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面臨考驗》
〔內容提要〕美國新政府上台以來，進行了針對中國的全球戰略調整，其對華政策逐漸向右轉，呈現強硬態勢。本文認為，保守主義勢力抬頭是美國新政府對華政策調整的主要國內因素，維護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應對中國的崛起和挑戰則是其外部考慮。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正在面臨抉擇，中美關係再次面臨考驗。
關鍵詞：美國外交/中美關係/布什新政府/台灣問題
共和黨候選人喬治？W?布什（以下稱“小布什”）自2001年1月20日出任第54屆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對外戰略調整的跡象逐步明顯，加快其戰略重點向亞太地區轉移，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突顯安全和意識形態作用，在對華政策方面呈現出強硬態勢，在對台政策逐漸向台灣傾斜，從而使中美關係再次面臨考驗。我們在對美國對華政策右轉進行評估時，應該看到美國新政府畢竟上台不久，尚處於籌組班子和制訂政策的過程之中，其政策還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和不斷修正，而其對華(台)政策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關鍵時刻，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政策正面臨歷史的抉擇。
一 外交安全政策
一般説來，外交政策調整歷來不是美國新政府第一年的工作重點，但爭取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卻是大多新政府顯示政績的主要手段。對於小布什政府來説，在外交上爭取有所突破更具意義，因為它正面臨着眾多的內部壓力，經濟逡巡不前，危機的陰影日益濃重，美國國內的保守勢力要求小布什政府有所作為。美國在外交領域面臨着一系列重大而棘手的課題。在中東，美國的斡旋活動碰壁，巴以間爆發了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如何繼續參與並促進中東和平進程，布什政府將要頗費周章。在東北亞，小布什政府在朝鮮半島上的倒退遭至美朝關係緊張和美韓關係困難，並使美國的影響力下降。小布什政府決定要全面發展和部署導彈防禦系統，此舉勢必危及世界和平，引發新一輪全球性的軍備競賽，最終也將嚴重損害美國的自身利益。美國新政府的對外戰略調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全球戰略。小布什上台以來，對美國的全球戰略進行了重大調整。在“穩健的保守主義”指導下，小布什政府主張保持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和軍事強國地位，推行具有美國特色的國際主義，主張沒有幻想的理想主義以及為美國理想服務的現實主義，並且不惜採取單邊主義手段。在經濟、民主和安全美國一大外交支柱中，布什政府比他的前任更加突出安全因素。
早在小布什競選總統期間，他就提出了“低姿態的超級大國”的概念，實行更有節制和更謹慎的外交政策。他批評克林頓政府在海外做出過多的承諾，認為這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他曾許諾説，如果贏得選舉，就不會做以前美國出兵海地和波黑那樣的事情。鮑威爾在2000年12月時曾説：“我們的武裝部隊已經使用過度，而我們所能夠承受的軍事部署數量是有限的。所以，我們準備對此進行思考，與我們的盟國進行磋商，並且對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任務，我們需要採取的行動以及我們在將來需要採取的步驟等問題作出評估。”蘭德公司在為新政府準備的報告中指出新政府將面臨四大挑戰：阿以衝突、伊拉克問題、台海關係和哥倫比亞形勢。此外，朝鮮半島尚遊離於危機和轉機之間。
新政府雖然未必會對這些研究報告言聽計從，但還是十分重視這些主流社會的意見，有的還會參照執行。
軍事戰略是美國全球戰略極其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已對其軍事戰略進行了三次重大調整，即老布什政府1991年和克林頓政府1993年及1997年的調整，實現了從“冷戰型”向“後冷戰型”的轉變，美軍建設的重點也從準備打全面戰爭轉為實施“預防性防務”。小布什政府上台後，再次重新權衡歐亞大陸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謀求將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逐步轉移到亞太地區。江西元：《美國對外戰略轉移》，《解放日報》，2001年2月25日，第B2版。經過對美軍的戰略、使命、武器裝備採購重點的全面評估，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5月宣佈，美國將其戰略重點從歐洲轉移到東亞，正式放棄10年來一直貫徹的“美軍必須準備打贏兩場幾乎同時發生的大規模戰爭”的作戰目標，以所謂“中國封鎖台灣海峽”等情況為制訂戰略計劃的着眼點，着重對付諸如“中國封鎖台灣海峽”、“維持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暢通”等敏感問題。韓旭東、魏孔虎：《透析美國軍事戰略大調整》，《瞭望》2001年5月21日，第21期，第58頁。
在軍事安全框架方面，小布什認為，21世紀初，對美國安全的主要威脅來自“無賴”國家、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等。他在宣誓就職時曾説，美國將建立一支“無可匹敵”的國防力量，以保護美國及其盟國在全世界的利益。為此，他在2001年2月在美國軍事基地的幾次講話基本上勾勒出新政府的國防政策框架。其一，在開發未來武器方面，新政府將會有較大的動作。其二，6年內美國將增加200億美元經費開發新式武器，使陸軍裝備輕型化，並加強裝備信息化和自動化程度。美國還將研製在太空保護軍事衞星的裝備。此外，美國新政府還主張減少在海外的軍事義務，進行“目的明確的有限干預”，對於承擔國際維和行動則明確表示不感興趣。《新聞晨報》2001年2月16日。
（2）國家導彈防禦體系(NMD)與美俄關係。美國新政府在影響全球戰略平衡的NMD問題上相當積極。共和黨一貫主張增加軍費，擴大軍備。當年里根總統曾經搞過“星球大戰”計劃，共和黨控制的美國國會則通過發展NMD的決議。小布什不但主張發展NMD，還要發展海基、空基、乃至太空的導彈防禦系統；不但要保護美國本土，還要保護歐洲的、亞洲的和大洋洲的美國盟友。5月2日，小布什在國防大學發表演講，宣佈決定儘早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説服俄羅斯談判修改1972年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
小布什政府在導彈防禦系統問題上的一意孤行在國內外引起很大爭議。《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認為，NMD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有很大的阻力。在國內，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從根本上反對這種系統，就像他們當年反對里根的“星球大戰”計劃一樣。在國際上，俄羅斯和美國的歐洲盟國都不贊同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中國更是擔心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會影響到他們對台灣使用武力。WashingtonPost,Dec.18,2000.《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認為無論從國際政治角度，還是從技術角度，現在決定建立導彈防禦系統都是不合時宜的，也是沒有必要的。NewYorkTimes,Dec.19,2000.
美俄矛盾主要集中在NMD和北約東擴兩大問題上。小布什要求同俄羅斯重新談判1972年的美蘇《反導條約》，以便美國可以無限制地研究和試驗NMD。一旦小布什政府全面落實NMD計劃，美俄間所有重要的裁軍協議將全部失效，兩國將展開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小布什上台後，多次表示要堅決推行NMD的研究和部署，但在具體做法上比較謹慎。他和鮑威爾都表示要同歐洲盟國、俄羅斯、中國等進行磋商，還表示願意就建立美俄聯合反導系統同俄羅斯進行談判，並且不排除北約繼續東擴。
（3）亞太政策。在亞太地區，美國新政府正在加快戰略重心從歐洲向亞洲轉移，並對亞洲政策作出某些重大調整。它強調加強美日同盟，把日本作為“亞洲和平、穩定、安全和繁榮的重要基石”；加強與韓、泰、澳等盟友的傳統關係，以此作為地區安全的重要戰略依託；對亞洲地區作出長期駐軍承諾，擴展保護美國軍隊及其盟友的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此外，進一步發展與新加坡、印尼、新西蘭等“老朋友”的軍事關係，建立牢固的地區安全網絡。
美國太平洋地區總司令丹尼斯？布萊爾海軍上將撰文指出，美國在亞太地區面臨四大挑戰：一是被抑止但可能爆發的地區爭端，如朝鮮半島、台海和克什米爾等；二是不滿現狀的中國、印度、俄羅斯、乃至日本等大國帶來的挑戰；三是印尼、菲律賓、斯里蘭卡、斐濟、所羅門羣島等國的內亂；四是武器擴散、恐怖活動、毒品走私及海盜等跨國問題。
蘭德公司的研究報告向新政府建議，美國新亞洲戰略應有以下五個方面組成，即重申現有的雙邊同盟關係；支持日本修改憲法以擴大安全防禦範圍，並且獲取支持盟國聯合行動的合適能力；應有能力對付其他國家可能使用武力的形勢，如台海地區和南中國海領土爭端；應使盡可能多的亞洲國家參與安全對話；應調整美國戰略態勢，重塑美日和美韓關係；FrankCarlucci,RobertHunter,ZalmayKhalilzad,.，-xii.還有一些接近政府的美國專家學者將中國同朝鮮、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列為亞太地區的“火藥桶國家”，有的甚至還進一步將中國的兩岸關係視為東北亞“最具危險的問題”。
小布什及其顧問們在競選期間的言論及上台後的表現已經引起許多亞洲國家的關注，它們擔心美國對華採取強硬政策將會對整個亞太地區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韓國則特別擔心美國對朝鮮的強硬立場使金大中的“陽光”政策受挫。
（4）中東政策。美國在中東地區具有特殊利益，美國政府對以色列有相當影響力，但小布什政府不會像克林頓政府那樣較深地介入中東和談，而是更強調中東問題的複雜性，主張從長計議。在對待伊拉克等敵對國家，小布什政府則恃強硬的態度，新政府成立伊始，就對伊拉克進行威懾性的轟炸，以表明美國繼續對伊實施制裁的立場。美英兩國對伊拉克的轟炸本已不是什麼新聞，據統計，美英自1998年底以來，已經出動了2.7萬架次的戰鬥機轟炸伊目標，共造成300多人死亡，近千人受傷。但此次空襲是由上任不到1個月的美國新總統小布什親自下令實施的首次軍事行動，而且目標是在禁飛區以外，所傳達的信息是：美國政府換屆後，對伊拉克長期採取的強硬外交政策不會改變；如果有變化的話，那隻能是更加強硬。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2001年2月23-26日訪問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敍利亞、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藉機與正在中東的俄羅斯外長伊萬諾夫舉行會談。鮑威爾這次訪問的主要目的是設法促成以沙龍為首的以色列新政府與巴勒斯坦恢復和談，並要求以方放鬆對巴方的經濟壓力。另一個目的是試圖重整名存實亡的反伊拉克聯盟，説服中東地區國家維持對伊制裁。鮑威爾與伊萬諾夫的會談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後美俄外長的首次會談，主要討論美國的NMD問題。新華社華盛頓2001年2月23日電。但此次會談並未取得預期效果，以巴衝突日趨惡化。
二 對華政策
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政策尚處於成型過程中，它既有對前任的繼承，也有其自身的特點。對華政策在競選中並不是辯論的焦點，説明了共和、民主兩黨總統侯選人的對華政策無根本性差別，而且還表明美國朝野主流在對華政策上具有最初步的基本共識，即繼續實行以經貿關係為基礎的對華接觸政策。
然而，小布什獲勝後，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政策在重點上已表現出與克林頓政府的明顯不同，其迄今對華政策的局部調整具有實質性意義，呈對華強硬和對台支持的趨勢，中美難以在短期內磨合。具體説來，調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對華關係的定位問題上強調“競爭性”。共和黨在競選綱領中明確提出，中國是美國的戰略對手，而不是戰略伙伴。小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康多莉扎？賴思也表示：“即使同北京進行經濟交往不無道理，但中國仍是亞太地區安定的潛在威脅。它的軍事力量現在無法同美國相比。但這一情況未必永久不變。我們所知道的是，中國是個大國，還有未竟的重大利益，特別是有關台灣和南中國海問題。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作用反感。這就是説，中國不是個‘現狀’國家，而希望將亞洲均勢作對己有利的改變。僅就此點而言，中國就是個戰略競爭者，而不是克林頓政府一度稱之為的‘戰略伙伴’。此外，中國在擴散導彈技術方面一向同伊朗和巴基斯坦合作，安全問題顯而易見。中國將盡其所能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不管是竊取核祕密還是試圖威嚇台灣”。
共和黨競選綱領也指出，共和黨政府瞭解中國的重要性，但不會把中國置於其亞洲政策中心。共和黨2000年競選綱領，新華社華盛頓2000年7月31日英文電。
第二，提高了對中國的防範意識，加強了遏制措施。美國新政府上台後，在處理對華關係上強調對華的遏制和防範，試圖從全球和亞太戰略的層面上早日消除中國對美國的可能挑戰。為了防止正在崛起的中國向美國挑戰，美國從全球、地區和雙邊多個層次上向中國施壓。從全球層次上講，美國加強西方內部對華政策的一致性，聯合歐日等盟國制約中國，防止中俄聯手反美。從地區層次上講，美國加強了以美日聯盟為基礎的亞太軍事安全體系，提升日本的戰略地位，利用印度制約中國，加強或延伸在東南亞國家的美國軍事存在。在雙邊關係上，美國多方向中國大陸施壓，提升台灣在美國戰略考慮中的地位，加強“以台製華”的一面。
第三，在共和黨內部、國會，以及媒體中存在較強的反華勢力。在克林頓執政年代，共和黨保守勢力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攻擊。共和黨上台執政以後，小布什總統注意整合黨內各種勢力，聯合各種力量，以達到穩定內部和爭取連任的目的。而且，小布什吸取老布什得罪共和黨右翼的教訓，特別注意同保守派的協調，突出同中國的衝突面，以強調其堅定性。美國副總統切尼曾表示，美國新政府希望和中國保持良好關係，但是他批評克林頓政府在對華關係問題上缺乏一致性。他指出，不應該誤導中國人，不要變來變去，美國應該在表明美國的長遠目標方面顯示連續性。他認為，“對中國人，你必須十分清晰講明我們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才會做出最佳的反應”。切尼2000年12月18日接受記者採訪時的講話。
第四，主張對中國的反應應該“明確而堅定”。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具有某種敏感和擔心，如1992年克林頓在競選時攻擊中國但後來又退縮了，將人權問題和最惠國待遇問題脱鈎。又如在1995年，克林頓政府先是再三保證不讓李登輝訪美，後來又出爾反爾，使李登輝對康奈爾的訪問成行，引發1995-1996年的台海危機等。而共和黨政府則缺乏先例而傾向於作出強烈反應。共和黨人認為，沒有美國人會願意同中國發生對抗，但如果中國要挑起危機，並且危機無法避免的話，那麼美國只好奉陪。至於美國會採取什麼行動，現在誰也説不上，要根據當時的情況而定。美國共和黨前政府官員同作者的談話，2000年8月14日，紐約。更為重要的是，小布什關於中美“戰略競爭關係”的競選口號正在逐步演變為對華具體政策，加大了對華施壓的力度。小布什政府還努力提升亞太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突顯日本等盟國作用，加強在亞太地區防範和制約中國。
第五，極力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出同克林頓政策的區別，強調不能對華“示弱”。小布什政府在外交和安全班子中任命了一批強硬派分子，如副總統狄克？切尼、總統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和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組成的外交和安全班子，以“保守的現實主義”為其理念框架和基礎。在執行層面上，如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特奇、副國防部長保羅？沃爾夫威茨等人則在實際政策操作中突出了對華的強硬麪。儘管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由其根本的國家利益所決定，但決策者和執行者的個人作用也不應忽視。一大批具有軍事安全背景的人員進入政府，必然對美國的重大外交和安全政策發生影響，如導彈防禦系統和台灣問題等。
第六，小布什政府由於上台不久，在同中國的磨合過程中往往顯得前後不一，顧此失彼。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羅伯特？羅斯認為，從尼克松以來，歷屆美國政府同中國的磨合期至少需要18個月，而克林頓政府的第一任期的4年基本上都是磨合期。鑑於當前美國國內政治和中美關係的現狀，雙方需要相當時期的磨合才能“正常”運轉。不少美方人士認為，中美兩國當前的緊迫任務是建立危機處理機制，制訂遊戲規則，從而將突發事件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
三 對台政策
台灣問題歷來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美國對台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從來就是美國的根本國家利益。具體來説，美國的對台政策是為了維護美國在世界和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具體落實美國的亞太戰略，推進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利益。從這點上説，小布什的當選不會改變美國的基本考慮。因此，美國政府將繼續維持其“一箇中國”政策，防止兩岸發生軍事衝突，保持兩岸“不獨不統不戰”的局面。
小布什政府雖然聲稱要堅持“一箇中國”的原則，但在實際政策中明顯傾向台灣，在售台武器、陳水扁和李登輝訪美等問題嚴重偏離“一箇中國”和“三個公報”的基本原則。但是，在基本考慮總體不變的前提下，美國的對台政策發生了以下帶有動向性的變化：
首先，對台灣政策做出向台傾斜性的調整。共和黨的競選綱領指出，美國將恪守自己的承諾，台灣應當得到美國的支持，其中包括向台灣出售防禦武器，美國還應當支持台灣加入世貿組織和世界衞生組織以及其他多邊機構。共和黨綱領承認“只有一箇中國”的立場，但認為所有有關台灣未來的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並必須得到台灣人民的認可。如果中國違反這些原則，美國將根據《與台灣關係法》做出適當迴應。在眾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美國新政府在三個方面調整了克林頓政府的有關政策：一是在兩岸關係上將重點從防止陳水扁政權魯莽行事變為加緊對中國大陸施壓，二是逐步將競選時親台言論轉化為具體政策，三是在兩岸軍事力量對比問題上從要求中國大陸減少部署針對台灣的導彈改變成大力增強台灣的軍力。在上台不到100天內，小布什政府就決定向台灣出售40億美元的高新和具有進攻性的武器。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幫辦、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庫爾特？坎貝爾表示，美台軍售公開化、軍事聯繫緊密化、指揮系統網絡化和培訓經常化等特點表明，美台軍事關係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其次，逐步強調“清晰戰略”。蘭德公司的外交政策專家哈利扎德説，“在台灣問題上，克林頓政府採取的‘戰略模糊’政策發揮了有效的作用。我們建議，新政府可以考慮加強政策清晰度，一方面反對台獨，一方面明確表示，如果未經挑釁，中國對台發動進攻，美國會做出反應”。其他人則提出瞭如何界定“未經挑釁的攻擊”的問題。他們説，加強政策清晰度也存在問題。美國駐滬總領事館電子郵件，Yearender/ForeignPolicy，December30,2000.共和黨在競選綱領中不再採取“模糊戰略”，明白表示一旦大陸攻擊台灣，美國將幫助台灣進行自衞。如果中國繼續以過去幾年的快速增強其對台灣的軍事態勢，美國可能不僅僅只是幫助台灣增強防禦力量，還要增強美國自己的軍事力量以做出反應。美國希望以此使中國的注意力迴歸到對話的道路上。美國共和黨前政府官員同作者的談話，2000年8月14日，紐約。特別是小布什聲稱“要盡其所能保衞台灣”的“失言”泄露了美國新政府的真實意圖，在改變歷任美國總統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政策上跨出了危險的一步。
再次，美國加緊準備在軍事上支持台灣。2000年12月18日美國國防部提交國會的“《與台灣關係法》執行狀況報告摘要”指出：“任何非和平手段對付台灣，包括封鎖及禁運，美國都視為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美國至為關切。如中國大陸對台動武，可能採取三種途徑：其一，水陸兩棲或空降部隊進犯台灣本島或離島；其二，在經濟上封鎖台灣，迫使其在政治上讓步；其三，以空襲或導彈攻擊台灣人口密集區、軍事設施或重要經濟設施。同時中國要設法避免或阻絕美國的干預。”至於美國的對策，這份摘要説：“不論中國對台動武或威脅動武，美國都應勸阻或制止。如果中國威脅動武，美國要使其無法成真；如果中國動武，美國要使其無法成功。美國的目標是：如果中國真的對台動武，美國應使台灣有能力‘即使沒有外援也能自保’；或者退一步，‘有能力自保至外援抵達’；如果美國一旦決定介入，台灣和美軍聯手須可擊敗中國”。與此同時，美國新政府在售台武器的性能和數量也有可能比克林頓政府更加積極，甚至推動台灣加入TMD。
第四，提升台灣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強“以台製華”。冷戰結束以來，美中兩國原有的戰略基礎不復存在，但始終未能確定新的戰略基礎。近年來，美國國內反華親台勢力呈上升趨勢，“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美國軍方提出的《2020年聯合作戰設想》，把中國定位為“力量相等的戰略競爭者”和“今後潛在的對手”。美國國防部2000年度的中國軍事實力報告特別強調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威脅”。美國新政府又把中美關係界定為“戰略競爭關係”。由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主持的戰略評估報告認為，由於中國和其他一些潛在對手正在開發更加精確的導彈，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基地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報告還呼籲美國開放新型遠程武器以抗衡中國的軍事力量。NewYorkTimes,May17,2001.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國際處境日益趨好，在台灣問題上不會急於做出對中國戰略讓步的考慮，兼顧它在大陸和台灣利益時必須統籌平衡。在起草共和黨競選綱領時，共和黨外交政策小組委員會主席傑克遜和委員、前眾議員列文斯頓曾力主刪除“一箇中國”的文字。最後，原本有五處提到的“一箇中國”被刪剩一處，前面還要冠以“美國‘認知’一箇中國”的立場。美國新政府上台後，在對台“三不”政策問題上隻字不提。
第五，更加強調美中台三邊關係中的“民主”因素。美國一方面極力貶低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制度，另一方面大肆褒獎台灣的“政黨輪替”與“和平交權”。美國把台灣“民主化”看成是美國式民主在亞洲的勝利，保衞台灣的“民主”已成為保衞美國價值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國內支持台灣的力量明顯增強，美國國會支持台灣的壓力不斷加大，美國政府擴大和提升美台關係的趨向也在增加。由於受制於國內政治因素，美國外交已由過去重視力量平衡的均勢轉變為“均勢”與“民主”並重。
由於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所佔的核心地位，美國對台政策任何重大傾斜性調整都會迫使中國政府做出強烈的反應。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鬥爭焦點歷來是“一箇中國”原則。因此，在小布什執政期間，中美兩國繼續將圍繞恪守“一箇中國”原則的問題上展開鬥爭。
近期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矛盾焦點是美台軍事安全關係問題。在美國，總有一股勢力要求加強對台的安全“保護”，繼續大量對台出售武器，並且要把台灣納入TMD之中；加強美台軍事聯繫，提高接觸級別，增進實質內容；針對中國大陸對台的軍事準備，幫助台灣提高反導彈作戰能力等。一些美國政治勢力還企圖恢復1954年的美台“共同防禦協定”，從根本上否定“三個公報”。
美國對台政策的調整將會直接影響世界和亞太地區形勢發展的方向。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是維護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也是維護世界乃至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一個重要前提。中美因台灣問題發生直接對抗，世界格局就會發生動盪性改組，中、美、俄、歐、日等將會進行對抗性的重新排列組合，一些重要國際秩序（如聯合國和防擴散機制）也會受到破壞性衝擊。這種對抗還將嚴重破壞亞太地區的安全，打破現有的力量平衡，中斷地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並迫使亞太國家在中國和美國之間表態站隊。
從長遠觀點來看，美國對台政策很可能處於新一輪重大調整的起點。與1996年台灣選舉後美國反應不同的是，這次美國並不急於同中國進行戰略對話，美國行政部門也沒有急於向國會陳述台海危機的嚴重性。相反，美國方面正在從戰略、政策和具體措施（如加強對台軍售和導彈防禦系統）等方面的調整。可以預見，在本世紀初的10-20年內，美國對華防範目標和措施更趨明確，中美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更加突出，台灣在美國對外輸出“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念和政體模式方面的作用更加突顯。隨着中國統一大業進程的加快，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衝突點也會增多。總之，在新世紀，中美兩國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四 撞機事件
小布什政府上台後，中國從大局出發，努力維護中美關係的穩定和發展。3月，中國負責外交的副錢琪琛訪問美國，同美國新政府就中美關係的總體框架問題進行磋商。正當中美關係有可能縮短和平穩雙方的磨合過渡期時，4月1日，美國EP-3偵察機在中國近海撞毀中國戰鬥機一架並致使中國飛行員王偉犧牲後，又未經中國許可而進入我海南軍用機場。這一事件給中美關係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
隨着美方機組人員回國後，撞機事件在美國引起的震盪正在趨緩。但是，它對中美關係正在產生以下三方面的長遠影響。
首先，這一事件加深了兩國相互不信任感，惡化了兩國關係的總體氣氛。從中國方面講，撞機事件加深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對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強烈不滿，迫使中方從最壞的方面做好準備。而在美國方面，美國政府及媒體則利用撞機事件煽動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反華情緒，鼓吹美國應考慮今後可能出現的危機而加強對華的防範和遏制。
其次，美方利用撞機事件對華表現出強硬和堅決。事件後，美國政府決定停止中美雙方的軍事交流和暫停美國官員同中方學者的非正式接觸。一些議員則紛紛登台，指責中國政府對撞機事件的處理“損害了”美國的尊嚴，主張在正常貿易關係、北京申奧和售台武器方面“制裁”中國。
第三，這一事件對成形中的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政策產生了負面影響。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主任亨利？羅文認為，小布什總統本人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是個新手，其對華政策正處於成形階段，執行層面的主要官員尚未全部到位，在此期間發生的撞機事件必將對小布什政府今後4年的對華政策產生嚴重負面影響。亨利？羅文同作者的討論，2001年4月14日，斯坦福大學。
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中美雙方在處理撞機事件中注意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在具體過程中注意剋制、在後續行動會考慮今後如何避免類似事件發生等説明，撞機事件給中美關係帶來的思考是多重性的。
五 挑戰和機遇並存
美國新政府對華政策日趨強硬主要是由以下內外因素決定的：本節主要根據作者同美方人士在美國和中國以及通過電子郵件的討論而加以的歸納。首先，美國綜合國力在過去的10多年裏大幅度增長，美國的全球戰略地位得到相當大的提高，朝野的自我感覺非常良好，往往過高估計自身的力量而過低估計他國的力量，在處理對外關係時易於採取單邊主義行事。其次，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擔心增加。不少美方人士認為，在現有的世界大國中，只有中國有可能對美國形成威脅，兩國甚至有發生正面衝突的可能（如台灣問題），而俄羅斯則沒有這一危險。而且，美國不少人還認為，中國把美國作為最主要的對手，因此必須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再次，美國在考慮美中關係時，提升了安全因素的作用。美國正試圖將其全球戰略重點轉移到亞太地區，中國則是其最主要的應對目標。在突出美國安全利益的背景下，兩國經濟和人員交流等因素的重要性相對下降。更有甚者，美國軍工企業集團則藉“保衞安全”而大牟其利。在共和黨內存在強大的反華親台勢力，他們力主同台灣保持密切關係。小布什又要接受老布什的“教訓”，極力處理好同共和黨右翼的關係。因此，美國新政府在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上力圖表現出強硬姿態。第五，共和黨在野時，竭力批評克林頓政府的內外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上台以後，小布什政府盡力表現出與克林頓政府的不同。第六，小布什此次上台缺乏民意基礎，共和黨又難以掌控國會。小布什政府為了爭取在2002年中期選舉時改善境遇和在2004年總統選舉中連任，試圖以對外強硬來爭取更多的支持。第七，小布什政府經驗不足，其不少成員在野八年而疏於政事，以為採用簡單的強硬政策就能使中國就範。同時，美國新政府也存在政出多門和協調不夠等問題。
冷戰結束、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政府在對華關係上一直採取“接觸”加“遏制”的政策，問題只是何者為先或如何並舉。美國國會在2000年通過給予中國以“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待遇一事表明，朝野主流在對華推行以經貿關係為基礎的“接觸”政策上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美國尼克松中心在為新政府所作的政策建議報告中認為，美國國內就PNTR問題達成共識一事表明，美國朝野已走出“**”事件，今後新政府的重點應是兩個，一是如何利用中國加入WTO加快將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並保證貫徹遊戲規則；二是應對中國崛起給美國及東亞所帶來的挑戰。
但是，美國不會就此放棄對華的“遏制”政策。而且，中美在一系列問題上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如雙方在政治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缺乏互信等，又如人權、軍控、貿易和台灣等問題。因此，每當中美關係取得一定進展時，總會伴隨着強烈的反對聲音。而且，一旦形勢變化，“遏制”勢力就會抬頭，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佔據主導地位。中美關係之所以風雨不斷，其根本原因也在於此。
美國新政府上台以來，中美關係再次面臨考驗。我認為，美國新政府對華政策趨硬是否標誌着美國對華政策的根本性變化，還需要“冷靜觀察”。在小布什政府上台之際，中美關係還是挑戰和機遇並存。
從挑戰方面看，首先，美國新政府正在試圖制訂和實施針對中國的新戰略，一旦把中國視為美國的敵手，美國將會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世界格局和亞太秩序隨之就會發生根本性逆轉，從而影響到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其次，迄今為止的美國新政府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令人擔憂，其對華政策趨硬、在台灣問題上親台、在實際操作上主動出擊等特點已初露端倪。共和黨新政府上台，同中國需要有個磨合期，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磨合期容易產生摩擦。嚴峻的現實正在告訴我們，此次的磨和期也將是長期的、艱難的、乃至是痛苦的。如果無法制止兩國關係的螺旋型下降，中美關係甚至可能完全失控。再次，一些中美分歧是原則性和根本性的，作為長期負面因素，它們將長期干擾中美關係的發展。
從機遇方面看，首先，在世界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美兩國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這在客觀上要求兩國進一步穩定和改善關係。進入新世紀後，中美兩國都在重新審視各自的全球戰略和相互政策，如果雙方在全球戰略、國際和地區秩序、共同利益等方面增加共識的話，那麼就可能更有力地推動雙邊關係向積極方面發展。第二，即便在困難的條件下，兩國還是有對話和合作的餘地。喬治？華盛頓大學埃利特學院院長哈里？哈丁認為，在當前情況下，中美兩國都需要堅強的領導。合作關係要比競爭關係好，因為前者指出了前進的方向。而且競爭關係也有多種形式，雖然最佳的夥伴間辯論式競爭關係一時難以做到，也要避免生死搏鬥式的競爭關係，爭取通過建設性競爭達成遊戲規則。哈里？哈丁同作者的討論，2001年4月24日，華盛頓。在具體處理中美關係和台灣問題時，小布什政府也表現出一定的剋制和餘地，如美國決定暫緩向台出售“宙斯盾”驅逐艦、取消年度美台軍售會議和重申今秋小布什訪華等。第三，穩定和健康的中美關係不僅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國、特別是亞太各國的利益。小布什政府派出要員到歐亞盟國兜售導彈防禦計劃，結果響應者廖廖。亞太國家更不願意看到中美兩大國交惡而被迫捲入，並破壞地區的安全經濟秩序。第四，儘管中美關係困難重重、問題眾多，2001年還可能具有改善的兩個契機，一是中國加入WTO之後，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的前景將更加廣闊；二是2001年秋季將在上海舉行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小布什總統屆時還將訪華，在首腦會晤的驅動下，中美關係有可能得以改善。
總之，中美關係正處於關鍵的十字路口，中國方面一直懷有穩定和發展同美國的關係，致力於擴大建設性的共同利益和認識。全面正確判斷小布什政府的戰略意圖以及客觀地分析小布什政府的內外政策，有利於把握全球和地區形勢發展，有利於制訂中國全球及相關戰略，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更加良好的國際環境。而中美關係的穩定和發展畢竟需要雙方共同的努力。
楊潔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對中美關係不穩定性的分析》
內容提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係呈現出一種不斷振盪的不穩定性，但無論是“民族主義高漲論”還是“經濟實力增長論”，都難以對這一現象做出很好的解釋。作者認為，導致中美關係不穩定的真正原因在於兩國所採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國崛起與美國單極霸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決定了在趕超美國的過程中，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是難以避免的，兩國很難建立起真正的戰略友好關係。中美缺乏足夠的共同戰略利益，同時，雙方總是通過用虛假的美好詞彙來描述雙邊關係的方法暫時緩解利益衝突，但也導致中美關係頻繁地起伏振盪。中美之間的利益關係非常複雜，雙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也有衝突性和對抗性的利益。因此，兩國在確定開展以何種形式進行合作以前，應該首先明確雙方合作領域的具體利益類型是什麼。由於雙方對抗性和衝突性的利益多於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因此兩國應投入更多的精力用於發展消極合作，而不應將雙邊合作僅僅侷限於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雙方對不同領域的合作預期能夠符合具體利益的特性，那麼雙邊關係是有望實現穩定發展的。
關鍵詞：中美關係，假朋友，戰略利益，預防性合作
作者簡介：閻學通，清華大學當代國家關係研究院院長，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 ）對中國進行了為期四天的國事訪問。其間，中美兩國元首簽署了？中美聯合聲明。該聲明稱，兩國就共同推進新時期中美關係達成共識。然而，在奧巴馬訪華僅僅一個月之後，中美之間就開始不斷出現惡化雙邊關係的負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國對華無縫鋼管實施貿易制裁、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ary Clinton)批評中國網絡缺少自由、美國對中國台灣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導致中美關係不斷惡化。然而，正當政治評論家們開始思考並且以為他們已經理解了中美關係為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時，兩國關係卻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錦濤同志和奧巴馬總統就兩國合作進行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通話。這又使得評論家們不得不重新尋找中美關係改善的原因。然而，當中美關係改善不到三個月，2010年7月，雙方又因美韓黃海演習和南海爭端發生對抗。三個月後，2010年10月，中美兩國國防部部長又進行會晤，中國軍方還邀請美國國防部部長訪華。許多人以為中美關係忽好忽壞是2010年才開始的現象，其實這一特徵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係的常態現象。對於這個長期現象，本文將用“假朋友理論”進行解釋。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彼此假裝為朋友的策略是導致中美關係不斷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一、對中美關係不穩定的流行解釋
中美之間的爭端為什麼會在奧巴馬總統訪華之後不久就迅速凸顯出來？對這個疑問最流行的解釋有兩種：一種解釋認為，由於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不斷高漲導致了兩國間的爭端；另一種解釋則認為，由於中國實力不斷增長使得中國對美國的態度越來越傲慢、越來越強硬，從而導致中美兩國的爭端迅速凸顯。
筆者認為，中華民族主義高漲論難以解釋中美關係為何在短時期內出現迅速下滑的狀況。一些人將中美之間的摩擦歸咎於中國不斷興起的民族主義。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有歐洲知名的學者聲稱，冷戰結束使得東亞地區權力出現真空，從而引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時也造成了該地區的矛盾衝突。也有美國知名學者説，在2010年奧巴馬政府批准對台一攬子軍售之後，中美關係出現的下滑狀況是由於中國的民族主義造成的。民族主義高漲論目前變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資深的中國學者也持這種觀點。例如，一位美國問題專家就奧巴馬訪華後中美關係下滑問題接受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今天的（中國）政府更需要對其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做出反應。
中國的民族主義源於19世紀中期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入侵，其發展進程貫穿了中國整個近現代史，迄今已逾一個半世紀。即便我們假定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近現代歷史中是線性發展的，我們也必須同時承認另一個事實，即無論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還是自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的惡化和改善都不是線性變化的，而是一種起伏振盪的狀態，冷戰之後更是如此。奧巴馬訪華後不久中美關係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現改善的狀況，這種起伏程度既不是雙邊關係史上最輕微的，也不是最劇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來中美關係起伏頻繁的特徵。中華民族主義高漲論實在無法解釋這種忽好忽壞的現象。民族主義高漲可以解釋雙邊關係惡化，但無法解釋為何雙邊關係會在短期內迅速改善。在中美關係已出現三個多月的摩擦後，中國的民族主義並未進入低潮，中國領導人可能並沒有顧及這種壓力，還是決定與奧巴馬總統進行通話，雙邊關係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腦對話也未在中國引起民族主義的反彈。
與中華民族主義高漲論相類似，中國實力增長論同樣難以解釋2010年上半年中美關係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現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促使中國採取強硬對外政策，就像中華民族主義高漲論一樣，也是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有美國學者説，中國正在從一個羸弱的發展中國家向一個強大的發達國家轉變，這使得中國的對外政策變得比以往更加專橫。幾乎在同一時期，宣揚中國威脅論的人説，基於冷戰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的高速增長，中國的軍事實力正在不斷崛起，並已經具備了足以威脅美國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國的一些學者將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11月訪華後出現的中美關係新一輪下滑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超級表現使中國的態度變得傲慢。例如，有學者説：導致中國最近行為的第二個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過於自信。能夠以很高的經濟增長率在全球經濟衰退中成功地脱穎而出，中國當然以此為傲。不僅美國學者將中美關係下滑歸因於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一些中國媒體也認為，鑑於中國實力的顯著增強，中國應該採取更加強硬的對美政策。
然而事實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並沒有使中美實力的差距發生性質上的變化。中國在此次危機中所遭受的打擊的確小於美國，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兩國的實力對比。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GDP 為4.32萬億美元，美國為14.2萬億美元，中國GDP 僅為美國的30.4%。2009年，中國GDP 增長了8.7%，達到4.7萬億美元，美國GDP 則下降了2.4%，降至13.86萬億美元，中國對美國GDP 的比值升至33.9%。在這兩年中，兩國GDP 的差距僅僅縮小了3.5個百分點。這麼微小的經濟實力差距變化對一國外交決策的影響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以此為據來解釋中國強硬對抗美國傷害中國利益的行為，顯然説服力不強。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不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權。中國政府知道，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儘管中國的經濟成就讓世人矚目，但中國的決策層在實施對外政策時，依然遵循韜光養晦和不當頭的原則。這一原則是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於1990年制定的，從那時起，這項原則就一直是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指導方針。中國學界的確有人建議改變韜光養晦政策，但這種意見並未被接納，而是被否定。在整個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決策層在實施對美政策的過程中對這一原則的堅持始終沒有動搖。在2010年1月31日，中國政府宣佈，將對那些向中國台灣出售武器的美國公司實施制裁，但沒宣佈制裁的具體金額以及任何一家美國公司的名字，這就向美國政府清晰地傳達出中國有意和解的信號。事實上，在4月2日中美首腦通電話之後，中國製裁美國相關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關係的這一突然改善，不僅證明了中國對美國政策的強硬程度並沒有與中國實力同步上升，同時也説明，2009年底奧巴馬對華政策趨於強硬也非源於美國經濟在2009年開始復甦。
不穩定性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係的重要特徵，也可以説是中美假朋友關係的外在表現。在以下部分中，筆者將從“假朋友”這個視角解釋中美關係的不穩定性，以克服中華民族主義高漲論和中國經濟增長論的理論缺陷。中美關係動盪不定的特徵始於冷戰結束之後，因此，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冷戰後出現的因素，才能較好地解釋這一時期中美關係的起伏動盪狀況。
二、中美兩國的假朋友策略
1989年，美國政府對中國實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美兩國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識到，兩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那種友誼結束了。然而，兩國都沒有對雙邊戰略關係發生嚴重對抗做好思想準備，試圖為改善關係創造新契機。老布什（George ）總統曾祕密派遣其安全事務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 croft ）赴北京，以保持兩國交流渠道的暢通，並繪製了改善雙邊關係的路線圖。
自此，改善戰略關係這種良好的意願就成為了兩國假朋友策略的基礎。然而，兩國領導人良好的主觀意願缺乏客觀的共同利益基礎，也就是説，中美戰略利益在客觀上是存在衝突性的，因此，兩國採取的政策也就無法穩定雙邊試圖建立的戰略關係。
對中美戰略關係進行美好但虛假描述的現象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發生的台海軍事對抗給中國和美國都敲響了警鐘，為了遏制雙邊關係螺旋式下降的趨勢，降低衝突對抗的可能性，中美雙方都設法表達改善關係的善意。兩國政府官員都想用一個相對模糊的術語來掩飾雙邊關係的不穩定性，最終雙方同意用非敵非友一詞來描述和界定中美關係。非敵非友一詞所表達的中美關係性質曾一度成為學界研究的主導性觀念。我們可以從一部關於1989-2000年中美關係的著作中看到這一點。這本書的題目叫？同牀異夢，這與非敵非友含義類似。該書作者認為，這個題目抓住了中美關係的本質。
中美峯會在20世紀90年代末得到恢復，這使得性質已經不明確的中美關係變得更加虛幻。從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澤民同志訪美，在此期間，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沒有舉行過任何峯會。在中國領導人訪美期間，兩國元首發表了聯合聲明，宣佈兩國同意建立一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係。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一詞使得人們在揣度中美關係性質的同時，更加傾向於將其想象成為朋友關係。
一位美國學者就指出，儘管目前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一詞的具體內容還不明確，但不管怎樣，這個概念總是傳遞出了這樣一個信息，即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大於彼此之間的利益分歧。美國總統克林頓（W illiam ton ）於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訪華，這是9年來美國總統首次對中國進行的國事訪問，這進一步增強了人們關於中美關係是朋友關係的印象。然而，此後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軍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這擊碎了兩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的幻覺。
中美兩國政府就改善炸館後的中美關係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沒持續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國海發生的中美撞機事件使中美關係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機事件導致的中美關係惡化在五個月後就被當年發生在美國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改變了，小布什（George ）政府開始改善對華關係。2003年11月，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 ）在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個官方舉辦的中美雙邊研討會上説，中美關係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這一言論引發了會場上激烈的爭論，因為就在幾天之前，鮑威爾還在公開場合與中國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陳水扁握手，而後者被中國政府視為是台灣分離主義的領導者。儘管鮑威爾的論斷遭到了廣泛質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陣營的人所反覆引述，尤其當他們訪問北京的時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總統的父親、美國第41屆總統老布什就曾在他兒子訪華前一個星期的時候，在一個公開集會上重申了這一論斷。2008年小布什總統在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向中國國務院温家寶表示，中美關係不是零和博弈，兩國能夠實現共同發展。2009年1月，美國副國務卿約翰。內格羅蓬特（John oponte ）在其首次訪華期間重申，中美關係處於歷史最高點。奧巴馬接手白宮後，其政府延續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駐中國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在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期間，對媒體再次重申了中美關係處於歷史最佳時期的觀點。
儘管中美兩國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雙邊關係最好時期是在1978-1989年，但兩國政府仍然願意把冷戰後的雙邊關係描繪得更加友好，彼此偽裝成朋友。對於美國政府對中美關係所做的這種美好但虛假的描述，中國政府給予了肯定，也否認中美關係所具有的競爭性。2008年9月，中國政府領導人在紐約出席一個由美國友好團體舉行的歡迎午宴時發表演講説：中美兩國從未像今天這樣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合作伙伴，還可以成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兩國的決策者都認為，對雙邊關係進行美好但虛假的描述比做出實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於改善和穩定雙邊關係。
然而，中美關係60年的發展歷史卻表明，對雙邊關係進行美好但虛假的描述是無益於雙邊關係穩定的。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對中美兩國1950-2009年的雙邊關係進行了定量測量，測量結果顯示，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關係比冷戰後的中美關係穩定得多（見圖1）。
我們可以將圖1的時間軸（橫軸）劃分為四個時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這四個時期中，中美關係出現波動最少的時期是1978-1988年。在這段時期中，中美關係友大於敵。圖1顯示，這一時期兩國關係在縱軸上的振幅小於2個單位。由圖1還可見，中美關係的第二穩定時期是1950-1970年，即朝鮮戰爭爆發至中美實現戰略合作的前一年。這一時期中美關係在縱軸上的振幅為2.5個單位。在1971-1977年這段時間裏，中美關係的振幅最大，超過了6個單位，但呈現的卻是一個向上的線性改善趨勢。起伏振動最劇烈的時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過4個單位多，並且震盪起伏頻率最高。
三、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奧巴馬政府上台後，中美兩國政府形成了一個共識，即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這種觀點很快就被兩國的政治人物們所接受。然而，兩國政府間達成這個共同認識卻誤導人們認為中美關係的這種重要性來自雙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於雙方的巨大的戰略利益矛盾。
中美關係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是以兩國衝突性利益為基礎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當確定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後，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要性為什麼能夠超過中美兩國分別同其他大國的雙邊關係以及其他大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當然非常重要，但物質實力並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經濟實力長期位於世界第二，但是美日關係的重要性從未達到冷戰時期美蘇關係的重要性水平，也未達到過冷戰後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水平。美日關係的重要性相對較低，並不是因為美日之間的共同利益比冷戰時期美蘇之間或當前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於冷戰時期美蘇之間或當前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美日是軍事盟友，共同利益多於衝突性利益，這使得日本能夠採取搭便車和追隨美國的策略。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對外政策基本上是實現美國的政策目標，因此美日關係對世界的影響就難以超越美國自身政策對世界的影響。
當前中美關係在全球範圍內的重要性與冷戰時期美蘇關係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於雙方戰略利益衝突而非共同利益。由於雙方戰略利益存在衝突，中國和蘇聯都採取了與美國不一致的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國不得不對其原有政策進行調整，做出妥協。而正是美國的政策調整和妥協在客觀上影響了全世界。因此，是衝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蘇關係和中美關係分別成為冷戰和當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2008-2009年，中國和日本分別是美國的第一和第二大債權國，兩國對美國債權的差距月均縮小7%。然而，當時沒有人擔心日本會利用其手中的美國國債作為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但卻經常有報道稱，中國可能會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用以報復美國的反華行為。這一事實很好地説明了，為什麼中美金融關係的重要性大於日美金融關係。又如，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經濟實力遠遠弱於日本，但總體而言，美俄關係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都具有比美日關係更大的影響力，這同樣是因為俄羅斯在很多問題上採取了不同於美國的政策。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中美之間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於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決定着兩國的戰略關係。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兩個大類之下，從利益的內容和關係兩個維度出發，我們可以將中美間的戰略利益分成四種。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衝突性利益和對抗性利益（見圖2）。
圖2 戰略利益的類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內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紀70-80年代，中國和美國都有遏制蘇聯軍事擴張的需要，這一共同利益構成了那一時期中美建立準軍事同盟關係的基礎。互補利益是指那些內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品需要美國市場，以增加就業機會，同時美國需要進口中國製造的廉價產品，以低價格保持高質量生活水平。若以國家為單位，在2008年，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衝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內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後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互相指責的重要原因。對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內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兩國都想對南中國海實行有效的軍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實現了這種目標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標實現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以來，這種對抗性利益已經引發了中美兩國在這一水域的多次爭端。
如果我們對中美戰略利益的類型做更細緻的分析，就會發現在中美的全部戰略利益中，對抗性和衝突性的利益遠多於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見表1）。在國際安全領域，中美之間相互不利的利益多於互利的利益。兩國在防止雙邊戰爭、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保障國際航運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訴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則是相互衝突和對抗的。例如，美國對台軍售、對華武器禁運、爭奪南中國海控制權、美國在東亞部署反導彈防禦系統、中國武器現代化、打擊台、疆、藏分離主義勢力、太空研發、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問題等。
表1 中美之間的戰略利益
在政治領域，除了在維持當前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數量不變這個問題上中美兩國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問題上，中美兩國的利益幾乎全都是對抗的或衝突的。
中國是崛起中的大國，而美國則是維持現狀的霸權國。中國是竭盡全力爭取重新獲得歷史上曾擁有的世界主導地位，而美國是極力要保住其單極霸權地位，不想拱手相讓。
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從根本決定了兩國間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歐洲學者所説的那樣：它的（中國的）崛起將不可避免地威脅到美國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具體而言，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東亞主導權、人權問題、宗教政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以及社會發展模式等諸多政治問題上都存在着對抗或衝突。例如在人權問題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政府每年都會就美國的人權問題發佈年度報告，以反擊美國在國務院全球人權年度報告中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2010年3月，兩國政府均發佈報告，相互譴責對方的人權問題。
在經濟領域，中美兩國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體説來，兩國均受益於合資經營、擴大全球市場、中國購買美國國債、雙邊貿易以及互惠旅遊。在實現經濟合作的同時，雙方也會產生衝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識產權保護、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雙邊貿易不平衡、二氧化碳減排標準、高科技的競爭、對戰略經濟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體系改革等諸多問題上，雙方一直爭執不斷。
在文化領域，中美兩國的互利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從某種程度上講，兩國堪稱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奧運會金牌總數具有競爭關係外，兩國在教育和文化等領域有着眾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兩國高政治領域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多於低政治領域，因此導致中美關係在民眾層面和政府層面呈現為兩種不同狀態。自1978年兩國建交以來，中美兩國在民眾和社會層面的雙邊關係一直是穩步發展，在學術、旅遊、商務、體育和文化等諸多領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這個層面，兩國民眾對彼此文化和民族特點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這種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影響，雙方民眾關係仍然保持着擴展和深化的趨勢。然而，冷戰後中美政府間關係則沒有這種良性互動，而是振盪頻頻，摩擦擴大的速度超過合作。中美政府與民眾關係不同，其原因在於，民眾主要關心的是低政治領域的事務，即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為朋友；而政府需要關注的是高政治領域的事務，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兩國政府無法成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礎，這是目前在國內流行的主流觀點。受這種觀點的影響，許多人錯誤地認為中美之間有這麼多的合作項目，因此雙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於衝突性利益，因此中美兩國是戰略朋友。事實上，國家間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種利益中的任意一種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能夠促成積極合作，而對抗性和衝突性利益則可以促成消極合作，我們也可以將之稱為預防性合作。積極合作的目的在於擴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極合作則主要是通過預防潛在的衝突或對抗的發生，或者限制這些衝突和對抗所產生的破壞效應，以減少相互不利利益給彼此造成的損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紀80年代共同對抗蘇聯軍事擴張就屬於積極合作，而1998年中美雙方達成核武器不瞄準對方的協議則屬於預防性合作。冷戰時期美蘇之間就進行了大量的預防性戰略合作。所以説，當前中美合作的規模和數量大，並不能證明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多於衝突性利益，也不能説明中美之間的戰略關係本質是朋友。要了解雙邊關係本質，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體內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中美之間對抗性和衝突性利益多於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類型上都進行合作，那麼必然是消極合作多於積極合作。但這已經是在現實情況下中美進行合作最理想的狀態了。因此，如果中美將合作侷限於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上，中美間的合作量必然遠遠小於在各種利益上都進行合作的總量。客觀上，中美並未在所有對抗性和衝突性利益上開展消極合作。例如，兩國自1989年以來就一直未能在人權問題上開展有效的預防性合作。客觀上，由於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兩國能夠開展的消極合作的空間要比積極合作的空間要大。然而，目前兩國已有的合作是積極合作多於消極合作，這就意味着中美之間有非常廣闊的消極合作空間。
四、金融危機與假朋友關係
發生於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進一步強化了中美的假朋友關係。一方面，中美兩國都強調在應對這場危機的過程中同舟共濟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體系過程中共同領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兩國又都想讓對方為全球經濟復甦和金融改革多做貢獻，而自己從中能多獲益。
此次金融危機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間擁有很多的共同戰略利益。在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美國在華盛頓組織召開了第一屆20國集團金融峯會，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經濟體的首腦悉數出席。與會領導人一致認為，各國正面臨着相似的威脅，各國共同努力使全球經濟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恢復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此外，這次峯會還就如何在一些關鍵性領域(如促進經濟增長、應對金融危機、建立改革基礎以防止危機再次發生等展開合作達成了普遍共識。此後，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國的奧巴馬總統和中國領導人又都先後出席了在倫敦和匹茲堡召開的20國集團峯會。截止到2009年秋，20國集團峯會已發表多項聲明，強調各國在應對金融危機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這些峯會的聲明使人們錯誤地認為，應對金融危機是中美兩國至關重要的共同利益，這將促使兩國在推動全球經濟復甦的過程中採取聯合領導的政策。
中美關係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會議上就表現出了下滑的跡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兩國正在為推動全球經濟復甦進行聯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筆者參加了一個有6位中美人員的專題小組討論。該組的議題為美國-中國：重新制定全球議程。除筆者外，其他5位討論人都認為，金融危機為中美兩國合作創造了重大的共同戰略利益，因此，當聽眾提問中美將給世界提供什麼樣的共同議程時，他們都給出了非常積極的回答。
然而，客觀事實是，此次金融危機給中美兩國造成了經濟打擊，並沒有使兩國互利的利益超過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縮的情況下，兩國都有通過擴大出口恢復本國經濟的需求，這增加了兩國經濟關係的競爭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業率對於中美都是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對兩國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因此兩國都希望能儘可能地擴大出口以增加就業機會。然而復甦遲緩的全球經濟難以同時滿足兩國的這種相同需求。面對美國國內消費在短期內不大可能出現顯著增長的現實，奧巴馬政府只好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根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2009年，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夥伴，面對出口增長不振的現實，美國政府和社會就將中國作為其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奧巴馬於2010年2月和3月兩次公開表示，為了確保美國商品面對的市場競爭不那麼激烈，美國在對華貿易和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將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2009年9月，奧巴馬總統在與温家寶會談時，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集中討論了中方貿易順差和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問題。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另一個被廣泛誤解的概念是兩國集團(G2)。在這場金融危機發生後，出現了G2和中美國(Chimerica)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出現使人們誤以為中美關係正變得越來越好。其實，G2擁有多種含義：第一種含義是指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新的與美國在同一等級位置中的超級大國；第二種含義是指中國應當承擔與美國相同的國際責任；第三種含義是指中美兩國能夠為世界提供聯合領導權；第四種含義是指中美兩國分享着多種全球性利益。儘管G2一詞也包括了積極含義，但中國政府還是拒絕了這個概念。2009年奧巴馬訪華期間，温家寶對他明確表示，中國不同意G2這一提法。，這不僅表明中國還沒想要分享美國的世界領導權，同時也説明中國不相信美國願意與中國分享它的世界領導權。
金融危機之後，美國不再把中國視為發展中國家，而是將其視為一個發達國家，認為中國已有能力承擔與西方發達國家相似的國際責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所遭受的打擊遠小於其他大國。儘管受這場危機影響，中國GDP 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別實現了9%和8.7%的增長。在2010年7月，中國政府宣佈其GDP 總量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而與此同期，其他許多大國的經濟則遭受了負增長。美國GDP 總量2008年和2009年相繼縮減了1.9%和2.4%。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很難願意將中國繼續定位為發展中國家，但中國則堅持自己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例如，在一次關於開發一項國際基金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新聞發佈會上，美國氣候變化特使託德。斯特恩(Todd 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國家中不應包括中國，這一言論很快就遭到與會中國官員的強烈駁斥。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人們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覺也就隨之破滅了。
美國不僅想讓中國承擔更多的經濟責任，而且還希望中國在國際安全問題上能夠像其他發達國家那樣為美國提供支持。例如，美國的外交官員和戰略家曾與他們在中國的同行展開過討論，探討中國是否能與美國達成一項協議，允諾其能夠像其他援助美國的國家那樣出兵阿富汗。如果協議能夠達成，這將成為奧巴馬訪華的一項政治成果。此事的關鍵不在於中國是否會同意達成這樣的協議，而在於美國竟然認為，在美國對華武器禁運的情況下，中國有可能為美國提供此類軍事支持。儘管奧巴馬政府僅僅只是期待中國提供象徵性的軍事支持，但這種期待已經足以體現出中美朋友關係的虛假性。
此外，奧巴馬的個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雙方對彼此的不切實際的期待值，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雙方對彼此的失望程度。奧巴馬的政治性格與他的前任明顯不同。小布什傾向於對抗，在實際行動中堅決果斷；而奧巴馬則傾向於合作，在實際行動中總是猶豫寡斷。一名美國記者説，奧巴馬總是不能完成一件事，從而令各類選民失望。，他樂於向其他國家許諾合作，但卻不善於將這些許諾付諸實際。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名戰略分析家就曾評論説：他（奧巴馬）無法兑現他的所有承諾，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個任期做不到，永遠都做不到。
為了改善被布什單邊主義嚴重損害的美國國際形象，奧巴馬一上台就採取了多邊主義的政策。他的多邊主義包含了三項主要內容：(1)做出決定前徵求傳統盟友的意見；(2)與有分歧的大國開展交流和溝通；(3)在採取對抗行動前與敵人進行對話。奧巴馬的合作性言辭提高了中美兩國認為對方會進行合作的心理預期。奧巴馬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他的這一決定改變了中美關係總是在美國新總統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現下滑狀態的慣有模式，同時也進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關係的虛假性。雙方都認為奧巴馬訪華將為中美關係的實質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礎。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奧巴馬政府才會期待中國會為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提供軍事支持以回報他上任當年就訪華的政策。
奧巴馬政府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奉行只許諾不行動的策略，這一策略因金融危機而愈加凸顯。奧巴馬上台時正值美國深陷危機泥潭，急需中國的金融合作。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的對華政策自然會流露出願意與中國開展合作以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基調。而中國的決策者們當然也很高興看到中美關係從小布什政府到奧巴馬政府如此順利地實現過渡，因而同意奧巴馬關於金融危機是中美兩國共同戰略威脅的判斷，並且也認為這一共同的戰略威脅為兩國更持久的戰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在奧巴馬訪華期間，中美兩國簽署了聯合聲明，其中就提到：雙方認為，21世紀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對和平、發展與合作的需求增強。中美在事關全球穩定與繁榮的眾多重大問題上，擁有更加廣泛的合作基礎，肩負更加重要的共同責任。兩國應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繁榮而努力。然而，就在這份聯合聲明發表之後僅僅幾周的時間，中美兩國又都開始對彼此所採取的預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 假朋友關係的不穩定性
有人認為，中美保持假朋友關係有益於改善雙邊關係。然而，這種觀點既缺乏邏輯支撐，也缺少證據的支持。相反，我們卻能很容易地證明，假朋友關係的穩定性比真朋友、假敵人、甚至真敵人的關係都要差。雙邊關係的真實性取決於兩國對彼此利益關係的認知與客觀實際情況之間的一致程度。當認知與現實相一致時，雙方觀念中所認為的雙邊關係才是真實的，否則就是虛假的。當兩國都以為它們的互利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實際情況卻相反時，它們的關係就是假朋友。與此相對應的是，當兩國認為它們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於互利的利益，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時，它們的關係就是假敵人。認知與現實的不一致是導致雙邊關係不穩定的主要原因。
雙邊關係的穩定性主要取決於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對於獲得對方支持的預期（見圖3）。任何國家之間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兩國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則導致兩國衝突。兩國關係的穩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敵對決定的，而是由對支持的預期和實際獲得的支持是否一致決定的。如果兩國對於獲得對方支持的預期與它們實際所獲得的對方的支持之間出現了不平衡，那麼雙邊關係就很容易出現不穩定，反之亦然。當兩國的互利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時，兩國的相互支持容易與兩國給予對方支持的預期相吻合。而當兩國的相互支持與對彼此支持的預期達到平衡時，雙邊關係的穩定性就能得到較好地維持。
圖3 中美關係在四個歷史時期的性質及穩定性
回顧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在1978-1988年這段時期，中美關係最穩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間的實質性軍事互助與兩國對彼此支持的預期大致相符。與此同時，中美政治制度的差異決定了兩國在共同遏制蘇聯之外，不期望能與對方在其他領域開展合作。例如，那時的美國從未像現在這樣期待與中國在人權問題上進行對話。與二戰後的美英關係或者美日關係相比，可能會有人對1978-1988年這段時期中美友好關係的實質性提出不同看法，但無論如何，這個時期是自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其性質也與其他時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關係不如真朋友關係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兩國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觀上多於互利的利益（見圖3）。然而，雙方卻不承認這個現實，也不以此為交往的基礎，而是假裝雙方互為朋友，於是形成了這種假朋友關係。當兩國假裝為朋友後，雙方都會期待對方像真朋友那樣為自己提供支持和幫助。然而客觀上，當相互不利的利益超過了互利的利益時，兩國是無法滿足對方的預期的。這樣一來，雙方會不斷因對方做出不利於己的決策而失望和不滿。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美關係就是一個典型例證。當中美一致認為兩國建立了戰略伙伴關係時，雙方心裏想的是在維護本國核心利益時，對方應該理所當然地給予支持，但又都沒有準備在對方維護其核心利益時給予對方實質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聯合聲明中宣稱：雙方一致認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對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極端重要。該聲明雖然沒有明確講國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國家利益的核心這是常識。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於互利利益的客觀現實，決定了雙方無法在雙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兩國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時並沒有明確地指出這些核心利益是什麼。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兩國核心利益中的多數是相互衝突的。例如，由於中國將台灣地區視為自己領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灣從外國購買軍事裝備就成為中國的一項核心利益。而美國又將中國台灣視為自己的一個所謂的軍事盟友，於是對其提供軍事裝備就成為美國保持其在東亞地區軍事主導權的一項核心利益。
由於中美不願正視雙方結構性的戰略利益矛盾，因此奧巴馬政府誤以為，對台軍售不會對總體的中美關係造成根本性影響。這一判斷的形成主要是基於三種觀念：(1)奧巴馬總統和胡錦濤同志都同意在兩國間建立一種積極的、合作的和廣泛的雙邊關係。(2)當前的中美關係已經成熟。奧巴馬政府據此想當然地認為只要將F-16戰鬥機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單之外，就足以向中國傳達出美國的合作意願。(3)美國對台軍售有助於維持東亞地區的和平，而地區和平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一位美國政府官員就曾表示：我認為他們（中國人）的反應不會超過我們的預期。美國國務院的一位新聞發言人也曾對記者説，美國對台軍售是美國長期以來為台灣地區提供防禦保障的一種體現，像通常一樣，我們會追求我們的利益，不過追求的方式不會影響到積極、合作的對華關係。這些言論反映出，即使美國明明知道對台軍售是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關係使美國政府相信，對台軍售不會影響中國與美國進行合作的積極性。
自中美採取假朋友策略以來，兩國經常掩蓋利益分歧，不斷創新友好言辭並在短期內恢復假友誼。例如，為了修復雙邊關係，奧巴馬在批准對台軍售僅兩個月之後，就對中國領導人説，美國承認一箇中國原則是中國的一項核心利益，不過雙方都明白這一承認並不意味着美國會停止對台軍售。這種雙邊關係的迅速改善並沒有解決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發的各種衝突，而只是將這些衝突暫時地掩蓋起來。中美之間有着許多暫時被擱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種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勢下凸顯出來，再次引發中美之間的新一輪爭吵。假朋友關係的國家發生爭吵的頻率遠遠高於真朋友關係的國家。在1990-2010年的這20年裏，中美關係和日美關係的差異可支持這個判斷。
假朋友關係也不如真敵人關係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關係的國家對獲得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高於真敵人關係的國家（見圖3）。當兩國互視為敵，它們對彼此間合作的預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沒預期。在這種情況下，因為雙方的敵對政策都是在對方預期的範圍內的，所以雙方都已做好對方做出對己不利決策的思想準備，而不會因對方的敵對政策產生失望或不滿。由於雙方都不期待對方會採取有利於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對方採取的政策對己無害，雙方都會滿意於對方的政策。不僅如此，由於雙方不僅不會期待雙邊關係的改善，而只是隨時準備雙邊關係的惡化，這又減少了許多預料之外的負面事件的發生，進一步降低了雙邊關係繼續惡化的可能性。由於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大於互利的利益，真敵人關係的國家會比假朋友關係的國家更難改善雙邊關係。當然，前者雙邊關係是穩定地保持在敵對關係的水平之上。儘管真敵人關係不如假朋友關係友好，但前者的穩定性大於後者。
在1950-1953年朝鮮戰爭時期，中美關係已經壞到很難有什麼事件能使其進一步惡化的程度。美國空軍在進攻朝鮮的同時，也頻繁轟炸中國港口城市丹東，但當時的任何一次轟炸對中美關係所造成的惡化都沒有1999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對中美關係所造成的惡化程度那麼嚴重（見圖1）。可見，朝鮮戰爭時期中美兩國間的敵人關係是多麼的穩定和難以改變。美國與伊朗自1980年斷交以來，兩國關係的穩定性類似於朝鮮戰爭時期的中美關係。
假朋友關係也不如假敵人關係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敵人關係的國家在改善雙邊關係的機會方面會多於假朋友關係的國家。假敵人關係的國家之間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們所意識到的多（見圖3）。假敵人關係是兩國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觀上少於互利的利益，但雙方卻視彼此為敵人的關係。假敵人關係的國家對獲得彼此支持的預期較低，但客觀上相互有利的利益會促使它們採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敵人關係中的一方常常會驚訝於對方所做出的某種妥協超越自己預期的合作之舉。這就是為什麼假敵人關係的改善空間大於假朋友關係。
為了共同遏制蘇聯的軍事擴張，1971年，毛澤東在北京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握手。儘管中美兩國直到1978年才完全實現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間，兩國已經在客觀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礎上開展了戰略合作。這一時期中美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因此不會將對方視為朋友，但不斷髮生的雙方預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卻在客觀上培育了兩國的友誼。例如，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在訪華期間曾向中國周恩來表示，美國將減少售台武器的數量，並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聯絡處。
美國的這些意圖和舉動超越了中國的預期範圍。毛澤東在得到有關報告的當天，就立即授權周恩來着手開展相關工作。在之後的第二天，當毛澤東接見基辛格時，親自對基辛格説，他自己很贊同在中美兩國首都設立聯絡處這一想法。冷戰後中印關係的性質也是假敵人關係，因此雙邊關係出現了不斷改善的現象。
六、明晰性政策與戰略穩定
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批評中美的假朋友關係，而是要探究為什麼冷戰後的中美關係如此跌宕起伏，進而試圖找到一種能夠幫助兩國實現可持續合作的方法。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知道，無論互利的利益還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為兩國合作的基礎，但獲得彼此支持的預期一旦高於實際雙邊關係就會出現不穩定，反之則不斷改善。基於這一理論認識，本節將分析並提出中美兩國降低不現實預期和發展可持續合作的具體路徑。
中美兩國外交努力應集中於擴大客觀的互利利益，而不應專注於創造悦耳的新概念。學界諸多學者認為，只要中美擴大交流溝通，就能減少誤解，於是兩國關係就能向着積極的方向不斷髮展。例如，一位中國學者就認為，戰略互信是一種觀念，不完全取決於對方的行動，很大程度上由意圖及對意圖的判斷決定，具有相當大的主觀性，也因此具備可塑性。但是，持這種建構主義觀點的學者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雖然？中美聯合聲明%將中美關係界定為戰略伙伴，但卻並不能阻止中美關係在2010年的惡化，而這次惡化就發生在奧巴馬簽署這份聲明後僅一個月的時間內。建構主義的觀點既不能解釋過去20年裏為什麼在中美兩國交流領域和頻率都提高的情況下雙邊關係依然衝突不斷，也解釋不了2010年中美關係時起時伏的現象。
在2010年4月中美兩國首腦通電話之後，許多負面事件都説明，加強雙邊交流並不一定能改善中美關係。為了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中國領導人於2010年4月12-13日訪問華盛頓，參加由奧巴馬主持召開的核峯會，並在與奧巴馬的雙邊會談中提出了旨在改善雙邊關係的五點建議。繼此次中美峯會之後，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於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舉行，分別由中國國務院副王岐山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為首的雙方代表團就兩國各種可能的合作進行了全面的討論。然而，這些交流和對話都無力阻止新衝突的再次發生。在這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後不到兩星期的時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拒絕了美國國防部長訪華的請求，在6月4-6日於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中，中美軍方領導人還就雙方軍事關係的中斷髮生了公開爭執。6月底，中國領導人在多倫多召開的20國集團峯會上與美國領導人進行了交流和溝通，但奧巴馬卻在其演講中公開指責中國政府對天安號事件置若罔聞。7月初，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對美韓在黃海的聯合軍事演習提出抗議。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條件下擴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並不比擴大根基容易。筆者認為，中美在開展可持續合作之前，應首先努力擴大互利的利益。穩定雙邊關係的政策對雙方都有利。以美國的利益為代價來實現中美關係的穩定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的綜合國力遠大於中國。同樣，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換取兩國關係的穩定也是沒有意義的。維持兩國關係穩定的目的應是維護本國的利益。但某些中國的評論家卻顛倒了這一邏輯，認為穩定與美國的關係是最高目標，中國應付出一些國家利益來實現這一目標。如果這個邏輯成立，中國就應同意美國售台武器，以實現中美關係的穩定。然而，以這種代價換來的所謂的中美關係穩定對中國是沒有意義的。中美關係能否持久穩定實際上是由雙方的互利政策決定的。正如一位歐洲學者所指出的，中美關係的未來取決於中美雙方的政策，而不僅僅取決於中國一方。
筆者曾提出，如果中美兩國能夠以明確戰略取代模糊戰略，中美關係將會變得比現在穩定。與此同時，一位美國學者也提出，為了實現相互確保的穩定性，奧巴馬政府應該放棄對華的遏制與接觸政策，而採取一種共同演進戰略（strategyof co-evolu tion ）。他進而説道：我們可以想到的是我們面臨着兩種選擇，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進。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確保穩定之中，後者將是我們未來與中國關係的明確特徵，就像相互確保摧毀曾是當年我們與蘇聯關係的特徵一樣。筆者並不同意這位美國學者提出的所謂共同演進戰略，因為這種戰略試圖在考慮這些（全球）新規則時將中國置於美國的一側，，我們很難想象，中國在諸多全球問題上會像日本那樣忠實地追隨美國。不過，筆者認同他所做出的關於中美關係緊張是不可避免的判斷，也同意他所提出的，為了穩定當前的中美關係，我們需要借鑑冷戰時期美蘇實踐的相互確保摧毀的戰略思想。？儘管目前的中美關係在很多方面的特點都不同於當年的美蘇關係，但在權力競爭這一點上兩者是很相似的。
筆者認為，中美兩國在不同領域的利益關係不同，因此依據不同領域利益關係的特殊性決定雙邊關係的性質，將能較好地服務於中美兩國各自的利益。中美應將文化關係界定為真朋友，這有助於發展兩國在教育、體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會領域的合作，增進兩國民眾的友誼。中美在文化領域的互利利益遠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兩國應把培養文化友誼作為重要的外交目標。中國已於2003年和2006年分別與法國和俄羅斯建立了政府間的文化節活動。中國、法國、印度三國每兩年都會在本國主持一次對方文化的慶祝活動，比如在俄羅斯或印度舉行完中國文化節一年之後，中國會對等舉辦俄羅斯或印度文化節。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於中俄或中印文化關係，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層級卻低於中俄或中印，雙邊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於民間層面。政府間的文化關係在維護雙邊關係穩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於民間文化交流的。例如，兩國政府簽署的文化協議能防止兩國在出現新分歧時任意增加發放對方公民入境簽證的難度。
中美可將經濟關係定位為商業夥伴，這有利於雙方進入對方市場和吸引對方投資。中美在經濟領域中的互利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並且還有着巨大的拓展潛力。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2007年曾將中美兩國界定為利益攸關方(stake holders)。利益攸關方這一概念誤導人們認為中美之間有着廣泛的共同戰略利益，誤以為中美是同一買賣中的共同投資者。仔細考察中美兩國在經濟領域的互利利益，我們會發現，這些利益主要是互補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補利益關係是指兩國能夠滿足對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滿足的。例如，美國可從東盟國家進口玩具取代中國玩具以滿足國內需要，而中國可以用歐元取代美元作為其外匯儲備。鑑於中美經濟合作主要是以互補利益為基礎，因此互視為商業夥伴是較好的政策選擇。商業夥伴的黃金法則是公事公辦，用中國的俗語講就是親兄弟明算賬。這兩句話的最終指向都是商業夥伴並非朋友。這種關係定位能保持兩國間的距離感，從而降低雙方期待對方提供優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國做好了被美國界定為貨幣操縱國的準備，而美國也認為中國不會顧及美國的壓力而調整其匯率政策，那麼雙方就都不會因在匯率上的衝突而產生失望情緒，反而有可能討論出一個雙方各自都妥協的匯率標準。
中美政治關係可界定為政治競爭者，這有助於避免許多預料之外的雙邊或多邊政治衝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於互利的利益，這使得兩國難成政治朋友。
因此，為了減少預期之外的衝突，兩國都應將對方明確地界定為政治競爭對手。最重要的是，兩國需要明確它們之間存在着崛起國與霸主國之間的天然競爭關係。美國的目標是維持其全球主導權，而中國的目標則是恢復其原有的世界主導地位。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得中美無法避免政治競爭。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長期快於美國，在向世界提供發展模式問題上就必然會形成競爭。彼此明確為政治競爭對手，至少在兩方面有助於中美政治關係的穩定：其一，兩國能達成明確的和平政治競爭協議，以防止雙邊戰爭的發生；其二，兩國將逐漸習慣對方做出對己不利的政策，因此會將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預期的範圍之內。儘管這無助於增進雙邊政治關係，但卻能夠防止不友好的政治關係進一步惡化。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一個不太友好但穩定的政治關係遠比一個起伏不定的假朋友關係更有利於中美雙方。
中美軍事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為彼此威脅者，這有助於促進消極合作，降低雙邊軍事衝突發生的危險性。在傳統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多於互利的利益。美國至今仍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這一事實説明了兩國間強烈的威脅感。中美軍事關係還達不到競爭對手的水平，因為中國的軍事實力在10年之內都還難以趕上美國，目前雙方在軍事上主要是防範而不是競爭。鑑於兩國在軍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種對抗性的關係，因此承認兩國在軍事上的相互威脅性有助於在以下幾個方面促進雙邊軍事關係的穩定：(1)能夠降低彼此對合作的心理預期，從而不至於因對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過失望；(2)增強兩國建立防範危機機制的緊迫感，以防止意外軍事衝突的升級；(3)接受對方軍事不透明的合理性，從而減少兩國為此發生的口角；(4)軍事威脅者的身份有助於提高相互軍事威懾的可信度，從而有助於穩定雙邊戰略關係，防止不可收拾。
鑑於雙邊關係的複雜性，中美兩國應將它們的總體戰略關係定位為積極競爭與消極合作並存的戰略關係。競爭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中美競爭對世界的發展有着重要的積極意義。以發展模式為例，中美競爭在客觀上可為世界提供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為了體現自己的發展模式比對方的優越，兩國政府就得不斷改善和創新國家發展模式，都得對本國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國家採取施惠的政策，都得爭取為世界提供更好的領導，如同兩國在科研領域的競爭會促進人類科技的進步一樣。主觀上，中美在以增加經濟援助和承擔國際責任等方法擴大自身國際影響力的同時，客觀上也將為全世界帶來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爭奪道義制高點的競爭就非常有助於全球二氧化碳的減排。總之，只要中美戰略競爭是以和平方式進行的，這種競爭對世界就是有益無害的。只要兩國確信沒人能贏得核戰爭，中美競爭就不會升級為戰爭，而且兩國之間的和平競爭還會改善世界領導權。
中美的消極安全合作是有助於維持世界和平的。中國是崛起國，美國是霸主國，雙方的實力地位使得兩國難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脅或共同利益為主要基礎的積極戰略合作。中國要保證一個持久的和有利於經濟建設的和平環境，就會必然尋求避免與美國發生戰爭，而美國同樣也絕不想與一個核大國開戰。因此，雙方都需要將戰略競爭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內。這種合作雖然是消極的，但對全世界卻是至關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間不開戰，當今世界就不會出現大戰爭。目前，除了中國和俄羅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國基本上都是美國的盟友。筆者認為，中俄是半盟友關係，但俄羅斯的實際或潛在實力都難以像中國那樣對美國霸權構成挑戰。因此，目前中國是唯一在客觀上有可能挑戰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大國。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間爆發戰爭的危險，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將從兩國的消極合作中受益。
七、結論
筆者認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於相互不利的利益，這是冷戰後兩國關係不穩定的基本原因，而兩國彼此假裝為友的政策，加劇了雙邊關係不斷出現戲劇性的跌宕起伏，對兩國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關係史表明，認為通過增強相互理解或改變思維方式就能開展穩定的實質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實的。為了使兩國關係得到持續的改善，中美應考慮在眾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礎上開展消極合作，同時降低對獲得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如果繼續將精力集中在改變觀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那麼兩國關係將會繼續不斷地跌宕起伏。事實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經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種能有效應對雙方利益衝突與矛盾的方法。
根據本文的理論分析，除非中美放棄假朋友關係，否則雙邊關係難有實質進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關係從假朋友變成真敵人，因為人們不願重回冷戰時代。人們的常識是，如果中美成為真正！死敵，整個世界將面臨極大危險。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中美結構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戰略利益不足以支撐建立真朋友的關係，然而雙方又不想成為真敵人，於是只剩下兩個選擇，即假朋友和假敵人。本文分析了當前中美假朋友關係的弊端，因此，假敵人關係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選擇方案，也就是將中美假朋友關係轉變為假敵人關係。
真朋友和假敵人的基礎在於雙方互利的戰略利益多於彼此的利益衝突。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的互利性利益遠大於彼此間的不利性利益，後者的互利性利益僅略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麼假敵人的雙方難以意識到它們互利性的戰略利益大於利益衝突，而會經常主觀放大它們的利益矛盾，以為利益衝突大於互利利益，於是雙方互視為敵。由於假敵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戰略利益少於真朋友，因此從假朋友向假敵人轉化的難度要小於建立真朋友關係。中美建立假敵人的關係，客觀上能降低雙方的外交目標，這易於外交目標的實現，從而將增強雙方改善關係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開坦承雙方戰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將假朋友關係轉變為假敵人的。如果雙方較多地討論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麼這將有助於降低雙方獲取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也有利於增強雙方的戰略信譽與關係的穩定。有學者認為，將中美關係視為敵大於友的關係不符合實際情況，如果其含義是説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説明中美建立假敵人關係的利益基礎已經具備。那麼中美就應更快地建立假敵人關係，因為假敵人關係比假朋友關係有利於雙方關係的改善。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及客觀利益的現實性意味着雙邊關係的基本性質是積極競爭、消極合作。具體説來，中美兩國文化上是朋友，商業上是夥伴，政治上是競爭者，軍事上是威脅者。
為了擴大互利的利益，中美兩國也應摒棄假朋友策略。兩國放棄假朋友策略後可在四個方面獲益：第一，加強思想準備應對對方的不友好行為，從而降低衝突升級的危險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懾戰略的可信度，從而開展更多的消極安全合作。第三，降低獲取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從而穩定雙邊關係。第四，在不同領域採取不同的合作指導原則，穩定改善雙邊關係。當然，期待中美兩國在近期內放棄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現實的，不過實力差距的進一步縮小會促使兩國意識到，明確戰略比模糊戰略能更好地為兩國的自身利益服務。
中美的利益關係十分複雜。共同利益、互補利益、衝突性利益和對抗性利益這四類利益不僅同時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經濟和文化四個領域都同時存在。因此，兩國在決定就某一領域的問題開展合作之前，應明確該問題的利益類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則。兩國應將更多的精力用於發展那些基於利益矛盾上的消極性合作，而不應將雙邊合作僅僅侷限在共同利益之上。當兩國對雙邊合作的預期與合作領域的具體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時，兩國關係將有望出現穩定發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發表於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 Politic 雜誌， 參見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3， 2010， pp. 263-292。作者在個別地方增加了中美關係在2010年8-10 月間發生的事件。
《淺談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程教學》
[摘要]本文主要從形勢與政策課程性質和重要性的認識、對教學內容體系的構建與選擇、教學方法和手段的創新、教學體制的管理和規範以及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對近年來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研究的成果進行了綜述。
[關鍵詞]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程教學研究綜述
自2006年教育部開始實施新課程方案，將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整合為三門，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與《形勢與政策》後，各高職院校基本都開設了形勢與政策課程，廣大教師也能以積極的態度、飽滿的熱情完成教學任務。與此同時，很多學者不斷總結教學中的寶貴經驗，結合高職院校實際，圍繞提高教學實效等問題加強教學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為了推動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研究的深入開展，進一步提高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的針對性、實效性，有必要對近年來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研究的成果進行綜述。
一、對形勢與政策課程性質和重要性的認識
準確把握形勢與政策的課程性質是加強課程建設的首要問題，也是科學設計教學內容、提高教學實效性的先決條件。關於形勢與政策的課程性質和地位，各學者都認同200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於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學生形勢與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精神，即形勢與政策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學生進行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程，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擔負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作用”。黃振宣根據《通知》精神，認為“形勢與政策課程是我國高等學校各層次學生統一開設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有機組成部分，屬於公共必修課，是一門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高校培養目標為依據，緊密結合國內外形勢和大學生的思想實際，對大學生進行系統的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教育的課程”。賈后明、陳金生結合自身教學體會，認為“形勢與政策這門課程的目標定位就是要使當代大學生對國內外形勢和國家大政方針有一個正確和全面的瞭解與認識”。姜彥飛、王梅平認為“形勢與政策課的任務在於幫助學生全面正確地認識黨和國家面臨的形勢與任務，擁護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增強實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的信心和社會責任感”。應該説，這些論述對形勢與政策課程性質和任務的認識是全面而深刻的。
在對形勢與政策課程性質進行深入細緻分析的基礎上，學者們還注意到了形勢與政策課的學科定位。多數學者認為，形勢與政策課是一門區別於其他課程的獨立課程，認為其一級學科為馬克思主義，二級學科為思想政治教育。廖騰瓊認為“形勢與政策課與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一樣，是一門具有自身鮮明特徵與完整系統的獨立的學科”，是“涉及思想政治理論教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育等內容，具有較強的政治性、政策性、時效性和現實針對性等特點”。應該説，對形勢與政策課程性質、任務和學科定位的探討、研究，是做好該課程教學的前提和基礎，因此應引起更多學者的思考和關注。
對在高職院校開設形勢與政策課程的重要性問題，很多學者也給出了肯定的回答。認為高職院校大學生是國家寶貴的人才資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國的未來，他們能否正確認識形勢，能否很好地理解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是事關能否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大問題。其中，孫愛軍就認為形勢與政策課教學“能引導學生正確認識目前的矛盾和問題，正確把握國家政策，幫助高職大學生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和未來走勢”，“可以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導向功能和滿足學生的精神要求”，能“滿足學生提高創新思維能力需求”、“滿足學生提高明辨是非能力的需求”和“滿足學生提高認識社會和規劃未來能力的需求”@。王國忠還指出：“在高職院校開設形勢與政策課程，極大地豐富了政治理論課的教育內容體系，有效地彌補了由於學制短，較之本科院校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程體系中存在的結構性不足，已經成為繼‘兩課’之後不可替代的學生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又一主渠道和主陣地。”
二、形勢與政策課程教學內容體系的構建與選擇
科學構建教學內容體系是關係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能否實現教學目標的核心條件。各高職院校在教學內容體系的構建與選擇上，基本上以教育部社政司每年發佈的“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要點”為主，輔以時事熱點問題。如呂梁高等專科學校針對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內容涉及面廣、時效性強的特點，每學期根據教育部社科司下達的《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要點》的要求，由形勢與政策教研室組織相關人員學習《要點》、吃透《要點》精神，研究教育教學重點內容，在此基礎上擬定教學內容和教學大綱0。姜彥飛等在準確把握形勢與政策課程特點基礎上，對教學內容進行了合理建構，認為形勢與政策課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內容的廣泛性及靈活變動性、生動的現實性和很強的時效性”，因此對教學內容的選擇“一是相對穩定的政策理論部分，二是靈活多變的形勢部分一。廖騰瓊認為，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內容應當主要由基本理論、基本形勢和熱點問題等構成。賈后明、陳金生認為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內容在教育部的教學綱要中雖有所要求，但具體的教學內容還需要教師進行取捨，根據課程教學目標要求，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內容應該圍繞“國內外經濟形勢、國際政治形勢、中國外交戰略與國際環境、中央大政方針的講解（包括中央會議和全國“兩會”精神等）。
一些學者還從學科特點和高職院校實際提出了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內容體系設計的原則，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例如黃振宣提出了“思想性和科學性相統一”、“理論性和實踐性相統一”、“固定性和靈活性相統一”的原則。在此基礎上。他認為“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程教學內容體系應包括基本理論、基本形勢與政策、社會熱點問題與行業形勢教育四個部分”，其中“行業形勢教育是體現高職院校辦學特色，培養適應社會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教學內容”。鄭曉麗提出，要“以兩個結合為基本要求，構建高職《形勢與政策》課程的內容和體系”。“一是結合形勢與政策課程的特點，構建《形勢與政策》課程內容和體系”，以“體現教學內容的實時性和針對性”；“二是結合高職院校實際，構建《形勢與政策》課程的內容和體系”，“突出《形勢與政策》教育的職業性”，“有針對性地展開對學生的敬業、愛崗教育，培養教育學生吃苦耐勞、獻身於工作事業的精神”。渤海船舶職業學院在教學實踐中，除了根據省教育廳每年下達的教學要點，結合形勢確定教學內容外，還積極探索適合高職院校特色的教學內容。如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他們除了講《國際金融危機及其對我國的影響》專題，還根據學院專業特點，開設了《船舶業的發展態勢及其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專題講座，主要給學生介紹金融危機發生後船舶業的發展態勢，以及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學生聽了以後普遍反映很好。此外，黃春梅提出的“學生和教師共同參與，拓展教學內容”也具有很大的啟發性和借鑑意義，即“上課前教師讓每個學生將自己最想了解的內容寫出來，然後由任課老師進行彙總，根據教育部對形勢與政策課提出的要點，選出同學們最關心的幾個專題”。
《關於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回顧分析》
摘要：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經濟總量拍前兩位的國家，其關係對於世界的政治、經濟的發展都有着重要的發展，同時還影響世界格局的變化。近年來，中美兩國關係雖然經過了多次的危機，但是總體的趨勢是積極的。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是促進雙方發展對必由之路，只有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才能更好地促進雙方的政治、經濟往來與和合作，才能更好地推動世界的和平和發展。
關鍵詞：大國關係；中美；回顧；現狀；途徑
一、前言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美國則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作為處在不同階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制度的兩個大國來講，分析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發展歷史，不僅符合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對實現兩國間的合作共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回顧
在新中國剛成立初期，美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帶有敵視態度，採取經濟封鎖、政治孤立與軍事包圍的策略。新中國為了打破孤立與封鎖的局面，採取的是“一邊倒”的策略，在“兩大陣營”長期對抗的大環境下，中美之間的關係是敵對關係。20世紀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與力量出現了很大變化，中美關係之間的“堅冰”並未出現緩和跡象。之後，中美關係進入到了坎坷發展階段，一直到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立外交關係。20世紀80年代末冷戰結束之後，世界格局於大國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新的變化，共同反對蘇聯霸權為基礎的中美關係需要面對新的考驗，特別是蘇東劇變之後，美國開始對中國掀起了“新冷戰”。在世紀之交，美國政府採取了“接觸加遏制”的策略，中美之間的關係起了很大的波瀾。奧巴馬在擔任美國新一任總統後，中美關係呈現出“高開走低”特點，中美兩國建立了新型關係。但是美國對中國的迅速發展出現了明顯的憂慮，擔心不斷強大的中國，會對其亞太利益與在全球地位帶來威脅。所以，美國既表現出積極發展和中國的關係，同時又積極製造各類麻煩，彼此之間產生糾紛與摩擦。
三、中國新型大國關係現狀分析
1、政治方面
最近幾年來，中美兩國之間的政治交往更為頻繁，高層對話形式呈現多元化態勢，雙方對話的範疇越來越多。雙方在共同協商一致的情形下，也建立了一些處理危機與規避衝突的新機制，確保兩國關係能順利發展。中國多次強調，中方在現在與將來都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但是，美國不斷利用法治、人權、民主、宗教等方面的問題，來對中國指手畫腳，在涉及到新疆、台灣以及西藏等方面的問題説三道四，在中美關係上的陰影將長期存在。
2、經濟方面
從經濟方面來説，在經貿金融等領域的合作非常廣，但是也存在一些衝突與紛爭。中美兩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同處在同一個全球性市場內，兩國間的經濟依賴性、經濟利益逐漸上升。經過多年的談判努力，中國兩國在經濟方面的發展已經到了非常可觀的程度。根據相關的統計資料顯示，中美兩國既是貿易伙伴，還是彼此外國投資互往的主要來源地之一，雙方在投資方面涉及到農業、科技、金融、工業等許多個領域。另外，中國也是美國最大債權國，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發展勢頭良好。
3、文化方面
在文化方面，繼續深化交流，彼此之間相互影響，但是又彼此設防。中美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是非常密切的，能有效帶動雙方在人文領域內的合作交流實現新突破，彼此之間的利益得以相互尊重。中美兩國在人文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成為新型大國關係，拓展到互利共贏的空間是非常重要的領域。人文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的持續深化與拓展，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得到了互相瞭解與認可，加深了中美俄合作伙伴間的民意關係基礎，是雙方共同建設的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階段。但是，中美兩國之間還存在一定的“文化鴻溝”。從表面上看，在創新性、消費性、流行性等主要特徵，但是實際上是隱藏着拜金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消極性元素。再加上美國的反社會主義的文化理念根深蒂固，美國文化的背後隱含很深的意識形態與話語權影子，因此，文化交流也成為美國開展意識形態方面的滲透工具。中國在大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同時，還吸收了世界上人類一切文明的優秀成果，但是美國卻一直採取文化滲透的方式來實行“和平演變”的策略，對此，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對那些想利用文化交流來對我國發出的任何舉動，都必須時刻加以防範，對在文化交流領域可能出現的危害我國尊嚴以及國家安全方面的有關項目，要給予必要的抵制。雙方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可能會繼續存在，有時候還會表現得非常激烈。
4、國際事務方面
中美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責任一致，但是也會出現立場不一樣的情況。中美兩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對整個亞太地區和世界的穩定、和平與發展都肩負重大責任，有義務開展全方位的全球治理，並且和整個國際社會一道來解決人類社會在歷史發展進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相互之間互相合作與協調，尋找利益之間的匯合點，相互之間溝通與協調，逐漸形成了互換格局的局面。但是因為中美兩國在綜合國力、社會制度、全球利益方面有很大的差異，雙方在國際事務中出現摩擦還是在所難免的。
四、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發展的途徑
1、加強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認識
新時期加強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認識，深刻認識到共創兩國夥伴關係，才能打造兩國美好的明天，為此，就應該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中國在涉及到主權等核心利益方面，要做好長期鬥爭的準備，展開強有力的外交優勢，真正獲得平等和尊重。所以，只有加強對中美兩國關係的重新認識，才能推動中美關係在新世紀穩定向前發展。
2、正確對待存在的分歧
中美兩國在歷史傳統、全球戰略以及利益等多個方面存在差異，導致其在地區與國際問題方面勢必存在一些差異，會出現立場相左的一些情況，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對立。對此，必須正確看待彼此存在的一些分歧，要對進行理性的解讀，對於威脅到我國的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方面的問題要做到因勢利導，予以積極迴應，讓美國能對存在分歧的問題釋放一些積極信號，讓中美關係從分歧走向合作。
3、加強雙方的合作
加強雙方的合作，可以通過領導人之間的互訪、展開經濟交流、軍事合作等有效路徑，強化高層之間的密切接觸，加強彼此間的信任。要讓美國政治的主導者們看到中國進行對外戰略合作的本質是堅持走和平發展之路的決心，更好深化雙方在多個領域的合作水平。
4、深化雙方的戰略互信
充分利用美國政府、大學與智庫，特別是在美國的新政府上台前，與可能進入政府的智囊團展開密切溝通交流，加強彼此間的互信，提前做好預防性外交。積極和美國的“院外集團”展開全方位的交流，通過非官方的渠道，加大對政客資助商、基金會負責人等的工作溝通，廣交人脈。積極擴寬兩國媒體間的合作與交流，有效傳播中國好聲音，確立中國的美好形象，提升文化交流的實際效果。進一步深化雙方在投資、金融以及經貿等多個方面的合作水平，打牢兩國經濟合作基礎。
小結
總之，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對世界的經濟、政治等多方面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為此，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需要加強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認識，正確對待存在的分歧，加強雙方的合作，深化雙方的戰略互信等措施，提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水平，為推動兩國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做出更大貢獻。（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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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美關係不穩定性的分析》
內容提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係呈現出一種不斷振盪的不穩定性，但無論是“民族主義高漲論”還是“經濟實力增長論”，都難以對這一現象做出很好的解釋。作者認為，導致中美關係不穩定的真正原因在於兩國所採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國崛起與美國單極霸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決定了在趕超美國的過程中，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是難以避免的，兩國很難建立起真正的戰略友好關係。中美缺乏足夠的共同戰略利益，同時，雙方總是通過用虛假的美好詞彙來描述雙邊關係的方法暫時緩解利益衝突，但也導致中美關係頻繁地起伏振盪。中美之間的利益關係非常複雜，雙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也有衝突性和對抗性的利益。因此，兩國在確定開展以何種形式進行合作以前，應該首先明確雙方合作領域的具體利益類型是什麼。由於雙方對抗性和衝突性的利益多於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因此兩國應投入更多的精力用於發展消極合作，而不應將雙邊合作僅僅侷限於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雙方對不同領域的合作預期能夠符合具體利益的特性，那麼雙邊關係是有望實現穩定發展的。
關 鍵 詞：中美關係，假朋友，戰略利益，預防性合作
作者簡介：閻學通，清華大學當代國家關係研究院院長，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 ）對中國進行了為期四天的國事訪問。其間，中美兩國元首簽署了？中美聯合聲明。該聲明稱，兩國就共同推進新時期中美關係達成共識。然而，在奧巴馬訪華僅僅一個月之後，中美之間就開始不斷出現惡化雙邊關係的負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國對華無縫鋼管實施貿易制裁、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ary Clinton)批評中國網絡缺少自由、美國對中國台灣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導致中美關係不斷惡化。然而，正當政治評論家們開始思考並且以為他們已經理解了中美關係為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時，兩國關係卻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錦濤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就兩國合作進行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通話。這又使得評論家們不得不重新尋找中美關係改善的原因。然而，當中美關係改善不到三個月，2010年7月，雙方又因美韓黃海演習和南海爭端發生對抗。三個月後，2010年10月，中美兩國國防部部長又進行會晤，中國軍方還邀請美國國防部部長訪華。許多人以為中美關係忽好忽壞是2010年才開始的現象，其實這一特徵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係的常態現象。對於這個長期現象，本文將用“假朋友理論”進行解釋。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彼此假裝為朋友的策略是導致中美關係不斷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一、對中美關係不穩定的流行解釋
中美之間的爭端為什麼會在奧巴馬總統訪華之後不久就迅速凸顯出來？對這個疑問最流行的解釋有兩種：一種解釋認為，由於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不斷高漲導致了兩國間的爭端；另一種解釋則認為，由於中國實力不斷增長使得中國對美國的態度越來越傲慢、越來越強硬，從而導致中美兩國的爭端迅速凸顯。
筆者認為，中華民族主義高漲論難以解釋中美關係為何在短時期內出現迅速下滑的狀況。一些人將中美之間的摩擦歸咎於中國不斷興起的民族主義。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有歐洲知名的學者聲稱，冷戰結束使得東亞地區權力出現真空，從而引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時也造成了該地區的矛盾衝突。也有美國知名學者説，在2010年奧巴馬政府批准對台一攬子軍售之後，中美關係出現的下滑狀況是由於中國的民族主義造成的。民族主義高漲論目前變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資深的中國學者也持這種觀點。例如，一位美國問題專家就奧巴馬訪華後中美關係下滑問題接受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今天的（中國）政府更需要對其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做出反應。
中國的民族主義源於19世紀中期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入侵，其發展進程貫穿了中國整個近現代史，迄今已逾一個半世紀。即便我們假定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近現代歷史中是線性發展的，我們也必須同時承認另一個事實，即無論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還是自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的惡化和改善都不是線性變化的，而是一種起伏振盪的狀態，冷戰之後更是如此。奧巴馬訪華後不久中美關係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現改善的狀況，這種起伏程度既不是雙邊關係史上最輕微的，也不是最劇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來中美關係起伏頻繁的特徵。中華民族主義高漲論實在無法解釋這種忽好忽壞的現象。民族主義高漲可以解釋雙邊關係惡化，但無法解釋為何雙邊關係會在短期內迅速改善。在中美關係已出現三個多月的摩擦後，中國的民族主義並未進入低潮，中國領導人可能並沒有顧及這種壓力，還是決定與奧巴馬總統進行通話，雙邊關係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腦對話也未在中國引起民族主義的反彈。
與中華民族主義高漲論相類似，中國實力增長論同樣難以解釋2010年上半年中美關係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現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促使中國採取強硬對外政策，就像中華民族主義高漲論一樣，也是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有美國學者説，中國正在從一個羸弱的發展中國家向一個強大的發達國家轉變，這使得中國的對外政策變得比以往更加專橫。幾乎在同一時期，宣揚中國威脅論的人説，基於冷戰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的高速增長，中國的軍事實力正在不斷崛起，並已經具備了足以威脅美國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國的一些學者將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11月訪華後出現的中美關係新一輪下滑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超級表現使中國的態度變得傲慢。例如，有學者説：導致中國最近行為的第二個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過於自信。能夠以很高的經濟增長率在全球經濟衰退中成功地脱穎而出，中國當然以此為傲。不僅美國學者將中美關係下滑歸因於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一些中國媒體也認為，鑑於中國實力的顯著增強，中國應該採取更加強硬的對美政策。
然而事實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並沒有使中美實力的差距發生性質上的變化。中國在此次危機中所遭受的打擊的確小於美國，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兩國的實力對比。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GDP 為4.32萬億美元，美國為14.2萬億美元，中國GDP 僅為美國的30.4%。2009年，中國GDP 增長了8.7%，達到4.7萬億美元，美國GDP 則下降了2.4%，降至13.86萬億美元，中國對美國GDP 的比值升至33.9%。在這兩年中，兩國GDP 的差距僅僅縮小了3.5個百分點。這麼微小的經濟實力差距變化對一國外交決策的影響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以此為據來解釋中國強硬對抗美國傷害中國利益的行為，顯然説服力不強。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不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權。中國政府知道，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儘管中國的經濟成就讓世人矚目，但中國的決策層在實施對外政策時，依然遵循韜光養晦和不當頭的原則。這一原則是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於1990年制定的，從那時起，這項原則就一直是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指導方針。中國學界的確有人建議改變韜光養晦政策，但這種意見並未被接納，而是被否定。在整個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決策層在實施對美政策的過程中對這一原則的堅持始終沒有動搖。例如，儘管中國政府在口頭上抗議了奧巴馬政府對台軍售等行為，但並沒有對美國實行制裁措施。在2010年1月31日，中國政府宣佈，將對那些向中國台灣出售武器的美國公司實施制裁，但沒宣佈制裁的具體金額以及任何一家美國公司的名字，這就向美國政府清晰地傳達出中國有意和解的信號。事實上，在4月2日中美首腦通電話之後，中國製裁美國相關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關係的這一突然改善，不僅證明了中國對美國政策的強硬程度並沒有與中國實力同步上升，同時也説明，2009年底奧巴馬對華政策趨於強硬也非源於美國經濟在2009年開始復甦。
不穩定性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係的重要特徵，也可以説是中美假朋友關係的外在表現。在以下部分中，筆者將從“假朋友”這個視角解釋中美關係的不穩定性，以克服中華民族主義高漲論和中國經濟增長論的理論缺陷。中美關係動盪不定的特徵始於冷戰結束之後，因此，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冷戰後出現的因素，才能較好地解釋這一時期中美關係的起伏動盪狀況。
二、中美兩國的假朋友策略
1989年，美國政府對中國實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美兩國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識到，兩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那種友誼結束了。然而，兩國都沒有對雙邊戰略關係發生嚴重對抗做好思想準備，試圖為改善關係創造新契機。老布什（George ）總統曾祕密派遣其安全事務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 croft ）赴北京，以保持兩國交流渠道的暢通，並繪製了改善雙邊關係的路線圖。
自此，改善戰略關係這種良好的意願就成為了兩國假朋友策略的基礎。然而，兩國領導人良好的主觀意願缺乏客觀的共同利益基礎，也就是説，中美戰略利益在客觀上是存在衝突性的，因此，兩國採取的政策也就無法穩定雙邊試圖建立的戰略關係。
對中美戰略關係進行美好但虛假描述的現象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發生的台海軍事對抗給中國和美國都敲響了警鐘，為了遏制雙邊關係螺旋式下降的趨勢，降低衝突對抗的可能性，中美雙方都設法表達改善關係的善意。兩國政府官員都想用一個相對模糊的術語來掩飾雙邊關係的不穩定性，最終雙方同意用非敵非友一詞來描述和界定中美關係。非敵非友一詞所表達的中美關係性質曾一度成為學界研究的主導性觀念。我們可以從一部關於1989-2000年中美關係的著作中看到這一點。這本書的題目叫？同牀異夢，這與非敵非友含義類似。該書作者認為，這個題目抓住了中美關係的本質。
中美峯會在20世紀90年代末得到恢復，這使得性質已經不明確的中美關係變得更加虛幻。從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美，在此期間，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沒有舉行過任何峯會。在中國領導人訪美期間，兩國元首發表了聯合聲明，宣佈兩國同意建立一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係。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一詞使得人們在揣度中美關係性質的同時，更加傾向於將其想象成為朋友關係。
一位美國學者就指出，儘管目前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一詞的具體內容還不明確，但不管怎樣，這個概念總是傳遞出了這樣一個信息，即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大於彼此之間的利益分歧。美國總統克林頓（W illiam ton ）於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訪華，這是9年來美國總統首次對中國進行的國事訪問，這進一步增強了人們關於中美關係是朋友關係的印象。然而，此後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軍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這擊碎了兩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的幻覺。
中美兩國政府就改善炸館後的中美關係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沒持續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國海發生的中美撞機事件使中美關係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機事件導致的中美關係惡化在五個月後就被當年發生在美國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改變了，小布什（George ）政府開始改善對華關係。2003年11月，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 ）在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個官方舉辦的中美雙邊研討會上説，中美關係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這一言論引發了會場上激烈的爭論，因為就在幾天之前，鮑威爾還在公開場合與中國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陳水扁握手，而後者被中國政府視為是台灣分離主義的領導者。儘管鮑威爾的論斷遭到了廣泛質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陣營的人所反覆引述，尤其當他們訪問北京的時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總統的父親、美國第41屆總統老布什就曾在他兒子訪華前一個星期的時候，在一個公開集會上重申了這一論斷。2008年小布什總統在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向中國國務院温家寶表示，中美關係不是零和博弈，兩國能夠實現共同發展。2009年1月，美國副國務卿約翰。內格羅蓬特（John oponte ）在其首次訪華期間重申，中美關係處於歷史最高點。奧巴馬接手白宮後，其政府延續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駐中國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在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期間，對媒體再次重申了中美關係處於歷史最佳時期的觀點。
儘管中美兩國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雙邊關係最好時期是在1978-1989年，但兩國政府仍然願意把冷戰後的雙邊關係描繪得更加友好，彼此偽裝成朋友。對於美國政府對中美關係所做的這種美好但虛假的描述，中國政府給予了肯定，也否認中美關係所具有的競爭性。2008年9月，中國政府領導人在紐約出席一個由美國友好團體舉行的歡迎午宴時發表演講説：中美兩國從未像今天這樣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合作伙伴，還可以成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兩國的決策者都認為，對雙邊關係進行美好但虛假的描述比做出實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於改善和穩定雙邊關係。
然而，中美關係60年的發展歷史卻表明，對雙邊關係進行美好但虛假的描述是無益於雙邊關係穩定的。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對中美兩國1950-2009年的雙邊關係進行了定量測量，測量結果顯示，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關係比冷戰後的中美關係穩定得多（見圖1）。
圖1 中美關係（ 1950- 2009年）
資料來源： 1950-2005年的數據來自閻學通等：《中外關係鑑覽1950-2005：中國與大國關係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3頁；2006-2009年的數據基於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
我們可以將圖1的時間軸（橫軸）劃分為四個時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這四個時期中，中美關係出現波動最少的時期是1978-1988年。在這段時期中，中美關係友大於敵。圖1顯示，這一時期兩國關係在縱軸上的振幅小於2個單位。由圖1還可見，中美關係的第二穩定時期是1950-1970年，即朝鮮戰爭爆發至中美實現戰略合作的前一年。這一時期中美關係在縱軸上的振幅為2.5個單位。在1971-1977年這段時間裏，中美關係的振幅最大，超過了6個單位，但呈現的卻是一個向上的線性改善趨勢。起伏振動最劇烈的時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過4個單位多，並且震盪起伏頻率最高。
三、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奧巴馬政府上台後，中美兩國政府形成了一個共識，即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這種觀點很快就被兩國的政治人物們所接受。然而，兩國政府間達成這個共同認識卻誤導人們認為中美關係的這種重要性來自雙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於雙方的巨大的戰略利益矛盾。
中美關係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是以兩國衝突性利益為基礎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當確定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後，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要性為什麼能夠超過中美兩國分別同其他大國的雙邊關係以及其他大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當然非常重要，但物質實力並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經濟實力長期位於世界第二，但是美日關係的重要性從未達到冷戰時期美蘇關係的重要性水平，也未達到過冷戰後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水平。美日關係的重要性相對較低，並不是因為美日之間的共同利益比冷戰時期美蘇之間或當前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於冷戰時期美蘇之間或當前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美日是軍事盟友，共同利益多於衝突性利益，這使得日本能夠採取搭便車和追隨美國的策略。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對外政策基本上是實現美國的政策目標，因此美日關係對世界的影響就難以超越美國自身政策對世界的影響。
當前中美關係在全球範圍內的重要性與冷戰時期美蘇關係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於雙方戰略利益衝突而非共同利益。由於雙方戰略利益存在衝突，中國和蘇聯都採取了與美國不一致的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國不得不對其原有政策進行調整，做出妥協。而正是美國的政策調整和妥協在客觀上影響了全世界。因此，是衝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蘇關係和中美關係分別成為冷戰和當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2008-2009年，中國和日本分別是美國的第一和第二大債權國，兩國對美國債權的差距月均縮小7%。然而，當時沒有人擔心日本會利用其手中的美國國債作為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但卻經常有報道稱，中國可能會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用以報復美國的反華行為。這一事實很好地説明了，為什麼中美金融關係的重要性大於日美金融關係。又如，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經濟實力遠遠弱於日本，但總體而言，美俄關係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都具有比美日關係更大的影響力，這同樣是因為俄羅斯在很多問題上採取了不同於美國的政策。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中美之間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於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決定着兩國的戰略關係。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兩個大類之下，從利益的內容和關係兩個維度出發，我們可以將中美間的戰略利益分成四種。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衝突性利益和對抗性利益（見圖2）。
圖2 戰略利益的類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內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紀70-80年代，中國和美國都有遏制蘇聯軍事擴張的需要，這一共同利益構成了那一時期中美建立準軍事同盟關係的基礎。互補利益是指那些內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品需要美國市場，以增加就業機會，同時美國需要進口中國製造的廉價產品，以低價格保持高質量生活水平。若以國家為單位，在2008年，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衝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內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後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互相指責的重要原因。對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內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兩國都想對南中國海實行有效的軍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實現了這種目標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標實現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以來，這種對抗性利益已經引發了中美兩國在這一水域的多次爭端。
如果我們對中美戰略利益的類型做更細緻的分析，就會發現在中美的全部戰略利益中，對抗性和衝突性的利益遠多於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見表1）。在國際安全領域，中美之間相互不利的利益多於互利的利益。兩國在防止雙邊戰爭、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保障國際航運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訴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則是相互衝突和對抗的。例如，美國對台軍售、對華武器禁運、爭奪南中國海控制權、美國在東亞部署反導彈防禦系統、中國武器現代化、打擊台、疆、藏分離主義勢力、太空研發、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問題等。
表1 中美之間的戰略利益
在政治領域，除了在維持當前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數量不變這個問題上中美兩國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問題上，中美兩國的利益幾乎全都是對抗的或衝突的。
中國是崛起中的大國，而美國則是維持現狀的霸權國。中國是竭盡全力爭取重新獲得歷史上曾擁有的世界主導地位，而美國是極力要保住其單極霸權地位，不想拱手相讓。
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從根本決定了兩國間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歐洲學者所説的那樣：它的（中國的）崛起將不可避免地威脅到美國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具體而言，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東亞主導權、人權問題、宗教政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以及社會發展模式等諸多政治問題上都存在着對抗或衝突。例如在人權問題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政府每年都會就美國的人權問題發佈年度報告，以反擊美國在國務院全球人權年度報告中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2010年3月，兩國政府均發佈報告，相互譴責對方的人權問題。
在經濟領域，中美兩國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體説來，兩國均受益於合資經營、擴大全球市場、中國購買美國國債、雙邊貿易以及互惠旅遊。在實現經濟合作的同時，雙方也會產生衝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識產權保護、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雙邊貿易不平衡、二氧化碳減排標準、高科技的競爭、對戰略經濟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體系改革等諸多問題上，雙方一直爭執不斷。
在文化領域，中美兩國的互利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從某種程度上講，兩國堪稱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奧運會金牌總數具有競爭關係外，兩國在教育和文化等領域有着眾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兩國高政治領域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多於低政治領域，因此導致中美關係在民眾層面和政府層面呈現為兩種不同狀態。自1978年兩國建交以來，中美兩國在民眾和社會層面的雙邊關係一直是穩步發展，在學術、旅遊、商務、體育和文化等諸多領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這個層面，兩國民眾對彼此文化和民族特點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這種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影響，雙方民眾關係仍然保持着擴展和深化的趨勢。然而，冷戰後中美政府間關係則沒有這種良性互動，而是振盪頻頻，摩擦擴大的速度超過合作。中美政府與民眾關係不同，其原因在於，民眾主要關心的是低政治領域的事務，即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為朋友；而政府需要關注的是高政治領域的事務，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兩國政府無法成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礎，這是目前在國內流行的主流觀點。受這種觀點的影響，許多人錯誤地認為中美之間有這麼多的合作項目，因此雙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於衝突性利益，因此中美兩國是戰略朋友。事實上，國家間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種利益中的任意一種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能夠促成積極合作，而對抗性和衝突性利益則可以促成消極合作，我們也可以將之稱為預防性合作。積極合作的目的在於擴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極合作則主要是通過預防潛在的衝突或對抗的發生，或者限制這些衝突和對抗所產生的破壞效應，以減少相互不利利益給彼此造成的損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紀80年代共同對抗蘇聯軍事擴張就屬於積極合作，而1998年中美雙方達成核武器不瞄準對方的協議則屬於預防性合作。冷戰時期美蘇之間就進行了大量的預防性戰略合作。所以説，當前中美合作的規模和數量大，並不能證明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多於衝突性利益，也不能説明中美之間的戰略關係本質是朋友。要了解雙邊關係本質，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體內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中美之間對抗性和衝突性利益多於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類型上都進行合作，那麼必然是消極合作多於積極合作。但這已經是在現實情況下中美進行合作最理想的狀態了。因此，如果中美將合作侷限於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上，中美間的合作量必然遠遠小於在各種利益上都進行合作的總量。客觀上，中美並未在所有對抗性和衝突性利益上開展消極合作。例如，兩國自1989年以來就一直未能在人權問題上開展有效的預防性合作。客觀上，由於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兩國能夠開展的消極合作的空間要比積極合作的空間要大。然而，目前兩國已有的合作是積極合作多於消極合作，這就意味着中美之間有非常廣闊的消極合作空間。
四、金融危機與假朋友關係
發生於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進一步強化了中美的假朋友關係。一方面，中美兩國都強調在應對這場危機的過程中同舟共濟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體系過程中共同領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兩國又都想讓對方為全球經濟復甦和金融改革多做貢獻，而自己從中能多獲益。
此次金融危機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間擁有很多的共同戰略利益。在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美國在華盛頓組織召開了第一屆20國集團金融峯會，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經濟體的首腦悉數出席。與會領導人一致認為，各國正面臨着相似的威脅，各國共同努力使全球經濟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恢復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此外，這次峯會還就如何在一些關鍵性領域(如促進經濟增長、應對金融危機、建立改革基礎以防止危機再次發生等展開合作達成了普遍共識。此後，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國的奧巴馬總統和中國領導人又都先後出席了在倫敦和匹茲堡召開的20國集團峯會。截止到2009年秋，20國集團峯會已發表多項聲明，強調各國在應對金融危機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這些峯會的聲明使人們錯誤地認為，應對金融危機是中美兩國至關重要的共同利益，這將促使兩國在推動全球經濟復甦的過程中採取聯合領導的政策。
中美關係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會議上就表現出了下滑的跡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兩國正在為推動全球經濟復甦進行聯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筆者參加了一個有6位中美人員的專題小組討論。該組的議題為美國-中國：重新制定全球議程。除筆者外，其他5位討論人都認為，金融危機為中美兩國合作創造了重大的共同戰略利益，因此，當聽眾提問中美將給世界提供什麼樣的共同議程時，他們都給出了非常積極的回答。
然而，客觀事實是，此次金融危機給中美兩國造成了經濟打擊，並沒有使兩國互利的利益超過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縮的情況下，兩國都有通過擴大出口恢復本國經濟的需求，這增加了兩國經濟關係的競爭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業率對於中美都是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對兩國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因此兩國都希望能儘可能地擴大出口以增加就業機會。然而復甦遲緩的全球經濟難以同時滿足兩國的這種相同需求。面對美國國內消費在短期內不大可能出現顯著增長的現實，奧巴馬政府只好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根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2009年，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夥伴，面對出口增長不振的現實，美國政府和社會就將中國作為其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奧巴馬於2010年2月和3月兩次公開表示，為了確保美國商品面對的市場競爭不那麼激烈，美國在對華貿易和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將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2009年9月，奧巴馬總統在與温家寶會談時，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集中討論了中方貿易順差和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問題。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另一個被廣泛誤解的概念是兩國集團(G2)。在這場金融危機發生後，出現了G2和中美國(Chimerica)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出現使人們誤以為中美關係正變得越來越好。其實，G2擁有多種含義：第一種含義是指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新的與美國在同一等級位置中的超級大國；第二種含義是指中國應當承擔與美國相同的國際責任；第三種含義是指中美兩國能夠為世界提供聯合領導權；第四種含義是指中美兩國分享着多種全球性利益。儘管G2一詞也包括了積極含義，但中國政府還是拒絕了這個概念。2009年奧巴馬訪華期間，温家寶對他明確表示，中國不同意G2這一提法。，這不僅表明中國還沒想要分享美國的世界領導權，同時也説明中國不相信美國願意與中國分享它的世界領導權。
金融危機之後，美國不再把中國視為發展中國家，而是將其視為一個發達國家，認為中國已有能力承擔與西方發達國家相似的國際責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所遭受的打擊遠小於其他大國。儘管受這場危機影響，中國GDP 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別實現了9%和8.7%的增長。在2010年7月，中國政府宣佈其GDP 總量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而與此同期，其他許多大國的經濟則遭受了負增長。美國GDP 總量2008年和2009年相繼縮減了1.9%和2.4%。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很難願意將中國繼續定位為發展中國家，但中國則堅持自己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例如，在一次關於開發一項國際基金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新聞發佈會上，美國氣候變化特使託德。斯特恩(Todd 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國家中不應包括中國，這一言論很快就遭到與會中國官員的強烈駁斥。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人們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覺也就隨之破滅了。
美國不僅想讓中國承擔更多的經濟責任，而且還希望中國在國際安全問題上能夠像其他發達國家那樣為美國提供支持。例如，美國的外交官員和戰略家曾與他們在中國的同行展開過討論，探討中國是否能與美國達成一項協議，允諾其能夠像其他援助美國的國家那樣出兵阿富汗。如果協議能夠達成，這將成為奧巴馬訪華的一項政治成果。此事的關鍵不在於中國是否會同意達成這樣的協議，而在於美國竟然認為，在美國對華武器禁運的情況下，中國有可能為美國提供此類軍事支持。儘管奧巴馬政府僅僅只是期待中國提供象徵性的軍事支持，但這種期待已經足以體現出中美朋友關係的虛假性。
此外，奧巴馬的個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雙方對彼此的不切實際的期待值，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雙方對彼此的失望程度。奧巴馬的政治性格與他的前任明顯不同。小布什傾向於對抗，在實際行動中堅決果斷；而奧巴馬則傾向於合作，在實際行動中總是猶豫寡斷。一名美國記者説，奧巴馬總是不能完成一件事，從而令各類選民失望。，他樂於向其他國家許諾合作，但卻不善於將這些許諾付諸實際。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名戰略分析家就曾評論説：他（奧巴馬）無法兑現他的所有承諾，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個任期做不到，永遠都做不到。
為了改善被布什單邊主義嚴重損害的美國國際形象，奧巴馬一上台就採取了多邊主義的政策。他的多邊主義包含了三項主要內容：(1)做出決定前徵求傳統盟友的意見；(2)與有分歧的大國開展交流和溝通；(3)在採取對抗行動前與敵人進行對話。奧巴馬的合作性言辭提高了中美兩國認為對方會進行合作的心理預期。奧巴馬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他的這一決定改變了中美關係總是在美國新總統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現下滑狀態的慣有模式，同時也進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關係的虛假性。雙方都認為奧巴馬訪華將為中美關係的實質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礎。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奧巴馬政府才會期待中國會為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提供軍事支持以回報他上任當年就訪華的政策。
奧巴馬政府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奉行只許諾不行動的策略，這一策略因金融危機而愈加凸顯。奧巴馬上台時正值美國深陷危機泥潭，急需中國的金融合作。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的對華政策自然會流露出願意與中國開展合作以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基調。而中國的決策者們當然也很高興看到中美關係從小布什政府到奧巴馬政府如此順利地實現過渡，因而同意奧巴馬關於金融危機是中美兩國共同戰略威脅的判斷，並且也認為這一共同的戰略威脅為兩國更持久的戰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在奧巴馬訪華期間，中美兩國簽署了聯合聲明，其中就提到：雙方認為，21世紀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對和平、發展與合作的需求增強。中美在事關全球穩定與繁榮的眾多重大問題上，擁有更加廣泛的合作基礎，肩負更加重要的共同責任。兩國應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繁榮而努力。然而，就在這份聯合聲明發表之後僅僅幾周的時間，中美兩國又都開始對彼此所採取的預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 假朋友關係的不穩定性
有人認為，中美保持假朋友關係有益於改善雙邊關係。然而，這種觀點既缺乏邏輯支撐，也缺少證據的支持。相反，我們卻能很容易地證明，假朋友關係的穩定性比真朋友、假敵人、甚至真敵人的關係都要差。雙邊關係的真實性取決於兩國對彼此利益關係的認知與客觀實際情況之間的一致程度。當認知與現實相一致時，雙方觀念中所認為的雙邊關係才是真實的，否則就是虛假的。當兩國都以為它們的互利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實際情況卻相反時，它們的關係就是假朋友。與此相對應的是，當兩國認為它們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於互利的利益，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時，它們的關係就是假敵人。認知與現實的不一致是導致雙邊關係不穩定的主要原因。
雙邊關係的穩定性主要取決於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對於獲得對方支持的預期（見圖3）。任何國家之間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兩國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則導致兩國衝突。兩國關係的穩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敵對決定的，而是由對支持的預期和實際獲得的支持是否一致決定的。如果兩國對於獲得對方支持的預期與它們實際所獲得的對方的支持之間出現了不平衡，那麼雙邊關係就很容易出現不穩定，反之亦然。當兩國的互利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時，兩國的相互支持容易與兩國給予對方支持的預期相吻合。而當兩國的相互支持與對彼此支持的預期達到平衡時，雙邊關係的穩定性就能得到較好地維持。
圖3 中美關係在四個歷史時期的性質及穩定性
回顧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在1978-1988年這段時期，中美關係最穩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間的實質性軍事互助與兩國對彼此支持的預期大致相符。與此同時，中美政治制度的差異決定了兩國在共同遏制蘇聯之外，不期望能與對方在其他領域開展合作。例如，那時的美國從未像現在這樣期待與中國在人權問題上進行對話。與二戰後的美英關係或者美日關係相比，可能會有人對1978-1988年這段時期中美友好關係的實質性提出不同看法，但無論如何，這個時期是自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其性質也與其他時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關係不如真朋友關係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兩國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觀上多於互利的利益（見圖3）。然而，雙方卻不承認這個現實，也不以此為交往的基礎，而是假裝雙方互為朋友，於是形成了這種假朋友關係。當兩國假裝為朋友後，雙方都會期待對方像真朋友那樣為自己提供支持和幫助。然而客觀上，當相互不利的利益超過了互利的利益時，兩國是無法滿足對方的預期的。這樣一來，雙方會不斷因對方做出不利於己的決策而失望和不滿。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美關係就是一個典型例證。當中美一致認為兩國建立了戰略伙伴關係時，雙方心裏想的是在維護本國核心利益時，對方應該理所當然地給予支持，但又都沒有準備在對方維護其核心利益時給予對方實質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聯合聲明中宣稱：雙方一致認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對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極端重要。該聲明雖然沒有明確講國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國家利益的核心這是常識。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於互利利益的客觀現實，決定了雙方無法在雙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兩國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時並沒有明確地指出這些核心利益是什麼。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兩國核心利益中的多數是相互衝突的。例如，由於中國將台灣地區視為自己領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灣從外國購買軍事裝備就成為中國的一項核心利益。而美國又將中國台灣視為自己的一個所謂的軍事盟友，於是對其提供軍事裝備就成為美國保持其在東亞地區軍事主導權的一項核心利益。
由於中美不願正視雙方結構性的戰略利益矛盾，因此奧巴馬政府誤以為，對台軍售不會對總體的中美關係造成根本性影響。這一判斷的形成主要是基於三種觀念：(1)奧巴馬總統和胡錦濤主席都同意在兩國間建立一種積極的、合作的和廣泛的雙邊關係。(2)當前的中美關係已經成熟。奧巴馬政府據此想當然地認為只要將F-16戰鬥機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單之外，就足以向中國傳達出美國的合作意願。(3)美國對台軍售有助於維持東亞地區的和平，而地區和平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一位美國政府官員就曾表示：我認為他們（中國人）的反應不會超過我們的預期。美國國務院的一位新聞發言人也曾對記者説，美國對台軍售是美國長期以來為台灣地區提供防禦保障的一種體現，像通常一樣，我們會追求我們的利益，不過追求的方式不會影響到積極、合作的對華關係。這些言論反映出，即使美國明明知道對台軍售是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關係使美國政府相信，對台軍售不會影響中國與美國進行合作的積極性。
自中美採取假朋友策略以來，兩國經常掩蓋利益分歧，不斷創新友好言辭並在短期內恢復假友誼。例如，為了修復雙邊關係，奧巴馬在批准對台軍售僅兩個月之後，就對中國領導人説，美國承認一箇中國原則是中國的一項核心利益，不過雙方都明白這一承認並不意味着美國會停止對台軍售。這種雙邊關係的迅速改善並沒有解決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發的各種衝突，而只是將這些衝突暫時地掩蓋起來。中美之間有着許多暫時被擱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種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勢下凸顯出來，再次引發中美之間的新一輪爭吵。假朋友關係的國家發生爭吵的頻率遠遠高於真朋友關係的國家。在1990-2010年的這20年裏，中美關係和日美關係的差異可支持這個判斷。
假朋友關係也不如真敵人關係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關係的國家對獲得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高於真敵人關係的國家（見圖3）。當兩國互視為敵，它們對彼此間合作的預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沒預期。在這種情況下，因為雙方的敵對政策都是在對方預期的範圍內的，所以雙方都已做好對方做出對己不利決策的思想準備，而不會因對方的敵對政策產生失望或不滿。由於雙方都不期待對方會採取有利於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對方採取的政策對己無害，雙方都會滿意於對方的政策。不僅如此，由於雙方不僅不會期待雙邊關係的改善，而只是隨時準備雙邊關係的惡化，這又減少了許多預料之外的負面事件的發生，進一步降低了雙邊關係繼續惡化的可能性。由於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大於互利的利益，真敵人關係的國家會比假朋友關係的國家更難改善雙邊關係。當然，前者雙邊關係是穩定地保持在敵對關係的水平之上。儘管真敵人關係不如假朋友關係友好，但前者的穩定性大於後者。
在1950-1953年朝鮮戰爭時期，中美關係已經壞到很難有什麼事件能使其進一步惡化的程度。美國空軍在進攻朝鮮的同時，也頻繁轟炸中國港口城市丹東，但當時的任何一次轟炸對中美關係所造成的惡化都沒有1999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對中美關係所造成的惡化程度那麼嚴重（見圖1）。可見，朝鮮戰爭時期中美兩國間的敵人關係是多麼的穩定和難以改變。美國與伊朗自1980年斷交以來，兩國關係的穩定性類似於朝鮮戰爭時期的中美關係。
假朋友關係也不如假敵人關係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敵人關係的國家在改善雙邊關係的機會方面會多於假朋友關係的國家。假敵人關係的國家之間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們所意識到的多（見圖3）。假敵人關係是兩國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觀上少於互利的利益，但雙方卻視彼此為敵人的關係。假敵人關係的國家對獲得彼此支持的預期較低，但客觀上相互有利的利益會促使它們採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敵人關係中的一方常常會驚訝於對方所做出的某種妥協超越自己預期的合作之舉。這就是為什麼假敵人關係的改善空間大於假朋友關係。
為了共同遏制蘇聯的軍事擴張，1971年，毛澤東在北京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握手。儘管中美兩國直到1978年才完全實現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間，兩國已經在客觀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礎上開展了戰略合作。這一時期中美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因此不會將對方視為朋友，但不斷髮生的雙方預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卻在客觀上培育了兩國的友誼。例如，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在訪華期間曾向中國周恩來表示，美國將減少售台武器的數量，並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聯絡處。
美國的這些意圖和舉動超越了中國的預期範圍。毛澤東在得到有關報告的當天，就立即授權周恩來着手開展相關工作。在之後的第二天，當毛澤東接見基辛格時，親自對基辛格説，他自己很贊同在中美兩國首都設立聯絡處這一想法。冷戰後中印關係的性質也是假敵人關係，因此雙邊關係出現了不斷改善的現象。
六、明晰性政策與戰略穩定
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批評中美的假朋友關係，而是要探究為什麼冷戰後的中美關係如此跌宕起伏，進而試圖找到一種能夠幫助兩國實現可持續合作的方法。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知道，無論互利的利益還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為兩國合作的基礎，但獲得彼此支持的預期一旦高於實際雙邊關係就會出現不穩定，反之則不斷改善。基於這一理論認識，本節將分析並提出中美兩國降低不現實預期和發展可持續合作的具體路徑。
中美兩國外交努力應集中於擴大客觀的互利利益，而不應專注於創造悦耳的新概念。學界諸多學者認為，只要中美擴大交流溝通，就能減少誤解，於是兩國關係就能向着積極的方向不斷髮展。例如，一位中國學者就認為，戰略互信是一種觀念，不完全取決於對方的行動，很大程度上由意圖及對意圖的判斷決定，具有相當大的主觀性，也因此具備可塑性。但是，持這種建構主義觀點的學者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雖然？中美聯合聲明%將中美關係界定為戰略伙伴，但卻並不能阻止中美關係在2010年的惡化，而這次惡化就發生在奧巴馬簽署這份聲明後僅一個月的時間內。建構主義的觀點既不能解釋過去20年裏為什麼在中美兩國交流領域和頻率都提高的情況下雙邊關係依然衝突不斷，也解釋不了2010年中美關係時起時伏的現象。
在2010年4月中美兩國首腦通電話之後，許多負面事件都説明，加強雙邊交流並不一定能改善中美關係。為了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中國領導人於2010年4月12-13日訪問華盛頓，參加由奧巴馬主持召開的核峯會，並在與奧巴馬的雙邊會談中提出了旨在改善雙邊關係的五點建議。繼此次中美峯會之後，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於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舉行，分別由中國國務院副王岐山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為首的雙方代表團就兩國各種可能的合作進行了全面的討論。然而，這些交流和對話都無力阻止新衝突的再次發生。在這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後不到兩星期的時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拒絕了美國國防部長訪華的請求，在6月4-6日於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中，中美軍方領導人還就雙方軍事關係的中斷髮生了公開爭執。6月底，中國領導人在多倫多召開的20國集團峯會上與美國領導人進行了交流和溝通，但奧巴馬卻在其演講中公開指責中國政府對天安號事件置若罔聞。7月初，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對美韓在黃海的聯合軍事演習提出抗議。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條件下擴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並不比擴大根基容易。筆者認為，中美在開展可持續合作之前，應首先努力擴大互利的利益。穩定雙邊關係的政策對雙方都有利。以美國的利益為代價來實現中美關係的穩定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的綜合國力遠大於中國。同樣，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換取兩國關係的穩定也是沒有意義的。維持兩國關係穩定的目的應是維護本國的利益。但某些中國的評論家卻顛倒了這一邏輯，認為穩定與美國的關係是最高目標，中國應付出一些國家利益來實現這一目標。如果這個邏輯成立，中國就應同意美國售台武器，以實現中美關係的穩定。然而，以這種代價換來的所謂的中美關係穩定對中國是沒有意義的。中美關係能否持久穩定實際上是由雙方的互利政策決定的。正如一位歐洲學者所指出的，中美關係的未來取決於中美雙方的政策，而不僅僅取決於中國一方。
筆者曾提出，如果中美兩國能夠以明確戰略取代模糊戰略，中美關係將會變得比現在穩定。與此同時，一位美國學者也提出，為了實現相互確保的穩定性，奧巴馬政府應該放棄對華的遏制與接觸政策，而採取一種共同演進戰略（strategyof co-evolu tion ）。他進而説道：我們可以想到的是我們面臨着兩種選擇，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進。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確保穩定之中，後者將是我們未來與中國關係的明確特徵，就像相互確保摧毀曾是當年我們與蘇聯關係的特徵一樣。筆者並不同意這位美國學者提出的所謂共同演進戰略，因為這種戰略試圖在考慮這些（全球）新規則時將中國置於美國的一側，，我們很難想象，中國在諸多全球問題上會像日本那樣忠實地追隨美國。不過，筆者認同他所做出的關於中美關係緊張是不可避免的判斷，也同意他所提出的，為了穩定當前的中美關係，我們需要借鑑冷戰時期美蘇實踐的相互確保摧毀的戰略思想。？儘管目前的中美關係在很多方面的特點都不同於當年的美蘇關係，但在權力競爭這一點上兩者是很相似的。
筆者認為，中美兩國在不同領域的利益關係不同，因此依據不同領域利益關係的特殊性決定雙邊關係的性質，將能較好地服務於中美兩國各自的利益。中美應將文化關係界定為真朋友，這有助於發展兩國在教育、體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會領域的合作，增進兩國民眾的友誼。中美在文化領域的互利利益遠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兩國應把培養文化友誼作為重要的外交目標。中國已於2003年和2006年分別與法國和俄羅斯建立了政府間的文化節活動。中國、法國、印度三國每兩年都會在本國主持一次對方文化的慶祝活動，比如在俄羅斯或印度舉行完中國文化節一年之後，中國會對等舉辦俄羅斯或印度文化節。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於中俄或中印文化關係，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層級卻低於中俄或中印，雙邊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於民間層面。政府間的文化關係在維護雙邊關係穩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於民間文化交流的。例如，兩國政府簽署的文化協議能防止兩國在出現新分歧時任意增加發放對方公民入境簽證的難度。
中美可將經濟關係定位為商業夥伴，這有利於雙方進入對方市場和吸引對方投資。中美在經濟領域中的互利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並且還有着巨大的拓展潛力。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2007年曾將中美兩國界定為利益攸關方(stake holders)。利益攸關方這一概念誤導人們認為中美之間有着廣泛的共同戰略利益，誤以為中美是同一買賣中的共同投資者。仔細考察中美兩國在經濟領域的互利利益，我們會發現，這些利益主要是互補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補利益關係是指兩國能夠滿足對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滿足的。例如，美國可從東盟國家進口玩具取代中國玩具以滿足國內需要，而中國可以用歐元取代美元作為其外匯儲備。鑑於中美經濟合作主要是以互補利益為基礎，因此互視為商業夥伴是較好的政策選擇。商業夥伴的黃金法則是公事公辦，用中國的俗語講就是親兄弟明算賬。這兩句話的最終指向都是商業夥伴並非朋友。這種關係定位能保持兩國間的距離感，從而降低雙方期待對方提供優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國做好了被美國界定為貨幣操縱國的準備，而美國也認為中國不會顧及美國的壓力而調整其匯率政策，那麼雙方就都不會因在匯率上的衝突而產生失望情緒，反而有可能討論出一個雙方各自都妥協的匯率標準。
中美政治關係可界定為政治競爭者，這有助於避免許多預料之外的雙邊或多邊政治衝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於互利的利益，這使得兩國難成政治朋友。
因此，為了減少預期之外的衝突，兩國都應將對方明確地界定為政治競爭對手。最重要的是，兩國需要明確它們之間存在着崛起國與霸主國之間的天然競爭關係。美國的目標是維持其全球主導權，而中國的目標則是恢復其原有的世界主導地位。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得中美無法避免政治競爭。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長期快於美國，在向世界提供發展模式問題上就必然會形成競爭。彼此明確為政治競爭對手，至少在兩方面有助於中美政治關係的穩定：其一，兩國能達成明確的和平政治競爭協議，以防止雙邊戰爭的發生；其二，兩國將逐漸習慣對方做出對己不利的政策，因此會將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預期的範圍之內。儘管這無助於增進雙邊政治關係，但卻能夠防止不友好的政治關係進一步惡化。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一個不太友好但穩定的政治關係遠比一個起伏不定的假朋友關係更有利於中美雙方。
中美軍事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為彼此威脅者，這有助於促進消極合作，降低雙邊軍事衝突發生的危險性。在傳統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多於互利的利益。美國至今仍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這一事實説明了兩國間強烈的威脅感。中美軍事關係還達不到競爭對手的水平，因為中國的軍事實力在10年之內都還難以趕上美國，目前雙方在軍事上主要是防範而不是競爭。鑑於兩國在軍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種對抗性的關係，因此承認兩國在軍事上的相互威脅性有助於在以下幾個方面促進雙邊軍事關係的穩定：(1)能夠降低彼此對合作的心理預期，從而不至於因對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過失望；(2)增強兩國建立防範危機機制的緊迫感，以防止意外軍事衝突的升級；(3)接受對方軍事不透明的合理性，從而減少兩國為此發生的口角；(4)軍事威脅者的身份有助於提高相互軍事威懾的可信度，從而有助於穩定雙邊戰略關係，防止不可收拾。
鑑於雙邊關係的複雜性，中美兩國應將它們的總體戰略關係定位為積極競爭與消極合作並存的戰略關係。競爭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中美競爭對世界的發展有着重要的積極意義。以發展模式為例，中美競爭在客觀上可為世界提供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為了體現自己的發展模式比對方的優越，兩國政府就得不斷改善和創新國家發展模式，都得對本國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國家採取施惠的政策，都得爭取為世界提供更好的領導，如同兩國在科研領域的競爭會促進人類科技的進步一樣。主觀上，中美在以增加經濟援助和承擔國際責任等方法擴大自身國際影響力的同時，客觀上也將為全世界帶來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爭奪道義制高點的競爭就非常有助於全球二氧化碳的減排。總之，只要中美戰略競爭是以和平方式進行的，這種競爭對世界就是有益無害的。只要兩國確信沒人能贏得核戰爭，中美競爭就不會升級為戰爭，而且兩國之間的和平競爭還會改善世界領導權。
中美的消極安全合作是有助於維持世界和平的。中國是崛起國，美國是霸主國，雙方的實力地位使得兩國難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脅或共同利益為主要基礎的積極戰略合作。中國要保證一個持久的和有利於經濟建設的和平環境，就會必然尋求避免與美國發生戰爭，而美國同樣也絕不想與一個核大國開戰。因此，雙方都需要將戰略競爭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內。這種合作雖然是消極的，但對全世界卻是至關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間不開戰，當今世界就不會出現大戰爭。目前，除了中國和俄羅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國基本上都是美國的盟友。筆者認為，中俄是半盟友關係，但俄羅斯的實際或潛在實力都難以像中國那樣對美國霸權構成挑戰。因此，目前中國是唯一在客觀上有可能挑戰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大國。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間爆發戰爭的危險，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將從兩國的消極合作中受益。
七、結論
筆者認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於相互不利的利益，這是冷戰後兩國關係不穩定的基本原因，而兩國彼此假裝為友的政策，加劇了雙邊關係不斷出現戲劇性的跌宕起伏，對兩國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關係史表明，認為通過增強相互理解或改變思維方式就能開展穩定的實質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實的。為了使兩國關係得到持續的改善，中美應考慮在眾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礎上開展消極合作，同時降低對獲得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如果繼續將精力集中在改變觀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那麼兩國關係將會繼續不斷地跌宕起伏。事實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經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種能有效應對雙方利益衝突與矛盾的方法。
根據本文的理論分析，除非中美放棄假朋友關係，否則雙邊關係難有實質進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關係從假朋友變成真敵人，因為人們不願重回冷戰時代。人們的常識是，如果中美成為真正！死敵，整個世界將面臨極大危險。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中美結構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戰略利益不足以支撐建立真朋友的關係，然而雙方又不想成為真敵人，於是只剩下兩個選擇，即假朋友和假敵人。本文分析了當前中美假朋友關係的弊端，因此，假敵人關係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選擇方案，也就是將中美假朋友關係轉變為假敵人關係。
真朋友和假敵人的基礎在於雙方互利的戰略利益多於彼此的利益衝突。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的互利性利益遠大於彼此間的不利性利益，後者的互利性利益僅略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麼假敵人的雙方難以意識到它們互利性的戰略利益大於利益衝突，而會經常主觀放大它們的利益矛盾，以為利益衝突大於互利利益，於是雙方互視為敵。由於假敵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戰略利益少於真朋友，因此從假朋友向假敵人轉化的難度要小於建立真朋友關係。中美建立假敵人的關係，客觀上能降低雙方的外交目標，這易於外交目標的實現，從而將增強雙方改善關係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開坦承雙方戰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將假朋友關係轉變為假敵人的。如果雙方較多地討論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麼這將有助於降低雙方獲取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也有利於增強雙方的戰略信譽與關係的穩定。有學者認為，將中美關係視為敵大於友的關係不符合實際情況，如果其含義是説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説明中美建立假敵人關係的利益基礎已經具備。那麼中美就應更快地建立假敵人關係，因為假敵人關係比假朋友關係有利於雙方關係的改善。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及客觀利益的現實性意味着雙邊關係的基本性質是積極競爭、消極合作。具體説來，中美兩國文化上是朋友，商業上是夥伴，政治上是競爭者，軍事上是威脅者。
為了擴大互利的利益，中美兩國也應摒棄假朋友策略。兩國放棄假朋友策略後可在四個方面獲益：第一，加強思想準備應對對方的不友好行為，從而降低衝突升級的危險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懾戰略的可信度，從而開展更多的消極安全合作。第三，降低獲取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從而穩定雙邊關係。第四，在不同領域採取不同的合作指導原則，穩定改善雙邊關係。當然，期待中美兩國在近期內放棄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現實的，不過實力差距的進一步縮小會促使兩國意識到，明確戰略比模糊戰略能更好地為兩國的自身利益服務。
中美的利益關係十分複雜。共同利益、互補利益、衝突性利益和對抗性利益這四類利益不僅同時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經濟和文化四個領域都同時存在。因此，兩國在決定就某一領域的問題開展合作之前，應明確該問題的利益類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則。兩國應將更多的精力用於發展那些基於利益矛盾上的消極性合作，而不應將雙邊合作僅僅侷限在共同利益之上。當兩國對雙邊合作的預期與合作領域的具體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時，兩國關係將有望出現穩定發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發表於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 Politic 雜誌， 參見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3， 2010， pp. 263-292。作者在個別地方增加了中美關係在2010年8-10 月間發生的事件。
作者：閻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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