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深圳。同樣是從國營單位離職的王石，已經靠倒賣玉米，科教儀器發了大財。1988年，王石把自己的“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更名為“萬科”，正式洗白。同年12月，萬科發行中國大陸第一份《招股通函》，發行股票2800萬股，集資2800萬元，正式涉足房地產行業。此時的王石不會想到在深圳灣畔一個雜草叢生的地方，另一位中年創業者才剛剛搭起兩間簡易房舍。
歷史有着驚人的戲劇性，與萬科第一批上市不同，後面這家公司後來也成長為千億規模，但至今未上市。而另一個截然不同是，跟萬科吃定國內市場不同，這家企業是典型的“出口轉內銷”。他們從開始就沒享受到什麼特別的“政策紅利”。這名後起創業者叫做任正非，而這個公司叫做華為。
1988年，王石37歲，已成為上市公司董事長。而只十幾公里之外的簡易房裏，剛籌集了兩萬一千元的任正非正準備創業，這一年他已經44歲了。
英雄莫問出處。話雖這樣説，但遲暮真是英雄的天敵。44歲，任正非不但老了，而且被開除，被離婚，從部隊轉業幹部到國企高管，最後到一擼到底，幾乎成了孤家寡人。歷史總是要通過這樣決絕的悲情成就一段佳話，後來無數的傳記這樣記載那段故事，“1987年，任正非因為工作失誤離開南油公司，被逼着走上了創業的道路。”
1987年，也是一個草莽英雄起家的年代。1987年，宗慶後靠借來的14萬元承包連年虧損的杭州上海校辦企業經銷部，並開始蹬三輪賣冰棍。1945年出生的宗慶後，這一年剛好42歲。
1987年，兩個日後引領中國經濟轉折點的人一個剛從清華畢業，趕赴MIT攻讀碩士學位。一個即將從杭州師範畢業。他們恰好都出生在1964年，這一年，他們都恰好是23歲。
去MIT的張朝陽遇見了尼葛洛龐帝，他們是最早投資中國互聯網的人。杭州師範畢業的馬雲創辦了海博翻譯社，開始了曲折的試錯過程。
1987年，44歲的任正非被迫辭職，離開了轉業後分配到的南油公司。是下面這段文字激發我研究1987年的深圳，1988年的中國和這兩年的任正非。“一個44歲老男人，經營中被騙了200萬，被國企南油集團除名。曾求留任遭拒絕，還揹負還清200萬債。妻子又離婚，他一個人帶着老爹老孃弟弟妹妹在深圳住棚屋，借錢創立了華為公司。已過了衝鋒勢頭，沒有資本、沒有人脈、沒有資源、沒有技術、沒有市場經驗，看誰都比他強的一個人，逆襲成功。用27年把華為帶到通訊行業世界第一位置。如果是你也有類似，今天你在哪裏呢。”
翻閲目前市面上的任正非傳，基本上這段話的前半部分是有根據的。但後半部分有刻意曲解的成分。任正非當時是有一點點資本的，跟幾個朋友一起創業也並非孤家寡人，他從南油退出時已經官至副總經理。而且他處在管制最為寬鬆的深圳，當時他跟王石一樣，靠倒賣產品差價獲得第一桶金。而且他們都趕上深圳最適合創業的年代，1988年，那不過是中國的“五月花號”把全中國最不安分的人都帶到了這個國境線最南端的小漁港的時候。
為了説明一個人的傳奇其實並不必附會他的苦難過去，並非苦難越多越能襯托一個人的成功意義。44歲的任正非，並不比70多的褚時健缺乏勵志性，那些觸底反彈的故事只要讓人們明白觸底不一定會跟着反彈就夠了，而不用一直強調底有多深多長。
任何人，如果災難足夠長，困難足夠多，命運足夠慘一定是可以被打倒的，所謂活下來的人，三分之一靠努力，三分之一靠人品，三分之一靠運氣，概莫能外，缺一不可。後代人寫歷史，不應老盯着人的意志和主觀能動性，這會教壞年輕人，因為大部分走投無路的成功説到底不過是靠了運氣之手在背後推了一把而已。
一個和諧的社會，要靠製造歷史並活躍在當下的上一代來鼓勵，比如林肯最好的鼓舞對象是1800年代的年輕人，而任正非，王石，宗慶後，馬雲，鼓舞的是這一代的年輕人。他們的故事曲折離奇且經過了足夠的時間考驗，遠比你看到現在任何互聯網+的一夜暴富的傳奇有參考價值的多。
若成功太容易，它的深刻性和參考性就可能不足。同樣是成功者，陳天橋和史玉柱可能恰好只是在對的時間抓住了對的行業。“恰好”是統計學裏的概率問題，不可能人人學會。
倒是任正非這種不屈服和不放棄能成為年輕人的精神動力。所謂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每一個有追求但身陷囹圄的年輕人，在最無助的時候想想任正非，你應該還沒有他那麼慘吧，至少你還有青春，還有寬鬆的社會環境，還有再來一次的可能。
相信歷史總不缺乏再一次的巧合，只是到那個時候，能不能問自己一句，在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份，當時的你在哪裏？跟誰風雲際會？
比爾·蓋茨上四年級的時候，有一天，自然課老師佈置作業，讓每個同學寫一篇長四五頁的關於人體知識的小論文。
第二次上課，大家紛紛把作業交上去，老師一篇篇翻看着，一會兒點點頭，一會兒又搖搖頭。突然，老師露出了驚訝的表情。“比爾·蓋茨，這份作業是你自己寫的嗎？”老師舉起一沓厚厚的紙，看起來好像五六份作業放在一起，“這可有30頁啦！”，“是啊。”比爾·蓋茨認真地回答，“我覺得這篇論文需要用30頁才能説清楚，就都寫下來了。既然做了，我就要做到。”
梅蘭芳是一位有愛國氣節的藝術家。1931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了九一八 事變，侵佔了東北，然後又向華北進犯，威脅北平和天津。梅蘭芳痛恨敵人，為了不當亡國奴，他舉家遷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編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兩齣戲。《抗金兵》講的是 南宋女英雄梁紅玉抵抗金軍的故事，《生死恨》是講在敵人的統治下，人民 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這兩出表現愛國思想的新戲一上演，就受到觀眾喜 愛。有一次，梅蘭芳連演三場 《生死恨》，觀眾踴躍買票，把票房門窗的玻 璃都擠碎了。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軍在發動七七事變後，又進攻上海，不久就佔領 了這座大城市。日本人知道梅蘭芳是聞名世界的大藝術家，託人要求他在電台播音，為他們的侵略服務。梅蘭芳巧妙地説：“我馬上要到香港和內地巡迴演出了，不能做這件事。”
不久，他到了香港，演出結束後，就留在了香港。為了擺脱敵人的糾纏，他決定不再露面，不再登台演出，就在家裏練唱崑曲。1941 年底，日軍攻佔了香港。他們知道梅蘭芳正在香港，就到處找他。梅蘭芳心想：“躲是沒地方躲了，可我絕不為日本人唱戲！”
這一天，清晨洗臉時，梅蘭芳第一次打破慣例，沒有刮鬍子。兒子見了很奇怪。
“爸爸，您不是每天都刮鬍子嗎？今天怎麼不颳了？”
“我留了鬍子，日本鬼子還能強迫我去演戲嗎？”梅蘭芳説。一天上午， 日軍司令酒井派把梅蘭芳接去。一見面，他就假熱情地説：“我過去看過您的戲，您還認識我嗎？怎麼，您留起小鬍子了？像您這 樣一位舉世聞名的大藝術家，怎麼能剛步入中年就退出舞台呢？”
梅蘭芳坦然地説：“我已經快五十歲了。一個演旦角的，扮相和嗓子都不行了，已經失去了上台的資格。”
後來，梅蘭芳又回到上海，靠畫畫賣錢養活家人和與他一起演出過的朋 友。上海日偽政權多次請他出演，都被他拒絕了。他説：“一個人活到一百歲也總是要死的，餓死就餓死，沒什麼大不了的！”
一次，日軍慶祝 “大東亞聖戰”一週年，派人讓梅蘭芳出演，還説如果 不演，就要軍法從事。梅蘭芳事先得到消息，一連打了三次傷寒預防針。平時，他只要一打預防針就發燒，這次果然又高燒不止。日軍軍醫來檢查，一 看梅蘭芳燒得迷迷糊糊，只好走了。
1945年8月15日，傳來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梅蘭芳高興地流下了眼淚， 笑着對夫人説：“天亮了，這羣日本強盜可真完蛋了！”
這天，幾位朋友興高采烈地來到梅家道喜。只見梅蘭芳身穿新衣，精神煥發，手裏的一把紙扇遮住了半個臉。
“梅先生，您一定剃了鬍子，對吧？”
梅蘭芳笑着把扇子一撤，露出了颳了鬍子的面孔，説：“抗戰勝利了，我就要重返舞台了！”
不久，梅蘭芳就在上海演出了，觀眾場場爆滿。他們説：“我們就是要看看八年不給日本鬼子唱戲，如今颳了鬍子的梅蘭芳！”
心裏裝着觀眾梅蘭芳是表演大師，但他從不對觀眾擺架子，對同行也謙虛禮讓，始終保持着高尚的戲德。
過去，演員唱一場戲給一份錢，有病可以請假，遇到天氣不好還可以“回 戲” （即臨時宣佈停演）。可梅蘭芳儘量克服困難，處處替觀眾着想。他説：“觀眾事先不知道回戲，頂風冒雪從老遠趕來聽戲，讓人家白跑一趟，太不應該了。”
有一次，他嗓子啞了，可第二天要演一出唱工極重的戲。這可怎麼辦呢？ 那天，他很早就來到舞台，每隔半小時就噴一次藥，嗓子卻一點不見好轉。 大家很着急，有人提出回戲，可梅蘭芳知道劇場裏已坐滿了觀眾，怎能讓他們掃興而歸呢？他沒有同意，強打着精神化粧，大家都很替他擔心。
在觀眾熱烈的掌聲中，梅蘭芳上場了，他和剛才判若兩人，精神煥發，唱唸精彩。不過，內行人卻聽出他的嗓子變窄了。戲演完後，有人趕往後台，關心地問：“梅先生，您今天的嗓音怎麼變窄了？”
“您還不知道吧？前兩個鐘頭，我的嗓子還是啞的呢！”
“那您怎麼還上台？這是怎麼唱出來的呢？”
“不上，怎麼對得起觀眾？我這是在沒辦法的情況下臨時用的一個急救方法，這戲是用半個嗓子唱的！”
“半個嗓子，這怎麼唱？”
“這是全憑一股虛勁把嗓子提起來唱的，勁頭如稍用過一點兒，馬上又 會啞不成聲。這是假嗓，怕低不怕高，怕寬不怕窄。過去我也從來沒用過，今天完全是臨時逼出來的。”
在場的人都感歎不已，不僅為他豐富的舞台經驗所傾倒，更為他一心為觀眾着想的精神所感動。
司馬光是北宋的大臣、歷史學家。他小的時候聰明伶俐，誰見了誰都誇他。聽了好多誇獎，司馬光慢慢有了虛榮心。
這年秋天，院裏的核桃熟了，司馬光在樹下撿了幾個掉地的核桃。砸開後，剝出核桃仁，可上面還有一層薄薄的嫩皮。不去掉，核桃仁吃起來是澀的。司馬光用手摳了半天，也沒摳下來。
丫鬟進屋送開水，對司馬光説：“把核桃放碗裏，用開水一泡，一搓，皮就掉了。”這招果然靈，姐姐見了，就問是誰教的？司馬光神氣地説：“我，自己想出來的。”
父親司馬池在裏屋讀書，孩子的話從頭到尾都聽到了，他已經覺察到司馬光最近有點驕傲，今天竟然還説起謊來。父親出屋，問司馬光：“這辦法是你想出來的嗎？”
在父親嚴厲的目光下，司馬光把真實情況説了出來。父親對他説：“一個人聰明是好事，但更要老實，不能説謊。説謊的人是最傻的，既害別人，又害自己。一個人不誠實，別人就不會相信你……”
司馬光低着頭，認了錯：“父親，我一定改。”司馬光記住了父親的教誨，剛20歲便考中進士，當了諫官，忠於職守，清正廉潔。
1954年出生的王健林，是著名萬達集團的董事長，同時也是創始人。王健林出生於四川農村，在一個革命軍隊中長大，由於當初看準了經濟建設新戰場，於是借錢、將老城改造掘第一桶金。與足球聯姻創經典玩法，實現企業知名度提升；與跨國零售巨頭結盟，商業地產切入跨國公司價值鏈。獨闢蹊徑，王健林拒絕模仿。
王健林具有很強的開拓精神和創新精神，在現代企業經營管理和房地產開發建設方面有着獨到的建樹。在他的帶領下，萬達集團經過十六年的發展，形成以住宅房地產、商業房地產為兩大支柱產業的大型企業集團。翻開萬達的創業史很容易發現，這是一個總能“快人半拍”的企業：在大連率先從事舊城改造，在東北率先進行股份制改造，在全國率先參與足球也率先退出足球，在地產界率先開創了“訂單商業地產”模式，率先嚐試“房地產信託基金……總是快半拍最終讓這個曾瀕臨破產的區辦小企業成長為今天資產超百億的地產巨頭。
率先嚐試舊城改造
1988年，是萬達的創業元年。這一年，王健林從大連市西崗區政府辦公室主任的位置上，請纓“主政”西崗區住宅開發公司，一個欠債149萬元、瀕臨破產的企業。
此前半年，王健林剛剛從部隊轉業落户大連，那個時候的他對房地產行業還非常陌生，然而，這個“門外漢”卻很快選擇了一個同行前輩不敢或者不屑於的項目：舊城改造。“拆遷回遷問題雜、成本高，沒人願意幹，我們是大連的第一個”，實際上，萬達也沒有別的辦法，那個時候開發項目要“配額”，萬達拿不到，而舊城改造能得到政府的支持，“想開多少給多少”。
在當時大連市政府南面，有一個“棚屋區”，很不雅觀，領導對前來跑“配額”的王健林説：就這裏，你想開發多少都行！然而，回家一算成本，每平方米的造價正好是當時大連的最高房價1200元，難怪沒人願意幹！
“那我們就多賣幾百塊錢唄！”初涉商海的王健林還是決定一搏，結果大獲成功。“棚屋區”被改造成大連今天著名的“北京街”，“800多套房子，一個月就賣完了，一下子掙了一千多萬！”
“其實也很簡單，我們就是做了幾點創新，一是推出130多平米的大户型，二是在北方率先設計了明窗大廳，三是採用了鋁合金窗。”多年以後，王健林輕描淡寫回顧當年的成功。
東北股改示範企業
嚐到甜頭的“開發公司”開始將改造當成自己的“主業”，當其他同行回過神來的時候，王健林已經成了改造大連舊城區的“專業户”。
“確實掙了不少，錢嘩嘩的來！”今天的王健林説起那個時候，依然興奮。然而，那時的他卻苦惱隨着利潤而來，原有的舊體制根本無法讓企業展開手腳。
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為了辭退兩個“霸道”的司機，王健林最終要跑到市領導面前以辭職“相挾”，才能辦到。而王健林心裏最不能忘的，是那次員工集體“公費旅遊”事件。
“員工跟着我連續埋頭幹了兩年多，第三個五一節，大家提議平時加班加點卻不能加工資，能不能出去集體旅遊一下，我想那也是應該的啊！”於是，包了幾輛大巴，到一個景點，大家開開心心過了個週末。然而，他們還沒有回來的時候，舉報已經到了市紀委。節後上班第一天，王得到消息，給他的處分是“警告”或者“通報批評”。最終，在區紀委求情下，免去處分，但“每名員工必須把公費200元補回來”。
這件事情對王健林打擊很大，迫使他開始關注企業制度問題。1991年，當國家體改委和大連市體改委準備在大連選擇三家企業作為東北首批股份制試點企業的時候，許多人都不願意幹，王健林卻積極申請了，併成功爭取到了名額，從而在企業制度改造上，在整個東北先行了一步。幾年後，原有的國有股份徹底退出萬達，王健林開始持有萬達股份，真正成為了一名商人。
進退足球都是第一
萬達發家於地產，但揚名於足球，直到今天，許多人還認為萬達是一家“體育公司”。進入足球，萬達搶了全國之先。“1994年，大連市體委主任找到我，説國家想搞足球聯賽，我也算個著名的球迷了，所以就幹了！”中國第一家職業足球俱樂部——萬達足球俱樂部因此成立。
很快，足球聯賽在國內風風火火熱鬧起來，萬達成了最大贏家——六年奪下四個冠軍，創下連續55場不敗紀錄，大連萬達也開始聞名天下，品牌知名度位居全國第五。
數年之後，王健林又創造了一項新的紀錄：第一個退出足球！“六年我們總投入了3個多億，收回1億多，淨投入兩個多億，”但是王健林認為，讓自己退出足壇的絕不是錢，“一年幾千萬，我花得起，但是把名聲搞臭了，我就賠不起了！”
在國內足壇因為黑幕、黑哨、假球、賭球等而“搞臭”的前夜，2000年，大連萬達徹底遠離了這個是非之地。“現在看來，我們走的恰是時候！”
2014年，王健林重返足球。1月21日，當選第十屆中國足球協會顧問。近期，王健林將向馬競俱樂部注資至少5000萬歐元，獲得該俱樂部20%的股權，王健林將享有經營管理方面的決策權。
首創訂單地產模式
退出了足壇，王健林將萬達的精力全部集中到了地產上，很快，一種新的商業地產模式在他手裏出現了：先找沃爾瑪等商家籤租賃合同，然後再蓋商場，以降低商業風險。王健林自己起了個名字，叫做“訂單商業地產”。
“第一次上門跟人家説，一口就被拒絕了，慢慢談，一次一次上門談，整整花了一年。”王健林為了説服沃爾瑪，他上門跑了幾十趟，對方才同意“試一試”。
於是，王健林便將自己的完美構想讓沃爾瑪實實在在體驗了一把：選定了地段優先告訴沃爾瑪，然後根據沃爾瑪的需要協商設計方案，以最快的速度如期交付使用。“實際上，沃爾瑪也很希望能有這種模式，只是以前地產商們都沒這麼去幹。”萬達在一年之內讓沃爾瑪在全國6個城市試了六次，結果美國百勝、新加坡百勝等10多家全球連鎖企業也加入了“合約”，“訂單地產”模式正式形成。
更重要的是，這種穩定的營收，讓王健林得以開始另一步“先招”：將訂單商業項目打包，送到海外融資。“很快、馬上就會有了結果了！”，王健林説，現在是“靜默期”，具體內容不能説。
據透露，萬達已經將手下現有的多個商業地產項目打包成“房地產信託基金”形式，準備於近期在香港股市上市，在此之前，來自全球著名投行澳大利亞麥格里銀行的30億人民幣定向私募已經完成，之後公開的募資額度將高達10億美元，如獲成功，這將成為國內民企上市融資的最高額度。
回顧王健林的創業史，“快人半拍”其實就是他敢做敢想、敢打敢拼的風格在商海中的成功上演，正是靠着十幾年持續的“快人半拍”，王健林的地產帝國像滾雪球一樣日益壯大，並且滾向更廣闊的世界舞台。
企業家的特質：第一是創造力，敢於創新敢於冒險；第二是堅持精神，沒有一個成功是上來就成或者沒有失敗一路順風下來的，這樣的人也許在大千世界當中可能有那麼一個兩個，但那絕對是意外；第三是要有情商，要有寬容和與人相處的能力，如果這三條你都具備，你一定會成功。
祖沖之
祖沖之在科學發明上是個多面手，他造過一種指南車，隨便車子怎樣轉彎，車上的銅人總是指着南方；他又造過“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試航過，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裏。他還利用水力轉動石磨，舂米碾穀子，叫做“水碓磨”。
祖沖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個管理朝廷建築的長官。祖沖之長在這樣的家庭裏，從小就讀了不少書，人家都稱讚他是個博學的青年。他特別愛好研究數學，也喜歡研究天文曆法，經常觀測太陽和星球運行的情況，並且做了詳細記錄。
宋孝武帝聽到他的名氣，派他到一個專門研究學術的官署“華林學省”工作。他對做官並沒有興趣，但是在那裏，可以更加專心研究數學、天文了。
我國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並且根據研究天文的結果來制定曆法。到了宋朝的時候，曆法已經有很大進步，但是祖沖之認為還不夠精確。他根據他長期觀察的結果，創制出一部新的歷法，叫做“大明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號）。這種曆法測定的每一回歸年（也就是兩年冬至點之間的時間）的天數，跟現代科學測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測定月亮環行一週的天數，跟現代科學測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見它的精確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沖之請求宋孝武帝頒佈新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議。那時候，有一個皇帝寵幸的大臣戴法興出來反對，認為祖沖之擅自改變古歷，是離經叛道的行為。祖沖之當場用他研究的數據回駁了戴法興。戴法興依仗皇帝寵幸他，蠻橫地説：“曆法是古人制定的，後代的人不應該改動。”祖沖之一點也不害怕。他嚴肅地説：“你如果有事實根據，就只管拿出來辯論。不要拿空話嚇唬人嘛。”宋孝武帝想幫助戴法興，找了一些懂得曆法的人跟祖沖之辯論，也一個個被祖沖之駁倒了。但是宋孝武帝還是不肯頒佈新曆。直到祖沖之死了十年之後，他創制的大明曆才得到推行。
儘管當時社會十分**不安，但是祖沖之還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學。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數學方面。他曾經對古代數學著作《九章算術》作了註釋，又編寫一本《綴術》。他的最傑出貢獻是求得相當精確的圓周率。經過長期的艱苦研究，他計算出圓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成為世界上最早把圓周率數值推算到七位數字以上的科學家。
祖沖之晚年的'時候，掌握宋朝禁衞軍的蕭道成滅了宋朝。
東漢時期，張劭和範式一起在京城讀書，倆人在學習上、生活中互相幫助，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學業結束，分別時，張劭傷心地説：“今日一別，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見面？”範式説：“別傷心。兩年後立秋的那天，我一定會去看望你。”
兩年後，約定的時間到了，張劭對母親説：“母親，範式快來了，我們趕快準備迎接客人吧。”母親説：“傻孩子，範式家離咱家一千多里路，人家當時為了安慰你才那麼説的，他怎麼會真來呢？”
可是剛過中午，範式就風塵僕僕地趕到了。母親感歎道：“天下真有這麼講信用的朋友啊！”範式進屋拜見了張劭的父母，張劭擺出家中的好酒好菜，熱情接待範式。
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中國地質學家，地質力學的創始人。在20年代，他首先發現了我國存在的第四紀冰川遺蹟，提出了地質力學的構造理論。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
李四光是湖北黃岡人，原名李仲揆。14歲那年，因他學業優秀，被保送去日本學習。在填寫出國護照時，他把年齡“十四”誤填入姓名欄裏。怎麼辦？李仲揆靈機一動，把“十”加幾筆成了“李”字。一看，名叫“李四”，又太俗氣了；又在後面加了一個“光”字。從此，他開始叫“李四光”。
李四光小的時候，家裏很窮，兄弟姐妹7人，爺爺又卧牀不起。父親是教書先生，收入微薄，媽媽一人種田，日子很艱難。李四光排行老二，年歲很小，但十分懂事。他平時看到媽媽一人幹活，心裏難過，就千方百計幫助媽媽幹活。天剛亮，他就起牀，把水缸裝得滿滿的；上山砍柴，總要挑得滿滿的才回家。
李四光從小愛動腦。他幫媽媽舂米，用腳踩踏板，人小踩不動，他動腦筋用繩子綁在石杵那一頭的踏板上，當腳往下踩時，同時用手使勁拉繩子，這樣石杵就動起來了。他和小朋友去荷塘採藕，小夥伴大多嘻嘻哈哈，打鬧取樂，半天只能採幾節斷藕帶回家。而李四光精明能幹，他先順葉踩到藕，再用腳小心地探出藕的方向，然後依着它生長的方向一點點把泥踩去，收穫一根根完整的鮮藕。
後來，李四光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官辦國小堂。考試發榜，李四光名列第一，在國小堂，他勤奮攻讀，刻苦鑽研，成為國小堂一位優等生。14歲那年，他被學校保送到日本深造。在日本上大學期間，他對地質學發生了興趣，立志探索地質構造的奧祕。
幾十年來，他在地質構造上悉心研究，提出了地質力學的構造理論，並用這個理論去尋找石油天然氣資源、礦產，預測地震，開發地熱，在中國地質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梅蘭芳
梅蘭芳在幾十年的藝術生涯中，取得了世所公認的成就，成為中國傳統戲曲藝術最卓越的代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他被邀請參加了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了中國文聯和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中國京劇院院長。
他經常參加國內外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從事藝術研究，還認真培養青年演員。他的學生，不但有京劇演員還有不少地方戲的演員。同時，他仍然經常演出。全國各地都向他發出邀請，希望他能到那裏演出。他理解人民的要求，在十年的時間裏，走了十九個省，讓觀眾實現了“看看梅蘭芳”的願望。
1959年，在新中國成立十週年的時候，梅蘭芳排演了他一生中最後一個新戲：《穆桂英掛帥》。那年，他已經是六十五歲的高齡了，可扮演出的穆桂英仍然是神采奕奕，為建國十週年增添了喜慶氣氛。
梅蘭芳在晚年患有心臟病，可他不顧這些，一心要為更多的人演戲。1961年夏天，六十七歲的梅蘭芳應邀到新疆參加鐵路落成典禮，並進行演出。
一想到此生能到大西北為人民演戲，他很激動，做好了各種準備。不料就在這時候，他的心臟病發作，住進了醫院。新疆去不成了，他十分着急。
8月4日，周恩來總理來醫院探視梅蘭芳，對他説：“梅先生，我正在北戴河開會，聽説你病了，特意趕來看你。”
梅蘭芳有些着急地説：“新疆有條鐵路剛剛落成，約我參加通車典禮，火車票都買好了，可我卻去不成了……”
“不要急，你現在的任務就是好好養病。等病好了，還愁沒有工作幹嗎？”周總理安慰説。
不幸，四天之後，梅蘭芳因病去世了。他為中國人民創造的藝術精品永遠是民族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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