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特點在於不可扭轉，不可更改，因此鴉片戰爭爆發的事實是不容歪曲的。問題在於歷史的完整性中總有一些迷霧，比如戰爭爆發的原因，究竟是源於通商，還是源於侵略？
改革開放以來對於鴉片戰爭的研究逐漸從被害者思維，革命史思維中跳脱出來，更多地從戰爭影響，既對中國現代化的推動作用來考量。
的確，沒有鴉片戰爭的衝擊和刺激，中國無法真正認識現代社會，無法獲得進入現代化的契機。近代中國國門被打開是有必然性的，這是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全球擴張特性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碰撞。英國對於中國市場的確覬覦已久，從18世紀中葉就開始向中國大量輸入棉花，棉織品，而在馬嘎爾尼的要求中也已經提出了許多不平等的要求。但是需要注意，這並非是英國有意針對中國的，而是工業化浪潮推動下的一種趨勢，恰好這個趨勢推動了中英的碰撞，所以英國並不僅僅侵略中國，還廣泛地侵略全世界，到處插旗子，最終形成了一個由海洋聯繫的龐大殖民帝國。中國作為歐亞大陸最東方，作為“世界的盡頭”，所以被侵略時間要略晚一些。
資本主義發展的擴張性是其屬性，特別是工業化推動後，所有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結合都帶來擴張的結果：英國，法國搶佔殖民地，成為殖民霸權國家；美國從東海岸13個州全面向西擴張領土，19世紀成為地跨兩洋的大國，還買下了俄羅斯的阿拉斯加；日本明治維新後極力向大陸擴張，發動侵略戰爭；而德國面對已經被瓜分的世界，為了自身擴張挑起了世界大戰。
與之相對，傳統中國仍然生活在中世紀，那麼國門被叩開是遲早的事情。不是英國，也是法國，美國，德國，俄國，日本，奧地利，意大利……事實就是：他們最後全來了！
通商背後隱藏的是工業化，現代化的浪潮，同時也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推動中國現代化。然而這種推動意義非常有限，因為鴉片戰爭畢竟是一場侵略戰爭。
從現代史角度來看，鴉片戰爭的確開啟了中國的近代化，是之後洋務運動， 維新變法，乃至是清王朝滅亡的大背景，然而從1840年到1949年這109年間，中國的近代化程度讓人感到遺憾，不僅無法和歐美相比，也無法和日本明治維新30年的成果相比。近代化只是客觀因素，或者説是歷史研究者在100多年後的馬後炮，而鴉片戰爭真正主導的是一套不平等條約體系，在這套體系下，中國人是很難施展手腳的。
英國一聲炮響帶來了近代化，但卻不可能讓中國在失去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情況下真正近代化。阻力不僅僅來自於傳統中國，來自於無法改變的歷史慣性，更來自於西方列強的初衷並不具有讓中國跟上世界的意圖，這種阻礙是兩方面的。
通商？侵略？從不同角度我們的確能夠看到不同的方面，但無論如何，當我們澄清歷史真相的同時，當我們強化文明史的同時，淡化列強侵略本身當然是不可取的，侵略的兩面性及其影響就刻在歷史上，沒辦法歪曲。
作者|姚新賓老師
公眾號：家輝培優升學指導
本文為原創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在鴉片戰爭教學中，師生對多數內容都訴諸“道德批判”，是帶着感情色彩來談論西方的，甚至有把對西方的滿腔憤恨轉化成文字上詆譭中傷以泄憤之嫌，很少從道德以外的角度，對鴉片戰爭進行深刻的反思，這是一種不幸。因為道德的批判最是無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層面，事情的細節便失去了原有的意義，至於細節之中所包含的各種信息更是成了毫無用處的廢物。有感於此，筆者就鴉片戰爭教學中的幾點思考成文，以求教方家。
一、對教材表述的幾點認識
王家範教授指出，教材絕不是“經典”，教學過程更不是唯教師、唯教本為“標準模式”。教材只是引導學生理解和思考歷史的“階梯”，是“驅動的過程”，而絕不是“終結”。因此，對教材中一些不盡符合史實的表述，有必要認真分析。
1、英軍未進攻廣州，是由於林則徐防守嚴密？
鴉片戰爭爆發後，英國為何沒有進攻廣州？人教版認為是林則徐備戰認真，防守嚴密。這是不符合史實的。據茅海建先生的考訂，清軍的許多部署都建立在對英方意圖的錯誤判斷之上，且失敗後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訓。如林則徐、關天培的虎門防衞體系都建立在英軍艦要闖關這一假設之上，而英軍恰好採取了中國人意想不到的直接進攻炮台的戰法，結果中方預設的防禦長處其實成了短處。事實表明，“清廷依為長城的虎門防衞體系，正如明代盡心盡力修築的長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數度人犯一樣，本身就是一隻靠不住的跛腿鴨”。
後來，清朝對英宣戰，派官軍南下廣東，與英軍決戰，結果一敗塗地。事實證明，英軍有着制勝的武力，絕非害怕林則徐的武備。對英人而言，“中國七十萬眾，未必一千合用”，“中國之敵外國不過紙上言語”。林則徐謫戍伊犁時，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説到：英方器良技熟，船堅炮利，即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鬨，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他寫出了中英戰爭的實情，也寫出了中國人的窘態。“奈何奈何”一語，真切地表達出了炮火下的人們在拒敵時的茫然和愕然。只是林則徐請他的友人不要給別人看。“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他怕清議的指摘，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
顯而易見，英人繞開廣州，不是因為害怕林則徐嚴密防守，害怕廣州“民心可用”，而是因為與廣州“十三行”在利益上盤根錯節，關係太深，一打必損。英人投鼠忌器，才不敢在廣州開戰。更重要的是，英軍的預定戰略是對北方施壓，迫使清廷早日屈服，以便在中國對外關係中建立一種新秩序，所以未攻廣州，但予封鎖。可悲的是，人們誤以為林則徐制敵成功了，尤其是對於那些不相信“天朝”武功居然不敵“島夷”之技的人們，更是如此。
鴉片戰爭之後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徵撫記》《夷氛聞記》《中西紀事》，皆謂林則徐在廣東防備嚴密，英軍無隙可乘，遂北犯定海。他們把後來廣東戰事的失敗，歸結於林則徐的去職；他們將各地戰事的受挫，歸結於當地沒有林則徐。儘管林則徐的制敵方略當時未經實戰，但他們已在心目中認定其必勝無疑。處在失敗中的人們，找不到勝利的跡象，最容易產生某種希望。林則徐就是這種希望。而且，局勢越危急，戰事越失利，這種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由此，一個神話誕生了。一個林則徐不可戰勝的神話，佔據了當時許多人的心，並流傳至今。
2、不平等條約。哪裏不平等？
鴉片戰爭後訂立的中外不平等條約，究竟哪裏不平等？有何影響？如何認識？教材沒有作具體分析，在教學中有必要深究，不然會以今情測古意，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時弊。
南京條約共十三款，從具體條款來看，南京條約之所以不平等，主要是割地、賠款和赦免“漢奸”三項內容。而第一款宣佈和平，第十三款規定批准程式，並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釋放英囚也合乎當時國際法慣例；至於條約第十一款平等國交，反是這項不平等條約中的平等條款。除此之外，條約中的五口通商、廢除行商、新定税則，是關於經濟貿易的條款，又很難簡單地以平等或不平等來界定。從社會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不利於中國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轉向市場交換的工商經濟。廣州的關税由官吏和行商操縱，使每一次關税交納都成為討價還價的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國家無利。這些難道還應當繼續保留？
不唯如此，對不平等條約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表明，對問題的解釋還另有一個廣闊的視野。五口通商等條款對中國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觀上為中國提供了擺脱傳統的新途徑。從短期上講，負面作用大於正面效應，而從長期來看，負面作用在不斷退隱，正面效應在逐漸生長。羅茲曼先生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分析指出：“如果我們全面地分析19世紀條約體系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所產生的影響，就不難發現，消極面固然不少，但也不乏某些積極因素。”並提醒人們，相對於中國廣袤國土和華夏芸芸眾生而言，消極面容易被人們誇大。
然而，以上認識只是今人的一種分析，與時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今人所談論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紀在歐美產生至20世紀在世界確立的國際關係準則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們，自有一套迥然相別的價值標準，另有一種平等觀念。他們對今天看來“平等”的條款往往憤憤不平，而對今天看來為“不平等”的待遇卻渾然不覺。當時的人對於這些條約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
他們覺得外人在廣州一口通商的時候已經不易防範，現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橫行天下，防不勝防。直至前清末年，文人憂國者莫不以五口通商為最後的禍根。割讓土地當然是時人所反對的，也應該反對的。但是香港在割讓以前毫無商業或國防的重要功能。英人初提香港的時候，北京還不知道香港在哪裏。時人反對割地，不是反對割香港。協定關税和治外法權是我們近年所認為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可是當時的人並不這樣看。治外法權，在道光時代的人的目光中，不過是讓夷人管夷人。他們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辦法。至於協定關税，他們覺得也是方便省事的方法。
進言之，在《南京條約》裏，中國損失了國權，而清朝卻沒有損失王權，更何況通過《南京條約》，清王朝亦有所獲，即以協定關税論，中國損失了海關權，而清朝卻增加了海關收入，清廷不僅可以賣中國以自救，還可以賣中國以自利。《望廈條約》簽訂後，道光帝的硃批是“所辦甚好”，稱讚耆英的諭旨是“辦理均合機宜”。所以我們既要反列強帝國主義，也要反天朝帝國主義，片面反帝，會誤讀近代史，誤以天朝帝國主義為愛國主義。
二、閲讀對教學的啟示
鴉片戰爭史研究，資料翔實、成果豐碩，不少著作和文章多有論述，尤其是學者們潛心涵泳所得的精闢見地值得仔細玩味，而之與大學聯考試題的融合，則更發人深思。
如2008年上海大學聯考卷第41題引用了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中的一段原話，考查學生對中西方交往中“平等”與“不平等”的理解，思維含量較高。試題如下：
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有學者在談到這次戰爭之後中外交往的歷史時曾説：“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問題：（1)“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指的是什麼？(2分）
（2)簡要敍述中國在19世紀是如何受到“不平等待遇”的。(9分）
（3)你如何評價這位學者的觀點？(2分）
其實，郭廷以與蔣廷黻的觀點非常相似，他説：“過去是中國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聲聲要爭取平等，現在及今後反以不平等對待中國了。”但茅海建的看法不盡相同：“這段話相當凝練且傳意。但是，我們若從細部去觀察就會發現：儘管鴉片戰爭前清朝在國家關係上矮化西方列強，但對經濟貿易的種種限制，恐怕不能以‘不平等’一語而完全概括之，至於猖獗的鴉片走私貿易，又當別作它論；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勒逼的一系列條約，包含眾多不平等條款，而在國家關係上又毫無例外地追求與清朝的‘平等外交’。”並就不同語境下“平等”與“不平等”的內涵作了闡釋。學者的觀點相互碰撞，發人深省。時人與今人對“平等”與“不平等”的不同感受以及中西方不同的訴求，是文明的落差，恐怕與“東西對視，隔霧看花”的現狀不無關係。
又如，2009年廣東大學聯考卷第22題是一道單選題，題幹如下：
馬克思在評論鴉片戰爭時説：“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這道題主要是考查學生對這段話的理解。郭漢民在剖析這段話時説：“從鴉片戰爭開始，維護道義、反抗侵略的中國由於自己的孤立無依而被排斥於世界聯繫體系之外，只能代表落後於世界潮流的‘陳腐世界’，而一意發財的西方列強則恰恰是最現代社會的代表者。道義與落後，賺錢與先進如此奇妙地結合在一起，成為近代中國悲劇的根源。為了結束這場悲劇，中國必須儘快從‘陳腐世界’中走出來，改變落後狀況，追趕世界潮流。”
其實，馬克思在1853年曾預言，現在中國被迫放棄了它的閉關自守的狀態，“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顯然，鴉片戰爭不僅是近代中國悲劇的開端，也是結束中國野蠻的、閉關自守、與文明世界隔絕狀態的開端。柏楊甚至説，封建衞道之士對舊政權的保衞越努力，中國脱胎換骨的時間，也就是使中國新文明誕生的陣痛時間，也越延長。中國所受的傷害，也因之越大。
無可否認，西方特權最初突出地表現為赤裸裸的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古老中國之“陳腐”早已註定了在最初的博弈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幕歷史悲劇，對西方“特權”的抵制將一直伴隨着中西方交往的進程，也必將伴隨着中國向前發展的進程。因此對中西方交往與中國發展關係的冷峻思索顯然比單純關注西方的侵略更有意義。如此看來，大學聯考以此命題早已對“道義批判”進行了深刻反思，對歷史教學已經發出了明確的信號，只是我們未曾意識到罷了。
如何看待不平等條約？黃仁宇的話令人深思：“南京條約和附約裏各種苛刻的待遇，滿人漢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內中提及今後兩方的文書要用平等語氣來往，開‘夷人’隨意置喙之門，反而使他們不安”。並説，“南京條約簽訂之後10年，感到更不滿意的不是戰敗國而是戰勝國o”
如何看待鴉片戰爭？西方學者費正清等人中肯地指出，在中國近代史上，沒有哪一段插曲比鴉片戰爭為譴責“帝國主義侵略”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它成為中國人對西方武力入侵和在此以後幾乎整整一個世紀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地位的不滿情緒的內容。除了從這一角度看鴉片戰爭外，還有必要將其放到近代歷史的主要趨勢之中去觀察。
上述中外學者的真知灼見，從不同視角來重新審視和理性反思鴉片戰爭，多為不易之論，在教學中值得借鑑和思索，一味道德式批判和“煽情”式的教學無助於學生思維的歷練和學科素養的提高。作為歷史教師要研究大學聯考試題，窺測命題思路，關注史學動態、瞭解學術研究，多讀勤思、交流討論，否則真是抓住了譴責“帝國主義侵略”的機會，而失去了理性反思的契機。
三、幾點思考
1、如何認識“侵略的西方”與“先進的西方”？
陳旭麓指出：“幾十年來，我們滿懷義憤和民族情感對帝國主義的歷史罪惡已經作過無數次的譴責、批判、聲討，產生了眾多的書籍和文章，這是歷史研究的一個必要部分。它裁決了歷史上的正義和非正義。但是，倫理觀念只能説明歷史的一個方面……在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過程中，非正義的侵略者同時又往往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進步者；而正義的反侵略者則常常同時是落後者。以貪慾為動機的侵略過程常被歷史藉助，從而在客觀上多少成為一個進步改造落後的過程。”回這一洞見對於理性思考“侵略的西方”不無啟發意義。日本就是被西洋的炮艦“轟”着離別中世紀而成功走上近代社會的。我不否認中國自身具有向近代社會演變的因素，但何其艱難而又一波三折，外界因素——新技術、新觀念、新的社會結構模式——的影響，在某個時候已經變成了中國歷史演進的決定力量。正是鴉片戰爭使中國出現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使中國的社會內部結構開始了基本的變革，成為傳統王朝的衰落轉變成傳統文明的衰落的轉折點，從此中國開始了艱難曲折的近代化歷程。試想，若不是被別人“轟出中世紀”，我們何時能主動地實現“走出中世紀”呢？故仇恨宣泄只能顯示情緒和意氣，卻不能顯示理性和力量，有時仇恨的激揚，則越發反襯出人們在國難面前的心怯意沮。 鴉片戰爭的真意義，就是用火與劍的形式，告訴國人的使命：中國必須近代化，順合世界之潮流。因此，當我們探討近代中國人對西方挑戰的反應時，就應該把他們對西方的認識以及能否學習西方謀求改革放在首位，這樣，才能夠給他們一個較為準確的定位和評價。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在對待“侵略的西方”問題上，除了少數人採取低姿態外，大部分都作出了強烈的反應，主張給予堅決回擊。可在怎樣面對“先進的西方”這一問題上，卻很令人失望。道光帝不識時務，守其常而不知其變，士大夫意氣用事，以為不必學，甚至在對“侵略的西方”作出迅速而情緒化反應的同時，也遷怒於“先進的西方”，有意歪曲與排斥之，這種傲慢與偏見的結果便是，清廷在炮聲寂靜之後又沉沉睡去，從而斷送了迎頭趕上西方的機會。
在鴉片戰爭教學中，若只盯住“侵略”二字，或沉溺於“道義批判”，我們對西方的認識要麼流之於淺薄，要麼失之於偏頗，只會躺在“苦澀”的乾草堆上自怨自艾。如此，則史學教育功能無從發揮，學生的歷史洞察力和歷史使命感無從培養，現代公民人文素養的提高也成了一句空話，歷史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呢？
2、一場註定要失敗的戰爭是否應該抵抗？
在鴉片戰爭兩年多的時間裏，中國調動了十多萬軍隊，先後有一名總督、兩名提督、七名總兵、兩名都統以及數千名士兵死於戰爭。但英國遠征軍的戰死人數據英方統計卻不足百人。這顯現了中國與西方之間巨大的落差。而中西之間舟船與槍炮的懸殊對比，又常會化作無情的壓力，逼出血性者的英雄主義，召喚他們在劣境中慷慨一擊，肉搏赴死。陳連升喋血沙場、葛雲飛血染定海、關天培虎門殉國、陳化成陣亡於吳淞炮台，像這樣甘願以頭顱抵擋利炮的人並不是個別的，“可憐裹屍無馬革，巨炮一震成煙塵”，他們的心跡和苦痛，既顯示了民族戰爭中英雄主義的悲壯，又顯示了民族戰爭中英雄主義的悲愴。以致林則徐發出“未之前有”與“奈何奈何”的感歎。
既然正義的反抗並不能取勝，那麼，是否應當儘早與英國締結一項對其有利的和約以避免無謂的犧牲呢？
以日本為例，自1853年“黑船事件”後，國門被打開，除割地賠款外，日本“享受”着與中國同等的待遇。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積弱，反過來説，即使進行抵抗，也將遭到與中國同樣的慘敗，下關和鹿爾島等地方性抵抗的慘敗便是明證。然開國之後的種種刺激，又轉化為另一種催化劑，引起了日本歷史上的明治維新。由此可見，對於西方的入侵，武力抵抗無疑是正確的，但這種抵抗註定要失敗，另作選擇也是明智的。負責任的政治家可以選擇對其民族更為有利的策略。對此不能簡單地以“愛國”或“賣國”的道德觀念概括之。誠然，中日兩國之間的差異或許更為重要，放棄武力抵抗，對於並無前車之鑑的“天朝”上國而言在當時也不具有現實的可行性，其假設的意義僅僅在於，為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價值標準。
那清朝將士的鮮血怎樣才不會白流呢？“以鮮血而贏得勝利，自是其價值的充分體現。以鮮血而換來失敗，也可能不是無謂的，即所謂‘血的教訓’。一個失敗的民族在戰後認真思過，幡然變計，是對殉國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紀念。清軍將士流淌的鮮血，價值就在於此”。
可歎的是，清朝似乎仍未從“天朝”的迷夢中醒來，勇敢地進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發生。時人稱：“和議之後，都門仍復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即酒房茶肆之中，亦大書‘免談實事’四字，儼有詩書偶語之禁。”鴉片戰爭後，社會停滯不前，以致當1860年庚申之變後，國人再度檢討致敗之由時，20年的光陰已經過去了。讀史至此，沉思久之。
到鴉片戰爭前夕，歐洲已經在轟轟烈烈地掀起工業革命的熱潮，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更是成為了世界第一強國，建立了“日不落”帝國。而此時的中國，皇帝道光碌碌無為、官場腐敗橫行、知識分子奴顏婢膝、國民愚昧無知，國防弛廢，民生艱難。中國對外面所發生的事渾然不知，還做着自己“天朝上國”的美夢。
在這樣的背景下，其實戰爭的結果早已註定。可是戰爭剛爆發的時候，朝廷上下都沒有意識到這點，所有人都大唱高調，你英吉利“蕞爾島夷”與我大清“天朝上國”交戰，還不是一觸即潰，望風披靡。
可是結果恰恰相反，英國人只用了幾十條戰艦，幾千士兵就將偌大的中國打的一敗塗地，英國軍隊在與中國的每一場戰鬥中基本都是佔據着壓倒性的優勢。在中國和英國的首戰——定海之戰中，英國艦隊只炮擊了九分鐘就將中國的海岸防線摧毀，然後輕而易舉地登陸並佔領了定海。
此時的兩江總督伊里布因為曾在雲南任職，鎮壓少數民族叛亂有功，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總管浙江沿海軍務。剛上任的伊里布認為自己既然曾經成功剿滅雲南的“蠻夷”，對付英國這些“島夷”自然也不在話下。可是不久後他就發現，自己根本就不肯能戰勝這些“島夷”，更談不到道光皇帝所交代“大兵兜剿，擒獲夷酋”。可是他又不能將這個情況報告朝廷和皇帝，只能一面以各種藉口遲疑不進兵，一面暗中與英國人談判。
伊里布在與英國人談判中曾説過這麼一段話“大皇帝格外施恩，準爾通商，爾等將何以報答？我們辦事，必令你們下得去，亦必令你們回得國，復得命。你們辦事須教我們下得去，教我們奏得大皇帝，教我們大皇帝下得去。”好一套標準的官場話術和官場思維啊。在伊里布眼裏，英國人和自己一樣都是上頭下令來辦差，只要能交代的過去，不搞砸了，大家就都能“復得命”、“下得去”。
可惜英國人並不是伊里布的那些官場同僚，他們也不需要伊里布給他們來上一堂名叫“中國官場行為指南”的課，根本不吃伊里布這一套。一頭是朝廷接二連三地下令要求伊里布進兵，一頭是不可戰勝的英國人，伊里布被夾在中間受着夾板氣，真可謂是焦頭爛額。此時，事情有了轉機，英軍的一名安突德帶着一名士兵在海邊勘測地形，恰好被海邊的漁民捕獲。伊里布以此為籌碼再與英國人談判，英國人也正好因為要南下進攻廣州準備撤離，答應如果釋放人質就撤軍。伊里布釋放了安突德等人質，英國人也如約撤離。伊里布就這樣收回了原本就是空城的定海。
可是伊里布卻編了一個生動的故事，上奏給道光皇帝：“我兵丁於初四日午刻齊抵定海，該夷（英國人）半在城內，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軍指揮官）即繳納城池，城內各夷立即紛紛推出。我兵整眾入城，登城看守，並將道頭地方該夷所蓋草房全行拆毀。鄭國鴻等傳宣恩諭，將夷俘安突德等釋，令領回，並飭趕緊起碇。胞祖等免冠服禮，聲稱將城池交獻後，即於初五日全數撤退……”原本是接收已經被英國人主動放棄的空城，卻被伊里布描繪成為“蕞爾島夷”懾感念我“天朝上國”的恩威浩蕩，不得不“免冠服禮”，交獻城池。不知道的以為是中國打贏了呢。
敗軍之將，不足言勇，毫無還手之力的奕山答應了英國人的條件，可是道光皇帝又必須要交代過去，那麼怎麼辦呢？奕山編了一個更加精彩的故事。“據守剁兵丁探報，城外夷人向城內招手，似有所言，當即差參將熊瑞開埤看視，見有夷目數人以手指天指心。熊瑞不解，即喚通事詢之。據云，有稟請大，有苦上訴。總兵段永福喝以我天朝大豈肯見爾，奉命而來，惟知有戰！該夷目即免冠作禮，屏其左右，將兵仗投地，向城作禮。段永福向奴才等稟請詢問，即差通事下城，問以抗拒中華，屢肆猖獗，有何冤抑。據稱，英夷不準貿易，貨物不能流通，資本折耗，負欠無償。
因新城之外，兩邊炮火轟擊，不能傳話，是以來此求大轉肯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準通商，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台，不敢滋事……”在奕山的描繪中，原來英國人冒犯我大清的天威，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大清不答應與英國通商，導致“貨物不能流通，資本折耗，負欠無償”，戰場上“炮火轟擊，不能傳話”，打起來完全是個誤會，英國不過是想“追完商欠，俯準通商”。幾處細節的描寫更是傳神之極，不瞭解事實的真相更難相信奕山説的其實是一派胡言，真是令多少編劇和小説家汗顏啊！600萬的贖城費成了“商欠”，被迫通商成了是對“蕞爾島夷”的恩賜，退軍60裏被奕山説成了是為了避免清軍在城內滋事。
廣州戰事就這樣被奕山“擺平了”。不僅奕山加官進爵，他保舉的五百多名官員也一同跟着升官，朝廷上下都沉浸在一片“勝利”的喜悦之中。
説了實話，表明英軍強大的琦善被認定為“漢奸”，判了斬監候；上書要求加強海防的林則徐，被髮配新疆。這讓我想起了小時候看過的那則童話故事《皇國王的新衣》，國王明明是一絲不掛，可是所有人都因為權力的威懾説着謊話，最後倒黴的還是那個裸奔的國王。大清朝也在一次次的集體謊言中，安享自己“天朝上國”的美夢不願醒來，最終走向滅亡。
不光是清朝，現在的我們又何嘗不是活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呢？在一些企業或者組織中，開會的時候各大小領導發言永遠都是處於“師傅説得對啊”、“大師兄説得對啊”、“二師兄説得對啊”的沙僧模式中，局面永遠安定和諧，形勢永遠一片大好，沒有人敢説真話或者願説真話直擊弊端，大膽提出反對意見和不同觀點，因為一旦説了就會意味着你是異類，你要被排擠被打壓，領導不會給你好臉色看，以後升職加薪你就不要想了。不過我想，這樣的組織應該是沒有多少生命力和前途的吧。謊言何嘗不是一劑鴉片，吃多了會上癮、會中毒，這樣的鴉片還是少吃為妙。
19世紀中葉，英國巳成為一個工業發達、科學昌盛的資本主義強國。它的幅員雖只及中國的三十六分之一，人口僅及中國的十六分之一，但它的殖民地附屬國遍及世界各大洲，擁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當時的中國則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帝國，沒有工業，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佔據統治地位，在封建主義桎梏下，長期停滯不前。滿漢地主貴族統治着中國，政治反動腐敗，對外閉關自守，科學文化遭到窒息，國勢與英國相比。整整落後了一個歷史時代。不過，鴉片戰爭並不是英國傾其全力進行的以征服中國為目標的—場全面戰爭，而僅僅派出了萬餘侵略軍，以迫使清王朝屈服為目的的有限的局部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是被侵略者，正義完全在中國一邊，清王朝抵抗外國侵略，能夠激發起官兵的敵心，並取得各階層人民的支持。而英軍則出師不義，遭到本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反對。清軍在本土作戰，可以依託預先設置的國防工事，地形熟悉，補給方便；而英軍遠離本土，交通阻隔，指揮不便，補給困難，人地生疏，水土不服。清王朝只要能正確地認識和估量敵情，充分利用和發揮自身的有利條件，克服不利因素，英國侵略者是完全可以被戰勝的。
英軍首次北上
1840年6月，英軍艦隊陸續抵達廣東珠江口外，封鎖海口，第一次鴉片戰爭宣告開始。該艦隊有戰艦16艘，蒸汽軍艦4艘，運輸艦船28艘。戰爭爆發後，英國從本土又不斷增援。1840年7月英軍攻佔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為前進據點。此時，中國沿海地區，除廣東在林則徐督飭下稍作戰備外，其餘均防備鬆弛。8月，英艦以驚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達天津大沽口外，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國書，令琦善轉告英人，允許通商和懲辦林則徐，以此求得英艦撤至廣州，並派琦善南下廣州談判；同時，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將臨，同意南下廣東進行談判。
10月，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12月，琦善通過私人翻譯鮑鵬與義律談判，拖延時間。英軍南下後，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撫籌防海口。後義律失去耐心，決定戰後再商。1841年1月7日，英軍突然發起虎門之戰。道光帝聞訊下令對英宣戰，雖然部隊英勇抵抗，但終不敵英軍，虎門炮台失陷。5月24日，英軍對廣州發起進攻，廣州附近要地全失，奕山等豎起白旗求和，簽訂《廣州和約》，英國不但不率部撤離了廣州，還勒索廣州商家向英軍支付了600萬銀元的贖城費。
英軍再次北上
英國政府對義律在廣州所獲侵略權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為全權代表來華，擴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軍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嶼、廈門、定海、鎮海（今寧波）及乍浦（浙江平湖）。1841年9月30日至次年3月11日，英軍分遣艦隊還多次對台灣進行侵犯。由於守軍準備充分，戰術巧妙，取得了整個戰爭中罕見的勝利，僅俘獲英軍就有182人。
1842年5月，英軍放棄寧波，集中兵力北犯。6月16日發起吳淞之戰，江南提督陳化成戰死。此後，英援軍相繼到達長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會，以艦船73艘、陸軍1.2萬人，溯長江上犯，準備切斷中國內陸交通大動脈運河。7月21日，英陸軍6900餘眾，發起鎮江之戰，遭頑強抗擊，被擊斃擊傷169人後攻陷鎮江。8月4日，英艦進逼南京下關江面。在英軍堅船利炮的威懾之下，清朝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兩江總督牛鑑，妥協退讓，委曲求全，被迫在靜海寺、上江考棚等處與英軍議和。並於8月29日，雙方簽訂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條約》，至此宣告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