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史》讀書筆記
經濟發展的歷史反映了社會發展的歷史，社會發展的歷史即是經濟發展的歷史。這些關於經濟與社會的關係，在我讀完馬克斯·韋伯的《社會經濟史》之後，就更加明白了這二者其中的關係。韋伯這位偉大的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在書中寫道“整部經濟史無非就是經濟理性主義的歷史。”以“理性化”為經，以社會行動與團體為緯，韋伯在《社會經濟史》中編織了他心目中那別具一格的歷史圖像。對此，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帕森斯曾經評價到：“在我看來，韋伯是站在西方文明發展的轉折點上。他看到了古老體系的解體，並抓住了它的實質，而這是他同時代的人所不能做到的。對於構思科學發展的方向，韋伯做出了比其他任何名人都更多的貢獻。這個新的方向預示了把握即將到來的新社會的根本意義”。
這本《社會經濟史》主要是講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起因，書上從原始的家計氏族農業組織形態到莊園制，再到前資本主義、近代資本主義等各個時期的經濟形態。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發生在西方，除了地中海優越的地理因素是外在原因之外，資本主義精神是其決定性的因素。由於直譯的原因，這本從圖書館借來的書起初讀起來並不輕鬆，語言有些難懂，但細讀幾番也不難理解。下面我就來簡單寫一下我在這本書的閲讀過程中的一些筆記與心得。
書中的第一章寫得是農業狀態下的家計、氏族、村落、及莊園制度。書中介紹了十八世紀左右各個國家之間不同的農業狀態。在村落式的日耳曼，各個村落之間相互獨立，絕無與鄰村相結合的必要。在這種環境下，作為當時主要生產力的農業，在日耳曼體現為土地分割法。書中寫到：“村落中的每一農民，在每班給地內得有這樣的一地帶，因而各個的地面主權，原為平等的”。讀到這種土地分割法，我不禁感歎日耳曼在當時的農業組織制度之先進，在十八世紀的各個國家，主要還是以封建土地制度為主，而這種平均化的土地制度，雖然一方面也是固守了小農經濟，但是在當時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解放了農業，則商業的萌芽也會誕生髮展。而這種拋棄傳統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平均化的土地制度，在中國十九世紀的太平天國運動之的《天朝田畝制度》中也有所體現，我覺得這可能就是當時全球社會發展的趨勢吧。
當然書中還介紹了十八世紀左右其他國家不同的農業制度。如俄羅斯的密爾制度，這種表面民主，實則為資本家所決定的制度形成原因在於俄羅斯當時嚴酷的農奴制度。還有烏克蘭的耕地變換制度，蘇格蘭的高級耕作制度等等。
雖然農業形式各有不用，但是農業生活使人的羣居生活更為重要，這樣就促進了氏族——這種財產製度與社會團體的形成與發展。書中寫到：“原始的家族共同體，倘為完全的共產主義，則差不多都是消費上的，而非專有上的共產主義。由此，可引出其他的種種進化，產生種種的結果。”所以韋伯把經濟行動引入社會領域也即社會行動。邊界便是普遍性的羣體類型。家庭便是分析的起點。家庭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制度出現，各種羣體關係也會隨之出現。
家庭或家族，是夫妻關係，父親與子女的關係的結合。然而建立在性別基礎上得夫妻關係和生理學角度決定的父親與子女關係，脱離了作為經濟生活資料供應單元的家族，就是根本不穩定的。接下來是同胞羣體。同胞羣體的關鍵不是因為擁有共同的母親，而是有着共同的生活來源。婚姻不是單純的兩性結合以及包括父母、子女在內的社會化組織，而僅僅是沒有被視為兩性關係的對立面。就經濟與個人關係而言，婚姻的存在意味着對外關係上的休慼與共以及內部財產和日用品消費的共產主義，他們共同居住，家族成員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甚至共擔風險、共享利潤。接下來是親屬羣體。親屬羣體並不是一種像家族或鄰里那樣的“自然”羣體，它以大型共同體內部存在着其他親屬羣體為前提，是所有忠誠的天然媒介。它是一種保護性羣體也是候補繼承人的羣體，其構成成分是分家或離婚而離開家庭的前家庭成員及其後裔。
家庭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發展開始之前的工業及礦業的萌芽，這裏便是書上第二章的內容。書上有這麼兩句話：“此發展之出發點，係為生產小家族或大家族自己需要的家內工業。由此出發，可發展為部落工業，因為部落可獨佔一定的原料或技能”。我的理解是當家庭內的生存需求獲得滿足時，家庭便開啟了通往市場的大門。因為某種石材，金屬甚至於鹽只存在於某一地域之中，所以這促進了某一地域的部落的產生，這一部落獨佔了自己領域內的原料，基於某一原料的手工業得以家族式的流傳發展。但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會侷限於此，在部落之中，若一方為農民，一方為領主。領主為其需要，僱傭或強制手工業者為其勞動生產，這便產生了莊園式的經濟。
與家庭的演變與莊園的發展並行不悖的是市場的發展，這在書中第三章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財貨及貨幣之流通中體現，在書中這樣寫到：“使商業發展的可能性，為領主商業之成立，即領主階級成為商業之擔當者。莊園領主最先想到，將其莊園的剩餘生產物，供給市場，這也是各處均發生的事實。”這些舉措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市場的快速發展和商業的快速發展。同樣的，商人需要保護他們的利益，這樣只能用過政治的權利才能達到，於是貴族把對商人的保護當做特權來加以使用，由此換來的是商人給予他們的報償。
我對此的理解是隨着經濟手段和資源數量的增長，生活機遇隨之增長，加之家族成員能力和需求的發展和差異，個人越來越不滿足被束縛在由羣體規定的僵硬的生活方式上；子女繼承財產和結婚而使分家變為可能，家庭規模縮小化；個體化生產使得個體不再從家族和親屬羣體，而是從行使強制管轄權的政治權威那裏得到保護。由於和外界交換而導致家族與家庭內部權威的瓦解，以及由此產生的資本主義的興起。
資本主義的起源與興起，這便是韋伯在這本書中寫得最後一部分的內容。而韋伯對於資本主義的發達的理解是商業化的發達，他在書中這樣寫道：“商業化，它的意義：第一是企業股份證券之成立；第二是受益證券特別是國債券及抵押債務的證書之成立。”而這種商業化的發展，毋庸置疑最先在近代之西方出現，書中説在近代經濟生活之中，有價證券的發行是合理獲得資本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對於這最重要的體現便是在股份制公司的發展之上。這種類似於近代股份公司的形式，最明顯的體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
至此，韋伯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過程做了很詳盡的描述，這種經濟形式的產生髮展一定離不開各種各樣的影響因素，我認為韋伯一定對這些影響因素十分看重，這種對於環境與制度的看重甚至大於經濟其本身。正如他在書中寫得這般：“我們已舉出資本主義經營之前提條件，為企業家生產物質手段之專有、市場之自由、合理的技術、合理的法律、自由勞動及經濟生活之商業化，除此之外，還有投機”。
這本書雖然寫到這已經接近於尾聲，但歷史與理論之間的矛盾會一直存在。現代經濟學術語是否適用於描述歷史上的經濟現象？如果現代經濟學理論可以被用來分析歷史，在具體的經濟研究中又該如何運用理論？我想韋伯已經在這本書中對這兩個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最後，我也認為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經濟現代的理論絕對不是相分離的，二者絕不是簡單的疊加，也不是單方面的經濟決定論，經濟的變化往往通過社會的基本制度實現，二者只有協調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才能共同促進經濟學乃至於整個社會的發展。
《熱浪：芝加哥災難的社會剖析》讀書筆記
重温《熱浪：芝加哥災難的社會剖析》這本書，很有感慨，也對進一步理解當下的疫情有一定的幫助。
這本書本書以1995年7月美國芝加哥市遭遇的造成700餘人非正常死亡的熱浪為研究對象，作者結合具體的事件背景，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在孤獨中去世？進一步的相關問題是，人應該如何有尊嚴活着和死去。作者通過對城市家庭傳統、鄰里關係、公共政策、新聞報道等社會環境因素的剖析，探討了造成災害的社會因素。這一深入並富有解釋力的社會剖析，使此個案研究具有典範性的指導意義。
1995年7月中旬，一場史無前例的熱浪襲擊美國芝加哥市，導致700餘人罹難。這一事件引起了年僅24歲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新入學博士生埃裏克·克里納伯格（Eric Klinenberg）的深切關懷和持續關注。他決定以此事件為博士論文主題，開始了長達5年的研究。之後，埃裏克·克里納伯格在博士論文基礎之上，寫成《熱浪：芝加哥災難的社會剖析》（英文名為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一書。2002年，此書一經出版，便引發了學術界和政界的廣泛關注與討論。
在1995年7月的芝加哥熱浪災難中，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在孤獨中死去？人應該如何有尊嚴地活着或死去？第一個問題是在探求事實真相，第二個問題凸顯社會關懷和哲學思考。作者在第一章中生動形象地描述了“孤獨死亡”這種“孤獨的社會生產”，探究了在美國的“恐懼文化”和“個人主義”的文化條件下貧困和衰老人羣具有脆弱性的原因。在第二章中，作者詳細闡述了種族和空間兩個要素和脆弱性的關係，以南朗代爾和北朗代爾兩個地理位置相近、人口統計學數據高度相似但在熱浪中的非正常死亡率差異很大的社區為例，探究了鄰里支持系統和社會生態在文化實踐中的作用。在第三章中，作者將視角聚焦到災難中的政府，對賦權時代的公共服務進行了反思和批判。改革政府大背景下把部分公共服務承包給私人企業會導致嚴重的後果：最需要這些公共服務的人羣恰好是貧困或衰老的弱勢羣體，他們沒有經濟實力購買這樣的公共服務。作者在第四章從公共管理治理的角度對政府部門推卸責任的行為進行了分析和譴責。在第五章中，作者又將視角轉移到災難中的新聞機構和發言人，分析了熱浪事件新聞和信息的文化生產過程，描述了媒體是如何利用組織結構和職業實踐把這次公共衞生危機轉化為一個公共新聞事件來報道的。作者最後在結論部分指出，只要只要存在脆弱、孤獨、貧窮等這些城市環境的典型特徵，像“熱浪”這種外部因素還會繼續造成災難，政策制定者需要以社會剖析的方式重新審視城市環境中的新風險。
選題視角方面，作者選取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從自然科學無法充分解釋之處切入，從而進行社會剖析，既為熱浪事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社會科學視角，又體現出作者對弱勢羣體的人文關懷。在此之前，對於熱浪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自然科學領域，但氣候模型預測的死亡人數遠遠小於實際死亡人數。而且市政府推卸責任，將此熱浪災難定性為“氣象學事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使用社會科學的手術刀對熱浪災難進行了解剖，探究了災難產生的社會條件，並闡述了公共事件和社會經歷的符號學構建，即官員、記者和科學家通過符號構建過程建立起對熱浪的主導性分析。[1] 社會科學研究在這裏彌補了自然科學在解釋社會現象上的不足。
作者採用的研究方法是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具有兩個理論假設：極端性與典型性。極端性指極端狀況更能察覺社會事實。典型性指公共機構在壓力和危機下自身問題暴露得更加充分。作者為剖析熱浪災難的社會原因進行了為期16個月的田野調查，深入熱浪襲擊的社區進行參與觀察，與熱浪事件中的受害者家屬、市政府官員和工作人員、醫療機構、媒體和記者等進行了深度訪談，並查閲了大量的檔案。作者依靠田野調查積累了大量的事實和數據，從多個方面完整地呈現了熱浪災難的前因後果。作者在闡述種族和空間兩個要素和脆弱性之間的關係時採用了案例控制研究方法。作者敏鋭地發現了地理位置相近、人口統計學數據高度相似的北朗代爾和南朗代爾兩個地區在熱浪中的非正常死亡率差異明顯，然後從社會生態的角度剖析了這種差異的原因：北朗代爾地區具有危險的社會生態，很多建築被遺棄、商業頹廢、暴力犯罪多、人口密度低、人口居住分散等，阻礙了社會幫扶網絡的建立。而南朗代爾地區具有相對安全的社會生態，商業繁榮、街道人流湧動、犯罪率低、人口居住較為集中等，有利於建立社會幫扶網絡。作者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個案研究的範本。
《熱浪》這本書具有深厚的芝加哥學派傳統。芝加哥學派傳統的核心是強調物理與社會空間，關注社區與公眾生活，考查種族差異性，將城市作為一個總體的社會系統進行評估。[2] 正是基於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傳承，作者從社會分層機制和社會生態學兩個理論預設出發對熱浪災難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社會剖析。此書為芝加哥學派理論傳統貢獻了一個典型的案例，並對這一理論進行了很好的傳承和拓展。芝加哥學派是城市研究的鼻祖之一，開創了城市社會生態學的理論範式。但該學派主要着眼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芝加哥市，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侷限性。20世紀中後期，美國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規模生產的工業時代結束，以信息和服務業為重要基礎的新經濟模式開始出現。在這一大背景下，洛杉磯大都市區崛起，成為城市研究無法忽視的對象。20世紀80年代末，有一批研究洛杉磯崛起的學者被美國學術界稱為“洛杉磯學派”。[3]“洛杉磯學派”雖然也繼承了“芝加哥學派”的“社會-空間”辯證關係理論，但對傳統的城市發展理論提出了質疑。他們指出，洛杉磯大都市區的發展具有和傳統理論有悖的地方。例如，在傳統理論中，城市中心具有重要的控制與影響能力，會對周邊地區起到輻射與帶動作用。但洛杉磯大都市區並沒有一個明顯的發揮控制與影響能力的城市中心，而是呈現出“多中心化、零散化、碎片化”的城市結構。 [4] 雖然在很多層面上與傳統的城市發展路徑有所差異，洛杉磯大都市區卻始終是極具活力的多元文化的地區，吸引了大量移民，是美國西海岸重要的工業增長極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大都市。洛杉磯學派的發展也許能為城市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理論突破。
此外，本書的另一大特色是作者的人文關懷與哲學思考。學術研究常常給人以冰冷理性之感，但本書卻在學術性和人文關懷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平衡。[5] 作者在對熱浪事件進行社會剖析的時候，進行了長達16個月的田野調查，接觸了與熱浪事件相關的大量的人羣，包括受害者的家屬、社區居民、醫生、護士、警務人員、志願者、政府官員、市政服務工作人員、新聞記者和氣象專家等。作者不僅僅對芝加哥市的社會生態進行剖析，更是把研究焦點放在了活生生的“人”上。他認真傾聽各方的描述、傾訴、抱怨甚至掩飾，他甚至親自去停屍間調研。面對政府的推卸責任，他敢於蒐集證據並提出質疑。作者還在“後記”中對熱浪事件進行了持續的跟蹤，所有這些都凸顯了作者對貧困和種族隔離等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懷。
本書對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啟示至少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便是社會科學如何研究“人”。社會科學更多地在研究社會現象和體制機制，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社會現象和體制機制背後的“人”的多樣性。而本書在城市生態學基礎之上，對熱浪災難中各種各樣的人的心理和行為進行了充分的研究，探究了社會制度和人之間的互動關係，為社會科學對“人”的研究提供了一條可行的路徑。另一個方面便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原則。本書有兩個理論預設：社會分層機制和社會生態學。這對社會科學研究至關重要。謝宇教授在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講座中曾提出社會科學研究的三個原則：變異性、社會分組和社會情境。自然科學的重心在於研究普遍性，而社會科學的研究起點在於變異性。發現變異性之後，在變異性的基礎之上進行社會分組。在對社會分組進行研究和解讀的時候必須將研究對象置於具體的社會情境之中。
《熱浪》的研究不僅為學術界做出了貢獻，也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對於應對城市突發事件的反思。《熱浪》這本書是作者基於博士期間的研究成果而寫成，這給我們在讀博士生也樹立了一個標杆。
《邏輯學十五講》讀書筆記
亞里士多德曾説：“求知是人之本性”。這也是《邏輯學十五講》開篇中提到的一句話。自由閲讀帶來的享受與獲取知識帶來的滿足，超越了世俗的功用，非山珍海味與名利權勢所能至。
在弗雷格生前，他的工作幾乎沒有得到什麼承認。他在邏輯方面的工作遭遇的是普遍的不理解，他的哲學性著作幾乎無人問津，當然更談不上理解。不過，胡塞爾、羅素、維特根斯坦和卡爾納普等人讀過他的著作，並對之十分欣賞。正是由於這些人的推薦，弗雷格的工作才在20世紀得到廣泛關注，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他也因此被公認為現代邏輯和分析哲學的奠基者。
概括起來，弗雷格在邏輯學等方面的主要貢獻有：（1）最先闡述了邏輯主義綱領，即從純邏輯的概念，經過定義，可以得到其他的數學概念；從邏輯命題出發，經過嚴格的推理，可以派生出其他的數學命題。也就是説，數學的可靠性基礎在於邏輯……（2）把數學上的函數概 從各個方面加以推廣，闡述了“概念是其值為真值的函數”的重要論斷，提出了組合性原則和外延論題……（3）提出了哲學邏輯研究的三原則：“必須把心理的東西與邏輯的東西、主觀的東西與客觀的東西明確區別開來；必須在命題的前後聯繫中去尋求一個語詞的意義，而不要孤立地去尋求它的意義；必須始終牢記概念與對象之間的區別。”他率先擎起反心理主義的大旗，並深入闡述了涵義和所指、函數和概念、概念和對象之間的關係，對20世紀分析哲學的興起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羅素出身貴族世家，其祖父羅素勛爵是輝格黨（自由黨前身）著名政治家，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曾兩度出任首相。羅素曾在其自傳的開頭説：“有三股簡單而又無比強烈的激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對於愛的渴望、對於知識的追求，以及對於人類苦難的難以遏制的同情心。”1950年，羅素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高度評價他作為“人道主義與思想自由的捍衞者的鬥爭精 神，認為“羅素哲學具體地體現了諾貝爾先生創立這個獎的初衷，他們對人生的看法是十分相似的，兩個人不但都接受懷疑論，而且都懷有烏托邦的思想，並且由於對當前世局的憂慮而共同強調人類行為的理性化”。
哥德爾畢生堅守的哲學信念是：世界是理性地構成的，並且是可以為人類心靈認知的；存在與物理世界相分離的概念世界；對概念的理解應更多地訴諸內省，等。克里普克（Saul Aaron Kripke，1940 —），出生於美國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6歲讀高中時，他寫了一篇論文《模態邏輯的完全性定理》，寄送到普林斯頓大學審查，有關教授認為是一篇非常優秀的博士論文，邀請他到該校工作。據報道，克里普克回信説：“您的提議使我倍感榮幸，但我媽媽説我必須先讀完高中。”該文被推薦到邏輯學方面的頂尖刊物《符號邏輯雜誌》上作為首篇論文發表，當時他19歲。隨後，克里普克入哈佛大學數學系學習，獲數學學士學位。作為一年級新生，他被選為哈佛大學初級研究員（有薪俸），並給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生講授高等邏輯課程。大學畢業後，先在哈佛大學、後轉入洛克菲勒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任教。克里普克批判了弗雷格和羅素等人所主張的關於名稱的描述理論，提出了一種新的歷史的因果命名理論。該理論認為，名稱（至少是一部分名稱）只有指稱而無涵義，專名和通名都是嚴格指示詞，在所有可能世界內都指稱同樣的個體或類，假如這些個體或類在這些可能世界中存在的話；命名活動不是依據名稱的涵義，而是依據名稱與某個命名活動的歷史因果聯繫，即依據人們對某些有關的歷史事件及其因果影響的瞭解。一個名稱的所指是由與使用該名稱有關的社會歷史傳遞鏈條決定的。基於這種嚴格指示詞理論，克里普克提出，“必然的和偶然的”是形而上學區分，“先驗的和後驗的”是認識論區分，而“分析的和綜合的”是語言哲學區分，不能將這三種區分等同起來，相反，存在着“先驗偶然命題”和“後天必然命題”。同樣基於這種嚴格指示詞理論，克里普克還發展了一種新型的本質主義學説：一個事物的本質就是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具有的屬性，具體地説，個體的本質是該個體的因果起源，自然種類的本質是其內部結構。他還把嚴格指示詞理論應用於心靈哲學領域，在該領域提出了有很大影響的新理論。有這樣的説法：《命名和必然性》產生了一個“真實可見的哲學工業”，各種詮釋、贊同、批評、爭辯、反駁等等的論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第二講：給思維的野馬套上韁繩——什麼是邏輯學？提到邏輯學是研究推理和論證的；它撇開推理和論證的具體內容，而專門研究其前提和結論之間的形式結構關係，正是這種結構關係使得我們由真前提只能得到真結論；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是邏輯學的基本規律，它們體現了邏輯學的基本價值追求：追求思維的確定性、一致性、明確性和論證性。在遇到一個複雜和困難的問題時，邏輯學要求我們從清楚、明確的概念出發，精確地確定問題之所在；把該複雜問題分解為多個相對簡單的問題；逐個找出解決這些簡單問題的可以操作的模式、程序、方法和準則；給出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檢驗它們的真假對錯，等等。這正是理性精神的體現和運用，並且是西方文化的精髓。
愛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成就為基礎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聯繫（在文藝復興時期）。”邏輯學所體現的這種理性精神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缺乏的。因此，在中國研究、傳播和普及邏輯學知識，在國民中培植嚴格的理性精神，就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走進風險的世界》讀書筆記
《走進風險的世界》這本書由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樊綱所著。在本書前言中，樊綱寫道：“一名經濟學研究者至少應當會寫三類文章。一類是面對“圈內人”寫的專業論文；第二類是專對制定經濟政策的人們寫的“政策文章”；還有一類即為“經濟雜文”了，這一類文章最大的特點不是“對策”而是“解惑”，它不直接提供具體的政策建議，而只是力求説明一類經濟現象，説明一個經濟學的道理。”本書正是這樣一本不同於以往經濟學艱深、枯燥面貌的雜文集。這部新著收集了樊綱自1992年至1998年所寫的經濟雜文55篇，有他數年來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所發表的系列札記，也有“東南亞危機斷想”等針對當時國際國內經濟趨勢所發表的時評。
本書中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以最淺顯的經濟學理論提供了對許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讀，比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金錢與權力，怎樣看待能力與性格。作者展示瞭如何用“需求與供給”的經濟學理論分析競爭與創新，在諸事不可兼得的“邊際條件”下，人們應該如何做出選擇。作者以經濟學中的“外部效應”解釋了我們所處的“競爭性社會”的規律；從“收益與成本”理論出發，論證了人，特別是年輕人，應該懷有對“成就”的偏好，不能過於“閒在”。通過閲讀本書，讀者會領悟到，我們在人生中可能面臨的種種選擇，都可以得到經濟學的分析和闡釋。
讀了這本書，我驚訝地發現原來經濟學也可以用白話文來寫，雖然我是管理類專業大學生學過經濟學，但是讀了這本書之後我發現作者這種寫法可以使經濟學更加通俗易懂。光是這本書的目錄就能夠引起讀者的興趣“治學經濟學”胡侃、選擇閒暇、騙出一套新體制等，這些拋棄了傳統經濟學書的晦澀難懂的特點，更加有智慧地向人們傳達了經濟學的道理。
《對幸福的評價》一文讓我對幸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作者在文中指出經濟學是選擇的科學，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就是幸福和痛苦，不是金錢和成本、收益、利潤，就是幸福和成本。
本書中作者有兩篇文章中提到了閒暇，《給自己多攢點閒暇》、《選擇閒暇》，從對閒暇的分析，可以引出許多有意思的結論。比如，它可以使我們保持一種無憂無慮、輕鬆樂天的生活態度，多看生活中積極的一面，在平凡中發現無處不在的生活樂趣。有錢可以“悠閒”，沒錢照樣悠閒，但它也可能產生一種“阿Ｑ”精神，把貧窮叫“簡樸”，稱懶惰為“不爭”，自己消極混世，還説出一套“閒適”的窮酸道理誤人子弟。得意時躊躇滿志，到處貼上“閒談不得超過三分鐘”的條子；失意時又要作慷慨激昂狀，大罵努力進取者為“俗氣”。不過我們可以先不管這些。閒暇可以提供滿足的道理，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可以首先把我們引到經濟學的另一重要概念：機會成本。 所謂機會成本，基本的意思就是有一得，有一失，“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經濟學的老祖宗，英國的亞當·斯密曾經説過（大意）：國王會羨慕在路邊曬太陽的農夫，因為農夫有着國王永遠不會有的安全感。這話中包含着許多層含義，其中一層就是説，國王的權勢也是有代價的，至少是以那種“安全感”為代價———你要有權勢就不能不時時防範有人在搞陰謀詭計想要暴動叛亂、篡黨奪權，而你要有農夫那樣的安全感就不能有國王的權勢。不過經濟學中機會成本概念的意思要更狹一些，它往往特指在“資源是有限的”這個前提下，將一種資源更多地用於這一目的，便不能更多地用於另一目的。經濟學中最普通的一個例子就是“黃油與大炮”：一個國家總共有那麼多的資本和勞動，既要生產黃油（消費品），又要生產大炮（武器），多生產了一噸黃油，就要少生產（比如説）兩門大炮，這時那少生產的兩門大炮，就被稱為多生產一噸黃油的“機會成本”。
還有《對幸福的評價》一文讓我對幸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作者在文中指出經濟學是選擇的科學，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就是幸福和痛苦，不是金錢和成本、收益、利潤，就是幸福和成本。
通過閲讀本書，我受益良多。我發現原來經濟學也可以用白話文來寫，讀了這本書之後我發現作者這種寫法可以使經濟學更加通俗易懂。光是這本書的目錄就能夠引起讀者的興趣“治學經濟學”胡侃、選擇閒暇、騙出一套新體制等，我對經濟學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有了更深的體會，我對於生活中的一些東西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們保持一種無憂無慮、輕鬆樂天的生活態度，多看生活中積極的一面，在平凡中發現無處不在的生活樂趣。經濟學是選擇的科學，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就是幸福和痛苦，不是金錢和成本、收益、利潤，就是幸福和成本。如我們要抓住機會成本、要學會把握閒暇等。另外正確看待金錢與權力、看待能力與性格。學會用“需求與供給”的經濟學理論分析競爭與創新，在諸事不可兼得的“邊際條件”下，做出理智的選擇。多從“收益與成本”理論出發，作為年輕人，應該懷有對“成就”的偏好，不能過於“閒在”。我領悟到，我們在人生中可能面臨的種種選擇，都可以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闡釋。
我更體會到一本好書可以帶給我們很多東西，我們應該在空餘時間多多讀書。
《以利為利》讀書筆記
《以利為利：財政關係與地方政府行為》這本書共十五章，大略分作三個主題：一是分税制改革與央地關係的變遷，二是縣鄉財政危機的發生與農村基層政權的懸浮化，三是發達地區財政結構異變與“土地—財政—金融”三位一體的城市化。充分展示了作者深入實地調研訪談的大量一手資料、數據和案例，對於在深層結構中理解改革過程的諸多政治經濟議題，提供了一個穩健而接地氣的分析框架。
讀完《以利為利：財政關係與地方政府行為》這本書後，我對國家的行政方式，行政能力有了新的認識。中國國家財政被分成了中央政府財政和地方政府財政，雖然是作為共同的執政利益集團，但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在財政上分配卻決定着中國政府的行為，它改變着中國的財政政策，關係到整個中國的全部百姓所能享受到的政府的公共服務。
我認為地方政府始終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中。在放權的年代裏，地方政府面臨的是和同級別其他政府間激烈的“指標競賽”，政府不得不探索求生的方式，在中央政策不明確、法律法規不完善的時候，地方政府擔着巨大的風險和巨大的財政壓力去爭取財政收入的增長，沿海發達地區政府財政還能正常的運轉，但是中西部落後的地區則面臨了巨大的危機，連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都不能保障。在集權的年代裏，雖然落後地區政府獲得了轉移性支付來保障其事權的實施，但是這種事權卻更多的移交到了地方政府，查閲中國統計年鑑，可以看到，到2012年，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佔全國的52.1%，但是事權卻佔了中央和地方的85.1%，這對於地方政府也是一個挑戰。
作為一個巨人站在中國大地上的中央政府在如何分配財政收入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集權，則各個地區之間差異很大，無法充分調動各地發展的活力，往往阻礙中國經濟發展。放權，則發達地區的強大會充分威脅中央政府，而落後地方與發達地區差距將會逐步拉大，中央失去調控全國的能力，中國秩序將嚴重打亂，形成亂局，正如書中提到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局面。圍繞着如何“收放”的改革問題，中央政府在制定財政政策中一直在探索中嘗試，這其中的挫折和失敗在所難免，但整體上到今天向着一個良性發展。
中國土地面積廣大，在如此巨大的土地上，資源和人口分佈不均，使得不同地區間發展差異很大，我認為這是中央和地方之間財政分配能夠引起中國變革的一個主要原因。東部地區藉助其優異的地理資源和發展歷史，經濟發展很快遙遙領先與中國中西部地區，財政收入自然也水漲船高。而西部地區基礎薄弱，經濟發展一直滯後，財政收入偏低，這些地方的人口顯然沒有趕上中國騰飛的列車。中央政府負責領導全國各地方政府的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有義務來協調統籌全國的財政，推動中國平衡全面的發展。
分税制這一種税務制度在加強了中央政府財權，這一過程也深刻反映了中央政府制定政策能夠強力引導地方政府發展方向。分税制使得“財權層層上收，財權層層下移”，並且在地方政府可以留下的税種中，與土地開發、城市拆遷和建設規模的擴大帶來的税收增加能夠迅速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這樣的格局導致了地方政府發展土地財政，與之相伴的是土地價格的迅速增長，房價的飆升，使得中國房地產行業一度失控，而且到現在為止也未能制止房價的增長。書中用了大量的數據説明土地財政對於地方政府的重要意義。從這樣的角度看，就不難理解中國這些年來房地產行業火熱的緣由。雖然分税制自1994年到如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其帶來的負面效應需要進一步去彌補，中國特色的道路在各個領域都需要探索。
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係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不僅僅是簡單的財產數目的劃分，從書中所舉的例子分析，我認為，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係已經演變成為了中央引導地方政府發展的一個風向標，中央制定的財政政策具有很強的導向性，引導着地方政府行為決策，引導着地方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方式，書中列舉了大量的例子都證實了這一點。財政包乾制導致地方政府興辦鄉鎮企業熱情高漲，大量的鄉鎮企業在中國這片新興的土地上發芽。分税制的施行加強了中央政府控制全國經濟發展的能力，轉移性支付為欠發達地區公共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財力保障，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使得中國義務教育全面普及，即使在很落後的地區也有資金保證學校硬件的完整，惠及了全國的各個地區。
本書結尾，作者周飛舟提出“對於政府來説，財政是有所作為的關鍵，沒有錢，什麼事也辦不成。但是政府財政既非政治目的，也非立國之本”。我認為龐大的中國需要有政治作為引導發揮地方政府的能動性，促進經濟的增長，發展中國家需要強大的驅動力才能推動其進步。讀到本書末尾，作者引用曾子“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方才知道其含義。
《再造政府》讀書筆記
《再造政府》是一部公共管理學的經典著作。作者戴維·奧斯本被稱為政府再造的大師，他在本書中系統全面闡述了再造政府的戰略路線圖和實踐中的運用。雖然案例多來自於西方國家，但很多仍值得我們借鑑參考。上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國均開始推行政府體制改革和行政革新，成為時代風潮，改革創新措施層出不窮，政府體制管理理論的研究成果豐富。本書的“再造政府”便是新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藴含着“企業化政府”的精神。歷史總在重演，這次重讀經典著作，我有了很多感悟。
在讀本書知道，政府再造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來，整個世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新技術、新發明，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深刻改變着人類社會，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增強，對全世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傳統的科層制政府顯得遲鈍和不適應，導致政府開支大、經濟停滯、財政危機、福利困境、政府效率低下和官僚主義嚴重等種種問題。
而此時現代企業的有效管理和成功經驗與政府形成比較鮮明的對比，企業的高效率和發展速度讓政府望塵莫及，有了參考羣眾便有了期待。各國政府在困境和壓力下采取了措施，探索建立公共事務管理的新模式，以適應公共管理髮展的迫切需要，提升國家競爭力和行政效能，滿足公眾的期待。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就是“政府再造”。
作者奧斯本認為政府再造指對公共體制和公共組織進行根本性的轉型，以大幅提高組織效能、效率、適應性以及創新的能力，並通過變革組織目標、組織激勵和責任機制、權力結構以及組織文化等來完成這種轉型過程。從書中可以明顯感到，作者説的這種再造，就是要用企業化體制來取代官僚體制，創建企業化政府，使政府具備創新能力和應付各種挑戰的能力，適應當前和未來環境的變化，提高政府的績效。倒不是説讓政府像企業那般去追求利潤，而是要求政府拋棄傳統的思維模式，將企業經營管理理念注入政府的部門中，像企業那樣以顧客為導向為中心，以創新和競爭的態度使用資源，向社會提供服務。
我認為政府再造一詞揭示出政府改革的本質，改革涉及政府內部組織、運作程序的調整，更涉及政府外部關係的變革。確實在那個年代，各國遇到了共性的困難，美國、英國、新西蘭等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政府再造”去重塑社會，以引導、管制及控制經濟、社會的發展。
在美國，克林頓政府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重塑政府運動，指定時任副總統戈爾主持改革，以企業化政府理論為指導，提出創建一個工作更好、花費更少的政府。其主要強調了四個方面的，一是強調顧客導向，重視市場機制，減少政府直接管轄；二是簡化政府規制和程序，實現“去官僚化”；三是明確職責明確目標，充分的授權賦能，增強政府的適應性；四是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節約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能。
英國向來是比較激進的與眾不同的，從脱歐一事便可見一斑。當年在撒切爾和梅傑任首相期間，英國政府做了激進的政府改革，他們的主要措施是問題導向的，以解決當時出現的問題。一是大幅度精簡人員，二是將公共事業轉移給私營企業提供公共服務，三是成立“效率小組”對各行政部門進行調查，提出改革建議，四是實行分權式財務管理改革，強調管理者的資源作用能力，五是把服務提供和執行職能從決策部門中分離出來，並給予更大的靈活性和管理自主性，六是定期檢查執行機構的職能和績效，以確定是否將整個執行機構和某些部門予以撤銷或出售，七是以公民顧客為導向，公開公共服務的服務標準，接受全民監督，將人民納入顧問機制。
黨的十八大報告以來用了很大篇幅專門闡述政治體制改革,對政治體制改革要不要改、改什麼、怎麼改等重要問題，給予了明確回答。報告明確“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解決了要不要改的問題。報告指出“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積極借鑑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解決了改什麼的問題。報告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解決了怎麼改的問題。
《再造政府》一書給我帶來的思考是雖是用了西方國家的案例，但對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同樣有借鑑意義，有些也已經付諸了實踐。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方向，我們始終是堅定不移的，但在具體實施和補充完善上，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政治體制改革相比於經濟體制改革更難。經濟體制改革調整的是人們的經濟利益，政治體制改革調整的卻是權力，而我們是一個對“權力”有着悠久傳統的國度。調整權力無疑是一件非常複雜和敏感的事情，報告明確要求政府要“簡政放權”,“推進大部制改革”，“嚴格控制機構編制，減少領導職數，降低行政成本”，這相當於要政府進行一次自我革命。但同樣應該意識到，政治體制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人民羣眾。這一意義決定了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向前推進。同時政治體制改革也是解決目前我國存在的某些深層次問題的有效途徑。
另外我覺得書中的理論，他國的實踐，我國的改革方向，歸納用在高校治理中，也是很有現實意義的。高校是個小社會，與“政府”改革有着同樣的邏輯。高校在治理中所遇到的問題，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相似，也可以説是一個小範圍的縮影。反之，以小見大，在全社會亦可推廣。同政府再造一樣，高校治理的頭等大事就是明確目標，統一思想。目標要植根在所有管理人員的意識中，哪怕是最基層的管理人員。一旦組織有了明確的目的和目標，組織再造就會變得更加容易。這就是為什麼凡是有着明確目標的組織往往會成為再造引路人的原因。
所以閲讀本書後，我覺得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到一定深度，必然催生政治體制的改革。目前高校的問題客觀來説比較多。高校與市場接觸實際越來越緊密，但與市場的交換能力實際又有很大的差距。暴露出在治理機制上的種種不適應，導致了人力資源管理、科研教學管理、財務管理、監督管理的一連串問題。説企業是價值導向也好，利潤導向也好，都有個在組織內公認的目標。這方面高校也可以注入企業管理的思維。目標未必是利潤，但可以是價值增值，也可以如企業那樣以顧客為導向為中心，以創新和競爭的態度使用資源，發揮高校的功能。像管理企業一樣管理高校，把經濟管理引入是發展趨勢。我相信危機意識催生改革，創新動力促進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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