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黃仁宇的《萬曆十萬年》，不得不對本書作一個高度的評價。短短四個篇章，從萬曆及兩位首輔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國在長期“不事朝政”的萬曆手下正常運轉的奧祕；後三篇章選取了萬曆年間具有代表性的三個人剖析了萬曆這個時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張居正、申時行兩位首輔。在筆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質過硬的政治家，後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官僚。但如果給他們打分的話，兩者我都不會給滿分，因為兩個聰明一世的人在同一個問題上犯了不一樣的錯誤，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一、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
在分析、比較這兩位首輔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闡明這樣一個觀點：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同樣一段《明實錄》中的史料，由於史官對事件背後的故事不會有詳盡交代（甚至是為了政治利益能夠篡改歷史），不一樣的人會從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樣的結論。
例如在談到隆慶年間的首輔高拱被黜一事時，黃仁宇認為是高拱一句“十歲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論體現了其謀逆之心，從而得出張居正與馮保聯合罷黜高拱是維護了大明江山的結論。在筆者看來，這一結論多少有些荒謬。第一，從政治意圖來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動物，他們的所作所為必定貼合“贏利遠大於風險”這必須律。“高拱謀反”的獲利無非是繼續做首輔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卻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況且太平盛世謀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從史料看來，並無充足的資料能夠證明“高拱謀反”（史料中並無高拱收買內侍、準備兵丁武器等行動）。若將黃仁宇先生的“謀反”理解為“攝政”，那麼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任何人成為首輔必然都會“攝政專制”。第三，從結果來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謀反，他的下場會是罷黜這麼簡單嗎？第四，就張居正、馮保和高拱的關係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張居正並非高拱的親信，高拱對權力的獨攬已經引起了諸多大學士的不滿，自然也危及張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對馮保的升遷也屢次阻攔，足以引起他的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他們將高拱原話中的“孩童”改為“天子”，這句話便有了十足的殺傷力。這麼一個簡單的文字遊戲獲得的回報便是張居正的首輔地位和馮保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一職。能夠説除了獲利之外，張居正能夠自保，馮保能夠復仇。
除了對“高拱罷黜”一事筆者與黃仁宇先生觀點不一樣外，“徐階是強佔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鄭貴妃是聰明的女政治家”的觀點筆者也不是完全認同。此外還需指出黃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個小錯誤，即宮女“許配”給太監後並非成為“答應”。“答應”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較低的宮女，而這種被稱為“對食”的現象並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筆者闡述的一個基本觀點：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詞解釋
下頭筆者將對“官僚”和“政治家”連個名詞進行簡單的解釋。在筆者看來，政治家相對於官僚，對政事更加負責，出發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禮儀；而官僚關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裏不妨列舉幾位名人。徐階（嘉靖年間首輔）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並且他在這兩方面都相當出色，在嘉靖年間的首輔之爭中不但政績上有所建樹，最終也得以保全自身；嚴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應對蒙古騎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區的行為作出的“不抵抗”的決定至今令人唾棄；海瑞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實際上他是懂得官場之道的，可是卻絕不踐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將戚繼光也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
筆者説張居正是一名政治家，並非説他不懂為官之道，只是他升遷太過剛愎自用，不知韜光養晦，才在死後遭挖墳鞭屍抄家（這和多爾袞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稱之為合格的官僚；説申時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時他也是一名較為合格的政治家，畢竟治理黃河和封貢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殺的功勞，但因為他在“爭國本”事件中太過圓滑，首鼠兩端的行為觸犯了文官集團堅守的道德禮儀，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兩人做比較的話，張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時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張居正和申時行
自古以來，君權和相權是一種博弈平衡的關係。可是在明代，作為君權外圍的宦權也加入了這種博弈。君權的外圍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種，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壓（為了防止靖難之役重演），外戚勢力弱小，宦權得以提高（尤其是東廠出現之後）。就相權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銷宰相後跌入低谷，但之後出現的內閣又極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團的權力。大學是手中有權力，而言官御史們有戰鬥力，他們的目的有的是為了個人私利，但大部分是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禮儀，所以文官集團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權時而聯合相權對抗宦權，時而聯合宦權對抗相權，但都是為了尋找權力的平衡點。若宦權與相權聯合，那兒皇權便岌岌可危（天啟年間的魏忠賢及閹黨造成的**就是一例）。對於張居正和申時行而言，前者維護的是相權（是自身的相權而非整個文官集團的權力），後者維護的是君權。
這種情景的產生，主要原因在於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不一樣。張居正當政時，萬曆正處於青少年時期，不可能完全獨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張居正扮演了臣子、導師和嚴父三種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師，教習經史，並適當調整科目以使萬曆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避免了萬曆沉迷書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轍）；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他聯合宦官馮保、外戚李太后穩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動盪。同時在前期，他肅清吏治，任用賢人，使得大明帝國能夠正常運轉。但作為一名“嚴父”來説，他的行為太極端，在萬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種子暫且不説，他當政後期任人唯親、扶植私黨、排除異己都在與他有利益衝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導火索。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張居正和其親信勢力過於龐大，影響到了皇權，所以張居正死後的悲慘結局也可想而知。張居正確實有過硬的政治素質，但太過剛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會有一個完美的收場。此外，還需張居正一個並非高瞻遠矚的決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時確實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也導致了明朝中後期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矛盾——流民現象。所以張居正當政前期的表現令人歎服，但後期其盲目自大卻又令人扼腕歎息！
作為張居正的親信和萬曆的教師，申時行成為首輔的時候，萬曆已經成為了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張居正的前車之鑑，申時行的政治風格更傾向於温和穩重。例如張居正剛去世時，言官大臣紛紛上述彈劾，申時行既不參與彈劾自我的教師（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機），也不維護自我的教師（不與眾矢之的統一戰線以維護自身安全），但暗中他還是極其照顧張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動。由此可見，申時行處事確實圓滑。而卻他上任之後立刻廢除了張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他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對蒙古採取封貢互市政策，這都是他不可磨滅的攻擊。但作為一名官僚而言，他對君權的態度在“爭國本”事件上與文官集團的道德立場完全相悖，導致辭官回家的慘淡收場。
在對待君權的態度上，張居正的極左做法觸怒了君權，申時行的極右做法觸犯了相權，所以他們在權力博弈中並未找到平衡點，結局也就不那麼完美。可是在“成王敗寇”的權力鬥爭中，千百年來哪有完美的結局呢！
四這本書帶給我們的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繼光和李贄三人，他們代表了不一樣階層不一樣環境的人，但同樣懷有“治國平天下”的夢想。當年明月曾説過：“‘知行合一’這句話，張居正讀懂了，海瑞沒有讀懂。”我想戚繼光和李贄也都讀懂了，僅有海瑞一個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條主義世界中。
應對同樣的現實，戚繼光順從了，人們在他的殺敵保固與為官的左右逢源中卻讀不出他的無奈與孤獨；李贄選擇了出價，卻始終無法割捨對這個社會的關心，同樣更不會有人讀懂他孤傲的悲涼。
這本書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大明帝國這台生鏽的機器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只是依靠文官集團和幾個強有力的君主在維持着齒輪的正常運轉。張居正的折騰（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劇了社會矛盾，而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的“無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終，崇禎皇帝，這個有勇氣、有骨氣、有決心可是缺乏知人和遠見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驛站制度，社會矛盾加劇，加之四方戰火和天災人禍，導致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滅亡。
之後建立的大清帝國，類似的體制、類似的經濟模式也預示着歷史的大失敗會繼續上演。中國的這種所謂的封建專制體制並不見得比資本主義落後，只是一個延續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敗的鐵鏽出現後，自然落後於一杆新制的槍炮。
我對明朝的歷史感興趣是從去年讀《明朝那些事兒》衍生的，《明朝那些事兒》作者的個人色彩很強，但是也激發了我讀歷史的興趣。
當然，我不僅讀了《明朝那些事兒》，我還看了《大明王朝1566》。雖然歷史上實際沒有改稻為桑，但是借用這次改革，深刻剖析了當時自上而下存在的各種矛盾。
劇中讓我記憶深刻的是嘉靖帝對今後的萬曆説：“任何人答應你的事都不算數，只有你自己能做主的事才算數”。
這本《萬曆十五年》，英文名字叫做《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自1566年的嘉靖到1587年的萬曆，明朝的歷史在我眼前展開。
書中明説，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而文官就是這一制度的忠實擁護者。
王朝剛建立，文官集團還未成氣候，加之建國的皇帝腥風血雨廝殺手腕強硬，根本不可能為文官所掣肘。
但是隨着時間推移，新的皇帝大多生長在宮廷，被約束着成長，在參政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則是越來越少。
廢除宰相，卻有了內閣，本來是集中權利讓皇帝做決定，最後卻是皇帝被文官所“挾持”。
如果皇帝有着足夠的能力，運用權術在文官集團之間互相掣肘，運用文官之間的鬥爭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尚能治民治國。
如果皇帝對此放任自流，那麼慘痛的結果必然隨之而來，文官集團之間的相互政治傾軋，相互鬥爭耗盡國家的氣運，民眾不被放在眼裏，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萬曆，起初的他勵精圖治，任用張居正，施行改革，以為自己做主治理國家。
後期，張居正去世遭文官彈劾被抄家，萬曆似乎開始看清了文官的真實面貌，也看清了自己其實無力做主。
作為皇帝的他想要立三子為太子，卻遭到文官們的一致反對。
文官的利益需求是穩定的執政，確定皇位繼承權避免鬥爭，以此來繼續控制後任皇帝壯大自身。
在以道德治國的規範下，立長子才是符合倫理道德，而如果皇帝真有實權，是根本不會被這區區小節所困擾。
皇帝努力從文官手裏爭奪權力，卻沒有爭奪成功。
最終，萬曆印證了他爺爺嘉靖帝那句自己能做主的事兒才算數，他真的能做主嗎？
他沒能把握住自己以及整個國家的命運，消極怠政，長達二十年裏沒有再上過朝。
以道德治國的文官繼續發展，與基層民眾脱離，與社會經濟發展脱離。
或許，日薄西山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在這萬曆十五年裏已出現端倪。
終於斷斷續續讀完《萬曆十五年》，這是今年看的最慢的一本書，總是沒有太多的零碎時間可以用。
這本書總體上講講，是一部悲劇的書，悲劇的人物、悲劇的時代、悲劇的政治、悲劇的中國，然而黃仁宇卻可以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去完成這部鉅作，雖然其中有一些西方的研究方法理念上的痕跡，但絕不掩蓋這本書在那種情況下誕生的光芒，何況，黃先生之謙虛，讓人敬慕，他説：下一代的人證實我們的發現，也可能檢討我們的錯誤，也就等於我們看到前一代的錯誤一樣。以這樣的視角去看待歷史、以這樣的胸懷去解讀歷史，這才是我中華民族應有的眼界與胸懷吧。他讓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帝王，那種落寞、憤慨，是那個時代的文官集團和政治制度所賜。
讓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文官武將，文官不僅用筆，更會用心，更會制衡，武將不止使刀，亦會攻心，會迎合……這些歷史，讓人不可思議，讓人瞠目結舌，讓人流連忘返，讓人歎之、敬之、愛之、罵之……歷史長河中，發生過的事，總會以特有的方式讓人記住、被人提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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