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社會經濟學角度出發，對大學生就業問題進行闡述，對社會資本在大學生就業中的作用做出論述，分析在新形勢下大學生對待社會資本的態度和現狀利用，以及其中凸顯的一些問題，並相應提出對大學生開發和利用就業社會資本的一些對策建議。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 社會資本 就業能力
隨着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教育大眾化的來臨，我國高等學校的規模逐漸擴大。自 1999 年以來，每年的高校擴招，使高校學生數量迅速增加，相≤≥應的高校畢業生人數逐年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日益凸顯、加劇。因此，開發和利用大學生的就業社會資本對於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社會資本的研究視角
社會資本的概念最早興起於社會學的研究領域，20世紀80年代由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正式使用以來，詹姆斯·科爾曼和普特南等學者的進一步應用和發展，已經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和理論探討。它繼人力資本之後又一次延伸了“資本”的概念，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引起了人們對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互動關係的重視。 社會學家們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研究都集中體現在一個核心問題上，即社會資本的本質特徵是一種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體現一種累積性特點，體現在人與人的交往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信任、社會規範、互惠和社會網絡之中。社會資本的社會關係木質特徵以及累積性特點，不僅受到一個社會的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而且受到該社會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公民社會的發育程度的影響。對個人而言，社會資本意味着幫助獲取成功而建立互惠、信任關係的途徑；對社會而言，社會資本反映社會成員參與、合作、組織與互動的能力。從根本上説，社會資本反映的是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信任、互惠與合作關係的程度高低，它對於社會發展與變遷起着巨大的作用。
二、大學生的就業社會資本利用現狀與存在問題分析
（一）大學生對待社會資本的態度——崇拜和鄙視並存
絕大多數大學生認識到了社會資本對就業的作用。但是他們對社會資本的認識很模糊、很朦朧，在我的調查和訪問中很多大學生所認識的或所認為的社會資本一般是傳統的關係社會資本，即中國傳統認識下的社會資本，依靠家族、宗族、親友和鄉土的傳統性血緣、地緣和親緣特徵的社會資本，帶有“倫理契約”色彩，因此他們對待關係社會資本一直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觀點，即對社會資本的崇拜和鄙視尷尬並存。
（二）市場途徑的運用多於社會網絡途徑，大學生在社會資本的利用上存在着不平衡
現階段，大學生主要是通過市場渠道找工作，而且他們在運用就業社會資本的過程中偏重於公共的社會資本，社會網絡途徑處於次要地位。即使社會資本比較豐富的大學生，在初次就業中，也有些沒有通過社會資本求職。因為對於他們來説，比較實際和比較有效的途徑是通過勞動力市場和學校就業指導中心，依靠本身所具有的人力資本，通過就業考試、直接到新單位應聘以及自謀職業，也是通過一種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制度化途徑獲得就業的方式。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這種就業方式將會在個人求職方式中佔據更為重要的位置。
（三）大學生的就業社會資本範圍小、數量少
大學生就業的社會聯繫主要來自於家庭和學校，因此家庭社會資本的應用率高於其他社會資本的應用率，基於血緣，朋友關係的社會資本應用率高於其他形式社會資本的應用率。這些社會資本是以家庭為出身前提下的。因此在中國出現了“富二代”，“官二代”的現象，而在歐美現代國家中這種現象是比較少的。可見，中國大學生就業社會資本涉及的範圍狹小，數量上也不充足，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大學生在社會資本的利用上存在着不平衡。由此可見，大學生在就業的過程中偏重於傳統社會資本和公共的就業社會資本，與之相比，新形式的社會資本利用率要低得多。所以，大學生在利用社會資本就業的過程中，大多數的社會資本被閒置，沒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三、大學生的就業社會資本開發和利用的對策建議
大學生就業社會資本對大學生就業具有很大的幫助，但現階段，大學生利用其就業的情況卻並不令人滿意，因此，充分開發和利用大學生就業社會資本是我們應該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我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議：
（一）積極開拓大學生就業社會資本的潛力
1、拓展高校就業社會資本。一是樹立高校品牌，提高知名度；二是充分發揮就業指導中心的作用；三是加強對用人單位的溝通和聯繫，為大學生就業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2、拓展高校教師就業社會資本。拓展高校教師的社會資本，主要應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往屆畢業生，二是社會活動。高校教師應通過畢業生拓展社會資本。要達到這一目的，高校教師應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並在其畢業後繼續保持聯繫。
3、拓展大學生自身的就業社會資本。如積極開發血緣關係中的社會資本，開發利用校友資源，發揮非正式組織的作用，加強社會交往等等。
4 利用現代信息網絡創造就業機會，在信息化下的今天，互聯網科技技術的發展，信息的傳播更加快捷和高效。 學會利用浩瀚的網絡資源為自己的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企業為節約成本也紛紛開始網絡招聘。利用微博，個人門户，QQ等網絡工具正在形成潮流。
（二）提高利用就業社會資本的能力
1、提高利用公共就業社會資本的能力。公共就業社會資本具有公開性和公正性的特點，在運用公共就業社會資本的時候，大學生首先應瞭解其具體內容，即瞭解其包括哪些方面的社會聯繫，如單位名稱、地址等。其次，應瞭解有關公共社會資本的信息發佈情況，如發佈信息的時間、發佈信息的地點、發佈信息的形式等。只有對公共社會資本的情況有了充分的瞭解，才能利用好公共社會資本。
2、提高利用非公共就業社會資本的能力。現階段，大學生不善於利用非公共就業社會資本，而這部分社會資本卻具有巨大的潛力。因此，要拓展大學生就業社會資本，就應提高其利用非公共就業社會資本的能力。提高大學生利用非公共就業社會資本的能力，大學生要不斷增進對各種聯繫主體的瞭解，瞭解得越多運用的信息上就越多，在範圍上也就越大。
總之，在開發和利用社會資本過程中，大學生自身的素質和能力是最終的決定因素。因此，大學生要在不斷地提高自身素質和能力的基礎上，積極地運用各種方式和方法開發社會資本，提高利用社會資本的能力以實現成功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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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社會經濟法
【 內容 提要】 經濟 法作為一個法部門，其 法律 特性迥異於“民商法”、“行政法”。按傳統的公法與私法標準劃分其歸屬，存在着爭議和矛盾。經濟法在法域歸屬、法本位、調節機制、規制範圍、基本原則、法律規範之性質、調整模式、法律關係、法律責任、程序法等10個方面更多地體現了 社會 法特性。如果將法部門按“私法—社會法—公法”三元結構劃分，經濟法宜納入社會法法域，作為社會法的一個部門法。
【關 鍵 詞】經濟法
當經濟法作為一個法部門，導入 中國 法學界時，經濟法便陷入了“征戰不休”的境地——先是與“民法”、“商法”，爾後又是與“行政法”，現在似乎又陷入了與“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等“社會法”的混戰中。筆者認為：經濟法在法域歸屬、法本位、調節機制、規制範圍、基本原則、法律規範之性質、調整模式、法律關係、法律責任、程序法等10個方面都迥異於“民商法”、“行政法”，而與“勞動法”、“環境法”等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因此，姑且命之為“社會經濟法”。
一、社會法：經濟法的法域歸屬
沿用大陸法系的 分析 方法 ，一國的法律體系應先分“法域”，在“法域”之下，再分“法部門”。 目前 ，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是：按法律性質，將法律分為“公法”、“私法”法域。但是，這種“二元”法律結構，不足以劃分實存法，也不足以反映社會結構。這是因為：
第一，以典型的西方文明史來看，自18世紀下半葉開始，公司、企業 作為法律上的“人”，始獲承認，形成波瀾壯闊的“法人運動”，導致勞工運動、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展開，幾個世紀以來的社會 發展 呈現出“反抗—壓制—妥協—合作”的軌跡。如何能以反映簡單商品經濟的“市民社會— 政治 國家”的“二元”社會結構論來涵蓋“法人運動”以後的社會發展軌跡呢？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隨着歐美國家經濟政策的日益“民主化”，出現了許多在戰前所未曾有過的非政府組織（社團），導致各國政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唯一代表的“合法性”受到質疑。這種非政府組織在經濟領域中所發揮的調控與干預作用，是其他社會組織，甚至是政府所不可比擬的。因此，按傳統的“市民社會—政治國家”社會結構論，又如何能解讀這種社會變遷呢？
第三，20世紀60年代以後，東亞國家和拉美國家迅速崛起，這些國家和其所在地區處於急劇“ 現代 化”的環境裏，一些傳統的組織具有了“現代性”，而一些導入的“現代組織”又楔入了“傳統”的內容。如新加坡的“家庭”組織，演變成具有“社團互濟”特點之組織。按“市民社會—政治國家”的二元社會結構論，顯然難以解釋。
第四，“冷戰”結束後，當西方自由主義者還沉浸在 歷史 “終結”的喜悦中，整個世界卻出現了“超越‘左’與‘右’的趨勢。這種“第三條道路”在美國克林頓、英國布萊爾、德國施羅德等新一代政治家主導之下，迅速風靡西方世界。傳統的“市民社會—政治國家” 理論 對此又是捉襟見肘。
第五，正在崛起的中國，加入WTO 已成定局。在中國完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時，那種以民族國家為基本預設前提的“市民社會—政治國家”理論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現實挑戰。因此，面臨上述諸多 問題 ，傳統的“市民社會—政治國家”理論無法應對，顯得力不從心。基於此，筆者提出一種三元社會結構論，力圖解釋上述社會現實。（注：參見鄭少華：《社會法的勃興與中國社會法之使命》，《政法高教 研究 》1997年第 3期。）這種三元社會結構論是用“市民社會—團體社會—政治國家”來描述的：（1 ）人不僅僅是自利的“經濟人”，即“市民”，而且，不僅僅參與政治生活，成為“公民”，更重要的是：在現代社會，人為了滿足其需求，實現其尊嚴，參與團體，締結團體契約，成為“社會人”，即團體之一成員。（2 ）所謂的團體社會，源自人們的二次“社會契約”。筆者認為：人們由於對第一次社會契約的不滿， 自然 產生了種種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因此，產生二次“社會契約”的締結——將原先讓渡給政府（國家）的一部分權力，讓渡給社團，將原先保留在個人（“市民”）手中的一部分權利，讓渡給社團。這種讓渡是一種動態的平衡。因此，筆者謂之為團體社會產生的“動態的社會契約”基礎。
（四）經濟法促進社會合作
在漫漫的人類 歷史 長河中，人類之間的相互傾軋佔據大部分時間。基於這種慘痛的人類記憶，人類試圖開出一條 社會 合作的新路來：勞動者與資本者之間的合作，消費者與廠商之間的合作，社會弱勢羣體與社會強勢團體之間的合作等，以達“雙贏”之局面。團體社會 理論 存在的現實意義之一，就是要將社會合作的人類理想變成現實。 自然 ，社會法的奮鬥目標之一，也是為了實現人類的這種理想。
經濟 法，在經濟領域內架起了社會合作的橋樑：(1)通過消費者團體，促進消費者之間、消費者與廠商之間的合作；(2)通過將“公司”視為“社團”，促進股東與其他公司關係人之間的合作；(3)通過合作社，促進合作社成員之間的合作；(4)通過公眾參與，促進經濟政策的“民主化”，實現社會經濟合作。如此，以增強社會資本。
以“市民社會— 政治 國家”的二元社會結構論來描述社會現實結構，奠定了 法律 按“私法—公法”劃分的法律二元結構。這種法律的二元結構，亦不足以解釋隨着18世紀下半葉開始的社會變遷所呈現出的法制史與法學史上的若干 問題 。而以“市民社會—團體社會—政治國家”的三元社會結構為基礎的“私法—社會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結構論，則有助於解釋法律之變遷與法學史上的若干新現象：
其一，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使各種社會矛盾趨向激化，戰爭、經濟危機等災難頻繁來臨，舊的利益結構急劇變動，新的利益結構正在形成，新舊利益的衝突不可避免；與此同時，資本主義法律制度與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民主和法治理想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由 工業 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和公害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關注以往與國家不相干的勞動、福利、教育 、經濟等方面的問題，並運用政治的和法律的手段予以調節。於是，勞工法、社會保障法、環境保護法、公共 交通 法、經濟法等社會立法不斷制定出來，“法律的社會化”成為 時代 的潮流。（注：參見張文顯：《20世紀西 方法 哲學 思潮 研究 》，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頁。）對於這種“法律的社會化”，若按“私法—公法”二元法律結構來解釋：將上述社會立法歸入“私法”，則與“私法自治”原則相矛盾，也有違私法的“自由”、“平等”之理念；若歸入“公法”則為公權力無限介入“私域”創造了理論上的“合法性”，進而導致社會自由、個人權力保障等 現代 化社會的基本準則喪失貽盡，其極端便是納粹主義的抬頭。所以，應按“私法—社會法—公法”三元法律結構來解釋“法律的社會化”現象——將上述社會立法納入“社會法”，既可保障“私法自治”層面的個人權利，又可阻卻國家對“私域”的干涉，利用團體社會（有社會學者稱之為“社會中介層”）來實現人的尊嚴和社會之安全。
其二， 在“法律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of law)同時，又出現了“法律社會化”(legal socialization ）現象。後者不同於前者。後者是指人在法律方面的社會化，是人的整個社會化的一個方面。（注：參見張文顯：《20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第114頁。）這種人的整個社會化，以筆者的理解來看，是針對古典社會理論而言的。但是現實生活中，古典式的“民事交往模式”是不存在的，它必然涉及到極為複雜的社會關係——不僅僅有“交易成本”的存在，而且有“社會成本”的存在。於是，現代社會理論提出了不同於古典社會理論的概念——即人的社會化、法律社會化問題。馬斯洛提出人有五大需求。筆者認為滿足人的“安全、尊嚴、幸福”之需求，從法學理論層面上説，應依靠“法律社會化”來解決——即我們的法律不能僅僅將人看作“原子化”的“市民”（私法），也不能僅僅將人看作“原子化”的“公民”（公法），更重要的是要還原人的本性，把人看作須臾不可離開“團體”的“社會人”（社會法）。這就是“私法—社會法—公法”法律三元結構論對實現“法律社會化”的一個貢獻。
既然我們確定了“私法—社會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結構論，那麼我們再來看看，經濟法是否屬於“社會法”法域：其一，經濟領域在古典社會 科學 看來，向來屬於“私域”，但正是“法律的社會化”現象出現，使一些調整經濟的法律之性質不同於古典的“民商法”，而成為“經濟法”。其二，現代經濟法產生的背景，是由於存在信息不充足、自然壟斷、壟斷、外部效應等“市場失靈”情況，市民社會發生危機，而政治國家的一味介入又導致“尋租”等“政府失靈”現象，因此需要團體社會的出場，以挽救“市場失靈”，克服“政府失靈”，促進社會的和諧 發展 。而經濟法顯然是團體社會的重要規則。其三，經濟法與在“法律的社會化”背景下出現的環境法、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等具有更大相似，而迥異於“私法”的民商法、“公法”的“行政法”。其四，經濟法是將“民商法”下的“市民”還原為“消費者”、“中小投資者”；將抽象的“商人”還原為“中小 企業 ”、“大企業”，即按它們不同的社會角色，設置不同的權利與義務。其五，經濟法所追求的目標是整體社會利益。綜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經濟法是社會法法域下的一個法部門。
中國的經濟思想有着自身的淵源和久遠的歷史，也曾世界經濟思想體系中有一席之地；而中國的經濟學卻是近代以來受舶來經濟學影響的產物。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發展演變歷史中的一條重要線索，就是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曾經貫穿着中國傳統的古舊經濟思想與西方引進的新鮮經濟思想之間的較量和鬥爭。其總的趨勢，大致表現為傳統經濟思想在舶來經濟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統治地位。而舶來經濟思想的內容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是伴隨着其在中國傳播的不斷展開，由表及裏、由淺入深，即從最初的一般經濟常識逐步深入到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領域。較量和鬥爭的結果是以舶來經濟思想戰勝傳統經濟思想告終。
傳統經濟思想的失勢，也並不意味着消失，它以成百上千年的歷史積澱為其底藴，仍會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顯示其傳統力量，但無論如何，經過舶來經濟思想的衝擊，國人在思考和討論經濟問題尤其是經濟理論問題時，已經從思維方式、邏輯體系、理論原則、研究方法和名詞術語上，逐漸完成了由其傳統古舊形式向新型科學形式的轉變。從這個意義上説，舶來經濟思想的傳播，實際上是為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中國經濟學的創立，解除了束縛，掃清了障礙。近代舶來經濟思想的引進，起始於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政府在外國列強的炮艦威逼下，被迫放棄閉關鎖國政策，打開國門對外開放。
最初，人們通過旅歐中國人和來華傳教士的獵奇式觀感介紹或新聞性零星報道，接觸到一些膚淺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常識。到19世紀80年代左右，開始有中國留學生運用所學習的西方經濟理論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也有在華外籍人士為了辦西學開課的需要，由人代筆翻譯引進了一些西方經濟學著作等等。但這一時期延續到19世紀末，仍基本上停留在支離瑣碎地應用西方經濟理論，或用傳統經濟概念和術語來生搬硬套地解釋和轉述理論的階段。直到20世紀初，以嚴復翻譯亞當。斯密的名著《國富論》於1902年正式出版為標誌，經濟學經典理論的引進才突破以往侷限於一般經濟知識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種經濟學科的系統理論，以翻譯或本國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紹到國內的局面。
1903年還出版了系統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史的書籍，一本是梁啟超編寫的《生計學學説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國人C.蘭德著、陳昌緒譯的《計學平議》。這兩本書介紹了英國正宗學派和德國曆史學派。其出版反映了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在中國的流傳已經引起了人們瞭解其學説源流的需要。“五四”後，西方留學回國的經濟學學家增多，逐漸支配了高等學校經濟科學的講壇，西方尤其是英美經濟學原著的譯本佔了絕對優勢。同時，大致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還間斷夾雜着關於馬克思經濟學説的點滴介紹，並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由少到多。西方經濟學的傳播並佔據主導地位，其作用之一是以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式的科學研究方法，摧毀了舊的封建意識；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的介紹和傳播，經過近20年的曲折積累，同樣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到後來，中國政治經濟學領域內的理論鬥爭也就變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經濟學之間的鬥爭了。 西方原著譯本的出現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飽受西方文化薰染的留學生回國後，痛感國家的落後，認識到經濟理論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是“立國之大本”，因此他們任教高校、組織社團，廣泛宣傳西方經濟學説，馬寅初1923年就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經濟學界第一個經濟學術團體――中國經濟學社。當時的學者也認識到，中國的國情與西方經濟理論探討的社會基礎不同，提出創立中國經濟學説的設想，但當時情況下，經濟發展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這成了鴉片戰爭後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經濟思想史中一個貫徹始終的主題和中國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人們的目光因此更多地轉向了應用經濟學，包括馬寅初在內的經濟學家都認為“學經濟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某國的經濟情況，為該國家制定適當的財經政策，從而提高該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他認為理論問題是次要的”。
這一切使得基本的經濟學原理、經濟思想研究在中國發展緩慢。 當代經濟學在中國的流傳涉及到各個時期的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19世紀以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20世紀以德國曆史學派和美國製度學派為主流。美國製度學派在中國曾風行一時，與當時許多學生在美國留學時其佔指導地位的經濟學學派以及是德國曆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有關，對中國人來説接受起來有一定的繼承性。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留學美國時，導師就是著名經濟學家、制度學派的代表E.R.A.賽李格曼。美國製度學派是19世紀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為主，並因此得名。它不同意傳統資產階級經濟學所使用的演繹法，不同意19世紀70年代後資產經濟經濟學家越來越重視的數量分析方法，他們採取的是歷史潮流歸納方法和歷史分析方法，強調每一個民族或每種制度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進行活動或發展起來的。這一特點也是德國曆史學派所具有的。在20世紀初的中國，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同時飽受國家制度干預經濟活動傳統薰陶的中國人十分想發展民族經濟，擺脱這種落後狀態。他們認為中國的幼稚企業先要在政府的保護下發展起來，發展到中國的國民經濟能夠獨立自主，自由貿易政策才有利於中國經濟，採取保護關税政策等發展中國工商業成為相當長時間的提倡。孫中山在考察了西方經濟後，認為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適合於中國，強烈主張國營經濟和國家干預。這種重視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的主張，對於加強集權統治有利，因而也被當政的國民黨利用和發展。這種既繼承了封建老傳統又繼續了孫中山信傳統的局面，加之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使中國人在眾多西方經濟學派中更多地接受和借鑑德國曆史學派和美國製度學派成為可能。但這些學派在1940年代後就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説所取代。 從1840年算起的100年間，中國在經濟思想領域經歷了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中國帶有濃厚封建意識的傳統經濟思想的統治地位，被舶來的資本主義經濟思想所否定，然後舶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為了維護自己已經奪取的統治地位，又對同樣舶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行抵制和攻擊，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卻成了後來中國經濟學的指導依據。沒有舶來經濟學就沒有中國的經濟學，有很多學者認為，在整個20世紀的上半期，中國都沒有自己的經濟學，當時的論著思想幾乎都是舶來品。 二、中國二十世紀早期的西方經濟理論傳導者 自1890年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經濟學開始逐步擺脱此前那種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模式，而專注於單純的經濟理論研究。這種狀況在上個世紀的下半頁又出現了轉變。1940年代以前，正統經濟學研究的前沿集中在英國的劍橋大學，這裏有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以及經濟理論研究中少有的女性學者瓊。羅賓遜夫人。雖然在20世紀前半期中國戰亂不斷，但這些正統經濟學理論還是很順利的傳入到中國，這中間，早年留學歐美的學者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那些留學歸國者當中不乏理論造詣很深的人，如時任蔣介石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不要説經濟理論沒有發揮可能的政策作用，即使在國內正常傳播也沒有可能。 結束近半個世紀的戰亂之後，中國也確定了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選擇，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思想。先前留學歐美的學者的工作也開始轉向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來批判他們學習過的經濟學理論，直到1980年代。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裏，當代經濟學傳入中國之後並沒有得到健康的發展，即使是學院派式的研究也並不深入。但這些學者的作用對中國來説是不能忽視的，因為他們是最早直接與當代經典理論接觸的人。正是他們的存在，使得1980年代後中國重新學習當代經濟理論有了順暢的過度。 在1940年代之後的中國經濟學者當中，系統介紹並根據西方經濟理論著述立説的學者當屬馬寅初先生。他1882年出生，先後就讀於美國著名的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15年即從美國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他先後從事教育，也做過政府官員，以不同方式向政府提過政策建議。他的著作很多，如早期的《中國國外匯兑》、《中華銀行論》，可能是20世紀中國最早的介紹貨幣和銀行的著作。後期的著作有《通貨新論》、《財政學與中國財政――理論與現實》以及對後來的中國影響很大的《新人口論》。由於教育背景和所處環境的原因，馬寅初是中國近代學者中少有的曾在國民政府時期發揮作用的經濟學家。 早年留學歐美學習經濟學理論的學者當中，已故的北京大學陳岱孫教授是學院派的典型代表。陳先生1900年出生，1926年即獲得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專業方向是經濟學財政金融理論，畢業回國後致力於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如果對經濟學者的作用有劃分，陳岱孫完全是一個傳道者。他從事教育研究工作的時間，正是西方經濟理論大發展的年代，各類學派接連出現並發展完善，與他同期的經濟學者都在理論上有許多重大的創造和發現，很多也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沒有如目前西方的經濟學家那樣系統的經濟理論專著，其著作大多是報刊上的文章和一些史學類著作，如1981年代出版的著作《從古典經濟學到馬克思――若干主要學説發展論略》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説和古典經濟學派的歷史聯繫，著作內容有着明顯的階級鬥爭色彩，突出馬克思批判繼承古典經濟學説的成果、創立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過程。批判性地介紹西方經濟理論、同時特別強調這些理論的庸俗性是這一代經濟學家及其第一代學生最明顯的特徵 早年身置劍橋大學學習權威經濟理論的宋則行與陳岱孫基本上是同樣的命運。
他1917年出生，1945年到劍橋學習西方經濟理論，師從瓊。羅賓遜夫人，1948年回國，是我國少有的與當時的西方經濟學大師直接學習的人。回國後的時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已經在中國佔據了統治地位，他的工作也是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批判他學到的西方經濟理論。如代表性著作《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問題》，再者也是經濟史學方面的著作，如《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以及《世界經濟史等》。他針對國民經濟發展提供的理論建議也多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如1970年代提出的綜合平衡，保持總供給和總需求相適應等。 另外一個代表人物是曾任廈門大學校長的王亞南先生。他出生於1901年，曾留學日本，德國，1930年代同人合譯D.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税原理》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等古典經濟學名著。當時還參與馬克思《資本論》全書三卷的翻譯工作。1940年代初期，他倡議建立“中國經濟學”，很多人認為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提出這種倡議。但他承認，在理論上，經濟學在各國只有一個，不過在應用上，經濟學對於任何國家卻都不一樣。 這些早年就受到西方正統教育的學者在學院裏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西方治學的傳統和方法，但除了小範圍內的學科影響力之外，社會影響遠遠不及整個20世紀經濟學科在西方國家的影響力。
雖然他們在治學過程中仍然秉承着自己所學流派的風格和理論，但這些研究大多隻是在書齋裏自説自話，國內和國外的交流都微乎其微。對他們的第一代學生來説，當時的社會北京下學習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理論多是為了批判（中國對西方經濟學的稱謂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去掉了“庸俗”這個前綴）。他們的著作大多以國內和世界的經濟史為主，這一方面典型的例子還有早年留學英倫的胡寄窗教授，他一生著作頗豐但基本上全部是經濟史學著作，如《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以及《當代西方基本經濟理論》等。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還有如陶大庸等，冀朝鼎，巫寶三等學者。 這些老一代的學者，對現代中國來説，最大的貢獻仍然是作為傳道者，將西方比較新的理論引進到中國，同時在研究方法上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內應用。這些學者所在的院校也大多采用他們自己組織學生翻譯而不是公開發行的“庸俗”經濟學的課本。
這使得那些擁有這些老學者的學校在1980年代之後成為經濟學教育中的佼佼者，不僅在1980年前後成為中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重鎮，而且在當時最早在中國設立了偏重於管理的學科和學院。不過，這些學者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影響力並不大，甚至知名度也很小，這與那些沒有他們同樣經歷的學者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雖然他們曾經都是連續幾任的全國人大代表。 在早年留學海外的經濟學家中，與陳岱孫等學者研究方向有所不同的是現在華中科技大學的林少宮教授。他1922年12月出生於廣東，1944年畢業於重慶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經濟系，1947年赴美留學，1952年在伊利諾伊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到俄亥俄州立大學任講師，講授統計學、經濟學原理和美國經濟史。
在伊利諾伊大學讀書期間，結識了諾獎得主莫迪利亞尼(F. Modigliani)和經濟學大師赫維茨(L. Hurwicz)。莫迪利亞尼還在他一本書的前言中，提到他們這些經歷。他1954年回國，從事的研究和教育領域是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即使在現在，計量經濟學在中國也可稱得上是空白（國內出版的計量經濟學翻譯教材就是這位80高齡的老教授翻譯的）。他應該是國內經濟學和數學結合教學的鼻祖了，1963完成的《基礎概率與數理統計》是中國這一學科領域的開山之作，1961年的《信息論講義》因出版社聲稱沒有審稿能力而未能及時出版。其到目前為止的二十多部著作都是跟經濟學有關的。 1980年代初，他就在研究和教學中強調數學與經濟學的結合。
在目前全球做有影響力的華人經濟學家中，有石壽永、田國強、艾春榮等出自現在的華中科技大學，與其他經濟學者的數學背景不同，他們都是經濟學或經濟管理專業，1980年代前期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放眼國內，即使考慮上年輕一代學人，可能只有林少堂可以在學術上與西方計量經濟學對話。不過，與陳岱孫等學者一樣，他是一個經濟學的傳道者。 三、中國本土的馬克思主義學者 與他們同時代的很多經濟學家，實際上並沒有受正規的經濟學教育，有的甚至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但他們在後來中國經濟學界，特別是經濟理論界的影響和地位卻大大高於前者。 1908年出生的孫冶方，在1930年代的上海蔘加工人運動。他的理論來自於他對馬克思理論的學習和中國實際調查的結合。他在目前中國經濟學界近乎至高無上的地位，可能緣於他是最早建議中國考慮經濟體制改革的學者之一。也由於他曾經擔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原因，他的學生和追隨者進一步提高了他在中國學界乃至政界的影響力。因為改革開放後，社科院經濟所及其培養的學生很多進入了政府機構，或通過不同途徑對中央政策發揮了很大作用。其研究應該是比較典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式。代表性著作有《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及續集。與陳岱孫等學者不同，雖然都沒有目前西方學者那種專門的經濟理論研究，但本土學者的著作大多是關於中國問題的，而且是關於中國不同時期問題的，中間有經濟問題，也有經濟之外問題的論著。
1904年出生的薛暮橋與孫冶方的治學和研究路線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有政府工作經歷，也都曾作為中國社科院等學術機構的領導。不同的是，他有着更多的中國國內革命時期的根據地經驗。薛暮橋很早就有著作問世，如1937年的《中國農村經濟常識》（後改名為《舊中國的農村經濟》和《農村經濟的基本常識》）。1941年和1942年，完成了《政治經濟學》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他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領袖人物，主要原因在於1979年出版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論文集），這本著作被看作是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國經濟學界“主流派”的經濟思想。
1979年寫成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中國學界的評價是，總結了過去30年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論述了社會主義道路必須遵循的經濟規律，探索了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 稍晚一點的于光遠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後在陝甘寧邊區進行經濟研究，又在延安大學財經系任教（國內不少年長一些的學者都曾在這裏學習過，如馬洪）。他同樣有着政府的工作背景和官方研究機構的領導經歷。與孫冶方和薛暮橋兩位學者相同，他在中國過去五十年的經濟理論研究和經濟建設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通過在不同時期解釋馬克思主義來尋找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經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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