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初次流浪漢北（漢江以上，今河南南陽西峽、淅川一帶）。秦楚複合，與屈原謀劃相反，而奸人必有讒言害之，避地漢北，當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歸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齊、魏、韓三國聯軍攻打楚國，楚懷王派太子橫到秦國為人質，請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擊退了三國聯軍。次年，秦國一大夫與太子橫因為私事爭鬥被殺死。太子橫懼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國。此事使秦、楚兩國關係惡化，導致了此後秦國對楚國的頻繁進攻。“屈原憎恨楚懷王聽信小人讒言，讓不真實的語言矇蔽了正確的語言，這些謠言將會損害楚國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時已從漢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勸懷王不要赴會，説：“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懷王的幼子子蘭怕失去秦王歡心，竭力慫恿懷王前去。結果懷王一入武關，就被秦軍扣留，劫往咸陽，要挾他割讓巫郡和黔中郡。楚懷王被劫往咸陽，楚由齊迎歸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公子子蘭為令尹，不肯向秦割讓土地，秦又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懷王死於秦國，秦國將他的屍體送回楚國安葬。諸侯由此認為秦國不義。秦、楚絕交。屈原被免去三閭大夫之職，放逐江南。他從郢都出發，先到鄂渚，然後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屈原到達長沙，在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覽山川形勢，甚起宗國之情。
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頃襄王六年，秦國派白起前往伊闕攻打韓國，取得重大勝利，斬首二十四萬。秦國於是送給楚王書信説：“楚國背叛秦國，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決一勝負。希望您整頓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戰。”楚頃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懷王最後落到客死他國的下場，就是因為“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區。這次流放的路線，按《九章·哀郢》分析，是從郢都（今湖北江陵）出發，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過夏首（今湖北沙市東南）、遙望龍門（郢都東門）經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後又離開了夏浦（今湖北漢口），最後到了陵陽（據説是今安徽青陽縣南）。時間長達十六年，在這之間並寫下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如《九章·悲回風》等。
第一段。通過自敍的筆法，提出了積極用世的人生觀：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國宗室之臣；詳紀生年和名、字的由來，強調稟賦的純美。這和愛國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就成為屈原生命中進步的動力。奠定了他那種堅強不屈的戰鬥性格的基礎。接着敍述他對待生活的態度。由於熱愛生活，所以特別感到時間的易逝，生命的短暫；因而孜孜不倦地培養品德，鍛鍊才能，來充實自己的生活。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明確的目標，在楚國政治改革中，貢獻出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段。承接上文，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以及事君不合的經過。首先述三後以戒今王，接着陳堯舜以示典範。在古代社會裏，凡是具有政治抱負的士大夫，他們的理想都必然寄託在最高統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須爭取楚懷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可是懷王的態度是不堅定的。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開了屈原和“偷樂”的“黨人”之間的劇烈鬥爭；同時，懷王的聽信讒言，也就決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觀遭遇，為下文提出張本。
第三段。敍述自己在政治中的客觀遭遇，並分析其原因。綜合起來，有下面幾層：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單靠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除了爭取君王的合作，必須培植人才，廣結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這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可是想不到“眾芳蕪穢”，致使他的計劃落空，陷於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黨人”之間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們之所以勾心鬥角，排除異己，只不過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堅持理想，則是為了“恐脩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艱”。這裏，他強調法度繩墨，進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這和腐化沒落的貴族勢力絕不相容，因而這一斗爭是不可調和的。第三，在這樣不可調和的鬥爭中，懷王的昏庸糊塗，“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長了邪氣的高漲，造成了羣小進讒的有利條件。第四，從邪正不能相容，預測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強調不屈服、不妥協的頑強精神，並準備為此而不惜作任何犧牲。下文展開了劇烈的思想鬥爭而終於取得勝利，就是確立在這樣一個堅實基礎上的。
第四段。承上文説，既然理想不能實現，則退隱可以獨善其身；為個人計，又何嘗不心安理得？可是這種知其不可為而不為的逃避現實的態度，和屈原的個性是絕不相容的。這使他暫時寧靜下來的情感又掀起無限的波瀾；在波瀾起伏中，一層一層地展開了內心深處的矛盾、彷徨、苦悶與追求，以及在這種心情中的鬥爭過程。從這段起，所寫的都只是一種思想意識的反映，並非事實的敍述。
第五段。敍述女嬃的勸告。她指出處於沒有是非曲直的社會裏，屈原如果不改變他那種孤忠耿直的作風，是不會見容於當世，而且會遭到殺身之禍的。她是屈原人世間唯一的親人，她所説的也是娓娓動聽的人情話；可是她的話僅僅是單純從愛護屈原、關心屈原出發，提高到思想原則上來説，她對屈原卻缺乏本質上的認識。女嬃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內心深處的痛苦又向誰去申訴呢？於是詩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見解假託於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聖君帝舜來傾吐衷腸了。他徵引了豐富的史實。主要是為了證明他所堅信不渝的一個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歸於覆亡，只有“義”和“善”，“循繩墨”“舉賢能”才能使國祚昌盛；而他所堅持的，正是關係楚國國運興衰的根本問題，他自然不能聽從女嬃的勸告，作明哲保身之計了。“陳詞”中的反覆論證，即第二段“彼堯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內容的具體發揮。這種認識所構成的理論上的完整體系，就使得屈原更進一步表現出一種“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的頑強信念。和其他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樣，他是“百變而不離其宗”，決不可能放棄他的主張的。這種主張在現實環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於是下文就進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動的領域裏開拓了一個更為寬廣的世界，把極其深刻而複雜的內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第六段。寫幻想中的境界，借求愛的熾熱和失戀的苦痛來象徵自己對理想的追求。綜合它的內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由於屈原愛國之深，儘管在上述惡劣環境中備受各種打擊，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鍥而不捨的。這種發自內心不可抑制的強烈情感，亦惟有愛情的追求能彷彿其萬一；因而就產生了以“求女”為中心的幻想境界，並形成這種上天入地馳騁幻想的表現形式。第二，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須爭取統治者的信任，正如愛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須有其具體的追求對象一樣。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間的佚女，她們的身份不同，但在她們的身上同樣可以寄託愛情；也如楚國統治集團當中的任何一員，都有可能通過他們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舊説，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於屈原當時的心理狀態。可是所謂“女”，決不僅僅是象徵“君”。
張惠言認為這一段是説“以道誘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為切合原文文義。至於哪一類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種人，則文學作品裏的藝術形象不同於哲學社會科學的邏輯思維，是不可能刻舟求劍機械地加以分類的。第三，屈原求愛的心情是熾熱的，可是他選擇對象的條件則是極其苛刻的。他不僅追求美麗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質。那就是説，政治上的結合必須建築在共同的思想基礎上；同時，即使有了適當的對象，又必須通過媒介的關係。那也就是説，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決不肯枉尺直尋，不擇手段以求進身的。愛情的熾熱和求愛條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點；失戀的苦痛，就是在這個焦點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求索”的過程中，回答他滿腔熱情的只是空虛和幻滅，悵惘與彷徨。他在幻覺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濁不分，蔽美稱惡”的醜惡現實的反映。
第七段。屈原在極度苦痛的複雜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去和留的問題而加以分析。戰國時代，是中國大一統局面出現的前夕，當時所謂士，為了實現其理想，政治活動的範圍並不限於本國。求謀個人功名富貴的“朝秦暮楚”的蘇秦、張儀之徒固不用説，就是儒家的大師孟軻也是終身過着“革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的生活。荀卿則以趙人終老於齊。法家的韓非、李斯也都不是為故國效力。以屈原所具備的卓越才能，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當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理想不可能在本國實現的時候，考慮到去留的問題是非常自然的。這一段分三個部分：首先是問卜於靈氛，接着取決於巫咸。巫咸和靈氛對同一問題的看法所得出的兩種不同的結論，再一次地引導屈原把楚國的現實和自己的處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問題的癥結是在於整個環境的日益惡化。儘管自己能堅持理想，決不動搖；但留下來，希望又在哪裏呢？結果，靈氛的勸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暫時的優勢；於是他就衝破了楚國的範圍，進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
第八段。屈原考慮接受靈氛的勸告以後，在迷離恍惚的心情中展開了最後一次的幻想。幻想終於破滅，這樣就結束了全篇。綜合其內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表現在本篇裏，屈原的內心矛盾正如蠶的作繭自縛一樣，愈來而愈益錯綜複雜，無法解脱；而這錯綜複雜的矛盾始終圍繞着一個核心，沿着一條線索逐步向前發展的。那就是個人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如何求得統一的問題。假如單純為了不忍去國，則留下來而採取一種消極逃避的態度；儘管在極端黑暗的現實環境裏，又何嘗不能作和光同塵，明哲保身之計？但這是屈原所萬萬做不到的。假如單純為了抒展個人的政治抱負，則屈原的主張正符合於大一統前夕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正如司馬遷所説的，“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本傳贊）但這又是他心所不忍的。
留既不能，去又不可，最後所接觸到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個人的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的不但無法統一，而且引起了正面衝突的問題；這樣就把矛盾推進到最高峯，而無可避免地使得馳騁在雲端裏的幻想又一次掉到令人絕望而又無法離開的土地上。第二，在這段裏，極馳騁想象之能事，浪漫氣息非常濃厚。這是屈原靈魂深處苦痛的絕叫，生命活力最後的顫抖，這種精神活動，儘管迷離恍惚，空闊無邊，但它所反映的現實心情並不是不可捉摸的。在準備離開楚國的大前提下，屈原究竟想到哪裏去呢？他所飛翔的幻想始終是指向西北方，而且明確地説，“指西海以為期”，這決不是偶然的。
中華民族來自西北高原，矇昧時期，我們祖先的活動是以西北地區為起點。因而遠古的神話傳説，絕大部分集中於以崑崙為中心的西方和西北一帶。這是從我國最早的民族發展史上所形成的一個古老的神話系統。到了戰國後期，隨着生產的發展，疆宇的開拓，東方文化中心的齊國，以陰陽家鄒衍為代表又出現了一支以瀛海、蓬萊為中心的新的神話系統的萌芽。秦漢以後，有關神話傳説才漸漸由西北轉向東南。楚國在當時是保存遠古文化最完整的唯一的國家，因而以神話傳説為背景的屈原的創作，自然是詳西北而略東南。這僅僅是從文章的取材的地域性和歷史意義而言的。就作品本身所表現的語氣結合着當時的客觀現實，則其中透露出一個作者所不忍明言的隱約心情。那就是它所指向的西北方，正是秦國所在地。李光地曰：“是時山東諸國，政之昏亂，無異南荊。惟秦強於刑政，收納列國賢士；士之慾亟功名，舍是莫適歸者。是以所過山川，悉表西路。”（《離騷經注》）這話是不錯的。
七雄並峙的局面，到了後來，大勢漸趨統一，山東六國必然被強秦所吞併，已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和屈原同時的荀卿在他所著“強國篇”（見《荀子》）裏就有具體的分析。屈原也不可能不是從這一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因而出現在他思想裏暫時的幻境，不但要離開父母之邦，而且是適仇讐之國，這樣就使得矛盾的衝突表現得更為尖鋭，更為劇烈。這段一開始，屈原驅役龍鳳，揮斥雲霓，表現得如何的活躍和愉快！他的精神似乎已經超越現實境界，而離開了苦難的深淵；可是當他忽然臨睨到故鄉的時候，血肉相聯的情感，又立刻粉碎了那一剎那間所呈現的美妙幻境；也就在幻想的破滅裏，放射出強烈的萬丈愛國主義光芒；而這種駿馬注坡，帷燈匣劍的表現手法，和他當時真實心情是完全相適應的。
最後五句是全篇的總結和尾聲，在上面八段外具有其獨特意義。它高度地概括了全篇的主要內容，簡要而深刻地闡明瞭屈原以身殉國這一偉大悲劇的真實歷史意義。五句分兩層：龔景瀚曰：“‘莫我知’，為一身言之也；‘莫足與為美政’，為宗社（祖國）言之也。世臣與國同休戚，苟己身有萬一之望，則愛身正所以愛國，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國有萬一之望，國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與為美政’，而望始絕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計無復之，而後出於死，一篇大要，‘亂’之數語盡之矣。太史公於其本傳終之曰：‘其後楚日以削，後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離騷箋》）死，在今天看來是消極的，但兩千年前屈原所採取的這種行動其中卻包涵着極其嚴峻的積極的現實鬥爭意義。王夫之日：“原之沉湘，雖在頃襄之世，然知幾自審（預見未來，考慮到自己所應該採取的態度），矢志已夙（早)。君子之進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樹立，惟極於死以為志(在思想上能作最後犧牲的準備），故可任性孤行也。”（《楚辭通釋》）先大父（名其昶，字通伯）曰：“死，酷事耳；志定於中，而從容以見於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有了正確的人生觀）！豈與匹夫匹婦不忍一時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屈賦微》序）這些，不但説明了為什麼屆原在沉湘前二十多年的《離騷》裏會出現“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這樣的句子，而且有力地駁斥了一般封建正統文人們有意誣衊屈原，毀謗屈原，像漢朝班固所説“露才揚己，忿懟沉江”之類的謬論。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
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
汩餘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x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顓頊啊，我是你的遠代子孫，伯庸——是我先祖的光輝大名。歲星在寅的那一年的正月庚寅，我從天上翩然降臨。尊敬的先祖啊，仔細揣度我剛剛下凡的時辰和啼聲，通過占卜賜給了我相應的美名。給我取的大名叫正則啊，給我取的別號叫靈均。上天既賦予我這麼多內在的美質啊，又加之以我注意修養自己的品性。我披着噴吐幽香的江離和白芷啊；又聯綴起秋蘭作為自己的佩巾。光陰似箭，我惟恐抓不住這飛逝的時光，讓歲月來塑造我美好的心靈。清晨，我浴着晨曦去拔取坡上的木蘭，傍晚，我揹着夕陽在洲畔採摘宿莽來潤德潤身。太陽與月亮互相交迭，未嘗稍停，新春與金秋相互交替，永無止境。想到樹上黃葉紛紛飄零，我害怕美人啊，您頭上也添上絲絲霜鬢！為什麼，為什麼你不把握年歲壯盛的時機，丟棄穢惡的行徑？為什麼不改變這種不善的法度？任用賢才，來馳騁於天下！隨我來吧！我當為君在前面帶路！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①滋：培植。畹（wǎn）：古代地積單位，等於三十畝。一説十二畝，又説二十畝。
②百畝：也是栽種得多的意思。
③畦：《説文》：“田五十畝曰畦。”這裏作種植用。留夷、揭車均為香草名。
④雜：間種。
⑤刈：割、收穫。
⑥萎絕：枯萎黃落，這裏用來比喻所培養的人被摧殘。
⑦蕪穢：本義是指田地長滿雜草，這裏用來比喻所培養的人變節。
⑧眾：是指羣小，楚國的腐朽貴族。
⑨憑：滿，楚方言。
⑩恕：寬恕。
興心：生心。
馳騖：狂奔亂跑。
冉冉：漸漸。
落英：初開的花。
苟：假使、如果。
貫：貫穿。
前修：前代賢人。
周：合。
我是高陽帝的後代子孫啊，我的偉大的先父名叫伯庸。
太歲在寅那年，正當新正之月啊，又恰在庚寅之日我降生到世上。
父親察看揣度我初生的姿態啊，一開始就賜我美好的名字。
為我取名叫正則啊，又取了字叫靈均。
我已經有這麼多內在的美質啊，又加上美好的容態。
身披香草江離和幽雅的白芷啊，還編結秋蘭作為佩帶更加芳馨。
時光飛快，我似乎要趕不上啊，心裏總怕歲月流逝不把我等待。
清晨摘取山坡上的香木蘭啊，傍晚又把經冬不枯的香草來採。
日月飛馳不停留啊，春天剛剛過去就迎來秋天。
想那花草樹木都要凋零啊，唯恐美人也將有暮年到來。
你為什麼不乘著壯年拋棄惡習啊，又為什麼不改變原來的政治法度？
你若乘上駿馬縱橫馳騁啊，來吧，請讓我在前面為你帶路。
第一部分：敍述詩人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自已如何積極自修，鍛鍊品質和才能。
第二部分：詩人在實現自已政治理想的過程中遭遇到的挫折。
第三部分：在詩人的政治生涯中遭遇挫折之後，不退縮不氣餒，興辦教育為國家培養人才，但在“眾皆競進以貪婪”的環境中，羣芳蕪穢了——這是詩人遭遇到第二次挫折，但詩人自已依舊積極自修，依照彭咸的遺教去做。
第四部分：由於詩人的特立獨行，立即引起世間庸人的饞毀，從而使詩人再一次遭遇挫折，詩人陷入孤獨絕望的境地。但詩人依舊矢志不屈，甘願“伏清白以死直”，也不願意屈服認同世俗：“背繩墨以追曲”。
第五部分：遭遇苦難挫折，陷入孤獨絕望境地的詩人內心深處進一步展開矛盾、彷徨、苦悶與追求理想，以及靈魂搏鬥的過程，最終堅定自已的道德情操和政治理想。
第六部分：由於女嬃的勸誡，詩人不得已來到重華面前，向他陳述自已的觀點，期冀引起同情共鳴。
第七部分：詩人在重華面前闡述了自已的“舉賢授能”的`政治主張後，“上下求索”的幻想境界，充分表達詩人不被世人理解的強烈感情。
第八部分：詩人聽了巫咸的話，最後決定離開楚國。這一部分把詩人複雜的矛盾心理，萬千思緒，都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了。
第九部分：詩人在接受靈氛、巫咸的勸告，決定離開楚國遠遊，最後終不忍離開的經過。這是詩人在迷離恍惚的心情中展開的最後一次幻想。
全詩最後是尾聲，以當時的楚國名曲《亂》作結。反映了詩人實施“美政”、振興楚國的政治理想和愛國感情，表現了詩人修身潔行的高尚節操和嫉惡如仇的鬥爭精神，並對楚國的腐敗政治和黑暗勢力作了無情的揭露和斥責。
司馬遷評論《離騷》説：“屈原雖流放，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又引劉安《離騷傳》説：“《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蜕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曒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史記》）基本上道出了《離騷》的精神實質和不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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