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在近代中國氾濫的原因探析》
【摘 要】 文章探析鴉片在近代中國氾濫的原因：輸入鴉片的帝國主義國家相互競爭；鉅額利潤對各方的吸引；清政府的吏治腐敗，統治階級無能；民國成立後的國內狀況混亂，因此，鴉片在近代中國的泛濫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
【關鍵詞】 鴉片氾濫；近代中國；原因
自鴉片走私貿易進入中國以來，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沉重的災難，給中國人民的身心帶來嚴重的危害。清政府、民國政府等都有禁煙政策，然而卻成效甚微，都沒有阻止鴉片在近代中國的泛濫。鴉片貿易橫行於當時的中國社會，是由外部原因和內部原因共同構成的結果，是當時中國社會內憂外患狀況的一個縮影。
一、輸入鴉片的帝國主義國家相互競爭
當時向中國輸入鴉片的國家眾多，並且國家之間因為利益而相互進行競爭和勾結，這是鴉片氾濫於中國的直接外部原因。西方向中國販賣鴉片的殖民國家，最早有葡萄牙和荷蘭。他們以澳門和台灣為據點，向中國內地輸入鴉片，不過數量不大。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成為對華鴉片走私量最大的國家。經歷了工業革命之後，英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躍居世界前列，對外殖民擴張也發展迅速。東印度公司是英國侵略東方的殖民機構，它試圖以各種方式打開對中國的殖民貿易大門，以便傾銷英國商品，但卻屢遭碰壁。因為當時的中國是一個以男耕女織、自己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的封建國家，根本無需依賴對外貿易而生存。因此，鴉片貿易就成為了東印度公司改變不利貿易入超局面的一種手段，確立其對華鴉片政策。甚至最後，英國不惜發動兩次鴉片戰爭，強迫中國接受鴉片貿易。同時，美國獨立戰爭後開始急劇發展資本主義，擴大對外貿易。由於英國對印度鴉片實行壟斷，所以美國人另闢蹊徑，在土耳其發現了鴉片。土耳其鴉片質量不如印度鴉片，但因價格低廉，在中國市場上競爭力很大。1817年美商又在波斯灣找到新的貨源，使得1817、1818兩個年度中販運總數達到4000箱，佔各國輸華鴉片總數的42%。為了與美國爭奪中國的鴉片市場，英國大力增加印度鴉片的產量，導致其價格下降，美國對華鴉片貿易開始處於不利的地位。1821年，為了傾銷大量增產的印度鴉片，英國允許美商販運印度鴉片。英美兩國開始相互勾結，擴大對華鴉片的輸入量。
二、鉅額利潤對各方的吸引
鴉片走私之所以能夠興起並且屢禁不止，根本原因在於鴉片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西方資本主義和煙販都從鴉片貿易獲取了高額利潤。以英國為例，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規定，鴉片按照成本300%的高税率進行徵税。另外，東印度公司以及後來許多英商洋行以三角貿易方式，將販賣鴉片所得的現銀從中國進口茶葉等暢銷品，運回英國本土售出時也需繳納大量税金，成為英國政府的又一税收來源。以1813年為例，這一年印度上等鴉片“公班土”，每箱成本費用是237盧比，它的拍賣價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鴉片税在內，每箱2428盧比，超過原來成本九倍，東印度公司約得其中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印度政府。鴉片税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鴉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1829―1830年從鴉片專賣所取得的收入超過一百萬英鎊，約佔全年總收入的十分之一。第三是煙販。因為鴉片是偷運進口的，逃避了納税。公班土在印度每箱的拍賣價格為1785盧比，在中國的賣價為2618盧比，兩者差額為833盧比，摺合銀洋為四百餘元，扣除少數運費等成本外，剩下部分就是煙販每箱的實際利潤。最大的英國鴉片販子查頓在私信上説，在最好的年頭，鴉片的利潤高達每箱一千銀元。英國鴉片販子泰勒在1818年説過：“鴉片同金子一樣，任何時候我都能賣掉。”鴉片貿易在對東印度公司、印度政府以及煙販共同有利的條件下，更加快速發展起來。隨後，東印度公司採取大量生產、低價推銷的政策，鴉片輸入中國的數量更進一步增加。
三、清政府的吏治腐敗，統治階級無能
當時清王朝吏治的腐敗、税制的紊亂是導致鴉片氾濫的一個重要的內部原因。由於巨大經濟利益的誘惑與驅動，清朝有不少官員或主動或被動地縱容甚至是參與鴉片走私。鴉片雖然是走私貿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貿易，但這種走私其實得到了廣東、福建一帶官府的默許，幾乎形成了龐大的鴉片走私受賄官員集團。以查緝鴉片走私為專責的官府“巡船每月受賄銀三萬六千兩，私放入口”。各級官員也都爭相從鴉片走私中獲利，“水師有費，巡船有費，窯口有費，自總督衙門以及關口司事者，無不有費。”連英國商人也曾説：“在中國方面，高級官吏與政府人員，對於鴉片走私公開的默許，過去和現在的巡撫，都從中取利。”甚至英國官方也宣稱：“因有完備的賄賂制度，鴉片貿易進行得很順利正常。”官吏受賄的普遍，致使鴉片走私日益猖獗，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偷偷運進了天朝。”並且隨着鴉片輸入數量的激增，鴉片税也成為清朝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在進口税中，鴉片税約佔一半左右，最高時甚至佔60%以上。
四、民國成立後的國內狀況
清王朝滅亡後，直到解放前，國家都一度處於戰亂與管理的混亂之中，所以在這種國家背景和社會環境下，鴉片便再次氾濫起來。北洋軍閥時期中國陷於軍閥割據狀態，為了爭奪地盤，擴充軍隊，各派系軍閥幾乎都利用毒品掠奪社會財富，依靠鴉片消費税增加税收來源，有的甚至縱容種植罌粟。於是，鴉片煙毒在北洋軍閥時期又逐漸開始流佈，甚至出現了一些專業性質的鴉片公司，例如上海的信遠公司、公平公司、聚豐公司、三鑫公司等，都是大型專業販毒公司，其後台則是軍閥和外國侵略勢力。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從1927年9月至1928年4月頒佈了許多禁煙章程及條例，但起初主要採取“寓禁於征”的政策，即用增加税收的方式限禁鴉片。南京國民政府後期，國產鴉片數量猛增，西南地區成為鴉片的最大產區。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後，向中國大肆輸入鴉片和其他毒品，將東北地區變成日本推行鴉片專賣的主要基地，並建立全國性的販賣網，使鴉片在中國又一次氾濫成災。
五、小結
從探析中我們可以得出，想要真正的杜絕鴉片、毒品的泛濫，首先國家需要擁有獨立的主權作保障，當時我國處於半殖民半封建的二半社會，內憂外患，民族矛盾是當時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尋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是解決人民苦難的最關鍵的前提。其次需要大力發展經濟，當一個國家經濟強盛，才能在國際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在近代西方國家逐步的經歷了兩次工業革命，生產力得到大幅的提高的同時，清政府卻還在“閉關鎖國”，停留在“天朝上國”中止步不前，封建制度嚴重阻礙着新的生產力的發展，使得我們在經濟上，軍事上、科技上等領域落後於西方，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性將我們強行拖入它們的利益紛爭中。同時，鴉片的禁止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做基礎，而當時的近代中國社會因為政權的更迭，始終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能夠長期統一國家、保護人民，社會處於治理的混亂之中。最後，當時清朝政府的日趨腐敗，導致國家的治理更加渙散。一個清正廉潔的政府，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障。因此，鴉片在近代中國的泛濫是有着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多重因素所共同導致的，是中國人民在近代苦難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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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蔡豔君(1991-)女，陝西咸陽人，西安郵電大學研究生，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專業。
《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影響》
摘要：1840-1842年英國發動了侵略 中國 的鴉片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被迫簽定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即中英《南京條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本文旨在闡明，認識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關鍵詞：鴉片戰爭；危害； 現代 文明
19世紀上半期歐美資本主義正處於上升階段，英國 工業 革命已經完成，法、美工業革命也正在迅猛 發展 。工業資本主義生產的存在和發展，需要不斷開闢新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而此時的清王朝依舊做着“天朝上國”的迷夢，清王朝統治集團虛驕自大，閉目塞聽，對世界形勢茫然無知。清政府仍舊推行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中國依然是自給自足的 自然 經濟 ,在正當的中英貿易中中國處於出超地位。當時的英國政府已感到在中國這個封閉了幾千年的古老大國，單靠貿易手段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為了扭轉對華貿易逆差，英國無恥地向中國輸入鴉片，鴉片嚴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統治，道光帝任命林則徐禁煙，但林則徐的禁煙運動卻成為英國政府使用“炮艦政策”的藉口。為了打開中國的大門，1840年英國悍然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
一、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危害
鴉片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一八四三年七月與十月，耆英和璞鼎簽訂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對《南京條約》進行了補充和具體化，對關税税率、領事裁判權，最惠國待遇等又達成了協議。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與美國全權代表顧盛在澳門望廈村簽訂了《中美五口貿易章程》即《望廈條約》,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與拉萼尼在停泊在廣州黃埔的法國兵艦上籤訂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黃埔條約》)美國和法國與中國達成同英國相同的權利。鴉片戰爭對中國的消極影響深遠，中英《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的條約。鴉片戰爭使中國的社會性質發生變化，中國的領土完整和獨立的主權開始遭到嚴重破壞，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開始解體。
二、鴉片戰爭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進步性
中英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的簽訂，儘管由於中國道光皇帝的無能和當時清政府的腐敗，落後與封閉，造成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作為一個失敗者的中國不能不賠償戰爭的費用和損失，接受外國的一些苛刻條件，甚至有些條件直接有損於中國主權的完整。但是畢竟腐敗、落後和封閉的古老中國大門被英國用“炮艦”強行打開了，儘管這個時候打開的僅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它促進了古老的封建與專制的中國的瓦解，對於推進世界文明在中國的發展都具有一定的意義和作用。其主要表現為：
(一)鴉片戰爭強行打開了 中國 腐敗、落後和封閉的大門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與專制 社會，廣大民眾侷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過着一種自給自足的封閉生活，到了滿清的後期，這種封閉性與落後性以及腐敗性更加突出，當世界在 發展 ,特別是歐洲 經濟 經過近幾百年的迅速發展，先進的技術和 現代 文明，給歐洲民眾不僅帶來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還帶給了歐洲民眾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國與世界特別是歐洲的差距更大，儘管西方各國在打開中國封閉大門時，採用了“鴉片”和“大炮”兩種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國的封閉大門畢竟是需要打開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這種進程。
(二)促進了中國商業的發展
由於《南京條約》規定了五口通商，先後開放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為商埠。五市的開市和開埠，促進了當時五市商業的發展，舊日的商業中心廣州和新起的商業中心上海最為繁盛，其他次之，中國也出現了一批大商人如廣州的吳健彰，揚坊等人，這些擁資百萬的商人，儘管有些商人是依附於外國人，但是畢竟是中國較早的具有現代商業意識的商人，他們促進了當時中國商業的發展。
(三)帶來了歐洲的現代文明和技術
隨着中國的國門逐步被打開，一些外國的文明與技術，特別是外國的一些進步和開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張，也開始在中國大陸產生。比如當時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鴉片戰爭”的過程，提出了對外關係方面的幾個原則。第一是“聽互市各國以款夷，持鴉片初約以互市”,這就是允許合法貿易，反對鴉片貿易。第二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長技”雖然主要還是指槍炮。魏源等人的這些主張已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較早提出“向西方學習”的先驅者，自這以後西方的一些先進技術和新產品也開始陸續地進入中國，中國民眾也開始在逐步認識西方世界。
總之，鴉片戰爭是中國遭受外國資本主義奴役的起點，它使中國由封建社會開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化，它標誌着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鴉片戰爭也強行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中國長期以來奉行的閉關鎖國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出現了探求西方知識、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以御外侮的新思潮。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鴉片戰爭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古老的封建與專制的中國的瓦解。
《鴉片戰爭後中日兩國對本國及世界的認識》
摘 要：鴉片戰爭之後中日兩國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國開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列強壓迫的社會，而日本卻逐漸興起成為亞洲列強，這其中的原因很多，文章旨在分析中日兩國對當時的本國及世界的認識。
關鍵詞：鴉片戰爭；中日；本國；世界
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既鴉片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割地賠款，賣國求榮，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封建社會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時社會矛盾、革命任務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鴉片戰爭也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鴉片戰爭也客觀的給中國帶來了些許進步的元素，如：鴉片戰爭強行打開了中國腐敗、落後和封閉的大門；促進了中國商業的發展；帶來了歐洲的現代文明和技術等。但是，這沒有改變中國被侵略、被壓迫的命運，中國由此進入了極其黑暗的時代。反觀日本，以中國的鴉片戰爭為“天賜之鑑”，開始積極準備與西方列強的預期接觸，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加強海防、主張改革內政等。這為日本後期的明治維新及資本主義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那麼中日兩國作為一衣帶水的鄰國，為何在鴉片戰爭之後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認為這是由於兩國對當時的自身和世界認識的不同，所以也產生了後續發展的不同。
一、中日兩國對本國的認識
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在古代歷史上，中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奇蹟。四大發明、萬里長城、絲綢之路、隋唐盛世……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中國文明為亞洲文明提供供給，亦是亞洲文明的中心。古人很早就把中國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把周邊民族或國家稱之夷、蠻、戎、狄，產生了華夷思想。由於周邊國家的臣服，中國與鄰國的關係常常是冊封與被冊封的隸屬關係，中國成為冊封體制的中心，外國使臣朝覲時都要跪拜磕頭，這就更強化了“皇皇中華，四夷來朝”的思想。中國又很早形成了獨立的文化體系，並且成為文化輸出國。對於中國人來説，中國周圍的地區，往往是中國給予文化的地區。在中國古代，雖然也有別國文化流入，但它們不可能成為主流和改變原有文化的本質，相反，總要受到儒學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強烈的優越感和自信心。久而久之，這種優越感和自信心就蜕變為夜郎自大的觀念，對外國和外來文化總是不能正確對待和虛心學習。清末，即使中國已經落後，本土文化已經呈現保守，但上述傳統觀念依然非常強烈。頑固者自不必説。顯然，傳統文化觀念模糊了中國統治者的視線阻礙了對世界文明的吸納。
日本四面環海，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處於相對孤立的環境。自古以來日本民族就有着很強烈的憂患意識，為了生存和發展，日本民族渴望瞭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傾向，在知識方面的表現就是對外國的事物什麼都想知道的求知慾。日本不是文化發源地，在公元3世紀以前尚無文字，在7世紀以前也沒有系統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後，日本全面學習中國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產生了飛躍。大化革新後，日本的封建制度漸趨完善，但其封建統治者並非中國的皇帝，而是掌握軍權的幕府將軍。日本的“天皇”就不可能如中國的皇帝一樣孤傲自賞，夜郎自大的。他們不斷地學習，積蓄力量，好奇一切新的事物。之後的明治維新就是其最好的證明。
二、中日兩國對外部世界的認識
中國人都是以“中國”與“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對稱，也就是用&ldq uo;中國中心”的世界座標軸來認識世界，世界知識非常狹隘。
首先在地理世界觀方面，中國 人仍然認為“天圓地方”，“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認為中國人的世界就是中國，而中國即天下。而他們心目中的世界僅限於中國的十幾個省，疆土四面環海，旁無大國，對中國以外的地區不甚明確，往往以海洋表示。這種狹隘的世界地理觀念極大限制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認識的視野。
其次，在文化上是獨放異彩的，是世界唯一的文明之國與禮儀之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形影相伴的“華夷觀”。依照華夷之辯，“世界”是等差有序的，整個世界劃分為華夷兩極。中國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處於萬方來朝的至尊地位。夷狄通過朝貢制度定期向“天朝”朝貢，中國則負有教化恩典蠻夷的義務，並且“內中夏而外夷狄”是不變的天理。這種畸變的世界觀更加強化了中國傳統的地理世界觀，形成了“華尊夷卑”的思想體系。[1]
雖然在歷史上外來文化也曾對中國產生影響，但終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國上自統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認為中國文化是天下最優秀的，形成了體系化、理論化的對外觀念，這種模式的不斷確認與推廣，最終又形成了中國人一元世界觀的思維定勢，而不願接受多國並存的多元世界觀及國際觀念。這種支配從中國統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維定勢，對近代之初世界觀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造成了極大的障礙。
與中國文化的自創性特徵相比較，日本文化的確“不該驕傲”，但與此同時卻使其表現出了“周邊性”與“攝取性”。 [2]日本自古以來就作為文明古國中國的周邊國家，孤懸海外。直至公元前3世紀為止，在漫長的8000年中，日本一直處於緩慢的繩紋文化發展當中。“當我們的祖先聚居在日本列島上，長期停留在石器文化階段而裹足不前時，大陸的漢族卻很早就迎來了金屬文化時代，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漢族向四周地區的擴展引人注目，其部分勢力也達到了日本列島，給日本帶來了金屬文化和農耕技術” [3]是大陸的中國文化給日本帶來了飛躍的發展，日本社會從採集文化轉為農耕文化、從舊石器時代進入了鐵器、青銅器與新石器並用的金石時代。日本民族喜愛與渴慕優秀外來文化。善於攝取外來文化。
在日本，“華夷”史觀也有過發展，但在近代，攘夷運動失敗以後，輕視西方的思想從根本上受到批判與糾正，“開國論”支配了思想界。在中日華夷史觀的演變中，中國本來走在前面，魏源的《海國圖志》、《聖武記》輸入日本，對日本對外觀的演變發生過很大的影響。[4]
明末清初西方傳來的世界史地知識在中國長期被絕大多數士大夫排斥，然而傳到日本之後卻廣為流行。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世界史地知識水平反不如明朝末年，而同時期的日本卻推出了世界史地集大成的代表性著作，水平明顯高於中國。鴉片戰爭後，兩國先進思想家都致力於傳播世界地理知識，介紹西方政治歷史概況，探討禦侮自強之道。但是，中國的研究從50年代後呈退潮趨勢，而日本的研究從鴉片戰爭後到50年代經歷了兩次高潮。從社會傳播角度來看，世界史地著作在日本社會流傳和影響的程度都明顯地高於中國。得益於此，日本從統治者到普通百姓，對世界有更為良好的認識，對打破傳統有利無弊。[5]
綜上所述，中日兩國對當時世界及本國認識的不同，使其後續發展的道路也不盡相同。當時，中國故步自封，日本卻學以致用；中國唯我獨尊，日本卻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因此兩個古老的東方國家接觸西方文明相距僅十餘年，但邁向近代化的速度與結果的差異卻是如此驚人的。中國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這期間，中國喪權辱國，走上淪為半殖民地的扭曲發展道路。日本則只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走完了歐美資本主義150―200年走過的道路，20世紀初日顯世界強國端倪。這固然也有當時中日兩國的戰略地位和戰略價值不同，中國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壓力遠大於日本的原因，但其思想認識的不同產生歷史的必然也帶給我們深刻的教訓，值得我們好好地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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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鴉片戰爭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摘 要】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它叩開了清朝閉關鎖國的大門，使中國從封建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同時隨着中國國門的逐漸打開，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對中國落後的農業文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洋務運動的興起和洋務活動的展開，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近代化工廠的建立，農民運動的此起彼伏，對舊社會舊思想的衝擊是難以想象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幾千年來形成的儒家思想體系和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思想被“夷狄”的堅船利炮擊碎，有識之士開始了自我反思的道路。從經世致用思潮到開眼看世界，再到師夷長技以制夷，飽學的進步之士的思想逐漸轉變，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文化等各方面發起了變革。本文研究淺析鴉片戰爭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其目的在於試圖通過對鴉片戰爭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分析，瞭解到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受鴉片戰爭的影響造成的轉變及原因，並對此做一個粗淺的探討。
【關鍵詞】鴉片戰爭；中國文化；影響
清朝是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會相對穩定，經濟十分繁榮，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經濟發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環境下，社會風氣逐漸走向奢侈糜亂，光鮮之下矛盾暗長。清王朝統治者在落後的封建觀念統治下，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與外界溝通的封閉狀態，國家發展陷入停頓，逐漸由盛轉衰。而當清王朝逐漸走入沒落之時，歐洲各國卻迅速發展壯大起來，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資本主義各國逐漸完成了資本主機原始積累，相繼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在具備雄厚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時，為了擴大海外市場，它們逐漸把目光瞄準了中國。
一、鴉片戰爭概述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由封建社會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紀，英國開始向中國輸入鴉片並額逐年增多。英國資產階級極力向中國傾銷鴉片以抵禦貿易的入超，妄圖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在這一過程中英國大發鴉片財。中國方面白銀大量外流，人民飽受鴉片摧殘，精神和健康受到嚴重傷害。道光帝派遣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禁煙，林則徐把收繳的鴉片在虎門海灘集中銷燬，這就是著名的“虎門銷煙”。
英國政府以此為藉口向中國出兵，但清政府並未在沿海地區積極備戰，導致當英軍來襲之時清軍變一觸即潰。戰爭期間，中國人民積極抗英，湧現了三元里抗英鬥爭等反侵略鬥爭，充分展現了人民對侵略活動鬥爭的決心和強烈的愛國情操，第一次鴉片戰爭以清政府戰敗收場，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二、鴉片戰爭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一)傳統觀念的變遷
中國的文明誕生極早，是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在周邊國家中，中國的文明發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邊落後的少數民族用武力征服，中華文明強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終也會將之同化化作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同時中華文明也以其強大的影響力輻射了周邊國家，形成了深遠影響。因此中國自古養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天下的觀念而非國家觀，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理念，視周邊的民族皆為蠻夷，認為中國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書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中者為中國，居天地之偏者為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
我們能看到這時國人已視自己置身所在即為世界的中心。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中國即為中央之國，周圍的蠻夷國家都應該向中國稱臣納貢。在“天朝上國”的驕傲自滿中中國對所謂的“洋夷”不屑一顧，這種洋洋得意的自滿被帶到了鴉片戰爭之中，清政府認為英國還是一個未開化的民族，甚至當時有的官員向皇帝獻策稱洋人的腿是不會奔跑的，因此對付他們只需要用竹竿將他們擊倒。直到經歷了鴉片戰爭清政府的慘敗，時人才認識到清朝“天朝上國”不過是自己編制的美夢，被認為野蠻未開化的夷人已經將自己超越。少數的飽學有識之士開始了自強的道路。從“經世致用”到“開眼看世界”，從“變古愈盡，變民愈甚”到“師夷長技以制夷”，“天下”的觀念向“世界”的觀念逐漸轉變。所以直到鴉片戰爭結束之後中國的以“國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稱的觀念才逐漸形成。
(二)現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影響，鴉片戰爭後西學的傳播還是中國的現代教育的重要條件。其中洋務運動時期的洋務教育是中國現代化教育的萌芽階段，在中國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務教育主要有三個方面：洋務學堂為中國培養現代化人才，留學教育把學生送往歐洲接受先進教育，翻譯西方的優秀著作傳播西方先進知識。洋務教育是現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國的教育由傳統的模式向着現代化模式轉變，這是對舊中國已經無法滿足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徹底否定。中國的近現代教育從此拉開了序幕。
洋務派的洋務學堂無疑應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佔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務學堂為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最初的領地，為傳統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體創造了條件，從而也為中國教育正式啟動教育現代化奠定了基礎。作為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重要環節和中國近代首次教育價值與道路選擇，洋務學堂以縮影的形式充分體現了國人在中西文化衝突的初級階段對教育問題的思考和處理。它的辦學得失對中國近代教育發展道路的選擇，乃至對我們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響。具體來説，洋務學堂改變了傳統的教育觀念並衝擊了陳腐的科舉制度，促進傳統書院進行改造；洋務學堂是中國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的方向等。洋務學堂儘管在客觀上開啟了中國早期教育現代化的進程，但是，在“變器不變道”辦學思想的支配下，洋務學堂僅僅是引進了西方的工藝技術，卻失掉了作為技術根本的科學精神；試圖保持傳統的人文教育，但事實上卻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這些都引導中國早期教育現代化走進了狹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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