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經讀過好幾遍了。近來再重讀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國古代政治的最鮮明特點是觀念治國。
早在國人歷史早期，古人便憑藉想象將世界和自身進行描述和理解。這倒也不稀奇，幾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這個特點。但將想象充分賦予到政治中的，中國卻是為數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諸侯國。周公同幾乎所有的古人一樣，不能科學地理解天下的構成;他同時認為周王貴為天子，萬民理應萬世順從，但後來的事實表明，並非如此。周朝人力圖使政治體制順應自然，但由於知識的侷限，實際是讓自然順應了他們的意志，這便造成了政府行為自上而下的慣例，而中國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終形成，後世之人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這一觀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後來，觀念由對天的感性過渡到對儒家思想的理性。歷朝歷代的首要任務與其説是治國，莫不如説是對儒家思想的推廣和執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責任與其説是推佈政令，莫不如説是身先士卒，踐行儒家禮儀，與萬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稱之為儒教了。
造成這一現象的是中國的自然環境和政治傳統。中國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術發展的限制迫使從周公起的統治者以觀念規劃全國，形成一套獨有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是上端細緻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統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複雜多變的實情，二是實在沒有能力去處理數以千萬計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農集團。為了統治的便利，只有靠觀念，即後來的儒家道德。這種道德一來可以統一文官觀念，讓他們即使分散在各地，與中央隔絕，也能力解當地的疑難;二來可以規範百姓，使他們各自安分守己，少為國家制造麻煩。道德的產生是因技術的無奈，而實戰的結果表明，道德的力量遠遠超過行政和司法，這就是我們反覆強調“以德治國”的原因。
這種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秦漢、隋唐創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時代在發展，我們永遠也找不到放諸四海而皆準道理，永遠也找不到一勞永逸的創造。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到了明清時期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中國在歷史的座標系中開始走下坡路，這也許就是黃仁宇先生創作《萬曆十五年》的緣故。
《萬曆十五年》並非只寫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的故事，也並非只寫萬曆年間的故事，他寫的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優越的終結，是對“以德治國”的深刻剖析。取名“萬曆十五年”也許只是個象徵，也許只是因為音韻的和諧。
中國古代德治政治的優越性結束了，形式也結束了，但它的流毒卻遠未終結。儒教的本本沒有多少人再學習了，儒教的精華沒有多少人再記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卻深
深紮根在現代人的心靈深處，因為中國處於封建社會幾千年，而進入現代社會還不到一百年。這種紮根的結果就是魯迅先生所説的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是現代中國人還存在的諸多毛病。即便是年輕人，任你穿的很“哈韓”，吃的很“歐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離中國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惡劣性”!儒教講究“仁”，二“人”即為“仁”，中國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長“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級組織的任何一次改革與反改革、革命與反革命，始終繞不開人事的問題，最終的落腳點都是對人的整肅。
今天無意中看到了一本叫《萬曆十五年》的書，真是感覺受益匪淺。好久沒有這樣的撼動過了。
歷史滄桑，到頭來什麼也剩不下，永生的願望隨同歷史的波濤一起消逝在我們目光盡頭。又是一個長假，終於又拿起了讀了一半的《萬曆十五年》，重新翻開讀到孤單的將軍——戚繼光，讀到首輔張居正，讀到萬曆皇帝。曾有人感歎道：“歷史竟然可以這麼寫!”是的，在讀本書時，我也有同感，這本書不是單純的描述歷史，而是生動的分析歷史。本書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到英文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這正是這本書的讀到所在，我想本書説到的末端小結也許正是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結證。
整本書讀起來很有意思，作者黃仁宇先生由於為了寫一個論文從此結緣於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讓讀者對歷史長勝了濃厚的興趣。在書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無奈，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由此，萬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團慪氣，但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文官集團的力量是一個皇帝難以約束的。我終於知道，一個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於一些原因。從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少年是一個有為的君主，他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曆中興”，但由於一件件事的不能決斷，他終於無法忍受。而立儲之事就成了他的一個爆發。他終於在這件事上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也由於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讀到張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態炎涼，生前的榮華和身後的悲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清算張居正的行動中，凡是和他有關的人都受到牽連，不是流放邊關就是把官回鄉，其中戚繼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繼光是一個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歷史的慣性發展，它便是犧牲品。戚繼光和張居正一樣是很有作為的，戚繼光發明的戰法確實令人驚歎，這讓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發明了各兵種協同作戰，並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將軍炮，在當時也有一定的應用，但是他們哪裏知道，西方國家已經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這一年正值西歐歷史上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
看了這本書後，真是叫人回味。從中也學到了許多的人生道理。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是一部非常好的人文作品，我也不是第一次讀了。可是正如其他好書一樣，每次讀都會有收穫。這次我聯繫他的另一部作品《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來讀，發現一些有趣的問題以及自己的一些愚見。
中國歷史的問題中最受爭議也被很多人斥為偽問題的是，倘若沒有鴉片戰爭和西方工業革命中國會不會自動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我的答案是儘管進程會很慢，中國很可能仍然會走向商業化的社會而不是維持農耕文明。
原因是：人口壓力。
討論歷史上的社會民族變遷很容易陷入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即究竟是文化的影響為主還是地理的影響為主，還是其二者混合的影響等等等等。。但是無論還是有一個比較量化的而且也是前提性的原因是比較少爭議的，那就是人口壓力。
兩千年來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遷，從河洛到蘇杭，這個其實應該是結果，原因是人口的逐漸南遷，以前瘴癘之地的湖南，福建，廣東，因為北方土地幾千年的耕作和人口繁衍而負擔不起那麼多的人口，到明清已經是帝國的重要省份了。倘若沒有外敵的入侵，繼續多出來的人口無處吃飯，而科技的水平又不能飛速的發展，必定導致往外洋移民。因為倘若科技水平進步跟不上人口增長速度人口則空間擴張。
當然，這個過程絕對是殘酷的。宗中國土地的歷代帝國，其運行的綱領都是保護落後經濟扼殺商業苗頭，維持均衡。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持續的人口壓力，故而百姓只要能温飽就可以了，其他一概免談。這也是儒家思想為什麼需要被封為至高標準，崇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否則，在低技術條件下，無法靠極端低效率的法律程序來管理社會。可是當帝國最邊緣的省份也人口輻軸的時候，因經濟破產而不但爆發的全面戰爭，會迫使沿海的居民不斷移居海外，而中央政權也將沒有能力進行約束。華夏民族會因為生活所迫而象現在一樣在泛太平洋地區紮根，從而逐漸形成一個穩定貿易圈。
那麼這個結論跟現在事實上的中國有何關係呢，結論是，發展科學技術以緩和人口增長帶來的壓力，是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因為現在地球已經太小了。
萬曆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等一批歷史人物在黃的筆下重新閃現出靈光，掩卷而思，我們也不得不考慮人在官場，特別是中國社會應該如何適應。
讀這本書，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總裁李曉忠會議上的話：“如果你現在對共產黨不滿意，則更要入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她!”誠然，對中國社會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變中國社會，則首先要適應這個社會上的規則，也只有這樣你才能夠改變社會。
但在萬曆時期，卻沒有人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萬曆帝採取了消極的做法，使得朝內矛盾增加;張居正採用高壓策略，令壓力在其去世後瞬間爆發;申時行總結經驗，卻採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無成;海瑞用其獨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卻無法與現實接軌;戚繼光雖心有國家，外在表現卻是組建私家軍隊——“戚家軍”，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綜合以上，我説充分認識到“目的”與“途徑”各有所重，可以説，目的重要，達成目的的手段更加決定了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為國家出力，但如果途徑不對，則目的無法達成。
中國畢竟不具有一個直來直去的文化，大家講“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顯重要。在西方，“溝通”同樣是一門科學，而在中國“溝通”卻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為當事人就要有識破別人真實目的的能力。
萬曆皇帝在別人指責張居正之時沒能認清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釀成後來的一系列問題與錯誤。所以這要求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要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一個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其達成的效果是什麼?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徵所講，一個連親情都不顧，邊兒子都可殺的人是不值得信賴的。所以，一個人做事情如果違反了大原則，其心術則肯定是有問題的。
黃仁宇先生是一位我很喜歡的歷史學家，喜歡他細緻冷靜的筆觸，喜歡他顯微鏡下的大歷史觀，喜歡他對歷史技術性的剖析，喜歡他描述時理性、同時又富有人情味的操作。《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我只是他萬千讀者中普通的一員。王朔先生在他的《<萬曆十五年>讀後感》中開篇就提到“説來慚愧，《萬曆十五年》這本寫於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陸發行並引起強烈反響的書，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於一觀。”而我是2000年時得聞其名，真正與其結緣已是六年之後的事，屆時《萬曆十五年》已經再版21次。三年之後，提筆想寫點什麼的時候，才發現它真的是好評如潮。面對如此多名家的書評，我真正感覺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了，好在一百個人眼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
萬曆黃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他皇帝生涯的前10年裏，他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權威，凡事依大學士張居正而行。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使處於統治危機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現了短暫的復甦和繁榮，當時太倉的積糧可支用10年，國庫錢財多達400餘萬。20歲親政以後，萬曆皇帝也曾有一段時間勤於政務，曾經組織三次大徵。但後期他怠於政事，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以至於“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數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怠政是萬曆皇帝對朝野上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黃仁宇先生説：“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覆。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盪，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萬曆十五年》分七個章節，敍及六個主要人物：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有的身敗，有的名裂，有的身敗兼名裂。這種情形實不是某個人性情能力導致的成敗得失，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成為了其的犧牲品。《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裏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萬曆十五年》採取傳記體的鋪敍方式，以人物為中心，選取不同的角色來代表當時社會的不同階級，濃縮了明代中晚期社會結構，也濃縮了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這種描述方式使歷史專題的研究變得大眾化，讓原本枯燥、單一、專業性極強的學術專著成為每一個人都能讀懂的文章，每一個人都為之吸引的故事。六個主要人物，七個章節，看似個各各獨立卻有一條主線一脈相承。而作者對明代社會及社會制度的分析，乃至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及社會制度的分析緊緊圍繞這條主線，在每個章節中緩緩展開、娓娓道來，潛移默化中打動着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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