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流轉，一個世紀以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也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無疑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這裏是本站的小編為您帶來的近代史論文1000字範文(推薦【優秀4篇】，如果對您有一些參考與幫助，請分享給最好的朋友。
關鍵詞：胡繩中國近代史唯物史觀學科體系革命性與科學性
1936年5月10日，胡繩發表《<中國近代史>評介》一文時，年僅18歲。一年前，他從北京大學哲學系一年級肄業，回到上海刻苦自學。他已閲讀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著作，初步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上海從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運動，為《讀書生活》等刊物撰稿，參加《新學識》的編輯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嶄露頭角。在這篇文章中，他嘗試以唯物史觀為準繩，來評價最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著——李鼎聲所著《中國近代史》。他指出，“這本書的作者是很正確地把握到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的，而且在他這本書中間是負起了應負的任務的”。在他看來，李著《中國近代史》相對於其他史學著作的優越之處在於：第一，處處顧到中國歷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對於中國近代史中間許多常被誤解或歪曲的重要事變都有很有力的説明。同時，他也毫不客氣地指出這本書的缺點：內容過於簡略，尤其對於“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經濟上的變化”解説得還欠周到；他認為，在解釋歷史事實時，不可“忘了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而且，“國際資本、中華民族資本、封建勢力這幾方面微妙的複雜的關係，是不能只用幾句概念式的話就算表過的”。①重視社會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重視社會階級勢力消長的分析，這些都體現了青年胡繩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內核。
1937年5月5日，抗戰爆發前夕，胡繩發表《“五四”運動論》。他既充分肯定五四運動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確指出，五四時代思想的最大弱點是“只有熱情的口號，只有雜亂的思想介紹，而沒有對於宇宙、社會、人生全面的、一貫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論基礎”。正因為這些弱點始終不曾被克服，“於是在客觀的形勢稍一變動的時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態而出現的戰士便一敗塗地向後退了，而且退得那樣地迅速，那樣地毫不遲疑”。五四運動對羣眾的發動極為有限，“它只喚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覺，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壓迫下掙扎生存的人遺忘了”。胡繩指出，必須“要給民主與科學建立起與歷史的發展過程配合，與當前的救亡運動的實踐配合的堅實的理論基礎”，②這個基礎就是唯物論與辯證法。唯其如此，才能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勢力。撰寫此文時，國共聯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國上下一心，統一於抗日救亡的旗幟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識之士呼籲國民黨實行民主，發動人民羣眾的力量，實行全面抗戰。胡繩通過論述五四運動，吸取歷史經驗教訓，他指出，救亡無疑需要民主和科學，但更為重要的是確立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辯證法的指導地位，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抗日戰爭爆發後，胡繩轉至武漢，於1938年加人中國共產黨。此後，他在武漢、襄樊、重慶等地參與黨的文化領導機構和統一戰線工作。由於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求解放的宏偉革命實踐，他對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戰爭勝利前夕，胡繩在1949年5月4日《進步青年》創刊號發表《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文章指出，五四以前，農民大眾的“血雖然向外國侵略者表明了中國人民是不可輕侮的，但是他們究竟並不能對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積極的貢獻”；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熱情“往往只表現為脱離廣大羣眾的個人主義的搏鬥。他們朦朧地想望着資本主義的中國，實際上卻隨時準備着與帝國主義者和封建勢力的妥協”。五四後，“由於中國工人階級之作為獨立的、領導的政治力量的出現”，由於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出現，中國人民的革命有了確定不移的目標，中國革命呈現了煥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間中國人民所抗議和反對的舊中國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於最大多數的人民大眾意願的新中國也就一定能湧現到地平線上來”。③文章的結論：五四運動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水嶺。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他這樣評價五四運動：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人民的進一步覺醒，巴黎和會外交的失敗，終於引發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使帝國主義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民的團結和行動的力量，的確是一個相當重的砝碼”。“從五四運動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具有徹底地反帝國主義性質的人民愛國運動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展開了。”中國革命成為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就不能不展開新的面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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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繩全書》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頁。
②《胡繩全書》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1頁。
③《胡繩全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頁。
④《胡繩全書》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322頁。
嚴格説來，寫於1939年12月25日的《論鴉片戰爭——中國歷史轉變點的研究》是胡繩的第一篇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學術論文。在這篇文章中，他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通過豐富的史料，展現了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下層民眾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清朝專制統治由興盛而漸趨衰落的歷史圖景，對“在鴉片戰爭中各種社會力量的動態和鴉片戰爭的發生與結果在中國社會中引起了怎樣的階級關係的變化”做了具體、深刻的闡述。鴉片戰爭一方面加速了小農經濟的解體，造成了封建社會的崩潰；另一方面，“在這腐爛的過程中生長出了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過的新的對立階級，新的鬥爭與發展。”在這篇長約兩萬字的文章中，胡繩充分體現了他高屋建瓴的理論思維、遊刃有餘的史料駕馭能力，做出了許多新穎而富有卓識的論述。比如，對於清王朝採取的閉關鎖國政策，前人大多持否定態度。他通過辯證分析指出，“假如在18世紀，中國的鎖國政策，還是出發於封建社會中傳統的自大心理與對任何外來新勢力的畏懼與排斥，那麼到了19世紀初葉這一政策有了積極的自衞意義。”清朝統治者的顢頇愚昧固然應該批判，但絕不能因之而為萬惡的鴉片貿易開脱罪責。胡繩通過雄辯的歷史事實論證了鴉片貿易給英帝國主義帶來的巨大收益，給中國造成的深刻的社會災難，“英國在以大炮轟破中國的大門之前，已經靠着鴉片那種奇怪的商品給予了閉關自守的中國比炮彈更要激烈的打擊了。”①閉關只是清王朝在面對帝國主義入侵時的一種無奈的選擇，如果對帝國主義侵略與擴張的本質認識不清，對英帝國欲打開中國這個海外市場，以挽救日益逼近的工業危機這個鴉片戰爭的內在根源視而不見，而歸咎於閉關鎖國政策，則可以説是倒果為因、顛倒黑白。應該注意到，此文寫作時抗日戰爭已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對日方針由初期的積極抵抗轉向消極妥協。鴉片戰爭中的統治階級依違於和戰之間，對於英國侵略者時而大張撻伐，時而委曲求和，最終使局面不可收拾，這樣的歷史教訓不啻是提供給國民黨當局的前車之鑑。
胡繩關於閉關的觀點在1949年所寫的《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的前奏》一文中有了進一步的發揮。他通過翔實的史料證明，“中國當時所拒絕的並不是什麼和平的國際貿易。如果中國曾經只能聽任西方海盜商人自由行動，那就等不到鴉片戰爭，先來的冒險家們早已會把中國蹂躪成和非洲、澳洲、印度、印度尼西亞一樣了。”胡繩進一步分析，“封建統治者企圖關緊大門，永遠保持封建統治秩序”，②但他們所採用的這種單純防禦的方法，也不能逃脱破產的歷史命運。也有論者指責清廷不知利用國際關係以制英，胡繩認為，“固然當時英美、英法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清廷即使能利用國際關係，而在國內矛盾日趨鋭化的情形下，欲避免自身的危機也是不可能的。在國內執行着一切退步政策的封建統治者是領導不起來一個勝利的全民抗戰的。”③由於有辯證唯物主義作為有力的分析工具，胡繩的這些論述既迭出新意，又有理有據。在這幾篇文章中所採用的分析方法和觀點，對此後中國近代史研究有相當的影響。而且，他洗練流暢、雅俗共賞的行文風格也有助於吸引更多讀者。
1942年，胡繩從香港回到重慶，在《新華日報》編輯部工作。他在工作之餘用大部分精力學習中國歷史，閲讀了許多歷史書籍，並於1944—1945年間，根據學習筆記寫了一本通俗讀物《二千年間》，寄給葉聖陶編輯的《中學生》雜誌發表。④寫作此書時，胡繩只是將它當作自己學習歷史的筆記，並未想借此對現實有所諷喻。但作為一個有強烈歷史責任感與時代使命感的熱血青年，面對使人焦慮的國內政局，“由這些客觀形勢引起的感觸不可能不流露到筆端上來。”⑤這本書結構獨特，從縱的方面寫官僚機構、軍隊、農民革命、上層改革等。在第六節“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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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06、387、390頁。
②《胡繩全書》第2卷，第19、20頁。
③《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01頁。
④據胡繩回憶，1949年前後中學裏沒有歷史教科書，就拿《二千年間》當教科書。參見《筆耕豐歉説當年》，《胡繩全書》第7卷，第165頁。
⑤《第五卷引言》，1996年，《胡繩全書》第5卷，第2頁。
的撼動”中，胡繩對農民戰爭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農民起義雖然“無法違抗失敗的命運”，然而“在這一次接一次的鬥爭中，畢竟是把封建社會推向前去”。尤其對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太平天國，胡繩認為它“一面總結了封建時代的農民戰爭，一面又下啟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鬥爭。”他進一步指出，“只有在現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不會重蹈農民戰爭的歷史覆轍”，但無論如何，中國革命必須發動農民才能獲取成功，“表面上顯得似乎是凝滯不動的廣大農村中，有着無限的力量，一旦撼動起來，就能創造出一切奇蹟。”①對於戊戌變法，胡繩認為不能高估其歷史意義，它不能算改革，而只是改良，是從統治者立場上提出改良政策，“把對於下層人民的剝削方法和統治政策作某些改變，以求達到穩定既存的統治秩序，維持和鞏固統治者地位的目的。”在內憂外患中，為了挽救危局，統治集團中自動提出的改革辦法，最高限度“只是這種改良政策。”而且“縱使是這種改良政策，他們也不敢認真執行”。最後，統治階級只能一切守舊，坐以待斃。尤為可貴的是，胡繩在此時已特別意識到反封建任務的艱鉅性。他強調，“封建專制時代經歷那樣長的期間，積蓄了那樣深厚的傳統，要把它整個埋葬掉，並不是很容易的事。一個人死了，固然並不會有鬼魂，但一個歷史時代死了，它的鬼魂卻還會繼續活着，給新的時代以騷擾破壞的。這‘鬼魂’卻並不是不可捉摸的精靈，而是實際社會中的存在。”②直至今日，我們依然不能不佩服胡繩這些話裏所藴含的真知灼見。
1946年解放戰爭爆發，中華民族面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的抉擇。胡繩先是在上海，1947年3月轉赴香港，直至1948年10月。“這段時間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驚心動魄的變化。革命勝利的形勢排山倒海地到來，使人有應接不暇之感。”③這是胡繩寫作最為豐產的時期，“寫的數量大，當然是面臨着千年不遇的變化，但也和身處香港有關。”④為了讓民眾認清蔣介石獨裁統治的真面目，從而堅定地跟中共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他在這個時期寫了相當多的時政評論。由於國民黨的文化專制日趨嚴酷，“起先大多用現實的政治題目，但這樣的題目的文章漸漸地發表不出來了。於是就試用中國近代史的題材寫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論。”⑤這些文章以史論政，“試圖通過講歷史説服當時許多尚處於觀望狀態的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教育廣大青年吸取歷史教訓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這些“史事評論”文章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知識分子和羣眾的結合》(1946年)、《辛亥革命舊事》(1946、1947年)、《康有為與戊戌維新》(1948年)、《梁啟超及其保皇自由主義》(1948年)、《洪秀全與馮雲山》(1948年)、《馬克思主義與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發展概觀》(1948年)、《太平天國和資本主義外國的關係》(1949年)等。
對於辛亥革命傾覆清王朝的偉績，胡繩認為，不能孤立地歸功於一次次革命者孤注一擲的暗殺行動，一次次規模有限的軍事起義，而更應該看到先進知識分子在羣眾中所作的長期宣傳教育和組織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羣眾基礎，從而爆發出無比的革命偉力。他徵引豐富的史料，雄辯地論證了“知識分子和羣眾結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決定因素”。⑥辛亥革命前羣眾運動並不充分，知識分子在主觀上還沒有真正把自己完全和羣眾打成一片的決心，這就決定了辛亥革命成果是很脆弱的。文章的現實指向性是很強的：觀望中的知識分子，應該以史為鑑，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積極投身到發動和組織羣眾的偉大事業中去。
①《二千年間》，《胡繩全書》第5卷，第90、91頁。
②《二千年間》，《胡繩全書》第5卷，第132、133、134、140頁。
③《香港雜憶》，《胡繩全書》第7卷，第190頁。
④《筆耕豐歉説當年》，《胡繩全書》第7卷，第170頁。
⑤《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序言》，1980年，《胡繩全書》第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頁。
⑥《辛亥繭命前知識分子和羣眾的結合》，《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17頁。
在《康有為與戊戌維新》、《梁啟超及其保皇自由主義》兩文中，胡繩對改良主義進行了深入論述。他認為，戊戌維新不可逃脱失敗的命運。首先，康有為等維新志士只想“從國主、貴臣、縉紳、士大夫中去找求保國的力量”，結果自然不堪反動勢力的一擊。雖然他們在從“上面”碰了釘子後，也曾想到過“下面”的“國民”，但“他們所能想到的國民，總究是脱不出官僚士紳的範圍的”。康有為等對於下層人民革命的極端恐懼，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真正發動廣大民眾起而抗爭。其次，他們“只想通過統治集團來進行漸進的改革，對於既存的統治秩序從來不敢設想基本的變化”。在中國革命力量還未嶄露頭角時，他們是使守舊的專制者震動的改良主義者；但是後來隨着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他們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義的意義，而把反革命的實質極端地表現出來了”。①應該看到，胡繩寫作此文時，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迎來勝利的曙光，在現實政治鬥爭中，改良主義的鬥爭鋒芒並非指向舊勢力，而是指向革命。毋庸諱言，這兩篇文章中，胡繩對於康、樑的改良思想多所苛求，對於康、樑前期的維新思想與活動缺乏必要的肯定，評價偏低，這種趨向在他後來的著述中得到校正。
在《洪秀全和馮雲山》、《太平天國和資本主義外國的關係》兩文中，胡繩敍述了洪秀全等農民領袖對太平天國運動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對洪秀全改造西方的天主教、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勸世良言》僅僅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宣傳品，但洪秀全在其間發現了革命的內容，從某種意義而言並非偶然，“因為在古羅馬社會中，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時候，奴隸大眾正是拿這樣的宗教思想當作他們的鬥爭武器的”。在洪秀全個人身上，“古代歐洲被壓迫人民曾經用來宣泄他們的反抗情緒的宗教思想”，“和中國農民大眾的革命要求結合起來了”，從而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次巨大的人民革命運動的觸媒。宗教信仰的一致，曾經讓洪秀全等一度對帝國主義充滿幻想，力圖以避免衝突的方法爭取到列強的友好態度，但是，“資產階級侵略者，雖然滿口人道博愛，但是他們的實際利益是和中國的代表最腐敗落後的社會勢力的專制統治者緊緊結合在一起的”，②中國革命的人民決不能和外國侵略者站在同一個“上帝”的下面。
①《康有為與戊戌維新》，《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36、433、438、442頁。
②《太平天國和資本主義外國的關係》，《胡繩全書》第2卷，第27、37頁。
《馬克思主義與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發展概觀》是為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週年而作。文章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思想的激烈變化做了系統梳理與論述。西方資本主義的大炮衝破了封建中國的藩籬，也驚醒了“天朝上國”的迷夢，鴉片這種精神麻醉劑反而成了中國農民大眾中革命思想的觸媒。洪秀全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表現出封建壓迫下農民大眾求解放的朦朧希望，但它“給了預約，卻不能實現”。對於洋務運動，胡繩認為不能將其視為近代中華民族的自我覺醒運動的一頁，“因為這實際是封建的官僚統治集團爭取買辦化的一個運動。”洋務思想“是反動的，是在窒息了農民革命後繼續起着阻止歷史進步的作用的”。隨之出現的地主階級中反對派的改良主義思想，則提出了政治改良的要求，他們“確是不自覺地為剛在萌芽的城市工商業者做了代言人”。他們已並不滿足於甲午戰前的改良派卑微的存在狀態，企求取得政權力量來大行其志。戊戌維新是改良主義思想發展的最高點，但它“恰恰表現了改良主義思想的軟弱性”，“戊戌維新的失敗為這種改良主義思想的歷史進步性敲起了喪鐘”。在此以後，中華民族危機空前深重，革命浪潮風起雲湧，改良主義者就“已從官僚統治集團的反對派，變為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對派”，他們的“歷史進步性也就斷絕了”。對於改良主義為革命的前驅，胡繩並未忽視，他指出，正是從改良主義中分化出了革命主義。客觀形勢的發展“推進着人們的思想認識，不能不越出改良主義所劃定的藩籬，而走向革命的水平”。①胡繩在這裏對改良主義的分析充滿了辯證法的思想，同他晚年的論述並無本質的區別。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也認為，正是戊戌維新的失敗，使得“沒有別的事件能比這更有效地證明：通過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辦法來使中國現代化，是絕無希望的”。“從那時起，政治革命就和立憲維新形成兩股齊頭並進的力量了。”②
對於革命派思想的弱點，胡繩並未予以粉飾。他們狹隘的排滿觀念，對帝國主義不切實際的幻想，對革命艱鉅性的盲目樂觀，所謂“畢其功於一役”，實則把最為迫切的反封建問題，反而輕輕放過。這些都反映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貧弱，不可能領導革命取得徹底勝利。辛亥革命後的六七年間，中國思想界混亂無主，資產階級的革命理想日趨暗淡，這些思想曾在一定歷史時期起過進步作用，但“都在急速發展的歷史舞台上被推向後面去了”，時代呼喚新的思想，這種思想“能夠組織起追求進步與解放的羣眾，能夠明確指明中國的前途和如何達到這前途的路徑”。③事實上，只有馬克思主義思想才能擔負起這樣的歷史使命。
這篇文章通過梳理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的演變脈絡，有力地論證了中國人民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發揮了引導民眾的巨大功用。此文寫於解放戰爭即將勝利之際，當時不少屬於中間勢力的人們對於社會主義道路還心存疑慮，這篇文章無疑有助於這些人打消疑慮，認識到只有以馬克思主義武裝的共產黨才能將中國引上一條光明之路，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從而堅定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胡繩於1947年10月寫的兩篇雜文，也帶有以史論政的性質。在《當一個朝代覆滅時》一文中，他由清末史實總結出一條規律：一個專制王朝越到衰微時，就越是巴結、依靠帝國主義主人，以為可以永葆尊榮。歷史事實證明，“結與國之歡心”，而不顧人民的死活，也就預示着這個專制王朝無法逃避覆滅的命運。文章的現實針對性是非常鮮明的，垂死掙扎的蔣家王朝不就是腐朽清王朝的歷史再版嗎？在《中國非袁不可嗎》一文中，更是將人們對袁世凱的衣缽傳人蔣介石的幻想打得粉碎，中國不是“非蔣不可”，而是“非去蔣不可。”這兩篇文章都採用歷史類比的方法，簡單的歷史比附並非一種好的方法，但是我們聯繫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史論政是一種曲折委婉的時評，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對於這些文章在現實中所發揮的巨大的戰鬥作用，無疑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①以上引文詳見《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80—490頁。
②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190頁。
《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經濟的影響》
摘 要：辛亥革命的爆發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對近代中國經濟而言，辛亥革命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了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社會條件，但沒有能帶領中國經濟真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關鍵詞：辛亥革命；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經濟思想；社會基礎
時光流轉，一個世紀以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也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無疑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那麼，就近代中國經濟來説，辛亥革命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一、辛亥革命進一步深化了中國晚清以來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
中國自進入封建專制社會以後，重農抑商和政府主導就成為封建時代經濟思想的主要特徵。重農抑商是農業社會在經濟思想上的突出體現，政府主導則是專制體制的題中之義。1840年中英_戰爭以後，外國侵略者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內憂外患，清政府的統治危機重重。從1840年到1911年，即我們常説的晚清時期，清政府為挽救統治危機開展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例如：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後允許私人設廠、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以後實行的一系列新政。特別是晚清時期的新政，其主要內容有：倡導振興工商業，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民間自主地發展資本主義；制定並頒佈了《商人通例》、《公司律》、《試辦銀行章程》、《籌辦礦物章程》、《鐵路總表》、《獎勵公司章程》等諸多促進工商業發展的經濟法規；對私人業主按照投資額度給予獎勵等，這些措施的實施，使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重農抑商與政府主導的經濟傳統在政策層面逐漸地為振興工商、允許並鼓勵私人自由發展實業的思想所代替，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想開始在中國社會中產生並逐漸發展。不過，專制_的改革始終甩不掉濃厚的政府幹預的色彩。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隨後成立了真正資產階級的政府――南京臨時政府，中國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接下來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中就匯聚成一股強大的進步思潮。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來看，只有大力發展資本主義才能實現中國的獨立自強，而發展資本主義最好的方式便是任民間自營，走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為此，南京臨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政策法令，比如《臨時約法》中就規定了“_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保有財產”、“人民營業自由”等等，從法律和政策層面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了傳統經濟思想的轉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想在中國社會日益成為主流。借鑑當時西方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倡導自由資本主義之路，南京臨時政府亦明確表示政府不直接出面辦實業。資產階級_的非專制性導致對政府幹預傾向的比較徹底的放棄，進而使得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想在中國快速發展。這樣，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環境，在中國封建的自給自足經濟的軌道之外，又並行了一條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軌道。“民族資本主義的春天”就是當時自由經濟思想在社會中的反映。
二、辛亥革命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社會條件和基礎
辛亥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的資產階級們普遍認為_中的民族與民權主義已經實現，之後要謀求的便是實現民生主義。於是，當時全國上下在“振興實業”上一度形成了較高水平的思想認同和比較一致的行為取向，這就為推動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一個較為穩固的社會基礎。辛亥革命的政治影響轉化為經濟發展實際成果的重要途徑之一就在於它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比較積極的社會環境。_在民國創建伊始就主持制訂了一系列獎促工商的法規法令，為發展工商業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更是出台了一系列鼓勵民族經濟發展的政策，如，對私人財產嚴加保護；在中央成立實業部，地方成立實業司，專門負責管理和振興實業；制定銀行條例，鼓勵民間新式金融業的發展；制定並頒佈《商業註冊章程》，允許私人自由申報設廠；之後又陸續頒佈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工商保息法》、《礦業條例》、《審查礦商資格細則》、《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商人通例施行細則》、《農商部獎章規則》等一系列法令：實施帶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色彩的學校教育，推動新思想的傳播，激發人們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意識，這些思想都是包含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主流思想，即有了自由、平等才會有持久的交換，有了持久的交換才會有經濟的繁榮興旺，以上這些對當時民國經濟的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促進效應。毋庸置疑，南京臨時政府發展資本主義的願望是積極的、迫切的，傳統的抑商政策此時在政策層面已經煙消雲散了。
從經濟上看，辛亥革命為20世紀初期的中國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社會生產提供了前提和條件，把貧窮落後的中國引向近代工業化的道路。1912年，_在《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一文中就寫到：“中國處在大規模的工業發展的前夜，商業也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再過五十年我們將有許多上海。”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團體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1912年，_親自發起籌備中華實業銀行，並自任名譽董事長。黃興、宋教仁等在湖南倡辦中華汽船公司和湖南五金礦業股份公司，此外還在全國範圍內發起建設墾植協會和國民銀行。于右任、陳英士等發起建設蒙藏交通公司。各省的中下層革命黨人也多從事實業活動。
辛亥革命後，學校數目和在校學生數量都逐年增長。1912年，學校數量達到87272所，比1910年增加了44576所；學生人數達到290多萬人，比1910年增加了165萬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達到13478人，是1909年人數的三倍，文化教育事業的興盛為中國工商業的發展和實業經濟的進步培養了各類人才，同時也帶動了出版印刷工業的興旺。這樣，在當時社會上就形成了一股象徵時代進步的發展實業的熱潮，或多或少地優化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環境。反過來，這股熱潮滲透於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又進一步深化了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辛亥革命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個“黃金時期”，這集中體現在民國初十年的發展上。1911―1915年，全國各地成立的經濟團體達到107個；清末十餘年所建銀行總共不過17家，而僅1912年一年新建銀行即達14家，此後更是新增不絕；自1914年起中國經濟的各項統計指標均呈現較大幅度的提升。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為中華民族經濟邁出了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第一步。
三、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推動作用帶有很大的侷限性，沒有能帶領中國經濟真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誠然，辛亥革命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積極的環境，使得近代中國經濟獲得了一定發展。可是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局面是相對的，階級侷限性和革命的不徹底性終究致使辛亥革命對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推動作用是有很大限制的，中國經濟沒有能在辛亥革命之後真正走上資本主義發展之路。
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根深蒂固，到1840年以後，帝國主義加強了對中國市場的掠奪和投資侵略，其在工礦企業的投資遠遠大於中華民族工業的力量。中國封建_則在客觀形勢的迫使下逐漸放鬆了對民族企業的束縛，然而一旦有利可圖，他們便會對商辦企業進行種種形式的勒索。回望民族工業自身，大多處於設廠的起步階段，存在着資金、技術、營銷、經驗等多方面的困難，尤其是在購買外國機器設備的時候經常受到外國商人的敲詐。同時，民族工業的資本家為了減少封建官僚的各種勒索，凡是與清政府及其官員打交道，都不得不借助於紳商的力量，因而他們也就不可避免地與封建勢力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中國在內受封建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的形勢下，民族資本力量微弱，可以説是在夾縫中生存與成長，機器工業和手工工場業的發展長期處在低水平的狀態。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_，但它沒有在中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就是到20世紀初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水平總體上也還是很低的，資本主義沒有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相當軟弱。
直到抗日戰爭前為止，整個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也只有10%左右。並且這一時期民族經濟的發展更多地是依靠規模不大的中小企業。由於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水平低，因此不能很好地破除自然經濟的侷限，形成廣大的國內市場，封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中國依然佔據主導地位。此外，辛亥革命是很不徹底的，這個“命”是在不觸動封建主義利益的基礎上“革”的，因此，封建專制主義被運用於經濟領域就導致了官僚資本的迅速膨脹。
南京_的建立並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成，其實質不過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政，它絲毫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從此，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在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的同時還受到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1922年以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由自由資本主義軌道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軌道過渡。尤其是經過1929―1930年的幾次新軍閥混戰，__得到鞏固，建立了相對穩定的全國性_，這樣，辛亥革命以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就被迅速改變了。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控制下，民族資本只有或被兼併或相附合，自由資本主義的道路成為崎嶇的小路。有資料顯示，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1922年後表現得跌宕不定，到1931年時徹底陷入了窘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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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材編寫的角度來探析，新課本與舊課本對歷史事件的處理，其鮮明的特點就在於略過程深分析。在新編課本中，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都被精簡，對歷史事件的描述性文字大大減少。如舊課本中關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用四節來處理，對一些歷史事件有較具體的描述，而新課本只用一節來安排，這就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對外戰爭”，其中攻佔巴士底獄及巴黎人民第二、第三次武裝起義重要史實，都濃縮成了一句話來概括。又如舊課本中分三章來講述俄國廢除農奴制的1861年改革、美國內戰和德意志、意大利的統一等課文，在新課本中縮編為“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一節。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舊課本中用四節安排，新課本只用兩節來處理。新課本這樣安排固然是建立在國中義務教育教材已經學過世界史的基礎上，以避免初、高中教材的過多重複和宂贅，而把着力點用在了對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原因和它的影響、意義的理性分析上，這勢必加大了教材容量大與課時緊的矛盾，使教師感到很難完成教學任務。
從學生學習的實際來分析，義務教育要求國中三年級的學生必須學習世界史，以便為學生走上社會和升入高一級學校做好知識儲備，但在“應試教育”影響下，由於會考不考歷史，九年級的世界史教學絕大多數得不到保證，造成的直接後果是相當一部分高一學生無國中世界史知識作基礎，初、高中的世界史教材無法銜接，教師如果從新教材側重理性分析的角度出發來教學，這就使得國中沒有學過世界史的大多數學生感到“莫名其妙”，面對教師的提問常常感到困惑不解，難以適應。
從課程安排的計劃來解析，新編高中《世界近代現代史》是按照供試驗用的適用於21世紀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的有關要求新修的。新的高中歷史教學大綱規定，世界近代現代史在高中二年級開設，為文科限定選修課，也就是説，從學生升入高等學校的情況出發，加大理論色彩，着重分析能力的培養，側重於思維的啟迪和開發，這很適合高二學生已完成了從經驗性邏輯思維轉化到理論性邏輯思維的實際，便於學生在理性思維趨向成熟的條件下，自覺地利用理論為前導來分析綜合各種歷史事實及有關資料，從而不斷擴大自己的知識領域和提高其歷史思維能力。而現行的教學計劃則要求，高一開設《世界近代現代史》，無論是文科、理科學生都要學，這就造成了今後學理科的學生不願在歷史課上花大功夫應付着學，將來學文科的學生由於思維水平發展還沒有完成向理論性抽象邏輯思維的轉化，雖想學但受思維發展水平的條件限制，缺乏系統的方法論常識，又感到要學好不知道從何處着手去學習，特別是對課本中的許多思考題，常常陷入“老虎吃天，無處下爪”，很難知道從什麼角度去“思考”的困難境地。
從教師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現狀來剖析，隨着老教師的大量退休，高中歷史教師青年人已佔到80%多，與老教師相比，這些青年教師儘管好學上進給歷史教學帶來希望的明天，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生在“**”的年代，長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中，在西方新思潮的衝擊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較為薄弱，而新編高中《世界近代現代史》理性分析的加強，表現在教材的編寫上就是針對高中教學的特點，增大了歷史資料的數量和分量，就上冊27課來説援引的50多則史料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言論摘錄就有25條之多，這些史料相當一部分由於教參沒有説明來源，致使一些青年教師對其理解不知所云，更不知如何結合課文來處理，對這些思維水平層次高的“觀點性材料”深感“望塵莫及”，使教學處在了“進退維谷”的艱難境遇。
明確了新教材難教的癥結所在，如何從當前的教學現實出發，化難教難學為好教好學呢？也就是説，應採取什麼樣的教學策略來應對呢？
第一，必須改變過去高一世界史教學的某些傳統教法，創立適應新教材特點的教學新手段。
上面我們談了新教材的顯著特點就是重分析略過程，如前述法國大革命由原來的四節變成了現在的一節，第二次世界大戰由原來的四節變成了現在的二節，教學時間大大縮短，因此，處理教材不能總以舊課本為參照系來設計，必須從新課本的實際出發，採用新的教學手段，根據教學時間的多少合理地確定教學內容的繁簡輕重，科學地安排課堂教學活動，每節課的教學任務儘量完成，不留尾巴，以免造成時間上的被動。如美國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獨立運動，在舊課本上是以整整的兩章出現，新教材只安排在一節課來完成，如按過去高一世界歷史教學的習慣作法來講述，不要説是一節課，兩節課也恐怕難以處理完，現在安排在一節其共性都是民族獨立革命，它們有不少相同的地方，教師只要抓住了美國獨立的原因，經過和結果來重點講授，然後讓學生閲讀“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一節，仿照老師的講授找出拉丁美洲獨立革命的原因、經過和結果，這節課的教學任務就可順利完成，在總結課文時教師只稍作點撥對同為獨立革命的美國和拉丁美洲因受殖民統治的不同特徵與影響及由此帶來革命後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的區別，就會把學生的歷史思維提高到理性思考的新台階。這樣用新的手段，做到教、學結合，使主導、主體地位都得到了有效地發揮，難教難學又何患之有！
第二，必須適當降低要求，從高一學生的學習實際出發，做到靈活處理教材。
新編高中《世界近代現代史》既然是按新編高中歷史教學大綱編修的供高二文科學生限定選修的課本放在高一讓文理兩科學生都學習，這就告訴我們，教學時必須把針對大學聯考的目標降到會考的水準上，不可完全“以本為本”，否則就會“欲速不達”，效果也難十分理想。事實上，新編課本本身就有相當的彈性，為教師根據自己學校的具體情況，對不同學生提出不同的要求提供了變通的餘地。如課文中歷史資料，以上冊為例來説，所引50多則資料平均一課兩框，而帶星號要求學生掌握的資料，在全書中只有十六段，幾乎是兩課一段，也就是説大多數歷史資料如何處理權限都掌握在教師手中。同理，對教材內容及課中思考題和課後練習題也可視學生的學習實際進行一些適當的調整。其原則是：
1.從突出重點、解決難點的教學目標出發，對教材的某些章節內容給以必要的調整。如上冊第一章第三節“宗教改革”部分和第二章第二節“歐洲封建國家的改革”等篇目都可來個“刪繁就簡三秋樹”，講清重點，剩下部分由學生自學處理。
2.從高一學生大部分將選擇理科及學生尚未完成從經驗性邏輯思維向理論性邏輯思維轉化的實際出發，對教材中一些難度大、理論性較強的思考題，可對學生不作要求。如上冊第17頁、22頁、31頁等難度較大基本適應文科學生的問題，可留到文、理分科後再去深入講解和處理。
3.從歷史學科與語、數、外等基礎學科課時開設的多少不同的情況出發，對課後練習題，可採取課堂提問的方法當堂完成，以減輕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這樣做，絕非是淡化高中歷史課程，而是抓住及時反饋以進行效果回授來提高歷史課堂的教學效益。事實上，歷史學科不可能也不適宜要求學生付出與語、數、外等基礎學科同等的學習時間和精力。
第三，理線補史，網絡結構，有效地培養學生對世界近代現代史的整體感知、整體聯想和整體思維能力。
這是針對九年級沒有開設世界史或雖開設沒有學好的學生所提出來的教學應對策略。理線補史，是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讓學生先懂得新教材的基本結構，如上冊主要講解世界近代史，為此，必須告訴學生資本主義的產生、確立、發展及基本定型的歷史就是世界近代史的最主要的基本線索；再告訴學生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伴隨着對落後地區和國家的掠奪，必然引起被壓迫民族的反抗鬥爭，由此引出了民族解放運動這一線索；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發財致富必然加強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這一歷史現象的出現和發展，又引起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一線索，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列強之間爭奪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鬥爭，又引出了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關係這一線索。理清了這四條線索，並把有關章節如珠子那樣串在各自的線上，學生就能對全冊內容的基本結構瞭然於胸，知道了本學期學習的具體目標。併產生一種新的學習期待心理。補史，則是對學生所缺歷史知識，圍繞課文的重點，適當地補充必要的史實，以彌補課本“略過程”所造成的缺憾。網絡結構，是在現代教育理論重知識系統性邏輯性讓學生形成牢固的學科知識體系的基礎上，把新教材各課的思路和結構特點，用網絡結構的方法以圖示，以利於學生掌握知識的整體結構，理解歷史現象間的內在聯繫，並進一步認識歷史發展的規律。如前所述，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鬥爭激烈反覆，政權更迭頻繁，頭緒多，理解難，而新教材卻行文簡約，縮為一節，給學生掌握知識帶來很大的不便，如果教完這節課，教師能用圖示結構來處理，學生就會順利掌握法國曆史的進程和產生新的學習期待心理，進入積極主動的學習狀態。
寫作思路：以近代史作為框架，選擇其中比較知名的事件進行書寫，最後總結中國人，絕不允許“佛狸祠下，神鴉社鼓”的局面出現！正文：
1840年，_戰爭爆發，伴隨着英國工業革命的結束，中國的屈辱歷史也隨之開始，這，便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中國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時也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抗爭史。
我們應該做的，不僅僅是面對一堆悲慘的數據憤怒的大聲嚷嚷幾聲就算了，作為祖國的新一代，我們更應該冷靜的分析這段歷史，然後，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為使我們的祖國繁榮昌盛作出貢獻。
中國近代史可以簡單的以1919作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即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1840-1919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眾所周知，_戰爭以後，英國強迫清政府同它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割地，賠款，甚至連關税都要同英國商量，曾經的天朝上國此時不得不對船堅炮利的英國言聽計從。
即便如此，英國，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仍是貪得無厭，它們又通過南京條約副約，虎門條約攫取了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以方便它們更好的在中國進行搜刮和侵略。
美國無恥的將所謂“擴大各_益”的功勞歸功於自己，而法國則用《黃埔條約》將傳教士的墳地都搬到了中國，更可悲的是，為他們守墓的，居然還是我們中國人。
和平的日子沒過幾年，資本主義列強又開始蠢蠢欲動。
英法急欲通過“修約”來擴大他們在華的侵略範圍，而不巧的是，他們的無理要求被中國的皇帝拒絕了。
而他們，便以此為藉口，發動了第二次_戰爭。
_戰爭給中國帶來的損失絕不僅僅是燒燬了一座圓明園那麼簡單。
天津條約使的他們的魔爪伸向中國內地，而北京條約則使大批中國人被當作“豬仔”販賣出國。
與此同時，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不久的俄國也趁火打劫，強佔了中國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國的版圖，筆者的心都不禁一顫，那是多麼巨大的數字啊！可是，那些數字，本來有很多是屬於我們中國人的！
在資本主義列強無恥侵略的同時，中國人也開始有所覺醒，雖然太平天國運動和洋務運動最終都以失敗告終，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對外國侵略者的打擊以及他們對中國歷史的促進作用仍不可磨滅！
在中國進行洋務運動的同時，我們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也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同樣是“師夷長計”，同樣是向要富國強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擺脱了被侵略的命運，而我們，卻反過來被曾經得到我們諸多恩惠的小小島國——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戰敗，難過的不僅是李鴻章。
甲午戰敗，低頭自省的，應該是整個中華民族。
時至今日，我們仍需以此為鑑，不斷革新政治，不斷髮展科技。
只有這樣，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轍，也才能真正的，雄立於世界之林！
有時候，我們不得不讚歎前人的勇氣，在那樣一個灰暗的時代，在那樣一個連國家最高統治者都淪為別人附庸的時代，那些英雄還是堅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決心和勇氣來拯救他們所深愛的國家和人民。
沒錯，八國聯軍侵華了，辛丑條約簽訂了，義和團失敗了，辛亥革命果實也被袁世凱這個_賊給竊取了。
可是，可是我們更應該看到，中國的農民在抗爭，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抗爭，中國人的意志並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們的鮮血告訴我們：中國人，絕不允許“佛狸祠下，神鴉社鼓”的局面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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