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飛來峯上聳立着千丈高塔，聽説每當清晨雄雞報曉的時候，在塔上就可以看到紅日初升。登上去就不怕浮雲遮住遠望的視線，這自然是因為站在了凌空的最高層。
王安石是封建社會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詩人和散文大師。他在北宋文壇上有傑出的地位。他的詩繼承了杜甫、韓愈的傳統，善於翻新出奇，它有獨創性，無論是思想內容或是藝術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飛來峯在杭州西湖靈隱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縣（現在的浙江寧波）做知縣，任滿以後回江西臨川故鄉，路過杭州的時候，寫了這首詩。這一年王安石三十歲。
第一句“飛來峯上千尋塔”，八尺是一尋，千尋塔是極言塔高。第二句“聞説雞鳴見日升”的“聞説”，就是“聽説”。作者説：我登上飛來峯頂高高的塔，聽説每天黎明雞叫的時候，在這兒可以看見太陽升起。第三、四句寫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層，站得高自然看得遠，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覽無餘，不怕浮雲把視線遮住。“自緣身在最高層”的“緣”，當“因為”、“由於”講。我們不要小看這首登高遊覽的小詩，它體現了詩人的理想和抱負。
雞鳴看日出是很壯麗的景緻。今天我們還把太陽比革命領袖，把陽光普照大地象徵革命的輝煌勝利。在北宋仁宗時候，國家表面上平安無事，實際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鋭起來了。王安石作為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進步的知識分子，他懷着要求變革現實的雄心壯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國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嶺塔頂，就聯想到雞鳴日出時光明燦爛的奇景，通過對這種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對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雲遮望眼”這句看去很淺近，其實是用了典故。西漢的人曾把浮雲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對賢臣進行挑撥離間，讓皇帝受到矇蔽（陸賈；《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寫過兩句詩：“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見《登金陵鳳凰台》）意思説自己離開長安是由於皇帝聽信了小人的讒言。王安石把這個典故反過來用，他説：我不怕浮雲遮住我遠望的視線，那就是因為我站得最高。這是多麼有氣魄的豪邁聲音！後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時候做了宰相，任憑舊黨怎麼反對，他始終堅持貫徹執行新法。
他這種堅決果斷的意志，早在這首詩裏就流露出來了。我們認為，這首詩和唐朝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的。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譚嗣同《獄中題壁》
1999年4月2日《人民日報》第十二版發表趙金九先生《“去留肝膽兩崑崙”新解》一文，認為該詩“去留肝膽兩崑崙”一句意指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的事件中“去”之康有為、梁啟超與“留”之譚嗣同自己無論去留與否，其行為皆肝膽崑崙云云。本人認為趙金九先生的觀點及其文中所引述的其他人的觀點，都是值得進一步商榷的。
首先，趙文的解釋使譚詩的第四句和第三句含義有所重複，這在絕句中是不大可能的。其次，這樣解使得整首詩尤其詩的後兩句的詩意表達總是不那麼暢快淋漓，不僅不甚吻合詩人寫作該詩時的悲壯慷慨之心情，而且也有異於先對象性描述後自我性抒説的絕句表達方式。再者，趙文似乎文字互有牴觸。他一下子説“去留”是指代生死之行為，一下子又説“去留”是指代出走與留下之行為的行為者，究竟指代什麼，文中含混不定。
本人明確地認為：其一，“崑崙”不是指人，而是指橫空出世、莽然浩壯的崑崙山；其二，“去留”不是指“一去”和“一留”，在詩人的該詩句中，“去留”不是一個字義相對或相反的並列式動詞詞組，而是一個字義相近或相同的並列式動詞詞組；其三，“肝膽”所引申的不是指英勇之人，而是指浩然之氣；其四，“去留肝膽兩崑崙”的總體詩義是：去留下自己那如莽莽崑崙一樣的浩然之氣吧！也即是“留得肝膽若崑崙”的意思。——此詩頗近文天祥《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味道。
我為什麼這樣解？因為本人認為，解詩不能僅着手於詞字，更要着手於詩的總體寓意，並且要尤其着手於詩人寫作該詩的特定歷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狀態。特別是對這樣一種反映重大歷史事件，表達正義呼聲和抒説自我胸懷的作品，更要從作者當時所處的背景、環境和心情、心境出發去仔細揣摩。
大家知道，該詩是譚嗣同就義前題在獄中壁上的絕命詩。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宣佈變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並開始大肆搜捕和屠殺維新派人物。譚嗣同當時拒絕了別人請他逃走的勸告（康有為經上海逃往香港，梁啟超經天津逃往日本），決心一死，願以身殉法來喚醒和警策國人。他説：“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詩的前兩句，表達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門投止”地匆忙避難出走，使人想起高風亮節的張儉；一些人“忍死須臾”地自願留下，並不畏一死，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樣高風亮節的杜根那樣，出來堅貞不屈地效命於朝廷的興亡大業。詩的後兩句，則意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揚；仰笑蒼天，凜然刑場！而留下的，將是那如莽莽崑崙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
“去留”的“去”字，這裏是指一種行為趨向，意為“去留下”，“去留得”，沒有很實在的意義。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據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現在的普通話一樣，下面這種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輔助另一個動詞構成一個動詞詞組或動詞短語，而這個動詞詞組或動詞短語的含義大致就是後一個動詞的含義，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麼”等等。這裏的“去”字，並不表示空間上的去這裏去那裏，而是表示時間上的行為、事態之趨勢和傾向。也就是説，“去”可表空間意義上的位移，也可表時間意義上的發生。從整首詩的意思來看，“去留肝膽兩崑崙”中的“去”，應是時間意義上的“去”，而不是空間意義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趙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當作空間意義上“去”。而我們所流行的各種解釋，都是這樣思維定勢。我想，那時的官話或北方話也應有這種用法吧？“去”字的這種重要語義，《現代漢語詞典》、《辭海》都有記載。
當然，“去留肝膽兩崑崙”這樣寫，是詩句表達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義在於指代自己如莽莽崑崙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實際上，直接從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崑崙一樣的“肝”（一崑崙）和如崑崙一樣的“膽”（一崑崙），這不也一樣表達了詩人的視死如歸、浩氣凜然和慷慨悲壯嗎？正是那種強烈的崇高感和悲壯感，激勵着詩人不畏一死、凜然刑場。而這句所表達的，正是那種震憾人心靈的、自赴一死的強烈崇高感和強烈悲壯感。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楊鋭、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等六人慘害於北京菜市口。譚嗣同臨刑前高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這，是一首絕命詩，是一首表達作者全部所有的絕命詩，是一首在獄中為自己寫就的祭死之詩！詩的後兩句所寫，都是指詩人自己，而不是指他人。“崑崙”當然不是指人，“崑崙”也沒有自比自賦、自狂自傲之義。而“去留”，我認為不是有些人説的，是指一去一留或一生一死。試想想，“我自橫刀，肝膽崑崙”，這所表達的是何等的慷慨和悲壯！而這，不恰是詩人那時的真實心理寫照嗎？
肢解“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語詞和語義，並去尋找兩個相應的對應者，這種思路我認為是背逆詩人的原意的。這首詩的重心不是事況敍説，而是心態敍説；詩的結構，也恰是句句遞進，直至末句歎然收尾，蕩氣迴腸！因而，梁啟超、符逸公、趙金九以及其他人的解釋，本人都不敢苟同。而所有他們的解釋，我認為關鍵的都在於誤解了“去留”一詞。
另外要指出的是，“侖”和“根”韻母發音的差異（現代），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詩吟詠時（現代）的藝術效果，雖然其仍合格律詩的用韻要求（古代）；倘若都同押“en”韻或“un”韻，那其詩意表達將更是一氣呵成，暢快淋漓。
【註釋】
對該詩句的解釋，趙文引述的觀點有：
⑴梁啟超認為“兩崑崙”指康有為和大刀王五；
⑵符逸公認為“兩崑崙”指譚嗣同自言生也崑崙，死也崑崙；
⑶有人認為“兩崑崙”指譚嗣同的兩個僕人，古人亦謂僕人為崑崙奴；
⑷有人認為“兩崑崙”指大刀王五和拳士胡七，倆人都曾教過譚嗣同學習崑崙派武術；
⑸有人乾脆認為不可解（——榛案：這應當不可能無解，譚寫此句詩時一定有他的語義）。
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人。中國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籤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被宋神宗升為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王安石鬱然病逝於鐘山，享年六十六歲。累贈為太傅、舒王，諡號“文”，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説，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説”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説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説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弔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有《臨川集》等著作存世。
王安石
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説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王安石立像王安石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短文，直陳己見，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如史論《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簡潔明快而省力，亦記遊，亦説理。
宋 王安石
登飛來峯
王安石
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説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註釋：
【飛來峯】杭州西湖靈隱寺前靈鷲峯。傳説東晉時印度高僧慧理以為它象天竺國的靈鷲山，並説“不知何時飛來”，故而得名。
【千尋】古以八尺為一尋，形容高。
【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鳳凰台》“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句意。
【浮雲】陸賈《新語·慎微》有“邪臣之蔽賢”句。
山是高聳的，塔是高聳的，山頂上的塔更是高高聳立的。飛來峯和它上面的寶塔總共多高？不知道。詩人只告訴我們，單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這當然是誇張的説法。詩人還講了一個傳説：站在塔上，雞鳴五更天就可以看見海上日出。請想想飛來峯那高聳雲天的氣勢吧！
寶塔雖高，卻不是高不可上。轉眼間，詩人已登上塔頂，世界萬物，盡收眼底，那遊蕩的雲片再也擋不住視線了！“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乍聽起來，是在談論觀賞風光的體會；可一尋味，便會從中領悟到一條人生哲理：在社會生活和思想修養方面，不也是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嗎？！在詩人，這是雄心勃勃的自勉；對讀者，這是引人向上的啟示。
原文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説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翻譯
譯文
飛來峯頂有座高聳入雲的塔，
聽説雞鳴時分可以看見旭日升起。
不怕層層浮雲遮住我那遠眺的視野，
只因為我站在飛來峯頂，登高望遠心胸寬廣。
註釋
（1）選自《臨川先生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飛來峯：即浙江紹興城外的寶林山。唐宋時其上有應天塔，俗稱塔山。古代傳説此山自琅琊郡東武縣（今山東諸城）飛來，故名。
（2）千尋：極言塔高。古以八尺為一尋，形容高聳。
（3）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鳳凰台》“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句意。
（4）浮雲：暗喻奸佞的小人。漢陸賈《新語》：“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白日也。”唐李白《登金陵鳳凰台》：“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5）緣：因為。
（6）眼：視線。
（7）塔：鐵塔。
（8）最高層：最高處。又喻自己是皇帝身旁的最高決策層。
〔9〕雞鳴見日升：雞鳴時可以望見太陽升起。
賞析
這首詩的第一句，詩人用“千尋”這一誇張的詞語，借寫峯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立足點之高。詩的第二句，巧妙地虛寫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東昇的輝煌景象，表現了詩人朝氣蓬勃、胸懷改革大志、對前途充滿信心，成為全詩感情色彩的基調。詩的後兩句承接前兩句寫景議論抒情，使詩歌既有生動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雲蔽日、邪臣蔽賢的憂慮，而詩人卻加上“不畏”二字。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高瞻遠矚，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這兩句是全詩的精華，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為眼前的利益，應該放眼大局和長遠。在寫作手法上，起句寫飛來峯的地勢。峯在紹興市區，而峯上更有應天塔，登塔可俯瞰全城，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雲：“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説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閒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後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説“聞説日升聽雞鳴”，而説“聞説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後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
轉句“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雲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雲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雲：“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於“浮雲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後推行新法，恰敗於此。詩人良苦用心，於此詩已見端倪。
結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轉、結二句，絕妙情語，亦千古名句；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説，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雲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説果，後説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説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
這首詩與一般的登高詩不同。這首詩沒有過多的寫眼前之景，只寫了塔高，重點是寫自己登臨高處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遠”的哲理。這與王之渙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相似。前者表現一個政治變革家撥雲見日、高瞻遠矚的思想境界和豪邁氣概，後者表現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績，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勵之意。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與蘇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脈相承，表現技法極為相似，王詩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確的觀點的方法，認識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就不會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蘇軾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們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為沒有全面、客觀、正確地觀察事物，認識事物。”兩者都極具哲理性，常被用着座右銘。
這首詩寫於宋仁宗皇二年（1050年），王安石當時三十歲，年富力強，雄心勃勃。當時他已由鄞縣縣令改任舒州通判。此詩反映了詩人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進取精神。詩的第一句，詩人用“千尋”這一誇張的詞語，借寫峯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立足點之高。詩的第二句，巧妙地虛寫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東昇的輝煌景象，表現了詩人朝氣蓬勃、胸懷改革大志、對前途充滿信心，成為全詩感情色彩的基調。詩的後兩句承接前兩句寫景議論抒情，使詩歌既有生動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雲蔽日、邪臣蔽賢的憂慮，而詩人卻加上“不畏”二字。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高瞻遠矚，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
前兩句是全詩的精華，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為眼前的'利益，應該放眼大局和長遠。在寫作手法上，起句寫飛來峯的地勢，有寫峯上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雲：“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説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閒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後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説“聞説日升聽雞鳴”，而説“聞説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後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雲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雲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雲：“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於“浮雲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後推行新法，恰敗於此。詩人良苦用心，於此詩已見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説，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雲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説果，後説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説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
用詩歌闡述政治、學術見解，議論時事，評説歷史，這是宋詩中較為普遍的現象。該詩在描寫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詩人沒有記敍登山的過程，也沒有細寫山中之景，而是一開始就把自己置於山上“千尋塔”的最高層，抒寫心中的感受。全詩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內容極其豐富，寓抽象義理於具體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負和對前途充滿信心的神情狀態，都得到了充分反映。這首詩闡發哲理的主要特點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哲理是從具體的情境中自然提煉出來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動的語言加以表達的。簡言之，即“哲理的詩化，詩化的哲理”。我們今天來讀這首登高望遠的七言絕句，仍覺意藴深沉，豪氣滿懷。尤其是後兩句詩，已成為那些不畏艱難險阻、對勝利充滿樂觀自信者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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