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理論以Schatzki（2002）的場所本體論為理論基礎，説明信息素養是一種社會文化信息實踐，該理論認為使具有信息素養及推進信息素養的實踐過程的構建將取決於：實踐理解（知道如何進行信息檢索等操作）、規則（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點的明確規定）和目的性成分（與任務相關首要的目標、應對狀態和情感）等[3]。信息素養應被視為存在於其他實踐過程中的一種實踐，分析單元不應為信息技術，而是發展信息技術場所的社會文化淵源。社會文化理論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場所本體論與實踐論。
1.1理論概述
1.1.1場所本體論（Site ontology）
本體論是人對於世界現實的認知。場所本體論主要觀點認為：社會生活是在一定場所（背景或社會領域）中形成的，實踐與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織、存在演進。背景是由社會生活的空間性、暫時性和目的性特徵組成的，社會生活的本質和演變與其所產生的背景相聯繫；社會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組織的人類集體活動，而非個人及其思想狀態，社會生活由人的活動安排組成，通過行為與目的性統一，這一統一正是實踐的特徵。
社會文化理論認為信息是“能引發變化的任何變化”[3]，這種變化可以是思想的、社會的或物質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組合。如果信息要引發變化，必須從社會生活背景的視角來理解它。知識不是獨立於社會領域之外的，而是被實踐（包括信息實踐）帶入特定社會場所，揭示文化和物質的本質關係，即Barad認為的“知識總是出自某處的一種看法”[3]。
1.1.2實踐（practice）理論
場所本體論哲學興趣在於瞭解社會生活是如何在實踐中產生和演進的。實踐不是個人產物，而被視為場所產物。信息素養作為一種分散性實踐，是某些更廣的綜合性實踐中與信息相關的活動的集合，分散於如學習、教學或辦公等一些綜合實踐中。信息素養實踐以其他實踐的表現方式被場所中的社會、歷史、政治和經濟特徵所形成，所以不同環境中作為分散性實踐的信息素養的表現方式是不同的。
實踐理論強調：知識具有相關性，因而需要通過對話、實踐或者特定的工具，來構建與獲取；實踐具有社會、歷史、政治的軌跡，形成在時間、空間和背景中；對實踐的理解不僅僅要關注內化過程，更要理解具體行為表現的經驗性本質[4]。
1.2在信息素養教育中應用
社會文化理論要求人們考慮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養及其相關活動是如何產生的；使人們探索，發現、理解支持這些活動的安排；使人們對實踐安排展開更加廣闊的探索，理解它對信息的促進或限制作用。隨着關注點從個人轉向集體，場所本體論和實踐理論有助於發現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羣、信息與社會文化背景之間的關係是如何被促進或抑制的。
社會文化理論體現了構建主義理論思路，描述學習被嵌入到社會活動中以及發生在一個學習者與其他人物、物體和事件進行互動的合作環境中。社會文化理論應用於信息素養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養教學階段的合作與協商，教學內容的語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將社會文化理論應用於Auckland大學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養教學模式構建，主要是通過教學前的問卷、訪談，信息素養教學實施與評價階段對實踐經驗的總結來實現的[4]。
這篇畢業論文經過較為長久的準備，一段時間集中精力的趕稿，現在終於寫成了二稿，稿子交給導師，我的確也該動筆寫我的後記了。這篇後記要怎麼寫，我乃斟酌良久，最後我想我不如做得稍微特立獨行些，寫出我這些年的成長來，而我的尋尋覓覓的心情，我對那些幫過我善待我的人們的感激，也包含其中了。
我與燕園的緣分，到如今已近七年，其中研究生的這三年尤其值得我銘記。銘記什麼呢？首先是我的導師姜濤老師。他教給我的遠不止是學術，從他那裏我太豐收了，以至於一時竟説不出他教了我什麼。這些天我交了稿子，正在讀一本介紹中國社會學史的書，讀之收穫很大。我一邊讀一邊想，姜老師以一個詩人，為何要下那麼多功夫把社會學納入他的知識結構與思想方法？我認為這個答案很要緊，關乎人文學者的安身立命問題。我以我對社會學的粗淺涉獵而認為：最重要的是，社會學視野教導我要回到人類生活中去。歷史尚可能以大人物為中心，而社會學是真正關注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當一個人在書齋裏太是玄思了的時候，打開社會學著作，便馬上看到普通人怎樣生活，這複雜紛繁的人間俱呈於目前。我尚還在思索，思索得並不通徹，但感到對我自己，研究生期間能接觸這樣的思想讓我興奮，而且對我真正有所補益。我幼稚的青春期，曾經長期是與這個時代和它的大眾生活充滿緊張感的人，中學時代從學校學到的不過是應試，而我自己私下裏的閲讀和自我教育，則把我變成了一個典型的不合羣的文學青年。那時的我尖鋭而盲目，雖然我對美好事物的信仰都是真誠的。生活環境的限制和性格的幼稚愛走極端，讓我信任孤獨而不是交往，幻想超脱而不是參與。我曾自己選擇孤獨，但我的孤獨不是我向世界交出的答卷，只是説明我盼望卻沒有答案。那時我沒什麼説知心話的人，卻自己指認歷史中的無數同伴，比如阮籍、嵇康，比如寫作《野草》的魯迅，比如波德萊爾和尼采……我充滿年輕人的衝動愛這些人，卻不能愛我生活的世界。我相信一切美好的靈魂都是痛苦而純潔、孤獨而掙扎的，而我在這個時代，至少我狹小的'生活圈裏看不到這些。我看着自己不合時宜，非常悲觀，相信我要走一條苦難之路。
本科四年的我，在對於北大的熟悉與對自己的批判反思中痛苦度過。其間發生了一些對於我個人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在長期誇張地預感到苦難以後終於結結實實迎來了苦難，這是命運的惡意，也是命運的順理成章。但是艱難地、悲觀地、充滿懷疑地，北大開始預告給我一種成長的可能。我還記得，並且會永遠記得一些事情。比如大二時韓毓海老師的當代文學課——那是我在本科期間經歷的最大的一次思想衝擊。我開始瞭解到北大所孵育出來的真正的左派立場，他們絕不孤獨絕不感傷，他們知道為人而不只是為己。就像多年以後我在戴錦華老師課上所聽到的：判斷一個真正的左派的標準是他是否站在弱小者立場上發聲。聞此言我是一旦豁然而貫通之，魯迅的憐小弱真是比魯迅的反抗絕望更加可愛了，魯迅的世界中總有對受苦者的愛。我從魯迅又想到自己，我靈魂的苦痛與掙扎必須回到人羣，必須回到為他人，這樣才是真正的自我珍重與自我拯救。
後來我開始讀研究生，我開始師從姜濤老師。我還記得之前第一次上姜老師課，那時我大三，沒見過他，只聽説是一個英俊的詩人。他走上講台時一身黑衣，未開口前我莫名想到了穆旦，一開口則我不知怎樣形容。總而言之，姜老師的幽默即是智慧，智慧即是幽默了，簡直分不開。後來我漸漸懂得，深刻當然必須經過痛苦，然而深刻發展到高級階段必須超越痛苦，一種高級的、從容的、成熟的心智，應該是幽默的。一開始我覺得姜老師不像我從前喜歡的那些詩人，姜老師的詩也不像我讀熟的那些詩。我曾向他問起，為什麼他成熟後的精神構造裏一點也不提及彼岸，但又不是尼采式的激烈反對彼岸世界，而是一點不看重這個東西。姜老師的詩歌和態度，都是如此的基於人間，並且拒絕矯情和感傷：早年寫都市人生活中那些挫敗的、灰暗的、掙扎不脱的心情，然而表現上用的是機智的幽默反諷；近年來則抱負更大，為時代生活畫像了。他曾説他的目標是寫出塵世不圓滿生活中複雜的層次，這個態度乃令我深思。向現世敞開，從容直面並對話於時代的全部險惡與温情、豐富與匱乏，這才是真正的勇者與智者，嚮往彼岸的人相比之下是軟弱的，其逃世之情雖可以同情，但絕不是立志于思想者應該跟從的。於是社會學這個資源我漸漸引起重視，這門學問到極致可就真是詳盡的理出塵世中人生活中複雜的層次來。作為一個研究思想的人，要知道思想都是人的思想，所以關注世俗人性意義重大。我這幾天看着社會學書上對於民國時期城市和農村的人羣生活狀況的統計分析，覺得很大的啟發。我終於那麼真切、詳細地瞭解到了我所研究的文學所來自的世界，也更能知道新文學在其中的位置。我感到觸及了有血有肉的人們，而我們的工作應當於他們有意義，像那些社會學家一樣。
我的這篇關於廢名的畢業論文，是我報告研究生三年學習與思考的心得。關注《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是從本科大四開始的。因為我是一個一直拼命尋找思想支援的人，所以初讀這部小説給了我好大的喜悦。莫須有先生的人生態度、對於家國命運的熱心、對平常人的理解、規勸世人的誠懇，還有他把艱苦生活過成一種詩的心態，都使我激動。我也想像他一樣。後來研一時旁聽過姜老師討論四十年代文學的一門課，也談到《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我於是重讀這部作品而有意於研究了。在研究中，我最後成形的思路是從身份問題切入，這是我在讀研過程中的新認識，即考察一部作品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人是在這種關係中自我確立和進行實踐的。《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中，廢名出於對自己三十年代的反動，出於迴歸世事的思想新發展，他是真正參與到鄉土社會中去了的，因此要説清這時的廢名，非説清他參與了哪些生活。這部小説讓我興奮的也在這一點：它早已溢出了文學，擴展到思考整個人的生活世界，並在這個世界中為人找到皈依（救現世的儒教），而這種含納整個生活史的寫作反而是有更徹底的詩的精神的。當然，這個“詩”要最廣義地去理解。此論文的構思和寫作過程中，姜老師付出了很多心血，與我往返討論，我也在這個過程中鍛鍊了學術理解力和寫作能力，並且在姜老師的引導下把廢名這個個案和他所處的時代、社會、民族、傳統聯繫起來，開闊了研究眼界，知道了什麼是“小大由之”的學問。姜老師三年中對我的詩歌寫作的耐心指導，也讓我感激。我的詩雖然還不成熟，但是有良師教導，所以能看着自己一點點進步，而這種詩的進步背後是我的心智結構的進步。我真希望這種和姜老師談詩悟道的生活能夠永不結束。也感謝温儒敏老師對我的關心和指導，在温老師的熱心邀請下，我曾帶師弟師妹們上門拜訪，温老師也曾給過我的論文設計一些指教，他對我們後輩的鼓勵與期許在激勵着我。姜門包括温門的師友們，對我來説也是很珍貴的緣分，李培豔師姐、金娟秀師姐、劉璐師姐、鄭樹敏師姐、劉芳文師妹、程晨師弟、高幼豐師妹、孫雅馨師妹、王欣玥師妹、楊先溥師弟，他們都給我的碩士生涯以陪伴，感謝他們讓我有一個温暖的師門！
論文寫畢，即將畢業，我還要感謝陳平原老師，既是因為這三年中選修、旁聽他課程所獲的教導，也是因為感謝他給我機會讓我能繼續在燕園讀博。陳老師素來是聞名的嚴師，而又是那樣嚴慈有度，為人為學都有一種温雅之風、人情練達之境，讓人敬仰，我在今後的學習中會更加嚴格要求自己，盡力交一份老師認可、也對得起自己的學術答卷。同時還要感謝陳門的同學們，尤其是李浴洋師兄。在我考博的過程中，李浴洋師兄給了我很多關心和建議，其為人的熱心，學術的優秀，都是我深為佩服的。另外，張一帆師兄這一年也在做四十年代廢名，與我撞車了。但還好我們是因此結下了同題之誼，張一帆師兄的研究對我是一種啟發，我希望我現在的這篇論文也能有和他切磋的快樂。因為有陳門一批優秀而熱情的同學們，我預感到我未來的博士生活會十分充實而快樂。
在這三年學習生涯中，我還要感謝現代文學教研室各位老師的幫助和教導。感謝吳曉東老師、王風老師、張麗華老師，三位老師對廢名都有研究，都與我有過討論。吳老師惠贈過我他的研究文章，並對我的開題報告提出了一些好建議，其人對文學的堅守與為人態度的近人情也讓我歎服，他彷彿總在説：“文學是可以也應該愛的”，讓我這樣被文學灼傷過的人在反覆的自我調整中堅持尋找新的與文學接通的方式。王老師以他編《廢名集》勞苦而獲得的心得無私地指導我，就最初的“寫實”等問題與我有過討論，王老師指導學生論文的話我最愛聽，每次都覺得又懂了好多文章之道、學術之道。也感謝王老師為我引薦陳建軍老師，陳建軍老師惠贈過我他輯錄的廢名書信，對於不熟識的學生如此熱情幫助，讓我感到學者的淳厚品格。張老師在我最初接觸廢名時，也曾和我就她的廢名論文有過討論，開題時也指出了我的設計的問題，感謝她熱情的幫助！同時，也要感謝孔慶東老師、高遠東老師開題時給我的指導。現在，我以忐忑的心情將這份不甚完美的論文呈送於各位老師目前，接受老師們的批評。
與此同時，也要感謝現代文學專業以至北大中文系的同級和眾多師兄師姐兄弟姐妹們，董亞惠和曲楠選擇和我一起考博，一路上我們互相陪伴，現在都考上了，以後博士期間大家還要一同致力於學術，希望我們繼續相親相愛共同努力。我的室友們，張亞婕、劉婧、胡琛瑩也是我要感謝的，我們之間有互相幫助、有互相磨合，最終成為一個和諧的寢室，她們三人都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我在和她們的相處的過程中不斷完善自己。雖然如我前面説的，我少年時代長期的內心糾結、後來的人生走向都讓我無法成為一個足夠開朗、活躍、社交合羣的人，其實我內心也為此困擾，但是和這麼多優秀的同齡人相處，我改變了很多，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也祝福他們都好。
最後，我還要感謝一直愛我、無條件支持我的學術追求的我的父母。人生之路原本不易，然而這樣始終陪伴我，給我難過時的安慰，快樂時又和我分享喜悦的父母是上天最大的恩惠。他們並不是人文方面的專家，但他們相信我的追求自有價值。這是一個浮躁的急功近利的時代，而我有時還是會不免落寞而自我懷疑地感到自己是一個象牙塔裏的孤守者。如果時代的大浪打來，我能堅持到怎樣呢？儘管我已經越來越和世俗達成了某種妥協。可是我的父母，以他們的正直和善良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課，讓我知道不管時代和命運之浪未來將我裹挾到哪裏，我都不會放棄愛、善良、忍耐，這些人生最重要最不易的東西。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對中性的意識形態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這裏的“社會意識形式”概念是馬克思力求從中性的角度來表述“意識形態”概念的重要表徵。總體上説，在馬克思那裏，“意識形態”概念主要是與某個時代或某個具體的歷史—社會集團（例如階級）聯繫在一起的；馬克思所要強調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階級地位決定了不同的階級會產生出與其地位相應的意識形態。當馬克思與恩格斯將意識形態視為一種“顛倒的意識”時，他們是從異化的勞動勢必會導致異化的政治知識的角度去理解意識形態的存在意義的，這與《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基本思路有着一致性。但是，隨着認識的不斷深入，出於建立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需要，馬克思逐漸將“意識形態”概念向中性發展，使其作為與經濟形態、物質條件相對立的一個範疇而出現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之中。總體説來，正是通過深入分析知識與社會之間的聯繫，“意識形態”概念最終發展成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政治知識概念。“意識形態”概念勢必是與某個時代或某個具體的歷史—社會集團（例如階級）聯繫在一起的。
二、舍勒：知識的內在結構與人的權力內驅力
舍勒是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舍勒指出：“所有知識，尤其是關於同一些對象的一般知識，都以某種方式決定社會———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過來説，所有知識也是由這個社會及其特有的結構共同決定的”。由此可見，對於舍勒來説，知識社會學的重要內容就在於揭示決定知識的社會及其特有的結構。與馬克思強調勞動異化決定知識異化不同，舍勒主張，知識的內在結構是由人的本能—內驅力所決定的。他認為，“如果不存在追求權力的內驅力，那麼，國家、政治文化以及國家所規定的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他得出結論：“關於人的精神的理論是文化社會學所必不可少的預設前提，而關於人的本能—內驅力的理論則是關於現實因素的社會學所必不可少的預設前提。”他的邏輯思路是，所有知識是由這個社會及其特有的結構共同決定的，而對於這個社會及其特有結構加以研究的社會學則是以人的本能—內驅力的理論作為必不可少的預設前提，所以，所有知識都是以人的本能—內驅力作為預設前提的，關於知識內在結構的研究應該到人的本能—內驅力理論中去尋求根據。在舍勒看來，知識本身就是透視社會及其特有結構的窗口。舍勒認為知識的結構與知識的從事者自己的狀況有着極大關聯。
例如，在對形而上學知識進行分析時，他指出：“對於一種形而上學的結構來説，形而上學家們所從屬的各種社會等級和階級具有最重大的意義”。此外，舍勒還強調了知識結構與民族之間的關係。他説：“對於知識社會學來説，形而上學體系與民族之間的關係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各個民族雖然也通過各種精確科學的方法論表述它們的本性，但是，它們卻是通過形而上學把它們的本性更明確、更直接地展示出來的。對於知識社會學來説，建立一種能夠把哲學理論史上的諸階段與產生這些哲學理論的各種羣體類型聯繫起來的理論，將是一項卓有成效的事業。”舍勒針對與宗教知識、形而上學知識以及實證科學知識關聯的社會及其特有結構所做的分析是極其深入的。他還進一步説明了知識的發展與政治的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繫。他着力強調的是政治權力之間的競爭對於知識發展的重大貢獻。他説道：“對於不斷把比較小的、分散程度較高的羣體合併成範圍越來越大的國家羣集來説，對於不斷加強———一般説來可以使知識的發展從其中獲益的———社會等級和社會階級的形成過程來説，存在於一個政治時代的政治權力的擴張是最強大的力量。”如果説從馬克思那裏人們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對於知識的負面影響的話，那麼，舍勒的分析則更多地強調了政治對於知識的正面影響。在舍勒那裏，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權力的擴張對於知識發展的正面影響之外，他還強調了階級鬥爭對於知識發展的正面影響。他説：“如果人的精神內部不存在能夠使自身超越所有各個階級的意識形態、超越這些意識形態之以透視法表現的利益的任何領域，那麼，所有有可能出現的對真理的認識都必然會成為欺騙。在這種情況下，所有認識就都將只不過是階級鬥爭的結果所具有的一種功能。”
三、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作為知識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曼海姆也是承上啟下的人物。曼海姆在知識社會學方面的主要貢獻就在於將馬克思對於意識形態政治性的理解清晰而明確地固定在知識社會學的範圍之內，從而使意識形態這種政治知識形式的特性進一步明朗化。此外，曼海姆還論證了烏托邦也是一種政治知識形式。在曼海姆看來，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知識社會學還沒有從對意識形態的揭露中剝離出來。因此，儘管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是其歷史觀的一部分，但仍沒有完全成熟。曼海姆明確指出：意識形態概念“反映了來自政治衝突的一個發現”。而且他還深刻地認識到，這種意識形態的政治性將會導致“集體無意識”的出現。當然，也正是從曼海姆對“集體無意識”的闡釋中，我們清楚地看到，“集體無意識”概念並不是強調存在着意識真空狀態，而是強調人們的思想在受到某種意識形態控制之後會出現一種新的層面上的“集體無意識”狀態。從詞源的角度看，“意識形態”一詞的意思是“觀念的科學”。後來，經過馬克思的闡釋，“意識形態”具有了“虛假意識”的內涵。客觀地説，曼海姆的“意識形態”概念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虛假意識”思想的影響，他刻意將這種因有限的認知視角而產生的扭曲知識，稱為“意識形態”，在詞義上相當於強調“階級的意識”。當然，也正是在闡釋“意識形態”內涵的過程中，曼海姆看到了這樣一類知識分子的存在，“鑑於他們自詡的獨立自主性和各種各樣的來歷，不僅被要求在一個意識形態所扭曲的政治實踐中扮演公正的集體批判角色，而且還應是建立在非相對性的、客觀真理之上的科學政治的推動者”。曼海姆認為：“能夠使這兩種角色的扮演切實可行的工具，就是知識社會學：對意識形態與社會規定的優越地位及團體利益之間的關係，作系統的揭露。”由此可見，關於意識形態的深入分析，不僅幫助曼海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意識形態的階級本質與政治本質，而且也催生了區別於舍勒的新的知識社會學。
曼海姆深入分析了知識與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繫，還特別強調了知識與政治之間的內在聯繫，並且在此基礎上區分了三種不同的知識社會學。首先，通過強調“政治—歷史知識總是局部性的，是僅從某種視角觀察事物的”，曼海姆明確指出，在知識社會學領域勢必會出現這樣一種情形：“在認識到政治歷史知識總是與某種生存模式和社會地位密切聯繫在一起後，正是由於這種社會決定的作用，有些人傾向於否認達到真理和領悟的可能性”。其次，在曼海姆看來，倘若人們已根據上述的第一種情形來檢驗問題並得出了相應的結論，那就產生了另一種探索的可能性：“它在於試圖把發現和分析存在於每個歷史—政治觀點中的‘社會平衡’的任務分配給知識社會學”。曼海姆解釋道：“這意味着，知識社會學的任務是分清具體存在的一點‘知識’和估價性的、利益約束的因素，然後把這些因素作為錯誤的根源加以剔除，以達到‘客觀上’有效的真理的‘非估價性的’、‘超社會的’、‘超歷史的’領域的目的。”最後，曼海姆還指出，這裏還存在着第三種選擇：“在本來的政治起始點上，評價性因素不容易被分離出來，至少不像是在形式的社會學思維中和其他種類的純形式化的知識中以同樣程度地可能被分離出來”。曼海姆之所以強調這種選擇的存在，是為了説明正是在這種選擇中，知識社會學包容意識形態成為可能。曼海姆之所以將烏托邦也解釋為一種政治知識形式，就在於他充分地認識到，烏托邦概念與意識形態概念之間具有共通性。但是，與意識形態概念所體現的是統治集團的意識相反，烏托邦體現了受壓迫羣體在理智上對摧毀和改變特定的社會條件的願望。更確切地説，烏托邦是關於摧毀與改變特定的社會條件的意識的總和。在曼海姆看來，烏托邦問樣也存在“集體無意識”的情況。也就是説，“在烏托邦的思想中，被懷着願望的想象和行動的意願所引導的集體無意識，掩蓋了現實的某些方面”①。曼海姆還提出了“知識的政治”概念。很顯然，“知識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極具創新性，它通過進一步闡明知識與政治之間的關係而凸顯了知識社會學的政治哲學意義。在這裏，曼海姆所希望表達的思想是，政治的發展是受制於知識的，特別是受制於意識形態的，有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就會有什麼樣的政治狀態。例如，官僚的保守主義這種思想模式帶來的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把所有政治問題掩蓋在行政這個帷幕之下的企圖，可以用官員的活動領域只存在於已經被闡明的法律界限內來解釋”。
四、福柯：權力與知識
弄清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既是福柯關注的焦點所在，也是福柯的重要貢獻所在。將知識權力化其意義就在於，使知識與政治之間的聯繫更加明朗化，這也是福柯思想的最為直觀的政治哲學方面的貢獻。當代學者貝斯特曾經高度評價説：“福柯不會呼喚‘社會學的終結’，卻會呼喚一種新型的政治化的社會學實踐，這種實踐將與現論的那些人道主義的、實證主義的和整體化的假定斷然決裂。”福柯並未像馬克思與曼海姆那樣只是通過細分知識而走向承認知識與政治之間的聯繫，而是通過細分知識與政治而走向承認知識與政治之間的聯繫的道路。福柯不僅進行了知識考古學研究，而且還建立了權力系譜學。通過將政治具體化為權力，在明確知識與權力之間聯繫的基礎上，福柯使這種聯繫變得更加一目瞭然。福柯曾經明確説：“權力與知識是直接地彼此包含的；權力關係是以相應的知識領域為前提的，與此同時任何知識都預定了並建構着權力關係。”正因為權力常常會被作為政治的代名詞來加以理解，因此，從福柯的話中人們更多地看到的是知識與政治之間的相互包含關係。一方面，福柯所説的“知識”是指關於人的知識（大致相當於人文科學），而在其具體論述中“知識”又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學”或“真理”等説法互換。福柯的“知識”概念所強調的是人們在社會的所謂“話語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中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也就是説，在福柯看來，在人們的話語實踐中包含有人們想成為（關於自身的）知識的主體的意志。福柯的“真理意志”概念無疑是從尼采的“權力意志”概念衍生出來的，但二者的具體含義顯然是不完全一樣的。從另一方面看，福柯所説的“權力”比通常所説的（政治）權力在範圍上要寬泛得多。因此，總體上説，福柯實際上是通過揭示“話語”與權力的關係，而走上知識權力化的道路的。由此，福柯的知識權力化的深層次貢獻就在於，揭示了“話語”與權力之間的相互包含關係。按照哈貝馬斯的分析，“話語”與權力是分離的。而按照福柯的分析，影響、控制“話語”運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權力；“話語”與權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權力是通過“話語”來實現的。在福柯那裏，“話語”與“權力”是以同樣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對權力的任何一種方法的掌握，都是對“話語”的一種方法的掌握。以“説話”為例，所謂“説話”首先就是掌握説話的權力，“話語”不僅是施展權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權力的關鍵。權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斷創造知識（“話語”）的新對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新對象和新形式也會導致和加固某種權力。這樣看來，不僅“話語”不是消極、被動的，而且權力也不是鎮壓、壓制等的代名詞，而是同“話語”一樣，是社會文化構架中必要的、充滿活力的積極因素。由此，正是通過深入揭示話語與權力的關係，權力才不再像過去那樣被理解為消極性的，而是在此獲得了新的內涵與意義。福柯不僅嚴格區別了“特殊的知識分子與普遍的知識分子”，而且在他的方法中，社會學家的角色和功能被重塑為一種獨特的批判理論家或系譜學家，後者的任務不是為了知識自身而製造知識，而是為了對政治抵抗活動有所貢獻。福柯認為，系譜學家是一類“特殊的知識分子”，他拋棄了任何自命為代表一切被壓迫羣體的虛誇態度，承擔着一種更謙遜的局部鬥爭形式的顧問的角色。同時，與那種“普遍的知識分子”不同，特殊的知識分子並不企圖強加一些封閉的整體化方案和行動計劃，用來把局部的鬥爭統一成一個革命運動。不過，正因為福柯只是希望利用知識去顛覆當代的統治形式，最終他只是一個政治上的口頭批判者。安東尼奧曾深刻指出：“雖然福柯對統治和反抗的辯證法的分析暗示了一種批判的微觀政治學，但他關於權力與知識相互滲透的更廣泛的論點卻提出，統治實際上是從現代社會和文化的每一個小生境中湧流出來的。控制的系統是如此地鐵板一塊和不可抗拒，以致很難想象任何有意義的社會變革可以從內部發生。”用福柯自己的話來説：“在我看來，在一個像我們的這樣的社會中，真正的政治任務就是批判那些表面看來中立和獨立的制度的運作，而且是以這樣一種方式批判它們———也就是要撕掉總是通過它們而被含混地運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人們可以與它們做鬥爭。”
五、結語
綜上可見，知識社會學具有政治哲學的意義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不過，沿着政治哲學的路徑繼續走下去，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到，儘管這些意義都是潛在的，甚至是需要加以仔細挖掘的，但它們的存在卻也為人們從中尋求知識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規律性特徵，提供了重要的契機。
第一，從政治哲學的視角來看，知識社會學的發展存在着一個將知識泛政治化的過程。
在馬克思那裏，真正屬於政治知識的只有意識形態；但是在曼海姆那裏，不僅意識形態是政治知識形式，而且烏托邦也是政治知識形式。因此，從本質上説，知識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日益認清知識的政治屬性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也可以説是一個將知識泛政治化的過程。特別是在福柯將知識與權力相聯繫之後，知識的泛政治化現象更加明顯。在福柯那裏，權力現象無處不在，因而基本上所有的知識都會在與權力相關聯中被打上政治的印記，成為政治化的知識。從福柯的分析來看，現實生活中人們很難找到與權力無關的知識，知識政治化已是社會的常態。
第二，從政治哲學的視角來看，知識社會學的發展存在着一個由強調“知識影響政治”到主張“政治影響知識”的過程。
前面我們提到曼海姆曾經提出“知識的政治”概念，其力求強調的是政治受制於知識，特別是受制於意識形態。但是經過福柯的分析，人們所看到的是政治影響知識，特別是權力影響知識。儘管福柯一直強調權力的積極意義，甚至認為不應該從消極的意義上理解權力，但是，他對權力與知識相互包容關係的極力推崇，表明了在他那裏不僅知識是深受政治影響的，而且這種影響甚至是伴隨知識發展始末的。
第三，從政治哲學的視角來看，知識社會學的發展存在着一個將政治的內涵狹義化的過程。
在大家的眼裏，本科畢業論文都是很容易過的。確實也是這樣，都是可以過的，只是看你是想體面的過，還是想很隨便的過。一篇的論文的好與壞，主要取決於你的態度，同時指導老師的態度也是相當的重要的……在此，我感激的想説，我遇到了一個好老師——鄭老師！鄭老師，謝謝您！ 我的畢業論文是從去年5月份左右開始的，一直在摸索着前進，主要是關於分子生物學和生物信息學。老師，也是今年第一次試行以生物信息學為主要研究方法開展課題的……而我也是僅有課堂學到的一些皮毛知識而已。從老師確定課題那一個刻起，我開始遊蕩在NCBI（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美國國立生物技術信息中心）（畢業論文，鄭老師的指導起着無比重要的作用。老師從去年12月份就叫我開始寫論文了，感覺老師比我緊張多了。
1月份給老師交了論文的第一稿，老師很認真的看了我的論文，最後教我調整思路重新寫過……哈哈……接着放寒假過年，我就把論文丟到一邊去了，直到4月底，整理所以的數據和資料，重新寫論文。寫完馬上發給老師，老師每次都會很詳細地看。記得有一次，老師很忙，但是老師會熬夜到第二天早上3點幫我看論文……我知道後，倍感難過……從這次後，我決定我晚上熬夜寫論文，寫好了就給老師發過去，老師第二天白天就可以看了……應該是我熬夜，而不是老師。鄭老師，謝謝您！ 每次老師看完論文，都會給我更加多對於數據分析的任務。因此從5月7號起直到16號，我每天晚上都熬夜——寫論文，做華師附小科技活動的展板，做答辯ppt。最高紀錄是熬到早上5點。其實，那時候我一點都不覺得累，因為我從中收穫了很多，真正學到了知識，感覺那是自己的勞動成果，也感覺到做學問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也許這就是一種成就感。
鄭老師，謝謝您！ 每次和鄭老師打電話都至少1個小時，到辦公室找鄭老師每次至少2個小時，鄭老師耐心的教導，讓我收穫了很多，無論是知識上，還是生活上。鄭老師説我之前挺好的，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還好現在又變回來了……我想是我有一段時間對畢業論文很不上心，讓老師失望了……我想説，老師還好您一直都沒有放棄我……謝謝您！ 相比很多同學來説，我的畢業論文階段是很幸運的。因為我遇到了一個很有責任心，很認真，很嚴格，要求高的老師！鄭老師，謝謝您！ 鄭老師希望我沒有讓您失望！希望5月28日，在學院彙報完我的畢業論文後，我可以為我的畢業論文畫上完美的句號。
關鍵詞：統計學專業；數據挖掘；大數據；教學
一、引言
通常人們總結大數據有“4V”的特點：Volume（體量大），Variety（多樣性），Velocity（速度快）和Value（價值密度低）。從這樣大量、多樣化的數據中挖掘和發現內在的價值，是這個時代帶給我們的機遇與挑戰，同時對數據分析技術的要求也相應提高。傳統教學模式並不能適應和滿足學生了解數據處理和分析最新技術與方法的迫切需要。對於常常和數據打交道的統計學專業的學生來説，更是如此。
二、課程教學探討
針對統計學本科專業的學生而言，“數據挖掘”課程一般在他們三年級或者四年級所開設，他們在前期已經學習完統計學、應用迴歸分析、多元統計分析、時間序列分析等課程，所以在“數據挖掘”課程的教學內容選擇上要有所取捨，同時把握好難度。不能把“數據挖掘”課程涵蓋了的所有內容不加選擇地要求學生全部掌握，對學生來説是不太現實的，需要為統計學專業本科生“個性化定製”教學內容。
（1）“數據挖掘”課程的教學應該偏重於應用，更注重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教學目標應該是：使學生樹立數據挖掘的思維體系，掌握數據挖掘的基本方法，提高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為在大數據時代，進一步學習各種數據處理和定量分析工具打下必要的基礎。按照這個目標，教學內容應以數據挖掘技術的基本原理講解為主，讓學生了解和掌握各種技術和方法的來龍去脈、功能及優缺點；以算法講解為輔，由於有R語言、python等軟件，學生了解典型的算法，能用軟件把算法實現，對軟件的計算結果熟練解讀，對各種算法的改進和深入研究則不作要求，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行課下探討。
（2）對於已經學過的內容不再詳細講解，而是側重介紹它們在數據挖掘中的功能及綜合應用。在新知識的講解過程中，注意和已學過知識的融匯貫通，既複習鞏固了原來學過的知識，同時也無形中降低了新知識的難度。比如，在數據挖掘模型評估中，把混淆矩陣、ROC曲線、誤差平方和等知識點就能和之前學過的內容有機聯繫起來。
（3）結合現實數據，讓學生由“被動接收”式的學習變為“主動探究”型的學習。在講解每種方法和技術之後，增加一個或幾個案例，以加強學生對知識的理解。除了充分利用已有的國內外數據資源，還可以鼓勵學生去搜集自己感興趣的或者國家及社會大眾關注的問題進行研究，提升學生學習的成就感。
（4）充分考慮前述提到的三點，課程內容計劃安排見表1。
（5）課程的考核方式既要一定的理論性，又不能失掉實踐應用性，所以需要結合平時課堂表現、平時實驗項目完成情況和期末考試來綜合評定成績。採取期末閉卷理論考試佔50%，平時實驗項目完成佔40%，課堂表現佔10%，這樣可以全方位的評價學生的表現。
三、教學效果評估
經過幾輪的教學實踐後，取得了如下的教學效果：
（1）學生對課程的興趣度在提升，課下也會不停地去思考數據挖掘有關的方法和技巧，發現問題後會一起交流與討論。
（2）在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或者數據分析的有關競賽中，選用數據挖掘方法的人數也越來越多，部分同學的成果還能在期刊上正式發表，有的同學還能在競賽中取得優秀的成績。
（3）統計學專業本科生畢業論文的選題中利用數據挖掘有關方法來完成的論文越來越多，論文的完成質量也在不斷提高。
（4）本科畢業生的就業崗位中從事數據挖掘工作的人數有所提高，説明滿足企業需求技能的人數在增加。繼續深造的畢業生選擇數據挖掘研究方向的人數也在逐漸增多，表明學生的學習興趣得以激發。
教學實踐結果表明，通過數據挖掘課程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在掌握理論知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分析問題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四、結束語
數據挖掘是一門新型的多學科交叉的學科，知識內容體系不斷地發展和更新。目前在大數據背景下，開設數據挖掘課程有其現實意義，同時對教學是一個挑戰，需要在教學過程中不斷探索和研究，引領學生髮現數據挖掘方法與傳統統計分析方法的區別和共同之處。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針對統計學專業的學生，尤其是本科生現有的知識水平，認真安排教學內容，科學設計教學方法，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增強學生實踐能力。
農村中學語文涉及10億農業人口的子女，人數多，底子薄，條件差，素質劣，難怪人們抱怨農村中學語文教學師勞效微，舉步維艱。
新中國建立49年，經歷了風風雨雨。農村中學語文教改走過49年，遇到過無數坎坷；農村中學語文教改荊棘叢生，囿於“瓶頸”，困於“低谷”，一直跳不出“少、慢、差、費”的怪圈。
培養跨世紀人才，迎接21世紀的挑戰，要求未來公民的素質必須極大的提高。
農村中學語文教學擔負着足舉輕重地培養教育任務。21世紀的構想方略應該是，研究並落實如何“走出瓶頸”、“躍出低谷”、“跳出怪圈”？
筆者認為，以語文學科為龍頭，全面提高學生素質，為了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是重中之重，是當務之急。
一、以“學生為本”，實施“成人”教育
新世紀的時代特徵具有科學和人文精神，這就要求基礎教育必須重視人的本質，重視生命的本質，把人的發展性提高到高於一切的位置。
農村中學語文教學，應該力求運用語文工具，以學生為本，把全體學生都培養成熱愛祖國、學會做人、學會求知、學會勞動、學會生活、學會健體、學會審美，使學生得到全面協調的發展，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
農村中學生，輟學現象因地而異，但是禁而難止，恐怕在全國廣大農村要根絕還需相當一段時間和得力措施；農村中學生，升入高等學府的比例儘管因地而異，逐年遞增，但是所佔同齡中學生的分數值卻不到10％。
國情如此，省情如此，校情如此，農村中學語文對培養全民族未來公民絕大多數勞動者所擔負的“成人”教育，尤為重要。
筆者研究學習魏書生十幾年前的做法，深受啟迪，新世紀農村中學語文“成人”教育的構想可否借鑑和參照？
其一是道德品質教育。大多數農村中學生雖然不能升學，但是必須要跨入21世紀，甚至要成為各條戰線的主力軍。為了適應祖國未來社會的各種需要，他們就得繼續學習，而且主要靠自學。不能設想，一個沒有自學能力，缺乏遠大理想，靠個人主義驅動的人，?會對新世紀起多大作用。?魏書生讓學生寫作如下文題：《莫做精神乞丐》、《風物長宜放眼量》、《追求》、《戰勝自己》等。
其二是共產上義理想教育。魏書生在閲讀指導中經常向學生推薦傑出人物的傳記，常常通過語文教學把學生的思想引向未來。指導學生寫作《我心中的共產主義》、《新世紀的一天》、《新我舊我之爭》、《理智與感情》、《得與失》等。
魏書生每天給學生抄一則格言警句，老師抄，學生抄，輪流抄，薰陶感染，潛侈默化。
其三是引進科學成就知識教育。如把《微型電腦》、《站在月球上想別的》、《新能源》等文章，作為補充教材。
此外，魏書生幫助學生制訂“五育”（德智體美勞）、“十二科”（政治、語文、數學、外語、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體育、音樂、美術）計劃，引導學生堅持“兩跑三操”：道德長跑（結合思想教育實際寫日記）和健身長跑（鍛鍊意志、增強體質）；眼操、記憶力體操、智力體操以及課外活動等。
如果當前全國農村中學語文教師能像魏書生老師那樣運用語文工具，培養語文能力，發展智力，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一代新人面對21世紀就不成其為問題了。
二、以“課堂為主”，實施“成才”教育
如若把學校喻為培養新世紀公民的主陣地，那麼，課堂教學就應視為“主渠道”。
課堂教學是學校教育的最主要部分，課堂教學不改變，學校教育改革將是形式的、不徹底的。
農村中學語文教改，要實現和完善“成才”教育，探索新世紀的理想課堂教學，是廣大語文教師的首選課題。
（一）改革課堂教學過程的結構
突出兩個改變，改變原來語文課堂中把知識點的教學作為主要教學目標，改變把掌握知識點作為教學基本內容，變成為教學內容突出知識結構，學習活動突出過程結構。
1．突出知識結構。?中學語文教學長期沿襲字、詞、句、篇、修、邏、文八字憲法，加上訓練知識點，這就等於語文教學的全部內容。不難看出，這樣教學的弊端就在於單一零散，缺乏整體感。
突出知識結構，如識字的重點是字形結構，短語的重點是類型結構，段落層次的重點是體裁結構等。
2．突出過程結構語文課堂必須注重學生積極參與，?突出過程結構，就能變“要我學”為“我要學”，就能使每個學生當堂掌握方法，讓自學與互學結合起來。突出過程結構，是新世紀教學的需要，它對於培養學生自主能力，競爭意識，學會學有裨益。
（二）建立新型的師生關係
新世紀課堂教學中的師生關係應是合作關係，教師的角色任務應是幫助學生髮展、共同達到教學目標、完成課堂學習任務的組織者和引路者。
建立新型的師生關係，“把課堂還給學生”，讓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人。
中學語文課堂生動活潑，豐富多采；農村中學語文課堂的時空，天高海闊，獨具特色。
以學生為本的課堂教學，教師應該充分尊重學生的人格，努力提高課堂生活的質量，使每一個學生都更好、更生動、更活潑地成長，以適應新時代社會的需要。
三、以“教師為首”，實施“成功”教育
既然我們已經認識到，辦好農村中學，提高農村中學語文教學質量，是關係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素質，培養跨世紀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實現現代化宏偉戰略目標的大問題，那麼，提高農村中學語文教師的素質，就顯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目前，農村中學語文教師隊伍在諸多方面的不適應，亟待解決。其一是知識面窄，文化上不適應；其二是專業性差，業務上不適應；其三是體制不順，心理上不適應。
構想方略是：首先加強文化學習，鼓勵教師參加進修班、函授班或自修班等，努力擴展農村中學語文教師知識的深度和廣度，提高他們的理論水平。其次是開展教研活動，以校為單位或以區域為單位，把鄰近幾校劃為一組，聽課、評課、説課兼用，下大力氣抓好10項技能訓練，達到結業過關水平。第三是加快傳遞信息，及時、準確地把教改新信息傳達給廣大農村中語教師，必要時可舉辦教育信息專題講座，溝通教育信息，辦好簡報和通訊等。第四是抓好敬業教育，要以黨的十五大精神為主要內容，以提高教師政治修養和敬業愛崗精神為最終目的，加強師德師風建設，愛崗敬業，愛生獻身，創新進取，使教師成為課堂實施素質教育的排頭兵，成為“成功教育”的組織者和參與者。
四、以“活動為輔”，實施“成型”教育
農村中學語文教改，必須樹立大語文思想。除了要在課堂教學活動中保質保量完成任務外，還必須充分利用好語文活動課的機會，開展形式活潑，內容豐富的語文活動，激發興趣，培養習慣，開發智力，把語文活動課真正紮紮實實開展起來，不走過場，不搞形式，寓教於樂，提高效率。
比如魏書生老師搞“記憶力競賽”，規定時間和內容，授以適當方法，讓學生都積極投身到記憶競賽中。七年級，5分鐘記憶172個字，八年級，5分鐘達到250個字。
書寫競賽。要求在限定時間內，看誰寫得又快又好。
另外，還有查字典、讀課文、作文、造句等一系列競賽，促使學生大腦機器處於高效運轉狀態。
搞好語文活動，還必須考慮學生個性特點，在活動中要儘量為每一位學生髮展個性提供更多的機會，讓學生儘快“成型”，防止整齊劃一。
五、以“理論為魂”，實施“成果”教育
農村中學語文教改，長期蠕動爬行，成效尷尬，何以如此？究其根源在於或盲目“洋化”（指歐美各國模式），或墨守陳規（吃老祖宗的老本）。
“三老”理論（《葉聖陶、呂叔湘和張志公語文教育論文遜）應該視為農村中學語文教改的指導理論，成為教學改革的靈魂。“三老”理論既融匯了傳統教育的精華，又吸收了國外先進教育科學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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