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覺得張居正、申時行的差異在於與文官集團打交道的方式，現在覺得不太準確，應該是在皇帝這一政治個體與文官集團的政治團體之間的處事方式不同。
通過萬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帝國的平穩運行不僅在於文官之間的平衡、和諧，還要關照皇帝與制度（即文官集團）之間的關係。正德皇帝跳脱的個性不允許他僅僅作為一個權力的象徵配合制度運行，大學士在政治上的無能導致皇帝和文官集團的對抗狀態，以致政體的癱瘓。
而萬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個性，他有大展身手復興帝國的願望，而同時，這與文官們的期望往往相互背離。作為文官之首、皇帝的顧問，大學士的處事手段就顯得極為重要。
張居正對皇帝和文官同時使用霹靂手段，以自己的影響力同時強行驅策兩方力量，結果是死後兩方共同進行的反抗。而申時行則是另一個極端，同樣是不偏袒，他想在兩邊都做好人，讓兩方都覺得和自己是一夥的，這樣在解決問題時自己在雙方都有一定的説服力、影響力。
然而對於一般的問題，他可以“處心積慮不動聲色在幕後解決問題”，而且從黃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時行處事心細如髮以及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穩定上的優越性。但是，一旦面臨立儲這樣關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權利的大事上，在兩方都想做好人的結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作者：張靜怡
申時行畫像，下面這幅比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謙讓，寬厚待人，上下游走，調濟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氣象。所以我想，他應該臉上經常帶着些笑意吧！
和張居正一樣，申時行也是個聰明極了的人，當年以殿試第一名的成績得中狀元，隨後在翰林院任職達十五年，官至侍讀，並升轉兵部及禮部侍郎，七個月後，即被命為大學士。
申時行也是張居正提拔上來的官員，但他並不是繼張居正之後馬上就擔任首輔之人，可巧的是，張居正之後，內閣排在申時行前面的幾個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輪到了首輔之職。
申時行和張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張居正大刀闊斧敢想敢幹，申時行步步謹慎以守為攻，張居正以個人威權凌駕於百官之上，申時行用手中職權調和文官們的“陰陽”之氣，以作平衡。
申時行最大的功績，據説是平息了張居正死後文官集團無休止的追索。這件事在我看來，是官場爭鬥的登峯造極之作，不妨看一看此書是怎麼描繪的。
張居正去世以後，不斷有人翻死人賬，想要清算。申時行雖然是一介忠厚長者，但他是張居正提拔入閣的，和張的關係自然非常密切，於是有人想把屠刀舉到申時行的頭上，攻擊漸漸展開——
首先，有人質問：張居正的四個兒子，三個得中進士，其中兩個入翰林院，申時行身為當時的會試主試官之一，難道沒有為討好張居正而徇私舞弊？
這一質問沒有動搖申時行的地位，於是下一步。有人建議：以後大學士的兒子一律不得參加會試。（申時行的長子申用懋躺槍）
再接着彈劾：禮部尚書楊巍，用人辦事都逢迎內閣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輔申時行專權跋扈）
這兩次攻擊依然無效，但他們卻成功參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徐被迫去職。（參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學謨在選擇皇帝陵寢時沒有廣泛聽取堪輿專家的意見，以至於沒有選到一個真正的吉穴，這皇帝自然不高興。但真正原因是，徐學謨是張居正的人，而他最近又把女兒嫁給了申時行的次子申用嘉。）
這種攻擊被稱為“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使小事積累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局部問題轉化為整個道德問題。在程序上講，發展中的步伐則須前後銜接，第一步沒有收到效果之前決不輕率採取第二步。而出場交鋒的人物起先總是無名小卒，直到時機成熟才有大將出馬。這種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裏的人物均有此嗅覺，可以從青萍之末預測到大風暴的來臨。
至此，看官您，有沒有感覺到官場的血腥恐怖？
面對這些，申時行險些垮台，可大招還在後面哪。
接下來是所謂高啟愚一案。
高啟愚由於申時行的推薦，做了皇上的經筵講官，官運亨通，來日做首輔也是極為可能之事，但此時忽然被檢舉，説他幾年前主持應天府鄉試時，出了一道題，“舜亦以命禹”，這話出自《論語》，意思是皇位應該給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禪讓給了禹，後世也應效仿。
你高啟愚那時候出這種題是什麼意思呢？明顯是在恭維張居正有神禹疏鑿之功，是想讓張取皇位而代之嘛！這一攻擊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陰險又毒辣。攻擊者預料，高啟愚是申時行提拔的，在這種嚴重罪狀面前，申時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辯護，這樣就可以順水推舟把申時行搞垮了。
果然，申時行出而為高啟愚辯護。於是攻擊者按照原定部署參劾申時行，明朝有個規矩，官員被參，就得在家休息等着水落石出，於是申時行離職，二輔許國代理閣務。許國又為申時行辯護，也被參劾，同樣在家聽候處理。
只是攻擊者絕然沒想到，萬曆此時發揮了明君的作用。他把這種種跡象聯繫起來，明白了參劾者的真實用意。
為什麼這幫人在高啟愚當年出題時一聲不吭，現在振振有辭？他們好幾個組織者都是三輔王錫爵的門生，如果搞垮首輔申時行和二輔許國，就輪到三輔王錫爵上位了。可惜王錫爵明智而冷靜，他不接受這樣的擁戴，反而向萬曆上書説，首輔申時行”泊然處中，重國體，惜人才“。文官”陽“的一面發揮了作用。
於是申時行和許國都被挽留，攻擊者只能作罷。
不過為了保持文官之間的平衡，繼續鼓勵監察官盡忠報國，對攻擊首輔的人也不便過重處罰。萬曆過了幾個月之後，把其中最激烈的幾個官降三級，首先彈劾高啟愚的御史被調往外省，而高啟愚也被以”出題謬妄“的罪名，被褫奪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賜的祖先誥命。
至此，張居正餘波全然告終。申時行保住了地位和皇帝的信任。
申時行深得萬曆的信任，大概有一點是，他很能替皇帝着想。因為國本之爭，萬曆和百官有隔閡，心灰意冷，對上朝啊各種皇上該出席的禮儀活動啊都懶得去，一次不上朝，萬曆的理由是“腳癢”，而且頗費周折地解釋了一下為什麼腳癢，為什麼腳癢不能上朝：因為近日心中火氣過旺（都是這幫大臣不讓我省心），就服用了一些涼藥，可是涼藥吃下去把火氣壓到了腳底板，所以腳就很癢，腳癢就得撓啊，一撓兩撓三撓就撓破了，撓破了就不方便行走了，不方便行走了當然就沒辦法臨朝啦！
申時行的做法呢，是順着皇帝來：皇上説腳癢不能上朝，那肯定就是因為腳癢才不能上朝的。更應該慶幸的是，皇上竟然這麼大費周章地細訴不能上朝的原因，這就不失為可喜的現象。這麼説，皇上沒什麼大病，早朝和經筵不至於耽擱太長時間，好在新的講官和展書官都已經派定，只要皇上能出席，經筵可以立即繼續舉行。如果皇帝覺得早朝太早起不來呢，我們不妨把早朝和經筵的時間稍稍推遲一下哦！這些，都是可以通融的。
瞧瞧，這麼會替皇上着想，萬曆怎麼會不喜歡他呢？但皇上和百官不對付，討好一端，勢必會得罪另一端。
比如有一次，大臣們上疏請求冊立太子，申時行剛好休假不在，為了表示對他的尊敬，大臣們就把他的名字也寫上去了，而且寫在第一個，他是首輔嘛。結果當然是萬曆震怒，皇上生氣的一個原因還在於平時聽話的申時行也來搗亂。申時行聽説這件事，就偷偷的自己上了個摺子，告訴皇上：這事兒跟我沒關係，我在休假，根本沒人告訴我他們就把我名字寫上去了。皇上怒氣稍減。
可文官們不答應了：這不是我們文官集團的叛徒嗎？於是把申時行辯解的摺子也傳抄出去，廣而告之：瞧瞧瞧瞧啊，我們的頂頭上司就是這麼和大家夥兒不一心的！
於是，申時行得了一個“首鼠兩端”的名聲，申時行對此只能苦笑不語，他的心裏話是：你們和皇帝的關係已經這麼不好了，我這邊和皇上搞好關係，不是還能稍微説得上話嗎？你們逼着我一定和你們統一戰線，誰還能在皇上和百官之間調濟折衷呢？
就這樣，申時行步履艱難地騰挪於萬曆和百官之間，直至最後被彈劾，不得不辭官回家。他家居二十三年，還寫了一部《賜閒堂集》，活到八十歲去世。
王世貞對申時行的評價是“藴藉不立崖異”，即胸中富有積蓄，但是不近懸崖，不樹異幟。但他的温和謙讓，也並沒有讓他置身事外，最終還是被捲入事端，被迫辭職。由此可見，温文爾雅地當官也不一定能保得周全啊，官場真是險惡。
一●相關書訊：
在現代，很少有人這樣觀察歷史；在文壇，更少有人這樣寫作歷史。
作者黃仁宇窮盡叁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觀細究，以超然獨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國，以四海平靖、幾乎無事可記，卻對未來中國發展舉足輕重的萬曆十五年為中心，將中國的糾結、迷惘與困惑，纖毫畢現的開展在讀者眼前。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被美國許多大學採用為教科書，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發行迄今已多達二十餘版，是黃仁宇着作中最暢銷的一本。
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戡亂期間的國軍，後赴美求學，為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和歷史學家、中國歷史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宣導者之名而為世人所知。着有《萬曆十五年》等暢銷書。
二●內容摘錄：
理想與裝飾究竟不同於虛偽，一個人仍能以此作為起點去推行他的誠意。(p.63)
他的掙扎，他的自我責備，以及他對臣僚所作的愛民的訓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涼劑。(p.132)
生命不過是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這裏的地下玄宮，加上潮濕黴爛的絲織品和膠結的油燈所給人的感覺，卻是無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p.218)
叁●我的觀點：
在大自然中，公獅對幼獅有着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宮裡，皇帝對太子也有着望子成龍的寄望。但我們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獅長大都能成為獨當一面的萬獸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為眾所愛戴的人中之龍。這其中參雜了一些先天和後天的因素左右着他們的表現。
就萬曆皇帝而言，因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時、地、物所牽絆、糾葛，所以難以獨斷的批判他是個昏君與否。不過，歷史中的他的確不是位堯舜之君。我想，左右萬曆皇帝一生成敗最大的因素是年齡，以現代觀點來看，肯定會覺得讓一個未滿十歲的孩子當統治者是荒謬至極的事。但宏觀中國歷代，幼主即位卻是司空見慣，因為他們多半有着「輔佐」他們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輔佐」往往成為「干政」的名義。歷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到了明代則有張居正和馮保架空了幼年的萬曆皇帝，使他變得依賴、優柔寡斷；張居正死後，發現當年敬重的老師虛偽又富有野心時，萬曆皇帝又變得難以相信人。最終，因立儲問題而消沉、一無所成。這一切都是因為年齡衍生的更多失敗因素。反觀現代，不同選舉年齡皆有所標準，就是為了避免造成國家統治失控與動盪。
皇帝有賢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別。但究竟什麼才是成為好官的條件？符合了條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嗎？歷代百官中不乏難得一見的清官，如海瑞這種模範官僚，但犯顏直諫，往往落得貶官下場，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儉持家，也不知道哪天會招來他人的詆譭，總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數。反觀，潛伏在皇帝身邊的小人，也許才疏學淺或心懷不軌，卻權傾朝野。這樣看來，當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當一個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時，勸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際上的誤會，若選擇獨善其身，又太過無情。也有人喜歡曲意逢迎，以求官運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時光會沖淡讒言、詆譭，也能洗刷冤屈。
雖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卻是汗青。地下憂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論是當時的得志還是失意，千百年後，他們所有的事蹟都將為後人所推崇、警惕，或評論一番。唐玄宗曾説：「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萬曆十五年」這面歷史的明鏡，在作者犀利的筆鋒下，窺探看似風平浪靜的萬曆十五年，實則是一場風雨的前兆。然而置身於故事之外的我們，也應當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問題，我們是否能跳脱當下迷思而未雨綢繆？這才是我們讀這本書真正的意義所在。
四●討論議題：
為何每個人都説「瑕不掩瑜」，而歷史卻不一定如此，有許多皇帝、大臣一生豐功偉業，卻因為一個錯誤而遺臭萬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們應該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輕易的概括論定？
本書是由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著，作者以其“大歷史”觀的視角從明朝萬曆年間的人物入手，從而提出了明朝最終走向衰弱的原因是依靠道德而非法治，因而不能在數目上管理國家的觀點。
數目上管理國家意味着用更精細和更有組織的方法去管理。明朝的基礎是廣大的無法接受教育的農村階層，可以説治理起來相當困難。因此道德可以通行於天下而取代周密的法制及先進的技術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
明朝洪武皇帝用服役的方法限制大地主的產生從而欲使整個社會出現平衡而不是發達的局面。從思想觀念看，如果使尊重個性自由發展的觀念變成“正統”思想那麼“穩定”的秩序就會被打破。而無限依賴“德治”就會產生龐大的文官集團，文官集團又會反過來增強對道德的依賴而忽略了各項制度的建設，從而導致政府的無能和軍事組織上的落後。
本書立意很高，但我國的漢唐盛世不也是“以德治國”麼？何以證明明朝是這種“非法治”演變到極端進而滅亡的證據？歷史現象紛繁複雜而耐人尋味，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探討。
戚家軍大敗倭寇，保衞一方平安，其頭功當然是戚繼光的。戚繼光一手創立的戚家軍是革命性的，其軍紀之嚴明，戰術之先進，在當時都是獨一檔的存在，是戚繼光讓軍隊真正成為一支軍隊，而非一羣散兵遊勇。不過有了嚴明的軍紀，先進的戰術，是不是還缺少點什麼？哦對了，軍隊戰鬥力的強大，還離不開強大的武器支持。我們經常吐槽我們發明了火藥卻只是用來放煙花，發明了指南針卻只是用來遊玩，然而並不是沒有有識之士認識到了火器的價值，戚繼光就曾上書陳述火器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糟糕的後勤製造出的火器甚至有爆炸的危險。和他有類似遭遇的還有一代名將俞大猷，他提出的是水師的重要性，他曾建議把陸軍軍費的一半用到水師上，以此來在海上就擊退倭寇，可惜這並沒有引起重視，俞大猷只能抱憾而終。究其原因，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過錯都推到當權者頭上，他們固然有鼠目寸光的一面，可是即便他們深謀遠慮，贊同俞大猷的提議，那麼事情就一定能辦成嗎？倒也不見得，這些問題已經超越了軍事的範疇而涉及到了政治。再次重複一遍那句話：我們的國家是以禮儀道德為治國根本的，法律或者規章制度已經淪為形式，甚至掩飾違法行為還被認為是忠厚識大體，總之一切都是為了安安穩穩過日子，我感覺用諱疾忌醫來形容很合適。那既然沒有法律規章的約束，就自然也不能期待行政效率有多高了，而效率低下是技術的進步的天敵。鬆散的組織結構裏容不下現代技術，而現代技術一定會推動社會趨於精密，這是兩種力量的交鋒，可惜的是當時還是舊勢力更加強大。
既然現實如此，戚繼光也沒有因此忿忿不平，而是採取了更加務實的策略，火器不好用那就不用，我用軟實力照樣橫掃倭寇。更能體現他的智慧的地方是他對於政治也是洞若觀火，本朝重文輕武，文官們不會容忍武將和文官平起平坐，戚繼光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只是把軍事技術作為必要的輔助，這讓他受益良多。這一點，值得海瑞學習，雖然海瑞是文官，戚繼光是武將，然而在性格上海瑞倒更像是一個武將，戚繼光更像文官。這對他們的仕途有決定性作用，海瑞被彈劾被迫去職，而戚繼光則得到了一個武將所能得到的所有榮譽。並不是説他們做官只是為了虛名，不過有了地位才能大展拳腳不是嗎？
可單單憑藉這些，亦不足以幫助戚繼光建功立業，還要朝中有人。張居正和戚繼光可謂黃金搭檔，他們都有雄心壯志，都有鋭意改革的決心，也都有不世出的才華，因此張居正對於戚繼光也是盡力提攜，為他創造出了自由發揮的空間，也才有了戚繼光的赫赫戰功。
前文所述皆為作為一名將領的戚繼光，現在我們來認識一下另一個戚繼光。戚繼光會寫詩，這樣的跨界是相當難得的，這也為他贏得了文官們的尊重，看來無論什麼時候都是藝多不壓身啊。
最後，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真的是一條鐵律，張居正是這樣，海瑞是這樣，戚繼光也沒能例外。其實戚繼光和張居正關係密切或多或少也有這方面的原因，他讓家人給張居正饋贈禮物就見於張居正的書牘。他娶妾生子，卻把他們隱藏起來，他潑悍的夫人對此一無所知。戚繼光並不能完美地適配於傳統的道德框架，在頌歌裏我們可以忽略這些，不過在歷史中，我們要直面它。
戚繼光最後孤獨地死去，其實自張居正去世的那一刻起，戚繼光在歷史舞台上的表演也快要結束了。在這個道德至上的國度，任何一點瑕疵都可能被大做文章，更何況是一個和張居正關係密切的武將呢？文官們自然不會放過他。戚繼光，孤獨的將領，可是孤獨的又何止戚繼光一人？武將們出生入死，保家衞國，還不如文官的筆桿子和嘴皮子管用。這是這個時代武將的悲哀，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因為在東北的白山黑水間，一個名叫努爾哈赤的人正在厲兵秣馬，虎視眈眈。
早就想寫一寫萬曆十五年感受了，鑑於時間因素，一直未能動筆，最近讀了這本書，感觸頗深，遂成夙願！
高中年代，最怕最差的科目非歷史莫屬了，老師説要將歷史學成一條線，而我一直在點上打轉。如何將點穿成線，想想都困難！
想來對歷史的興趣起源於工作後，在某毛的薰陶下，陸陸續續看過些西方歷史書籍，尤其是鹽野七生關於羅馬關於文藝復興方面。過程中，腦海裏有個思緒不停地在飛：“當時的中國是怎樣一番場景呢？”。既然看西方了，為什麼不去看看東方呢？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該有怎樣光輝燦爛的文明歷史啊。於是找來豆瓣評分高達8.9分黃仁宇的這本《萬曆十五年》。通本讀完，感受不到一點豪情勃發，有的只是無處釋放的壓抑！
本書一共七章，通過對萬曆皇帝、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和李贄等人物的描寫，敍述了明朝中後期的政治體制、財政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全文一條主線，即“文官制度”貫穿始終，這也是一切悲劇的源泉！
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行政工具是文官制度，經過一兩百年的發展，這種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是人民的公僕，實際上成為權力的源泉，也是這一大帝國的實際主人。而本朝開國之初，各項制度的依據是“四書”上的教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所以官員的俸祿極低，於是官員們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也就不可避免。從而導致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僕，實系主人，有陽則有陰。是否能認清文官的這雙重性格，也導致了各歷史人物的成敗。
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全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施政的要訣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張居正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的文官，卻忽略了國家最大的問題也是文官。他一心改弦更張，把文官集團當作行政工具，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並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罷黜，從而嚴重威脅了文官的安全感，開罪文人，使自己陷於孤立的地位！相比較而言，申時行這個和事佬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他知道若要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即要給予文官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於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於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不斷地推行禮儀，講解“四書”和其他經史。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和事佬，他就擔任這樣角色，對於別人的評論，付諸一笑。所以張居正即使死後依然身敗名裂，而申時行得到善終。看到這裏我有點兒矛盾，從現代的角度看，無疑時代需要張居正這樣的改革家，可是站在當時歷史的角度看，申時行的行為方式又是順應時勢的，難道想要善終、順應時勢的結果就是碌碌無為嗎？
再説到萬曆皇帝，從頭到尾帶着憐惜無奈看待這個人物。很多歷史評論説萬曆皇帝是個昏君，但剛開始時，他其實是個勤奮好學積極向上的小皇帝、好少年。張居正過世時，他曾勵精圖治打算大展宏圖，無奈迫於文官制度的壓力，最終“無為”而治！強大的文官體制，需要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制性的仲裁。萬曆名義上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而所謂德行大部分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範，但是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分屬於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臣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着陰，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
皇位是一種社會制度，但他朱翊鈞也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啊。此時，鄭氏走入萬曆的生命，填補了他精神上的空缺。鄭氏之所以能贏得萬歲的歡心，並不是具有閉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於聰明機警、意志堅決、好讀書，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可是，萬曆卻不能立自己心愛之人的孩子為太子，因為這不合倫理之道，多麼荒謬的倫理之道啊！可是在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萬曆，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羣文臣們所安排的，這幫文臣強迫他在處理政務時摒棄一切個人意志，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但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想做的事情統統不能做到，勵精圖治的念頭一天天減退，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於是長期消極對抗而至“無為”！
關於財政，我很納悶，如此高度中央集權的帝國，為什麼財政制度如此鬆散？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着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各地方税收根據近距離原則補貼地方財政需求，這種地方自給的財政制度看似節約了交通通訊成本，卻導致全國滿布着無數的短途運輸線，缺乏統一的組織和管理。也因為全國的税收不是總收集發，財政制度無從以嚴密的會計制度加以考察，文官俸祿又低，不可避免助長了文官雙重性格中“陰”的一面。
由於交通通訊等落後，政府對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往感到隔膜，以至税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更別提調控了，日積月累想要改革呆板的財政困境就更加困難了。不禁唏噓，觀念多麼重要。羅馬初建國時，就加強道路的基礎建設，通過四通八達的交通通訊系統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繫，成就了偉大的羅馬帝國，也有了著名的金句“條條大路通羅馬”。而一千年後的明帝國居然不懂這個道理。
強大的文官體制，死板的財政制度，導致軍需税收不能總收總髮，武官的社會地位下降到歷史最低點，是否這也直接導致明朝的滅亡呢？
其實看完這本書好久了，一直沒動筆，總覺得我的歷史太差。但李笑來老師説過“起步時最重要的是什麼？”。很多的技能，我們知道有用，卻遲遲不願學習踐行，為什麼？因為怕，因為不願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寫不好就不寫了嗎？寫不好就不發了嗎？你以為你能一上來就做的很好嗎？萬事開頭難，所以，在起步時要平靜地接受自己的笨拙，理解自己的笨拙，並放慢速度嘗試，於踐行中不斷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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