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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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黃仁宇先生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朱翊鈞的同情與悲歎。下面是本站小編為你們整理的內容，希望你們喜歡。

萬曆十五年的讀後感

以前對《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印象最深的是關於中國缺乏數字化管理的論述。當黃仁宇描述着一場雜亂無章的古代戰爭時，難以置信的統計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謬，遠遠偏離了我對智勇雙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黃把中國形容成一個龐大的以禮儀統治的國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則是模糊和雜亂的。具體到基層州縣，政務中充滿了模糊的統計數字和含糊誇大的文字報告。

再讀時，這個論斷的真實性在我的頭腦裏大打折扣。黃無疑誇大了道德規訓(抄一個福柯的詞哈)的力量，並低估了地方官對地方的控制——很難想象這個由龐大税收養活的王朝沒有潛質進行嚴格的税收，並把軍事等方面的動員力深植到地方。

===官僚體制：君子如何能夠不黨?!===

再讀的亮點是關於官僚體制。根據黃的描述，龐大的文官集團並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團一樣和衷共濟、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於個人的力量相對整個體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過於微小，為了尋求安全感，他們務必結成一些集團，謀取共同利益。講到張居正時，黃説張的任人唯親幾乎是無從選取的，正因他應對數萬人的官僚隊伍，沒辦法考核和選取，只能選用自己瞭解的人。

聯想到紅樓夢中的四大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實際上是政治謀生手段，是自保和發展的必然要求。綜觀中國的選官制度，從漢朝的“舉孝廉”，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的門閥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舉取士，只有加強了中央在體制中的權威，使每個人擁有同樣的機會，在選官過程中才不會出現力量的聚合現象，即一個個體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實體以在競爭中獲得機會。但這只是選官階段，只是仕途的門檻。

既已成為進士，有了公務員資格(當然，在考取公務員資格過程中，古往今來，作弊一向是屢見不鮮的超體制行動)，今後在仕途上的發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遷機會，其評價途徑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進行一次全國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員會被斥退或強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獎從何而出?升遷的名單如何確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開的事。就象這天的選民們並不知道也無從預測人大開過後有哪些新官上任。新聞聯播裏念名單的時候，我每每覺得他們是剛從哪個石頭縫蹦出來的大聖。

沒有簡明可操作(如科舉一般)的程序，單個的官員永遠是最弱勢的羣體。在混沌而充滿風險和競爭的體制中尋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結黨。雖然聖人説“君子不黨”，但君子要想實現“治平”和“升官發財”的理想，不黨恐怕是不成的。

中國歷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無數輪迴組成。驚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戲劇性的資料。於是在中國的官僚體制中，黨同伐異、相互攻擊和權謀妥協，一其始終。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腳，表面上看波瀾不驚，小民仍頌之為人民公僕，鬥爭是永遠無從與聞的。

===魯棒性?社會的穩定性和不穩定性，到底來自哪裏?===

黃認為中國官僚體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約束，又沒有良好的數字化管理，作為帝國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團內部存在無數利害衝突，構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有明一代，在萬曆後期，官員便已看透了中樞勢微，只需敷衍應付。那時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風或者三講，於是官場不良風氣如瘟疫般氾濫，貪腐風行，並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因此能勉強維持，實在是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且龐大、歷史悠久如我們的帝國，僅靠“慣性的作用”也可繼續存活若干年月。

對這個關於危機和崩潰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懷疑。據我的印象，沒有哪個王朝的崩潰是由吏制腐敗直接、或有極大相關性間接導致的。想來想去都是地方武裝勢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結果。即使是蘇式唯物史觀高唱讚歌的農民起義，也但是是起到了較大的助力而已。也沒有聽説哪個王朝的誕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誰都知道中國的開國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樣也要打贏一場解放戰爭才能坐穩江山。而為了打仗而積蓄力量時，不可能廣施仁政而不橫徵暴斂。

這就牽扯到一箇中國社會的穩定性問題。在自動控制理論裏面，聽説有個叫做“魯棒性”的東西，指的是某樣東西的抗衝擊潛質、自我穩定力。吏治腐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到國體根基，社會體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吏治腐敗、而持續自身的穩定性?

記得十幾年前，天真的學長們走上大街，到處張貼標語如：“賣掉奔馳，還我鈔票!”歷史於是又一次證明，使中國社會持續穩定(或破壞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鐵和血的“仕大夫”。

===黃仁宇VS。吳思===

黃顯然把帝國的體制看得過於單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體制的對立面是零散勢單的無數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這個體制已經自發構成了某些遊戲規則。這些規則產生於制度的罅隙，是基於自然界優勝劣汰的無政府狀態，用吳思的詞，這些就是“潛規則”。

古往今來很多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堅信中國是禮儀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禮。這種錯覺掩住了無數雙有穿透力的眼睛。

吳思把中國還原成一個暴力左右的社會，由一個個、一層層暴力集團統治。我認為，他用人類學的方法發現了“潛規則”，這一重大發現的好處對中國而言肯定超過了馬克思對剩餘價值的發現(況且好象這個剩餘價值也不是馬克思最早發現的)。魯迅以前講他一個朋友看史書，從字縫裏只看出“吃人”兩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帥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儀。

在以德治國的背後，是無數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現實，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於達爾文理論的潛規則，實則這些潛規則才是支配中國社會結構運作的真正幕後老大。因此即使如黃氏筆下所描述的，萬曆皇帝正因立儲問題與羣臣交惡，消極怠工而使官僚機體敗壞。整個帝國的真正規則，並沒有受到任何損害(從善惡性質講，以前也好不到哪兒去)。萬曆的行為可能只會給規則的運行帶給更好的生存環境。

結黨依舊，貪暴依舊，買官賣官依舊，上京開會上供跑官依舊，只是外部環境更寬鬆了而已。何況那時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會出車禍死在路上，想搞性賄賂也不用非得自己獻身，成本實在低多了。形勢一片大好。

===黃仁宇皈依韋伯===

黃的自傳《黃河青山》，讀過兩遍，每次都是在他開始講自己的學術生涯時打住，後面的數頁曾幫我一次次入睡。這許是正因我更喜愛看作為國軍軍官的黃先生的故事。在抗戰期間，讀大學的黃投筆從戎，之後在中國南方的偏遠地區打游擊(遊走也許更貼切)，跟總部失去聯絡，帶着一幫衣不蔽體的飢餓士兵在曠野中跋涉了半年。我猜想這段鬱悶的經歷給黃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國人對軍隊和戰鬥的控制潛質，使書生的他驚詫而至於忿恨。他所説的數字化管理，如果沒記錯，應出於馬克斯·韋伯的“簿記式管理”，能夠想象，脱下軍裝讀博士的黃先生在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時，該是多麼的興奮。也不管韋伯所説的這個是公司管理，即使是與明朝同一時代的西歐國家的政府也不曾有過，何況中國?

(完全植根於西方土壤的資本主義，在中國是不存在對應物的。資本主義從西歐產生，然後鋪展到全世界。而所謂“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絕對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是蘇聯五種社會模式的蹩腳註腳，圍繞它的時刻地點的爭論，是一場多麼搞笑的學術鬧劇!它唯一的貢獻就是養活了中國那麼多歷史學家，又是出書又是評職稱又是開學術研討會，開心得不亦樂乎!)

如果用中國根本不可能產生的所謂“數字化管理”來解釋中國的朝代更替、帝國的崩潰過程，其荒謬程度能夠與“關公戰秦瓊”比肩。更沒法解釋同樣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樣存活數百年。(MD，封建又是個我不能容忍的偽命題。)

不是用歷史去發現、質疑理論，而是將歷史活生生地Yan割後去註解理論。這麼不歷史主義的觀點，竟然出自一個大歷史學家的手筆，而大一時的我還以前那麼崇信他。。。畢竟是個丫頭片子啊。。。

===由此想到的中國學術===

吳思能發現潛規則，必須是從他對中國土匪，以及小民在亂世的生存選取的研究中獲得的靈感。中國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大都認為“歷史，就是制度的歷史”，繼而把制度侷限在上層建築範圍，再縮小到對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計是沒法象他這樣獨闢蹊徑了。中國人的學術創新潛質是怎樣被束縛的，能夠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讀王小波的雜文，發現他也寫過一篇關於〈萬曆十五年〉的書評。關於這本書，王沒什麼高深見解，只是樸素地舉了個反例。他説，中國要真用數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躍進時，衞星上了天，經濟和生產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變中國的機體運行環境和模式，生搬硬套來的東西全都靠不住。錢鍾書説，西方什麼東西到了中國都會走樣，呵呵，是之謂也。

不管怎樣説，〈萬曆十五年〉還是一部好書，正因我讀的時候強烈愉悦，它帶給我的啟發層出不窮。作者讀史的視角和縱橫擺闔史料的潛質真是太強了!批評他，我多少有點黃口小兒的感覺。但是關注經濟時代，批評也是增長點啊——以此亂糟糟的文字向黃先生致敬。

萬曆十五年的讀後感

四百年，歷史中不算短的一段，雖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從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國古代、近現代和當代，如果我們按習慣把1840年作為分界線的話。要是把這期間世界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記錄下來，估計光造紙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積就會遠遠超出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造成的損失。幸運的是，人類具有遺忘功能，很多無足輕重的小事不需要記載也無須記憶，否則我們都該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樣幸運的是發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記錄了下來，更幸運的是一位叫黃仁宇的華人把這些事件歸納分析並提出一種謂之“大歷史觀”的觀點，而後歷時7年成書《萬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輪迴

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的中國，談不上風雨飄搖，也不能説是病入膏肓，這個外強中乾的大帝國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現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蟻穴。這一年，實在是平淡無奇。在這無關緊要的歲月裏，有灰心朝政的當朝皇帝;有變法失敗的前任首輔;有維持現狀的現任閣僚;有無人效仿的模範文官;有知音難覓的優秀將領;還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瀾不驚，龐大的中央帝國已經走過近兩千年，此時還遠未走到盡頭。在西方，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正準備啟航，北上征討聯合王國。用不了多久，它就會以自己的消亡開啟大英帝國此後數百年的輝煌。中國也因此逐漸被強行推入所謂的現代，用黃仁宇的話來説，猶如讓一隻走獸，硬生生地變作飛禽。結局當然是落得不會飛也不會走，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後的1987年，年輕的共和國38歲，實施改革開放不久，正處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階段。西方湧入的思想帶來極大的衝擊和震盪，這個古老的國度已是人心湧動，黨的領導人也剛剛在年初完成交接，這預示着政局也將隨之發生變化。歷經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斷摸索實踐，執政者在1987年發現了讓中國實現騰飛的“一體兩翼飛行器”，即黨的十三大提出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分三步走則是目標設定。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幾代人的發奮，從土地改革、姓資姓社大討論等一系列實踐中提煉得來的。也是這一年開始，東歐一些國家相繼出現社會動亂，隨後幾年發生了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但這次多米諾骨牌效應在中國身上失效了，社會主義的大旗非但沒有倒下，東方巨人的身姿還逾見挺拔，雖然這以後出現了、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軌跡已不可更改。

二、從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苛税猛於虎，《萬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認為税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黃仁宇先生則認為民窮的根本在於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敗，主張從制度層面解答“李約瑟之謎”。國家税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自肥腰包。同時政府極力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書中所記述的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薊州總兵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官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名裂或壯志難酬鬱鬱而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一切都是正因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無不成為犧牲品。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權制度走到了它的終點，但中國卻進入了長達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古老的東方才現出曙光。在戰火紛飛的暗夜中，馬克思主義飄洋過海來到中國並迅速傳播開來，經與中國的革命和實踐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歷史翻開了全新的一頁。幾經曲折，幾經摸索，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漸漸深入人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代替“以階級鬥爭為綱”成為前進的指南，市場經濟體制則成為了推動國家機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變革，使中國在近四百年後，從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三、啟示

忽視制度在社會變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會的發展都歸結為制度變遷都未免有失偏頗。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必須的滯後性，正因創造制度的歸根到底還是人的思想，從思想轉化到制度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制度的大廈要想建得牢固一點，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與實踐緊密結合，同時還務必有必須的哲學基礎作為強有力的支撐。黃老先生認為四百多年前中國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術落後，我贊同這種觀點，但同時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思想中，逐漸構成了一種先天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導致我們對外部事務接納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強，由此構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國哲學體系，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穩定，以至於幾百年後製度的大廈才被推倒重建。

從1587年至今，歷史已飄過四百多年，社會發展進入快車道，中國經濟更是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但由此帶來的社會浮躁心態也被廣泛詬病。如何持續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快速崛起的中國沒有湧現出一批思想家、哲學家是值得我們警醒的，甚至於哲學這門學科也在走向沒落邊緣。在關注經濟發展、推進機制體制改革的同時，更要創造一些有利條件，讓我們的思想界持續活力，真正實現經濟建設和精神禮貌建設的雙翼齊飛、哲學發展與制度變革之間的良性互動。

萬曆十五年的讀後感

當然，黃先生也從他的“大歷史”觀向我們展示了萬曆皇帝的一生，以及萬曆出發，追溯封建統治的源頭，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全面給我時期的文臣武將、思想家。

在高中歷史課上，我們都理解了這樣的觀念：封建集權統治在明清空前強化，皇權至高無上。但在萬曆皇帝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皇權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皇帝前前後後奮鬥了三十幾年，終也沒有實現立他最寵愛的皇三子常洵為皇太子的夢想。

我想，其實，這也是萬曆皇帝的可悲之處。封建統治從秦朝到明朝，已經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這時已經完備成熟。皇帝，在這個以程朱理學為根本太子思想的國度裏，已經成為一種象徵貨體制。萬曆皇帝，只要發奮扮演好他的這個皇帝主角，按時參加各種典禮活動，批准內閣大臣的奏議，在全體文官以及程朱理學的協調下，整個國家基本上就能夠正常運轉了。皇帝，似乎已經成了禮制的象徵，國家的精神領袖，倒有點類似於英國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但這怎樣可能呢?在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會裏，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風喚雨，獨攬大權，説一不二的。

但是，在明朝，在以理學為一切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的國家裏，熟悉掌握了理學的文官集團，卻逐漸壯大成熟，甚至到達了與皇權對峙的地步。萬曆皇帝想立皇三子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對，雙方苦苦鬥爭了三十幾年。最後，萬曆皇帝被迫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但這是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級為沉重代價的。從此以後，萬曆皇帝心灰意冷，深隱後宮，消極怠工。朝臣的奏議，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對，就一向擱着，拖着，讓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這很像小孩子的鬥氣行為。但一國之君這樣做，卻是以一個國家的沒落為代價的。

其實，我們都有這樣的疑問：立誰為太子，誰為下一任皇帝，作為臣子的，和他們有多大關聯，他們為什麼非得擁護皇長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對着幹?在以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下，常洵為長子，就就應為太子。萬曆皇帝立常洛為太子，就是違反禮法的行為。在以禮法為根本原則的社會裏，這是關聯國家根本的問題，是不能允許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歷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無能。親政初始，清算張居正。他晏處深宮，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併土地，溺志於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朱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憐之處。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萬曆皇帝如何從勤勉政事，勵精圖治，逐漸墮落退化。

朱翊鈞自幼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為早熟。九歲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張居正的教導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張居正親自教導他，安排課程，指導讀書，選拔賢能的大臣輔導他，培養他治國安邦的本領。雖然十分嚴厲，卻也不妨礙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張居正生前，皇帝一向支持他的改革。但張居正的正直，卻得罪了不少人，觸動了守舊勢力的利益。在他死後，反對他的人開始反撲。他們紛紛上奏，要求清算張居正。隨着年齡的增長，萬曆皇帝對昔日威炳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對他的嚴格管理也感到了厭倦。於是他從維護張居正，到順水推舟地開始了對張居正的清算。這也是在他樹立自己的權威，徹底擺脱張居正的影響。於是，生前忠貞不二的“元輔張先生”，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臣。雖然清算成功，但這對朱翊鈞來説，這肯定是個不小的打擊。為什麼他敬愛的老師就成了亂臣賊子，以前受過張居正提拔的人為什麼反而要陷害他，這些問題也使皇帝迷茫困惑。於是，他對朝臣的反覆奸詐深惡痛絕。尤其是長達三十幾年的立儲問題，慢慢磨盡了萬曆皇帝的雄心壯志，迫不得已地立長子為儲，也加劇了萬曆皇帝對朝臣的厭惡，以及對政事的熱情。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萬曆皇帝的優柔寡斷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初次接觸書名，給我的直覺，無非是寫萬曆十五年那一年發生的歷史事件。該書是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嘔心力作。最早在美國出版，該書的英文名字翻譯成漢語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國近三百年，我國封建社會近兩千年，但但摘取這一年，能寫出什麼樣的歷史?讀史能夠明志，讀史需要一顆寧靜的心，去解讀那深邃沉澱的歷史。我細細翻來，每一天讀那麼一小段，合上書本之後，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間，那種瀰漫着焦慮，掙扎，痛苦的人物，一個個活生生起來。從首輔大學士張居正，和事佬申時行，思想家李贄，軍事家戚繼光，清官海瑞，以及萬人之上的萬曆皇帝，沒有一個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們現實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宏大理想，都有着無法彌合的衝突。這些人都沒有善終，甚至於抄家罰沒。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為基本支撐點，然後讓人物陸續施展自己的政治包袱，現實與理想的碰撞，失敗後的毀滅。

作者以一斑而窺全豹的方式，一絲一縷的分析，視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國從漢代獨尊儒術之後，中華民族的歷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來統治天下。歷朝歷代，都是透過龐大的文官集團，實行郡縣制，來統治全國。隋代以後，透過科舉制度來選拔官吏，這些文官從小就飽讀經書，滿腦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愛民為基本的做官准則，時刻要體恤民情，以民為本。這些封建社會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維持自己家庭的生計，享受錦衣玉食，根本無法實現。然後就行成了一套官場的歷史潛規則。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揚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魚肉百姓，實現自己小團體和大團體的利益最大化，為自己的貪腐找到更合理的藉口。在封建社會，歷代帝王，都是宣傳以德治國，沒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關的法律制度，也被歷史潛規則打破。同時官員為官的行為，又缺少及時的監督和制約，這就造成了官員們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陽奉陰違，完全為自己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員的臉只會向上看，只對上級負責，又怎樣會對百姓負責?那些文官們內心深處的尷尬和不安，也對他們的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一方面是聖賢書的教導，一方面是現實裏務必理解的官場潛規則。當文官們在捫心自問和尷尬之後，聰明的大腦很快就會

適應這樣的官場潛規則，搜刮起民脂民膏，哪裏還會有憐憫之心?

在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個清官，是個楷模，正是正因寡而鮮，才能成為模範，滿朝文官都是海瑞，何來楷模?當海瑞在孔孟思想的薰陶下，立志做為一個清官的時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實已經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説官場潛規則發生了衝突。很多文官，都知道自己去貪腐是不對的，但是，你要想在這個圈內生活下去，你就務必去貪污，去隨波逐流，否則，只有頭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體系，給予了海瑞無窮的力量，讓他無所畏懼的站在反對貪污貪腐前沿。但是，整個文官集團，都滿足於現狀，並安於現狀的時候，他們所理解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發生了根本的質變。一方面認識到遵守道德體系要丟官罷官，一方面又要宣揚道德體系來維護他們的統治，就會表面裝作清廉的樣貌，背地裏嘩嘩的數銀子。越是高調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貪官。道德以陽的一面存在，而私慾則以陰的一面存在。當道德給他做了一個幌子的時候，私慾就能夠無限制的膨脹。當道德能夠代替管理國家的時候，文官集團裏的官員，則會打着道德的幌子滿足自己的私慾，每個人從骨子裏並不鄙視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沒有人願意做海瑞，這就是封建社會文官集團的現狀。

對於孔孟之道的作用，歷代皇帝都極力推崇。他們和他們的文官集團想用道德的力量，來統治他們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體系來保障鄉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發展科學技術。在1587年，萬曆領導下的文官們在勾心鬥角的時候，西班牙人帶着他們的堅船利炮，發動了對英國的全面戰爭。西方也拉開了全面的工業革命。歷代皇帝都會被推崇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萬曆從懵懂無知的小皇帝，到勵精圖治的精幹皇帝，再到頹廢無為的慵懶皇帝，他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在年輕的時候，多麼的想建立一個強盛的大明帝國，而且親身去實行各種禮儀規範。來實現以“禮”來建立人們對道德的信心。但是，當他在看穿了這些文官們的陰陽兩面以後，思想發生很深的變化，開始了消極怠工。他的消極怠工，不是針對個別文官，而是針對整個道德禮治體系。在傳統戲劇裏，皇帝都是至高無上的權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而瞭解了萬曆的遭遇之後，也明白過來，皇帝並非能夠隨心所欲，皇帝只但是封建帝制裏的一顆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終受着道德禮教體系的壓抑和控制。

勵精圖治，嘔心瀝血的萬曆首輔張居正。他幾乎開創了“萬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積弊，表面上一掃而光，國庫充盈，而實際上他為明朝的最後滅亡埋下了最大的禍根。他死後遭遇清算，其實與萬曆關聯不大，主要是正因他的性格造成的。從小就理解孔孟之道教育的張居正，身居首輔之後，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絕倫。他所實施的改革制度和現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沒有從根子上發現，一次大改革措施，要從根本上能讓絕大多數文官相安無事，否則理論上的完美，最終也是以慘敗收場，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後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牽連，這不能不説是他一生最大的失敗，當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文官體制上有缺陷的時候，他以個人之力，想改變整個時代，則是多麼的渺小無奈。以至於之後的首輔申時行，好像看透了其間玄機，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個萬曆皇帝和文官之間的緩衝劑，為此不惜犧牲原則。他們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讓大明帝國的國家機器正常運轉起來。但是張居正的緩衝劑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後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團和萬千小民之間，明朝所採用的就是以禮和道德來維持國家秩序，也能夠明白為，明朝並沒有真正以《大明律》來維護他們的統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禮教，

而道德和禮教又是比較抽象的一些準則，在私慾面前，不堪一擊。正是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改朝換代的杯具。

歷史就是這樣的神奇，透過歷史能讀懂未來。歷史總是在創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歷史，由不一樣的人去描述，就會有不一樣的歷史觀。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細節之中，不一樣的人發現的細節不一樣，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一樣。《萬曆十五年》所表達的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縮影：絕對大多數的人都穿了件絢麗的外衣，那就是滿口仁義道德，背地裏卻幹着傷天害理的勾當，來滿足自己的私慾。

萬曆十五年的讀後感

《萬曆十五年》英文直譯為“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這本書是黃仁宇透過不一樣的人物從不一樣的側面來看當時的社會。其中各個階級、各種性格，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無不成為當時制度的犧牲品。作者以1587為基點，從小事着眼，輔以當時人物，描述了藏在表面和平下的制度危機。

首先提到的是萬曆皇帝。萬曆十五年時，皇帝已心灰意懶，多年沒有上朝了。萬曆以前也是一個野心勃勃，期望透過勵精圖治到達”萬曆中興”的有為的皇帝。而文官集團只期望皇帝做一個象徵，一個毫無主見的傀儡，在各種繁瑣的近宗教式的儀式中扮演一種道德上的楷模，以之教化百姓、團結官僚集團。我過去以為皇帝無所不能，什麼事都能夠按自己的想法去辦，但歷史告訴我不是這樣的。萬曆是一隻囚禁籠內的鳥，而這隻籠子是成熟的文官集團。萬曆在籠中失去有天性之愛的正常人的生活，母親的感激不能慈愛地表達，妻子妃嬪對萬曆僅是畏懼，兒子在爭儲中疏遠，連唯一有心靈交流的鄭妃也無法使她的兒子立儲，來討心愛的人的歡心和保證她的未來。他應對的是“訕君賣直”的口是心非的官員，這些人只是把正直當商品。用誹謗和所謂“敢諫”來獲取名聲，他們所的也不只是名節，還有伴隨道德楷模所帶來的還鄉後的權威。萬曆的不作為是對官僚集團的反抗，高級官員不增補，以致六部部長都有多位空缺。

首輔張居正是向現實妥協的人，但是他不是隨波逐流，而是個認清潛規則、利用潛規則的現實主義者，如果説當時的文官大多是陰陽的兩面派、陰謀家，那麼張居正毫無疑問是其中玩弄陰陽的佼佼者。張居正當上首輔也是一次次玩弄陰謀權術的結果。就方法上看張居正的手法骯髒，但是張居正做的事又是為了百姓和國家，一條鞭法的大膽改革旨在將繁瑣的税賦簡化，以減少其中貓膩，對官員的考察法提高了行政效率，儘管這提高效率的方法仍是上級向下級施壓而沒有從體制上解決根本問題。張居正的改革充實了國庫為萬曆三大徵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在我看來張居正要獲得成就，在朝中扶植親信，是無法避免的，沒有那些親信的支持，沒有把握到方方面面的實際權力，沒有下級辦事官員的執行，張居正位置再高，帽子再大，也只能是萬曆第二。張居正是個改革家，但他應對的社會積重難返，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張居正苦心十年後操勞而死，其改革方案也被一一廢除。

申時行是個與張居正不一樣的首輔。他是深諳文官心裏者，懂得在皇帝與文官間調和。申時行是文官制度下楷模，看似沒有什麼功績卻辦成了很多大事，只是他能夠為治黃河選取正確人選卻無法保證正確的人選一向被選取。最後他也無法逃脱個人的杯具命運，被百官彈劾驅逐。他期望透過當時的官僚政治推動仁政建立和諧社會，也是失敗告終。

海瑞是個杯具。文官集團認為海瑞和萬曆一樣用來作為官僚集團的裝飾就能夠了，這樣的頑固人用不得。海瑞的杯具不止於被官僚集團拋棄而無法實現人生理想。同樣在於海瑞即使處要職也無法實現理想。從海瑞經理的案件來看，海瑞正因技術手段的不足無法憑證據等決定，海瑞做不到公正，他能做的只是偏袒窮人，而百姓也絕不都是善類，海瑞也曾抱怨刁民假稱富人強佔田，導致案件變複雜。海瑞以儒家要求自己，也要求別人，但這已經不是那個遙遠的時代了。官員的貪污腐化也不能以現今標準來看，那些“常例”是朝廷默許的，也能夠説是中央對地方的財政需求一種妥協和放權，比如支付吏的工資。甚至能夠説海瑞是在向當時的經濟制度發起挑戰。比如“不少小説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做額外收入的資本。”可見土地牽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甚至不只是王公大臣，還有平民百姓。官職不止是一個行政上的職位同時還是獲得財富身份地位的工具，而這利益收益的不是官員一人，還有官員背後的整個家族。一個家族中的貧民常常是靠官老爺接濟，獲得教育機會的。另一方面看海瑞看似為民做了公道，但那些地主難道就不是民嗎，他們取得的財產就能夠任意處置嗎，

制度上的杯具也就在此，正規經營得利者因其潛質積累財富成為地主往往代表先進生產力，而這部分人一向是被歷史輿論打壓醜化的。兼併為何不能是社會發展的產物，英國工業化前也有圈地户外，可能是當時沒有沒有解決失業農民生計的方法，比如工場或工業化的工廠，因此失業農民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然後發起席捲帝國的風暴，最後簡單打敗複雜，一切又回覆單元的均勻的狀態，開始新一輪的帝國興衰。總的來看，海瑞個人道德之長，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以上三人或是要改革，或是要持續現狀，或是要回到洪武年代的吏治，但都失敗了。包括萬曆皇帝在內他們應對的是深刻的制度問題。

讀完這本書最大的收穫是看到歷史的複雜性。張居正、戚繼光、海瑞都不是單純能用善惡評價的。其行為的複雜是正因其背後歷史環境的複雜，要妥當評價一個人不能脱離他所處的環境。除了善惡之外，還有很多事不是想當然的，例如萬曆皇帝的權力範圍不大，不能隨心所欲，沒有金融機構做中間調節造成的社會經濟畸形(如全民高利貸)，此刻不合理的東西在當時可能就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出現或者必需的。

讀完這本書仍稍感不足，雖然《萬曆十五年》從小事着眼，其中有部分民間經濟的敍述，但對明白作者的大歷史觀仍感不足，當然也可能是我本人讀書不足。我感覺中國歷史對於上流人士給予了過多關心，而忽略了下層百姓如何求生存求發展，對農民常常一個小農經濟的印象貫穿始終，但各時各地的小農經濟定有不一樣，富裕的土地和貧瘠的土地，山地和平原水鄉，北方還要應對遊牧民族的搶掠，南方要和少數民族融合，各地狀況不一樣，經濟發展形式也應當不一樣，數字管理是否有其需要，又是發展到何時需要，為何不能自行產生，都是問題。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不瞭解農村就是不瞭解這個國家。但從《萬曆十五年》中窺見的民間經濟無正規銀行而不得不借高利貸，甚至稍富裕者都可能是高利貸者;無法宏觀調節的貨幣流通及後果;通貨緊縮;科舉制與平民獲得財富地位的緊密結合等等經濟狀況仍是我不菲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