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知識經濟發展戰略
[摘 要]知識 經濟 的到來，給中國的經濟 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同時也帶來了機遇。怎樣把握知識經濟所帶來的機遇和迎接新經濟的挑戰，是中國 社會 和經濟生活領域急待解決的一大課題。本文認為只有在深入分析知識經濟的成因和中國知識經濟發展的現狀後，才有可能對發展知識經濟的戰略作出合理的選擇。
[關鍵詞]知識經濟； 發展戰略 ；人才；教育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數字化、網絡化的信息產業在全球範圍內的迅速發展，引發整個社會形態和經濟形態的急劇變化，使人類社會正邁進知識經濟的時代。當今世界，比任何時期都更加依賴於知識的生產、擴散和 應用。知識作為 人力 資源 和技術中的重要成分，其作用日益明顯。一個區別於 農業 經濟、工業 經濟的新形態即一個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正在興起。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的突破性進展。
1、發達國家知識經濟的形成原因及其啟示
知識經濟是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後，經過繼續發展特別是在現代IT技術迅速發展的推動下，所逐步形成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究其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二戰以後，因科學技術的日新有異，發達國家生存和發展所需的物質資源積累的效率迅猛提高，致使以提高人的素質為目標的教育產業、科學技術產業、信息產業、娛樂業、金融保險業等知識密集型產業成為新的經濟領域；消費者對消費品的需求轉向追求質量、個性、功能，迫使產品的知識和技術含量日益提高。
其次，工業化時代以大型、高速、大規模生產和高耗能為特徵的技術發展模式已經趨向極限，進入平台期。對人類社會經濟的貢獻呈現邊際效益遞減現象，經濟增長放慢迫使實現現代工業化以後的發達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大規模的長期的產業結構調整，以追求經濟的新增長領域，致使技術創新轉向以高新技術產業化為代表的新興技術體系和產業體系的研發。將傳統技術和產業逐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通過向發展國家輸出資本和技術，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以此獲取比其國內生產價格低的多的傳統消費品，讓其國民享受。然後將其生產要素集中投入到知識和高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集中於高新技術的產業化。致使其國內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的服務業成為其經濟的主導部門。並將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的製成品和技術知識服務型產品出口到那些渴望得到而又無法自身研發的國家中，以此獲取高額回報，成為其經濟的新增長點。
再次，科學技術及其產業化的過程加快，使得技術的經濟壽命週期不斷的縮短。為更好獲取長期利益，迫使從新技術產業的經濟 組織必須將其收入的相當高的比例用於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其結果是：生產和消售產品對新技術知識和高素質人力資源的依賴性日益增強。使得商品的價值構成中技術知識 成本 構成不斷擴大。使建立在知識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成為必然。促使知識生產、研發及教育與培等產業迅速增長。綜上所述可知，知識經濟是發達國家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並快速產業化，導致其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基礎設施與基礎產業達到十分完備的程度以後出現的一種新的高級的經濟形態。知識經濟的形成與發展表明了知識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的變化 歷史 。在工業經濟時代，知識於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其促進技術進步諸如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設備效率的提高來促進經濟的進步。到了知識經濟年代，知識於經濟進步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在經濟增長中起主導作用。
通過以上對知識經濟發展過程的研究，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示：
其一是：知識經濟的發展和完美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其二是：知識經濟社會形態的形成是建立在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基礎設施及產業達到相當完備的程度的基礎上的一種高級經濟社會形態。當前世界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有些發達國家工業化已完成，率先步入知識經濟形態，如美國。但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其工業化尚未完成，工業經濟發展尚未達到知識經濟形態所應有的水平，要發展知識經濟並促其成長需要付出更加艱辛的努力。
其三是：知識經濟發展在同一國家也存在不平衡。以我國為例，我國東部沿海較快特別是廣東、江蘇、上海等省市，因其改革開放較早，經濟發展得快，其工業化過程較快，已具備發展知識經濟的一定條件。而中西部則較為落後。因此我們應面對現實，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有條件的地區和部門應採取積極的對策儘快促進知識經濟形態的產生和發展；對沒條件或尚不具備條件的地區與部門應加快工業化進程，為知識經濟形態早日形成創造更多、更好的條件。
2、我國知識經濟發展的現狀
儘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世界矚目的成績，但和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諸多差距。我國正處於二元經濟嚴重的狀態，目前面臨的任務仍然是工業化。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在GDP中只佔10%左右。總體而言，知識經濟形態尚需相當長的時間。從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來看，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有資料表明發達國家科技進步對經濟的貢獻已取代資本和勞動而上升為首位達到60%～80%，而我國僅有30%。由於人才短缺，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發達國家1/7，現代化實現程度僅為70.6%。知識經濟是資源節約型經濟即把資源消耗降低到最低限度。但多年來我國一直存在高消耗低產出的狀況。據 統計 ，1990年我國噸煤消耗實現的GNP（美元）與日、法、德、英、美的比是1：9：7.9：6.9：5.1：3.0。我國12種主要原 材料 的GNP消耗強度比發達國家普遍高出5倍到10倍，比同是發展中國家的印度也要高出2倍至3倍。我國的勞動生產率與美、日、法、英的比為1：36.5：40.8：45.9：45.2：31，差距之大令人吃驚。
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一是人才奇缺，我國總 人口 約13億，人力資源總量7.1億左右佔世界人力資源總數的30%，號稱人力資源大國，但人才資源卻異常匱乏。2000年我國人才資源總量僅為6360萬人，同時人才的結構和分佈極不合理。我國人才多數集中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以及國有企業；85%高級專業人才集中在東部地區。我國的國力排名1999年為32位、2000年降到第44位，科技競爭力1998年為13位，1999年為28位，2000年為28位。我國的國際競爭力總體排名1999年第29位，2000年為31位。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國離知識經濟形態尚需相當長的時期。科技部門研究結果表明：如果把美國現有發展水平作為一發展標準，以1來衡量的話、我國僅為0.26，而美國現在也僅僅處於知識經濟的萌芽狀態。
3、我國發展知識經濟的戰略選擇
綜前分析，我國欲發展經濟，與發達國家縮小差距。既不可能在實現工業化之前就直接全面進入知識經濟，也不可能到完成工業化過程之後，才開始發展知識經濟。我們應正視國情和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知識化加快的實際。在注重知識經濟結果的同時也應關注其過程。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針對目前我國的現狀應從全社會範圍內作如下戰略選擇：
3.1 增強危機意識。樹立科學的人才觀念，實現人才開發戰略
人是最寶貴的財富，是第一資源，世界 銀行 2000年底 發表的題為《增長的質量》研究報告中，把物質資源、自然資源和人才資源視為經濟增長、科技進步以及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同時世界銀行專家對192個國家的資源存量做過統計目前全世界這三大資源的構成約為16：20：64。也就是説人才資源是最大的財富。知識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人才經濟。人才是各國社會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稀缺資源。
誰能搶佔世界人才高地，誰便能走在世界 發展的前頭。面對這場世界性的人才競爭，2000年11月召開的中央 經濟 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制訂和實施人才戰略，並首次把人才戰略納入國民經濟和 社會 發展 計劃。江澤民曾説“科技和經濟的發展，人才是最關鍵、最根本的因素”面對我國人才奇缺狀態。我們必須堅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 指導 ，從戰略和全局高度上認識人才的重要性，增強危機意識；加快科技研發、黨政、企業經營 管理 和各類專業技術人才等的培養，加快人才 市場 體系建設，優化人才資源配置，推動人才合理流動。為此我們應該做到：其一樹立科學的人才理念堅持“人才至上”“唯才是舉”“人才就是競爭力”“人才就是財富”“用人看本質看主流”“選人用人失誤是過錯，埋沒和耽誤人才也是錯誤”和“注重實績、競爭擇優”等先進的人才觀，打破傳統落後的人才觀。
其二各級領導幹部應以身作則將先進的人才理念落實到實際工作，不能流於形式，喊口號而走過場。應有“認才慧眼愛才的感情，用人的氣魄，聚才的方法。知人善用，廣納羣賢。”千萬不可因怕既得利益受損而搞言語一套、行動一套，一面高喊“人才至上”“唯才是舉”而行動上卻裙帶關係，任親唯舉，甚至搞派性。這樣不僅無法調動下屬的工作主動性和創造性，相反會使下屬員工更加不滿。嚴重抑制人才尤其是高級人才創新能力的發揮和挖掘，使本以困難的經濟生活更加困難。最終嚴重製約我國經濟的發展。其三是：加強 人力 資源 規劃，明確人力資源開發的人才需求類型，並根據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不斷調整使人才資源規劃與社會經濟發展保持動態平衡。
3.2 加快科技開發戰略，加大科技研發的技術力度，努力提高我國的科技實力。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當今世界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深刻的變化。我國經濟發展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一個主要方面就是科技的差距，科技創新能力弱，人才嚴重不足，勞動力科學文化素質低，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因此我國政府在部署科技開發戰略時，應結合當今科技發展趨勢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首先要做好科技研發戰略的研究和規劃。結合“十五”計劃 組織各行業的專家參與決策論證，實行決策科學化、民主 化，制定出科學可行的發展計劃和規劃。在注重全面規劃的同時，要瞄準對經濟增長有戰崐意義的關鍵技術（如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實行重點扶持政策；
其二、加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結合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加大對科技的投入；加強生物、化學等基礎自然科學的研究投入，提高我國自主開發能力；對於關係國家命運的航空崐航天、生物基因工程等高精尖技術應加強產學研政的結合，成立專門攻關小組，重點扶持，爭取趕超世界一流水平；其三、推進科技交流與合作，分期、分批、定期、不定期與國內外科技界建立長期的科技合作關係，取長補短促進我國科技開發水平的提高；其四、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着重解決科技與經濟建設相脱節的體制深層次問題，同時建立完善科研成果的 轉讓制度。這樣做既能激發科研機構及科研人員自身的活力，提高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的創新能力，加快其成果的轉化和推廣，也能保證科研成果的轉讓有相對集中、穩定的場所，保證科研成果合理、有序轉讓。
3.3 加大 教育 投入、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 投資 效率。
知識經濟對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在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目標的主體核心是培養和造就更多、更好的富有創新意識和知識型的人才。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教育方面尚存在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諸如教育體系不健全、教育投資在各個不同層次上的這安排不合適，以及教育投資的效率不高。具體表現為輟學率相應較高，特別是在 農村 和落後地區，教育和生產力之間的 聯繫不大，以及不同層次教育的安排不合理等。因此，面對知識經濟我們應：
首先，認真貫徹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方針和十五大 報告提出的“科技興國”，以“三個代表”為指導思想加大教育的投入，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的投資效率。應認真普及初等教育、擴張 中等教育 、對 高等教育 不宜過度發展。這是提高全 民族 素質的基本要求，也是教育優先順序安排的一種客觀要求。從全民族素質提高方面看，知識經濟時代要求無論生產者、管理者還是監督者都需要具備基本的知識，掌握一定的技術和技能。這是成為在知識經濟中社會合格勞動者的必要條件之一。從教育優先順序安排方面看“如果教育的優先順序安排不當，則確定一整體目標就毫無意義”
（2）高等教育固然對我國的人才培養起決定作用，但必須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不宜過度擴張。在我國，教育作為一種 公共 產品，主要是國家投資，導致我國教育私人 成本 小於社會成本，教育私人收益大於社會收益、造成對教育需求無限擴張，這種教育數量擴張，如果不與教育質量的提高以及教育優先順序安排結合起來，必然造成投資效率下降，如智力外流和知識失業就是這一表現。這非但對國民產出毫無意義甚至可能會成為 政治 不穩定的因素。
其次，改革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努力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當前在我國，教學內容與實際相脱節，理論教學過多而 實踐性環節太少的現象還大量存在，似乎教育的過程就是追求升學和追求文憑的過程。與此相伴隨的教育模式則是灌輸式、崐鴨式教育，學生被動接受書中的知識，死記硬背，似乎成績好一切就好。教育與生產力之間的聯繫被人為割斷，使教育的功能更多的集中在信息甄別的層面，從而加崐了教育深化和知識失業。因此我們必須加速現有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的改革，組織相關學者和專家深入調研，力求深入淺出、突出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編寫出符合 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經濟全球化、信息化要求的理論教程和案例教程。嘗試新的教學模式如案例研討式、情景模擬式，賦以更多的機會去改進和提高教學效果，同時努力培養學生的創新的精神、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再次、擴大教育 融資渠道，增加教育投入。我國教育經費投入水平長期以來都比較低。根據聯合國科教組織公佈的 統計 資料，20世紀90年代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世界平均為5%以上，發達國家6%以上，發展中國家為4%左右，而我國卻在3%以下，人均教育經費是美國、日本的1/150，印度的2/3。教育投入嚴重不足，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之一。提高教育質量的確需要大量的資金，而我國的財力又極其有限，常常“心有餘而力不足”，為此國家應有正確的政策導向：一方面將有限的財力相應集中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以及私人受益較少，國家受益較大，而對國民經濟又具有關鍵性影響的專業或學校的高等教育上；另一方面對上述以外的教育更多的採取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在規範其教育、教學的制度的基礎上收取一定的學費，同時大力吸收企業、民間、國外投資基金等崐多種來源的資金，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此外，現代教育還應將培養專家和培養複合型人才結合起來，我們需要專家也需要能夠快速適應變化的知識面寬的複合型人才，還應將發展普通教育和繼續教育結合起來，實施終身繼續教育，以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技術日新月異之需。
3.4 加強傳統產業的知識化改造，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服務業，實現產業結構的知識化轉變。
隨着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將會有進一步的轉變。傳統產業的比重將進一步縮小，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行業的作用日漸增強。政府應加大在高新技術產業如信息業的投資，積極創造良好條件，支持鼓勵民族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對那些知識含量高的服務業如技術開發研究業、法律、金融 、通信 、物流等，政府應採取積極態度，提供相應寬鬆的 環境 ，促進其 發展。與此同時應充分發揮知識技術在改造傳統產業方面的作用，積極利用高新技術產業的成果，加強傳統產業的改造，促進產業知識化轉變，提高其 投資 回報率。
3.5 構建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 社會 化服務體系。
首先各級政府要切實重視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在大力推進高新技術企業內部機構轉換、結構調整、管理 創新等一系列措施的同時，確實搞好各項配套改革。當前最為迫切的就是要儘快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加快與科技及科技相關的立法 工作。為促進知識技術在全國範圍內更快地生產、傳播 和使用提供強有力的 法律 援助服務。其次應強化 金融創新 ，在為高新技術企業提供投資理財、市場 開拓等服務的同時，應根據高新技術企業的需求變化開發新的金融品種，切實有效地通過市場渠道向企業傳遞金融創新信息；最後，建立和完善高新技術企業中介服務機構，由行業、協會牽頭以市場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中介，規範中介機構運作，為高新技術企業提供信息諮詢、貸款擔保、技術支持，人才培訓等服務。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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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選擇
[摘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全面、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支撐。當前，我國區域協調發展過程中還存在着諸多問題，深入探討制約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各種因素以及提出相應的對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從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出發，分析我國區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並提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對策。
[關鍵詞]區域經濟；區域協調發展；戰略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問題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國理論界提出的解決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新概念。關於區域協調發展的內涵，專家和學者們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觀點，而且隨着時代的發展和區域發展新問題的凸現，這一內涵也在不斷髮生變化。如早期的研究注重區域協調、縮小地區經濟差距。新的歷史時期，區域協調發展一方面要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更重要的是強調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注重區域發展的生態效益，把近期利益和長遠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區域協調發展主要包括三個層次：首先是區域中人地關係的協調，即人與自然環境關係的協調；其次是區域中人的協調，涉及同代人之間與代際之間的關係；再次是區域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協調。區域協調發展的實質是利益的追求和分配，即效率和公平的平衡。[1]筆者比較認可上述觀點，因為它比較全面地闡述了新的歷史時期區域協調發展的新內涵。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減緩區域經濟差異擴大、發揮國民經濟的整體優勢和增強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根本所在。
一、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
東部沿海地區持續快速發展依賴於我國實行非均衡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為了促進經濟基礎較好的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當時，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指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市場的力量和政府的有意扶持，使大量的資源和要素向東部沿海聚集，並優先發展高技術產業、出口導向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經濟實力不斷增強。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經濟圈等經濟區域經濟總量大幅擴張，而且新的區域合作態勢正在逐步形成。但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亦存在一些病灶，主要是在經濟總量快速擴張的同時，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相對不足，資源和環境難負其重，雙重約束已顯端倪。
中國西部地區包括四川、重慶、雲南、貴州、西藏、新疆、青海、陝西、寧夏、甘肅10省市區，①佔地49.1萬平方公里，為全國的51.15%；人口2.72億，為全國的22.7%；人均佔地為全國平均數的2.46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矚目。然而，西部地區受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的侷限，構成了影響其經濟加速發展的諸多不利因素，導致西部地區嚴重落後。1999年黨中央國務院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標誌着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開始進入具體實施階段。隨後，中央政府加大了對西部地區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力度。2007年6月國務院批准成立重慶、成都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為全國統籌城鄉發展積累寶貴經驗。在這一形勢下，西部12省區經濟發展較快①，社會事業明顯改善。主要表現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出現加速勢頭；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生態建設邁出較大步伐。但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還存在不少問題和薄弱環節，主要有：產業結構層次低，自我發展能力弱；貧困面仍然較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夠協調；科技、資金方面制約仍十分突出等。
東北老工業基地是新中國工業的搖籃，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期，東北老工業基地為建設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推動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作出了歷史性重大貢獻。但同時東北老工業基地也是中國傳統產業較為集中的地區，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大區域堡壘，不僅有產業和區域的衰退問題，而且有體制和機制問題。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為東北老工業基地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統計資料表明，2007年東北地區國內生產總值之和比2002年實現了翻番。東北地區完成國內生產總值23325億元，比2002年增長101.3%，佔全國GDP的9.458%；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2007年東北地區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3403.9億元，比2002年增長284.5%，佔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9.7%。①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和金融投資環境明顯改善，經濟社會繼續保持着平穩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但同時也存在着產業結構調整有待進一步完善；節能減排形勢仍然嚴峻；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等問題。
我國中部地區包括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6省，其區位優勢明顯，在全國經濟格局中承東啟西、接南連北。近年來，在東部提速、西部加速、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情況下，中部發展問題日益凸現。中部地區相對於全國總體水平或平均水平，在經濟總量、發展水平、發展速度、“三化”（即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進程等方面存在着明顯差距。怎樣實現從“中部塌陷”走向“中部崛起”成為關注的熱點。2004年3月，温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問題。2006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正式出台。
2007年12月國務院批准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羣作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上半年，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山西6省經濟均實現較快發展。河南第三產業增長13.5%，創出歷史最高水平；湖南、安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增長17.2%和16.1%，均創出10年來最高水平；山西、江西進出口增長分別達到83.8%和62.7%，增幅居全國前3名；河南、湖南、湖北規模以上工業分別實現利潤726億元、227億元、202億元，增速分別為71.6%、87.9%、94.9%。②同時，中部地區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經濟體制僵化；對外開放力度不夠；自主創新能力較弱等。
二、我國區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區域發展差距過大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1、從總體上看，地區間存在較大的收入差距。2006年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佔東部地區的比例分別為66.2%、65.0%和65.7%，農民人均純收入佔東部地區的比例分別為63.3%、49.9%和72.2%，比前兩年均有所下降。省際間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存在，2006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與收入最低的新疆年收入之比為2.3∶1，相差10655元，絕對差距比上年提高1190元；而東北的黑龍江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達到上海市的一半。③僅以東部與西部地區相比，1978年的東部人均GDP是西部的1.8倍，2000年是2.4倍，2006年是2.5倍，最高的上海與最低的貴州相差十倍。在社會發展指標上，東北與中西部同東部相比，更顯得落後。
2、經濟活動空間分佈與人口空間分佈不均衡。從發達國家經驗看，經濟總量聚集的地方，也應當是人口相對集中的地方，最終形成經濟總量與人口大體協調。而我國情況卻與之相反，經濟總量大的地區沒能吸納相當數量的人口，而廣大中西部地區由於缺少資金、人才，經濟發展相對較慢，增加就業和收入的機會也相對較少，經濟總量比重比較低，而人口比重卻大大高於其經濟所佔的比重。東部比較發達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區集中了全國地區生產總值的36%，而人口卻只佔全國人口的15%；西部地區生產總值佔全國地區生產總值的17.1%，人口卻佔全國人口的28%，這就導致區域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斷擴大。
3、地區人均公共服務的差距較大。我國區域發展的差距，不僅表現為各地區人均可支配財力的不平衡，而且表現為人均公共服務的差距。城鄉、地區和不同羣體之間公共服務資源分配差距較大。農村公共服務水平明顯落後於城市，流動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務大大低於户籍人口，西部地區公共服務水平落後於東部地區。
（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體制障礙重重
1、行政區與經濟區之間的矛盾。
由於我國是一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行政區與經濟區劃分不一致導致經濟有機體被行政轄區分割，使得地方保護主義行為不斷以公開和隱蔽的形式出現，不利於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資源的合理配置。加之地方政府行為目標的短視化，為“保護”自身利益而採取一種“理性行為”，即保護本地市場，使本地利益最大化，使得區域間的惡性競爭加劇。這種與市場經濟背道而馳的地方主義行為，對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構成了極大的阻礙。
2、缺乏區域協調發展的的機制和機構。
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主要包括市場機制、合作機制、互助機制和扶持機制。區域之間一致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基本前提。[3]各區域的區位條件、資源稟賦和現有發展條件的不同，各有各的比較優勢，因而發展多種形式的區域合作，有利於形成各區域間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良好局面。但由於我國存在着行政區劃的侷限以及各種地方保護主義勢力，各區域之間沒有形成統一的要素市場和商品市場；市場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競爭機制沒有能夠充分發揮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我國東部地區具有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的優勢還沒能夠很好地與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資源優勢緊密結合起來；同時，受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影響，國家對欠發達地區支持的力度不夠。並且，目前，我國還沒有一個行政區域協調機構，區域經濟的協調大多采用非制度性的組織形式，這種鬆散的形式無法滿足合作深入發展的要求，[4]既增加區域協調的成本，又無法實現綜合利益的提升和合理分配。
（三）從整體上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不夠理想
促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新要求，也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國應該從整體上把握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內涵，走集約型、可持續發展道路，以實現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從整體上把握各區域的實際情況，形成優勢互補、合理地節約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增強我國區域經濟整體可持續發展能力。但我國各區域還沒有形成全局發展和整體最優化的觀念，在一些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脆弱地區存在不合理開發的現象，造成土地沙化、生態退化，使國家和地區生態屏障遭到破壞。這種狀況繼續下去，勢必影響可持續發展。
三、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
（一）繼續實施區域協調發展的總體戰略
堅持實施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
1、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
西部地區要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通過國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區域合作，增強自我發展能力。重點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投資環境；繼續鞏固和發展退耕還林成果和天然林保護等生態工程；堅持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大力發展特色產業；加強和改善公共服務，優先發展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改善農村醫療衞生條件，推進人才開發和科技創新；加強與毗鄰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發展邊境貿易；落實和深化西部大開發政策，推動建立長期穩定的西部開發資金渠道。
2、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
東北地區要重點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改組、改造，在改革開放中實現振興；發展現代農業，強化糧食基地建設，推進農業規模化和產業化經營，提高商品率和附加值；建立資源開發補償機制和衰退產業援助機制，幫助資源枯竭地區實現經濟轉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市場體系建設，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與毗鄰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
3、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
中部地區要依託現有基礎，提升產業層次，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在發揮承東啟西和產業發展優勢中崛起；加強現代農業特別是糧食主產區建設，增強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生產能力；支持山西、河南、安徽加強大型煤炭基地建設；加快鋼鐵、化工、有色、建材等優勢產業的結構調整，形成精品原材料基地；支持發展礦山機械、汽車、輸變電設備等裝備製造業以及軟件、光電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技術產業；構建綜合交通運輸體系，重點建設幹線鐵路和公路、內河港口、區域性機場；加快推進重點城市羣的發展，積極探索新型城市化的發展道路，擴大對內對外開放，加快體制機制創新，完善市場體系。
4、積極支持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
東部地區要率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率先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發展方式轉變，在率先發展和改革中帶動和幫助中西部地區發展；加快形成一批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和知名品牌，提高產業素質和競爭力；優先發展先進製造業、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促進加工貿易升級，積極承接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轉移，提高外向型經濟水平，增強國際競爭力；提高資源特別是土地、能源利用效率，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繼續發揮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的作用，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支持海峽兩岸和其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的經濟發展。
（二）創新機制，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目前，我國新的區域發展格局正在形成，但是要實現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創新機制，形成統籌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
1、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市場。
只有建設國內統一市場，促進各種要素流動和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各地區才能從全國性、區域性市場獲得更大的規模效益。其中關鍵是理順資源價格體系，提高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程度。區域之間一致的市場體系是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前提。要廢止妨礙公平競爭、設置行政壁壘、排斥外地產品和服務的各種分割市場的規定，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通過制定或修訂促進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保障各類經濟主體獲得公平的市場準入機會；依法規範政府行為，界定政府在市場準入和市場運營方面的權限和行為；推進現代流通進程，積極發展電子商務、連鎖經營、物流配送等現代流通方式，促進商品和各種要素在全國範圍自由流動和充分競爭。
2、積極發展跨區域經濟交流與合作。
要打破部門、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結構優化、效益優先”的原則聯合起來，推動城市間、地區間的交流與協作。[5]當前急需編制跨越行政區劃界限的區域發展規劃，加強行政區劃調整研究。我國現行行政區劃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越來越明顯，通過行政區劃制度的變遷對資源和利益進行重新分配，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新思路。
3、建立對口幫扶的長效機制，促進西部等欠發達區域經濟社會健康快速發展。
當前以及今後一段時期，東部沿海率先發展起來的地區要顧全和服從國家新時期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總體佈局，體現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團結互助和先富幫後富的精神。同時，在繼續堅持國家多年來一直實施的東西部之間的“對口支援”工作的基礎上，探索建立長期合作、資源共享、互惠雙贏的新機制。
4、中央政府應在繼續發展經濟相對發達區域的同時，注重採取措施加快欠發達區域的發展。
[6]要不斷規範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增加欠發達地區公共服務的供給，真正使老、少、邊、困地區的人民逐漸擺脱貧困，走向富裕之路。主要包括：加大對欠發達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等重大項目的投入；為欠發達區域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改善對外交流的條件，引導跨區域的合理投資；增加對欠發達區域的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科研方面的投入；鼓勵欠發達地區加快城鎮化建設，給予欠發達區域財政支持等。
（三）建立健全制度體系，加快區域協調發展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必須建立相應的制度，制定差別化的區域政策，使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在制度和機制保障下得以實施。充分運用經濟和行政干預等多重手段，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1、儘快制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法律法規，使區域協調發展在制度層面上得到保障。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一項長期的、戰略性的、全局性的偉大工程，法律法規是落實區域規劃和區域政策的有力保障。當前對重點區域開發法和規劃法的研究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明確規定區域協調發展的目標、任務、權利、責任等，從而有效地依法促進和規範區域協調發展。
2、建立規範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充分發揮公共財政效能。
目前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對不發達或欠發達地區轉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比例偏小、結構不合理、操作不規範等問題，因此迫切需要建立規範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更好地普照不發達和欠發達區域。[7]總的來説，對欠發達地區要加大資金、項目的扶持力度。財政專項資金要從過去偏重於投放發達地區轉為重點扶持欠發達地區，主要扶持欠發達地區的教育、科技、衞生、醫療、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等方面。同時，要進一步完善財政資金劃撥的運作程序，加強監督，增加透明度，提高使用效率。
3、建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制度，促進公共資源優化配置。
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在解決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距過大的問題時，政府應該首選並實行全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使各地區所有人都能夠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在基礎設施、義務教育、醫療衞生、社會保障等方面享受到數量和質量都大體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在發展中實現區域公平。特別強調的是，這裏的區域公平着眼點不是縮小地區間經濟總量的差距搞平均主義，而是縮小地區間人民享有公共服務和生活水平的差距。[8]重點要大力發展西部等落後地區的社會事業，增強落後地區長期的發展能力。
4、建立可持續發展的主體功能區開發制度，增強整體發展能力。
主體功能區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產物，主體功能區劃的提出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新突破。根據區域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不同，主體功能區定位也應有所差異：優化開發區域要着力提高產業的技術水平，化解資源環境瓶頸制約，提升參與全球競爭的層次；重點開發區域要完善基礎設施，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提升區域輻射功能；限制開發區域要實行保護優先、適度開發的方針，加強生態環境整治，適度發展特色經濟，引導超載人口有序向外轉移；禁止開發區域要依據法律法規和相關規定實行強制性保護，嚴禁不符合功能定位的開發建設活動。關鍵要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從財政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環境保護政策、績效評價和政績考核等方面來體現因地制宜、分類管理的原則，從而促進主體功能區的形成，實現區域的可持續和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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