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散文山居筆記節選
【作品簡介】
《山居筆記》是餘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間，全身心地用兩年多的時間創作成的，共十一篇文章。寫作期間，作者辭去了學院的職務，不再上班；同時寫作又與考察聯在一起，很多寫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總體計劃上，這本《山居筆記》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書中，他揹負着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蹟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蹟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作者將這些問題歸為：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甦；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羣體人格的禍害；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對於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於劃分 。
【節選】
自序：可憐的正本
《山居筆記》是餘秋雨的又一本散文集。該書1995年8月在台灣出版。後因全國各省市的書市上出現了大批盜版本，作者迫於無奈，於9月交由文匯出版社出版了這本大陸版的《山居筆記》。本文為該書的序。有刪節。
不知道這算是屈服還是抗爭，我終於被盜版者們逼得走投無路，多年堅守潰於一旦，不得不出版《山居筆記》大陸版的“正本”了。
我已經聽到他們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自己辛辛苦苦寫的書，卻要在盜版者的逼迫下才交付出版，這是一個讓人聽不懂的故事。兩位略知內情的前輩學者對我説：“你的這些經歷是一個特殊時期的文化現象，過去不會發生，今後難於理解，別處無法想象，有記述下來的數據價值。”
有沒有數據價值不知道，但是買我書的讀者有權利知道一點事情的來龍去脈，我也有責任向他們作一個交代。
一、説來話長
説來話長，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給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到1992年終於改由上海出版，難產了整整四年。
出版此書後一路暢銷。暢銷三個月後開始有第一種盜版本，後來盜版本源源不斷，平裝精裝都有。前年夏天去新疆喀什，當地讀者要我簽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盜版，去年到中國科技大學演講，要我簽名的書中盜版本仍高達二分之一以上。
經常有消息傳來，盜版《文化苦旅》的不法書商在湖南、山東、河南、廣東等地被查處，消息是確實的，有報道為證，但從來沒有哪個機關來通知我查處的結果。有幾個專家告訴我，一個不法書商甘冒牢獄之災而盜印一本書，必須有一個極為可觀的印數。這本書被盜印了多少，很難估計了。
盜版本雖然各式各樣，但錯別字連篇卻是共同的。我幾乎每天都要收到受盜版本之害的讀者來信，他們多數不知道買到的是盜版本，只抱怨出版社校對不認真，有不少讀者還寄來了厚厚的勘誤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讀者看出了是盜版本，來信責問出版社為什麼不多印一點。
我打電話問出版社，正本已經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餘萬冊。我突然想起，這本書印了這麼多年還沒有簽訂過出版合同，當初領取過一次性的字數稿酬，大體上正好與我購買此書送人的款項持平。能否以版税計？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轉達過來的意見是：“以前的算了，以後再印可計版税。如同意這樣簽約，可給一點獎勵。”我猶疑了一會兒，也就點頭了。
還有沒有“以後再印”的機會？我不知道，看到的是書市間永遠在“再印”的盜版本。偶爾也停步翻翻，發現近一二年《文化苦旅》的盜版本在印刷質量上有很大提高，有時書商見我看得仔細就大力推薦，我會支支吾吾地説這可能是盜版本，這一説不要緊，幾乎每次都引起書商的勃然大怒。對於街市間的橫蠻人我歷來是毫無辦法的，他們的訓斥引來了很多圍觀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為我是一個企圖偷書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辯説，只能紅着臉快速離開，背後的書商還在吼叫： “盜版？你才盜呢！買不起書，別到這兒來起膩！”
二、深夜電話
我不知道怎麼辦，曾問過一位年長的幹部，這位幹部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安慰我：“好書嘛，多印一點怕什麼？”
綁來聽説河北某地有一個盜印《文化苦旅》的窩點，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經順便去查詢了一下，當地幹部説：“農民要脱貧，印一點既不反動也不澀情的書，總不是什麼大問題吧？”
餘秋雨山居筆記
《山居筆記》一書的寫作，始於一九九二年，成於一九九四年，歷時兩年有餘。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麼多時間才寫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寫作是與考察聯在一起的，很多寫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來。記得有一次為了核對海南島某古蹟一副對聯上的兩個字，幾度函詢都得不到準確回答，只得再去了次。這種做法如果以經濟得失來核算簡直荒誕不經，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謂得失寸心知。
一、內容簡介
導語
《山居筆記》是餘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間創作成的，共11篇文章。寫作期間，作者辭去了學院的職務，不再上班；同時將寫作與考察聯在一起，很多寫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總體計劃上，這本《山居筆記》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書中，他揹負着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蹟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蹟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作者將這些問題歸為：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甦；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羣體人格的禍害；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對於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於劃分。隨後，餘秋雨便創作了這本《山居筆記》。
收錄篇章
《一個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蘇東坡突圍》、《千年庭院》、《抱愧山西》、《鄉關何處》、《天涯故事》、《十萬進士》、《遙遠的絕響》、《歷史的暗角》
附錄
《談“小人”》
附 文外心鏡(四篇)
《答學生問》、《我做了模特》、《沒那麼重要》、《酣睡寒風中》
二、作品賞析
《山居筆記》並沒有比《文化苦旅》有所進步，它的核心概念在前一本書中已經全部出現了：對文明盛衰的感慨，對尊崇文化的呼籲，對健全人格的嚮往。它的寫作模式也沒有什麼變化：先由一件什麼事起頭，在巧合和偶遇中，發現了一根什麼線索，然後“目光遙遙地投向歷史的深處”，一篇文化散文誕生了。
《山居筆記》發揚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文化單一前提下的文化決定論。這是餘秋雨的一貫思路。在《文化苦旅》中，藉助山水的記敍，還不那麼顯眼，到了《山居筆記》，這層依傍沒有了，這點便愈發見得分明。《天涯故事》，作者隨便拈出幾個歷史人物，就敢斷言海南文明是“女性文明”，從此便洋洋灑灑議論開去。要在幾千年的海南歷史中找出驍勇善戰、剽悍迅捷的例證，決非難事。所以還可以比餘秋雨更全面地説海南島是“兩性文明”。《遙遠的絕響》，劈頭一句話就判定了魏晉名士多被殺是因為他們有能力輔佐各個“統治集團”;“文人成批被殺”;這個問題不解決，後面的文字就成了為議論而議論，為抒情而抒情。然而不管，徑自寫開去。試參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才能知道什麼叫做史家眼光。
再來看作者頗為自得的《十萬進士》，如果科舉史實敍述還大致不差的話，最後的一句問話充分顯現了餘秋雨的思維方式：“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麼邪，要一頭鑽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裏邊？”在餘秋雨眼裏，科舉制度就成了中國文明的代表，考舉者也就囊括了華夏人才。經過餘秋雨一解剖，才發現，原來中國文明史就是如此簡單，簡單到一篇散文就可以總結出一個文化命題！
要批評的，不是餘秋雨史料的錯誤，不是《山居筆記》煽情的寫法，甚至不是餘秋雨喜歡標舉的文化高調，而是它們背後的思考進路。史料到了餘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隨意拿捏的泥團；抒情議論對於文化散文，通通是硃紅青紫的顏料，一篇文字旁徵博引，花團錦簇，還有“文化”的光環，可是作者的結論靠這些東西是推不出的。一次兩次不覺得，讀多了就能感覺到。
這裏我要引用一位父執信中的`話：“他(餘秋雨)寫到的別的地方，如道士塔，沒有去過，不好評説。但如都江堰，太熟了，就不免覺得他有點‘灑狗血’……”“灑狗血”是京劇術語，意指造作、不真實的作派。《霸王別姬》里程蝶衣罵從花滿樓赤腳逃出來的段小樓的相好，就是：“那就別在這兒灑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裏稱揚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説李白的“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就有點灑狗血。
頗疑心餘秋雨的走紅，是因為他的文化姿態而不是散文成就。是啊，誰不説俺家鄉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時常稱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悦；《鄉關何處》更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給了讀者一個可以輕易感知、簡單把握的“文化”。本世紀談中國文化者，往往陷入非褒即貶的怪圈，但餘秋雨不。餘秋雨頌揚文化，是以反思的姿態頌揚；餘秋雨批評傳統，是以繼承者的身份批評。所以餘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麼的容易為國人接受，在海外流行。
餘秋雨散文山居筆記介紹
寫作始於一九九二年，成於一九九四年，1995年8月在台灣出版，於9月交由文匯出版社出版了大陸版的《山居筆記》。主要描寫了餘秋雨以直接感悟的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
《山居筆記》是餘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間創作成的，共11篇文章。寫作期間，作者辭去了學院的職務，不再上班；同時將寫作與考察聯在一起，很多寫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總體計劃上，這本《山居筆記》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書中，他揹負着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蹟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蹟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作者將這些問題歸為：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甦；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羣體人格的禍害；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對於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於劃分。隨後，餘秋雨便創作了這本《山居筆記》。
《山居筆記》並沒有比《文化苦旅》有所進步，它的核心概念在前一本書中已經全部出現了：對文明盛衰的感慨，對尊崇文化的呼籲，對健全人格的嚮往。它的寫作模式也沒有什麼變化：先由一件什麼事起頭，在巧合和偶遇中，發現了一根什麼線索，然後“目光遙遙地投向歷史的深處”，一篇文化散文誕生了。
《山居筆記》發揚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文化單一前提下的文化決定論。這是餘秋雨的一貫思路。在《文化苦旅》中，藉助山水的記敍，還不那麼顯眼，到了《山居筆記》，這層依傍沒有了，這點便愈發見得分明。《天涯故事》，作者隨便拈出幾個歷史人物，就敢斷言海南文明是“女性文明”，從此便洋洋灑灑議論開去。要在幾千年的海南歷史中找出驍勇善戰、剽悍迅捷的例證，決非難事。所以還可以比餘秋雨更全面地説海南島是“兩性文明”。《遙遠的絕響》，劈頭一句話就判定了魏晉名士多被殺是因為他們有能力輔佐各個“統治集團”；“文人成批被殺”；這個問題不解決，後面的文字就成了為議論而議論，為抒情而抒情。然而不管，徑自寫開去。試參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才能知道什麼叫做史家眼光。
再來看作者頗為自得的《十萬進士》，如果科舉史實敍述還大致不差的話，最後的一句問話充分顯現了餘秋雨的思維方式：“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麼邪，要一頭鑽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裏邊？”在餘秋雨眼裏，科舉制度就成了中國文明的代表，考舉者也就囊括了華夏人才。經過餘秋雨一解剖，才發現，原來中國文明史就是如此簡單，簡單到一篇散文就可以總結出一個文化命題！
要批評的，不是餘秋雨史料的錯誤，不是《山居筆記》煽情的寫法，甚至不是餘秋雨喜歡標舉的文化高調，而是它們背後的思考進路。史料到了餘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隨意拿捏的泥團；抒情議論對於文化散文，通通是硃紅青紫的顏料，一篇文字旁徵博引，花團錦簇，還有“文化”的光環，可是作者的結論靠這些東西是推不出的。一次兩次不覺得，讀多了就能感覺到。
這裏我要引用一位父執信中的話：“他（餘秋雨）寫到的別的地方，如道士塔，沒有去過，不好評説。但如都江堰，太熟了，就不免覺得他有點‘灑狗血’……”“灑狗血”是京劇術語，意指造作、不真實的作派。《霸王別姬》里程蝶衣罵從花滿樓赤腳逃出來的段小樓的相好，就是：“那就別在這兒灑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裏稱揚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説李白的“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就有點灑狗血。
頗疑心餘秋雨的走紅，是因為他的文化姿態而不是散文成就。是啊，誰不説俺家鄉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時常稱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悦；《鄉關何處》更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給了讀者一個可以輕易感知、簡單把握的“文化”。本世紀談中國文化者，往往陷入非褒即貶的怪圈，但餘秋雨不。餘秋雨頌揚文化，是以反思的姿態頌揚；餘秋雨批評傳統，是以繼承者的身份批評。所以餘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麼的容易為國人接受，在海外流行。
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甦；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羣體人格的禍害；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對於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於劃分；
這些問題如此之大，當然不可能輕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讀者用當代生命去感觸和體驗。這便構成了《山居筆記》的基本內容。
餘秋雨散文山居筆記書評
【作品簡介】
《山居筆記》是餘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間，全身心地用兩年多的時間創作成的，共十一篇文章。寫作期間，作者辭去了學院的職務，不再上班；同時寫作又與考察聯在一起，很多寫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總體計劃上，這本《山居筆記》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書中，他揹負着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蹟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蹟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作者將這些問題歸為：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甦；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羣體人格的禍害；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對於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於劃分 。
【書評】
學習《赤壁賦》一文時，老師曾提到過：本文采用詩賦傳統的對話手法，即主客問答方式。也就是説，文中的“蘇子”，是蘇東坡本人無疑；而那位感傷無常的 “客”，卻不是別人，而也是蘇子複雜內心的另一面。初時我頗為不解：一向曠達豪放的東坡，不是有着“拍手狂歌”的天真罄露，有着“乘風歸去”的超然出世麼？為何竟懷古傷今，也慨歎起“吾生之須臾”來？
直至讀完秋雨先生的文字，才頓悟那悽然的簫聲後是怎樣的傷痕累累。雖説豁達樂觀如蘇子，必不以一時遭遇自傷；但人豈是無情之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煢煢孑立於天地之間，無處吶喊，那是怎樣的一種蒼涼。
身邊的繁華似潮水般退去，往昔的得意如夢一般消失得不留痕跡。只有眼前南國的山水，靜默，靜默，提醒着生活的繼續。強烈的反差，巨大的轉折，往往最能體現文化大師和“文化羣小”的本質區別。烈火不會毀滅真金，而只會讓它更加光彩奪目。清貧得不能再清貧的生活，寂寥得不能再寂寥的山水，和蘇子本人以及他的遭際一起，用智者的沉默，把文化酵得愈醇愈濃。
寂寞讓世人難耐，只有智慧之人，才能體味到這寂寞中的清純和樸實；榮華惹世人追逐，只有高潔之人，才能看透這榮華背後的無奈與疲憊；災變令世人痛苦，只有明達之人，才能領悟這災變之外的永恆與淡然。智慧如蘇子，高潔如蘇子，明達如蘇子，才能由掙扎而超脱，由突圍而昇華。蘇東坡也是凡人，強忍着割捨不下的親情，揹負着眾叛親離的憤懣與無助。但就因為他心如明鏡，清澈無邪(實際上這正是他遭人嫉恨的一個原因)，他才看清了自己的過去：過去的命運如濃霧一般，氤氲而輕靈；雖然如此曼妙，卻抓不住，摸不着，反倒遮蔽了自己的雙眼，文飾了一切奸邪與險惡。現在濃霧終於散去，往事已成過眼雲煙，蘇子的世界，只剩下眼外清明的天，和腳下一望無際的土地。我想，此刻蘇子的心情，一定是失落而又慶幸、痛苦而又欣喜的——因生活的巨大落差而失落，因看清了世人世事而慶幸，因洗不清的'冤屈而痛苦，又因重獲新生而欣喜。徹悟之後的蘇子，正如他頭頂的青天一樣清明、寬廣、超然，也如他腳底的土地一般純粹、無華、樸實。
滔滔之水由天際跌入谷底，卻形成了磅礴的瀑布，驚天地，動乾坤！
唯有一點與秋雨先生的觀點不同。先生以為，蘇子的成熟，是斂住了鋒芒；而我以為，蘇子的成熟，正是堅守了鋭氣！
先生是否聽説過道家所信奉的“人生三境界”呢？
風就是風，雨就是雨，這是初入世之人的天真；
風已不是風，雨已不是雨，這是為世俗所累、急欲遁世的高節之士的心境；
風還是風，雨還是雨。只是風、雨、天、地、人，已渾然融為一體。這是大徹大悟之後的笑對人生，是悠然於“入世”與“出世”之間的恬淡瀟灑，是物與我皆忘的大智若愚，是忠實於心靈的信念堅守。
蘇子之幸，幸在他及時地邁進了最高境界。
他的鋭氣，已不再是小小的鋒芒，而是藴藏於厚重之中、洋溢於曠達之間的不竭內力；而正是這並不顯山露水的內力，讓蘇子的文章如奔湧的熱血，隨着時代的脈搏，一波一波地，向後世湧進。
蘇子的突圍，不僅是生命對壓迫的突圍、文化對時代的突圍，更是他的心靈對自我的突圍。當潮流洗去了偏激，潮流才能成為主流。
看啦，那騰騰奔湧、萬世不竭的赤壁之水，又向我們滔滔而來了！
人生的道路也就是從出生地出發，越走越遠，由此展開的人生就是要讓自己與種種異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結果可能喪失自己，也可能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把自己找回。
大藝術家即便錯，也會錯出魅力來。好像王爾德説過：“在藝術中只有美醜而無所謂對錯”。
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着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温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聲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喧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需聲張的厚實，一種能夠看的很遠卻並不陡峭的高度。
教學，説到底，是人類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種文明層面上的代代遞交。
災難，對常人來説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知識分子來説就不一樣了。當災難初臨之時，他們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更缺少應付的能耐；但是當這一個關口渡過之後，他們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識又會重新甦醒，開始與災難周旋，在災難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運時才會追慕的虛浮層面，去尋求生命的底藴。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餘秋雨散文山居筆記賞析
【作品簡介】
《山居筆記》是餘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間，全身心地用兩年多的時間創作成的，共十一篇文章。寫作期間，作者辭去了學院的職務，不再上班；同時寫作又與考察聯在一起，很多寫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總體計劃上，這本《山居筆記》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書中，他揹負着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蹟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蹟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作者將這些問題歸為：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甦；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羣體人格的禍害；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對於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於劃分。
【賞析】
《山居筆記》並沒有比《文化苦旅》有所進步，它的核心概念在前一本書中已經全部出現了：對文明盛衰的感慨，對尊崇文化的呼籲，對健全人格的嚮往。它的寫作模式也沒有什麼變化：先由一件什麼事起頭，在巧合和偶遇中，發現了一根什麼線索，然後“目光遙遙地投向歷史的深處”，一篇文化散文誕生了。
《山居筆記》發揚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文化單一前提下的文化決定論。這是餘秋雨的一貫思路。在《文化苦旅》中，藉助山水的記敍，還不那麼顯眼，到了《山居筆記》，這層依傍沒有了，這點便愈發見得分明。《天涯故事》，作者隨便拈出幾個歷史人物，就敢斷言海南文明是“女性文明”，從此便洋洋灑灑議論開去。要在幾千年的海南歷史中找出驍勇善戰、剽悍迅捷的例證，決非難事。所以還可以比餘秋雨更全面地説海南島是“兩性文明”。《遙遠的絕響》，劈頭一句話就判定了魏晉名士多被殺是因為他們有能力輔佐各個“統治集團”;“文人成批被殺”;這個問題不解決，後面的文字就成了為議論而議論，為抒情而抒情。然而不管，徑自寫開去。試參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才能知道什麼叫做史家眼光。
再來看作者頗為自得的《十萬進士》，如果科舉史實敍述還大致不差的話，最後的一句問話充分顯現了餘秋雨的思維方式：“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麼邪，要一頭鑽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裏邊？”在餘秋雨眼裏，科舉制度就成了中國文明的代表，考舉者也就囊括了華夏人才。經過餘秋雨一解剖，才發現，原來中國文明史就是如此簡單，簡單到一篇散文就可以總結出一個文化命題！
要批評的，不是餘秋雨史料的錯誤，不是《山居筆記》煽情的寫法，甚至不是餘秋雨喜歡標舉的文化高調，而是它們背後的思考進路。史料到了餘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隨意拿捏的泥團；抒情議論對於文化散文，通通是硃紅青紫的`顏料，一篇文字旁徵博引，花團錦簇，還有“文化”的光環，可是作者的結論靠這些東西是推不出的。一次兩次不覺得，讀多了就能感覺到。
這裏我要引用一位父執信中的話：“他(餘秋雨)寫到的別的地方，如道士塔，沒有去過，不好評説。但如都江堰，太熟了，就不免覺得他有點‘灑狗血’……”“灑狗血”是京劇術語，意指造作、不真實的作派。《霸王別姬》里程蝶衣罵從花滿樓赤腳逃出來的段小樓的相好，就是：“那就別在這兒灑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裏稱揚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説李白的“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就有點灑狗血。
頗疑心餘秋雨的走紅，是因為他的文化姿態而不是散文成就。是啊，誰不説俺家鄉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時常稱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悦；《鄉關何處》更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給了讀者一個可以輕易感知、簡單把握的“文化”。本世紀談中國文化者，往往陷入非褒即貶的怪圈，但餘秋雨不。餘秋雨頌揚文化，是以反思的姿態頌揚；餘秋雨批評傳統，是以繼承者的身份批評。所以餘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麼的容易為國人接受，在海外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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