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與政策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我們學生進行形勢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陣地，是我們每個大學生的必修課程，在我們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擔負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貫徹落實了中央的有關精神，是我們當代大學生關注的熱點問題，幫助我們掌握正確分析形勢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首先，給我們授課的老師滔滔不絕，睿智敏捷的思維，豐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別有風趣的講演，無不為我們展示了一位領導所具備的良好素質和出眾能力，在這裏，我們不僅享受着知識的積澱所帶來得無限快樂，更被其無窮的講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讚美他，是因為他優秀，我們欽佩他，是因為我們年輕，我們用自己年輕、活躍、開放、包含的個性來聆聽哲人的教誨，固然會受益匪淺、澤被至深。
我們認識到，形勢與政策左右我們的發展，對我們具有重要意義。史有“識時務者為俊傑”，今應為“適時務者為俊傑”。社會歷史的大發展已決定了個人發展的最大環境、最大上限，制約着可選擇度，決定着大學生成功的機率，影響很具體，也很深遠。因此，我們應學會認識和把握形勢與政策。形勢是制定政策的依據，政策影響形勢的發展。我們必須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靈活變通，具備創新能力。與此同時，我們還應順應形勢與政策，發展自我：找準自己的發展目標，結合自己的優勢，定位自己的方向及發展地位；依據個人目標，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努力奮鬥，構建知識結構體系，拓展素質，不斷提高個人能力，打造出“誠、勤、信、行”的品牌大學生；利用形勢與政策，為我所用，形成對形勢與政策的敏鋭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養超前的把握形勢與政策的膽識，“藝高人膽大，膽大藝更高”，利用形勢與政策，實現自我大發展。樹立一個遠大理想，做一個成功人士！
關注世界。當今世界飛速發展，“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時代過去了。地球村裏的變化日新月異。生在當代，作為大學生的我們，豈能做那四角的書櫃？拋掉陳舊的觀念，擁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們應該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動社會和歷史前進的一支重要力量。無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中，還是中華民族發展的歷程中，青年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大學生是青年中，知識層次較高，最具潛力，最有創造性的羣體，因此，當代大學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價值取向，將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未來，事關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全局。
再者，當今國內外形勢風雲變幻，進入21世紀的中國正面臨着難得的機遇和巨大的挑戰，當代大學生也面臨着深刻的國內外環境，所以，在高校大學生中廣泛開展形勢政策教育，對當代大學生如何在紛繁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下，正視我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堅定信念，振奮精神，努力學習，報效祖國，具有重大的現實價值，與深遠的歷史意義。
綜上所述，作為21世紀的大學生，我們更應該把握住自己，努力學好專業知識，為祖國明天的建設添磚加瓦。
最後，我想説，學校開設的《形勢與政策》課非常必要。因為， 高等學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是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開闊胸懷視野、增強責任感和大局觀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中國，認識了我們與世界的差距，以及我們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邁進了一大步。
人類社會已經跨入了21世紀，21世紀是我們中華民族復興的世紀，我們是生長在這個偉大時代的大學生，幸逢盛世，既是無限幸福，值得羨慕的一代，又是責任重大、任務艱鉅的一代。黨的xx大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黨的xx屆四中全會又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命題，並且把和諧社會建設放在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並列的突出位置，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我們黨執政能力的主要任務之一。因此，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造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奮鬥目標，是我國進入21世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戰略全局的中心和主題，這也是時代賦予當代大學生義不容辭的歷史重任。
世紀之交的年代，往往潛藏着巨大的歷史機遇。從三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這是個重要戰略機遇期。一、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我國有極大的可能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的國際環境和良好周邊是可以實現，這有利於我國集中精力搞建設。二是從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來看，世界科技革命進程加快，我們可以抓住新科技革命產業化的環節，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跨越式發展。三是從國內來説，我國在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並取得了偉大成就的基礎上跨進21世紀，歷經探索，我們已經形成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採取了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分階段有步驟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找到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現在，黨的xx大又明確指出了新世紀新的奮鬥目標和行動綱領。這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作為新世紀的當代大學生要想所作為，就必須以時代的歷史使命為已任，把握時代的脈搏，跟上發展的源流，迎接變革的挑戰，從而樹立起為時代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而獻身的偉大志向。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造和諧社會是當今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兩項具體表現，這也是時代賦予當代大學生義不容辭的歷史重任。以提高大學生自身的綜合素質為基本要求。只有切實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才能夠符合高速發展變化的時代要求，擔負起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因而我們當代大學生要着眼於自身的全面發展，認真學習黨的精神，用“三個代表”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和綜合素質；加強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的學習；在今後人生的奮鬥的征途中，一定要堅持學習科學文化與加強思想修養的統一、學習書本知識與投身社會實踐的統一、實現自身價值服務祖國人民的統一樹立遠大理想與進行艱苦奮鬥的統一，使自己成為熱愛祖國、勇於創新、德才兼備、全面發展的人的人，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奮鬥不息，塑造無悔的青春。
論文摘要：回首“”輝煌成就，令人倍感歡欣鼓舞；展望“”規劃，未來五年人民生活將更幸福。中國經濟走過波瀾起伏的5年交出了令人滿意的成績單，也圓滿的貫徹落實了科學發展觀，為創建和諧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論文關鍵詞： 國際金融危機 科學發展觀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初期宏觀調控表現的是“有保有控”的特點。中央政府一方面推出包括土地、金融、市場準入等方面政策的組合拳，加快結構調整，防止經濟增長過熱；另一方面，通過出台減免農業税等一系列惠農政策，着力加強農業等國民經濟中的薄弱環節。在開局之時，我們收穫了兩個好年景。20xx年國民經濟實現了高增長與低通脹的理想搭配；20xx年雖然通脹問題逐漸凸顯，但國民經濟仍延續了平穩增長的好勢頭，財政收入、企業收入、城鄉居民收入齊頭並進，都收穫滿滿。
正當國民經濟開始步入又好又快軌道時，突然襲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又打亂了中國發展的步伐和節奏。
前所未見的困難，前所未見的挑戰，前所未見的精彩！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驚濤駭浪，黨中央、國務院“變壓力為動力、化挑戰為機遇，連連出手，果敢應對。領先於其他國家，中國率先推出了力度最大的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速度之快，規模之大，配套之全，前所未有。出手快，出拳重，中國經濟一路下滑的勢頭被止住，從20xx年一季度的6.1%，逐季回升到年末的近9%，畫出一個精彩的“V”形走勢。最難能可貴的是，在“保八”之戰中，結構調整也未鬆弦。4萬億元的投資重點鎖定經濟發展薄弱環節，鎖定民生相關的領域，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也相繼推出。
從20xx年到20xx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11.4%，比“十五”時期年平均增速快1.6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又保持了11.1%的增長。與此同時，節能減排也在穩步推進。與20xx年相比，20xx年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累計分別下降9.66%和13.14%，“”二氧化硫減排目標提前一年實現，化學需氧量減排目標提前半年實現。“”前4年，全國萬元GDP能耗累計下降15.61%，年均降幅為4.15%。 前不久，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總結和介紹“”期間節能減排情況時表示，為實現“”目標，我國在結構節能方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在第二產業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使產業內部結構進一步優化；在淘汰落後產能方面，“”前四年，我國共淘汰小火電機組6000多萬千瓦，淘汰落後鍊鐵產能8712萬噸、鍊鋼產能6038萬噸、水泥產能2.14億噸。
事實上，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傳統工業國家、“世界加工工廠”，一度消耗着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鋼鐵和70%左右的油氣，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儘管節能減排、治污降耗、淘汰落後已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但五年內實現“單位GDP能耗降低20%，依然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為此，中央在此期間投資20xx多億元用於節能環保工程，進行節能減排技術改造。而這些投入只佔全國節能環保總投資的10%至15%。
在中央和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節能減排取得積極進展，能源利用效率明顯提高。“”前四年，在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3.5%的基礎上，規模以上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累計下降20.76%，累計實現節能量5.3億噸標準煤。與此同時，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下降9.66%，二氧化硫排放總量下降13.14%，為實現全國完成單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目標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目前情況看，“四項指標中後三個到年底經過努力都能實現，但完成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標，還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解振華説。但他同時表示，“一定會努力完成節能減排目標”。
回望“”，人們不難發現，在不斷推進的各項經濟、社會與政治改革等方面，無不閃耀着“民生”二字。
“農村改革使廣大農民普遍受益，基本公共服務改革也有重大突破，民生建設得到各級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因此，‘’也被譽為‘民生五年’。”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談到“”期間各項改革措施取得的成果時説。 改善民生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經濟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一理念在“”期間每一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越來越充分地得以體現——20xx年，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税，廣大農民從此走上減負增收的致富之路；同年，中央財政拿出1859億元投向困難羣體。此後，用於民生的財政支出逐年遞增，20xx年突破萬億元，20xx年更是超出1.6萬億元。與此同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從20xx年起覆蓋到了全國全部有農業人口的縣（市、區），提前完成“”規劃目標。此外，“”期間，國家重點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免除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新醫改方案惠及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已覆蓋全國92%以上的人口。
國家把越來越多的財力用於改善人民生活的交通、教育、醫療以及社會保障等領域，越來越多的貧困地區、偏遠地區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得到改善。20xx—20xx年，城鎮和農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分別為10.2%和8.3%。
從“十五”邁進“”的門檻時，我們不僅對中國發展的前景充滿信心，更對發展的道路充滿期待。因為，我們站在了科學發展的新起點上。
“”規劃是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重大戰略思想後編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的五年，是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的五年，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引下戰勝重重困難奮力前行的五年。走過五年，我們科學發展的方向更加明確，步履更加堅定。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我們迎接最大考驗。我們要發展，我們更要科學地發展。帶着這樣的理念走進“”，迎接我們的是超乎想象的一系列嚴峻考驗。
如今，在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農村，汽車已經快步走進家庭，電腦、手機的普及率也在不斷提高，人們對精神文化娛樂的需求日益增長。數據表明，我國私人汽車擁有量從20xx年的2333萬輛，增加到20xx年的4575萬輛；移動電話用户從20xx年末的4.6106億户增加到20xx年末的7.4721億户，今年上半年更突破了8億户。與此同時，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由20xx年的36.7%下降到20xx年的36.5%，農村居民家庭由20xx年的45.5%下降到41.0%。這一切都表明，廣大人民羣眾在收入不斷增加的同時，生活質量也日益提高。波譎雲詭，跌宕起伏，艱苦卓絕，而又成就斐然，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將是令人難以忘懷的5年。它為即將到來的“”乃至今後更長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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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關鍵時期的宏偉發展藍圖；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出版社。
[3] 為和諧社會提供重要保障（輝煌·20xx-20xx）；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出版社。
淺談歐債危機
【摘要】自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持續發酵，已對全球金融和世界經濟造成重大影響。本文對歐債危機發生的起因進行了分析研究，並研究了歐債危機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最後提出了幾點關於我國應對的對策。
【關鍵詞】歐債危機；起因；影響；對策
1 前言
2009年10月，新上任的希臘首相George Papandreou對其前任隱瞞了大量的財政赤字的情況對外宣佈之後引發市場恐慌。使得截止到2009年12月三大評級機構均對希臘的主權債務評級進行了下調，導致投資者大量拋售希臘國債，於此同時，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等國的主權債券收益率也大幅上升，至此歐洲債務危機正式全面爆發。隨即2011年6月意大利政府的債務問題導致這一危機再度升級。雖然並沒有想美國次貸危機那樣發生之初就來勢洶洶，但此次的歐債危機卻由於在發展的過程中牽涉的國家不斷增多和評級機構不時的評級下調行為，而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的重要事件。以下將對引發此次危機的起因進行分析。
2 歐債危機的起因
2.1 過度舉債
此次歐債危機的直接導火索為政府與私人的長期過度負債行為。PIIGS 五國（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與西班牙等五個國家的簡稱）在1980—2009的投資狀態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990年左右經歷過淨儲蓄盈餘外，均為負債投資狀態，從而導致了鉅額政府財政赤字。根據歐盟的《穩定與增長公約》，政府財政赤字不應超過GDP的百分之三。以希臘為例，從希臘於2001年加入歐元區到2008年危機爆發幾年間，它的年平均債務赤字達到百分之五，遠遠高於同時期歐元區的平均水平2%；另外希臘的經常項目赤字年均為百分之九，而同時期歐元區僅為1%。截止到2009年，希臘外債佔GDP比例已高達115%，這個習慣於透支未來的國家已經逐漸失去了繼續借貸的資本。這些問題在PIIGS五國中普遍存在。
由於歐洲區域一體化的逐漸深入，一些經濟發展相對不高的國家（像希臘和葡萄牙等）在社會福利待遇、工資水平和失業救濟等方面慢慢向法國、德國等經濟水平高的國家靠攏，導致國家總的支出比國內產出高越來越多。而工資和其他社會福利漲上去就很難調下去，使得最終政府與私人的負債比率越來越高。至於愛爾蘭和西班牙債務問題，則是由於受到次貨危機的影響而導致的。由於揹負鉅額債務，五國政府的信用已經很難再讓投資者安心當它們的債權人了，而使得其借貸的能力大大減弱。通常6%是投資者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面臨主權債務危機的一個標準。而在PIIGS 五國中只有意大利的10期國債的收益率水平接近6%，其他幾國在 2009 年的政府赤字都超過了GDP的3%這個警戒值。鉅額的政府預算赤字沒法使用新發債務的方法得到彌補時，債務危機的爆發自然無法避免。
2.2 政府失職
PIIGS 五國發生這麼嚴重的危機，五國政府具有很大的責任，政府的失職是危機的重要助推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或為了眼前利益，或為了在大選與民意調查中取悦民眾，政府採取了“飲鴆止渴”和欺騙民眾的做法。例如，希臘政府在 2009 年之前對民眾隱瞞了大量的財政赤字；其次，一些政府千方百計躲避歐洲央行和歐盟委員會的監管處罰；然後，一些國家政府（像西班牙和愛爾蘭等）對國內經濟泡沫膨脹置之不顧，而當這些泡沫破滅，又用納税人的錢去救助虛擬經濟，致使經濟結構被人為地扭曲；最後，政府首腦行事過於謹慎，當危機出現之初不敢採取果斷措施將危機扼殺在搖籃中。意大利危機升級的局面就是政府首腦過於謹慎所致。
2.3 制度缺陷
本次危機還體現出歐元區的制度缺陷。根據歐元區的制度，歐洲央行對整個區域的貨幣發行與貨幣政策實施進行負責，各成員國不具備貨幣發行權和獨立的貨幣政策。這一統一的貨幣制度在經濟景氣的時候可以促進了區域內外的貿易發展，降低宏觀交易成本，而在經濟危機時期，如果陷入危機的國家沒有及時因地制宜地執行貨幣政策，就沒有辦法通過本幣貶值的方式達到讓債務規模減小和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得到增加的目的，而只能通過緊縮財政、提高税收等壓縮總需求的辦法增加償債資金來源，這使原本就不景氣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
3 歐債危機對我國的影響
3.1 導致人民幣“被升值”
最近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衝擊下，避險資金紛紛轉向美元資產，美元指數先後突破85、86和87，美元對歐元、英鎊、澳元和瑞郎等貨幣紛紛升值。隨着美元走強，人民幣也跟着升值。從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升值達到15.9%；同期人民幣對英鎊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時間內，人民幣已經因歐洲債務危機而對主要非美貨幣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另外，人民幣“被升值”還將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調整。
3.2 中國與歐盟雙邊貿易額增幅下降
歐債危機爆發以來，由於歐盟國家緊縮政策導致的公共支出削減和歐元貶值導致歐洲國家居民和政府的購買力下降。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歐債危機發生後，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幅已經由2010年的31.8%下降為2011年的18.3%，2012年1—5月的1.3%，這也正反映出歐債危機對中國與歐盟雙邊貿易的不利影響正在逐漸加強。
3.3 貿易摩擦不斷增加
歐債危機發生之後，歐洲貿易保護主義有抬頭之勢，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行為比之前顯著增加。據商務部的統計，2010年歐盟對中國向其出口產品發起貿易救濟調查11起，比2009 年增多了60%，甚至比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救濟調查的數量還多；2011年5月14日，歐盟決定對中國高檔銅版紙徵收4%—12% 的反補貼税及8%—15. 1%的反傾銷税，這是歐盟首次對中國產品實施“雙反”政策；2012年2月16日，歐盟又宣佈對中國出口至歐盟的陶瓷餐具及廚房用具和瑪鋼管件進行反傾銷調查。我國和歐盟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企業面臨的出口形勢也越來越嚴峻[3]。 3.4 企業出口利潤下降
2011年歐元兑人民幣的平均匯率為9.0561，而2012年目前該數據為8.1113，下降了10%左右，這將直接導致出口價格下跌，產品銷售成本率增加，直接減少了企業的出口利潤，使得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同時也給以歐元作為結算貨幣的中國企業帶來巨大的匯兑風險，嚴重擠壓了企業本身並不豐厚的利潤空間，也帶來巨大的成本壓力。在這種背景下，眾多對歐出口企業面臨着接單賠錢，不接單停工的兩難困境，嚴重威脅到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4 歐債危機下我國政府和企業的應對策略
4.1 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歐盟是中國重要的出口貿易對象，由於歐債危機的持續發展導致歐洲經濟低迷，並且各國政府為應對危機都採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歐洲市場需求大幅縮減，對我國貿易出口的需求必然縮水，這樣影響了許多以歐洲為主要出口對象的企業的經營發展，使之完全處於被動狀態。由此看來，第一，我們需要對出口產品的產業結枃進行調整，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及核心競爭力，一改以價格取勝的出口模式，進而調整中國出口行業的產業結構及整體實力的提升；第二，擴大內需以降低對外需的依賴勢在必行，並且我國不能完全走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型經濟發展模式，要結合國家總戰略目標，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國際化，對自身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4.2 積極開拓新興市場
歐盟和美國是我國的第一大和第二大出口市場，防範歐債風險，就必須降低對歐美市場的過度依賴。出口企業應有意識地開拓南美、非洲、中東、東歐等新興市場，積極參加各類國際展會，尋找更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國的進口商，開闢多種銷售渠道，通過提高新興市場的份額來彌補發達市場出口額的下降，藉助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及國際產品差異化戰略爭取把損失降到最小，降低歐債危機的影響。
4.3 加快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國際市場需求萎縮，我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提高，企業內外部成本壓力加大。我國企業如果還繼續生產附加值低的低檔產品，難以繼續保持出口優勢，這逼迫企業必須通過出口高附加值產品來攤銷高成本。一方面，企業應該應積極引進關鍵設備、零部件和緊缺資源，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政府要着力培育和健全創新驅動機制，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和人才儲備，提升創新能力；建設好創新平台，重點推進關鍵技術突破，以自主創新帶動產業升級和產品更新，規避競爭衝擊，抵禦市場風險。
5 結論
總之，歐債問題對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領域的多個影響角度尚待深入挖掘，並且將持續一段時間，這些研究對於我國政府機構部門及時把握對外貿形勢、制定具體詳實的宏觀政策和進出口政策、加強政府監管和預警是非常重要的。
參考文獻
[1]張志前，喇紹華。歐債危機[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2]鄭熙春。歐債危機下我國出口企業的困境及應對對策探討[J]。現代商貿工業，2012，23(03)：12-13.
[3]程春生。歐美債務危機的影響及應對策略[J]。金融經濟，2012，12(8)：23-26.
當今世界飛速發展，“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時代過去了。地球村裏的變化日新月異。生在當代，作為大學生的我們，豈能做那四角的書櫃？拋掉陳舊的觀念，擁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們應該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動社會和歷史前進的一支重要力量。無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中，還是中華民族發展的歷程中，青年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大學生是青年中，知識層次較高，最具潛力，最有創造性的羣體，因此，當代大學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價值取向，將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未來，事關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全局。
再者，當今國內外形勢風雲變幻，進入21世紀的中國正面臨着難得的機遇和巨大的挑戰，當代大學生也面臨着深刻的國內外環境，所以，在高校大學生中廣泛開展形勢政策教育，對當代大學生如何在紛繁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下，正視我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堅定信念，振奮精神，努力學習，報效祖國，具有重大的現實價值，與深遠的歷史意義。大國崛起離不開文化思想的崛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崛起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我們要在經濟奇蹟、經濟崛起的同時，實現文化復興。因為大國發展，不僅是經濟現象，而且是文化現象；不僅是經濟增長，而且是文化增長；不僅是經濟發展，而且是文化發展；不僅是經濟繁榮，而且是文化繁榮；不僅是經濟復興，而且是文化復興。當今中國不僅應是經濟大國，而且更應該應是文化大國。而中國文化強國之路又面臨的極大的挑戰和機遇！
綜上所述，作為21世紀的大學生，我們更應該把握住自己，努力學好專業知識，為祖國明天的建設添磚加瓦。我想説學校開設的《形勢與政策》課非常必要。因為，高等學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是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開闊胸懷視野、增強責任感和大局觀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中國，認識了我們與世界的差距，以及我們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邁進了一大步。
總之，我覺得學習這門課是必要的，要使這門課真正發揮其作用，不僅要從學生自身方面加以認真對待，而且對於老師的教學方式、課程內容方面也應得到完善。
俄歐關係的走向分析
【內容提要】面對世界經濟重心逐漸轉向亞太地區，國際政治中心隨之轉向只是遲早的事情。一個實力恢復之中的俄羅斯和一個尚未安頓好的歐洲如何深化合作，未來無法確定。冷戰結束以來，俄歐關係已經取得重大進展，可是雙方就歐洲安全問題的分歧難以彌合。俄羅斯的歐洲中心主義政策已經走到盡頭，為了在未來世界的多極格局中贏得重要一極的位置，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重要抉擇必須是擴大同亞太地區國家的關係。
【關鍵詞】俄羅斯 歐洲 俄歐關係 俄歐安全
歐盟對於在阿拉伯世界，特別是對於歷史上深度捲入歐洲事務的北非發生的諸多事件無力施加重要影響，使人得出傷感的結論：歐洲不再是一支全球性力量，它正在為內部事務而忙碌得筋疲力盡。歐洲忙於內部事務而無暇他顧，幫助莫斯科實行現代化事業不再是優先考慮的事情。問題不僅在於，歐洲政治家已經習慣於冷戰時期在美國庇護下的舒適生活，如今卻遇到諸多危機的挑戰，除自身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危機，還有民族國家情緒的強化以及歐洲內部民族和地區的變化，而且在如今歐洲政治生活中，過去的政治分歧和歷史偏見的殘餘影響不可低估。
試圖將蘇聯解體後實力下降的俄羅斯排擠出歐洲主要玩家，並且在其西南邊界建立新“防疫隔離線”的種種做法，並沒有給歐洲內部“無衝突發展”帶來真正的安寧。前南各國間遺留的糾葛，承認科索沃之後分離運動的增長，給歐洲局勢帶來了不穩定。同時隨着美國介入歐洲事務力度減弱，歐洲某些國家根深蒂固的傲慢和眾多小國的歷史本能都有可能加重歐盟整合的困難。
歷史是啟蒙老師，它有助於我們認識過去，並同現在發生許多事件進行比較，今日歐洲所發生的事件就能夠證實這一點。
一 關於歐洲均勢的歷史回顧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後歐洲國際關係形成的均勢體系，並不能預防危機和戰爭，但是能夠控制衝突的規模以及限制一些國家將自己意志強加於他國的概率。在歐洲均勢體系中出現的重大間斷就導致大陸的嚴重衝突甚至是世界戰爭。
雖然歐洲均勢的奠基者有馬基雅維利和黎塞留式的代表人物，可是在國際關係中出現均勢狀況並不是當時政治家和外交傢俱有遠見的結果，而是歷史發展的產物，那些新出現民族國家的統治者開始抵制來自歐洲顯赫王朝對自身政權與獨立的威脅。
俄羅斯得益於彼得一世改革，迫使歐洲考慮它的利益並將其納入決定歐洲均勢的國家行列。拿破崙戰爭迫使歐洲大國自覺地建立基於均勢原則之上的國際秩序，俄羅斯為保持這種均勢而發揮最重要角色。1815年維也納會議和以俄奧普為基礎的神聖同盟，雖然滲透歐洲專制王朝建立某種機制以集體行動反對任何革命的意圖，但還是把均勢作為調解國際關係的主要原則之一。在歐洲幾乎40年裏沒有出現一次大國參與的戰爭。
當時外交界只賦予歐洲均勢相對穩定的特點，最終還是自己毀了它。鑑於俄羅斯在歐洲影響力增強，尤其在巴爾幹地區，奧英法發現這是對自己利益的潛在威脅，因此為抵制“俄羅斯熊”而決定利用土耳其。英法利用沙皇尼古拉一世獨吞黑海兩海峽的冒險行為，參與1853～1856年俄土戰爭，開始瓦解維也納確立的奉行均勢原則的歐洲秩序。
俄羅斯敗於克里米亞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使歐洲外交拋棄了表面上的剋制，恢復西歐大國間昔日的爭奪，形成俾斯麥“現實政治”原則佔據首要位置的新歐洲秩序，即以強者為王來決定國家間關係。1870～1871年普法戰爭使歐洲政治具有對抗底色，此後在歐洲出現追逐霸權的強烈慾望，德意志帝國認為自己不再是歐洲工場的鐵砧，而是大鐵錘。但是歐洲國家沒有認識到德國起初改變力量均勢、後來轉變為軍備競賽的所作所為是對自身安全和歐洲文明的威脅。
一戰並沒有使歐洲政治家接受任何教訓。1919年巴黎和會建立的秩序使歐洲失去長期和平發展的機會：它一味向德國復仇，將蘇俄排擠出歐洲均勢之外，激化了歐洲許多國家的民族問題。一戰後美國對穩定歐洲做出貢獻。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總統否定“現實政治”，同時認為均勢理念是不道德的而加以否定，主張實行國際秩序的新原則———民主、集體安全和自決。當時歐洲領導人拒絕均勢政治的基本格局從而陷入了無數災難的絕境，這種情形表明，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説，歐洲應該明白，在沒有包括世界上三個最有實力的國家：美國、德國和蘇聯之前，集體安全的普遍理論不會發揮作用。
雖然德國在一戰後失去對外政策的分量，卻善於利用歐洲均勢的殘局、倫敦和巴黎之間歷史上不信任以及英國長期以來希望德國成為對付俄羅斯和法國的平衡物。德國外交在施特雷澤曼(1923～1929)領導下發展同蘇聯的關係，迫使英法神經緊張起來，以此削弱它們對德國施加的壓力。1925年洛迦諾會議若是沒有英國（還有美國）幫忙，德國是不可能在修改凡爾賽和約道路上邁出一大步，並且事實上在歐洲國家中取得“平等權利”地位從而損害到法國利益的。此次會議為德國向東歐發展開闢了道路，如果柏林滿足於這個“禮物”，很有可能成為西方未來的佈局。可是希特勒上台後鄙視施特雷澤曼的外交，思考着歐洲統一在德國統治下的疆域範疇。歐洲政治家着迷於希特勒並確信德國屬於西方文明，卻無法認識到德國軍備不受限制的增長對於歐洲均勢和整個世界的災難性後果。
英法領導人在1938年9月慕尼黑向希特勒妥協，這就徹底破壞了歐洲均勢，迫使蘇聯單獨面對納粹德國。斯大林於1939年8月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此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此向西方表明，雖然蘇聯奉行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可是對於西歐外交所熟悉的黎塞留權謀手腕和俾斯麥“現實政治”並不排斥。斯大林暫時使蘇聯地位在戰前歐洲得以平衡，但是沒有徹底識破希特勒的意圖，斷定與德國不可避免的戰爭會延遲一段時間爆發。1940年5月法國戰敗，對西方國家而言這是寄希望於利用希特勒德國作為同“布爾什維主義傳染病”作鬥爭的排頭兵的幻想最終破產，對蘇聯而言這是期待着西歐國家在帝國主義爭奪中相互消耗的希望徹底破滅。嚴酷的現實緊迫地提出必須聯合起來對付共同敵人的問題，這種願望在蘇聯遭到入侵後體現在建立反對希特勒聯盟上。
美國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羅斯福總統認識到，歐洲力量均勢本身能夠保證美國安全。羅斯福執政時美國外交界出現了不同於威爾遜觀點而主張“力量平衡”人士，他們認為評估國家實力以及國家間力量對比具有重要意義。美國對外政策這種傾向的邏輯發展就是美國同蘇聯合作建立聯合國，它不同於國聯並在最大程度上考慮到1945年後各種力量的複雜分佈和廣大國家的利益。
“現實主義者”地位加強始於冷戰開始，當時美國認為自己不僅是歐洲，而且是整個世界力量平衡的主要保證。面對蘇聯實力和影響的不斷上升，遏制蘇聯就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動機。美國認為蘇聯勢力範圍擴張至東歐尤其是戰敗德國境內，這是對自己利益的最大威脅。實際上，遏制理論以二戰後形成的力量配置為基礎，為歐洲均勢的復活做了鋪墊。遏制理論的突出特點是推行“實力政治”。美國不僅擁有原子彈，而且在1949年4月建立起公開反蘇的北約組織。
蘇聯領導人積極跟進：它全力鞏固在東歐的安全陣地，在這些國家裏確立蘇維埃式秩序。但蘇聯的主要成就是1949年擁有了核武器，這使西方國家領導人頭腦冷靜下來，並在很長時間裏使國際關係保持相互遏制的特點。蘇聯取得同美國的核均勢不僅鞏固歐洲均勢體系，而且使這一均勢擴展至整個國際政治，特別是民族解放運動使第三世界告別殖民主義統治。西歐也處於有利地位：蘇美競爭直至90年代前使它有可能忘卻大陸的戰爭行為，不再承擔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責任，由於兩個德國存在而不至於過分擔心德國威脅東山再起。在歐洲乃至世界確立的均勢，使主要國家展開有關逐漸裁減核軍備的談判活動，出現蘇美關係“緩和”時期，促成1975年在赫爾辛基召開歐安會。
由於蘇聯內部問題困擾，同時伴隨它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削弱，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支持威爾遜觀點的勢力抬頭，在蘇聯解體後這派力量排擠主張實力均衡派人士而進入美國外交的決策圈。在克林頓總統（1993～2001年）1994年出台文件中講到，美國安全應該“基於市場經濟民主國家範圍的擴大，與此同時要防止和對付那些對我們盟友和我們利益造成的一系列威脅”。這裏強調，美國安全和繁榮直接地同“在世界上特別是對美國具有戰略地緣意義的國家裏鞏固民主和深化政治與經濟自由主義進程”緊密相關。出台這一文件表明美國政府嚮往擴張救世學説，在國際舞台推行單邊主義而不用顧及俄羅斯的反應。
“新保守主義者”依靠唯一超級大國的實力，試圖強行按照美國方式重塑世界。霸權意圖昭然若揭，反映在把聯合國當作均勢的“殘餘”並毀掉其基礎，特別是反映在北約在前南境內的行動。同時強化跨大西洋聯盟，鞏固北約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緊密聯繫，依靠中東歐國家親美情緒而不允許歐盟表現出過多獨立性，將歐盟活動僅限於經濟貿易聯盟。
美國的霸權意圖之所以順利實施，既得益於蘇聯這一平衡物消失而破壞歐洲的均勢，也得益於希望得到“美國保護傘”的國家數量在增加。俄羅斯自身軟弱，在歐洲戰後一代政治家看來，它不再是大陸均勢必不可少的力量。西歐國家領導人遠離昔日“蘇聯威脅”的輕鬆心態，同時也反映在對待土耳其的態度上，他們不認為土耳其有能力對巴爾幹事務施加重要影響。直至最近，歐洲人很少關心地跨歐亞的土耳其有能力很快成為區域性大國，並大大提高國際聲望和對歐洲內部伊斯蘭因素髮揮穩定作用。
2003年美國在伊拉克開始的冒險行動，使華盛頓霸權意圖遭受重大打擊，同時使歐洲開始擔心在不受制約的單極世界裏自己的未來，並迫使對自己責任感早已生疏的大陸精英思考在世界力量變化中歐洲政治地位問題。2008年發生金融經濟危機再次使歐洲政治家傾向於必須適應新現實的看法。美國新總統宣稱放棄小布什粗暴放肆政策，重新使“力量平衡”支持者走上美國外交前台位置，於是就有談論美國同意與快速成長的中國承擔“全球領袖責任”的話題。可是在2009年11月奧巴馬訪問北京時，温家寶表示不同意所謂“兩大國”説法，並解釋説中國“奉行獨立自主政策，不打算同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
然而眼下還不能談論跨大西洋一致性遭遇嚴重危機的問題，即便是德法前領導人施羅德和希拉剋曾公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俄羅斯前外長普里馬科夫的分析非常深刻，他指出西歐挑戰美國的遊戲毫無結果。西歐和美國因歷史（歐洲移民構成美國居民的主體部分）和文明（文化親近和宗教思想）而相互緊密相連；它們之間的關係因美國參與二戰而得到加強，同時在冷戰時期受到美國核保護傘的庇護。當然，西歐意識到在世界秩序發生變化的新形勢下過分依附於美國，對歐盟成為國際政治中心之一的抱負與傲慢將是消極和有害的。此外，西歐無論如何也不想同俄羅斯疏遠關係，莫斯科實力逐漸恢復迫使歐洲重視並且重新找回早已忘卻的歐洲均勢體系理念，公開表現出同俄羅斯發展關係的意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洗刷歐洲是美國附庸的形象。
深入分析西歐接近莫斯科的其他動機，就會發現西歐在90年代俄羅斯衰退中不僅幸災樂禍，而且還“盡其所能”落井下石。西歐外交最近的行動（就柏林-巴黎-莫斯科路線展開深入對話，對俄羅斯説一些有關歐洲安全倡議的荒。唐想法，暗示俄羅斯有可能成為北約的成員）是在北京正式回絕美國建議中美充當全球兩大領袖之後。西歐人長期以來期盼着俄羅斯採取對抗中國的政策。早在1959年初法國總統戴高樂就説蘇聯與中國衝突不可避免，在他看來這是推動俄羅斯與西歐接近的重要因素。1959年夏美國國防部長麥克倫在同蘇聯葛羅米柯會談中説，美蘇必須聯合起來反對中國。必須指出，在蘇中關係緊張時期，莫斯科一度考慮過類似西歐政治家勸説“聯合”的話。
現在俄羅斯正僵持在十字路口。在競爭力不佳的條件下，俄羅斯外交面臨着來自內部許多複雜問題的壓力，落後停滯狀況重挫自信心，並催生悲觀失望情緒，寄希望於藉助外部幫助取得前進的突破口〔〕。然而在重新校正世界和歐洲的力量均勢體系之時，沒有那種19世紀和20世紀為政治與經濟利他主義的位置。俄羅斯擁有的唯一機會就是追隨那個有可能填補美國霸權之後形成“權力空白”的國家。無論這種説法聽起來多麼庸俗勢利，但是可以激發出建設現代國家的內部積極性。否則，俄羅斯執意要充當改變世界力量平衡的工具，這是有風險的。
二 對於歐洲安全的真正障礙所作的現實分析
歐洲的未來有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歐洲人能否在自己家園建立一種有效的秩序？
自17世紀歐洲民族國家出現，它們為爭奪大陸優勢展開激烈爭奪。30年戰爭與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促進“歐洲思想”的發展，它認為歐洲因自身特點是一個共同體並主張歐洲統一。18世紀出現前所未有的歐洲政治思想各種流派，提出各種歐洲統一的理論和計劃：諸如英國政治與社會活動家佩恩，法國外交家和哲學家聖皮埃爾，法國啟蒙主義學者盧梭，德國哲學家甘特。他們的所有方案都提出建立統一歐洲機制。
1815年維也納會議不僅聯合保守君主王朝反對革命，而且在歷史上它們第一次表示願意在歐洲安全與穩定受到威脅時協同行動。但是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願望無法實現，原因在於歐洲舞台上的大玩家之間矛盾很深。影響歐洲安全最主要因素是維也納會議之後在許多國家興起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是在德法兩國這股情緒具有敵對性質。政治家嘴上所講的歐洲統一思想變成用於政治目的的宣傳工具。
一戰及其悲慘後果使陷於軟弱無力境地的歐洲政治家極其恐懼，悲觀失望情緒瀰漫。俄國十月革命以及隨後的外國武裝干涉和西方的抵制與絕交只是加重歐洲的混亂與動盪。1923年奧地利社會活動家庫登霍夫-卡列格在《泛歐洲》一書中，呼籲法國議會接受有關聯合歐洲的建議。他主張把歐洲聯合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與經濟中心以應對三支重要力量———蘇聯、大不列顛和美國，儘管此人承認為復興歐洲有必要同蘇俄建立關係。
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體系給予蘇聯對待聯合歐洲的態度以重大影響，特別是列寧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中對比評價不高。但是納粹在德國掌權以及強烈的反蘇情緒和統治歐洲的意圖，使蘇聯重視保障歐洲穩定問題，途徑是與法國及其盟國接近並實施集體安全政策。1933年12月莫斯科通過決議，預見到蘇聯有可能加入國聯並締結聯合抵禦德國侵略的區域性協議（東方條約）。1934～1935年蘇聯外交積極展開涉及締結東方條約的工作，同時試圖同英國改善關係，並希望與倫敦一起實施集體安全之想法。可是倫敦更熱衷於“西歐安全”，傾向於同德國締結協議並任由柏林在東歐放手行動。
德國迅速佔領西歐並轉而進攻蘇聯以及建立反希特勒聯盟，這為復興“歐洲思想”提供條件。雖然斯大林對於在歐洲建立聯邦、多邊聯盟或集團抱有一種戒備心理，可是蘇聯高層並不排除在戰後消除對蘇聯安全威脅的條件下存在這種可能性。關於這一點英國外長艾登於1941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談話中提及過。在轉交給英國的蘇英條約補充議定書方案裏討論了關於戰後安全問題，確認“必須建立歐洲委員會作為國際機構，並掌握一定數量軍隊以作為保障歐洲和平的手段”。
二戰結束後發生的事件顯然不利於實施統一歐洲的思想。在1945年柏林會議（波茨坦）上盟國間發生嚴重分歧，此後蘇美關係走下坡路。美國愈加經常地把反希特勒聯盟稱作“可怕盟國”，杜魯門總統則表示，美國對於“籠絡蘇聯”以及對俄國人妥協而感到厭倦。斯大林也放棄戰後同美國合作的意圖，加強在東歐的蘇聯勢力範圍以應對來自西方的新威脅，並反覆強調資本主義就是戰爭根源的觀點。在蘇聯國際地位上升條件下，西歐公開流露出歷史上對俄羅斯的害怕，所以歡迎美國遏制蘇聯的政策。1946年戴高樂將軍提出“歐洲是從斯特拉斯堡至烏拉爾空間”的概念，他認為戰後蘇聯可以平衡美國和英國政策，可是他的主張在大陸反響不大。反蘇主義就成為西歐一體化主要動力之一。
法德接近是這種聯合的火車頭。當然，戴高樂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他一直認為法國應該利用各種手段，包括同蘇聯接近以保證自己安全，免遭德國再次威脅。但是，蘇聯強烈的反西方政策和斯大林低估實力削弱後法國對歐洲事務的影響力，這使戴高樂認為存在着共產主義俄羅斯的危險性。戴高樂認為必須遵循“雙保險安全”原則，預防德國威脅的安全保證是由於它被分裂為兩個國家，預防蘇聯威脅的安全保證是因為西德被納入歐洲大西洋結構。1958年戴高樂重返政壇後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會晤西德阿登納並表示，雖然法國人民不會忘記自己鄰居昔日的罪行，可是為了共同歐洲有必要嘗試結束過去和兩個民族和解。法德關係新性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西歐一體化積極發展，最終建立歐盟。
蘇聯有充分理由認為，歐洲建立的各種組織首先是針對蘇聯。1947年3月美國出台“杜魯門主義”，開闢“民主與極權主義”全球對抗的時代，同年6月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戰後歐洲復興計劃，它迅速成為美國反對蘇聯爭奪歐洲的經濟手段。但是，莫斯科最擔心的是北約組織建立和美國力圖使西德加入該組織（1955年西德成為成員國），自然把這種事態理解為是建立軍事政治反蘇集團。北約領導人關於北約聯盟目標的聲明並沒有喚起樂觀主義情緒，包括北約首任祕書長英國將軍伊斯梅爾的著名錶述：“要美國人留在歐洲，要德國人低頭，要俄國人退出歐洲”。在莫斯科看來所謂歐洲聯邦口號就是呼籲消滅蘇聯在中東歐的勢力範圍，就是推行旨在孤立蘇聯的政策。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出現短暫的有可能結束冷戰的機會。在1954年1～2月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柏林會議例會上，蘇聯主張和平統一兩個德國，提出建議簽訂全歐洲集體安全條約，據此可以結束歐洲相互對立國家軍事集團。西方認為擁有對抗蘇聯的聯合手段（北約），拒絕蘇聯的倡議。1954年3月末莫斯科宣佈，一旦北約放棄自身侵略性質，它準備考慮蘇聯加入北大西洋條約的問題。西方對蘇聯的行動反應冷淡：根據北約成員國意見，蘇聯加入不符合該組織的宗旨。
期待歐洲“痊癒”的短暫時刻消失：美國和西歐不想看到同蘇聯在一起的統一歐洲，莫斯科的反西方情緒也活躍起來（在1955年成立華沙條約組織）。赫魯曉夫公開表示，西方永遠不要指望莫斯科放棄自己“思想體系”和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鬥爭。在60年代初期蘇聯外交開始尋求解決歐洲安全的新辦法，特別是認識到1957年建立的歐洲共同市場變成大陸的經濟政治現實。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蘇中關係惡化導致蘇聯外交開始更加註重捍衞本國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條文。
1962年加勒比海危機深刻地影響到國際政治，迫使兩大集團在相互關係上變得更為理智。蘇美形成的戰略關係與蘇聯開發空間的成就，具有重要“鎮靜”意義。由於擔心挑起國際冒險會遭到可怕報復、美國在越南戰爭（1965～1973年）失敗和蘇聯1968年出兵捷克，這使蘇美在國際舞台表現出現實主義態度。在歐洲出現特別明顯的變化：1966年戴高樂訪問蘇聯為蘇法接近鋪平道路；1970年蘇聯和西德簽署莫斯科條約，雙方確認歐洲所有國家現存邊界的領土完整；1971年蘇美英法簽署西柏林協議為調解在相當長時期作為冷戰對抗主要死結問題提供可能性。“緩和時期”主要成績就是蘇聯於1966年倡議召開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提議得以實現。
1975年8月1日在赫爾辛基簽署會議最終文件，這為歐洲歷史上解決大陸安全問題奠定基礎。它不是基於集團而是邀請所有歐洲國家通過外交手段調解分歧與衝突，但是克服歐洲分歧的事業很快中斷，罪魁首先是蘇美關係惡化。美國的主要責任在於卡特總統積極謀求爭奪緩和進程的主導權，蘇聯的責任則是1979年出兵阿富汗，這一行動不僅加劇蘇聯同西方國家矛盾，而且使蘇聯在“第三世界”威望下降和蘇聯模式吸引力嚴重受損。
在蘇聯內部形勢惡化條件下，戈爾巴喬夫宣佈“改革”經濟與社會生活以及對外政策。對待國際關係的新看法不是基於力量平衡，而是利益平衡，對外政策領域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價值的優先權。戈爾巴喬夫提出“歐洲大廈”思想是這一路線在歐洲問題上的反映。在1987年3月蘇共政治局會議上，他表示“缺少西歐這個夥伴，我們不能做成任何事情”，包括解決蘇聯內部問題，諸如需要利用西歐國家科技成果。戈爾巴喬夫不僅在同西歐和美國領導人談話中，而且在公開演講中都堅持“大廈”思想。例如在1989年歐洲理事會議會全體會議上，他表示“現在該是結束冷戰的時候，過去把歐洲看作是爭奪勢力範圍的對抗舞台”。按照他的話説，“全歐洲大廈”理念要排除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可能性，首先是戰爭，這一理念提出“要用剋制理論代替遏制理論”。
戈爾巴喬夫多次對歐洲問題發出積極倡議，在西方被當作是蘇聯實力與影響衰落以及莫斯科準備為拯救現存制度而對西方做出重大讓步的證據。西方國家首先是美國外交，利用蘇聯政權軟弱，爭取以有利於自己方式解決統一德國問題並納入北約。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也受到西方擺佈，東歐國家領導集團失去蘇聯軍事政治支持而紛紛失敗，最終導致華沙條約組織解散。為了給戈爾巴喬夫的“藥丸甜一些”，西方政治家用一些好聽的宣言欺騙世人，即統一後德國不會造成北約向東歐擴大。
蘇聯解體後，西歐國家對於倒黴俄羅斯的態度不再剋制，並同美國分享冷戰勝利。雖然通過新歐洲的巴黎憲章（1990年11月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參與國最高級會晤成果），其中包括對於赫爾辛基最終文件原則的尊重，規定“安全不可分割，一個參與國的安全與所有成員的安全密不可分”，西歐國家提出條款，要讓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變成能夠對於其他國家內部事務實行干預的單一機制，主要是針對後蘇聯空間。
中東歐國家的意圖就是如何儘快擺脱東方威脅和加入“文明世界”，這使美國及其盟國實現北約東擴的任務變得容易，這樣做的目的是建立“防疫線”以預防“無法預測”的俄羅斯。俄羅斯的建議沒有被考慮，特別是1993年夏葉利欽總統對波蘭總統瓦文薩表示，波蘭加入北約是波蘭主權範圍的問題，而不是俄羅斯的問題。華盛頓考慮到俄羅斯外長科濟列夫是俄羅斯加入北約的支持者，或者是與北約同時建立另一個全歐洲安全結構，儘管是形式上，可還是反對缺少俄羅斯參與之下而擴大北約。
由於歐洲和世界地緣政治根本變化而出現歐洲安全結構的變形，這引起“排斥俄羅斯”的政策死灰復燃。在1996年普里馬科夫出任外長之後，俄外交認識到北約擴大無法阻擋，試圖盡力減弱這種進程的不良後果。1997年5月在巴黎簽署俄羅斯與北約基本文件，其中鄭重宣佈俄羅斯與北約“不把對方視為敵人”。文件具有條約性質，據此北約保證不再把現有軍事力量部署到北約新成員領土上。但是沒過幾年，華盛頓宣佈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領土上部署5000軍事人員。在簽署這一文件前美國高層人士宣稱，北約接受原蘇聯共和國對俄羅斯而言是重要轉折。雖然做出相關保證，這種事情又在波羅的海國家發生，還出現試圖接納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的事情。
1999年11月歐安組織伊斯坦布爾峯會上通過歐洲安全憲章，並且在車臣問題上對莫斯科讓步很小，歐洲外交力爭讓俄羅斯承擔國際義務而必須從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撤出軍事力量。北約的戰略理念在1999年4月轟炸南聯盟時表現得淋漓盡致，儘管同1991年類似理念相比似乎缺少重大差別，可它還是包含三點重要差別：北約捍衞所有成員國自由與安全的宗旨並不以聯合國章程的原則為基礎；在列舉威脅北約利益的清單時，要爭取使社會經濟改革失敗國家的內部政治形勢急劇惡化；最後表明“北約仍將是吸收新成員的開放性組織”。
2001年九一一事件使美國經受政治和感情上的強烈震動，好像它有可能會走上集體合作以保障國際安全的道路。普京總統不顧俄政界大多數人情緒而公開支持美國，以此期待獲得對方善意的回報。普京決定在阿富汗問題上幫助美國，允許美國軍事基地和人員部署在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並提供俄羅斯軍事援助給予同塔利班作鬥爭的阿富汗“北方聯盟”。普京有關從古巴盧德斯和越南金蘭灣撤回重要戰略軍事基地的決定在俄羅斯褒貶不一。俄羅斯試圖恢復因北約轟炸南聯盟之後一度凍結的雙方關係。2002年5月在羅馬舉行俄羅斯與北約峯會標誌性成果是建立俄羅斯和北約理事會，以此作為在歐洲-大西洋區域安全問題上雙方協商、共同合作、共同決定、共同行動的機構。但是至今該理事會具有裝飾性質，並不能保證俄羅斯對北約行動的現實影響。
俄羅斯高層希望同西方拉近關係的做法遇到華盛頓的不友善，它在很多方面利用“美國悲情”強化自己對外政策的霸權意圖。小布什總統使用武力原則取代國際法，排斥聯合國作為協商機構的作用，開始改造北約戰略以便於在北約範圍之外使用武力。對於俄羅斯善意行動的回報有如下做法：美國退出反導條約，伊拉克戰爭，西方主要大國積極支持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發生的“顏色革命”，加緊實施吸收基輔和第比利斯加入北約的計劃，指責俄羅斯搞“能源訛詐”。
普京在2007年2月“慕尼黑演講”稱美國是世界秩序複雜化的主要設計者，
這種秩序的特點是過多地使用武力和愈加蔑視國際法基本原則。他特別指出，不允許利用歐洲大西洋聯盟和歐盟取代聯合國的企圖。普京提出一個直接問題：擴大北約進程是反對誰，包括部署與保障歐洲安全沒有任何關係的反導設施，歐安組織的角色是什麼，難道試圖要把它變成為“粗野的工具”以保障一些成員的利益和干涉另一些成員的內部事務？
2008年8月俄羅斯與西方之間嚴重不信任暴露無遺。此時格魯吉亞確信反俄路線會得到華盛頓和歐盟無條件支持，所以對南奧塞梯採取攻擊行動。俄羅斯反擊行動引起西方國家猛烈抨擊，它們指責莫斯科恢復“帝國政策”和冷戰思維。俄羅斯高層在高加索危機中發現自己判斷大體準確，即在最近20年裏歐洲安全在各個領域都已嚴重動搖，並且需要儘快“修理”。俄羅斯外交特別注重梅德韋傑夫總統在2008年8月前二個月提出關於締結歐洲安全法律義務條約的想法。可是這個倡議沒有得到西方國家的積極迴應，儘管因奧巴馬總統宣佈“重啟”政策而降低抨擊俄羅斯的聲調。然而，副總統拜登非常直白地表明美國對這一問題的立場：歐洲不需要新的條約和機構，因為“考慮到我們面對的威脅已經出現變化的特點，美國計劃建設更加安全的歐洲，在這種情況下要遵守類似北約和歐盟這樣的現行機制的基本原則”。
2010年俄羅斯對外政策出現例行調整，試圖在同西方關係中確定新的“遊戲規則”，以此能夠保證自己的安全利益，考慮同美國和歐盟拉近關係以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保證國家現代化方針實施。在對待北約的立場上出現重大變化：在梅德韋傑夫關於2010年11月里斯本舉行俄羅斯與北約理事會會議成果的聲明中講到，儘管現在俄羅斯領導集團還沒有看出接納俄羅斯加入北約的條件，鑑於北約出現的變化有能力使雙方結成更緊密合作關係，可能會出現一種坦誠相見的局面。
然而，西方領導人在向俄羅斯示好的同時，追求疏遠俄羅斯的目標。2010年10月梅德韋傑夫在同薩克齊和默克爾會晤時，法國領導人迴避歐洲安全問題，卻大談特談在歐盟和俄羅斯之間可能聯合的領域，諸如俄羅斯資源豐富、制裁伊朗、尋求調解巴以衝突的途徑。在里斯本聚會時，華盛頓及其盟國特別強調阿富汗問題，試圖使俄羅斯-北約在這個國家的協同行動具有雙方合作主要方向的特點。可是它們在阿富汗問題上施加“壓力”會使俄羅斯陷入一種尷尬處境，因為它既是集體安全條約成員又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俄羅斯宣稱，客觀現實本身為俄羅斯和北約結成夥伴關係創造條件，這些聲明並不能安撫國際舞台上的其他大玩家。選擇在這些領域展開合作，諸如阿富汗、伊朗、近東、關於俄羅斯參與歐洲反導體系進一步對話（自然是防禦東部和南部的威脅），這會在伊斯蘭世界造成一種俄羅斯要加入西方反穆斯林戰略的固定印象。印度和中國也會產生憂慮，它們看到俄羅斯與北約接近包藏着西方國家試圖拉攏俄羅斯以壓制“亞洲復興”。2010年10月上海社會科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和歐亞研究中心合辦“俄羅斯對內對外政策調整：前景與對策”研討會，中國學者提醒俄羅斯領導集團在對待西方關係時切勿匆忙行事。理由在於，“俄羅斯將重蹈覆轍”，鑑於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普京執政初期實行倒向西方的對外政策方針，導致“蘇聯解體，1998年金融危機和顏色革命”。
同樣俄羅斯內部在實施新的對外政策上缺少共識。有一種觀點廣為流行，即根據當局的這一看法，如果認可俄羅斯加入北約可能性，就是以此鼓勵美國要把北約變成為世界安全體系基礎的方針，並在事實上終結梅德韋傑夫關於建設歐洲安全新結構的倡議。
三 俄歐關係的癥結：是價值觀不一致嗎？
2003年12月歐洲理事會通過歐洲安全戰略，把同俄羅斯建立更緊密關係的前景與“尊重共同價值觀密切聯繫起來”。2008年高加索危機期間，西方反俄羅斯的主要攻擊點之一是俄羅斯不尊重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價值觀。因此，西方對俄羅斯爆發出的強烈不滿具有深刻根源，它們源自於從18世紀起就把俄羅斯變為歐洲均勢不可或缺的因素。
當年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不必講拿破崙），就用文明標準來論證自己征伐俄羅斯的合理性，蔑視地認為它是歐洲邊緣的一個暗無天日和忘記上帝的地方。19世紀西歐外交首先是英法，為了給本國對俄政策尋找正當理由就灌輸一種觀念，即認為它是“野蠻國家”，是不同於歐洲標準和對抗歐洲文明的另類。1843年法國旅行家和文學家克尤斯金侯爵出版的《尼古拉時代的俄羅斯》一書在歐洲各國首都名噪一時。正如法國人卡萊爾·唐科斯認為，克尤斯金對於俄羅斯的有關評價對人們思想具有不小的影響，甚至在共產主義消失和俄羅斯極度迷戀歐洲之時，“依然長久地影響着西方世界對新俄羅斯的種種看法”。
西方政治家為何如此着迷於這本書，儘管在克尤斯金侯爵前後有眾多歐洲外交家、商人和旅行家來到俄羅斯並且記述它？雖然作者的描寫非常有才華，可是貫穿全書的紅線是闡述這樣一種思想：俄羅斯是野蠻的亞洲國家，“西伯利亞起始於維斯瓦河”，意即歐洲終止於波蘭，俄羅斯不屬於歐洲。這位法國貴族寫道，俄羅斯人是“文明世界的暴發户”，外面穿着“熊皮和獸皮”，但基本上還是“野蠻人，只是熟悉槍炮武器而已”。根據他的説法，俄羅斯“以為自己是剛剛走出亞洲腹地的巨人，幻想着成為世界統治者，並且過多地承擔充當歐洲政治均勢的重擔”。
克里米亞戰爭被倫敦解釋為是“文明反對野蠻的大會戰”，似乎英法結盟發起這場戰爭，目的不是為了削弱“俄羅斯熊”和不許它染指黑海海峽。可是一戰爆發重新使俄羅斯“返回”歐洲。有一種非常明顯的傾向多次得以印證，即一旦歐洲大國覺得大陸面臨巨大動盪威脅（諸如拿破崙擴張），俄羅斯就被急切地捧上歐洲命運主宰者的位子。但是，“危險”一過去，俄羅斯再次變成失去歐洲原有身份的國家，沒有資格代表歐洲文明。
在一戰期間俄羅斯遭受巨大人員和物質損失，對於協約國戰勝德國做出巨大貢獻。可是對於俄羅斯的需求一消失，“一切全都返回原狀”：武裝干涉、建立“防疫隔離線”、國際封鎖。這些遠不是西方國家使用武力政策對待俄羅斯的全部手段，這一政策穿上與“布爾什維主義瘟疫作鬥爭”的意識形態外衣就稍微掩蓋西方共同反俄傾向。二戰表明，面對全世界災難，意識形態分歧很快退居次要位置，“布爾什維主義”的蘇聯變成反對希特勒德國的統一戰線基礎。
就在戰前時期，文明標準對歐洲政治留下明顯痕跡。西歐國家和美國直至1940年法國被佔領之前，一直把德國當作西方世界一部分，並且決心不允許“半亞洲的”俄羅斯進入歐洲。英國人特別熱心這個：1937年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公開讚譽納粹德國可以作為“歐洲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稜堡”。甚至在1942年8月丘吉爾剛一來到莫斯科，由於不滿意同斯大林的談判，就向身邊人發泄怨氣説：“我聽説，俄羅斯不是人類物種。要在自然界他們是比猩猩還低級的動物。”然而，斯大林非常熟悉西方政治家的反蘇情緒，同樣也不重視西方，特別是對於西方的道德和意志也評價很低。只是由於在二戰中聯合行動，這種冷漠情緒才退居到次要位置。
今日圍繞着二戰性質和後果問題展開真正“歷史戰”，西方在評價蘇聯作用時觀點混亂。如果説以往儘管是不情願，還是承認蘇聯軍隊在歐洲的解放使命，那麼如今大量觀點則認為，斯大林利用希特勒“冒險行為”從而實現“俄羅斯人佔領中東歐國家的帝國思想”。這種觀點的證據是，1996年著名英國曆史學家戴維斯的《歐洲史》出版，作者把希特勒進攻蘇聯説成是“納粹捍衞文明的十字軍遠征”，德國佔領者是“歐洲免遭東方進攻的保護者”。蘇聯軍隊被看成是“一幫衣衫襤褸、裝備極差的人”，他們好像是“亞洲的遊牧人”，給歐洲帶來“劫掠、暴力、混亂和恐怖”。他們甚至把蘇聯人民在戰爭時期表現出的英雄主義當作是對歐洲人生命標準的冒犯。例如法國哲學家戈留克斯曼指出，歐洲人很難明白普通俄羅斯人“動物”本能的反應，正如在拿破崙時代，他們為驅逐佔領者而表現出自我犧牲能力。
冷戰時代表現在兩個勢均力敵集團的激烈競爭，當時宣揚“西方文明”優越性話題不太現實。雙方宣傳戰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展開。隨着蘇聯內部問題累積和社會主義陣營分裂，西方對蘇聯思想基礎的攻擊帶有不願接受蘇聯的意味，因為這個國家阻礙着西方價值觀在全世界的傳播。里根總統(1981～1989)在反對共產主義口號下發起對“邪惡帝國”的十字軍遠征，同蘇聯在全球和地區展開直接對抗，力圖打破軍事戰略均勢。
俄羅斯同西方關係重新帶有文明爭執的色彩，這主要是由於葉利欽等人認為，與冷戰時期前對手結成戰略聯盟有助於在國內展開同“舊制度”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時任外長科濟列夫的許多人都支持這種看法，即新俄羅斯應該用任何方式力爭同“文明西方”接近，不在乎其角色如何。葉利欽在評價對外政策有必要急劇轉變時走得更遠，認為整個俄羅斯都在為蘇聯威脅到“文明國家共同體”而羞愧和備受折磨。在華盛頓和西歐國家，這種立場被認為是俄羅斯放棄蘇聯過去，是承認俄羅斯“不文明”。由於不能全面評價自己的國家，俄羅斯領導集團很難期待西方將它作為一個平等夥伴來對待。
1994年俄羅斯與歐盟夥伴合作協議（1997年生效）簽署，它具有“先生”和“學生”的性質。協議序言只限於關注到“歐盟成員和俄羅斯之間存在的歷史聯繫和共同價值觀的重要性”，協議提到實現雙方夥伴關係取決於“俄羅斯政治與經濟改革的繼續和完善”。1998年盧文教會大學（比利時）出版《俄羅斯是歐洲大國嗎？俄羅斯在新歐洲的地位》論文集，它收集歐洲政治家與外交家及學者的文章就證實這種看法。論文集主要內容認為，二戰前後的蘇俄基本上被看成是“迷途的羔羊”，歐洲部分國家承擔某些擴張主義慾望的責任。蘇聯解體後，歐洲開始把俄羅斯當作是歐洲國傢俱有“特殊”地位的“學生”而加以接納，它受邀來觀摩歐洲一體化進程卻沒有投票權。在文集中確認，為了克服俄羅斯與歐洲在歷史上的“疏遠”，俄羅斯領導集團應該“表明”自己政策的歐洲傾向，並“説服”歐洲人相信有必要接納俄羅斯。
21世紀初俄羅斯領導人宣佈建設民族國家和實行獨立外交，強調愛國主義和民族傳統。這引起西方許多政治家的批評，他們指責俄羅斯恢復“帝國思想”和沙文主義。西歐人士特別注意到普京關於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的觀點。德國前外長菲捨爾表示，大多數歐洲國家堅決反對重新審視後蘇聯空間已經建立的秩序，認為蘇聯消失是“巨大成功”。普京在慕尼黑演講同樣遭到美國和西歐的抨擊，它們認為普京的“冷戰言語”意在“挑起新的冷戰”。根據廣泛流行的一種觀點，西方應該聯合起來準備應對俄羅斯的新政策，以捍衞西方價值觀。
在歐洲有不少政治活動家認為，在國際競爭加劇條件下，同俄羅斯結盟可以大大加強歐洲在世界政治的影響力。還有更堅決的觀點認為，“拯救老歐洲”必須接納俄羅斯，並與其在不同價值觀但卻是在共同目標基礎之上建設歐洲。但總體上，它們無法在歐洲佔據上風。有一位研究俄德關係問題的知名專家德國人拉爾早在2007年確認，越來越少的歐洲政治家信奉俄羅斯屬於歐洲的思想，在這裏發揮作用的不僅有對於俄羅斯根深蒂固的歷史憎惡，而且還有前華沙條約成員國執政集團帶進歐盟的反俄綜合徵。據拉爾説，對西歐國家而言，關於西歐自由主義價值觀免遭外部侵害的問題具有決定性意義，西歐政治家將美國和跨大西洋聯盟擴大及鞏固看成是它的主要捍衞者，所以寧願疏遠俄羅斯並“把它推向亞洲”。
毫無疑問，俄羅斯主要還是一個歐洲國家，很早就與歐洲保持歷史、文化和政治經濟聯繫。作為歐洲一部分，雖然有全球化強大影響，俄羅斯社會生活還是受____價值的深刻影響。在300多年裏俄羅斯優秀人士一直認為，沒有歐洲就無法想象俄羅斯，他們羨慕大陸主要國家所具有的民主標準，期望俄羅斯趕上歐洲生活的水平。但是，西歐從未真正將俄羅斯當作志同道合者，不允許俄羅斯靠近它。現如今，當共產主義消失之後，俄羅斯建立起資本主義秩序，西歐並不急於在同俄羅斯關係上“卸載重負”，反而在繼續設置障礙。應該説，目前俄羅斯可以提出不少理由，以便讓歐盟抓緊締結俄歐之間新的基礎協議，將改變基本制度的問題推遲至未來時期。在俄羅斯出現大多數歐洲人無法思議的社會分化和營私舞弊以及超出國界的有組織犯罪。眼下俄羅斯自己不能消除這些“病症”，歐洲人那裏還將有眾多理由，以此繼續把俄羅斯當作歐洲的“另類”。
俄羅斯嚮往歐洲的歷史情結總是伴隨着它的外交意願要給予歐洲政治更大的影響力。但是，要是特別指望它能建設西歐式政治與經濟結構，並按照歐洲人喜好的文明標準和“東方威脅”不可避免的議題來行動，那是非常輕率的。國際秩序正在發生根本轉變，表現在產生新的國際政治中心和美中競爭加劇上。歐洲自身正在經歷“樂觀主義時代”終結（從柏林牆倒塌至金融經濟危機開始），這不禁使人對於歐洲一體化現有水平的穩固性和民族主義情緒增長的問題產生嚴重懷疑。
在世界力量配置變化的條件下，俄羅斯領導集團正面臨抉擇：要麼滿足於現在已經掌握核武器，並實施“能源戰略”的“安全閥”，要麼成為多極世界的積極支持者，並集中精力使俄羅斯成為其中一極。歷史已經證明：俄羅斯的實力與威望首先取決於順利解決內部發展問題，同時再去實施基於歐亞大陸國家戰略地位的對外政策。俄羅斯是應該收斂對外政策中一頭扎向歐洲的做法，面向東方亞太國家的時候了。
作者：陳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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