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1872)，字滌生，作為清代咸豐同治年間“中興”的第一名臣，拜相封侯，全國景仰；也是湘鄉近代最知名的大人物，號稱曾湘鄉。他自幼熟讀經史，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又點翰林，學問相當了得，可以説是一位傳統的高級知識分子。正當曾國藩在仕途上不斷攀升的時候，太平天國起義勢如破竹，攻克南京，改稱天京，正式建立起與清王朝相對峙的天國政權。於是，曾國藩以一介書生，辦團練，組建統領湘軍，與太平軍作戰，幾經反覆曲折，艱苦奮戰，終於取得鎮壓太平天國的全面勝利。他可以説是極具典型意義的一名儒將，值得研究。我對本縣這位先賢沒有專門研究過，卻也頗感興趣，頗為敬仰，或亦有些惋惜。個人有幾點粗淺認識，提出來就教於學者方家。
一、保衞傳統與學習外洋
太平天國與清朝的鬥爭，原是農民起義與封建王朝兩個對立政權的鬥爭；而曾國藩卻從文化的角度，説他所率領的湘軍與太平軍的戰爭，是保衞傳統文化——儒家名教與學習外國文化——拜上帝教的鬥爭。在《討粵匪檄》中明白指出：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説，《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 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之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為之所也。[1]
曾國藩又揭示太平軍“焚彬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正是從這樣的角度，曾國藩號召湘軍及軍民人等，為保衞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文化而戰。這樣的口號對於官僚士紳和一般讀書人，自然都有極強的鼓動與號召力量；即對於長期在儒教和傳統思想風俗薰陶下的民眾，同樣有相當的召喚力。正因為如此，湘軍從兩萬人出征，迅速擴大，雖經不少曲折挫敗，還是取得了戰勝太平軍的巨大勝利。
洪秀全所領太平軍，學習外國，提倡一種朦朧的平等觀念，認為天下民眾都是天主的子民，皆以兄弟姊妹相稱；又提倡剪辮留長髮，故俗稱“長毛”；還提倡放腳。這些都有積極的意義；起義之初，能激起長期受壓迫剝削的農民手工業者及下層知識分子的反抗意識。因而隊伍迅速擴大，戰爭進展順利，勢如破竹，先後打敗了滿清王朝由八旗兵和綠營兵組成的江南江北大營，佔據南京，改稱天京，建立了與滿清相對峙的天國王朝。
應該説，他們學習外洋文化是不錯的。但他們只學到了皮毛，並不真正瞭解耶教的本義。而更大的錯誤在於全盤抹煞傳統。“凡民之父母皆稱兄弟姊妹”之説，否定了孝順父母、尊敬師長等傳統美德，加上欺神滅道等行徑，使所學外國的東西，難以被本國民眾所接納，也就不可能在本國生根。其實早期（或耶穌教），曾反映被壓迫的奴隸階層對奴隸制度的憎恨，但後來也曾為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所利用。而洪秀全本身也曾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侵染，是多次應考失意的下層小知識分子。進入天京以後，竟完全搬用封建王朝的那一套，他做“天王”，自稱“萬歲”，其實質等同於做皇帝，奢靡享受，後宮竟選用有數十位“姊妹”，供他一人淫樂享用，與眾多“妃嬪”無異。天國封了許多王，大多奢侈驕橫，爭權奪利，民眾對這些王稍有不敬，便要遭殺頭懲處，並沒有什麼平等可言。凡此種種，便成為招致天國政權崩潰失敗的重要原因。
曾國藩既中進士，又點翰林，是清代道鹹以後，正統派一路文人。他崇尚儒學及其後續的程朱理學，傳承了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良好道德風尚。如孝道、宗親之情；師道、友道；對鄉鄰的關切，鄉間社倉積穀的熱心，以及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等等，都有良好的表現，不必贅述。
曾國藩所尊奉的儒學，確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適應中國封建主義專制王朝的需要，也曾促成封建社會的安定和諧。然而時移世異，清道鹹以後，世界早已進入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儒學已不適應近代世界的發展，而且蔽固思想，阻礙革新，致我堂堂中華日趨衰憊，屢受外敵侵凌，割地賠款之事屢見不鮮。究其根源，從思想文化的角度，儒學便難辭其咎。而曾國藩這時卻説：“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2]大加吹捧，這就顯得十分保守，近乎頑固的了。
然而，難能可貴的是，曾氏在某些地方也曾突破儒家的藩籬。如他本來是科舉出身，官運亨通，卻也開始意識到科名進學的道路不合世用，“此中誤人終身多矣”。在家書中謂紀譯兒“八股文，試帖詩皆非今日急務，儘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紀鴻兒亦不必讀八股文，徒費時日，實無益也”[3]。又説他“所望於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無”，“毋徒汲汲於進學也”。[4]而更重要的是，曾國藩在實踐中也開始感受世界潮流，主張向外國學習，成為洋務運動的先行倡導者和最初的實行者。早在咸豐年間，他已經認識到“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5]，並嘗試創辦軍械所，造小火輪；同治二年(1863)派容閎赴美購辦機器，隨後即在上海建立並擴充江南製造總局，在國內自己製造兵器和輪船。曾氏的這些舉措，不僅僅是為“可以剿發逆”，而且為的是“可以勤遠略”[6]，即振本自強的長遠謀略。同時為了振本自強，曾國藩曾幾次上書朝廷，擬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書院及軍政、船政等院，分門學習[7]；“同治十年”(1871)七月九年級日，曾氏又與李鴻章專門合奏《擬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業摺》，並訂有章程12條，為具體實施辦法[8]。他們希望把幼童培養成人才，歸國以後，“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凡此種種，不必諱言，也表明了曾國藩思想和行為的某種進步意義。
二、尊崇孔子與帝王專制
作為儒將，曾國藩在根本上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和踐行者；他要保衞的傳統文化，也主要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傳統。他對孔子的尊崇，是相當真誠的，甚至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在《書學案小識後》一文中，曾國藩頌讚“孔子，聖之盛也”[9]。在《聖哲畫像記》中，稱讚周文王、周公、孔子為“三聖”；又肯定“宋之賢者”以為《孟子》可以配《論語》，即以孟子為“亞聖”的説法。同時，選擇“文周孔孟之聖”以下古今聖哲三十二人（主要是儒家的繼承者），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稱讚他們“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並謂“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10]在孔孟儒學的諸多繼承者中，曾國藩特別推重程朱理學。他説：“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絕學，門徒之繁擬於鄒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羣經要旨，博求萬物之理，以尊聞而行知，數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藝則漢師為勤。言道則宋師為大，其説允已。”[11]清乾嘉之間，“漢學”興起，有人以實事求是的觀點，“薄宋賢為空疏”。曾國藩批評説，“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謂即物窮理者乎？”而且責備這些漢學家“名目自高，詆譭日月”。[12]其説不無可議，卻也可見曾氏對程朱理學的褒愛。在《聖哲畫像記》中，也曾有過這樣的批評，肯定有宋五子（周敦頤、二程、張軾、朱熹）“上接孔孟之傳”，並謂“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13]
曾國藩所表彰的文周孔孟以下儒家的思想家們，確實承繼了儒家“修齊治平”的道路和宏遠理想。曾國藩自己也是努力這樣做的。他曾説：
君子之立志也，有同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已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14]
他是因六弟為“小試不利”，有些牢騷，笑“其所憂之不大也”，故在家信中發了這番議論，表達的是正統儒家那套“修齊治平”，以天下為己任的氣概。曾是這樣表白，他一生確也是這樣做的。按孔子教導的那樣克己治家，那樣治軍治國，從而與諸多同仁一道實現了所謂“鹹同中興”。
然而，儒家的後繼者一直到曾國藩，他們所尊崇的孔子，在自己生活的春秋時代，其實也是很平常普通的儒者；他所代表的儒家，只不過是當年百家爭鳴時代較為突出的九家中的一家而已。他後來之所以成為“聖人”，有了“大成至聖文宣王”這樣闊得可怕的頭銜，正如魯迅所説，“完全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15]從漢武帝時代，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6]，從而為促成漢朝大一統帝國的出現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礎。孔子儒家學説是在小生產經濟的條件下，總結東周以來的思想意識形態，成為封建思想的集大成者，故能適應君主專制社會的需要，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能獨佔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長達二千餘年。後繼的許多思想家們自然也有發展與完善，承傳並發展了儒家的優秀成分，故促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及康雍乾等鼎盛時段的出現。然而儒家思想的根本——三綱五常，君主專制，卻也一直傳承下來，長期適應並服務於封建專制社會，而成為封建專制主義的靈魂。它對人性的壓抑，對個人自由的束縛與摧殘，對外的閉關鎖國，愈到後來愈加發展到極至，以致中國社會的專制主義也特別嚴酷，殘忍和保守。如前所述，近代中國也便愈加落後而衰憊，不斷被外敵侵凌欺辱。曾國藩尊孔，正處於這樣的時代，也便和帝王專制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這是他難以超越的時代侷限。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升任翰林院侍講，感激涕淋，説“受君父皇上天恩，蒙祖宗之德蔭，將來何以為報，惟當竭力盡忠而已。”[17]他要努力盡忠並維護滿清封建王朝。即如他的征討太平天國所要捍衞的以孔子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也是為了挽救清王朝的危機。在《討粵匪檄》中，有明白的表述。曾國藩之所以“卧薪嚐膽”，統湘軍征討，“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同時讚頌“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户不抽丁”。[18]這就把尊崇孔孟與忠於君父、頌讚君主，完全統一起來。咸豐十一年(1861)三月，太平軍圍逼集賢關，安慶形勢緊急，曾國藩在家信中説：“此次安慶之得失，關係吾家之氣運，即關係天下之安危。”[19]這位孔丘信徒，已經把自家的命運，與清王朝的安危連成一氣，不可分割了。
辯證法告訴人們，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都有兩面或多面，孔子及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曾國藩也知道孔子最初並不時行，“仲尼幹諸候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間”。[20]那時諸子各家自由爭鳴，到漢武帝以後，孔子儒家思想才一家獨尊，終止了自由爭鳴的時代。二千餘年來，孔丘既有代表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面，也有與封建帝王專制相伴而行，不可分割的一面。正如李大釗所説的，孔子是“歷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是“專制政治之靈魂”。[21]以史為鏡，凡尊孔的時代，多是封建帝王專制的時代。民元以後，實現共和，而袁氏尊孔，接着便上演復辟醜劇；張宗昌尊孔，便是辮子軍企圖扶溥儀復辟坐龍廷。國民黨政府明令規定孔子誕辰為“國定紀念日”，令全國舉行“孔誕紀念會”，説如此可以“奮起國民之精神，恢復民族的自信”。胡適批評説，這是“做戲無法，出個菩薩”。[22]而緊跟着國民黨便提倡所謂“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專制。由此可見，既要繼承孔子儒學的優秀傳統文化一面，又要批判其封建主義靈魂的消極一面；只熱加追捧，而不正視並批判其負面，便有思想文化倒退復辟的危險。驗之歷史，屢試不爽！
三、曾國藩湘軍傳統的正面與負面
曾國藩及其所統率的湘軍，既有優良的傳統，對後世有良好的影響，但也有其負面的不良的影響。試分述之。
其一，曾氏以儒家“仁者愛人”的傳統，統率湘軍，而“以愛民為第一義”。在咸豐十年(1860)四月，《致沅弟》信中説：
弟在軍中，望常以愛民誠懇之意，理學迂闊之語時時與弁兵説及，庻勝則可以立功，敗亦不致造孽。當此大亂之世，吾輩立身行間，最易造孽，亦最易積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時，即以愛民為第一義。歷年以來，縱未必行得到，而寸心總不敢忘愛民兩個字，尤悔頗寡。[23]
這是曾國藩的真心話。剛隔一年，又説到同樣的意思[24]；其他地方還多次提到。咸豐十一年(1861)舊曆除夕，在軍中遇大雪，外間饑民甚多，故而放賑的舉措；[25]皖南亦有設粥廠放賑的事[26]；對湘軍統領營官哨弁的教誡，第一條便是“禁騷攏以安民”，指出“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27]。又説：“凡為將帥者，以不騷擾百姓為第一義。”[28]他看到大亂之世，“一片荒涼之景”，凋喪不忍耳聞情境所表示的同情[29]。以上數端，都可見曾國藩戎行之間對百姓的關心。而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現，則是他所作的《愛民歌》，歌前有“禁擾民之規”的引言，其中説：“用兵之道以保民為第一義”；“故兵法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愛民”。[30]歌詞中的紮營不要“取門板”，“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雞鴨，“切莫擄人當長夫”，“號令要嚴明”，“軍士與民如一家”，及後作的《解放歌》中優待俘虜的政策等優秀傳統[31]，對後世影響更為明顯。毛澤東早年崇拜曾國藩，受過曾氏影響。他創建領導紅軍，制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便體現出受曾氏影響的痕跡。自然，毛澤東點石成金，其思想境界的高度，表現的完整縝密，影響的廣大深遠，則與曾國藩所言不可同日而語了。
其二，曾國藩認識到，“制勝之道，在人而不在器”[32]，因此特別重視人才的選拔與使用。他曾説“凡將才有四大端”，第一條便是“知人善用”；再加上“善覘敵情”，“臨陣膽識”和“營務整齊”。他自己這樣考察人才，也希望弟弟曾國荃於這四大端下功夫，並以此“考察同僚及麾下的人才”。[33]他曾告僚屬“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尤以習勞苦為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34]總之，人才是辦事之本，也是戰爭勝利之本。
怎樣才能羅致人才？曾氏總結説，“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曰慎用，曰勤教，曰嚴繩”[35]。他的部下多有良將頭目，即其幕府，便集有近百人，多為才士，可謂廣收。同時他又認識到“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36]，故對手下人才絕大多數能量才使用，相當慎重。至於“勤教”，曾國藩主要是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他“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並私心立誓，總不肯做官發財以遺後人”[37]，強調家中子弟要讀書自立。因此曾家後人多不是什麼“富二代”或“官二代”，如曾紀澤、曾紀鴻等多人，都有各自的長處。這一點很值得後人學習借鑑。此外，曾國藩有相當嚴格的生活習慣，堅持早起；對待部下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泰而不驕”，且經常“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38]。這樣，部屬也就好治理了。最後的“嚴繩”，即謂嚴格地懲罰錯誤，使趨於正。只要看看《曾國藩全集》中的許多革職查辦的奏稿摺片，就可明白他在這方面所下的功夫。懲處的例很多，如咸豐十年(1860)七月，曾氏因戰功剛舉薦任皖南道員的李元度，（李本是曾的兒女親家）；事隔月餘，卻因徽州失陷，“貽誤大局，責無可辭”，便又請旨將李“革職拿問，以示懲儆”[39]，可見其懲處不問親疏遠近，秉公執法。對貪腐尤為痛恨。安徽渦陽縣知縣沈鐮，借清查田畝為名，斂錢肥己，“差役四出，魚肉鄉里”。又造言生事，殘害善類，諸多劣跡。“非從嚴參辦，不足以示懲儆”，故奏請將沈“即行革職，永不敍用，以為貪劣不職者戒”。[40]
曾國藩以為“宏獎人才，誘人日進”，乃是“君子之樂”[41]。他的知人善用，成績最顯著者，莫若對李鴻章，左宗棠的選拔，培養與支持。李鴻章，安徽合肥人。道光年間進士。原在本籍辦團東，後投靠曾國藩充任幕僚。曾對其賞識有加，影響良善。咸豐十一年(1861)，李初組淮軍，曾國藩便多方關注支持，説“少荃一軍……新軍遠涉，孤立無助，殊足危慮”[42]；曾對九弟説，“少荃欲再向弟處分拔千人，餘亦欲許之，不知弟有何營可拔？”[43]一個“再”字，可見支援幫助之多。這是因為曾國藩認為李鴻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是一個可任封疆大吏的幹才。説李研核兵事，於水師尤有心得，故向朝廷奏請派李“前往淮揚，興辦水師，擇地開設船廠”；又請旨擢授兩淮鹽運使，“以濟舟師之餉”，代其籌劃周全[44]。使李鴻章的淮軍得以迅速成長，發展壯大，連外國人戈登的“常勝軍”對李也不敢怎麼樣。曾在家書中讚揚説，“此間近事，惟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戈登雖屢稱欲與少荃開仗，少荃自度力足制之，並不畏怯。戈登亦無如之何。近日漸就範圍矣”。[45]李鴻章後來的建成淮軍勁派，稱霸北洋水師，與曾國藩的愛賞、支持和影響是分不開的；李也始終對曾國藩感恩不忘，待以師禮；曾死後，在《曾文正公神道碑》裏猶極加頌揚。而左宗棠則有所不同。左系湖南湘陽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舉後，幾次會試皆不第，便不再去應考。每自比諸葛亮，出語令人感覺狂放。曾為胡林翼所賞識，後入駱秉章幕府，贊助湖南軍務。咸豐六年(1856)，曾國藩攻克武昌，因左宗棠“濟師濟餉”有功，曾奏請朝廷升任兵部侍郎，加四品卿御，入曾營襄辦軍務。期間，湖廣總督官文“為蜚語”攻擊左，曾國藩胡林翼等皆奏左無罪得免。曾國藩在後來的奏稿中，對左有分析，還有評價。説他“求才太急，或有聽言稍偏之時，措辭過峻，不無令人難堪之處”，深中左氏缺點。另又褒揚宗棠“其才可以獨當一面”，且“思力精專，識量閎遠，于軍事實屬確有心得”；又説他“素知大局，勇敢任事，必不肯舍難而就易，避重而就輕”，故奏請留左宗棠襄辦江皖軍務[46]，優點評論也相當精當。曾在家信中也説，“與左季高同行，則以氣概識略過人，故思與之偕，以輔吾之不逮。”[47]這些都説明曾國藩對左宗棠的賞識和器重。然而左宗棠後來卻自己説有些意氣用事，以致八年與曾國藩不通音問。曾國藩卻還是從大局出發，在左宗棠任陝甘總督，西征叛回過程中，曾國藩以兩江總督之重任，為左籌解餉銀，每月以三萬兩協濟左宗棠軍營。並強調“甘肅艱險情形，實為各省至苦之區，權衡緩急，不能不先盡甘餉”，“每月仍籌足三萬兩，全數解交甘肅”。[48]左宗棠之所以能蕩平新疆，並取得新疆建行省的歷史性勝利，與曾國藩的協助和支持是分不開的。因此讓左十分感動。最終結果是大家所知道的，左氏終於在贈曾國藩的聯語中，上聯説：“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這樣的話從左宗棠這位戰功卓著，又睥睨一切的人口中説出來，對曾是極大的慰安，尤其可見左對曾國藩是從心底折服了。
其三，曾氏組建統領湘軍另一顯著特點，是多用書生領兵。湘軍的四大名將，曾自己是道光十八年進士，左宗棠是道光十二年舉人，彭玉麟是附生，胡林翼是道光十六年進士。名將李鴻章，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江忠源，道光十七年舉人。湘鄉人羅澤南，諸生，講學鄉里，他的學生李續賓也是諸生，李續宜系文童，王鑫諸生，許多弟子都跟隨老師出征；所謂“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兵，暮歸講學”。[49]這是羅澤南師生提兵破賊的特點，也大致可以概括儒將治軍的特色。語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雖不一定是所有儒將能夠做得到的，但曾國藩提出的將才四大端，則基本上都能具備；特別是“知人善用”，“善覘敵情”，可以説是儒將的長處。曾國藩還因知識豐厚，往往善於總結吸取歷史經驗教訓，能講求輿地，相度山川脈絡，審慎行軍；斷言兵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剖析微茫”[50]；又能從大局出發，顧瞻戰爭全局，如同治《湘鄉縣誌》所説：“其治軍，則不分畛域，湘、鄂、江、皖、蘇、浙諸軍，聯為一氣，而糧台之軍火餉糈，以時分應他軍，接濟鄰省”[51]。這正是曾氏之所以為各地各軍將士擁戴，湘軍迅疾凝聚擴大，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
然而，曾氏及湘軍不僅有優秀傳統，如前所述，也有重要的不良方面，對當世和後代都有突出的影響。
統領湘軍的儒生，曾國藩以下諸人，都是傳統的知識分子，飽受“四書”“五經”的薰陶，“三綱五常”那一套牢不可破。他們無論領軍打仗，治理民眾，或提倡洋務，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鞏固清王朝的統治。所謂“鹹同中興”的短暫光焰，其實正敲響了滿清王朝統治崩潰的喪鐘。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任何人也阻擋不住民主共和取代帝王專制的歷史潮流。
曾國潘標榜“不要錢，不怕死”[52]，他也曾嚴懲貪官，這些自然很好；他自己大致也做得不錯。但到後期，湘軍中腐敗現象卻也逐漸滋生髮展，甚或相當嚴重。打破天京以後，曾經搶掠數日。洪秀全的天國金庫，原來傳説金銀多多，後來竟無有下落，不僅朝廷懷疑，國人也不無疑問。留下一個大謎團。有些人諷稱曾國荃為“老饕”；而湘鄉後來流傳俗諺雲，“打開南京發洋財”，大概都是這謎團中的事例。
湘軍最大的負面傳統影響，主要還是開啟了地方武裝勢力割據的源頭。曾國藩為首的湘軍之外，當時還有李鴻章為首的淮軍；湘軍也兼及楚軍，《清史稿》及一般人都以為是左宗棠為首；還有鮑超建川軍，朱洪章的黔軍，胡林翼的鄂軍以及沈葆楨的閩軍；等等多種説法。到了民國，更是各種軍閥割據：奉系，直系，皖系，川軍，黔軍，滇軍，桂系等等，指不勝屈。軍閥橫行，魚肉百姓，國家不能統一，且往往被外國帝國主義窺伺侵凌。故中國革命進程中，曾突出“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口號和實際運動。到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方才統一政令軍令，後來稱八路軍、新四軍，再後便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再有畛域之分，真正結束了軍閥割據的惡習。我們今後還能去搞什麼川軍、湘軍，再去提什麼桂系、皖系，倒退到地方割據的思路上去嗎？
四、研究儒將曾國藩需有一定的知識準備
曾國藩一生讀書甚多，經史百家，涉獵廣泛；後來軍旅生涯，仍堅持每日讀書數十頁，很少間斷。應該説他的知識相當廣博，而且豐富；生活閲歷也十分充裕而多經驗。但大半生戎馬倥傯，學問成就不突出，不足名家。而要研究他，卻需有多方面的知識，否則容易出偏差。湘鄉出版的《曾國藩與湘軍文化研究》2012年第一期所刊曾氏手書日記若干篇的文字移譯，便有不少的紕漏，大多由於知識準備不足。我並未全部接觸過曾氏手書日記，更不用説研究，僅就上述若干篇按刊發順序説點個人意見。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八年級日]温《詩經》《鼓鍾》《楚茨》。三者不能並列。前面是總書記名；後者是《詩經》中的兩篇。可於《詩經》後用冒號，或不用標點。 “倫仙”，應是“崙仙”。《漢書》後可用冒號或不加標點。馬官傳，應為《馬宮傳》；為《漢書》中三人合傳的末篇，先天讀完了前兩人傳，接着又讀下一篇三人合傳，這是曾國藩讀經史的特點，一篇接一篇點讀，基本上不間斷，很值得後人學習。可勝“概”哉，應為“慨”。“初虞日”，應是“初度日”，出自《離騒》，後即指稱生日。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大人“壽履”反菲，應是“壽辰”，係指本月初九日，父親“大人壽辰”，“酒食太菲”。自己生日反而“酒食較豐”，故覺得“顛倒錯謬”。下面“應酮”，系“應酬”之誤。“天頭”以下數語，是國藩的前輩好友，倭仁字艮峯的批語，整句應加括號。他的日記寫好後，請師友傳看，並求批評指教。艮峯看過後加批語，“自壽詩”是否改為自警詩或自勉詩，如何？故斷句應為：“壽字，易警、勉等字，如何？”“次於自壽詩韻”，“於”應為“予”，《正韻》與“餘”同，即“我”。次韻，亦稱步韻，即根據我的自壽詩的韻及用韻的次序來作和詩。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夜月如畫”，似應為“夜月如晝”。繁體畫與晝兩字易混。用晝可與夜對照，因夜月如晝光明，可以清楚觀覽南山雪景、渭水寒流諸美景。“伺”以過此，當是“何”以過此。
[咸豐八年十月十一日]書籍字“面”，是書籍字“畫”。“樹立於孫”是“樹立子孫”。這反映曾國藩不積家財遺留子孫，而要讓子孫自立的思想。
[咸豐十年十月十一日]“鬯談”誤為“久談”。鬯談與久談二者在曾的日記中均多次使用，卻有區別。顏師古注《漢書》，謂鬯同暢。久談只表談話的時間長久；而鬯談則可能表談話的對象相悦，談話的內容投機，含感情色彩。兩者一般不應混同。
[咸豐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因國割未滿百日”，“國割”系“國制”之誤。咸豐帝（文宗）於本年七月十七日（癸卯）崩，朝廷規定百日喪制禮，全國遵行，不得娛樂宴請等。因百日喪制未滿，故曾的生日也“謝絕請客”。旋改水陸各軍克復“無力”運漕等處摺一件，“無力”系“無為”之誤，地名。又“隋”心泉“樸”安慶府摺一件，系“陳”“補”之誤，手書繁體“補”。本日所改另二片，合計四件，並皆見於《全集·奏稿三》整理本此日均不誤。
[同治元年十月十日]《爾雅義奠》，是《爾雅義疏》，書名，為我國古代解釋詞義名物的專書，後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各家註疏頗多，而以清代郝懿行（字恂九，號蘭皋）的《爾雅義疏》較為詳審。寫祭帳四幅，“帳”系“幛”之誤。幛，在較長寬的整幅綢布上題字或詞句，用作慶賀或悼唁用。帳則是蚊帳或帳(賬)冊，《全集·日記》整理本亦錯。
後面幾日日記文字移譯，大多不誤，只有幾處衍字、漏字及標點不甚妥當處，不贅述。
以上若干篇的紕繆，或者出於對經史不太熟悉，或者由於社會風俗禮制知識缺欠；或由於國小（文字音韻訓詁）知識未備，或對古代各種書畫文體瞭解不多，等等。除有些純粹由於粗心所致外，大多是知識準備不足。這些缺憾對於研究作為著名儒將的曾國藩，應該是有妨礙的。補救的辦法，看來還得向曾國藩學習，勤字當頭，“總以發憤讀書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53]，“讀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騖”，此之謂“專學訣”；又説“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54]自然，還得在實踐中學習，充實閲歷，豐富社會知識，熟悉風俗習尚等等。説得如此頭頭是道，在下做得怎麼樣呢？實未能至，心嚮往之，願與諸君共勉。
註釋：
[1]《曾國藩全集·詩文》，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232頁。以下凡引是書，均簡稱《詩文》、《家書》、《日記》、《信札》、《奏稿》等。
[2]《書學案小識後》，見《詩文》，第166頁。
[3]《家書》，第292頁。
[4]《家書》，第87頁。
[5]《奏稿》三，第1603頁。
[6]《奏稿》三，第1603頁。
[7]《奏稿》十二，第7191頁。
[8]《奏稿》十二，7331—7335頁。
[9]《書學案小識後》，見《詩文》，第165頁。
[10]參見《聖哲畫像記》，《詩文》，第247-252頁。
[11]《送唐先生南歸序》，《詩文》，第167頁。
[12]《書學案小識後》，《詩文》，第166頁。
[13]《詩文》，第249頁。
[14]《家書》，第39頁。
[15]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14—316頁。
[16]《漢書·董仲舒傳》。
[17]《家書》，第62頁。
[18]《詩文》，第233頁。
[19]《家書》，第673頁。
[20]《送唐先生南歸序》，《詩文》，第167頁。
[21]李大釗：《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載1917年2月4日《甲寅》，後收入《李大釗全集》。
[22]胡適：《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載《獨立評論》第117號，後收入《湖適論學近著》第一集。
[23]《家書》，第540頁。
[24]《家書》，第548—549頁。
[25]《日記》，第699頁—670頁。
[26]《家書》，第814頁。
[27]《詩文》，第437頁。
[28]《詩文》，第456頁。
[29]《日記》，第632頁。
[30]《詩文》，第466頁。
[31]《詩文》，第429—432頁。
[32]《家書》，第868—869頁。
[33]《家書》，第352頁。
[34]《家書》，第559頁。
[35]《日記》，第740頁。
[36]《詩文》，第393頁。
[37]《家書》，第183頁。
[38]《日記》，第391頁。
[39]《奏稿》二，第1247頁。
[40]《奏稿》九，第5506—5507頁。
[41]《日記》，第421頁。
[42]《家書》，第814頁。
[43]《家書》，第808頁。
[44]《奏稿》二，第1188—1189頁。
[45]《家書》，第1061頁。
[46]《奏稿》二，第1181—1182頁。
[47]《家書》，第585頁。
[48]《奏稿》九，第5799—5800頁。
[49]《詩文》，第307頁。
[50]《家書》，第723頁。
[51]《湘鄉縣誌》（同治本）人物誌·名宦篇。
[52]《家書》，第388頁。
[53]《家書》，第11頁。
[54]《家書》，第55頁。
摘要：他，極力主張興辦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近代化的發展；他，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幾個重要的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他，堅決反對左宗棠收復新疆，差使中國失去了西北的大面積領土……他，就是功過是非集於一身，在近代史上被縱説紛紜、評判好壞不一的清廷官員——李鴻章。我幵非為其正名，亦無意恣意誹謗，只是根據辯證唯物觀點，站在儘量公正的立場分析他對於中國近代史不可磨滅的影響，或好或壞。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 李鴻章
晚清重臣李鴻章，他少年科舉，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興辦洋務運動，簽訂了多個不平等條約，最後哀榮。從他步入仕途之始，“四十年來，中國之大事，無不與李鴻章有關係。”對這樣一個複雜人物的評價，在他蓋棺後的100多年來“論猶未定”。有説其有誤國、賣國之罪的，一説他有愛國進取之心，是非功過留待後人評論不過是過世亐煙罷，我也只是僅僅根據其人其事對近代史的影響談些個人看法，畢竟在近代史上他的名字將永遠鐫刻不滅，一味頌揚或者盲目貶斥都暫且放開一旁吧。
根據歷史先後順序，我揀選了一些重要事件，且發表我的一愚之見。
一、“壯年戎馬”
壯年李鴻章，是考取功名之後，投筆從戎的。那時的他，初出茅廬，被曾國藩賞識。他曾奉曾國藩之命整頓團練，招募新兵編練淮軍。1864年，率部攻兊常州，再攻佔太平天國首府南京。1865年，署兩江總督。旋調集淮軍6萬人赴河南鎮壓捻軍，接替曾國藩為“剿捻欽差大臣”。可以説他是戎馬十年了。
1、鎮壓太平天國運動
被後世史家和百姓罵成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其實這不僅對李是不公平的，對太平天國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太”抬舉”它了！
事實上，太平天國自從定都南京之後，就失去了原先的代表農民階級的農民軍的實質，內訌四起，驕傲自滿，封建地主階級的腐朽思想愈來愈多的侵蝕到革命隊伍內部。大興土木建築王宮，養尊處優生活奢靡。這就證明了太平天國在本質上與清庭沒什麼差別。再則，當時的李鴻章幵非鎮壓太平天國的主角，作為才出道的書面小生，他僅僅是個配角罷了。由此觀之，李鴻章之於太平天國運動，不過只是歷史一一對應的關係，根據歷史發展觀來講，作為農民政權本身具有侷限性的太平天國始終都會走向末路，而李鴻章便成為了恰好使其末路的人而已。除此，別無其他。
2、編練淮軍
在鎮壓太平天國期間，李鴻章深切體會了“洋槍洋炮”的威力，他精選優秀軍官擔仸不同職務，仸用其能，幵以西式武器裝備部隊，堅持新法訓練，以改進淮軍的戰鬥力。有了這樣一支軍隊，李在與太平軍的交手中連戰連勝，不僅保住了上海，而且鉗制住了太平軍的許多精鋭之師，對清庭最終戰勝太平軍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同時，第一支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化軍隊就在李到了上海之後建立起來。他意識到了這個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競爭者所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術方面都已大大超越中國。所以，在軍事上，他開始採用西化管理幵裝備了西式器械，對於中國軍事近代化有着重要意義。中國軍事近代化從此開始了。
二、“中年封疆”
封疆大吏李鴻章，當時已是權傾三朝。彼時，俄國佔據着伊犁，英國也虎覓眈眈，意圖瓜分西北。
160萬平方公里的新疆，在大清地圖上形如虛設，新疆從大清的“實際版圖”上已經消失。他卻向慈禧奏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煙稀少。乾隆年間平定新疆，傾全國之力，徒然收數千裏曠地，增加千百萬開支，實在得不償失。依臣看，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為好。”他用“海防”重於“塞防”的理由來搪塞收復新疆之舉，幵聽之仸之，只求不傷元氣，這是他對祖國河山的冷漠。儘管在左宗棠的堅持下終在一年後全境收復新疆，但李鴻章在這件事上渲染的敗筆，差使中國如喪失外蒙古一般喪失新疆，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三、“晚年洋務”
確實，李鴻章是他所處的時代的一個關鍵性人物。清王朝末世衰危、內憂外患，在同外國的交往過程中，他深刻認識到“師夷長技”的重要性。因此，他“師夷長技”，以清醒的頭腦和勇於探索、實踐的精神，求取中國的“富”和“強”。洋務運動後期，作為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領導和興辦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批軍事工業、民用企業；創辦了實力強大的中國近代海軍；派遣了留學生，培養人才。所有這些，都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幵使落後的中國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他的軍事、教育、經濟、外交等思想對中國的近代史產生深遠的影響，其影響直至今天仍留烙印。這些都説明，李鴻章促進了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近代化。
然則李鴻章主張的“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規制器之器”始終沒觸及更深層次的制度問題，對於上層建築他有着深深的信仰，徹底貫徹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所以就算對於各方面近代化工作李鴻章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但作為近代史上的重要歷史人物，他卻忘記了進一步推動事物的發展，從這一點來看，他對歷史的影響就是反向性的了。所以，最後，洋務運動失敗了，失敗於他對於封建勢力的忠誠上，失敗於他永不會觸犯的封建制度上。
縱有對中國近代化諸多方面的推動，最後，洋務運動都不得不止步於無法觸及制度的軟肋上，也便是功虧一簣了。
四、簽訂不平等條約
李鴻章的一生，多次代表清廷辦理對外交涉，簽訂了中英《煙台條約》、《中法新法》、《馬關條約》、《中俄密約》及《辛丑條約》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晚年李鴻章，已入值中樞，主持外交，活躍在晚清政壇。他認為，“外須和戎，內須自強”，在與外國交涉中，他負責具體的談判、具體的簽字、具體辦理了很多的條約。作為封建制度的忠誠衞士，從維護統治階級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發，其所思所為無不打上時代的和階級的烙印。為了爭取和局，在交涉時他又失卻了堅守，多有妥協。
1、《中法新法》
由於李鴻章一向堅持爭取和局的外交思想，幵對時局的清醒認識，就其和局思想本身來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積極性，但他的這一思想客觀上卻存在很大的侷限，幵直接導致了中法戰爭中國的不敗而敗。要知道，當時中國的國勢幵不比日本弱。曾有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説：“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可見就歷史的環境而言，對中國的自強是相當有利的。
就中法戰爭失敗，簽訂《中法新法》來説，李鴻章耽誤了中國發展的前程。不敢説歷史就此改變，但他對近代史的負影響從這裏已經顯現出來。
2、《馬關條約》
甲午中日戰爭是日本敀意挑起的侵略戰，而清政府對於日本肆意的挑釁卻無心抗戰，一再求和，最後派身為直隸總督的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前往日本馬關，與日本全權代表、大臣伊藤単文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議和。此時的李鴻章，仍舊是按照他一貫的主張爭取和局，直接導致了甲午戰爭的失敗。
和？不和？這是一個問題，它決定了中國會不會籤條約，當然，他是要求和了，整個腐敗的清王朝都是要求和了。從這一點來看，順應時局順應大流的李鴻章追隨清王朝就註定敗局。然而後人罵他賣國賊，我卻不敢苟同了。要説啊，我們的李鴻章同志作為封建制度的忠誠衞士，一心維護統治階級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打死也是不會賣國的。畢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是不允許他這樣做的。在談判過程中，日方條件苛刻，他努力乞求降低條件，最後在日本的威逼與清廷的妥協下，李鴻章簽下了歷史上最刻毒的《馬關條約》。
悲乎，李鴻章！註定的歷史棋子。
小結
縱橫馳騁晚清政壇半個多世紀的李鴻章，被梁啟超評價“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他在仕途幾十年間涉及了晚清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促進近代化的事蹟顯示了他創新的血液，執意中國苟且於侵略者手中是他階級本質的表現，而封疆時期反對收復新疆的過激則是他不可逃脱的罪責。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李鴻章創新過，李鴻章妥協過，他是中國過渡時代的過渡人物，他的特徵存在於中國歷史過渡的特徵。作為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國近代化的開路先鋒，也因對外來侵略者的妥協退讓而使中國喪失主權和領土。
綜述，李鴻章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正負都是有的，而這些，誰也不能稱出個孰輕孰重。只是，功過焉能相抵，遭遇是是非非的老人，他不過是被歷史玩弄於鼓掌間的棋子罷了。
我們所認識的蔣介石，很大情況下由於中學歷史書的原因，因此所瞭解的對其事蹟幾乎都是在在北伐、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而事實上，作為一個國民黨的領導人，他的事蹟當然遠遠不止這麼少。
百度百科中對他的簡介是這樣的：
“蔣介石(01887.10.31—1975.4.5)，是近代中國著名政治人物及軍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祖籍江蘇宜興，生於浙江奉化，逝世於台北士林官邸。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特級上將、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總統等職。
蔣中正受孫中山賞識而崛起於民國政壇，在孫去世後長期領導中國國民黨達半世紀；其於國民政府時代一直居於軍政核心，領導中國渡過對日抗戰與二次大戰，行憲後又連續擔任第一至五任中華民國總統長達27年，但其政治手腕與獨裁統治亦遭受批評。其從政生涯橫跨北伐、訓政、國共內戰、對日抗戰、行憲、民國政府退守台灣及東西方冷戰，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作為一個具有這麼多身份的的人物，其出身卻是卑微的甚至是低下的，他母親是二婚，當過尼姑，而他爸爸是鹽商，在過去也不是什麼光彩職業。至此，這對一個小孩來説就從小蒙上了陰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從而在成長中慢慢地演變成我們所認識的殘暴，孤僻，專橫，狹隘，多疑，極端的性格。
曾有過這樣記錄他的一些兒時的事情：
“蔣從小頑劣，據記載，奉化有舊曆新正參拜宗祠後分芝麻糖的習俗，但蔣介石小時候不肯按次序領糖，要搶先。經別人阻止後，竟倒地弄得滿身污泥，然後往人羣中亂鑽，別人只好讓他先領。又據蔣介石同學蔣周蘭的女兒玉英説，蔣介石在私塾讀書，不守規矩，遭塾師打手心，但還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滾哭鬧。他哥哥因為同他不是一個媽媽生的，對他媽媽非常不孝。據他養子蔣緯國晚年説，蔣在四五歲時，曾經誤將取暖用的『夾爐』當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陰囊都受到了嚴重的灼傷，後來為了止痛在其陰囊上塗沫了豬油，因為狗的咬傷，喪失了生育的能力。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蔣的心靈，給遭受創傷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鹽。
蔣不斷遭受着來自家庭內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讓他變得暴躁，多疑。據他養子蔣緯國晚年説，蔣懷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頭髮，將毛從二樓拖到樓下， 毛向他跪下，請求不要將自己趕離家門，他還又踢又罵。他的小老婆姚冶誠好賭，他天天同姚吵架，氣不過就經常在日記裏咒姚為何不死。對於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別討厭， 經常懷疑他居心不良，罵他跋扈，少年得志；罵姨夫孔祥熙是頭豬，罵外甥孫科是阿斗。” 有這樣一句話：“三歲定八十。”雖然某種程度上這樣説是猛烈了點，可是從小所顯示出的，就是一種極為極端的性格。
至此，不得不想起在近代的近幾次戰爭乃至最後撤至台灣的一系列事件，都很大程度上表現出他的這種性格。
對於外敵勢力對中國的侵略，他作為一個政黨的領導人，即使面對着內戰的擔憂，卻能先以國家的完整為先，對維護國家完整説到做到。抗日戰爭時期，帶領全國軍民最後戰勝了日本侵略者，是個偉大的人物。而這方面早在蔣介石留學日本，勇於駁斥日本教官對中國的蔑視時就已經體現了出來。所以，雖然有“西安事變”這一事情的發生，而且最終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標誌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但對於一個自小就不孝而且狹隘和極端的人來説，先答應後倒戈也是未嘗不可的，但事實上這場戰爭正是因為他給與共軍的重大戰力，才得以抵抗日本侵略者。
他先後指揮了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重大戰役。廣大愛國將士奮勇殺敵，至1938年10月，使日軍傷亡45萬餘人，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妄圖速戰速決、迅速戰略計劃。
1938年，蔣介石為阻止日軍炸開黃河花園口，淹死百姓89萬人。武漢保衞戰結束後，抗日戰爭由戰略防禦階段轉入戰略相持階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積極開展外交活動，與美、英同盟，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得到了美國的物資和財政援助。他派中國遠征軍去緬甸，與英美聯軍聯合作戰，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為了聯合中國共同抗擊日本，許諾廢除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在華特權，簽訂了中美、中英“新約”。1943年11月，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會談對日聯合作戰方略及戰後和平條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蘇聯會談，8月兩國外長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有關協定。
蔣介石就是這樣一個愛憎分明而又對敵人毫不留情的人，卻只限於對國家的“大愛”而非顧及全部人或者大多數人的“泛愛”，充分顯示了他的殘酷與專橫，因此在內戰結束，國共第二次合作並抵禦了侵略之後，他的國家“大愛”轉移成個人的對國家的獲得和領導的貪婪。
於是新一輪的對共產黨的圍剿又開動了。
因為這才是他的最終目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一面派出軍隊搶佔勝利果實，大量收編偽軍；而且“無罪”釋放了末任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將其留在收入部隊，直至國民黨戰敗。一面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重慶進行會談，簽訂了《會談紀要》。但他隨即指揮八十萬軍隊進攻解放區，對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達成的各項決議拒不履行，頑固堅持“軍令政令統一”的獨裁專政。他悍然於1946年6月全面發動內戰，妄圖在三至六個月內消滅共產黨和人民武裝。在遭到人民解放軍的堅決還擊後，次年3月被迫改為對陝北和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在屢遭失敗後，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最後蔣介石被迫下令收縮防線，實行重點防禦。
1946年11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制訂了憲法，宣稱要“實施憲政”，“還政於民”，“改組政府”，實際上仍是以他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獨裁專政。經過1948年春行憲國大的選舉，他任總統，並攫有不受憲法限制的“緊急處置的權力”，使他的獨裁統治披上了合法外衣。
1949年1月，蔣發表元旦聲明建議和平談判，但提出了保存“憲法”、“法統”和軍隊的條件，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批駁。
1月21日蔣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後操縱黨政軍大權，破壞和平談判。
1949年12月，蔣介石撤至台灣，收集殘部，負隅孤島。
1950年3月，他“復職”重任“總統”，此後一再連任四屆，並連續當選國民黨總裁。”
至此，蔣介石終於失去了對佔有大陸的所有力量。，因為此行再也難以歸去，可是作為愛國者的他的確始終不承認“兩個中國”，當時，台灣人心浮動，美國讓台灣獨立，他説：“誰要台獨，我要誰腦袋！”這種説法是無可置疑的，但是這種極端的愛國情緒始終是畸形的，為了成功不擇手段最終落得敗走台灣的收場，誰人都知道，他的心依然對中國帶着貪婪，正如他“不可動搖的國家決心”和“光復大陸”的説法一樣，正是那些殘暴，孤僻，專橫，狹隘，多疑，極端的性格成就了他，也在他心中紮了根，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一方面想要統一，卻又要是由一個獨裁者上場主導。今天，獨裁者在世界上越來越不受待見，人民期待的是那個自由而非獨裁的統治，所以美國《時代週刊》發表的則訃文略帶譏諷：“蔣介石在這個時候死去是再適合不過了，對他而言，而他則是這個運動的第一個犧牲品。”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他的確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只是歷史的路註定有人走的是一條荊棘滿途但最終卻因為方向從一開始就錯誤而無法達到理想的終點。
《簡述李大釗思想之轉變》
摘 要：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是最早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李大釗早期思想是啟蒙思想，是要以西方近代自由民主的政治學説作為武器，批判封建專制及封建文化，破除封建偶像、聖人、王者、英雄之權威，樹之自我權威，通過喚起國民之自覺心以改造國民性。1918年後，李大釗的思想轉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視其為新世紀的新潮流，他引導了新文化運動由思想改造到社會改造的方向性轉變，選擇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作為拯救中國的主要思想，選擇了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並論述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關鍵詞：李大釗 馬克思主義 轉變 思想
李大釗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十分曲折複雜的過程。李大釗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可以劃分為三段：一、“萌芽時期”，初步接觸幸德秋水及其他社會主義思想，以“平其不平”為思想認識基礎。二、日本留學時期，接受了日本早期社會黨領導人安部磯雄的影響。由於安部是____社會主義者，他主張“以人類愛為中心，使宗教與社會主義在我心中渾然融為一體。”[1]，所以安部的社會主義思想，實際上使李大釗早期接受的托爾斯泰人道主義影響，更加深化。三、俄國十月革命時期，由於李大釗一直關注着社會主義反戰和民主主義運動的興起，並且連續發表了系列文章，進行探討研究，從而使自己的社會主義思想，逐漸發生質的變化。對科學社會主義，有了進一步瞭解。這就為十月革命後，堅決迅速地轉向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2]
一、李大釗思想--萌芽時期
1907年，李大釗報考了當時著名的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揭開了他人生新的一頁。當時的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雖然是清政府為挽救覆滅命運，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推行“新政”所設立的一所大專學校，但畢竟是一所培養法律、政治等專門人才的近代新式學堂。李大釗在這裏開始接觸西方各種學説和思想，開始為“振奮國羣”而“急思深研政理，求挽救民族”。
李大釗的民族主義思想藴蓄已久，留學日本後親眼目睹兩國之間的巨大反差，更是讓李大釗感覺失落傷心不已，在看到日本將歷次侵華所得“虜奪之物，莫不標名志由，誇為國榮”後他悲憤莫名：“蓋是館者，人以紀其功，我以銘其恥；人以壯其氣，我以痛其心。惟有揹人咽淚，面壁吞聲而已。”[3]
李大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表示了切齒的痛恨，對於自己的民族、祖國則表現了無比的熱愛，為了保衞民族、國家的獨立和尊嚴，李大釗不惜“出其丹心碧血”，“願為國死”。但這兩篇檄文都只是把矛頭對準了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袁世凱所代表的北洋政府。他對於救國的責任，分別從國民和政府兩個方面進行了論述，認為國民“應以鋭敏之眼光，沉毅之實力，策政府之後，以為之盾。決勿許外敵以虛喝之聲，愚弄之策，誘迫我政府，以詢其請。蓋政府於茲國家存亡之大計，實無權以命我國民屈順於敵。此事既已認定，則當更進而督勵我政府，稗秉國民之公意，為最後之決行，縱有若何之犧牲，皆我國民承擔之。”[4]以這兩篇文章為標誌，比較突出地反映了李大釗早期民族主義思想的突出特點，那就是反抗外國侵略高於反對國內封建勢力，更加強調民族國家主義，強調國家至上。
二、李大釗思想--發展時期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的指導思想本質上是激進民主主義。激進民主主義有三個突出特點：一、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封建歷史傳統持全面批判態度，這種態度集中表現為對孔孟儒家學説的政治價值觀的徹底否定。二、主張以文化作為革新社會的主要手段。認為政治革命的方法並不能解決中國的民主化問題，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但它並未給中國帶來民主、自由和幸福，根本原因在於制度是新的，而民眾觀念是舊的。三、主張引進西方文化精神來改鑄中國羣眾的精神狀態。激進民主主義思想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説、進化論等作為理論工具和政治動力，來動搖封建思想的正統地位，擊破封建復辟勢力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反撲，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
李大釗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在新文化運動的前期，其思想深受激進民主主義的影響。五四新文化運動固然與西方文化思想的傳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密切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國內民主主義和封建主義矛盾鬥爭的產物，是和辛亥革命失敗以及袁世凱復闢帝制的國內局勢密不可分的。“接受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彌補這次革命的不足，建立理想的共和制度，徹底反對袁世凱及其所代表的封建主義，徹底剷除在中國產生新的袁世凱的條件，是這場運動的最主要任務。”[5]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倡導人之一的李大釗，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重新思考中國的出路和前途問題，他的民族主義思想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從之前的擁袁到反袁，他開始激烈抨擊北洋軍閥的專制統治，強調改造國民性、通過中'華民族的更新再造，來反對封建專制、抵制帝國主義的侵略。
袁世凱刺殺宋教仁，解散國會，復辟帝制這一系列醜惡行徑徹底改變了李大釗對北洋軍閥政府的幻想，認識到要救中國非推翻封建專制，打倒軍閥，反對帝國主義不可，為此，李大釗發表《民彝與政治》這篇長達兩萬多字的戰鬥檄文，提出了“民彝”的政治理想，只有如此，才能“我不負此中國，中國即不負此河山”，中國的前途“於此實利賴之”。
三、李大釗思想--成熟時期
中國自從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國門以來，民族危機日益嚴峻，先進的中國人先後用資產階級改良主一義、民主革命等手段尋找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但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阻撓，都沒有擺脱被奴役、被壓迫的命運，而且國家狀況日趨糜爛。正在這個時候，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猶如一聲春雷，驚醒了迷茫中的先進的中國人：中國人民沒有別的出路，只有採取更加堅決、更加徹底的革命方法，徹底清除前進的障礙。封建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的特殊國情決定了只能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用“根本解決”的方法去完成振興中華的歷史使命。
李大釗從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入國內開始，便重點關注這場標誌着新時代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從1918年7月開始，先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 BolShevism的勝利》等論文，熱情謳歌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通過不同性質革命和中西文化對比，特別是對十月革命的研究，李大釗對社會主義充滿了必勝的信心。他説：“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於無疆。由今言之，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6]
李大釗的一生主要從事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工作。他把十月革命和中國聯繫在一起，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聯繫在一起，從而提出了中國要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同時他結合了中國半殖民封建社會的特點，提出了最初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雖然由於歷史環境的限制、最初知識分子認識問題的侷限性和過早的犧牲等原因，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還不能完全深刻，但他對社會主義的思考和所形成的理論體系，為後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具有跨時代的歷史意義。
參考文獻：
[1]李大釗在早稻田大學[J]。齊魯學刊， 1987（ 1）。
[2]劉民山。 李大釗與幸德秋水[J]。近代史研究， 1995（ 4）。
[3][4][6]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最新註釋本[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2006.
[5]朱成甲。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5.
內容摘要: 中國的近代史中有這樣的一個女人，她不像武則天那樣直接當權，也不像呂后那樣干涉朝政，她用了一個新的詞，叫“垂簾聽政”。她曾經是咸豐的妃子，從咸豐末年得勢開始，歷經三朝皇帝，倘若計上她臨死時欽點的宣統帝溥儀總共是四代人，她——就是慈禧。對於她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慈禧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是很大的，同時她對愛心覺羅氏的江山其實“孝心可鑑”。自1861年當政，到1908年駕崩，慈禧太后控制中國實際政治近五十年之久，其間處理應對了很多大事：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善後、平定太平天國、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新政改革，等等。在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裏，她是中國的實際掌舵人，她的功與過是與非，都有太多的總結價值。
關鍵詞：慈禧 改革派 政治家 知人善用 鋪張浪費
正 文：
他曾是咸豐的妃子，鼓勵過咸豐進行鴉片戰爭，她相信中國地大物博，是天朝大國。因此在最初的幾十年裏，她不斷進行戰爭，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反對新的技術和觀念，即使一次次失敗也還是堅持。慈禧當權時期，清廷的中央集權以及中國主權面臨來自內部及外國的種種威脅，她從捍衞清帝國權威及其本身權力的立場出發，所作之舉很少成功。自鴉片戰爭以來，來自歐美列強的挑戰，以及鎮壓太平天國等民間反抗勢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鴻章，張之洞等漢族重臣，在地方上開辦洋務運動，是中國發展近代化工業的開始。在洋務自強運動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暫時鎮壓內部反叛勢力，在帝國體制下維繫中國相對穩定的局面，並且建設近代化陸海軍軍備，造就“同治中興”的氣象。
縱觀慈禧的一生，上蒼壓根就沒把她當做女人看待，少年喪父、青年喪夫、中年喪子、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義和團運動、戊戌變法，一系列多如牛毛的戰亂紛爭變革貫穿始終。慈禧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變動的格局，治理國家的難度要遠超歷代的帝王。按這一點來説，武則天也好呂后也罷又或是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都是無法與之比擬的。故我認為，我們應從理性的基礎上客觀評價慈禧。
毫無疑問，她可以稱得上是晚清時期最重要的一名政治家。她對於中國發展在某種角度上來説是起促進作用的。
首先，慈禧還是知人善任的，且不説曾國藩，象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都是為慈禧所重用的，客觀的説，慈禧還是勤政有為的。從她垂簾聽政，就能看得出她的能力可見一斑，切她當權以後，很快撲滅了太平天國，及時調整了統治政策，在她統治的四十八年時間裏，除了革命黨，維新派，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如果她真是桀紂之輩，怎麼可能穩坐四十八年的江山。
其次，慈禧晚期也是改革派。不錯，慈禧確實鎮壓過百日維新，那是因為她長期隱居深宮，對真正的國內形勢並不瞭解，事實上，如果沒有慈禧的默許和支持，光緒皇帝的新政一個月都維持不了，在維新變法的初期，是得到了慈禧的贊同的，當然後來在周圍守舊派的挑唆下，慈禧鎮壓了維新派。兩年後，當八國聯軍打到北京，慈禧被迫西逃的過程中，她終於看到了真正的社會實際情況，她怒斥大臣們説:國家壞到這種地步，你們怎麼忍心騙我母子。回京以後，慈禧立即着手改革，其力度實際上遠遠超過光緒的維新。延續了上千年的六部制度被新式制度所取代，户部改制成為大清銀行，這是中國新式銀行的發端，毅然排除守舊派的阻攔，大興鐵路和開礦，著名的中國人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就是得到慈禧的支持得以開工的，廢除了科舉制度和各種酷刑，開始準備實施君主立憲，派大臣出國考察外國制度等等，只是她死了早了一些，所以沒有徹底完成。
再次，對於政務掌握相當嚴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統治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一直勉力維繫並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權帝國的局面，中國因得免於陷入割據亂局。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襲“承恩公”一虛爵外，並無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對當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歪風，慈禧於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最後，她能體驗民間疾苦，她是從民間選入宮中的秀女，對民間生活有直接的瞭解，這種出身使她不同於自嘉慶之後歷代出身深宮的皇帝，這對她的政治決策作用很大。
當然，她也有不足之處。第一，個人的人格方面，從宮廷鬥爭中奪得政權。1861年，咸豐皇帝駕崩於熱河避暑山莊後，甫成為皇太后的葉赫納拉氏，聯合恭親王奕等皇室近支，發動政變從以皇室遠支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為首，實際以能臣肅順為核心的顧命八大臣集團手中奪得政權，並將其中三位（載垣、端華、肅順）處死。後為建立及維繫其獨裁權力，慈禧皇太后對於政敵之整肅絕少留情，即使對親生兒子同治皇帝，以及繼位皇帝光緒皇帝操縱及管制，亦極為高壓嚴竣。
第二，慈禧皇太后的選擇，一直是以婦人之短見議和與接受恥辱，這在體現其政治之幹練的同時，也多次惡化了近代中國的前途。1885年在對法戰爭中贏得鎮南關大捷，併成功阻止法軍登陸台灣的優勢局面下，卻以主動求和、簽訂令清帝國喪失安南宗主權的中法天津條約來結束戰爭。此外，令中國喪失重大利權的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1901年辛丑條約等之締結，肇因於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戰敗，以及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失敗。慈禧皇太后的執政及決策，於此二事件之發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責任。慈禧皇太后雖然政治上非常幹練，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維繫滿清的對中國的統治。
第三，慈禧個人於早年當政之初尚知節儉與勵精圖治，但後來即日漸奢靡。。
“同治中興”的太平表象下，慈禧皇太后的鋪張浪費，花費巨資重修和擴建圓明園（後為恭親王等大臣所阻）、清漪園（即後來的頤和園）用以慶祝自己的六秩大壽，給包含海軍軍費在內的國家財政帶來無建設性的負擔。甚至在戰敗簽約、割地賠款之後，1895年又大興土木，重新修建自己的陵墓，整個工程長達13年之久，直到她死前才完工；重修的慈禧陵雖成為清代最豪華獨特的皇家陵寢，然而耗資巨大，放在清季國事日非的歷史脈絡下，無形中使晚清已捉襟見肘的財政問題更加惡化，民生凋敝，更突顯出慈禧皇太后重視個人虛榮以及清廷威儀，甚於國家興衰的貴族心態。且對於皇帝及大臣等對其進行討好之作為，慈禧並不加以勸止卻反而多有縱容。
第四，慈禧皇太后對於李鴻章等漢臣的重用，以及對於洋務運動的接受，均乃出於維繫清廷統治的現實需要，而非出於真心支持。因其本身的保守心態及攬權私慾，慈禧皇太后表面上雖讓光緒皇帝於1894年起親政，並容許皇帝及一班主張維新的臣僚在1898年實施變法，實際上對於政局的掌控及干涉卻從未放鬆。終於，帝后兩黨之間的矛盾衝突在一場帝黨方面倉皇籌劃的流產政變中爆發；皇太后大權在握，在守舊派親貴朝臣以及近畿軍權的支持下，順勢從皇帝手中收回政權，實際上等於後黨政變成功。於是，史稱百日維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實驗，尚未及實施，即嘎然中止；嗣後朝政愈趨保守，對於當時中國的近代化革新造成強大的阻力。
總之，既然歷史已經過去，我們就應該正視歷史。古人説：“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因此我們應該從歷史中得到教訓，同樣的道路不要再走一遍。一個人的好與壞，不能單從一個方面去考慮，慈禧既是我們的政治家，但同時亦是導致國家閉關鎖國，落後捱打的罪人。
每一段歷史中，都有其傑出的人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為一名愛國將領，他們都應該被我們這些後世的人牢牢銘記在心中，去敬重去瞻仰去懷念。
劉志丹(1903—1936)，陝西保安縣（今志丹縣）人，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之一。1996年，被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36位軍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劉志丹原名劉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生於陝西省保安縣（今志丹縣）金湯鎮。 “追求真理，救國救民”是劉志丹一生的宿願。他從青少年起，就對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別是五四運動後，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下，崇尚科學民主，反對封建壓迫。他生長在貧瘠落後的陝北，親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悽慘景象，對舊中國的黑暗狀況十分不滿，立志救國救民，決心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不平等的社會。
1922年，他考入榆林中學，在共產黨員魏野疇、李子洲等老師的教育指導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決心“為自己的信仰奮鬥到底”。 1926年初，他按照中共陝西黨組織的決定，投筆從戎，考入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這是他軍事生涯的開始。 組織領導渭（南)華(縣）起義，是劉志丹創建革命軍隊的起點。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陝西省委的決定，同唐澍、謝子長等領導我共產黨控制的國民黨軍新編第三旅，與渭華地區的農民暴動隊伍相結合，正式宣佈起義，公開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幟。1928年冬，他按照中共陝西省委的決定，到達榆林擔任陝北特委軍委書記。
1931年9月，劉志丹把南樑地區的遊擊武裝，連同分散活動在合水、慶陽山區的民間武裝改編為黨所直接領導的南樑游擊隊，親自擔任總指揮。1932年12月，又按照中共臨時中央、陝西省委的決定，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這是陝甘地區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規紅軍，是進行武裝鬥爭、開展土地革命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骨幹力量。但是，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干擾，這支僅組建半年多的弱小紅軍在南下渭華途中遭到失敗。劉志丹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批判“左”傾錯誤，並於1933年11月恢復了紅二十六軍，新組建了第四十二師，使得革命武裝又有了新的發展。
1935年1月，劉志丹按照中共駐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紅二十六軍北上到達陝北安定（今子長）縣，同謝子長（因傷勢嚴重於2月21日逝世）領導的紅二十七軍會合。2月5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在周家嶮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從此，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劉志丹等的統一領導和指揮下，逐步成長壯大為中國工農紅軍的重要力量。劉志丹亦被朱德稱讚為“忠實英勇的紅軍領導”。1936年4月14日，在紅一方面軍東征戰役中，作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紅二十八軍軍長的劉志丹，身先士卒，親臨一線指揮，不幸中彈壯烈犧牲。毛澤東獲悉後十分悲痛。他説：“我到陝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後來，他在一次幹部大會上又語重心長地説：“一個人死了開追悼會，羣眾的反映怎樣，這就是衡量的一個標準，劉志丹同志犧牲後，陝北的老百姓傷心得很，這説明他是真正的羣眾領袖。”這是對劉志丹光輝一生的最好褒獎。
為紀念劉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和陝甘寧邊區政府決定將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並在城北建劉志丹陵園，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題詞石刻。 劉志丹烈士一生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戰，百折不撓，艱苦奮鬥，忠心赤膽，為創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被毛澤東同志譽為“羣眾領袖，民族英雄”。
陝北是中國的革命聖地。黨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裏生活戰鬥過13年，留下了一大批寶貴的革命文物、革命紀念地和豐富的精神財富——陝北革命精神。1993年10月4日，是劉志丹誕辰90週年。習仲勛撰文紀念，文章寫道：“説起來，志丹同志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志丹同志身上學的東西很多，以後我工作很自然就用上了。我今年已80歲了，但想起來，他的教誨還很有用， 好作風是可以代代相傳的。在紀念他90誕辰的時候，不忘他的革命精神，學習他的革命作風，就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劉志丹作為一名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更是有着令人崇敬的革命先烈精神。在革命根據地艱苦的歲月中，依然保持着共產黨人良好的革命品質。他身上有太多好的精神與品質供我們學習與瞻仰，對劉志丹烈士最好的追憶方式便是去懷念去學習他的革命精神革命作風。
《李大釗宗教思想述論》
[摘 要] 李大釗宗教思想是立於唯物主義基石上的，他從物質經濟變動的角度解釋了宗教的產生和發展，並指出善惡根源的不可解是宗教產生的一個原因。對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嚮往使李大釗對____有一定的好感並對基督____有所發揮。在徹底批判宗教的同時李大釗提出了科學的真理觀，以真理取代宗教。因唯物主義貫穿於李大釗宗教思想的始終，使其宗教思想更具有徹底性和革命性。
[關鍵詞] 李大釗 唯物史觀 無神論 非宗教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作為一名激進的先進知識分子和馬克思主義的最早接受者、宣傳者，李大釗在非____運動和非宗教運動中做出了傑出貢獻。研究李大釗的宗教思想不僅有助於深刻認識唯物主義理論在反宗教運動中的重大作用，而且對認識和理解中國共產黨人無神論宗教思想理論體系，樹立科學的真理觀有歷史和現實意義。
一、李大釗的宗教思想以唯物主義為指導
李大釗是最早介紹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之一，唯物主義史觀始終是其宗教思想的理論基礎，這也是李大釗無神論宗教思想最為徹底的根本原因。
第一，李大釗認為宗教是以物質為基礎並隨物質變動而變動的。以唯物主義歷史觀為指導，李大釗認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他指出，“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着變動。”“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1]李大釗指出宗教問題也是如此，“一切宗教沒有不受生產技術進步的左右的，沒有不隨着他變遷的。”“宗教、哲學都是隨着物質變動而變動的。”[2]
第二，宗教生活是經濟生活的反映，宗教必須適應經濟生活。李大釗指出，“精神界現象，完全是人間社會物質經濟情形之反映。認社會生活是整個者，有經濟生活而表現宗教種種生活”，“宗教生活一部分亦由經濟生活發生者也。”由此，李大釗還論及了宗教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以及宗教的前途，他説，“社會主義者反對立在舊的經濟組織所建之宗教。將來新的經濟組織亦許發生新宗教，但此宗教是適用於新的經濟組織。”[3]由此可見，李大釗並沒有武斷指出將來的人類社會定然是無宗教，他從經濟變動角度出發科學地指出了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宗教是允許存在的，但它必須與社會主義經濟相聯繫。社會主義與宗教不是根本對立的，宗教可以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李大釗的這一理論與今天“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宗教政策是相吻合的。
第三，以唯物主義為指導，李大釗還從宗教與道德關係的角度論述了宗教產生的根源。“人類對於自然界或人間現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歸之於神。”這是唯物主義者對宗教起源的一致共識，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宗教的基本觀點，李大釗對宗教起源的論述是其唯物主義無神論立場的集中體現。他指出，“道德這個東西，既是無論如何由人間現實的生活都不能説明，於是就有些人拋了地上的生活、人間的生活，逃入宗教的靈界”，“在人間現實生活以外的地方，求道德的根源，就是説，善心是神特地給人間的，噁心是由人間的肉慾生的，是由物質界生的，是由罪孽生的。本來善惡根源的不可解，就是宗教發生的原因。”[4]從道德與宗教關係的角度論述宗教產生的原因，説明李大釗對宗教的認識並非膚淺，而是有一定深度的。
總之，唯物主義史觀的傳入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批判宗教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這表明中國知識界對宗教的批判達到了新的理論高度，開始逐漸擺脱單純照搬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反教言論的思維模式。與此同時，李大釗以唯物主義為指導對宗教的分析和批判影響了同時代的廣大青年知識分子，並壯大了反宗教的隊伍，推動了“非宗教運動”的發展。
二、李大釗宗教思想的主要內容
宗教的產生與存在總是與社會需要緊密聯繫的。宗教曾對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因此，從唯物主義辯證的觀點出發，堅持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人從未忽視或抹殺過宗教的作用，他們對待各類宗教，均是持批判繼承的態度。李大釗也是如此。
（一）早期對____精神的讚美和發揚。
首先，____作為西方文明的起源，其教義中所含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其“愛人類”的偉大精神吸引着初步接受西方資產階級學説的李大釗。他指出，“立憲國民之儀度，當以自由、博愛、平等為持身接物之信條。此等信條入人既深，則其氣質之慈祥愷悌、中正和平，必能相為感召，以成循禮守法之風習。”[5]這説明李大釗希望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精神來塑造國民修養，改善國民性。這與陳獨秀主張吸收基督____大精神以塑造新國民性格的觀點有一致之處。[6]李大釗還指出，東方宗教處處顯“寂滅之象徵”，而西方宗教“示人以發見新生命、創造新生命之理，其教義以永生在天靈魂不滅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與祈禱，皆足以助人生之奮鬥。”[7]可見李大釗對西方基督____有的創造的、助人奮鬥的精神是肯定的。
其次，李大釗繼承發展了____義中“愛”的思想，主張以“愛”為基礎創立新民國、新生活。他指出，“博愛”、“自由”、“平等”、“犧牲”是“我們創造‘新生活’的基礎，也就是我們建立民國的基礎”， “充博愛的精神，應該愛世界的人類都像愛自己的同胞一般”，“博愛的生活，是無差別的生活”，“是以愛為基礎的生活。”[8]李大釗對基督____dquo;愛”的精神的發揮體現了他為全中國人民，為全人類謀幸福的高度的無產階級覺悟和寬廣胸懷。此外，李大釗還主張建立以博愛為基礎的新文學，“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是以博愛心為基礎的文學，不是以好名心為基礎的文學。”[9]李大釗早期對基督____的讚美與發揮是與其政治思想主張相一致的。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作為激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李大釗的宗教思想受到西方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是必然的。在西潮湧入，全盤西化的時代，對西方文明的讚美與拯救中國文明之弊相聯繫，李大釗對基督____精神的發揮體現了當時激進的知識分子對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期待與嚮往。
（二）對宗教的批判與否定。
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民主大旗，堅持進化論，註定要對宗教迷信展開討論和批判。因此，無論是孔教、佛教、道教，還是後來居上的____，均難逃一劫。接受了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李大釗，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和後來的“非基督____”中自然站到了反對宗教的立場上。他對宗教的批判是徹底的、否定的，對宗教的鬥爭是不妥協的，體現了其唯物主義的堅定立場和盪滌一切宗教迷信的決心。
第一，李大釗認為宗教妨礙社會進步，並將鬥爭矛頭指向一切宗教。在組織非宗教大同盟時，李大釗指出，“我們堅信宗教是妨礙人類進步的東西，把所有的問題都想依賴宗教去解決，那是一種不承認科學文明的態度。”而我們反對宗教的目的，“並不是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單單是反對阻礙人類進步的所有的宗教”，而組織非宗教同盟的原因，“那是因為我們歷來認為宗教對探求真理，亦即對人類進化上是非常有害的東西，為此我們曾利用一切機會來講這個道理。”非宗教大同盟的誕生是針對____而來的，因對基督____判而延伸到了一切阻礙人類進步的宗教，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反對孔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李大釗等人組織的非宗教大同盟及其活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宗教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李大釗認為應重點批判____，並將基督____判資本主義社會聯繫起來，他説，“在現代社會中，基督____發達的，有最多的信徒，最大的勢力，因此應首先反對這個最有勢力因而流毒最廣的基督____rdquo;基督____人安於貧窮的説教，“是要使他們卑躬屈從，而人的本性是絕不甘於忍受貧窮的”，因此，基督____教有違人性。況且，“富人決不會無緣無故來施捨他人的”，其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看看資本主義是從何處發達起來的就可以完全明白了，資本家聽了基督的‘富人進天國比駱駝鑽針眼還難’的説教，就真有捨棄自己錢財的嗎？”[10]由此，基督____教只是讓人們妥協退讓，安於現狀，對社會進步毫無用處。
第三，受非宗教運動的影響，李大釗否認了____與自由、平等、博愛的關係，並對此予以了逐次批判。他認為宗教必信仰神，心靈上必受神的束縛，那麼便“斷無思想自由存在的餘地”，“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宗教影響之下，斷乎不能存在。”而非宗教運動即是申明這個道理。欲“求得真知而確信，非先從脱離宗教的範圍做起不可。”而非宗教者，則是“為擁護人人的思想自由，不是為干涉他人的思想自由。”在論及宗教與平等時，他指出，“宗教的本質就是不平等關係的表現”，而沒有自由平等為基礎的“博愛”，也達不到博愛的目的。[11]李大釗對“自由”、“平等”、“博愛”與宗教關係的否認，受到了當時_運動和非基督____的影響，這與他政治立場的轉變相聯繫。此時的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已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放棄了以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觀念。在緊張的革命鬥爭年代，文化運動應服從於救亡圖存這個主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最早創始人，李大釗的對宗教基本精神的批判儘管有偏激之處，但仍然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主張思想自由，堅信科學真理。為彌補因批判宗教迷信而引發的信仰缺失，李大釗提出了自己的真理觀，號召廣大青年堅信科學，反對宗教迷信。他反對宗教束縛，認為信仰自由，“決不許稍加限制”，因為“信仰一種宗教，乃在求一安心立命之所，出於人類精神上之自然的要求，非可以人為之力施以干涉也。”[12]談到宇宙真理，他指出“餘信宇宙間有唯一無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體，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非傳説之迷信所得而蔽也。”[13]宗教中所含之真理，“偏而不全，駁而不確”，“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傳説乃神祕的迷信的。故吾人與其信孔子，信釋迦，信耶穌，不如信真理。”[14]李大釗堅信真理反對宗教迷信，他指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達於真理”，“一時幻妄之象，虛偽之用，舉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張也。”“而自信者，又人生達於真理之途徑也。”[15]以真理取代宗教信仰，體現了科學主義思潮對李大釗宗教思想的影響，這表明他是科學的堅定信仰者，他的真理觀不僅激勵了同時代的廣大青年知識分子，而且，對於我們今天以科學反對邪教和迷信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三、李大釗宗教思想的特點及評價
首先，李大釗無神論的宗教思想體系中，唯物主義歷史觀貫穿始終。李大釗是最早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與其他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相比，李大釗的宗教思想更鮮明地體現了無產階級對宗教的基本態度。他最早從物質經濟變動的角度解釋宗教的起源與發展，指明瞭宗教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是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動而變動的。他以唯物主義歷史觀為指導對宗教的批判為廣大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樹立了榜樣。李大釗的宗教思想是無產階級宗教思想的典型代表，具有鮮明的階級性。
其次，李大釗在批判宗教迷信時提出了自己科學的真理觀，並主張以真理來代替宗教信仰，這也是獨闢蹊徑與眾不同的。與陳獨秀“以科學代宗教”，“以美術哲學代宗教”，以及蔡元培等人的“以美育代宗教”相比，李大釗的“以真理代宗教”的觀點和思維方式更具革命性和科學性。
最後，李大釗的宗教思想是徹底無神論的宗教思想，他的反教立場始終是堅定不移的。他在早期對____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讚揚和發展並非是從宗教的角度來談及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立場上不自覺流露的。以基督____為主導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本身就帶有基督____印。雖然李大釗早期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嚮往使他對基督____感，但並不影響他的反教決心和堅定立場。○
注 釋：
[1] [2] [3] [4] [8] [9] [10] [11]《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37、139-143、382、135、96-97 、164、555-556、566-567頁。
[5] [7] [12] [13] [14] [15]《李大釗文集》(上)，第332、559、248、261、262、446頁。
[6]參見《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278―2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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