)讓他人保住面子如果一個人習慣於通過挑別人的毛病和漏洞來顯示自己的聰明，那將是最愚蠢的，必將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人人都有毛病和缺點，所以找起來並不難。但被人暴露自己的“小”，這是許多人所反感的，因為這威脅到了他的自尊。(2)不要試圖通過爭論使人發生改變同學之間常常爭論，若是為探討問題，這是有益的，但試圖以此改變對方，則往往會適得其反。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把某種觀點看成是自我的一部分。當你反駁他的觀點時，便或輕或重地對他的自尊造成了威脅。所以爭論雙方很難單純地就問題展開爭論，其間往往滲入了保衞尊嚴的情感。這種情感促使雙方把爭論的勝負而不是解決問題看成最重要的。所以贏的一方常常難以抑制自己的洋洋得意，他把這看成是自己尊嚴的勝利，自己有能力的明證。而輸的一方則會覺得自尊受到傷害，他對勝方很難不產生怨恨。從而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爭論到最後會演變成為人身攻擊，或變成了僅僅比嗓門高低的遊戲。所以爭論對人際交往常常是一種干擾因素。
主動發現和讚賞別人的優點。每個人都有其不足，每個人也都有其所長。人類天性中最深切的衝力是“做個重要人物的慾望”;
“人性中最深切的品質，是被人賞識的渴望。”心理學家認為，讚揚能釋放一個人身上的能量，調動人的積極性。“讚揚能使羸弱的身體變得強壯，能給恐怖的內心以平靜與依賴，能讓受傷的神經得到休息和力量，能給身處逆境的人以務求成功的決心”。真心真意，適時適度地表示你對別人的讚揚，讚揚要對人也對事，能夠增進彼此的吸引力。
最有效的讚賞是讚揚他人身上那些並不是顯而易見的長處和優點。如果你讚賞一個領導能力強，他也會高興，但若是讚賞他有風度或是很會教育子女，他一定會更高興。如果你讚賞一個容貌出眾的女孩子漂亮，可能不會引起太大的反響，因為她對這一點很自信；如果你説她性格很好或聰明，她可能會更為高興。
5、鍛鍊提高人際交往能力技巧
加強和提高人際交往與溝通的技巧很多，概括地講有四種：
(1)、善於結交。
在人際交往中，結交的過程一般要精力彼此注意、初步解除和親密接觸三個階段。善於結交是指能夠巧妙地引起對方注意，並主動製造機會，自然地與對方進行初步接觸，進而保持進一步接觸的過程。
(2)、善於表達。
常言道：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談話是溝通信息，獲得間接經驗的好形勢，也是表達感情，增進友誼的重要手段，善於表達，要求表達的內容要清楚明確，表達的方式要恰當，幽默和風趣，是對方感到輕鬆愉快。自我表露真正可以深入下去的交談必然是雙向的。因而自我表露是另一項應該掌握的技能，即自信地袒露關於自己的信息——怎樣想，有什麼感受，對他人的自發信息如何反應等。然而，許多人卻不能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從而給交往製造了障礙。自我表露需要把握好時機，否則就可能犯滔滔不絕、只顧自己之大忌。一般而言，談自己的合適時機之一是有人邀請你談談自己的時候。這時，如果你能適度地展開自己會引起大家的興趣和好感。另一種時機是當他人談的情況和感受與你自己比較一致時，即“我也……”的技巧。人們總是喜歡那些經歷和看法與自己一致的人，因為贊成自己的人實際上是在肯定我們的價值和自信。所以，“我也一樣”，“我也喜歡這個”，“我有過和你同樣的經歷”之類的表白往往能激發對方積極的反應，使談話氣氛熱乎起來。
(3)、善於傾聽。
傾聽的目的一方面是給對方創作表達的機會，另一方面是是自己能更好地瞭解對方，以便進一步與其交往和溝通。學會提高傾聽的藝術，首先要靜聽他人的談話，不要貿然打斷對方的話題，也不要時時插話，影響他人的談話思路，或弄不清談話的是指就斷然下結論。其次，要鼓勵對方講下去，可以用簡單的贊同、複述、評論接話等方法引導他人講下去。另外，不要做無關的動作，如心不在焉、東張西望、愛聽不停、不慎耐煩、不時看錶、目光遊離不定等動作。這些既影響對方講話的興趣，又是一種非常無禮的行為。記住，鼓勵他人談論他們自己、他們的感受、他們的成就，是贏得友誼的有力品質。
(4)、善於處理各類矛盾。
在人與人的交往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各式各樣的矛盾和摩擦，而善於出力問題，就是要求一個人在遇到麻煩的時候能夠打破僵局，或者能夠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持良好的人際關係，創造深入交往的氛圍。從讚揚和誠心的感謝入手。在此之前，我們已深知讚揚和感謝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對方的自信和自尊，從而在感情上接納我們。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誠懇地提出批評，對方往往更容易接受。應該做到自尊但不能自傲，坦誠但不輕率，謙虛但不虛偽，謹慎但不拘禁，或波但不清服，老練但不圓滑，勇敢但不魯莽，隨和但不懦弱。
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努力朝這些方向前進，我們就會發現，一切正在悄然改變：朋友之間的不快蕩然無存，能夠暢所欲言的知音越來越多；親友間深摯互愛；你便會過得充實愉快，會覺得人際交往是一件自然與輕鬆的事，從而對學習生活持以樂觀的態度，對塑造一段完美的大學生活以及以後的人生充滿信心。
大學生處於一種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髮展時期，良好的人際關係，是大學生們心理正常發展、保持個性健康和具有安全感、歸屬感、幸福感的必然要求。每個人生命的主宰其實就是自己，關鍵是你要有所改變，要有強烈成功的願望，針對自己人際交往中存在的問題，結合自己的個性特點，以積極的態度和行為對待人際交往，相信就一定會找到合適的方法培養自己的人際交往能力，逐漸學會交往，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參考文獻：
【1】郭 麗 《大學生人際交往個案解析》 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2】林崇德 《發展心理學》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
【3】蘇厚重 《大學生人際關係原理江西》 江西人民出版社
【4】凡 禹 《人際交往的藝術》 北京 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 20xx.
【5】蘇連升 《大學生人際交往的心理分析》 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 20xx年3月
【6】汪漢榮 龍健飛 王緒朗 《淺談大學生人際交往障礙的影響因素及其消除對策》 經濟師 20xx年02期
【7】賈玉霞 《大學生人際交往心理問題的成因及對策》 咸陽師範學院學報 20xx年
【8】許蘇明 《論社會交換行為的類型及其制約因素》 南京大學學報 20xx年3月
《鴉片戰爭後中日兩國對本國及世界的認識》
摘 要：鴉片戰爭之後中日兩國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國開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列強壓迫的社會，而日本卻逐漸興起成為亞洲列強，這其中的原因很多，文章旨在分析中日兩國對當時的本國及世界的認識。
關鍵詞：鴉片戰爭；中日；本國；世界
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既鴉片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割地賠款，賣國求榮，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封建社會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時社會矛盾、革命任務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鴉片戰爭也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鴉片戰爭也客觀的給中國帶來了些許進步的元素，如：鴉片戰爭強行打開了中國腐敗、落後和封閉的大門；促進了中國商業的發展；帶來了歐洲的現代文明和技術等。但是，這沒有改變中國被侵略、被壓迫的命運，中國由此進入了極其黑暗的時代。反觀日本，以中國的鴉片戰爭為“天賜之鑑”，開始積極準備與西方列強的預期接觸，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加強海防、主張改革內政等。這為日本後期的明治維新及資本主義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那麼中日兩國作為一衣帶水的鄰國，為何在鴉片戰爭之後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認為這是由於兩國對當時的自身和世界認識的不同，所以也產生了後續發展的不同。
一、中日兩國對本國的認識
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在古代歷史上，中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奇蹟。四大發明、萬里長城、絲綢之路、隋唐盛世……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中國文明為亞洲文明提供供給，亦是亞洲文明的中心。古人很早就把中國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把周邊民族或國家稱之夷、蠻、戎、狄，產生了華夷思想。由於周邊國家的臣服，中國與鄰國的關係常常是冊封與被冊封的隸屬關係，中國成為冊封體制的中心，外國使臣朝覲時都要跪拜磕頭，這就更強化了“皇皇中華，四夷來朝”的思想。中國又很早形成了獨立的文化體系，並且成為文化輸出國。對於中國人來説，中國周圍的地區，往往是中國給予文化的地區。在中國古代，雖然也有別國文化流入，但它們不可能成為主流和改變原有文化的本質，相反，總要受到儒學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強烈的優越感和自信心。久而久之，這種優越感和自信心就蜕變為夜郎自大的觀念，對外國和外來文化總是不能正確對待和虛心學習。清末，即使中國已經落後，本土文化已經呈現保守，但上述傳統觀念依然非常強烈。頑固者自不必説。顯然，傳統文化觀念模糊了中國統治者的視線阻礙了對世界文明的吸納。
日本四面環海，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處於相對孤立的環境。自古以來日本民族就有着很強烈的憂患意識，為了生存和發展，日本民族渴望瞭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傾向，在知識方面的表現就是對外國的事物什麼都想知道的求知慾。日本不是文化發源地，在公元3世紀以前尚無文字，在7世紀以前也沒有系統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後，日本全面學習中國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產生了飛躍。大化革新後，日本的封建制度漸趨完善，但其封建統治者並非中國的皇帝，而是掌握軍權的幕府將軍。日本的“天皇”就不可能如中國的皇帝一樣孤傲自賞，夜郎自大的。他們不斷地學習，積蓄力量，好奇一切新的事物。之後的明治維新就是其最好的證明。
二、中日兩國對外部世界的認識
中國人都是以“中國”與“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對稱，也就是用“中國中心”的世界座標軸來認識世界，世界知識非常狹隘。
首先在地理世界觀方面，中國 人仍然認為“天圓地方”，“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認為中國人的世界就是中國，而中國即天下。而他們心目中的世界僅限於中國的十幾個省，疆土四面環海，旁無大國，對中國以外的地區不甚明確，往往以海洋表示。這種狹隘的世界地理觀念極大限制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認識的視野。
其次，在文化上是獨放異彩的，是世界唯一的文明之國與禮儀之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形影相伴的“華夷觀”。依照華夷之辯，“世界”是等差有序的，整個世界劃分為華夷兩極。中國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處於萬方來朝的至尊地位。夷狄通過朝貢制度定期向“天朝”朝貢，中國則負有教化恩典蠻夷的義務，並且“內中夏而外夷狄”是不變的天理。這種畸變的世界觀更加強化了中國傳統的地理世界觀，形成了“華尊夷卑”的思想體系。[1]
雖然在歷史上外來文化也曾對中國產生影響，但終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國上自統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認為中國文化是天下最優秀的，形成了體系化、理論化的對外觀念，這種模式的不斷確認與推廣，最終又形成了中國人一元世界觀的思維定勢，而不願接受多國並存的多元世界觀及國際觀念。這種支配從中國統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維定勢，對近代之初世界觀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造成了極大的障礙。
與中國文化的自創性特徵相比較，日本文化的確“不該驕傲”，但與此同時卻使其表現出了“周邊性”與“攝取性”。 [2]日本自古以來就作為文明古國中國的周邊國家，孤懸海外。直至公元前3世紀為止，在漫長的8000年中，日本一直處於緩慢的繩紋文化發展當中。“當我們的祖先聚居在日本列島上，長期停留在石器文化階段而裹足不前時，大陸的漢族卻很早就迎來了金屬文化時代，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漢族向四周地區的擴展引人注目，其部分勢力也達到了日本列島，給日本帶來了金屬文化和農耕技術” [3]是大陸的中國文化給日本帶來了飛躍的發展，日本社會從採集文化轉為農耕文化、從舊石器時代進入了鐵器、青銅器與新石器並用的金石時代。日本民族喜愛與渴慕優秀外來文化。善於攝取外來文化。
在日本，“華夷”史觀也有過發展，但在近代，攘夷運動失敗以後，輕視西方的思想從根本上受到批判與糾正，“開國論”支配了思想界。在中日華夷史觀的演變中，中國本來走在前面，魏源的《海國圖志》、《聖武記》輸入日本，對日本對外觀的演變發生過很大的影響。[4]
明末清初西方傳來的世界史地知識在中國長期被絕大多數士大夫排斥，然而傳到日本之後卻廣為流行。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世界史地知識水平反不如明朝末年，而同時期的日本卻推出了世界史地集大成的代表性著作，水平明顯高於中國。鴉片戰爭後，兩國先進思想家都致力於傳播世界地理知識，介紹西方政治歷史概況，探討禦侮自強之道。但是，中國的研究從50年代後呈退潮趨勢，而日本的研究從鴉片戰爭後到50年代經歷了兩次高潮。從社會傳播角度來看，世界史地著作在日本社會流傳和影響的程度都明顯地高於中國。得益於此，日本從統治者到普通百姓，對世界有更為良好的認識，對打破傳統有利無弊。[5]
綜上所述，中日兩國對當時世界及本國認識的不同，使其後續發展的道路也不盡相同。當時，中國故步自封，日本卻學以致用；中國唯我獨尊，日本卻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因此兩個古老的東方國家接觸西方文明相距僅十餘年，但邁向近代化的速度與結果的差異卻是如此驚人的。中國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這期間，中國喪權辱國，走上淪為半殖民地的扭曲發展道路。日本則只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走完了歐美資本主義150―200年走過的道路，20世紀初日顯世界強國端倪。這固然也有當時中日兩國的戰略地位和戰略價值不同，中國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壓力遠大於日本的原因，但其思想認識的不同產生歷史的必然也帶給我們深刻的教訓，值得我們好好地去思考。
參考文獻 ：
[1] 盛邦和。中日華夷史觀及其演變[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6.
[2] 韓立紅。日本文化概論[M].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3]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商務印書館，1992.
[4] 盛邦和。中日華夷史觀及其演化[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6.
[5] 田毅鵬。鴉片戰爭前後中日兩國世界史地研究比較論[J].社會科學輯刊，1993.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