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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精選多篇)

欄目: 讀後感 / 發佈於: / 人氣:1.02W

第一篇: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精選多篇)

讀《萬曆十五年》有感

我是個喜歡歷史的人,但是《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一直沒有去看過,以為它寫的是萬曆年間十五個年頭的事。看過書後才知道只是寫萬曆十五年那一年,即1587年。我不得不對黃仁宇先生感到由衷的敬佩,能將一年中發生的小事與大明帝國或者説整個中華封建制度走向崩潰聯繫起來。這種歷史研究角度確實是令人耳目一新,比起一讀就“中華上下五千年”來得更有意思。

“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説明這一看法。”黃仁宇先生明確的指出了這本書的主要觀點。從萬曆皇帝、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贄、申時行等人各自悲劇的人生來展現以儒家道德為基礎的文官封建體制腐朽,來充分説明以道德來代替法制是行不通的。這是個神奇的體制,就算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也是為之感到無奈的。萬曆皇帝本來具有遠大抱負,準備好好乾一番事業,然而卻在繁重的禮節與所謂道德中消磨了自己的意志,最終消極待命。不是沒有絕對的權威,而是在這個體制中很多事你是沒法做的,只能無奈歎息,無論你是皇帝。

作為臣子的張居正、海瑞他們更是無奈了。在儒家的道德里,什麼都提倡“高尚”,表面上什麼都可以做得很好,做官可以做得很清廉、做皇帝可以做得很愛民、做人可以做得“忠、義、孝、悌、信?”但是在這的背後卻是貪污腐敗、背信棄義。張居正的命運與王安石驚人的相似,他們都想改變現狀,但是無奈既得利益者根基太深,無法撼動。海瑞更是剛正不阿,為官清廉,但他所做的與這個體制格格不入,最終不免悲劇命運。

在這樣一個以偽道德維繫的體制中,很多人不知不覺的被捲入潛規則中去。因為這種體制所要求得道德近乎完美,但是這隻有聖人所能做到,大部分人都是凡人。是凡人必有人類所固有的那種本性:利己。當“高尚”的道德要求與自己所能做的相差甚遠時,那麼大多數人只能選擇放棄“道德”,或者明裏做一套,暗裏做一套,這是道德便成了偽道德。但在,文官封建體制中,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情況下,道德被高高掛起,那麼人們的行為便變的更為“兩面派”。

中國封建社會的那種循環怪圈也是由此而來的,一個朝代開始時,每個人都嚴守儒家的道德,君主愛民,官員也不敢太過放肆,於是出現一時的所謂“盛世”,而然,當他繼續延續下去時,道德變得越來越虛假,於是這個朝代倒下了,另一

個又吸取所謂經驗,再次崛起。如此循環往復,走不出去。當西方列強用大炮打開古老中國大門時,我們才慢慢意識到,用所謂儒家道德來代替法制是不行的,人的行為必須要有制度的約束,即使一個人再高尚。

在424年後的今天我們發現,當初發生的事在今天的中國仍舊能找到影子,我們現在的體制也似乎近似神奇,我們國家總理的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發言也曾被媒體“和諧”。當“小悦悦”事件發生後,在深刻反思道德的缺失,當然道德的缺失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人們會那麼不信任彼此?“彭宇案”給了我們答案,是法制的不完善,導致了不公正的判決,從加深了人們彼此的不信任。

我們的政府在反腐敗的工作中反覆提倡官員要提高道德,固然提高道德很重要,但是權力必須要有制度的制約,這是硬性的要求,不然,道德就變成了偽道德,那麼這個神奇的體制就會不斷的循環下去,中華民族就無法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我們不妨吸取歷史教訓,建立以法律為基礎,同時強調道德的制度,打破這個神奇的體制,讓權力有制約、道德變成真道德,那就再好不過了。

第二篇:《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寒假的閒暇之時,看完了這本書,而後有些思索,寫下來以成此文。

明帝國自他的第五任皇帝朱瞻基之後,就再沒出現一個能擔當、肯用事的領導者,皇室的權威在皇帝好玩與怠政的流氓習性中耗盡,高級官僚掌握了國家的實權。這也是晚明陷入“停滯時代”的重要原因。

在這種局面之下,所有的振作都可能成為自討苦吃的差事,所有的良知與道德都可能被認為不解現實的風情。於是——出現了他們:

海瑞只能在不斷抗爭中履行自己作為帝國官員的職責。其一生的起起伏伏,很容易看出,在帝國的官場他是一個異類。“他的信條和個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説,他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這大概就是他的悲劇所在。在一片污濁的世道中,誰都想有一盞明燈,但自己卻不願意成為這盞明燈。因此,海瑞不僅是個異類,也是一個孤獨的老者。他以他的方式對抗着既有的秩序,他很偉大,同時也很渺小。

戚繼光終其一生,即便成為海內名將,也不得皇帝的喜歡與信任。其在北方進行的事業和南方平寇上的順利使他可以安心於軍事建設,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張居正——這位首輔無疑成了他事業的支持者和贊助人,然而,正是這樣的關係在張居正死後卻成了戚繼光的致命黑洞,之前戰績的輝煌與其最後命運的“寂寞與淒涼”形成了強烈而鮮明的對比,黃先生指出“他在貧困交迫中死去。在少數幾個沒有遺棄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為他寫作墓誌銘的汪道昆。當他寫到‘口雞三號,將星隕矣’,顯然有無限悽愴的感觸”。

雖説人生有拘束 ,事事有妨礙。但對於生活的呆板與自由的不可得,李贄有清醒的認識。他要跳出這樣一個圈套,就必須與這個世界做一個徹底的了斷,尋找自己的終極快樂。無需言説,李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性格巨星”,他如同魚遊淺底,滋味愜意,冷暖自明,在不成體系卻一語道破世間本相的文章裏肆意展現自己的價值取向。他交到了許多真心的朋友,能和與自己趣味、性情、觀念頗為不同的人彼此相投,真實而不遷就,繼而生猛的活,極致的活,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幸福?然而,作為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李贄,嬉笑怒罵間,也只能成全一個人的逍遙曠達罷了。

當然,不可忽略,這中間也有張居正的改革——整頓驛站,清丈土地、整頓賦役、實施“一條鞭法”,在其十年首輔生涯之中,他以一人之力帶領整個國家進行財政上的突圍,改革成功固然令人振奮,然而這僅僅是是剛剛把帝國的問題看清楚,況且強權人物總是人們樂於攻擊的對象,觀其死後的遭遇,已將帝國所有的弱點暴露無遺。

的確,如黃仁宇先生所説,1619年戰敗後,明朝的命運已被註定,此後四分之一世紀

只有令人感到頹喪。至此,晚明的不振作“成為一段十足道地的悲劇”。

公元1587年,萬曆十五年,四海成平,如黃先生所述“縱使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水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難免。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這一年,帝國的萬曆皇帝踏入了二十四歲的門檻,這一年,是這個年輕的皇帝御宇的第十五個年頭。

在他繼位的當初,這個龐大的帝國還不是他一個人的玩物。帝國的實際權力中心是以張居正為首的內閣,皇帝本人唯一能(感謝訪問本站)做的就是無條件、全方面的信任他的這位“張先生”。然而,就在張居正死後第二年的夏天,温順的皇帝發動了對死人的討伐,他終於洗去了身為皇帝的恥辱。至萬曆十五年,在帝國的朝堂上,已經沒有人能真正的威脅到他的權威,他成了整個帝國惟一的發聲筒。

崎嶇山路父輩走,康莊大道後人來,萬曆遇到了一個好的時代,北方的“虜患”已不再發生,東南的倭患也已絕跡。帝國的皇帝享用着最美好的時光。而後的“萬曆三大徵”,三戰皆捷的戰績似乎也預示着帝國在這位年輕皇帝的手上將創造更多的輝煌。

然而,冷眼人已經看出,此時,實為“温水”中的萬曆十五年,大明帝國和他的領導人,如同遊弋在温水中的青蛙,那滋味肯定不錯,但底下的火正在慢慢加熱,如果誰再在上面加把火,青蛙的小命就將結束,但因為水温是逐漸加高,故而水中的青蛙並不認為危機就在眼前,加這把火的這是後來清朝的建立者“努爾哈赤”。

正如萬曆祖父和父親承受風雨,而讓他獨享太平一樣,萬曆的逍遙自在給他子孫留下了無底的痛苦深淵。

黃先生的話實已道破日後的真相:“我們的大明帝國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裏做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以上的種種無疑是在黃先生“大歷史觀”指引下的個人思索,“大歷史”的本質是以小見大,“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上不能看清,需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的出來”。以《萬曆十五年》為基,考察16世紀的中國傳統社會,以此延伸,洞觀歷史的本末興衰,這無疑是一個好的起始。

第三篇: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千里之外的西歐大陸上西班牙艦隊整裝待發,將於第二年全部出動徵英;而在中國,這塊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的土地上,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正如作者所言,“這些事件,表面上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

這些小事如同鏽跡斑駁的齒輪,相互咬合着嵌在鐘錶的機芯,推動歷史的指針緩緩轉動。大幕徐徐拉開,命運框住的悲劇悄悄上演??“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得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是的,這是一部失敗的總記錄。當日的封建制度已至山窮水盡,每一個人都被命運那無形的絲線牽引着,一步步走向慘淡的深淵,當歷史的洪流滾滾而來,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然而,正是有了這“無關緊要的一年”,正是有了這“歷史的大失敗”,才可以保證中國與世界潮流的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以古為鑑,這些事件的啟示意義不言而喻。作者以各個人物為中心,抽絲剝繭而形成的細密而交疊的網格,這樣延展開來的大歷史觀的確讓人感到震撼。

書中幾乎處處都體現了陰陽的存在。燭焰跳動、日影反照??在堆疊的屋瓦和密層的樹葉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光影斑駁、陰陽並存的世界,而那一個又一個悲劇人物無不是穿梭於這錯雜光影中,在陰陽交疊中掙扎。在這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封建王朝中,一切都依照道德和“禮”的秩序運行,表面上看這樣的“陽”推動着歷史車輪的前進,然而這樣的統治系統對人們的壓抑和限制日益明顯時,整個王朝已在緩緩傾斜,歷史的軌跡也偏到一邊。壓抑在人們心中的“陰”,即私慾的枝葉便伸展開來。然而陰者中有陽,陽者中有陰,每一個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我們並不能明確地把王朝的覆滅歸咎於任何一方。不過正是這二者的並存,才為後來的陰陽衝突埋下了伏筆。

萬曆皇帝朱翊鈞具有典型的 “陰陽二重性”性格。從幼年開始,他就被禁錮在皇宮大院之內誦讀“儒家經典”,接受封建禮教的正統教育,不能夠稍有越軌。在登基之後,更是受到各種繁文縟節的束縛,但為了治國的理想,他也默然接受。他勵精圖治,熱心參與各種典禮,策勵臣工趨向勤儉篤實。為了鞏固政權,他依靠張居正、馮保等人,清除了傲慢並輕視皇權的高拱。當張居正權勢日益增強,他又順應大部分臣僚的意圖,削弱了張居正的勢力。 但隨着年齡地增長,他也逐漸認識到自己在僵化的行政事務中如同一具機械,屬於“人”固有的那份個人情感也在日益膨脹,在立儲這一事件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在封建禮教和個人情感的尖鋭衝突下,他優柔寡斷的性格讓他在陰陽中不斷掙扎,最終他選擇了消極待政,一度消沉下去,於是歷史上就多了一位慵懶無能的皇帝。

張居正更是具有陰陽兩重性的典型人物。張居正身居要職,是普遍認為的有眼光、有心計、有魄力、有謀略的出類拔萃的人物。一方面,他盡心盡力輔佐年幼的萬曆帝,採取斷然措施解決輕視皇權居功自傲的高拱而登上“首揆”之位,在危難時刻保障了皇帝的安全;同時又監管萬曆的教育事務,以嚴師的身份督促小皇帝認真讀書,並以禮教的要求,指導萬曆帝如何盡孝、如何關注蒼生、如何厲行節約,儼然是一副鞠躬盡瘁的忠臣加嚴師的典範。另一方面,“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及其奢侈。他聚集了許多珠玉玩好和書畫名跡,還蓄養了許多絕色佳人。但是,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聖賢自居的張

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佔盡了實力”。這樣一個清正廉潔、忠於皇上的正面人物,除去仁義道德的光鮮外殼,私下竟倚仗萬曆皇帝的支持,利用制度的缺陷,玩弄權術,削除異己,安置親信。最終身敗名裂的結局,似乎早已註定。申時行雖然行事風格與張居正截然相反,但也“是一個十足的兩面派和賣友誤君的小人”,“只不過老成練達的申時行善於洞察事情的陰和陽罷了”。張居正如此,申時行如此,而其前輩高拱、嚴嵩,甚至整個文官集團又何嘗不是這樣的“陰陽”人物。

即使公認的抗倭名將戚繼光,在教誨將士為國捐軀,拼死疆場的同時,也難逃暗中納妾、行賄貪污的牽嫌。甚至連最享盛名的禮儀典範海瑞,也“並不是完全不懂得陰陽之道的精微深奧”,“他陽求罷免,陰向管理人事的官員要挾;如果你們真的敢於罷黜我這樣一個有聲望的,以諍諫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們必然不容於輿論;如果不敢罷黜我,那就請你們分派給我能夠實際負責的官職。”而名士李贄性格的兩重性則更多地表現在思想道德上的迷茫和矛盾。李贄無疑是封建社會中具有叛逆性格的思想家,他雖然已經意識到“禮儀”的虛偽,但他在斥責“禮儀”的同時,卻無法構建足以抗衡“禮儀”的理論體系,最後只能在迷茫和矛盾中了卻一生。

可見,隨着大幕的徐徐拉開,登場的人物無一不在陰陽兩重性的掙扎中走向悲劇的結局,這樣的巧合的確引人深思。大明王朝道德的扭曲、法律的缺失正是在這樣的陰陽困惑中得以體現。正如作者在附錄中所言,“道德並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有説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要把道德的範疇放得遠大,歷史觀點代表人生哲學,不能受短時間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閉户造車,不顧外情勢的單獨決定。”也許擁有這樣的大歷史觀才能全面地剖析歷史、感受歷史。

第四篇:《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萬曆十五年》讀書報告

楊忠顯

古人云: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潛。歷史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通過歷史瞭解歷代興亡,明治得失,瞭解人類文明的發展脈絡,中華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也可以通過歷史人物的成敗軌跡來對照分析自己,為自己的人生髮展提供一定的借鑑作用。所以有哲人説歷史不但使人瞭解史實,瞭解過去,瞭解歷史人物,還使人瞭解現在,瞭解社會,瞭解自己和未來,因為社會在時間和空間上連續發展的,從過去的發展規律之中我們能洞悉現在和未來,也能洞悉我們自己在社會之中所處的位置和角色。者更為簡扼的説,歷史是一門使人睿智的科學。秉持着這樣的觀點,這段時間以來我仔細認真的閲讀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這本書,讀後感觸頗深,受益匪淺。之前就聞之,黃仁宇以其大歷史觀而聞名於世,今日一讀,果不其然。以前也讀讀過一些有關明史的書籍,但是不是以君王歷史人物的得失為或是以階級鬥爭為論述的主要內容的,就是富有的娛樂商業性質的,然其終不能從整個歷史發展的脈絡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全方位的角度分析史實和人物的行為。讀了《萬曆十五年》後,如獲至寶,黃的大歷史觀,以某個歷史事件或歷史瞬間為切入點,縱觀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乃至全人類的文明軌跡,將時間與人物放在綿延不絕的大歷史中加以分析和評價。讀了此書之後我主要有三個方面的感觸:一是對明朝及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態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二是借古鑑今,對於當代的一些社會道德倫理有了新的觀點看法。三是通過對孔儒之道和程朱理學、陽明心學的進一步瞭解,有了一些哲學和人生方面的思考。

説起明朝,那真是三天三夜也説不完,在中國古代各王朝之中,我最瞭解也最感興趣的也許就是明清兩代了吧。以以我的知識和見解,明朝是中國古代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走向登峯造極的時代,明朝時一個充滿矛盾的王朝,在他的政治生態圈裏面,君主、宦官、閣臣三者之間此消彼長,輪流掌握大權,它是宦官專權嚴重,卻不足以起到主導作用,它的君主專制強勢,卻也不時的大權旁落,它的官員是史上薪給最低,生活最困難的官僚,但是它的閣臣也是史上最有權力的大臣。他是一個在君主專制和道德專制下又富有某些民主精神的朝代,因為他的言官可以毫無顧忌的批評任何人,包括九五至尊皇帝在內。從全社會的視野來看,它又是一個政治上專制,經濟上自由的朝代,因為在它的後期,江南地區出現了規模龐大的資本主義萌芽,總而言之,它是一個將中國古代的傳統和趨勢發展到了極致的王朝,但同時又是一個孕育着新時代曙光的王朝。而這一切的緣由,正如黃仁宇所説:中國兩千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造就明代畸形怪狀局面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兩千年來儒學的發展至程朱理學提出後進入了一個極端,與之相伴隨的在政治上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的不斷深化,再加上外部的因素,遊牧民族和西方殖民者的不斷入侵使得統治者不得不依靠強權來加強內部的穩定和鞏固小農經濟的主體地位,以保持其政權的綿延不絕。二是洪武帝朱元璋開國時的建制和所作所為對整個明朝的發展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説洪武朝的官僚模式和社會形態基本上奠定了本朝的基調並因此而貫穿於本朝的始終。由於第一個因素涉及面太廣,縱穿整個中國歷史,再

加上我閲歷尚淺,知識儲備不足,蓋不能論述。所以我想分析一下第二個方面的具體過程和形成意義。

朱元璋建明之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改制對終明一世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1)殺勛臣,建宗藩。追隨其建立江山的功勛大將和謀士文臣到其晚年時期基本被枉殺殆盡,這其中包括徐達、藍玉、傅友德的大將,李善長、胡惟庸等謀士,包括他的親侄子朱文正也在枉殺之列,而把他的皇子們分封到各地就蕃,朱的目的很明確,意在加強皇權,削弱臣下,使朱家天下萬世一系。但此舉對明朝歷史的影響遠不止這一點,而且其弊端在朱元璋死後的靖難之役中便已暴露出來,忠良殆盡,朝中無人,無人能匡扶建文帝的皇位穩固。由此而造成了以後重文輕武的極端現象,自永樂起大力削藩,皇室宗親遂喪權,這位以後宦臣專權和文官專權創造了有利條件。

(2)廢相制,取八股。朱元璋假借胡惟庸案殺文吏兩萬餘人,並且歷史性的廢除了丞相制度,其目的一是出於貧農對官僚集團的痛恨,二在於總攬大權於上,以六部代之。這樣使以後的文官集團處於混亂之中,羣龍無主,拉幫結黨,內鬥不斷自在意料之中。八股取士使儒家思想成為道德的極端,抑制士人思想的健全和創新的能力的發掘且不説,它也使文官以同年同鄉之誼結而成黨,以道德作為掩飾,為一己之利,一小集團之利而不斷鬥爭內耗而內銷了國力和政治生機,使整個社會陷入一潭死水之中。

(3)設置特務機構,這一點使明朝歷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點,想必大家都有所耳聞,而最為可惡的是這種機構往往為邪惡的宦官掌控,成為其攫取利益,迫害異己的工具,當然這也是文官集團最為恐懼的東西,但是越到明後期,其作用就越來越來削弱了,因為強大的文官集團已不再害怕這一皇帝的私人工具,因為他們連皇帝本人也不放在眼裏了。不可否認,錦衣衞和東廠在鞏固皇權和促使文官以道德名義把持擾亂朝政兩方面都起到過不可或缺的作用。

(4)軍事制度。統調分離,兵部與五軍都督府的分治使得軍事體系幾近陷入癱瘓,將無調兵權使得戰爭不能隨機應變,而掌握調兵權的皇帝文官或宦臣又難於知悉戰爭的真實情況,致使將帥之間,兵將之間無法統一協調行動,還有信息滯後,後勤不足等一系列無法逾越的問題,所以總體而言明軍的戰鬥力是不強的,所以明後期無法有效地鎮壓流民起義和抵擋八旗鐵蹄自在情理之中。

這些設置基本上確立了大明王朝的模式和基本運作方向,所以明史上產生的各種奇怪的現象其實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的感悟的第二個部分是對於道德和法制在當代社會中的相互作用和關係的一些想法。由《萬曆十五年》我們知道,明代正是以道德代替法制而使法律不完善,人治代替法治,從而綱紀敗壞,社會混亂,文官集團在道德的名義下,行人治之實,急功近利,忽視普通老百姓的基本人權和利益,致使貪官污吏橫行,民不聊生。所以我們今天斷不能再以道德來作為評價事物是非標準的依據,那樣只會重蹈覆轍,進入人治的循環惡圈裏使社會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是另一個方面,道德倫理作為幾千年的傳統約束既有它保守之處,但其宗旨還是在於教誨民心,純潔社會,並且作為大多數人的價值觀而存諸於世,簡單説就是有它積極地方面。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正確處理法律與道德關係呢?

道德在缺乏法治的時代裏確實發揮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對於維護社會秩序和促進人類文明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今天,社會分工日益細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益複雜,單靠道德的制約作用顯然不能使社會正常運轉,也不能正確的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糾紛,更不能保證民主、自由的實行及基本人權的保障。

不但是明朝歷史,就是我們建國幾十年來的歷史也在深刻的説明着這一看似簡單實行之則不易的道理。那麼具體來説嘛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建立起以依法治國為主,以以德治國為輔的社會體系,從道德和意識形態第一,法制第二轉變為法制第一,道德和意識形態第二。我覺得我們今天就處在這樣一個轉折時期內,由原來的道德意識形態主體社會轉向法治社會。但也存在着一個嚴重的危機,即在這兩者之間缺乏一個信仰主體來代替暫時的真空狀態,這個問題在今天已顯得格外嚴重了,具體來説就是我們的社會成員產生信仰危機,價值觀取向的歪曲化,以物質利益為主要追求對象,急功近利,不考慮他人和公眾的利益,導致許多不和諧現象的出現。而更為嚴重的是,由於道德約束力的逐漸減弱,而法治意識還沒有完全普及到公眾的價值觀之中,導致出現了一些既無道德觀念,又無法律意識的極端分子不斷地以身試法,公然挑戰公眾利益和法律底線,從而引發出了一連串的社會管理危機。比如砍殺幼童案、黃宜自焚案、李剛事件等等不一而言,面對這些公共管理的危機,我們不得不從深度去思考事件背後的社會機制的缺失。在當前的社會條件和發展背景下,我們如何能夠保證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秩序呢?毋庸置疑,一是要繼續加強法制建設,完善法律法規,完善立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我們的黨政司法機構更是要做到國民表率,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另外我們還要培養大量的優秀的法律人才,以高校為主,以司法系統和社會培訓為輔。而最為主要的便是普及普通民眾的法律知識和法制觀念,依法治國依然要以廣大的人民羣眾為主,這是一項艱鉅而長遠的工作,需要我們法律界人士和公務人員付出巨大的努力。

還一個問題必須闡明的是,在法治社會裏道德的作用具體體現在什麼地方。 人類社會的複雜程度是難於捉摸的,再完善的法律也無法觸及人類某些隱私的關係,而這個時候就依然得靠道德來完善人的行為,舉個最為常見的例子,一男一女陷入熱戀了,然後一不小心懷孕了,男的或是物質條件不充足,或是不想結婚因而推卸責任,棄女友而去,那麼這個時候依靠法律的力量最多隻能讓這男的擔負起供養孩子和做其監護人的責任,至於讓這男的回心轉意,重新回到其女友的身邊並娶她為妻這是公正的法律所做不到的,而這個時候我們只能期盼他的良知使他悔過自新,而良知卻來源於道德約束,同理假如在他悔過之後其女友卻不肯原諒他並不再接納他,那麼它所受到的並不是法律的懲罰而是道德的懲罰。這是道德的第一個輔助作用,第二個輔助作用體現在對新事物的處理環節上,一般出現新事物和新問題的時候,都還沒有健全法律法規來做細緻的規定,這時候也得依靠道德的約束力來暫時處理問題使其與社會相協調而不致向極端發展,等到有針對性的法律出來之後便能將其納入正常發展的軌道。

建設法治社會是我們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讀這本書最大的意義之所在,確立法治的主體地位,完善道德的輔助作用正是法治社會建設的題中之意。誠摯的希望我們的國家民族、我們的人民以史為鑑,着眼現實,面向未來。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起來,堅持並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促進社會和諧,艱苦創業團結一致,為在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為民主、富強、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前進。同時也啟示我們當代大學生和有識青年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勤儉寬厚,德才兼備,遵守法紀,維護法律尊嚴,樹立健全的人格和公民意識,成為一名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共產主義接班人,為民族的復興,國家的強盛,人民的安康以及黨的事業奉獻終身!

第五篇: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讀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的評價很高,作者是黃仁宇。《本書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萬曆十五年》是一部改變中國人閲讀方式的經典,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這本書對當代中國人來説具有重要意義的一部經典之作。它的重要在於,這本書提供了一種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説,具有顛覆意義的敍述歷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國人的歷史寫作,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幾乎所有的歷史書都是一種模式,一種口吻,一種角度,只提供了一種畫面。黃仁宇的這本書,簡直是給我們開放了另一個世界,每一位閲讀這本書的大陸人都會震驚,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原來歷史是如此的有趣、複雜、豐富,原來歷史人物並不像我們的教科書上講的那樣單調、格式化。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本書就像一道匕首,撕開了由意識形態統治歷史寫作的鐵幕。

談到這本書先説説黃仁宇先生其人。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經學過工科,在報社工作過,當過兵,後來又在美國攻讀歷史。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他對歷史有了自己獨特的思考。他在自序中提到他與明史的聯繫,博士論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運。為了寫書、做論文,他用了兩年半的時間讀完了《明實錄》133冊,再加上寫書的時間,一本不厚的書竟用了7年的時間!如此嚴謹的態度,堅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為他的治學作風才有可能寫出如此精彩,有影響力的鉅著。

看完《萬曆十五年》之後的感覺就是佩服作者對歷史的所用觀察視角。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類作家寫歷史總要從整個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來找這個朝代的衰落過程,然後再從這些研究

結果來證明這個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敗的原因。但是黃仁宇老先生卻不同,他是反着來。他是從各式的人物命運的起落中梳理出當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是以是一種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並且以歷史上比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張居正、戚繼光、海瑞等)的悲劇結局來推導出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且裏面引經據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實記載的文獻資料作為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這就保證了它的可靠性和學術性和來源。

《萬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譯過來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這正是這本書的獨到所在,在本書的第一章,作者寫道:“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位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時間。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來雖似末段小節,但實質上確實從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本書也正是緊緊圍繞萬曆十五年發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對從前和將來的發展展開詳細,獨到的訴述。一般來説,記載,研究歷史的書籍都大凡枯燥乏味,但此書卻不同,黃仁宇老先生的妙筆,讀起來既又不枯燥也不乏味,反而讀起來像偵探小説一樣一氣呵成,讓人深入其中。我在讀《萬曆十五年》時經常會因為看到某個句子或是某個例子會心一笑。本書中最有趣的莫過於那些例子,這些例子不但聞所未聞,而且完全顛覆了我們一般在影視作品或者文學作品當中所見到的歷史。在這裏歷史總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歷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説。比如戚繼光也會向張居正行賄,首輔申時行因為一時的妥協放過了剿滅皇太極的機會導致後來的明朝被皇太極所滅,萬曆皇帝和當時的朝臣是對立的兩派,最驚訝的莫過於當時倭寇的入侵併非單純的外敵入侵,而是由於萬曆皇帝關閉了當時的海關大門,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致使原來沿海經貿比較發達的對外貿

易關係受到重創,農民不堪其苦便紛紛聯合海盜裏應外合反抗朝廷,萬曆皇帝的這一舉措最嚴重的後果就是導致了本來已經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又被消滅了。這些都跟一般歷史書上的記載和坊間流傳的完全相反,但從作者對這些看似小説裏才會出現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讓我們找到史料上的出處,這些例子的確都是有文獻記載的真實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作者認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説明這一看法。為了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本書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敍方式,共分七章,每章的標題分別為萬曆皇帝、首輔申時行、世間已無張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戚繼光——孤獨的將領、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作者在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裏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書中所敍,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其中敍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作者自序)

此書重點描述了幾個的人物:萬曆皇帝,首輔張居正,申時行,模範官僚——海瑞,將領——戚繼光,哲學家——李贄。在書中我看到了一位皇帝的無奈,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由此,萬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團慪氣,但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文官集團的力量是一個皇帝難以約束的。我終於知道,一個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於一些原因,從作者對文人集團的深刻,犀利的理解中有了一些理解。從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少年是一個有為的君主,他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曆中興”,但由於一件件事的不能決斷,他終於無法忍受。而立儲之事就成了他的一個爆發。他終於在這件事上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也由於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在書中我看到了世態炎涼,做一個好官特別是做好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是多麼的困難。由於萬曆皇帝繼位時非常年幼,張居正又當老師,教育培養小皇帝,又為了國家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勃勃生機。但由於居官高位,獨攬大權,有時候也難免有一些錯誤和問題。但這些個人的私慾,缺點引起的問題在張居正死後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種證據使皇帝無法容忍,張居正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神宗於是下令抄居正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開棺戮屍。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

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致使剛剛中興的明朝,又走開下坡路。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居正呼冤。然而國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啟二年(1622年),明熹宗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間已無張居正!

作者在書中末段指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作者一語點出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王朝的癥結所在,這也是我們大明王朝乃至我們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以史為鑑,中國政治不能成為數字化的工具,以道德代替法律,去造成中國政治一系列的弊端。我們要做到真正的依法治國,任人唯賢,切莫讓這段歷史僅僅成為遺憾,這篇精悍粹美的文字成為我們茶餘飯後的一段消遣,我們要讓他透過黃先生的筆觸奏成一段振聾發聵的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