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小説總給人一種讀不懂又抓不住的感覺，需要通過反覆的閲讀、分析，才能對其小説有進一步的理解。
然而即使是研究魯迅的專家也不敢説對魯迅創作有深刻而完全的把握，自然，對魯迅創作時的動機和思想狀態的摸索，研究者們也是謙虛謹慎，不敢輕下斷言，可見魯迅小説是那麼的艱深而晦澀。為什麼魯迅小説讓人這麼難以讀懂？
一、魯迅小説中的復調特徵
竹內好認為魯迅小説中本身就沒有呈現出一種單一的、完整的主題和中心，或者説這種主題和中心並未完成。這個評價看似見解獨特，實則頗為中肯。“魯迅小説裏彷彿有兩個中心。它們既像橢圓的焦點，又像平行線，是那種有既相約、又相斥的作用力的東西。”
也就是説魯迅小説創作意圖本身就不是為了表達單一的思想，其中是多種觀點的片段之間，若即若離，它們複雜而無規律地嵌合在行文之中，讓人難以輕易地拼接而理解。魯迅的小説很像一種合奏，卻又不是規整的交響樂。它是一種看似隨性，實則精緻高妙的演奏。魯迅像是握着高超的指揮，同時讓很多種樂器同時演奏，呈現出多重的聲音摻雜在一起，讓讀者很難分辨。當你稍稍分辨出一些音色，似乎把握了其中一種聲音時，這種聲音似乎又改變了，戛然接上了另一種關聯不大的聲音。這種思緒的流動節奏讓人讀起來因為常常阻滯不通而懊惱，同時也讓人感慨指揮者那不同凡響的、深邃的思想。因為捉摸不透，所以魯迅小説比其他小説具有了更宏大的意藴空間。
小説 《在酒樓上》是魯迅思想進入“彷徨”中的早期作品，被周作人稱作 “最具有魯迅氣氛”的小説。《在酒樓上》講述的是關於知識分子的題材，這篇小説與同時期其他作家以第一人稱 “我”來創作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説有很大的區別。魯迅沒有平鋪直敍，直抒自己對知識分子的觀點和情感，而是選擇用 “我”的視角來講述關於主人公呂緯甫的這樣一個故事。那麼魯迅這種表達方式的用意何在？ 他想表達自己一種什麼樣的思想與狀態？
《在酒樓上》以“我”的角度講述了 “我”與呂緯甫的故事。這裏的 “我”並不是小説的中心人物，也不只是一個旁觀的敍述者，而是參與到故事中的人物。他與呂緯甫一樣都是具有獨立的情感、獨立的思想和理智的人，作為故事之中的一個元素，他也推動着故事的發展。故事中的 “我”和呂緯甫具有許多共同點： “我們”曾是一起去城隍廟拔掉神像鬍子的新青年； 是議會討論 “改革中國”的方法道路而打起來、激情澎湃的青年。“我們”雖然曾經都擁有激情澎湃的理想，如今卻因為革命的失敗以及生活的無奈而落入沮喪和彷徨中的中年人。不同的是，“我”和呂緯甫同樣面對生活的無聊和寂寞，他們的選擇卻不同，“我”堅持在寂寞和彷徨中前進、反抗，而呂緯甫卻選擇放棄前進，迴歸到世俗生活當中。呂緯甫渴望從世俗生活中找到繼續生活的動力。魯迅想通過這兩個人物寄予怎麼樣的思想？ 對於這個問題，有評論者認為，文中的 “我”可以等同於魯迅，表達魯迅作為一個選擇繼續抗爭者，想要藉此批評那些因為一些挫折便放棄了努力的知識分子。但這種説法過於簡單化、平面化。
回到 《在酒樓上》原文，我們會發現，文章不只是魯迅批判 “遇到挫折就放棄”的這一種聲音。魯迅對呂緯甫固然有批評之意，但同時還有着對呂緯甫寂寞和可憐處境的感同身受，全文也縈繞着揮之不去的兔死狐悲的哀婉之情。並且作者雖然與兩個人物之間都具有這樣那樣的聯繫，甚至他們與作者有着某種精神上的聯繫，但其實作者對這兩個人物都有批判。作家似乎是在兩者之外，或者是在兩者之上去發出自己的聲音，與文中兩個人物獨自的思想，他們所各自發出的聲音是不能混同的。所以對文章中的聲音作一分析，有助於我們深入瞭解魯迅的精神世界。
這裏有必要對上文所提到的小説中的聲音進行解釋。
小説 “藝術地再現生活本身的復調本質”因此可以説小説是一種獨特的聲音，或者説小説本身就是一種話語形式。只是這種話語形式不像日常生活中人們的交談。他的媒介不是人聲帶發出的聲音，而是經過加工和組織的語言符號。巴赫金把人的本質界定為 “人在存在當中無可迴避”的對話。小説來源於生活，小説是對生活的一種反映，所以小説中也必定存在着許多對話。魯迅的小説從創作之初至今，連續不斷地受到許許多多的關注和研究，也正是因為魯迅小説中聲音多種多樣。在魯迅小説中，眾聲喧譁，聲源多重，且聲音之間關係交疊複雜，但是就是在這種多重複調之中，交織出內涵豐富又具有難窮盡、廣闊的意義空間，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小説中的復調對話瞭解難以抓住的小説內涵。
二、小説中人物之間的復調性分析
就 “我”和呂緯甫之間的 “對話”關係而言，小説中並沒有把話語權完全的交在 “我”的手中，作者並沒有剝奪呂緯甫的話語權。文中很大的篇幅都是呂緯甫的聲音，其中主要有奉母親命令返鄉辦的兩件事： 遷墳和送絨花。呂緯甫 “我當時忽而很高興，願意掘一回墳，願意一見我那曾經和我很親睦的小兄弟的骨質”， “我對於這差事倒並不覺得煩厭，反而很喜歡，”
並且這一切都是為了達成母親的願望。從這些聲音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呂緯甫迴歸家庭後，對之前輕視的世俗親情表現出依戀和嚮往。但文中呂緯甫對這兩件事表達更多的是無聊和失落。
以 “也還是為了無聊的事”來定義這兩件事情，這些語言證明事後呂緯甫對自己行為進行反省，他並沒有覺得得意而是反倒覺得無聊和失落。而且他並沒有完全忘記他之從前的激情和精悍，這從他看見廢園後眼睛中閃出的射人的光中，從他自嘲式的把自己比作飛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蠅子的比喻中可以看出，他對於自己現在的狀態並不滿意。呂緯甫對目前自己的生活和現狀只是敷衍和妥協着，他對於青年時的夢想並未忘懷。呂緯甫的心理有依戀嚮往，同時又有無聊寂寞，且在寂寞中還閃爍着殘存的激情和光芒，從這種複雜的心情之中，我們可以看出呂緯甫所表達出的 “話語”並不是單一的，在呂緯甫的思想內部存在着兩種以上的聲音，這些聲音之間就形成一種對話關係。他面對着代表繼續堅持前進的形象——— “我”，並沒有表現出排斥和嘲諷，反而表現出一種慚愧和自嘲，可見呂緯甫與 “我”之間的 “對話”關係也並不是決裂和敵對這種單一的表現。
小説中，“我”對呂緯甫的態度不能簡單概括為失望和批判。雖然前面在作者感懷物是人非的時候，“我”看見曾經敏捷精悍的呂緯甫變了，心中有許多失落，但這其中更多的不是對呂的嘲諷和失望，而是一種同命相連的同情和失落。這在 “我”看見呂緯甫久違的射人的眼神後“我”的興奮中，在呂緯甫作了蒼蠅的比喻後 “我”説的“大約也不外乎繞點小圈子吧”中，從呂緯甫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待我”這種自我慚愧和酸楚的話語等等地方，都能看出 “我”和呂緯甫之間的 “對話”關係不是簡單的對立關係。他們之間的對話既有差異，又有着獨特的精神聯繫，更像是一對有過共同經歷的孿生兄弟，一方否定另一方就是在否定自己本身，兩者形成兩個相互獨立又相互纏繞的樂曲組成的復調。這種複雜的“對話”開拓了小説的意義空間，這兩個形象並不是某種絕對的、完整的觀念的獨立代言。呂緯甫和 “我”都是處於人生迷途中的迷路者，他們都處在彷徨中，誰都無法確定自己選擇的以及被迫適應的道路是對是錯。
這是魯迅的 “歷史中間物”式思想的產物。魯迅從不認為自己能給出某一種答案，他更多的是把問題提出，並且通過小説文字呈現給大眾。他把這種矛盾的選擇化成兩個不同的藝術形象，並且讓這一個個 “他人”具有獨立的邏輯。他讓自己和讀者作為旁觀者，更好地看出內在思想與外在世界的利弊，魯迅站在更高的高度來批評自己的靈魂，這是非常困難和痛苦的。魯迅一次次的把自己沉入一個個痛苦掙扎中去探索自己心中複雜、糾結的 “對話”，再根據這些對話去創造 “説話”的角色中。所以這些復調式的角色的精神內涵皆從魯迅自己一個人而來，他們就必然具有某種精神聯繫。但同時，小説中每種 “聲音”都代表魯迅精神矛盾中的不同側面，因此它們之間是不能完全等同的，所以這些聲音存在在一部小説中便形成一種複雜又有韻味的復調。因為這種復調的聲音是魯迅對自我的深度挖掘，所以它是來自於靈魂的，也更貼近於矛盾的本質。
三、小説中人物內部的復調性分析
呂緯甫和 “我”這兩個單獨的藝術形象內部的 “聲音”也不是單一的，他們各自身上都體現出一種複雜性和矛盾性。這使他們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安於現在的生活，仍舊處於糾結和彷徨中。先説呂緯甫，他似乎已經忘記從前的一切，安心於世俗生活。“我”和他剛見面時，他的精神是沉靜、頹唐而失去光彩的，這是呂緯甫的其中一種聲音。但在看見廢園那一瞬間卻又閃出了懾人的光彩，這裏又讓我們聽見了另外一種與之前的頹廢所不同的聲音。
雖然他表述自己的現狀像蠅子一樣繞回來了，明白告訴我們他的無奈與無聊，但他又以 “天空沒有鳥的痕跡，但我已經飛過”這樣的詩句自我安慰。他眼中下意識的神采告訴我們，從前的熱情與澎湃的夢想並沒有在呂緯甫的頭腦中徹底抹去。即使他自己也想忘記過去，專注於現在的生活，但他仍舊在 “啟蒙者”和 “世俗人”之間遊走，並且在這兩種人生角色中糾纏，他並沒有完全接受現在的定位，或者説他根本還不清楚自己應該在這個世界什麼樣的位置，可見呂緯甫內部的思想並沒有達到和諧、統一。
他內部不同的聲音，時時在爭辯，在糾纏，這使他無法安然地過他目前世俗的生活。
這種矛盾與破裂在他對後面講述的一些事的態度中得到了驗證。他在描述遷墳，送絨花的開場白中便説這些是“無聊的事”，但卻也按照母親的'願望去做了，並覺得也是樂意去做的，但最終還是落得個失望而歸。這些都彰顯出呂緯甫內部的矛盾和糾結。他選擇放棄之前的夢想，但他沒有也無法完全拋掉過去，安心迷醉於現在世俗的生活。他在表達自己仍要教 ‘子曰詩云’後，又自言自語似地説這是些 “無聊的事”，不是自己想教，而是別人只學這些。從這些語言中我們能看見呂緯甫矛盾尷尬的處境。他雖然想要壓抑年少時夢想的 “聲音”，讓它安靜甚至啞掉，用以暫時麻木自己，但那種聲音卻時不時地冒出來，催逼着他。兩種矛盾的聲音在他腦中吵嚷，糾纏，使他無法真正安於這種生活。這與魯迅先生抄古碑麻醉自己那段時期的經歷非常類似，我們似乎能聽見他內心豐富的“聲音”。
再説文中的 “我”，雖然從文中 “我”的話語和呂緯甫的反應，特別是末尾那段具有象徵意義的話語中可以看出 “我”並沒有像呂緯甫那樣放棄自己曾經的夢想和目標， “我”在繼續前進。但從 “我”的言行中不難看出“我”也是一個被複雜 “聲音”困擾的 “糾結人”。來 S城，“我”的懷舊是失落而無聊。對廢園景色的描繪很明顯能夠看出 “我”對於那種為夢想堅持的努力，不畏嚴寒和艱辛精神的讚許，但小説卻沒有把 “我”塑造成具有無堅不摧意志的戰士。因為緊接着的另一個 “聲音”卻如鬼魅一樣，縈繞不去。就像 “我”對北方南方雪的感慨，“我”現出明顯的漂泊感和無依感，能看出 “我”
雖然堅持着，但心中也有許多的失落、軟弱和猶豫，甚至是寂寞絕望。當他們襲來的時候，幾乎要把 “我”吞沒了。小説後面在 “我”聽呂緯甫講述自己的經歷時，聽到他在教 ‘子曰詩云’時 “我”表示出了驚訝和奇異。
只是從呂緯甫的反應中可以看出 “我”在驚奇和失望的同時更多的是同情和傷感，“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待我”都可以看出來。雖然 “我”也面臨和呂緯甫相似的令人無奈失望的經歷和現狀，但 “我”最後的選擇卻是迎着暴風雪，迎着絕望前進。
由此看出這兩個形象 “內部的”聲音也並不是單一的，在他們各自內心的聲音中也包含着不同的思想傾向，並且形成一種復調。雖然他們的選擇不同，但相同的是———他們還是不能安生。他們還是無法擺脱矛盾和糾結，他們的思想深處仍被矛盾和糾結的聲音像 “毒蛇”一樣糾纏。經過上述的分析，不管選擇哪一條路，最終面對的都是瀰漫於天地間迷霧樣的迷茫和絕望。從中可見魯迅也還不能從各種矛盾中掙扎出來。魯迅最終也沒有找到答案，他仍處在矛盾和糾結中。這也是後面像 《孤獨者》這樣的文章會產生的原因。
從中看出，某些評論者把作者跟 《在酒樓上》的“我”等同起來這種簡單概括的説法並不合理。他否定了魯迅充滿矛盾性和複雜性的思想和直面慘淡人生的戰鬥精神。我們從這兩個藝術形象中能找到許多魯迅先生的影子，但在敍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不僅對與呂緯甫一樣已經放棄了夢想，過着與世俗生活沒有兩樣的人有所批判，對繼續堅持的 “我”，也沒有給予多少美化，在敍述中也用批判的視角進行反觀。這也反映出魯迅精神和思想的獨特性以及他的懷疑精神。魯迅在他的小説中並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和指明某種光明或者正確的道路，他只是把自己剖開，把自己矛盾的思想揪出來，精細地刻畫成 “他者”的思想，從而彰顯出其精神的深刻性，矛盾性和複雜性。這使魯迅這個作者從眾多的聲音中淡出，站在旁觀者的位子上冷眼旁觀，使得這個作者凌駕於眾多聲音所形成的復調之上，這種復調使小説呈現意想不到的深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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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我們在生活中時時可以用到它：哪種優惠更省錢；運貨需要運幾次；哪條路最短……我覺得，要想學好數學，就要有找出題中的陷阱的本事。
有一次，數學課上，老師讓我們解一道題：一幢高59米的樓房，一樓的層高是4.6米，其餘每層的`層高都是3.2米。這幢樓一共有多少層？
我想：這和線段圖算端點是一樣的。先用總高度59減去一層的高度4.6，再用得數54.4除以其餘每層的層高3.2，最後用得數17加上一層和一個1，得18米。於是，我舉手把我的想法告訴了老師。
老師説：“錯了，這和算端點不一樣，‘有’18層，可實際可以住人的，只有17層。”
我恍然大悟：我中了陷阱！看來我還得好好磨練自己，讓我能找出陷阱啊！！
中國古代服飾，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服飾的演變是一部穿在身上的歷史，服飾潮流的變遷背後是每個朝代社會風貌的反映。每個朝代服飾各有特色，同時又有共同的內涵，彰顯了中國傳統文明的永恆魅力。
歷史演變古代服飾變遷內涵服飾，是人類文明的標誌，又是人類生活的要素。它除了滿足人們物質生活需要外，還代表着一定時期的文化。它的產生和演變，與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地理、歷史以及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都有密切關係，相互間有着一定影響。本文以時間為序來展示中國服飾文化潮流的變遷及背後所反映的各個時代文明的演進。
一、秩序井然的服飾——自夏至西周時期
周朝作為最強盛的奴隸制王朝，為了鞏固統治，制定了一套非常詳盡周密的禮儀來規範社會，安定天下。表現在服飾上，如不同場合要穿戴不同的服飾，有祭禮服、朝會服、從戎服、弔喪服、婚禮服。這些服飾嚴格區分了天子與官僚、貴族與平民的等級差別，形成了一整套的冠冕制度模式，影響了自商周以來三千年封建社會的服飾文化。從此，服飾開始標識每個人的社會角色，以便“分貴賤，別等威”。
二、從百花齊放到趨於一致——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
戰國時期七國崛起，各自獨立。在服飾上也各顯其地方風格與文化風采，處於“百花齊放”的狀態，呈現出一派絢麗多彩的景象。如春申君的3千食客中的上客皆着珠履；平原君後宮百數，婢妾均披綺披紗；衞王宮的衞士穿黑色戎衣；魯國的儒者服長衣、褒袖方履，等等。秦漢時期隨着國家統一的實現，服裝風格也逐漸趨於一致。至東漢明帝永平二年，重新制定了祭祀服制與朝服制度，形成了正式完備的冠服制度。
三、胡漢交融——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內部分崩離析。正是由於戰爭，北方民族的遊牧文化、西域文化與漢族文化碰撞、融合，使得中國服飾文化進入到一個追求時髦、胡漢交融、奇裝異服盛行時期。這個時候因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來住，胡服便成了當時時髦的服裝。漢服中的緊身、圓領、開叉，就是融合了胡服的特點。同時，受先進的漢文化和風氣的影響，北朝各族紛紛推行漢化運動，仰慕漢族衣冠服飾，形成了“羣臣皆服漢魏衣”的狀況。
四、開放浪漫、異彩紛呈——隋唐五代時期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是我國政治經濟高度發展，文化藝術繁榮昌盛的時代，造就了獨特的開放浪漫風格的唐朝服飾。尤其是唐代的婦女服飾，是歷代中的佼佼者。唐代的女裝顏色鮮豔，造型雍容華貴，裝扮配飾富麗堂皇。如在衫、裙之外還有披在肩上的長圍巾“帔”。還有特別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長衫外面。這種裝扮使唐朝女裝形成袒胸、裸臂、披紗、大袖、長裙等極為開放的風格。
五、質樸保守——宋朝時期
宋朝統治者注重文治，竭力推崇程朱理學，把朱熹“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理論根據加以倡導，其目的在於去掉人們的任何反抗意識。這種理學觀念影響到人們的着裝，使宋朝的服裝一改唐朝服飾曠達華貴，恢弘大氣的特點，服裝造型封閉，拘謹保守。顏色嚴肅淡雅，色調趨於單一。另外，兩宋時期，邊患不斷，統治者的軟弱無能，官僚隊伍的壯大，形成積貧積弱的局面，為此統治者三令五申，要求服飾簡約淡泊，力戒奢侈鋪張，從而形成了以後質樸淡雅為宗的一代審美標準。
六、異地胡風——遼金元時期
作為古代史上民族融合的又一高潮，這時期的服飾既體現了遊牧民族的特色又有融合的色彩。服飾大多用毛織品並且製作較為簡單、實用，易於馬上作戰射獵。党項族婦女多着翻領胡服；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圓領齊膝外衣，足下着長筒靴。元服則吸收宋服形式，官服款式較特殊為窄袖、盤領、縫掖，獨具特色。
七、繼承創新——明清時期
朱元璋統一天下，建立大明帝國後，對服飾也有統一的要求。先是禁胡服，繼而又以明太祖的名義下詔：衣冠悉如唐代形制。對民間的男裝也有規定，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寬大長衣，頭上戴四方平定巾。
清朝作為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轉型的前夜，在服裝史上也是改變最大的一個時代，清服是中國古服與近代服的交接點，它的存在是以後發展到近代男士的馬褂長袍、女士的旗袍的前提。清代還是個滿漢文化交融的時代。清代中期始，滿漢各有仿效，到了後期，滿族效仿漢族的風氣頗盛，甚至史書有“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截作短衣裳”之記載。
八、古代服飾共同的內涵
中國古代服飾潮流演變中真實地反映了歷朝歷代政治經濟生活和風貌。雖然各有特色，但是又有共同內涵。
中國傳統服飾中包含着“天人合一”的理念，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早在上古時代，就產生了“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之乾坤。故上衣玄，下裳黃”。乾即天，坤即地。天未明時，天空是黑色（稱“玄”），上衣如天，所以用玄色。而大地為黃色，下裳如地，服色即用黃色。人們穿着上玄衣下黃裳，拜祖先、祭天地，以此表達對天地、祖先的崇拜，從而實現天下大治。
中國古代，等級制度森嚴，受這種等級制度“禮”的影響，服裝除能敝體之外，還被當作分貴賤，別等級的工具。《禮記》中對衣着等級作為了明文規定：“天子龍袞，諸候如黼，大夫黼，士玄衣裳。”《中國曆代服飾》記載：秦漢巾幘色，“庶民為黑、車伕為紅，喪服為白，轎伕為黃，廚人為綠，官奴、農人為青。”
中國古代服飾還體現了大一統觀念。幾乎每個統一的王朝都對服飾有統一規定。秦始皇在服裝的顏色上做了統一規定——以黑為最上。元朝初建，也曾令在京士庶須剃髮為蒙古族裝束。此外，明朝流行的一統六合帽和平定四方巾也都帶有大一統的色彩。
中國古代的服飾在相當長的歷史裏，不斷吸收其他外來文化和異族的服飾文化元素，造就了內涵豐富，風格獨特、永遠流行的中國服裝文化。它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它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如今中國服飾在不斷地融入國際潮流，成為中華文明的又一個符號，煥發出越來越瑰麗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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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思考
[摘要]筆者結合實際工作經驗，探討了在當前政務工作任務量多，工作壓力大的情況下，切實提高政府工作的行政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效率
所謂行政管理效率，就是在圓滿完成行政機關的使命與任務的基礎上，投入的工作量與獲得的工作效果之比。
行政管理效率應該是數量和質量的統一，是功效與價值的統一。
行政管理效率就是運用先進的科學方法，適應人的需要和特點，顧及社會因素及其各方面的影響，充分發揮和利用人的內在潛能而獲得最佳管理效果。
行政效率是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問題，它既是行政管理的目標，也是衡量政府職能的尺度，在行政管理活動中佔據極其重要的地位。
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效率的行政管理能夠創造有序的內部環境，為單位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從而有利於社會穩定、國家繁榮。
那麼，如何在當前政務工作任務量多，工作壓力大的情況下，切實提高政府工作的行政管理效率呢？筆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實際工作經驗，作出以下探討。
一、樹立先進的管理理念
任何一個行政管理低效的政府決不是一個合格的、能適應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發展要求的政府。
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前提就是管理理念的更新。
在舊的管理體制和機制的影響下，長期以來形成的舊觀念和行為方式束縛着人們的思想，制約了行政管理的效率的提高，為了政府機關的健康良性發展，就必須要從根本上轉變陳舊的、不利於工作的觀念。
首先，要將行政管理作為一門科學來對待。
以往有很多行政管理幹部，忽視行政管理知識的系統學習，想當然地認為行政管理就是簡單的“人管人”,這也就是行政管理效率難以提升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我們畢竟擯棄這種錯誤觀念，而要樹立科學的行政管理理念，以規範化、步驟化、人性化的方式重視行政管理幹部的培養和行政管理科學知識的學習，用科學的理論武裝大腦，促進工作的實效的提升。
第二，將現代企業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引入政府管理。
現代企業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具有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經濟發展的引導和支撐作用，對於改革政府行政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鑑和仿效作用。
20世紀末以來，用企業管理理念改造政府服務行政已經成為當今世界行政體制改革與創新的實踐內容。
第三，樹立管理為中心服務的理念，樹立高效務實的工作態度，把行政管理的工作重點瞄準為發展經濟、穩定社會這個中心任務上，做好一系列的輔助工作，把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行政管理工作的出發點、立足點和着力點，加強行政管理工作的有序性和有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將先進的管理理念作為工作的先導，合理運用各種現代管理知識、方法，切實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二、創新管理機制和改革管理體制
原有的行政管理體制、機制以越來越難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國家也為此一直在調整管理機制、改革管理體制。
“十六”大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有利於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
當前的改革中，我國行政管理的機制，正在由過去的產品經濟型，轉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型。
表現在：管理的體制從集權向較為分權轉變；管理的職能從一統到底向宏觀控制轉變；管理的方式從內部向外部轉變；管理的方向從目標性向兼顧行為性轉變；管理手段從單一向多樣化轉變。
如此的改革，已取得一定的成效。
有利於政企分開、政事分離，充分發揮政府行政管理的指導性、引導性職能，全面提升行政管理水平。
首先，要積極促成政府內部組織結構的合理化。
政府內部組織結構的合理化，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基本保證。
在企業某些部門之間，由於權責不明確，又缺乏良好的溝通協調，工作上不是相互支持，而是互相掣肘，在部門之間利益有差別，甚至會互相頂牛、僵持，造成工作推諉扯皮、拖拉延誤。
外塑形象，內強素質是企業管理的一個基本原則，企業各部門之間的'辦事效率，工作質量從一個方面説是企業綜合實力的體現，因此要按照精簡、統一，高效的原則，嚴格控制機構膨脹，堅決裁減宂員，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範的行政管理體系。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行政決策機制。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下，政府的行政決策機制的轉變目標為政治上和諧執政、經濟上和諧發展、文化上和諧進步、提供公共服務和諧一致。
因此，要借鑑現代行政決策的基本程序，創建民主形成決策程序和制度，並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以保證決策程序的規範性和有效性。
孔丘(公元前551～前479)，中國春秋末期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字仲尼，世人尊稱孔子。春秋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先世為宋國貴族，後沒落。春秋時期是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歷史時期，官學衰廢，魯國成為文化的中心和私學的發祥地。
孔子少時“貧且賤”，年 15歲立志求學，通過私人傳授，博習詩書禮樂。年輕時曾在魯國執政大夫季氏門下任管牛羊、倉庫的小吏。約30歲，在曲阜城北設學舍，開始私人講學。顏淵、曾點、子路等是最早的弟子。50歲任魯國中都宰，繼升司寇，不久去職，率弟子歷遊宋、衞、陳、蔡、齊、楚等國。志欲改良時政，復興周禮，嘗説：“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然終不見用。在外14年，68歲重返魯國，政治上仍不得志，乃專力從事講學和著述，直到逝世，弟子達3000人，身通六藝者70餘人。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創辦大規模私學的教育家。死後葬曲阜城外，弟子們在墓旁守喪 3年，分別時痛哭失聲。子貢不忍離去，又獨自留居 3年，稱頌：“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子張》）。
藝術孔子在當時已有“聖人”之稱，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過孔子整理傳授的儒家經典——五經，被定為必讀的教科書，儒家學説由此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核心，對整個封建時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起着指導的作用，從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都給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展以極其深刻的影響。 記載孔子生平事蹟的《論語》一書，共二十篇，四百九十章。該書是孔子的弟子在其死後根據他平時的講話記錄整理而成的。孔子大約從二十歲就開始從事“循循善誘”和“誨人不倦”的教育工作，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整套教育理論和教育方法都包含在《論語》裏。所以《論語》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最好的、最原始的、最權威的材料。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教育思想體系中的寶貴遺產。所以對孔子的教育思想進行解讀對我們的教育實踐的指導和教育理論水平的提升都將大有裨益。因此本文主要是以《論語》中孔子的言論為原材料，以他對學生和教師的要求，以及如何處理師生關係這三方面作為切入點，淺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一、對學生的要求
具體可分為幾個部分：
首先孔子強調學生要端正學習態度和明白學習的意義。這在其對宰予，冉求，顏回三名弟子的評價中可得到充分的驗證。冉求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篇》）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公冶長篇》）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為政篇》）這三則材料很明顯地告訴我們，孔子對學生的學習態度是非常重視的。冉求在學習上遇到“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困惑時，孔子告訴他，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是走到中途而力盡而止，現在你不是因“力不足”，而是固步自封自動停止前進。這就是勉勵冉求端正學習態度，宰予雖伶牙利齒，天賦較好，但卻無疾而晝寢，不好好學習，不注意自己的學習態度。這令孔子極為反感斥其為“朽木”；顏回雖反應不快，老師講的道理要經過長時間的琢磨才能明白，但孔子卻很欣賞他對學習一絲不苟，持之以恆的態度。孔子認為只有端正學習態度才能積累知識，才能在成就上超越前人。他説：“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子罕篇》）端正學習態度與明白學習的意義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因此孔子説：“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篇》）學生子夏亦認識到：一個人只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子張篇》）就可以成為有仁德的人。總的來説，孔子認為只有端正學習態度和明白學習的意義才能使人獲得知識，提高能力，和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孔子這種從學生的主觀意識出發使學生自己認識到學習的妙處的教育思想，對我們今天進行教學有重要借鑑作用。
其次，要求學生做到全面發展，從各方面提高自身的素質。在當時就是要學生在詩、書、禮、御、樂、射等方面都加強學習。在孔子的薰陶下，許多弟子都是全面發展的，如顏淵、子夏等。孔子主張學生要通過《詩》，“樂”來培養他們自身的道德情感，從而達到全面發展的目的。他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所謂“興”，就是使人感奮起來，警醒起來；所謂“觀”，就是使人交融情思，有利團結；所謂“怨”，是可以諷刺或批評在上者的不良傾向，這些就是以詩教為手段提高學生的全面發展。孔子強調一個人的成長要“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篇》）他聽《武》，説它“盡美而未盡善”；而聽《韶》則稱其“盡美盡善”。他相信音樂既可以激發學生的感情，提高學生的精神境界；又能使之從中得到美的享受和對善的陶冶。因此，學生想全面發展，“詩”與“樂”的學習是必不可少的。孔子要求學生重視道德教育達到促進真善美的合一。這就要做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篇》），“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篇》）此外還要求學生 “非禮勿視、非禮勿所、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篇》）從而使到自己達到全面發展成為當時的“君子”。今天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學科之間的互相聯繫，互相滲透已成為一種自然趨勢。知識結構單一化的人才已不適應社會的要求，只有全面發展的人才才能承擔建設社會的重任。孔子要求學生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對我們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教育體系，有豐富的借鑑意義，值得我們去研究和探討。但我們必須看到，孔子要求學生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存在不少錯誤和缺點。如孔子只重視人的道德修養方面而不重視生產實踐。弟子樊遲請教園藝，他卻罵他“小人哉”，這就抑制學生真正做到全面發展，對此我們要加以辨別。
再次，要求學生好學。孔子認為人們的知識來源於學習。雖然，他也説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陽貨篇》）“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陽貨篇》）但這些只是一個學習者擁有的先天條件。孔子強調知識的獲取靠的是後天的不斷努力，學生要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孔子説“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這就證明其先天條件並不是“上智”，但他好學，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篇》）。他對學生的要求就是要自主學習。因此他讚賞的學生顏回：“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則亡也”。（《先進篇》）子貢問：“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極坦誠地説：“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公冶長篇》）可見，孔子非常注重自主學習。他認為如果有好學的精神就會“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飛焉。”孔子曾讚揚弟子顏回以學為樂，説：“賢哉曰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篇》）孔子也認為“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及其弟子“彈琴”、“鼓瑟”、“絃歌”的記載比比 皆是。因此孔子説：“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篇》）這形象地説明好學是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的動力。
但怎樣才能做到好學呢？
《論語》中有明確的答覆。首先是要做到反覆學習，“温故而知新”，在温習舊知識時，得到新的體會，再“學而時習之”。學生子夏對此有較深的體會，他説：“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張篇》就是每天要增長新的知識，每月又不要忘記所學到的技能，便稱得上是好學了。其次要將學習與思考有機的結合起來。在孔子看來“學”是學習別人的經驗和從現實生活中學到的東西通過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為自己的知識。但這種關係是互動的，並不是以某一方面為重的，所以孔子説：“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只是學習前人，即一味讀書，卻不思考，就會受騙；一味思考，卻不讀書就危險了。孔子亦説：“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好學也”。這不是把吸收作為思考的前提，而是吸收中就應包含思考，即在學習中思考，在思考中學習。他又説“不日好之何之何者吾未知之何也已矣。”（《衞靈公篇》）孔子的學生子夏對學思的關係深有體會，説：“博學而篤志，卻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篇》）完美地實踐孔子的要求。孔子在認識和處理學與思的辯證統一關係時，強調學思一致。他意識到學生的認識活動是以接受前人的知識為主，以間接經驗為主。這是難得可貴的，他是運用辯證法來解決教學中各種矛盾並應用於實際教學的第一人。我們也要看到他在學習前人的思想結晶時，明確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述而篇》）過分強調在舊基礎上發展，表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還存在缺乏創新的一面。這也是我們在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時要加以注意。
二、對老師的要求
《論語》中有關教學的言論極多，表明了孔子對於教師的要求甚高，而其中的許多要求對今天的教師依然有指導作用。本文把孔子對老師的要求大致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以學生為本，重視學生的個體差異。孔子要求教師承認教育對象有差別的事實，進而要求教師悉心研究自己的教育對象，逐個瞭解學生的品格、智力、才幹等。在孔子看來所謂學生並不只是受教育者，而是一個能與傳道者結合在一起的實體。他提倡“當仁不讓於師”（《衞靈公篇》），即在真理面前，老師不應讓學生屈服於自己。以學生為主體，就要做到不完全憑藉人為的規定來判斷師生的名分。他更加鼓勵學生在老師面前不要謙讓甚至有時候學生也可以做老師，“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為政篇》）。孔子對學生主體地位如此重視，如此平等地對待學生，在當時等級深嚴的社會是難得可貴的。孔子這種以學生為主的教學理念，使他能夠獲得學生的尊敬。由於重視學生的個性差異，以學生為主體，他對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非常慎重。孔子説“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患，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思義。”（《季氏篇》）孔子認為這“九思”對教師非常重要，只有遵守了才能慎言、慎行，做到充分重視學生。
注重學生的個體差異就要做到因材施教。孔子説：“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篇》），即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可以給他講授高深的學問，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給他講高深的學問。這是孔子在智力上認識到不同的學生是有差異的。他對自己的學生進行授教時就充分注意到這一點，這在孔子與子貢的談話中可得知。子曰：“女與回也熟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公冶長篇》）顏淵能“聞一知十”，端木賜只能“聞一知二”，此外“閔子待側，喑喑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先進篇》）這些都是孔子在教學時發現的。孔子認為只有注意到學生的個體差異，教師才能對症下藥找到培養學生的最佳方法。孔子這種以學生為本，重視學生的個體差異的教育思想，是今天我們在教育上所提倡的，只要我們克服其教育思想中的弊端，就能達到古為今用的目地。
其次，教師要以身作則，不斷學習。孔子認為每一個教師都應該不斷學習，才可以做到“誨人不倦”。他刻苦看書以至“韋編三絕”，為學“樂”而“三月不知肉味”。（《史記 孔子世家》）教師要以身作則首先要對自身的學識有充分的認識。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篇》）即是承認自己所不知道的，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不斷學習。孔子對自己的知識就有一個充分的認識。他説：“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孔子對教師學識的認識是“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在《論語》中，對教師的要求集中在如何提升教師的素質上。“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有何於我哉？”（《述而篇》）就是説把所見默默地記在心裏，努力學習而不厭倦，教導別人而不知疲倦，這是孔子對教師最根本的要求。孔子要求學生好學樂學，自己就“好古敏求”，“學而不厭”；他要求學生“不恥下問”，自己就“每事問”，虛求教；他要求學生確立志向，自己就“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身為教師，孔子始終保持“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篇》）的憂患意識。這種以身作則的學習精神，使他發出了“朝聞道，夕死矣”（《里仁篇》）的感歎，這用今天的話來説就是“早晨知道真理，即使晚上死了也值得”。孔子這種學習精神給他的學生帶來極強的震撼力，顏淵經常感歎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贍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子罕篇》）就充分説明了孔子這種以身作則，不斷追求進步的學習精神使學生不敢絲毫放鬆，也使到孔子的學識能夠不斷隨社會的發展而更新，成為一個優秀的傳業授道者。這種教育思想正是一名教師所必需擁有的，在他所處的時代有這樣的思想是非常不簡單的。
再次，要求教師在教學中要善於運用各種教學方法。作為一名教師就必須要有良好的教學方法，這樣才能在最短的時間裏讓學生接受最大限度的知識。孔子創造的教學方法至今仍然散發着無窮的魅力。在《論語》中就有很多教學方法方面的言論。例如及時啟發，孔子認為在學生自主學習的前提下，應該根據學生思維的開展及時進行啟發。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篇》）即不到學生想求明白而不能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學生想説而説不出的時候，不去啟發他；就不要再教他了。此外孔子亦説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衞靈公篇》）又説：“言之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季氏篇》）孔子這些言論就是要求教師抓住學生思考的適當時機對學生進行啟發。如因材施教，孔子在進行授教時充分注意到這一點，他説：“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就是闡述因材施教的最好理念。如循環漸進法，子貢問孔子：“何為斯可謂之士矣？”孔子並沒有直接告訴他，而是在啟發子貢的基礎上，逐步開啟他，孔子告訴他，首先是“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 ”，其次應該“宗族稱孝 ，鄉黨稱弟 ”，再次應該“言必信，行必果”。（《子路篇》）孔子認為培養學生接受知識是一個不斷髮展的過程，就需要有一個循環漸進的過程。此外還有善於適時評價、學思一致等教學方法也是具有獨到之處的。相傳孔子的弟子有三千，在《論語》的記載中，可證明為孔子學生的有三十多人，後來許多學生都成為政治、文化上有影響的人物，這個客觀事實説明了孔子在教育上的巨大成就。因此，本文認為孔子在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在教學實踐，教學方法上總結出的一些可貴的經驗，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和借鑑的。
三、如何處理師生關係
孔子認為教學就應該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只有做到師生和諧相處才能達到教學交融，要達到這種境界就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師生之間做到共同學習，相互促進。孔子認為知識是學無止境的，他提出“當仁不讓於師”（《衞靈公篇》）即在真理面前，對老師也不必讓步。作為教師不要高高在上，他説到：“三人行，必有我師 ”（《述而篇》）就是要教師放下架子，正是有這樣的認識才使他們的師生關係非常融洽，也就達到了共同促進。例如孔子説：“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逐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不愚” （《為政篇》）這就是他從弟子顏回身上學到勤思的妙處。再如子夏想知道《詩經 衞風 碩人》中詩句的含義，他問得很有深度，對孔子有很大的啟發，孔子沒有隱瞞自己在這方面的薄弱，而是對子夏説：“你能舉一反三，我可以和你討論詩了”。即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繪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等言《詩》已矣。”（《八佾篇》）這就是互教帶來的共同促進。孔子能承認比他小四十四歲的子夏在學問上對自己有幫助，説明他確實做到與學生共同學習，相互促進，實踐了其教育思想。孔子這種行動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教育力量。他以實際行動説明，如果教師對學生抱着共同學習，相互促進的思想就能提高教學效果，同時也能提高教師的修養從而達到促進師生關係發展的。孔子這種可貴的教育思想，我們應予以肯定並加以吸收。
其次，提倡坦誠相待，真誠相交。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近也。”（《述而篇》）又例如他對子顏曰：“存用我的，則將行道於世，不用我則將藏道於身，這隻有我和你能夠做到”即“用之則行，言之則藏，惟我寸爾有是夫。”（《述而篇》）這已不像師生間的談話，而完全是平等的朋友之間的談心了。學生“伯牛有病，子問之，自犏執其手，”感歎説：“之之，命夫矣！斯人也而有斯疫也。”（《雍也篇》）又如顏曰死，孔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為慟而誰為？”（《先進篇》）
“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孔子對學生坦誠相對，真誠交往。所以學生對孔子更是倍加尊敬。有人毀謗孔，子貢就説：“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子張篇》）而這就是師生坦誠相對的表現。對孔子在言行上出現的錯誤，學生也能指出，這使到孔子在弟子中間的形象是“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篇》）正是孔子對學生的深厚感情使弟子對孔子真誠交往，不離不棄，師生之間能夠融洽相處教學相長，同時也成就了孔子在中國教育史上“至聖先師”的地位。
綜上所述，《論語》中孔子的教育言論雖分佈在各章裏，但將它們歸納出來，能清晰地看到孔子的教育理念。孔子作為一位終生奮鬥不息的教育家，不僅培養了大批人才，而且創立了完整的教育思想體系。其教育思想，在古代漫長的年代裏一直佔據着主導地位。然而孔子只重視人的道德修養方面而不重視生產實踐，缺乏創新，只側重個人道德層面的提高，其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所謂的“君子”，但這種“君子”是當時剝削階級的維護者。所以任何誇大或美化孔子的貢獻是不對的，但無視他的成績也是錯誤的。因為孔子教育思想中有許多精華，如何更好地研究他，吸收它，並將它進一步發揚光大，是當前教育界的一大任務，也是孔子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必須繼承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繼承孔子教育思想的積極方面，讓其在新世紀再放異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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