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是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蘇聯史專家沈志華主編，由24名學者合力完成的一部蘇聯歷史（1917—1991年）專題研究著作。該書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出版。全書涉及政治、軍事、外交、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28個專題，洋洋130萬字。
蘇聯史是短暫的，只有74年。蘇聯的執政黨的歷史也不足百年，為93年。蘇聯，曾經給東方許多國家帶來了希望，給被壓迫被剝削民族指出了新的道路，長期作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蘇聯，曾經佔有世界1/6的版圖、並有一批衞星國以它為軸心組成的“社會主義大家庭”，與美國進行抗衡的超級大國。竟然説倒塌就神話般的倒塌了，這段歷史應該怎麼看呢？《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通過實證性的專題，全景式地展現給人們豐富的史料和詳盡的過程描述。蘇聯史可以告訴人們什麼，話題雖然是沉重的，但我讀完後，對蘇聯的興亡史的演變原因、邏輯發展卻有了新的理解。
“1920年代是蘇聯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廢止了軍事共產主義模式，實行了立足於市場機制的新經濟政策。但是軍事共產主義體制的影響並沒有徹底消除。軍事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這兩種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鬥爭，始終貫穿於整個20年代，並且軍事共產主義模式最後取得了勝利，改頭換面變成斯大林模式，統治了蘇聯將近半個世紀。”（第128頁）
作者指出，革命後採取的一些軍事共產主義措施早在革命前已經設想好了，被看作是無產階級管理國家的重要手段。列寧早在1917年9月的《布爾什維克能保持政權嗎》一文中就宣佈：“糧食壟斷、麪包配給制和普遍勞動義務制，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是一種實行計算和監督的最強有力的手段。”（《列寧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302—303頁）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俄共來説是被迫和無奈的。十月革命後的土地法令使農民無償獲得了耕地，但糧食徵收制又把農民勞動成果徵收得一乾二淨，加上徵糧隊的粗暴行為，各地農民暴動不斷，最大的是“安東諾夫叛亂”人數達5萬人；還有工人與水兵的反抗，如彼得格勒工人罷工和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動。直到1920年9月列寧還堅持徵糧制。而在這之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一直反對徵糧制，還有托洛斯基也看到了徵糧制的的弊端，要求用一種累進税改變政策，但也被否定。由於糧食與運輸問題突然緊張、農民和士兵的不滿，列寧終於在1921年1月決定改變政策。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以實物税取代糧食徵收制。這次會議還提出了發展國家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換，並正式使用“新經濟政策”這個概念。之後，新經濟政策又包括了恢復市場、貨幣機制，取消無償勞動，小手工業企業實行非工業化，允許外國資本進入等。作者介紹了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結果，經濟很快恢復。但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擴大、糧食價格與經濟作物比價不合理的情況。對於第二個問題，斯大林使用刑法來對付拒不出售糧食的農民。這就為斯大林以後消滅“富農”和鎮壓黨內外異議人士埋下了伏筆。
對於新經濟政策，黨內一直存在爭論。“以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等人為代表的一派對新經濟政策總體上持否定的態度，把它看成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以至取消新經濟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克拉辛等人為代表，主張利用市場機制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當然還有一些介於這兩者之間的派別，或者説動搖於兩者之間的派別。”（第162—163頁）主導的論點是：實施新經濟政策是一種暫時的退卻，是對農民的妥協，“用當時的説法，由直接進攻改為迂迴。”（第164頁）一旦形勢變化，農民造反的威脅消失，就會轉入進攻。所以斯大林主要強調進攻，如他“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宣佈，黨的任務是‘採取消滅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的方針’。要挖掉資本主義的根子，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產裏，藏在城市小生產特別是農村小生產裏’。結論很清楚，要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就必須消滅商品生產，消滅農民這個小生產者。”（第167頁）在黨內，許多領袖為“戰勝新經濟政策”辯護，如斯大林、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裏寧、加米涅夫等，當然也有頭腦清醒的，如布哈林、李可夫，但後者勢單力薄，頂不住“左”的領導人物執掌政權、主導政策，新經濟政策的結局是短暫的。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宣稱：“我們所以採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讓它見鬼去。”
新經濟政策本是一次有益的經濟改革，但中途夭折，説明了：第一，理論創新不足。傳統的社會主義概念是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商品貨幣、沒有市場；而新經濟政策則允許資本主義私有制存在、商品貨幣存在、經濟核算存在、小生產存在，這個矛盾始終存在，如何認識與解釋？在理論上準備不足。列寧在逝世前説過，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改變了，但他沒有對這種改變作出解釋；第二，經濟體制改革缺乏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蘇聯沒有因新經濟政策的推出而出現政治民主；反而因經濟上搞了些發展商品經濟的措施而加強了政治上的控制，禁止其他政黨從政，如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內權力不斷向少數人如“三駕馬車”（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甚至一個人手中集中。但蘇聯的新經濟政策也為探索社會主義模式提供了經驗與教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以新常態來判斷當前中國經濟的特徵，並將之上升到戰略高度，表明中央對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變化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正在對宏觀政策的選擇、行業企業的轉型升級產生方向性、決定性的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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