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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關於城鄉貧富差距現狀的暑期社會實踐調查報告
今年暑假,為了比較深入的瞭解社會,鍛鍊自己,學校馬克思主義學院要求我們做一篇關於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社會事件調查報告。經過近一個假期的調查和多年來耳濡目染所接觸的現實，我決定做一篇關於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研報告。
中國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從"人民公社" "吃大鍋飯"的社會走到了一個開放、發展、充滿竟爭的社會，同時也帶來了開放社會中所固有的矛盾，廣大人民羣眾已明顯感覺和意識到了貧富差距的存在及其嚴重性。在我國現階段存在着較多類型的貧富差距。主要有城鄉貧富差距、東西貧富差距、羣眾性貧富差距、政策性貧富差距等。其中城鄉貧富差距是一個綜合性的貧富差距。它綜合地反映出我國貧富差距的深層次原因。
現在，我將從我國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原因、解決方法幾個方面談談我的實踐調查報告結果。
城鄉貧富差距表現在：1，改革初期，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一度縮小，但後來，形勢發生了逆轉，二者的差距呈現了逐漸擴大的趨勢，如果考慮到城市居民享有多方面的福利，那麼，真實的差距肯定還會更大些。2、城鄉貧富差距又表現為城市豪與貧困農民的差距，這一差距更加明顯，更為突出。其現象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種：家財萬貫與一貧如洗、豪門宴與食不果腹、高檔別墅與缺房無房、貴族學校與露天國小等。
城鄉貧富差距的原因：
首要的原因是制度缺陷，主要表現在分配製度、税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監督制度幾個方面。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新的分配機制，雖然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於城鄉空間地域在市場化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城鎮居民從中受益較多而農村居民從中受益不大,結果在客觀上也起到了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我國實行的個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規範,個人所得税難以發揮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低。因此,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國不斷拉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劇；監督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相對滯後,許多非市場因素在發揮作用,導致各種違法行為、非法獲取暴利的活動以及尋租行為的出現,形成非法收入。這些非法收入,破壞了正常的分配關係, 這也成為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是政策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財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執行就業、資金投入、財政税收政策、教育及各種醫療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實行“城鄉分治”,優先發展工業和城市的政策,為促進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而以犧牲農業發展和農民利益為代價,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資本從農業轉向工業。同時,農民承擔的負擔有增無減,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有升無降,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分析了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最後，我想談談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
我認為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有以下一些：首先，加強農村基礎建設，為農民建立起市場中心和交流中心，加快信息流通。因為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的城鄉分割，無疑也將進一步拉大城鄉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質和綜合能力上的差距，形成信息時代的兩種公民，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環境和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支撐起來的將是一個是衡的社會。其次，在政策上應積極保護農業，擴大農業投資。我國現階段，農民幾乎不能享受到國家政策上的什麼優點，農業沒有特殊性可言。因此也很難會有特殊的發展，這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資。再次，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調節城市居民的高收入，農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把農民、農業、農村中藴藏的巨大潛力煥發出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使中國穩定，政通人和；只有農民增加收入，減輕負擔，才能保持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的多樣化，發揮民族特色，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最後，應該提高農民素質，加強農民教育，在農村中建立各種各樣的培訓班和學習班，進一步擴大義務教育。
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對農村的調整和發展，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國城鄉貧富差距一定會縮小。
第二篇：關於城鄉貧富差距現狀社會實踐調查報告
關於城鄉貧富差距現狀社會實踐調查報告
這個學期,為了比較深入的瞭解社會,鍛鍊自己,老師要求我們完成一篇關於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社會實踐調查報告。經過近一個學期的調查和多年來耳濡目染所接觸的社會現實，我決定對我國目前城鄉貧富差距現狀進行一次實踐調研。
中國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從“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社會走到了一個開放、發展、充滿竟爭積極向上的社會，同時也帶來了開放社會中所固有的矛盾，廣大人民羣眾已明顯感覺和意識到了貧富差距的存在及其嚴重性。我國現階段存在着較多類型的貧富差距，主要有城鄉貧富差距、東西貧富差距、羣眾性貧富差距、政策性貧富差距等。其中城鄉貧富差距是一個綜合性的貧富差距，它綜合地反映出我國貧富差距的深層次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在我國各個社會羣體利益格局被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分配不公現象日益突出，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在上海、天津、青島等大城市，儘管“天價豪宅”和“棚户區”之間往往僅有一牆之隔，但“有錢人”和低收入羣體居住區域的界定和劃分已經越來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也日益顯現。
現在，我將從我國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原因、解決方法幾個方面談談我的實踐調查報告結果。
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係數越過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自2014年開始，我國的基尼係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1978年我國基尼係數為0.317，2014年則升至0.496。據最新調查結果，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0.458，大大超出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這意味着，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統計顯示，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額僅為4.7%，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這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羣體差距懸殊等方面。2014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4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1182.5元)的7.2倍。
城鄉貧富差距的原因：
首要的原因是制度缺陷。主要表現在分配製度、税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監督制度幾個方面。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新的分配機制，雖然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於城鄉空間地域在市場化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城鎮居民從中受益較多而農村居民從中受益不大,結果在客觀上也起到了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我國實行的個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規範,個人所得税難以發揮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低。因此,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國不斷拉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劇；監督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相對滯後,許
多非市場因素在發揮作用,導致各種違法行為、非法獲取暴利的活動以及尋租行為的出現,形成非法收入。這些非法收入,破壞了正常的分配關係, 這也成為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是政策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財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執行就業、資金投入、財政税收政策、教育及各種醫療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實行“城鄉分治”,優先發展工業和城市的政策,為促進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而以犧牲農業發展和農民利益為代價,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資本從農業轉向工業。同時,農民承擔的負擔有增無減,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有升無降,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分析了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最後，我想談談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
我認為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有以下一些：首先，加強農村基礎建設，為農民建立起市場中心和交流中心，加快信息流通。因為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的城鄉分割，無疑也將進一步拉大城鄉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質和綜合能力上的差距，形成信息時代的兩種公民，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環境和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支撐起來的將是一個是衡的社會。其次，在政策上應積極保護農業，擴大農業投資。我國現階段，農民幾乎不能享受到國家政策上的什麼優點，農業沒有特殊性可言。因此也很難會有特殊的發展，這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資。再次，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調節城市居民的高收入，農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把農民、農業、農村中藴藏的巨大潛力煥發出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使中國穩定，政通人和；只有農民增加收入，減輕負擔，才能保持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的多樣化，發揮民族特色，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最後，應該提高農民素質，加強農民教育，在農村中建立各種各樣的培訓班和學習班，進一步擴大義務教育。
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對農村的調整和發展，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國城鄉貧富差距一定會縮小。
第三篇：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若將各種因素都計算在內的話，城鄉平均貧富差距要達四倍、五倍甚至六倍。
專家認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己經走到亟須調整的“十字路口”，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必須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
分配差距呈現“窮降富升”：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範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羣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房地產、礦產、證券成為暴利行業：
有關專家認為，近年來，隨着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土地、資源、資本———這3種生產要素髮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房地產、礦產、證券等成為“最賺錢”的暴利行業，少部分人藉此一夜間站到社會財富的頂端。
許多專家還認為，近年來，資本市場的“火熱”表現，尤其是投機性投資行為的盛行，也進一步強化了資本財富的累積效應，拉大了資本收益與勞動收益、實業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的局面。而且，資本與土地、資源三者之間互相拉昇，加劇了貧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14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是企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是企業的1.8倍。
專家們認為，這種依賴於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分配”，有悖於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嚴重侵害了個人發展權，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業、不同羣體間造成收入懸殊落差的同時，也在人們心裏劃上了一道深深的鴻溝。
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爭搶“吃皇糧”，甚至出現千餘人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的現象。同時，壟斷行業的高工資也屢屢遭到質疑。專家認為，國家應通過多個途徑，減輕“權力決定收入”的消極影響，平復社會失衡心理。
收入分配五花八門，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國民大量“隱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會財富底數不清。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14年曾發表過一項研究，推算當時每年至少有4萬億元以上的不規範“隱性收入”。還有專家認為，目前我國工薪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只有1/3，國家能夠監控的只有“白色收入”，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離了所得税調節範圍，遊離於監管之外。
專家認為，腐敗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擾亂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場調節失靈，再分配領域又形成“逆向分
配”，使本該用於低收入羣體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到權力相關者手中，加劇了分配不公；二是導致個人收入無法核清，制度設計失去基本前提；三是處於既得利益集團的腐敗分子，有能力、也必將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攔路虎”。 分配面臨“十字路口”
“雖然現在社會對貧富差距的忍受力比過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加劇的勢頭，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説，去年我國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結構重塑都進入了關鍵階段。拉美國家的實踐證明，這一階段尤其要防止出現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拉大以及社會動盪。
有關專家認為，要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需儘快啟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多管齊下、各方配合的原則，結合深層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設計系統的改革方案
縮小城鄉消費差距的對策分析
1．堅持和強化支農惠農政策，努力增加農民收入，為擴大農民消費奠定基礎 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只有不斷增加農民收入，才能擴大農民消費。圍繞農民持續增收，積極建立現代農業和非農產業基本經營形式，發展富有創意，具有高效益的休閒農業、生態農業和景觀農業；加快農村小城鎮建設和二、三產業的發展。鼓勵農民進入小城鎮發展和創業，借鑑浙江經驗、制定優惠政策。
2、完善社會保障，繼續建立城鄉銜接、公平統一的社會福利制度。
努力探索建立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救濟制度。與城鎮比較。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個薄弱環節。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是對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建立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體系．讓農民真正脱離“貧困”。對待子女上學的問題上．應適當對農村居民的子女給予適當的補助。
3、大力改善和優化消費環境。
當人們的消費達到較高水平以後，消費質量的高低，將基本取決於消費環境的優劣。改善消費環境，是擴大消費需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條件。一是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生態平衡，治理環境污染；二是要在政府加大投資的同時，動員社會力量擴大民間投資，把改善農村消費環境的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做成各級政府的“民心工程”，如電網改造、電視廣播、郵政通訊、信息網絡、農村醫療衞生網點建設等等，積極為農村居民提高生活消費質量創造條件。
4、加快消費信貸發展的步伐。
通力大力發展和規範消費信貸，可以將廣大消費者的潛在購買力轉化為現實購買力，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產品大量生產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推動經濟快速發 展，同時也進一步提高了廣大人民羣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擴大內需歸根到底是要轉變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這既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客觀要求，也是改善人民生活質量的客觀要求。
第四篇：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若將各種因素都計算在內的話，城鄉平均貧富差距要達四倍、五倍甚至六倍。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必須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分配差距呈現“窮降富升”：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範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羣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祕書長唐鈞説：“從統計數據看，近幾年窮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長，但考慮到他們在消費支出上的差異，大量貧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漲價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現危險的‘窮降富升’兩頭拉大趨勢。”
房地產、礦產、證券成為暴利行業：
有關專家認為，近年來，隨着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土地、資源、資本———這3種生產要素髮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房地產、礦產、證券等成為“最賺錢”的暴利行業，少部分人藉此一夜間站到社會財富的頂端。
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也被少數人佔據、利用並迅速暴富。在全國產煤大縣山西左雲，記者瞭解到，近年來這裏誕生了數以百計、身家億萬的“煤老闆”，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還低400多元。“資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説，這與我國礦產資源產權制度缺失有很大關係，突出表現在資源價格成本構成不完全，資源税額低、開採成本低、不承擔環境恢復責任等，這是“煤老闆”超常致富的“祕訣”，也是分配手段調節失靈、貧富差距拉大的“癥結”。
許多專家還認為，近年來，資本市場的“火熱”表現，尤其是投機性投資行為的盛行，也進一步強化了資本財富的累積效應，拉大了資本收益與勞動收益、實業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的局面。而且，資本與土地、資源三者之間互相拉昇，加劇了貧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
清華大學教授魏傑、陝西省社科院副院長石英等人説，長期以來，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一直存在着“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而是靠“搶身份”和“搶行業”。如果能“搶”到電力、電信、石油、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或是“搶”到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身份，就等於“搶”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階層。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14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是企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是企業的1.8倍。
專家們認為，這種依賴於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分配”，有悖於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嚴重侵害了個人發展權，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業、不同羣體間造成收入懸殊落差的同時，也在人們心裏劃上了一道深深的鴻溝。
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爭搶“吃皇糧”，甚至出現千餘人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的現象。同時，壟斷行業的高工資也屢屢遭到質疑。專家認為，國家應通過多個途徑，減輕“權力決定收入”的消極影響，平復社會失衡心理。收入分配五花八門。
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國民大量“隱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會財富底數不清。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14年曾發表過一項研究，推算當時每年至少有4萬億元以上的不規範“隱性收入”。還有專家認為，目前我國工薪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只有1/3，國家能夠監控的只有“白色收入”，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離了所得税調節範圍，遊離於監管之外。
專家認為，腐敗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擾亂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場調節失靈，再分配領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該用於低收入羣體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到權力相關者手中，加劇了分配不公；二是導致個人收入無法核清，制度設計失去基本前提；三是處於既得利益集團的腐敗分子，有能力、也必將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攔路虎”。
分配面臨“十字路口”：
“雖然現在社會對貧富差距的忍受力比過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加劇的勢頭，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説，去年我國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結構重塑都進入了關鍵階段。拉美國家的實踐證明，這一階段尤其要防止出現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拉大以及社會動盪。
有關專家認為，要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需儘快啟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多管齊下、各方配合的原則，結合深層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設計系統的改革方案。
第五篇：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若將各種因素都計算在內的話，城鄉平均貧富差距要達四倍、五倍甚至六倍。
專家認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己經走到亟須調整的“十字路口”，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必須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
一分配差距呈現“窮降富升”：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範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羣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祕書長唐鈞説：“從統計數據看，近幾年窮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長，但考慮到他們在消費支出上的差異，大量貧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漲價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現危險的?窮降富升?兩頭拉大趨勢。”
房地產、礦產、證券成為暴利行業：
有關專家認為，近年來，隨着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土地、資源、資本———這3種生產要素髮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房地產、礦產、證券等成為“最賺錢”的暴利行業，少部分人藉此一夜間站到社會財富的頂端。
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也被少數人佔據、利用並迅速暴富。在全國產煤大縣山西左雲，記者瞭解到，近年來這裏誕生了數以百計、身家億萬的“煤老闆”，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還低400多元。“資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説，這與我國礦產資源產權制度缺失有很大關係，突出表現在資源價格成本構成不完全，資源税額低、開採成本低、不承擔環境恢復責任……這是“煤老闆”超常致富的“祕訣”，也是分配手段調節失靈、貧富差距拉大的“癥結”。許多專家還認為，近年來，資本市場的“火熱”表(感謝訪問本站)現，尤其是投機性投資行為的盛行，也進一步強化了資本財富的累積效應，拉大了資本收益與勞動收益、實業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的局面。而且，資本與土地、資源三者之間互相拉昇，加劇了貧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
清華大學教授魏傑、陝西省社科院副院長石英等人説，長期以來，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一直存在着“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而是靠“搶身份”和“搶行業”。如果能“搶”到電力、電信、石油、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或是“搶”到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身份，就等於“搶”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階層。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14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是企
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是企業的1.8倍。
專家們認為，這種依賴於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分配”，有悖於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嚴重侵害了個人發展權，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業、不同羣體間造成收入懸殊落差的同時，也在人們心裏劃上了一道深深的鴻溝。
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爭搶“吃皇糧”，甚至出現千餘人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的現象。同時，壟斷行業的高工資也屢屢遭到質疑。專家認為，國家應通過多個途徑，減輕“權力決定收入”的消極影響，平復社會失衡心理。
收入分配五花八門
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國民大量“隱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會財富底數不清。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14年曾發表過一項研究，推算當時每年至少有4萬億元以上的不規範“隱性收入”。還有專家認為，目前我國工薪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只有1/3，國家能夠監控的只有“白色收入”，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離了所得税調節範圍，遊離於監管之外。
專家認為，腐敗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擾亂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場調節失靈，再分配領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該用於低收入羣體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到權力相關者手中，加劇了分配不公；二是導致個人收入無法核清，制度設計失去基本前提；三是處於既得利益集團的腐敗分子，有能力、也必將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攔路虎”。 分配面臨“十字路口”
“雖然現在社會對貧富差距的忍受力比過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加劇的勢頭，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説，去年我國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結構重塑都進入了關鍵階段。拉美國家的實踐證明，這一階段尤其要防止出現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拉大以及社會動盪。
有關專家認為，要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需儘快啟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多管齊下、各方配合的原則，結合深層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設計系統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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