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書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聞其名，只是在內心一直怯於去讀它，因為始終覺得它是一本史書，給人一種厚重感，一翻書序就談及財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代萬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軸漸漸在眼前展開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決心打開這本塵封已久的書籍，細細讀來，才發現它並非我以為的那樣艱深晦澀。看不多時，我發現《萬曆十五年》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奇書，帶給人以震撼的感覺，並非是因為作者寫明朝史寫得非常生動，而是因為作者的視野非常廣，擺脱了普通曆史書枯燥無味的感覺。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萬曆、被清算的前任首輔張居正、調和文官陰陽的現任首輔申時行、古代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九歲登基而早熟的萬曆皇帝懈怠了皇帝這份工作，寧可躲在宮中看宦官擲銀遊戲，也不願上朝面對百官議政。張居正勵精圖治，仍無法挽回王朝走向衰敗的現實，海瑞一身正氣，卻在官場處處碰壁無法立足，戚繼光抗擊倭寇立下大功，申時行深諳官場之道，也未能帶給明帝國任何起色。
但是迷信與非迷信，其間的分野也可能極為模糊。例如，當一個人強迫自己對一件事情、一種前途建立信念，則其與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極微。因為凡是一個人處於困境，他就不願放棄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這種可能性極為渺茫，沒有根據，他也要把它作為自己精神上的寄託。
富有詩意的哲學家説，生命不過是一種想象，這種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這裏的地下玄宮，加上潮濕黴爛的絲織品和膠結的油燈所給人的感覺，卻是無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鈞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後被稱為神宗顯皇帝，而幾百年之後他帶給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是命運的殘酷。
一個農民家庭如果企圖生活穩定並且獲得社會聲望，惟一的道路是讀書做官。然而這條道路漫漫修遠，很難只由一個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達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內創業的祖先不斷地勞作，自奉儉約，積銖累寸，首先鞏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權，然後獲得別人耕地的抵押權，由此而逐步上升為地主。這一過程常常需要幾代的時間。經濟條件初步具備，子孫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這其中，母親和妻子的自我犧牲，在多數情形之下也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來，考場內的筆墨，可以使一代清貧立即成為顯達，其實幕後的慘淡經營則歷時至久。這種經過多年的。奮鬥而取得的榮譽，接受者只是一個人或至多幾個人，但其基礎則為全體家庭。因此，榮譽的獲得者必須對家庭負有道義上的全部責任，保持休慼與共的集體觀念。
很早就聽説過《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得到了很多人的推薦，但一直沒有機會閲讀，畢竟是歷史方面的書，和日常生活和工作交集不大。暑假期間偶然機會借到這本書，用了1周多的閒散時間閲讀完。
本書是美籍華人黃仁宇所著，1976年就已經出版了英文版本，本書不單單是一本歷史書，書中通過歷史文獻的研究從財政、人事、軍事、政治、哲學、階級等多個解讀來解讀明朝歷史上“無關緊要”的一年。
在書中黃仁宇先生提供了研究歷史的新角度和方法，提倡用大歷史觀來研究歷史(大歷史觀提倡“將歷史的基點退後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在這本書中就是通過研究萬曆年間6個主要人物作為橫截面來研究整個明朝，甚至整個封建社會。
閲讀時感受比較深的有以下幾點：
1、封建制度越來越登峯造極，皇帝越來越淪為一個符號或者“牌位”。這和之前上學時學歷史和平時看書看到的結論不同，之前的觀點是明清兩朝中央集權達到頂點，明朝廢除了丞相，清朝設立了軍機處，只是作為皇帝的顧問和行政祕書，皇帝的權威得到了無上加強。
在本書中提出的觀點確是皇權在封建社會後期更多作為一個象徵出現，真正起到統治作用的是一大批文官集團，這些文官集團用儒家經典對皇帝的任何行為舉止和言行都做出了規定，皇帝在公開場合翹個二郎腿也會受到文官集團的勸諫。文官集團不要求皇帝有多麼文治武功，也不需要鋭意進取，只需要作為一個表徵在那裏就可以。
2、認識到了更豐滿的歷史人物。中學時的歷史教科書在描寫或評判歷史人物時往往一筆帶過，如果我們只通過歷史教科書來了解歷史人物那就真的是管中窺豹了。中學以後通過網絡、圖書也瞭解了一些歷史人物，但這些瞭解都很片面，缺乏專業性。
在書中的6個人物中，比較感興趣的是張居正，戚繼光，這兩個人物耳熟能詳，在看本書之前也在別的地方聽説過兩位的大名，但是還比較淺顯，印象中他們都是為當時朝代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人物。尤其是戚繼光抗倭勝利還有一種民族自豪感在裏面，理所當然認為戚繼光是大英雄，大豪傑。
看了本書之後才對兩位名人有了更豐滿的認識，他們不僅有光輝偉岸的一面，也有在當時環境和自身條件約束下“陰”的一面。張居正作為萬曆朝的首輔，
萬曆皇帝的老師，深得皇帝信任，大權在握，為改革財政制度，支持軍事改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時也存在生活奢華、任人唯親、不擇手段等為當世文官集團所不齒的劣跡。
戚繼光作為明朝中後期最為重要的軍事將領，創立新軍，創新軍事技術、整肅軍紀，清剿了東南沿海的倭寇，但同時他的專橫跋扈，對首輔張居正的密切接觸也廣受詬病。但是戚繼光仍然作為最重要的軍事將領，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書中對戚繼光的描寫有一句話很中肯，“戚繼光的才能不是説徹底變革當時社會制度，而是在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環境下盡了自己最大努力做到局部改善。”
在閲讀時發現另外一點，書中幾乎所有的數字、對話和任務關係都有相應的文獻支持，書後長長的參考文獻列表足以證明著作的專業性。
當然了，由於自己沒有受過專業的歷史學訓練，提出以上感想只是一家之言，也不能對本書提出更專業的解讀。書中一些説法和結論還需要多次閲讀、思考和推敲。
明史有“税重民窮”之説。如果意在説明當日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税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同期英國税收約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等。“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税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税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
中國幅員遼闊，情形複雜。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着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類似“潛水艇肉夾麪包”——上面是一塊長麪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麪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法制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
張居正精明能幹試圖經濟改革，申時行中庸誠信試圖建立和諧社會，海瑞奉行儒家傳統道德試圖保持執政意識形態集團先進性，戚繼光實幹主義試圖實現國防現代化，李贄清高矛盾試圖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觀，結果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或身敗名裂。就連九五之尊的萬曆皇帝，本有中興之願，但張居正死後被清算的形象反轉，天子家事又屢被臣下干預，眼看死後都不能和自己心愛的女人並肩長眠，早已厭倦在各種典禮上充當木偶的他也終於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國的官僚們一意保持傳統與穩定，從而喪失了主動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徵在於依靠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手段。其意識形態充斥了帝國的各個方面，無論從強度還是從廣度來説，都是空前未有。意識形態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計較個人私利，講求奉獻和犧牲，鄙夷物質利益。這樣，官員們過簡單樸素的生活也成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補助着體制上的欠周全。
單一意識形態體制所造成的困局還表現在，它不能承認自己自己存在問題，因為懷疑終極價值，就等於懷疑一切的基礎。如此往復，當問題出現的時候，執行者想到的第一個答案必然是掩蓋之。在這個體制之下，因為終極價值理論上的不可懷疑和體制事實上的漏洞百出，整個體制事實上已經淪為一個形式：人人都在用陽的一面，也就是終極價值來掩蓋自己的陰的一面，也就是個人私利。當社會日趨參差多態之時，體制所要求的單一化，同質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齊劃一的集體開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為方式已經進入死衚衕，其必然碰壁。當現實基礎嚴重脱離體制時，體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強行將現實拉回原初的設定狀態。但是構成體制本身的官僚階層自身已經發生了改變，其行為也有所偏差，最後的結局必然是體制的分崩離析。
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既無資本主義發展的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萬曆十五年公元為1587年，距鴉片戰爭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權，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職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標準，則前後想通。1840年的鴉片戰爭，其情形仍與1587年相去無幾。
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局部改造。過去政府與民間的聯繫着重於尊卑男女長幼，純考科舉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舉之後，上層機構與下層機構更為脱節，滿清之覆亡，更無可避免。
民國肇造後，軍閥割據，也是當然趨勢。新的力量還沒有產生，過渡期間，只能由私人軍事勢力撐持。這私人軍事勢力，限於交通通信等等條件的束縛，也只能在一兩個省去裏有效。省區外的競爭，更釀成混戰局面。
國民黨專政期間，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總算技術了軍閥混戰，但是全靠城市經濟維持。
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在農村中創造了一個新的底層機構。現在中國當前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和底層機構間敷設有制度性的聯繫，才能從上至下，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離官僚政治的壟斷。
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而潛水艇夾肉麪包的結構，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還是受亞洲大陸天氣地理關係的影響。
自小讀史，常有中國不如別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維新，幾十年內就凡事做得頭頭是道，而中國似乎越做越糟。現在才看的明白，中國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有他們海洋性國家的經驗；況且每個國家發展，也有他們先後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別，則是現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的法律作為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的聯繫，落後的國家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機構作為行政基礎。
傳統日本好像很受中國儒家學説及佛教的影響，但是因為它國家低處重洋，對外安全，無須中央集權，與中國的結構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國內組織已經商業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進，其實則是長時間的演變，最後出頭露面而已。
因為世界工商業技術的進步，所有國家都要從以前閉關自守的形勢，將社會生活方法作徹底額改造，以期適應新的世界金融經濟，中外無可避免。西方的民主與自由，以“市民特權”為基點，和日本的大名政權，授權於藏元的情形類似，所以改造比較容易。中國立國以來以貧民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作基礎，農村內部複雜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國所稱“一國兩制”，驟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宣傳工具，但是荷蘭初成的聯邦制也實際上是“一國兩制”的表現。英國以兩種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為司法的基礎，利用司法制度不聲不響地使社會融合，也是漸漸由“一國兩制”造成一國一制。但是“一國兩制”不是沒有危險的，美國開國時以保障人權為前提，卻又因聯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隸制度，終發生內戰。
在技術方面講，這一國兩制的實行在中國必有很多困難，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國過去在漢朝以儒家籠括髮夾、到家及陰陽家的思想，在隋唐時代又籠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統一。可見時勢需要，即不成能亦成為可能。
總體而言，《萬曆十五年》指出道德並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説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變妥協，如果道德上的爭執持久不能解決，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則遲早必導致於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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