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穿越時間與空間，有一份揮之不去的滄桑感，多少個王朝，多少個輪迴，反反覆覆，千年走一回，卻有陣陣歎息，輕輕的，緩緩的，從遙遠的愛琴海，從法老的金字塔，從被風化的古代遺址中，也從恆河畔邊傳來。當曾經的輝煌成為寂寞，當神廟已經破殘，當人們開始遺忘，那陣歎息也只成了無奈，文明已經衰落，歷史也開始褪色了。
翻開餘秋雨的《千年一歎》，跟隨他們的腳印一步步地走下去。我沉浸在眼前落寞的蒼涼中，沒有鮮明的色彩，沒有繁華的景象，只有曾鼎盛一時如今卻衰落得徹底的古文明。“千禧之旅”的目的實際上是環遊世界的文明古國，領略各類文明的精華，尋找古代文明的路基，可我更覺得這像是一次冒險。途中他們遇到很多驚心動魄的事，隨時威脅着他們的生命，荒草迷離，戰壕密佈，盜匪出沒，完全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但餘秋雨寫到：“我甘願在毫無保護機制的險境中去面對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撫摸老人的傷痕。”於是冒險開始，抵達希臘時他所見的只有狹小的陳舊和任意的閒散。乾淨的痛苦一定會沉澱，沉澱成悠閒，悠閒是痛苦的補償，痛苦是悠閒的襯墊，今天的希臘也就是在冷落中與世無爭，閒散自如。埃及卻不同，它昔日的輝煌，幾經割斷，古文字無人能識，古文獻無人能懂，本體文明幾近湮滅，只有從被風化的古代遺址和金字塔中可看到一點文明古國的樣子。古巴比倫遺址的復原，更讓人語塞，他們剷平古城重建遺址，卻連帶着將那份強烈的歷史滄桑感湮滅了。文明的衰敗也直接導致了當地人民的貧困，孩子總是讓人心疼的，伊拉克有太多的失學兒童，他們連字也不認識，可他們的祖先卻是世界上最早發明文字的人。很小的孩子，本該天真無邪快樂生活，卻硬生生地被與政治聯繫了起來，學校裏教授的只是像“打倒美國，反對禁運”之類的口號。戰爭讓許多孩子的父親離開了，生活的重擔便壓在了孩子稚嫩的肩膀上，他們蠟黃的臉，深深的大眼睛，顯示着他們這個年齡不該有的沉重。任何一種文明都離不開水源，河流是孕育古文明的基石，而在印度恆河邊，卻讓我領略了前所未有的震驚。無數黑壓壓的人全都泡在恆河裏，以為這樣就可以將病痛治癒，還有長時間擁塞在河邊等死的人，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將自己的骨灰撒入恆河。在恆河邊，所能看到的是，人的骯髒，人的醜陋，人的死亡，就這樣誇張的裸露，都可以毫無節制地釋放給他人，釋放給自然。惡濁的煙塵全都融入了晨露，恆河彼岸上方，隱隱約約的紅日托出一輪旭日，沒有耀眼的光亮，只是安靜上升，對人類，它還有多少耐心？
《千年一歎》僅500多頁，卻讓我的思緒跟隨着它橫貫了整個亞歐大陸，跨越了幾千年的時光。正如《千年一歎》歌詞中所寫：“千年走一回，山高水又長，車輪滾滾塵飛揚，祖先託我來拜訪，我是崑崙的雲，我是黃河的浪，我是涅磐的鳳凰在飛翔。”聽着李白的歌，尋着屈原的夢，探尋着中東古文明的輝煌，撫慰着西亞顧問名的傷痛，感受着南亞歷史的喜怒哀樂。“法老的陵墓，巴比倫的牆，希臘海濱夜潮起，耶路撒冷秋風涼。我是廢墟的淚，我是隔代的傷，恆河邊的梵鍾在何方？”它引導着我們踏進那個往昔的時空，去品位和享受其中的快樂，而同時也承受着這些輝煌文明不同程度的衰落的震撼。思索着我們中華文明歷經五千年的風風雨雨而生生不息的緣由，中國文化是一種做減法的文化，是一種嚮往簡單和自然的文化。正是這個本質，使它節省了很多靡費，保存了生命。這個以世界屋脊作門檻，以千年冰雪作門楣的泱泱大國，正以磅礴的氣勢矗立着，展示着它博大的精深的文化和悠悠五千年的歷史。它深邃古老卻又充滿活力，在新的時代的浪潮中，它正以中華雄獅的英姿，震驚着全世界。
品讀餘秋雨的歷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來中國小資的時髦風氣，並帶出了文壇一陣風潮。歷史利用文學獲得“美麗外觀”，而文學利用歷史獲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帶來的文化狂喜，可以從他散文集的發行量上得到證實。
在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餘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讚賞的。在我的記憶裏，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穫》雜誌連載，而後被不斷地出版、轉載、報導，成為中國各大城市的重要暢銷圖書，甚至出現在幾乎所有的中文網站和雜誌上，與魯迅和林語堂的作品一道成為現代散文的經典之作。一時間，大有不讀余文，羞談文學之風。果真是這樣嗎？讓我們以他的《文化苦旅》為例，看看歷史和文學在這裏是怎樣結構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們可以透徹的看到作者採用的話語策略，那就是透着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的傳統“愛國主義”(也即“民族主義”，這正是該書發行時面臨的一種流行思潮)，而後在這引導下進入深度操作的層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個奠定民族主義基調的重要篇章，它確立了整部書的話語(價值)姿態：王道士以他無知和貪婪出賣了中華文化的瑰寶“敦煌石窟藝術”珍品。這種道德化的母題和“故事”完全符合大眾的“民族主義”走向。不僅如此，作者還使用了一些煽情主義話語記號來強化這種戲劇性的效果，如“傷口”、“滴血”、“下跪”、“懇求”乃至“哭泣”，所有這些意象或獨白都展示了一種露骨的煽情技巧。儘管它從文學技巧上看相當笨拙，但在中國的讀者市場卻是雙重有效的，即點燃了讀者的歷史怒氣，又使之產生了對作品乃至作者的無限鍾愛，這樣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運用歷史隨筆與情感化的敍述方式，引發了大眾的閲讀迴響。儘管人們並未從這些歷史詮釋中獲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歷史中的傳統價值和現代生活的斷裂，獲得了某種修復，舊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麪容遭到了大眾之手的親切撫摸。那麼，在當時所謂“建構大中華文化圈”的大漢民族主義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陸、台灣乃至世界各地華人知識分子讀者的響應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場化的包裝上存在着“媚俗”過火的問題。它太過矯情。再以“王道士”一文為例，由於愛“寶”心切，作者竟打算給道士“下跪”，而為了敦煌經卷的一次虧本的“出口貿易”，作者想為此“大哭一場”。這種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於，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之中，一方面則試圖向大眾或市場尋求最大限度的認可，這兩者最終發生了統一。沒有任何一種統一比這一種看起來更為古怪。
與詩歌相比，中國散文在其歷史進程中始終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詩歌與小説的話語殘渣，堆積在文學史的邊緣，成為每個時代主流話語的底襯。長期以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筆觸為基本特徵的“小散文”，儘管獲得了城市市民的熱烈掌聲，其侷限卻是不言而喻的。對於一個充滿着闊大意象的中國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種日用文化綴品。這就為所謂“大散文”誕生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長“大”，需要更為“大氣”的構架和運作。
在我看來，餘進入歷史和政治話語領域是一個錯誤。他旅行於一個他完全不能駕馭的領域，並陷入了闊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擔憂的是，余文依託的那些陳舊的話語體制，正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裏緩慢地崩潰。我們應該注意到，所有出現在這些懷舊書頁中的言説都是一種輓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隨風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傳統。余文並未讓歷史向我們開放併成為我們的，恰恰相反，它顯示了一箇舊式文人的普通特徵：屈從於陳舊的歷史闡述和歷史語法，同時又沉醉在一些細小的話語改造之中，而這樣的文本無疑無法成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應當從這思想的迷津中徹底解放出來，散文應當終止這種緊張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佇立、安坐或躺的舒適狀態。在一個高速運轉的超級資訊時代，散文完全沒有必要成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輕小”應當成為散文的常態，而“娓語”才是當代散文的主流。無關乎深沉和淺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應如此！
著名學者孫紹振先生曾説：“餘秋雨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崛起，就是因為他在自然景觀面前，將激情的抒發和智性的文化沉思結合了起來。”讀《文化苦旅》，讀《山居筆記》，我們都會鮮明地發現一個普遍存在的藝術個性，即以自然景觀為核心意象，使激情與智性相互滲透，把對自然景觀的讚歎和文化景觀的闡釋統一起來。《都江堰》就是這樣的一篇佳作。
這篇散文抒情激切、高亢。文章開篇就奠定了一種厚此薄彼、褒貶分明的情感基調：“我以為，中國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工程不是長城，而是都江堰。”“我以為”“最激動人心”“不是……而是……”這些字眼，將作者的理性判斷鍍上強烈的主觀情緒色彩，它統領下文對都江堰自然地理景觀（水）和文化景觀（李冰之於水利建設的傑出貢獻）等的描述與議論。
激情的抒發需要具體形象的鋪墊，否則感情勢必空洞浮泛。《都江堰》一文形象刻畫角度多變，生動空靈。有正面描寫，有側面烘托。正面描寫，或從聽覺角度切入——“如地震前兆，如海嘯將臨，如山崩即至”——未見其形，先聞其聲，以極度誇張的比喻摹擬江水驚心動魄的聲響；或從視覺角度攝取，抓拍堰中江水股股疊疊或合聚飛奔或分流直竄的動態鏡像，突出其規整中的強悍的精神，展示它“壯麗的馴順”的個性。側面烘托，有欲揚先抑，如寫去都江堰之前的先入為主的偏見、懶懶的心緒、散散的腳步，來反襯之後親睹真容的震驚與歎服；有對比映襯，如以海水的“雍容大度”與江水的“精神煥發”相比照，突出江水“踴躍喧囂”的氣韻。這些自然景觀形象的描繪，飽含欽敬欣羨之情，為下文文化景觀的智性反思張本。這些感性的麗句裏潛藏着作者對都江堰內藴的精神風度之歷史價值的深邃反思。
智性的沉思需要具體形象的承載，否則思考勢必單調枯燥。文章在從聲、形、神韻等多側面寫足了都江堰自然景觀的壯美之後，接着將視線聚焦於“李冰”這一形象及其歷史文化的內涵上。作者對李冰形象的刻畫是粗線條的，主要用夾敍夾議的手法，縱橫今古，浪漫飄逸，充滿詩情。作者先是遺貌取神，“取其一點，不及其餘”，以類似速寫的筆法，寥寥數字勾出他想像中的蜀守李冰的形象：“手握一把長鍤，站在滔滔的江邊，完成了一個“守”字的原始造型。”然後疊加上“畫外音”：“站在江心的崗亭前，‘你走這邊，他走那邊’的吆喝聲、勸誡聲、慰撫聲聲聲入耳。”再點綴以妙語連珠的議論，展開與人文景觀的對話。如“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間老農的思維，進入了最澄徹的人類學的思考”，又如“秦始皇築長城的指令，雄壯、蠻嚇、殘忍；他築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等等，這些瀟灑出塵的智性判斷把李冰形象深厚的精神內涵縱深挖掘出來，坦呈在讀者面前。這些智性的睿語中奔湧着作者對祖國優秀傳統文化與精神資源的敬重與熱愛之情。
終於有那麼一天，情況發生了變化。
去年暑假，隨着新版《三國》和《紅樓夢》的熱播，我居然破天荒地開始接觸它們，喜歡它們，最終愛上它們。白天看電視，晚上再對着書看，一個個人物形象見見豐滿起來。我怎麼都想不到，千方百計想認識他們，最終以這樣的方式相遇相知。
我把這件事視為去年暑假最重要的事。畢竟，我補上了這節落了好久的課。更讓我興奮的是，我終於喜歡上大氣的書了，名著離我不再遙遠了！我忽然覺得，也許朋友們説的沒錯，我的心智一直不成熟，在某些方面很“幼稚”(雖然我每次都不承認)。國中三年學到的知識，足以讓我對春秋戰國和封建社會的情況大致瞭解，這樣才能高興地接受我的兩位新朋友啊！
也許是從那個時候起，對歷史更感興趣。誰説女生不喜歡看打仗？我就特別喜歡《三國》里人們的鬥智鬥勇，特別是諸葛亮和司馬懿的較量，精彩極了。我越來越喜歡以歷史為背景的電視劇，像《美人心計》、《明宮謎案》等，都可以從中找到那個朝代的影子。
只不過，這兩本書對我的影響不夠多，也不夠大。
高一第一學期，我“繼承”國中的喜好，依舊看一些辭藻華美，抒情性強或是形式新穎的文章，只是多了一本張愛玲的《怨女》。直到它的出現。
首先，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友情”是重要的，又是嚴重的。在我看來，作者更是傾向在説“嚴重”而不是“重要”。墨爾本海岸殘壁的挺立與崩塌，本是大自然的傑作，但餘秋雨先生從中得到了友情的感悟。的確，像殘壁的挺立一樣，友情是不可摧毀的。然而，也像殘壁崩塌一樣，友情是脆弱易碎的。殘壁的挺立是悲壯的，它們抱殘守缺，與激流搏鬥，因而它們有了大自然的崇高；友情，對於人與人的交往和生活是十分珍貴的，也是人生中最崇高的東西之一，這樣自然與人類的崇高得以貫通。而且，殘壁的崩塌是悲壯的，友情的碎裂也給人以悲壯感，這樣兩者又存在着共同點。讀到這，殘壁與友情的界限已經模糊……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對於友情的嚴重性來説，墨爾本海岸殘壁這一開頭是成功的。接下來作者對上海人的友情進行分析，把友情拉回到身邊；律師的話將友情的豺狼與人間的純情對立，凸顯友情的嚴重。
接着，作者講到了防範友情破碎。既然友情是易碎的，我們就要想辦法防範。在這裏，餘秋雨先生給我們舉出了前輩們的辦法，這些辦法你是否也在應用呢？一是比較硬的辦法---捆紮友情，那就是所謂的結幫。這不，古人還有什麼“桃園三結義”呢！二是比較軟的辦法---淡化友情。不讓友情凝結為實體，它還能破碎得了嗎？作者説：“這種高明的做法包藏着一種機智的無奈。”三是比較俗的辦法---粘貼友情。既不結幫，也不淡化，而是大幅度降低朋友的標準，擴大友情的範圍，廣種薄收。我認為，以上三種做法，都是為了強行防範友情破碎硬加來的。然而對友情的防範不是友情的自身破碎，而是友情的起點---也就是交錯朋友。萬不能把防範友情的破碎當成一個目的，該破碎的讓它破碎，不要憐惜。
然後，作者又談到了友情的錯位。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有那麼一把量度尺，它是來為我們衡量朋友的。不同的是，有的尺子量出來的是事業型朋友，有的是患難知己，有的確是“孤朋狗友”。先不説朋友的種類，有句俗話説：“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很顯然，這句平凡的話在現代社會中已深入人心，成為許多人骨子裏的東西，結識朋友的準則。這種説法的確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朋友的價值在於被依靠。但是我覺得，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麼。所謂朋友，就是那些使我活得更温暖、更快樂的人。英國詩人赫巴德曾説過：“一個不是我們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友情因無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還是不平衡。
最後，餘秋雨先生寫到了友情的來之不易，因此我們要加倍珍惜。
兩隻螞蟻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以下觸鬚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後突然都感到遺憾，在這樣廣闊的時空中，體型如此微小的同類不期而遇，“可是我們竟沒有彼此擁抱一下”。
隨着宇宙空間的不斷開發，我們的體型更加微小了，什麼時候還能碰見幾只可以碰一下觸鬚然後對視良久，終於緊緊擁抱的同類？不是嗎？我們不該再有什麼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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