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高等教育正向着全球化、國際化發展，越來越多的海外留學生來到我國求學，我國眾多高校中彙集、體現着多元文化，而在多元文化的交叉碰撞中，不僅充滿了由於多元文化對話帶來的活力，也存在着由於文化差異帶來的留學生跨文化交際障礙及隨之而來的跨文化適應問題，因此，培養、提高來華留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使之建立起與中國社會、中國人正確的溝通交流通道，化解文化衝突，順利度過跨文化適應階段，度過有成效有意義的留學生活，這對促進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重要意義。很多學者對跨文化交際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本文嘗試從文化習得的角度談談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
一、跨文化交際能力
談到跨文化交際能力首先必然涉及到跨文化交際。交際是一種交流、溝通，是交際雙方信息交流的動態過程，跨文化交際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際雙方信息交流的過程。跨文化交際學興起於美國，其奠基人是美國人類學家霍爾(Edward T. Hall)，他在1959年出版的《The Silent Language》中談到旅居海外的美國人和當地人之間的交際，後來隨着跨文化交際學研究的深入，跨文化交際所指擴大到不同文化的人們之間的交際。由於跨文化交際雙方文化背景不同，其語言、思維方式、思想觀念、風俗習慣、交際規則等方面也不同，這樣會使雙方在交際中產生文化誤解、文化衝突等交際障礙，為了有效解決這些交際障礙，跨文化交際雙方需要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跨文化交際能力越強，就越易正確、恰當地處理跨文化交際中面臨的種種問題、困難，保證跨文化交際的順利進行。
二、文化習得
“習得”的概念最早是在語言教學理論範疇內提出的，語言習得是與語言學習不同的掌握語言的方式，七十年代美國語言教學理論家克拉申(hen)在其輸入假説理論中進一步系統地提出學習與習得的假説，認為習得是潛意識的、日常的、暗含的學習，之後學者們發展並豐富了語言習得的研究領域。海姆斯提出“交際能力”包括了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能力，該概念的提出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習得任何語言都要習得其語用規則和文化”（劉潤清1999：167）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語言知識藴含着文化因素，語用規則的形成也與該語言社團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等文化因素密切相關，學習一門語言，也就是學習該種語言所屬的文化，同樣，習得一門語言的過程，也是習得該種語言所屬的文化的過程。第二語言學習的最終目標是獲取跨文化交際能力，而“跨文化交際的根本特徵是如何發現、認識和對待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劉珣，2000:124）可以説，發現第二文化與母語文化的差異，並適應這種差異的過程，也是跨文化交際能力獲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第二文化習得起着重要作用。以下談的文化習得主要指第二文化習得。
三、文化習得與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
（一）文化習得與跨文化語言交際能力
來華留學生在中國學習漢語或其他專業，生活中與中國人交往，最大的障礙就是語言障礙，漢語中的漢字、詞語、語法等都是需要克服的困難。不少留學生髮現，他們在課堂上完全聽懂教師的講授，也掌握了相關的語言知識，但在日常生活與中國人及交流中，經常發生聽不懂甚至誤解的情況。原因就在於，在課堂上學習的詞句，教材對詞語的釋義缺乏跨文化語境，同時留學生們也很喜歡利用詞典等工具書通過翻譯法來獲取對詞句的理解，不僅大大降低了對詞句含義理解的準確性和詞語的運用能力，而且因為他們在運用所學的詞句與中國人進行交流時，受自身文化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交際規則等的影響，而非中國文化的影響，從而造成了信息傳遞的誤差，對跨文化交際造成了干擾。只有在具體的跨文化交際語境中不斷運用所學運用詞句，經過不斷的文化習得過程，才能排除母語文化的干擾，理解所學詞句的文化含義，正確進行跨文化交流。
（二）文化習得與跨文化非語言交際能力
人們的交際渠道除了語言渠道，還有非語言渠道。非語言交際是語言以外的交際行為和交際方式，最早的分類是魯希(Ruesch)和基斯(Kess)提出的，他們把非語言交際分為手勢語言、動作語言、客體語言三類(Ruesch and Kess，1956)，之後不斷有學者對此進行歸納和區分。國內學者畢繼萬先生借鑑西方學者比較統一的認識，把非語言交際分為四大類：體態語，包括基本姿勢、基本禮節動作及人體各部分動作提供的信息；副語言，包括沉默、話輪轉接、各種非語言聲音；客體語，包括人體的衣着修飾、個人用品等提供的信息；環境語，包括空間信息、時間信息、聲音、燈光、顏色、標識等（畢繼萬，2009：339）。非語言交際也是人們重要的交際手段，薩莫瓦和波特研究發現：“絕大多數研究專家認為，在面對面的交際中，信息的社交內容只有35%是語言行為，其他都是通過非語言行為傳遞的(Samovar et al，1981:155)。非語言對語言交際有輔助作用，如強調、重複、補充、調節等，在語言交際發生障礙時可以挽救甚至代替語言交際。非語言交際與文化密不可分，一種文化下的非語言交際行為是在人們在該社會文化環境中潛移默化習得的，是文化習得的結果，人們在交際中根據一定的文化規約來使用。在同文化的交際中，人們自然、無意識地使用非語言手段來進行交際，而在跨文化交際中，人們對異文化的非語言行為則非常敏感，容易產生文化誤解甚至文化衝突，如OK的手勢，在中國，習慣表示“零”，在美國，是“好、行”的意思，在巴西，則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動作；又如交談中的目光交流，中國人出於禮貌、表示尊敬的心理而避免長時間直視對方，歐美國家的人們則認為目光交流時間過短是缺乏誠意、自信的表示。可見，不同文化背景的非語言行為有着不同的文化內涵，體現出不同文化下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在跨文化交際中，與語言一樣，同樣會因為文化差異而引起文化誤解和衝突。
（三）文化習得與跨文化適應能力
畢繼萬認為跨文化適應能力是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一部分，“指跨文化交際雙方相互之間交際適應能力和對異文化環境的適應能力。”要提高跨文化適應能力，要在跨文化認知、跨文化意識等方面加以培養提升。
跨文化交際中的語用遷移和語用失誤
語用語言失誤緣於兩種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是對交際意圖的錯誤理解；社交語用失誤則起因於對話語社交條件的錯誤認識，在跨文化交際活動中，社交語用失誤表現在對社交條件的限制過大、不能滿足以及濫用、誤用上。針對兩種語用失誤造成的負面影響，托馬斯説道“：語法錯誤可能使人不愉快或影響交際，但至少在規則上，它是一清二楚的，聽話人會立即感覺到它的存在，而且一旦意識到説話人的語法能力較弱，對其是容忍的。然而，語用失誤則不然，如果一個非本族語説話人語言流利，對方通常不會把其明顯的不禮貌或不友好的行為歸因為語言缺陷，而會認為是粗魯和惡意的自然流露。語法錯誤可能顯示出説話人還未掌握一定的語言能力，而語用失誤則可能反映出説話人的人格有毛病。”（Thomas1983，參見何自然1997：206）由此可見，在跨文化交際中，語言失誤往往被認為是説話人在語言知識和語言能力方面有所欠缺，比較容易得到人們的理解和諒解；而語用失誤由於觸及了目標語國家的個人隱私或文化禁忌，不但不能為人接受，其造成的負面影響亦難以消除。譬如，日語專業三年級學生A在日本某公司實習，在她專注於自己工作的時候，上司突然來到身邊讓她去處理其它事務，由於手邊的工作尚未結束，於是A對上司説了句“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請稍等）”。沒想到，上司聽到這句話後非常生氣，而A認為“我正在處理的工作很快結束，而且已經説了請稍等了，上司為什麼還要發火？”絲毫不清楚上司發怒的原因。確實，從語法層面看，A使用的日語沒有任何語法錯誤，而這句話翻譯成漢語也是“請稍等”的意思，但在語用規則上，這種表達形式在重視縱向關係的日本是不能用於尊長或上司的。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一葦可航，同為漢字文化圈國家。長期以來，中日同文同種的認識似乎成為一種常識。然而，實踐證明，這種似是而非的錯誤常識，正是阻礙中日雙方相互理解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個事例也充分説明對目標語國家文化知識、語用規則的瞭解在跨文化交際中是何等重要，正確的語言形式並不能確保交際一定成功，語用能力的培養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加強。
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
如前所述，外語學習的最終目的不僅僅在於掌握正確的語言形式，在全球化空前發展的今天，交際能力的培養和提高被置於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怎樣才能在有限的課堂教學內實現這一目的，不少學者進行了頗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Billmye（r1990）曾以讚美表達為例，就課堂內教師有關讚美語用規則的指導效果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接受了語用規則指導的學生對讚美表達形式的使用基本接近於母語説話者，從而有效證明教師在課堂內進行語用規則的指導對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大有裨益。Kaspe（r1996）也在自己的論文中援引了五個事例，説明教師在進行語用規則指導時，明示的教學方法更能有效促進學生的習得。長期以來，我國外語教學一直以聽説讀寫譯五項技能的培養為中心，忽略了對文化知識和語用規則的指導，從而導致學生語用能力低下，語用失誤頻頻。要改變這一現狀，首先要更新教師的教育觀念，充分認識到培養語用能力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將文化知識、語用知識滲透於課堂教學之中，使學生認識到跨文化交際中存在的文化差異與負語用遷移現象，在發展語言技能的同時，提高語用能力、減少語用失誤。其次，要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教師自己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首先必須得到加強。Bardovi—Harlig（1992）曾向英語教師提示了一種旨在提高教師語用能力的方法。該方法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時，教師研讀一些有關語用學的文獻；第二階段時，認真觀察自己的語言使用並收集相關數據；第三階段時，教師們相互交流、發現問題並就此展開討論，之後重新收集數據；第四階段，教師以各自着重研究的言語行為為對象，對教材進行分析、評價；最後則根據收集到的數據和教材分析結果，對教材加以改進或開發更理想的教材。該研究對教師語用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一個頗具可行性的訓練方法。不難設想，倘若教師不具備相當的語用能力，學生語用能力的提高只能淪為一種空談。第三，教師要設法消除學生對負語用遷移的恐懼心理，培養學生使用外語的習慣。對不同文化的理解是一個漸進的、動態的過程（Scarcella＆Oxford1997：264），只有經過初步適應、產生衝突和重新認識幾個階段才能真正實現對不同文化的理解。由於我們的學生都是在外語環境中學習外語，沒有太多接觸和使用目標語的機會，這個適應、衝突和再認識的過程會相對較長，學生目標語水平的提高也就相對緩慢。教師要設法消除學生對負遷移的恐懼心理，努力營造寬鬆、活躍的課堂氣氛，鼓勵學生多用多練，逐步提高學生的語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
結語
以上對語用遷移、語用失誤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進行了考察，並對怎樣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出了建議。雖然語用遷移是導致語用失誤的重要因素，但是，只要教師能夠提高對語用遷移的認識，意識到加強自身語用能力培養的重要性，不斷更新教學觀念，改進教學方法，調整課程設計，就可以逐步提高學生的語用能力。此外，鼓勵學生多用外語，克服對語用負遷移的恐懼心理，在實踐中積累成功交際的經驗亦不容小覷。
隨着國際化交往的不斷深入，世界的融合，來自不同國家或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的交流不斷增多，人們之間的這種交流被稱作跨文化交際。由於人們所處地域的不同，受到交通、經濟等的影響，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和文化，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各自的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進而發展成了社會規約和習俗。在跨文化交際中，這些不同會對人們的交際帶來困擾，下面僅就語言等幾方面進行探討。
語言是人們在日常交流中最常用而且最直接的交際工具。由於中西方文化價值觀和社會習俗的不同，我們在談論一個問題時，常常因為一句話不得體，使聽眾發笑、不快或者氣憤。語言反映一個民族的特徵，藴藏着該民族對人生的看法、對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思考。地域的不同語言習慣就有很大差異。在中國鄰里之間碰面，見到的第一句話大多是：你去哪了？你吃了麼？其實這並不是真的問你去了哪裏，吃了沒有，這只是我們問候的一種方式而已，甚至可以説這只是一句客套話。而西方人見面更多的是説：hi，goodmorning/after—noon/night，hello……而絕不説我們打招呼的語言。在他們思想中，你要是問他們去哪了，就是干涉他們的隱私，會引起他們的不快；要是你問的是“你吃了嗎”，他們則會誤會，認為你想請他們吃飯。西方人當誇獎對方説“：你真美！”回答總是“：謝謝”，而我們卻認為那是不謙虛的表現，總是回答“：哪裏，哪裏，您過獎了”。這些語言的不同都與我們所處的文化背景，教育觀念密切聯繫，瞭解這些對跨文化交際會有一定的幫助。
思想意識是行為的指揮棒，對人們的行為活動起着指定性的作用。霍夫斯特德提出了識別不同文化價值觀的四個方面，在此僅就權力差距大小而舉例，説明對跨文化交際的影響。中國文化權力差異大，在稱呼語中反映就比較明顯。中國人們習慣使用稱呼語中不僅包括姓氏，而且加上頭銜，或者喜歡使用表明對方身份的稱呼語，這樣的稱呼語表明説話人與對方的權勢關係和輩分關係，上下級之間這樣，同級別也這樣。如張處長、王總經理、高教授、趙伯伯等。而在美國電影中我們經常看到和聽到的是兒媳直呼公、婆的大名，兒女和父母也是直接姓名相稱，對於我們也難於理解。
經濟的發展對跨文化交際起到促進的作用。經濟發展代表着一個社會的進步，是當今社會的重頭戲。經濟發展了，人們才會對文化要求日益高漲，從而文化水平逐漸提升。我們要走出去取其精華，開闊視野，豐富生活。經濟的發展也説明社會的和平，為進一步跨文化交際提供了有利的環境。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們才能有機會到不同的地區和國家感受不同的文化，提升生活質量。所以國家的安定，經濟的發展是跨文化交際的有利保障。宗教是人類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的宗教體現着不同的文化形式，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和不同的文化背景。
我們聽到的童話故事就能代表不同的宗教文化影響下的國家特點。西方大多信奉基督。基督是有神教，認為上帝是世間萬事萬物的主宰者，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所以教徒絕對敬畏上帝、服從上帝。而在中國人們信仰的儒道佛是無神教。這樣東西方就形成了差異，在許多諺語中就有所體現。英語里人們認為上上帝高於一切，上帝無所不在；在漢語里人們這樣認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中國人認為沒有唯一至高無上的神，而且人可以充當眾多的神。長期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的帝王，為了鞏固其統治，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和三綱五常的禮儀，自稱天子形成一整套尊卑有別、上下有序的等級，每個人扮演自己的社會角色，不能越位。這樣就有了官大一級壓死人、胳膊扭不過大腿、小鬼鬥不過閻王這樣的諺語。
在教徒中，上帝是唯一的、至高無上的神。除了上帝之外，人不能再有其他的偶像和神靈，所以他們説：“Humanbloodisallofacolor。”人類血的顏色都是一樣的。因此，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不能用我國的宗教文化來衡量和體驗西方國家基督文化，否則極易引起交際障礙。文化禮俗習慣會直接影響到交際質量。譬如在交際場合如何介紹他人，一些國家就存在着差異。在英語國家中介紹的順序一般是：將男子介紹給女子；在同性別中將年輕者介紹給年長者；將未婚女子介紹給已婚女子；將同性別中地位低者介紹給地位高者。而中國的介紹順序基本相反，不分男女，按以下順序介紹：將長輩介紹給晚輩；將職位高者介紹給職位低者。再如送禮禮儀。中西方都很講究送禮，它是促進人際關係發展的一種方式。送禮，中國人講究情誼，西方人講品味和藝術。中國人送禮時，收禮人要謙虛一番不當面拆看，然後將東西放起來；西方人送禮時，收禮人會直接表達感謝之意，然後當面拆開，表示自己很喜歡禮物，表示對送禮者的尊重。
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依據各自的飲食特點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飲食文化。中西方飲食也勢必存在着較大的差異，西方人更多關注的是食物的營養及自身的生存問題。大都認為“吃”是為自身注入能量，來保持身體的結實，抵禦病菌的侵襲，即使口味千篇一律。帶血的牛排與大白魚，白水煮土豆，雖有“味”而不入“味”，如同嚼蠟，卻保持了材料的原有味道。雖然現在的中國人也講究營養保健，也懂得爆炒烹炸會損失部分營養，有時還是寧願選擇後者。中國人追求的是美味和享受。中國有句俗語：“民以食為天，食以味為先”，味道是烹調的最高準則。在稱讚美食時，總愛説“：色香味俱全”，家庭宴請時，主人常自謙道：“菜燒的不好，不一定和您的口味，就湊合着吃吧”而絕不説，“菜的營養不高，熱量不夠”等語言。西方人烹調方法的單一，使得烹調過程和使用器具都更加準確化，按照規範行事。看看菜譜就能知道，西方菜譜中都以“克”計量，而且西方人總是拿着菜譜去買菜，做菜，因此西餐就顯得缺少特色。中國人推崇的是隨意和創造。用料量描述“一匙”、“半碗”、“少許”比比皆是，沒有準確標準，以口味而定。
綜上所述，影響跨文化交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上幾點的簡析希望能為不同地域、不同國籍的人們更好的進行交流和縮短思想距離，帶來幾分便利，對跨文化交際起到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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