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失敗標誌着清朝歷時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的失敗，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為烏有，打破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對民族復興的追求。割地賠款，主權淪喪，便利列強對出資本，掀起瓜分狂潮，標誌着列強侵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大大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中國的國際地位急劇下降。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中國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運動高漲，資產階級掀起了維新變法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中國人民自發反抗侵略的鬥爭高漲，如義和團運動。
説出來你會不信，那就是“開槍不瞄準”。
一位參加過甲午戰爭的日本軍官回憶説，在朝鮮戰場上，日本各師團一碰到中國軍隊就立即卧倒，一動不動。這時候，中國士兵就開始爭先恐後地放槍，一槍接着一槍，直到子彈打光。等到槍聲漸漸稀少，日本軍隊就開始衝鋒，結果可想而知。
這不是編出來的謠言，也不是手機裏“惡搞”的段子。1860年，一位英國軍官來華訪問。他看到淮軍士兵開槍的姿勢很奇特。朝前放槍，眼睛往後瞅。他推斷這可能是放慣了手銃、鳥銃的原因。
1920年直皖大戰，雙方動用兵力20萬人，消耗子彈幾千萬發。可幾個回合下來，雙方死了200多人。真正在戰場上被槍打死的也就幾十人。這種“惡搞”戰爭的作法，連外國人都看不下去了。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里遜以“極其惡毒”的口吻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建議中國政府恢復使用弓箭。一來弓箭比較便宜；二來可以對敵人造成真正的殺傷。
後來，蔣介石創辦黃埔軍校，親自編寫步兵操典。他以極其細緻的筆觸，異常詳細地講解了射擊時的動作要領。他特別強調了“開槍要瞄準”這一關鍵性的動作。從這一點來説，後來北伐軍所向無敵，“蔣校長”是居功至偉的。（資料來自《歷史的底稿》——晚近中國的另類觀察Ⅱ。此書的作者張鳴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歷史學家，他極其善於從細微之處觀察大歷史，他還着有《歷史的壞脾氣》）
這不是一段有趣的歷史，它更像是一段黑色幽默。它以一種近似荒誕的方式告訴了我們，中國現代化的進程走過了一條怎樣曲曲折折的道路。中國人買來了洋槍洋炮，卻沒有學到“開槍瞄準”的“步兵心法”。
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幾乎是同時起步的。在向列強學習的方面，中國人總是三心二意，半推半就，稀裏糊塗，得過且過；而我們東邊的鄰居卻是認認真真，一絲不苟，甚至是矯枉過正。他們推行西餐，推廣西裝，普及義務教育；禁止武士帶刀，禁止蓄髮；甚至鼓勵與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種”。從此，日本走上了一條“全盤西化”的道路。
此時，中國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方針。他的奏摺讓西太后大為讚許。
其實，即使是在當時，日本全盤西化的作法就引起中國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對。大學士徐桐就指斥日本“變國體，有違綱常；通婚姻，有違人倫”。可1895年甲午戰爭的結果卻讓所有的中國人大跌眼鏡。
從甲午戰爭結束至今，時間又過去了一百多年。在這一百年中，我們學會了“開槍瞄準”。但其他東西卻依然學得稀裏糊塗；
我們引入了足球聯賽的制度，但公平競爭的原則卻沒人理會。
我們引入了義務教育的提法，但義得是國家的義務，還是公民的義務依然沒有搞懂
我們引入了現代傳媒，但新聞可信的卻不多；
我們將“民主”寫進了憲法，但“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宗旨卻很少有人去實踐，一聽到不同的意見便喊打喊殺，亂扣帽了，亂揪辮子，甚至千方百計地去堵住別人的嘴巴。
可看看我們東邊的那個鄰居——那個曾經侵略過我們，至今依然虎視眈眈的“蕞爾小國”，筆者上面開列的所有東西，他們學得是何等地徹底。
當然，當然，當然，外國的先進經驗應該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可有的人結合得比較好（比如毛主席），其它絕大多數都差強人意。只要有人提出與國際接軌，必定有人強調“中國國情”，強調“民族尊嚴”，強調“文化差別”，結果越學越走樣。
“第五項修煉”的核心內容是打造一個便於溝通的內部結構，創立一個學習型組織。可我們是怎麼學習的呢？請專家來講課培訓基層幹部，每個人花了幾百元錢買學習資料。上了一個月課便立即結業。此後的三年，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切照舊。問一問那些接受培訓的幹部都學到了什麼？大多數人説沒聽懂。
機關事業單位是這樣，企業又怎麼樣呢？我看也不怎麼樣！否則的話，華為的老總任正非為什麼在引進IPD管理體系時一再強調：“5年之內不許進行任何改良，不允許適應中國國情，即便不合理也不許動。”我想他一定是被“中國國情”嚇怕了。
那麼在學習別人先進經驗的時候，一部分中國人心中的“中國的國情”是什麼呢？
一是好面子，不願意徹底地放下身段，承認自己技不如人，向別人虛心求教。這些人是因為歷史的包袱過於沉重。
二是得過且過，千方百計地為自己的懶散尋找藉口。
而上述兩種毛病在日本人的身上都沒有。日本人承認實力，而且只承認實力。你比我強，我就要學習。而且學得認真，學得徹底。徹底到全盤西化，認真到一絲不苟。學習你，趕上你，超過你。
大化改新，日本學習大唐。學好之後，豐臣秀吉便要侵略中國。
明治維新，日本學習西方。學好之後，日本立即挑戰英美列強。
在向先進國家學習的道路上，我們應該好好地向日本看齊。筆者絕非主張“全盤西化”，但是我們應該正視自己的缺點，努力地加以克服。
日本的民族特性完全源自武士道。而武士道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便是劍道。劍道的核心是“殘心”。
“殘心”的概念是每一次揮刀必須全力以付，以果決的勇氣和舍卻一切的信念發起攻擊。當一個動作完成之後，立即以同樣全力以付的心態投入下一次進攻。劍道教育讓日本民族面對每一件事情都全力以付，專心致志。
劍道要求劍士向對手鞠躬時，兩眼必須緊緊盯住對手，鞠躬必須到位，以表示自己的求戰是“真誠而強烈”的。劍道有句諺言：對手擊中你時，你要心存感激，因為是他幫你發現了自身的弱點。劍道的系統教育幫助日本民族面對每一次學習都是“真誠而強烈”的。
學習不僅僅是一個動作，更是一種心態。首先要勇於承認自己的不足；其次，要拋卻已有的成見，將自己的心態歸零；第三要徹底地，毫不走樣地學習；最後才是有所發揮，有所創新。
1894年，日本以朝鮮問題為藉口向清政府宣戰，這是一場日本蓄謀已久的戰爭。戰爭的結果導致了中日兩國命運的改變：勝利者邁入了近代列強的行列，但之後日本帝國的野心不斷膨脹，最終走上了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而失敗的一方不僅承受割地賠款之辱，且剛剛開啟的近代化進程亦被攔腰打斷。當時清政府號稱亞洲第一大艦隊的“北洋水師”，彈指間檣櫓灰飛煙滅。如今，中日兩國又站到了歷史新一輪的起跑線上。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挑釁，以及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不斷地發出戰爭言論，中國人腦海深處的歷史記憶被激活。119年後，再回首中日之間的那場戰爭，觸碰的是中國人百年來內心最深處的創傷，但痛楚、恥辱、憤怒、遺憾之外，還應有更多的思考……歷史不能假設，但可能會重演。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但卻也有驚人的相似性。
在誘因上，甲午戰爭和10年前的中法戰爭有類似的地方，就是戰爭的蓄意挑起方利用了清朝與有關國家（分別為朝鮮和越南）的“宗藩關係”問題。就甲午戰爭來説，是日本利用了清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此事也歷經了多年的過程。
早在前邊述及的19世紀70年代初日本來華議約、換約的時候，它就別有用心地向清政府探詢它對中朝關係所持態度。對日方的目的以及隱伏的禍患，當時李鴻章即有比較敏鋭的覺察，他説，“日本覬覦朝鮮歷有年所，朝鮮為我東土屏蔽”，“倭寇江浙尚是沿海肢體之患，倭侵高麗則為遼京根本之憂”{1}。的確，日本覬覦朝鮮決不是單單限於朝鮮，更在於將它作為跳板入侵中國。在實施步驟上則是環環緊扣，步步進逼。1875年秋，日本軍艦擅自進入朝鮮江華島附近測量海口，進行挑釁，最後竟攻毀朝鮮防軍炮台，並登陸滋擾，此即所謂“江華島事件”。鑑於傳統上中朝“宗藩關係”存在的事實，事後日方派員來與清朝交涉，旨在否定前不久訂立的《中日修好條規》中關於中朝關係的規定，杜絕清方對它染指朝鮮的干涉，甚至要中國“保全”它與朝鮮“交好”。總理衙門理所當然地予以抵制。李鴻章當時亦對此事密切關注，並且日本使者森有禮專門拜訪了李鴻章，想説動他從而影響總理衙門。其間的談話頗有可供揣摩的意藴。
森有禮算不上是日本最高決策層的人物，只是一個“外務少輔”，但他那一副無賴嘴臉和一番歪理謬詞，卻可淋漓盡致地表露出日方的意態。而李鴻章的“義正詞嚴”之中也掩不住不惜以妥協求息事寧人的傾向。早在這個時候，似乎已為十來年後大戰中雙方的基本情狀提供了預示性的信號——
李鴻章當然也以前訂《中日修好條規》中關於中朝關係的規定，為抵擋森有禮否認中朝“宗藩關係”的“法器”。但森有禮不買賬，竟説：“依我看和約沒甚用處。”李鴻章一聽着急了，趕忙説：“兩國和好全憑條約，如何説沒用？”森有禮不遮不攔，説：“和約不過為通商事可以照辦，至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以舊條約。”李鴻章直言反駁：“此是謬論，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森有禮並不服，説是“《萬國公法》亦可不用”。李鴻章不能不有些憤然了，他道：“叛約背公法將為萬國所不容！”又指着桌上的酒杯打比方説：“‘和’是和氣，‘約’是約束人的心，如這酒杯圍住這酒不教泛溢。”森有禮回答：“這個‘和氣’無孔不入，有縫即去，杯子如何攔得住？”李鴻章以“森大人年少氣盛發此謬論”責之，話題又直接落到《中日修好條規》中關於中朝關係的規定上。森有禮説，代表日方簽約的伊達宗城已經在野，“自來和約立約之人去了便靠不住”。李鴻章反駁：“約書奉有諭旨，蓋用國寶，兩國臣民子子孫孫當世守之。”森有禮又説需要變通，李鴻章答以“未及十年換約之期不能議及變通”。接着又辯論起朝鮮是否中國“屬國”，森有禮説不算，李鴻章堅持説算，是有別於中國本土的“外藩”。森有禮又説到朝鮮不肯與日本“和好”。李鴻章説，不是不肯與日本和好，“是他自知國小，所以謹守不敢應酬。其與各國皆然，不獨日本”。
當時日本署理駐華公使鄭永寧也在場，他幫腔説起“江華島事件”中朝方開炮擊傷日本艦船的事。李鴻章説，日方艦船本不該到朝鮮海域去，人家開炮事出有因。鄭永寧説這次森有禮來到中國有三宗失望的事：一是中方不能保全日本與朝鮮要好的意思；二是總理衙門不明白他要和好的心思；三是恐本國臣民知道中國的態度，定要與朝鮮打仗。李鴻章説，若真是要和好的話，總理衙門不會不明白，“凡事不可一味逞強，若要逞強，人能讓過，天不讓過。若天不怕地不怕，終不為天地所容”。可日方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説要與朝鮮議定三件事：一是讓它以後接待日本使臣；二是若有日本遭風船隻到朝鮮它得代為照料；三是日本商船到朝鮮海域測量海礁它不能計較。並説若朝鮮不予議定，日本“必不能無事，定要動兵了”！這顯然是赤裸裸的威脅。李鴻章則以“我們一洲自生疑心，豈不被歐羅巴笑話”勸解。森有禮説：“這也沒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國家止不住。”鄭永寧則説：“總要求總理衙門與李中堂設法令高麗（朝鮮）接待日本使臣。”李鴻章説朝鮮因“江華島事件”正在氣頭上，旁人説也無益，勸日本暫且緩議此事。説着説着，森有禮突然冒出了一句“試思日本就得了高麗有何益處，原是慪氣不過”的感歎話，李鴻章趕緊因勢利導地附和，並寫了“徒傷和氣，毫無利益”八個字，在末尾還特別添寫“忠告”二字送給日方。日方還是要求李鴻章轉商總理衙門，“勸説”朝鮮與日本建立關係，李鴻章答覆：“總署回覆你的節略明是無可設法，但你既託我轉説，我必將這話達到。”
李鴻章與日方人員的這次晤談，地點是在保定直隸總督衙署，時間是1876年1月24日，即清歷的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就要過傳統年節的時候，李鴻章還在為“國事”忙碌，起碼可以説是迫不得已的“勤政”吧？交涉中森有禮的“無禮”、鄭永寧的“不寧”，難免讓李鴻章着急上火，但森有禮那句“有何益處”的感歎，似乎讓李鴻章突然看到了“轉圜”的莫大希望，而他最後對日方的承諾也不是打“痞子腔”搪塞，而是立馬就做的事情，趕緊與總理衙門溝通消息，建議將日方的意思通過禮部轉行朝鮮，説是這樣“作為收場，以示格外和好，借答來意，而略緩其逞強黷武之心，更於大局有益”②。
作用還真是“立竿見影”。面對日本的威逼和清方往軟處“勸説”，朝鮮在2月末即被迫與日本簽定了《江華條約》，其中載明“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所謂“自主”、“平等”的漂亮字眼，只不過是日本否定中朝“宗藩關係”、而它卻強行染指朝鮮的掩飾而已，日本為侵朝而首先從“法理”上鋪路掃障的一步做成了。接下來，自然便是變本加厲，步步進逼。
李鴻章他們如何應對呢？是主張朝鮮與西方列強也議定條約，以求形成對日本的牽制，制約日本對朝鮮動武。接下來的幾年中，先是由美國，後有英、德等國接踵與朝鮮締約。在李鴻章輩，是想使用“以夷制夷”的手段，但實際後果上，是朝鮮更遭受多頭控制，局勢更加複雜化。
一、對可能發生的侵略戰爭缺乏預見，準備不足，是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
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展，與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結合在一起，產生了軍國主義怪胎，極具擴張性和掠奪性。
侵略並戰勝中國，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國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陽子就主張：“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當開拓蝦夷。曉喻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台灣、呂宋之島，佔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吉田的這一思想，對他的弟子，後來成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內閣大臣）、山縣有朋（參議院議長）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陸政策，大臣田中義一在奏摺中説：“明治大帝遺策是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説這些議論還是一個“藍圖”，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體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的準備，進攻的方向是朝鮮、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台灣、舟山羣島。7年後，日本正是按照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發動侵略戰爭，並幾乎達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幾十年裏將上述國策一以貫之，進行各方面的充分準備，前後實施了8次《擴充軍備案》。甲午戰前的幾年，平均年度軍費開支高達總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這筆錢雖然不算很多，但表達了最高統治者的決心，勢必對全國產生很大激勵。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國富豪紛紛捐款，一年就有100多萬元。這不僅增加了軍費，也極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氣。日本一面擴軍，一面派出大批間諜在中、朝活動，在甲午戰前繪成了包括朝鮮和我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線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條道路的詳圖。日本就像一架製作精良的戰爭機器，時刻不停地運轉着，一旦時機成熟，便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與之相比，清政府對國家安全形勢的判斷就顯得很不到位，對遭受侵略缺乏應有的預見和警惕。
一些有識之士，如兩江總督沈葆禎，台灣巡撫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對國防負重要責任的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政府反而放鬆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不清醒的狀態下，迎來了一場命運攸關的戰爭。
二、一味依靠外國調停，沒有把立足點放在自身力量上來，是戰爭失敗的外部原因
朝鮮戰場的失利，雖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動，但還沒有影響全局。這時候，清政府如果能認清形勢，堅定地投入反侵略戰爭，並採取正確的戰略，一定能夠挫敗敵人的進攻。可惜中國最高統治者中掌實權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鴻章也堅決主張“羈糜為上，力保和局”。從戰爭開始到失敗投降，他們一直致力於爭取英俄德法美等國家的調停，以達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軍事一樣，都是國家政治行為的重要手段。李鴻章想利用各國之間的利益衝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軍事對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顯然對列強幹預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鬆了軍事努力。他認為“列強必有區處，必有收場”，命令部下“靜守勿動”，“保艦勿失”，既殆誤了軍機，又影響了士氣。
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後進行了交易，英國照會日本：“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須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附近為戰爭的運動。”當日本政府承諾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權益不受影響時，英國不但放棄干預，還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以示支持。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説：“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説，比打敗中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英國甚至對日軍擊沉本國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這樣，中國被英國出賣了。
李鴻章轉而請求俄國干涉，因為俄國的勢力範圍主要在東北，與日本有利益衝突。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並不想和日本鬧翻，只是進行了一番口舌之爭了事。擔任中國税務司長的英人赫德這樣評價：“俄國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過了兩個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鴻章討了老大一場無趣。”清政府還請求德、法兩國調停，那更是徒勞無益，白白浪費時間。
三、信奉“武器決定論”是戰爭失敗的思想原因
近代戰爭中，武器裝備的作用遠比古代更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軍事家中，李鴻章特別重視武器裝備。由於他的大力倡導和運籌，推動了洋務運動，組建起北洋海軍和新式陸軍，有利於提升軍事實力。但因為李鴻章把武器作用極端化、絕對化，由“武器決定論”導致悲觀情緒和失敗主義。
朝鮮戰場失利，李鴻章在向朝廷彙報時陳述他的觀點：“凡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炮，陸戰惟恃槍炮，稍有優絀，則利純懸殊。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是守口，實難縱令海戰。平壤之敗，因由寡眾不敵，亦因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海戰之艱危，較陸軍尤甚。海上交戰，以船行之遲速，船之新舊，炮之大小分強弱。我國快船不敵，故海上交鋒，恐非勝算。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李鴻章的結論是“彼之軍械強於我，技藝強於我”。所以中國的武備“平內亂有餘，御外侮不足。”李鴻章此論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對他予以反駁：洋務運動搞了30年，花費了國家鉅額資金，為何尚不能一戰，與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還罷了，為何連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緒皇帝十分惱怒，訓斥李鴻章“怯懦規避，偷生縱寇”，要求北洋海軍集中兵力，迅速出戰。但李鴻章不為所動，仍然堅持“北洋千里，全資屏蔽，實未敢輕於一擲”。命令海軍“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
戰爭的勝負決定於軍事力量對比，這是一般規律。以弱勝強，以少勝多需要特定的條件，不是普遍現象。但在軍力相當的情況下，勝負又取決於什麼呢，這就不是唯武器論所能解釋的了。作為戰爭的主要指揮者來説，頭腦中打不贏的陰影必然會對戰局產生消極影響，這也是部隊士氣低落，一味潰敗的原因之一。
甲午戰爭無論從總體上還是從主要戰役來看，都不是敗在軍事力量對比和武器裝備優劣上。以黃海海戰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軍主力在黃海靠近中朝邊境的大東溝一帶海域相遇，一場震驚中外，對甲午戰爭進程產生深刻影響的大海戰爆發了。投入這次海戰的中日艦隊實力如下表：
軍艦總數魚雷艇數鐵甲艦半鐵甲艦重炮輕炮排水量中國艦隊14460211413.5萬噸日本艦隊12012112094.1萬噸
可以看出，雙方艦隊的實力不相上下。北洋艦隊的優勢是鐵甲艦和重炮較多，其中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無論裝甲、噸位、火炮口徑都是當時世界領先、遠東一流的戰艦。日本艦隊的優勢是艦速較快、機動性強。單純從軍力上看，中國艦隊還略佔優勢，但海戰的結局卻是相反。北洋艦隊被擊沉5艘軍艦，受到重創；而日本艦隊未失一艦，只有幾艦受傷。黃海海戰的勝利使日本舉國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頒佈敕令嘉獎有功官兵，還親自譜寫軍歌《黃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義烈之戰，大破敵之氣勢，使我國旗高照黃海之波濤。”而北洋艦隊在此之後更不敢出海作戰，完全失去應有的戰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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