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一、以前很低調，如今國內形勢變了。
今年，確立了三個新的法定紀念日，分別是“抗戰勝利紀念日”(9.3)、“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12.13)和“烈士紀念日”(9.30)。如今對抗戰勝利的高調紀念，並不僅僅是表達對日本的強硬態度，也是中國最高層進行國家與民族的意識形態建構的重要途徑。
紀念日是一個國家確立民族身份認同，宣揚愛國主義理念的重要環節。長期以來大陸的政治性節日，主要只圍繞“人民解放”這一序列，從建黨、建軍再到建國，大多是針對國內革命，而對對外戰爭的紀念比較少，規格也比較低。
但從今年開始，對抗日戰爭的紀念活動，已成為僅次於國慶的重大政治性紀念活動，規格明顯超過了平時的“建黨”“建軍”等傳統政治性紀念日。這表明高層在意識形態上逐漸確立了新的範式，將“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置於同等地位。
高調紀念抗日，進一步表明執政黨將執政合法性建立在愛國主義之上。
二、高調紀念，具有國際意義。
放眼國際社會，近來中國的抗戰紀念更有其特殊價值。
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社會一直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史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國際性的二戰紀念活動，多數在5月8日“歐洲勝利日”(俄羅斯定為5月9日)舉行，猶太大屠殺紀念日被確定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每年的紀念活動都備受全球關注，相較而言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知之甚少。
過去，出於中日友好的外交需要，兩岸對抗日戰爭歷史認識上存在的一些分歧，紀念抗戰的活動一直頗為低調，這一點和其他二戰的主要參戰國形成了鮮明對比。無論是英、法、俄等戰勝國，還是德國、日本等戰敗國，紀念二戰的活動規格都要比中國高得多。尤其是日本，雖然是戰敗國，但首相出席所謂“終戰”(即日本無條件投降日)紀念活動是常態，有個別年份甚至首相還在“8?15”參拜靖國神社。與之相對，中國一般只在逢五逢十的年份出席抗戰勝利紀念，形成了中國的二戰紀念活動比日本還要低調的情況。
今年以來，中國的一系列舉措，改變了原來的這種格局。這不僅僅是對日外交政策轉變的信號，更是中國積極地參與二戰歷史建構的姿態。其他國家的二戰紀念是什麼規格，中國的對應紀念活動就要達到什麼規格。歐洲和俄羅斯有歐洲勝利日，中國就有最高領導人親自出席的“9?3”勝利日；波蘭等國有“1?27”的大屠殺紀念日，中國也把“12?13”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定為國家公祭日。中國政府要向全世界強調，中國也是二戰的戰勝國，亞洲太平洋戰場和歐洲北非戰場是二戰平行的兩大戰場，中國在二戰中同樣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在提升規格的同時，力推將相關問題國際化。
今年年初，中韓擬議將慰安婦申報“世界記憶遺產”。習總和普京決定“中俄共同慶祝二戰勝利70週年”，這是繼2010年中俄共同慶祝二戰勝利65週年之後的又一舉動。
通過同韓國、俄羅斯等國的合作，中國試圖進一步彰顯其在國際歷史論述中的地位，進而提升自身在國際政治現實博弈中的道義基礎。
蘇聯是在二戰中人員傷亡最多的國家， “斯大林格勒保衞戰”也被視為二戰歐洲戰場的轉折點，因而俄羅斯紀念“衞國戰爭”勝利的活動，在全球範圍內的二戰紀念中最為高調。與之相對的，美國在二戰中參與了亞太和歐洲兩個戰場的作戰，出於美歐戰略同盟關係和美日特殊夥伴關係，美國的二戰紀念相對俄羅斯低調得多。中國確立由最高領導人出席抗戰勝利紀念的定製，將使得中國成為全世界紀念二戰亞洲太平洋戰場勝利規格最高的大國。
當前，中俄兩國“戰略接近”態勢明顯，中俄兩國在二戰紀念問題上漸行漸近，是當前國際形勢重現
兩極化趨勢下的新現象。中俄要聯手向世界強調，二戰的勝利，不應當解釋為西方的勝利，中國和俄羅斯必須在戰後國際秩序中獲得自己應有的一份。
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高調紀念抗戰勝利，實際上是中方對於當今世界西方話語權的新的挑戰。
答：先從宏觀層面來看，曾任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的哈繼銘在論壇上説，新常態是與舊常態相對而言，舊常態有三個特徵：一是增速快，每年經濟增長10%左右；二是失平衡，經濟主要靠出口和投資拉動；三是高槓杆，市場主體依賴信貸擴張而不是股權融資。與之相比，新常態就是去槓桿、再平衡之後的中速增長。
從微觀層面來看，企業家們體會的新常態是移動互聯網對整個經濟生態的重塑。復星集團首席執行官樑信軍舉例説，曾有好友生病需看醫生，他通過朋友找到院長才掛到了專家號；現在通過手機上的就診應用，不用找熟人一樣可以順利掛到這位專家的號，這意味着過去的熟人經濟模式被移動互聯網打破，陌生人之間的經濟往來更為便捷。
新常態的另一個顯著表現是“80後、90後”企業家集體入場。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理事王巍認為，企業家羣體的人口分佈演變將引領中國經濟走向以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時期。這些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更懂新生事物，而“80前”的企業家有很多將淪為遺老遺少，剩下的勉強成為互聯網時代的移民。
“新常態”一詞並非中國的首創，它最先由美國太平洋(601099,股吧)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裏安提出。在宏觀經濟領域，“新常態”被國際輿論普遍形容為危機之後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2014年5月，國家主席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這是新一代中央領導首次以“新常態”描述新週期中的中國經濟。在我們看來，中國領導人坦然借用這個術語，可以視為他們關注國際形勢變化以及心態開放的信號—只要有用的，拿過來就好了。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它意味着怎樣的政策內涵？不弄清這些問題，就不容易把握未來中國經濟政策以及改革的方向。很顯然，提出“新常態”的語境是針對中國經濟的，是為了説明中國經濟問題，反映了中央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官方對於“新常態”概念並無權威解釋，正因為如此，國內通過組織學習和討論這一概念，也成為一個重要的統一思想的過程。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可能包括如下含義：一是不追求過高的GDP速度。在尚未上任時就提出不以GDP論英雄，顯示其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數據的傾向並不認同，甚至可能預見到了單獨追求經濟增長數據而忽視其帶來的社會代價及不可持續性。二是強調全面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這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四大”、“十六大”只提經濟體制改革是一種修正。新時期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而經濟體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三是在提出新常態的同時，也強調需要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這顯示出決策層對經濟增速下行仍有容忍度，也説明經濟增速在目前只是一個相對次要的關注點。整體來看，中央領導強調中國經濟“新常態”，似乎暗示只要經濟運行能不出大的風險，能夠平穩運行，便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新常態”代表了一種全面改革的系統思維，以及不認為中國經濟會出大問題的從容心態。
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在“新常態”思路下，中國今後的經濟政策會如何設計？在我們看來，未來的經濟政策需要考慮如下問題：
一是不再把追求高經濟增速作為政策目標，短期內會維持一個增長區間。這個區間大約是GDP增速7%~8%，具體目標可能在7.5%左右。有分析認為，中國將構築5%~6%的新增長平台，以替代現在勉強維持的7%~8%的舊增長平台。這個方向是不錯的，不過這種替換不會在短期內發生。我們預期，未來30年，
中國經濟增速將以每10年為一個階梯，以7%、6%、5%的速度逐步放緩。面對經濟增速放緩，新常態下的短期經濟政策將會堅持區間調控、定向調控，以“微刺激”代替“強刺激”，不踩大油門。
二是必須推動市場化改革。“新常態”不是一個靜態目標，而是一個動態的系統目標。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時，必須同時推動市場化改革，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曾有市場人士以通俗的方式描述“新常態”的市場情景—“無效資金需求中斷了，利率下來了，微觀放活了，增速換擋成功了，產業升級了，企業利潤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而這一系列變化的發生，必須有市場化改革作為保障，要大力推動簡政放權、放開市場準入、打破壟斷等最基本的市場化改革。
三是必須警惕局部風險系統化、擴大化。“新常態”實際上是對過去拼投資、拼資源、拼環境、拼負債的中國經濟的一種糾正。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風險，房地產風險、地方債務風險、金融風險、實業萎縮與部分產業過剩的風險並存。這些風險目前在各個領域基本上以單獨、可控的狀態存在。如果經濟運行偏離“新常態”—過快或過慢都可能誘發風險，最需要警惕的是各種風險擴大，相互影響而形成系統性的風險。
“新常態”為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給出了新的戰略定位，它意味着經濟目標調整、決策目標調整，宏觀政策和產業政策也要隨之調整。作為微觀經濟體的所有企業，都要主動來適應這種“新常態”的到來。
答：一個國家的強盛，離不開精神的支撐；一個民族的進步，有賴於文明的成長。
我們常説，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要在經濟發展上創造奇蹟，也要在精神文化上書寫輝煌。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煥發什麼樣的精氣神，才能引領思潮、凝聚共識、攻堅克難？在追逐中國夢的偉大奮鬥中，弘揚什麼樣的價值觀，才能使我們的國家、民族、人民在思想和精神上更加強大？
形成健康的社會風尚，需要每個公民的協力；打造奮發的時代氣質，離不開億萬人民的參與。今日中國，“到此一遊”觸動的深刻反思，“扶老人”引發的熱烈討論，無不折射國人對道德良知的珍視、對高尚品格的嚮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正是從公民層面提出的價值準則，涵蓋了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等各個方面，是每一個公民都應當樹立的道德規範和價值追求。
再大的社會，也是由個人組成。個人的價值選擇，是社會價值觀念的基礎所在、根本所繫。涓流匯海、積土成山，每個人秉持怎樣的道德意願、踐行怎樣的理想信念、追求怎樣的人格品質，決定着一個社會的面貌、形塑着一個時代的氣質。積小我為大我、聚個體為羣體、集小氣候為大氣候，才能繪就社會主義中國的美好價值圖景。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在於實踐。良好道德風尚的形成，就在我們馳而不息的努力之中。 黨的以來，24個字的“三個倡導”，在人們心中引發強烈共鳴，興起了關於價值觀的熱烈討論，更以強大的精神力量凝聚起全社會崇善向德的共識。無論是讚揚道德楷模、“最美人物”，表達對崇高價值、淳樸風氣的嚮往，還是關注“扶人”問題、批評“挺黃”言論，深化對道德失範、社會醜惡現象的反思，都説明核心價值觀寄寓國家理想、凝結社會期待、訴説共同願望，是思想道德領域的“最大公約數”。呼喚莫若實幹，心動不如行動，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當其時，需要我們乘勢而上、奮發有為。
為者常成，行者常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來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條，道德的力量藴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唯有付諸行動才能實現價值，將各個層面的價值理念彰顯於國家發展、社會運行、個人生活的過程與細節，增厚道德土壤，實現社會風氣的淨化，實幹是最響亮的語言，行動是最有力的證明。公務員為羣眾辦好的每一件實事，是敬業的詮釋；商家為消費者提供的每一件商品，是誠信的代言；看見需要幫助的人熱心上去搭把手，是友善的暖流，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每個人都是道德建設的奉獻者，也是道德風尚的受益者。以實際行動彰顯價值追求，讓價值理念轉化為價值風尚，我們就能享受到良好價值觀帶來的福祉，這個社會就會更加美好。
傳遞正能量，還需化解負情緒。核心價值觀的踐行，既要倡導奉獻，放大榜樣力量；也要敢於説不，防範破窗效應。在一些領域和一些人當中，價值判斷沒有了界限、喪失了底線，甚至以假亂真、以醜為美、以恥為榮。激濁才能揚清，抑惡才能揚善，對那些傷風敗俗的醜惡行為，對那些激起公憤的缺德現象，我們不能聽之任之，應該挺身而出敢於“亮劍”。讓造假者受到懲罰，讓訛詐者付出 代價，讓是非不分者受到教育，才能澄清模糊認識、捍衞道德底線，引導人們自覺做良好道德風尚的建設者，做社會文明進步的推動者。
文明不是一天養成的。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是一項宏大的工程，藴涵着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從黨員幹部的示範引領，到普通公民的積極參與，每個人多一些擔當、盡一份心力，就能匯聚起推動社會前行的強大力量，讓道德航船乘風破浪，把中國推向更為美好的未來。
答：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近景是綻放遠景“中國夢”的嶄新體現；“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願景，則是實現“中國夢”的夢圓時刻。
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指的是：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崛起的根本優勢在於：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中國崛起的根本優勢。1、我們國家的人才儲備足以支撐任何偉大的事業，但關鍵，是如何將這些潛在的能力整合起來，如何讓人才的儲備變成現實的力量，讓其升級。這需要最高決策層的魄力、眼光和韌性，以及爭取相當長時間的國內和平與政治連續性。2、我們有足夠完善的工業體系，人才儲備使我們的工業體系有升級的可能， 也使我們擁有在新的領域引領世界潮流的潛力。3、我們有足夠大的國內市場，這個市場可以使我們的工業體系有足夠的培育與成長空間，是其母體與根據地。4、我們有足夠的歷史與文化支撐，這個因素大家現在沒有足夠注意，反而在肆意破壞和污衊。5、我們完全可以發展出全新的政治體系， 目前以民主、自由為旗號的普世口號作為政權道德基礎的體系，已經顯示出其虛偽性質，並且這套理論是從西方的思想源頭逐步演化過來的。6、我們有足夠保衞最低限度安全的武裝力量。只要我們有足夠的意願，我們可以發展出影響世界的軍事力量，為我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護航。
答：冷戰結束後，亞洲一直是全球安全形勢甚為嚴峻的地區，具有複雜和突出特點。未來，包括亞洲在內的全球和平發展總趨勢，使亞洲國家構建安全框架出現可能性。
維護亞洲以至世界的安全關鍵在於，不同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雖難以建立共同的信任，但必須相互依存，在各種矛盾和衝突面前，須努力保持戰略冷靜、剋制，在可能實現的安全框架下規範軍事行動。
長期以來，亞洲安全形勢嚴峻的主要表現是：霸權國家操控，局部戰爭不斷，歷史結怨持久，武裝對抗持續，民族矛盾複雜，宗教衝突激烈，社會問題嚴重，恐怖活動升級。
亞洲安全形勢嚴峻成因十分複雜，為全球少見，其中包括：領土爭端、領海爭端、民族衝突、文明衝突、宗教極端主義等。此外，從地緣上説，亞洲地處世界能源供應中心、國際貿易交通運輸要衝、歐亞地緣政治結合部，以及東西方文明衝突交匯前沿。
冷戰結束後，亞洲安全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大國的直接介入或背後操縱，導致亞洲地區局部戰爭或武裝衝突不斷。除海灣戰爭為聯合國授權外，其餘發生的戰爭均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和發動，所造成的一些國家平民的傷亡為多年少有。事實證明，美國等西方國家介入和參與，是造成亞洲地區安全形勢嚴峻的首要原因。
與美國戰略初衷相悖，在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大戰爭泥潭後，特別是西方國家和地區出現嚴重金融危機後，美國作為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開始動搖。與此同時，以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崛起，以及戰略地位的提升，開始改變原有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
曾令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的戰爭班子最為得意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事實上成為美國戰略地位相對下降的歷史轉折點，這促使美國不得不進行全球性的戰略大調整。幾年來，美國實施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特別是在伊拉克戰場上的大規模撤軍，在客觀上減少了這一地區發生局部戰爭的可能性。
儘管如此，亞洲安全形勢仍然存在嚴重的安全威脅：一方面，美國在阿富汗撤軍以後，這一地區由於存在各種矛盾，還將發生新的流血衝突或武裝衝突，恐怖組織和恐怖活動不會減少和停止；另一方面，剛剛發生的烏克蘭事件，雖然可能使美國、歐盟與俄羅斯的矛盾有所加劇，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對立雙方不可能發生新的冷戰和嚴重的對抗，烏克蘭事件不會減輕美國對亞洲、特別是對中國的戰略壓力。
中國等新興國家羣體的興起和發展，使國際戰略力量和博弈更加複雜，亞洲地區的安全形勢呈現新趨勢，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戰略對手和遏制對象。近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整體出現相對衰退趨勢，新興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已經和正在改變長期以來國際關係“北強南弱”的失衡態勢。
世界政治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框架注入新生力量和活力。同時，包括歐盟、上海合作組織、東盟地區論壇、亞信組織等在內的區域性國際組織和合作平台，在世界經濟和安全領域發揮作用。面對單邊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頹勢，發達國家被迫做出一些調整和讓步，新興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得到提升。 新興國家的羣體性發展表明，舊的國際格局正被逐漸打破，多極化進程加速發展，國際戰略力量博弈更加複雜和激烈，這種新趨勢使美國的戰略不斷髮生新變化。美國面對已經勢微的全球經貿主導地位、全球政治領導地位，惟一可在亞洲及全球起主導作用的軍事主導地位，已經顯得力不從心。美國的所謂重返亞洲戰略，其實本質是鞏固其在亞洲以及全球勢微的國際政治、國際貿易、國際軍事主導地位，避免在亞洲失去領導作用。
2013年10月10日，中國國務院在文萊首都斯里巴加灣市出席第八屆東亞峯會時發表講話，呼籲東亞各國增進安全互信，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指出，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符合地區實際、滿足各方需要的區域安全架構勢在必行。中方主張推廣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觀，推動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坦誠對話與合作，讓東亞永享穩定安寧。這是中國政府領導人首次在亞太地區倡議建立以新安全觀為基礎的多邊安全架構，不僅表明中國在地區安全問題上設置議題的能力得到了極大加強，也體現出中國力圖更加積極承擔地區安全責任的強烈願望，對於維護地區和平、促進國際安全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傳統安全觀往往以國家為單位來劃分敵友界限，合作成員國相互間常以結盟等方式搞集體防衞或集團安全，注重以威懾、遏制等手段來制約潛在的對手。而新安全觀則將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相結合，將構建和諧中國與構建和諧世界相統一，強調通過協商、合作，尋求共同安全和共同繁榮，是一個集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於一體的完整的邏輯理論體系。
第一，新安全觀是一種綜合性的安全觀。這種“綜合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安全領域的綜合
性，二是維護安全手段的綜合性。新安全觀使安全範疇涵蓋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能源、科技、環境等諸多領域，並要求把各種手段結合起來綜合運用，以達到有效應對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維護綜合安全的目的。
第二，新安全觀是一種合作的安全觀。新安全觀要求以聯合國憲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為政治基礎，完善多邊協調機制，積極開展安全對話與合作。要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保安全、以合作化干戈、以合作促和諧，反對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第三，新安全觀是一種共同安全的安全觀。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社會應增強共同安全意識，既要維護本國安全，又要尊重別國安全關切。要摒棄冷戰思維和同盟對抗，通過多邊合作維護共同安全。新安全觀超越了一國安全的範疇，體現了一國安全與他國安全、地區安全乃至全球安全之間的內在聯繫與互動關係，反映了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對普遍安全的共同追求。
總之，新安全觀的政治基礎是聯合國憲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其經濟保障是互利合作、共同繁榮；其實現途徑是在平等基礎上的對話、協商和談判。新安全觀強調以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強調防務的自衞性、自主性和本土性，反對以任何藉口和手段干涉他國內政。這種安全觀追求的是一種雙贏效應，即在維護自身安全的同時，也注意到他國的安全利益，不以損害他國的安全與穩定來換取自身的安全與穩定，是一種和平共處的共同安全觀。
中國既是新安全觀的首倡者，也是新安全觀的積極踐行者。亞太地區是中國踐行新安全觀的重點區域，在這一地區，中國倡導的新安全觀具有比一般國際關係理念更加鮮明的地區價值。和諧世界，始自周邊。中國作為亞洲國家，在周邊外交中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方針和“睦鄰、安鄰、富鄰”政策，着力加強雙邊友好，積極推動區域合作，妥善處理熱點問題和突發事件，鼓勵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過平等協商和談判解決國際爭端，為促進地區和平、穩定、繁榮、發展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歷史和現實反覆證明，武力不能締造和平，強權不能確保安全。新安全觀是一種全新的安全思維和外交理念，反映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呼聲，代表了當代先進的戰略文化和安全觀念，力圖從綜合安全的角度構建起和諧世界的框架，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新時代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愛好和平、謀求發展的新型政治理念在國際安全事務中的延伸和繼續，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對於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是亞太安全共同體建設的行動指南。
6、試述當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新特點和新態勢
答：新型大國關係，是近年來在新的形勢下中國提出的一個概念，於2012年11月被寫進中共報告。報告明確指出：“我們將改善和發同發達國家關係，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
新型大國關係由此成為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內容。歷史上，新崛起的大國和守成的大國之間總會猜疑、對抗甚至不惜訴諸戰爭，最終導致國際體系的更替。從兩千多年前的雅典和斯巴達爭霸，到二戰後的美蘇爭霸，還沒有一個反例能打破這一魔咒。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就是要打破這一怪圈。
1、定義：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係為核心特徵的大國關係，是崛起國和既成大國之間處理衝突和矛盾的新方式。
新型大國關係，意味着對傳統大國關係模式的摒棄，是國際關係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
2、新型大國關係與傳統大國關係的區別(新在那裏)
傳統大國關係：“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必然對抗、必然衝突，甚至導致戰爭。
新型大國關係：超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走向對抗衝突的舊模式，開創大國間對話合作的新局面。
(1)不能打仗：出發點和歸屬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可持續發展，努力為自身發展創造和平、穩定、友好、合作的外部環境。
(2)強調合作：不是“你輸我贏”的零和關係，而是互利共贏的關係。
(3)共同利益：不斷拓展共同利益，使雙方的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
(4)建設性地管控分歧，化挑戰為合作的契機。
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作了精闢概括：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一是不衝突、不對抗。就是要客觀理性看待彼此戰略意圖，堅持做夥伴、不做對手；通過對話合作、而非對抗衝突的方式，妥善處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求同存異，包容互鑑，共同進步。
從經濟方面來説，中國和美國由於全球化的影響，經濟依存程度相當高，美國國債第一債權國就是中國，而中國的最大海外市場就是美國，所以兩國經濟聯繫極為密切，涉及到雙方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如果雙方互相敵視甚至開戰對雙方經濟或者居民生活會帶來毀滅性打擊。
從地緣政治來説，美洲國家對於世界島(歐亞非大陸)的陸權國家有一種天然的敵視，海權國家不允許存在一個強大的有影響力的陸權國家，因此美國和中國又是一種天然的敵對關係。
因此雙方會出現一種既極度依靠對方，又極度想摧毀對方的一種矛盾的雙邊關係，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既合作，又鬥爭，鬥而不破的一種關係。
提出推進中美關係的三大重點：一是加強溝通交流，二是促進合作，三是減少麻煩。 指出，凡是有利於為兩國關係注入正能量的，都要做“加法”;反之，都要做“減法”。他指出，中美建交35年來，兩國關係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經驗教訓彌足珍貴、值得記取，中美雙方應該堅持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的大方向，增進互信，擴大利益契合點，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沿着正確軌道持續向前發展。
“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是一年前中美兩國元首確定的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內容。7月9日，主席在釣魚台致辭中提出中美雙方要“堅持合作，避免對抗，既造福兩國，又兼濟天下”的新主張，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增添了新內涵，注入了正能量。
當前，國際形勢紛繁複雜，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在歐洲，烏克蘭危機引發的地緣政治格局正在發生冷戰後最劇烈的嬗變，其外溢效益已經傳遞到亞太地區；在亞洲，一些國家出於覬覦之心與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島嶼爭端和海洋權益問題上狂飆突進，讓西太平洋風急浪高；在中東，“伊黎國”“基地”等極端恐怖勢力的異軍突起正悄然改變中東政治版圖與國際反恐格局。
在此背景下，中美共同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尤顯突出。“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主席在致辭中引用蘇軾的話説明，發展中美關係要順時應勢、與時俱進。
中美互動，有牽一髮而動全球的意義。如何看待中美關係？中美關係該如何發展？一段時間以來，中美關係遭遇“逆風”，國際輿論“唱衰”聲音不斷。自去年年底以來，圍繞亞太地區領土爭端、網絡安全等問題，中美雙方關係一度出現緊張跡象。美國在涉及中國與一些鄰國的領土爭端問題上，出於短視的戰略考量，無視歷史與事實，對挑起事端的日本、菲律賓和越南一味偏袒，對東京解禁集體自衞權點頭。此外，美軍方領導人多次在公開場合對中方進行無理攻擊，美司法部以所謂網絡竊密罪名起訴中國軍人，美貿易監管部門對中國產品實施密集的“雙反”調查和制裁。
正因為如此，國際輿論中的悲觀主義者甚至認為，中美關係似乎出現了“螺旋式惡化”，正處於正常化以來“最糟糕的時刻”。
中美關係向世界展現出一幅複雜多樣的圖景，既有進展，亦有“逆風”。“逆風”的出現有其深刻的根
源。連一些西方學者都看出，中美之間出現“逆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美國不願傾聽中國的想法，美國及西方國家應該承認中國崛起的“合法性”，並在定義現有國際法則、以及在網絡空間等新領域制定新法則時，真正把中國當作一個“平等夥伴”來接納。
發展中美關係的根本在於增進戰略互信，華盛頓需要少談一些“亞太再平衡”，放下遏制中國的冷戰思維；華盛頓更需要明白，“國強必霸”的邏輯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是夥伴而不是對手，正如主席指出；“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
中美兩國和平相處與共同合作，不僅惠及兩國，亦澤被全球。俄新社報道説，儘管為期兩天的對話難以徹底消除中美之間的分歧和不信任，但是對話可以讓兩國增進理解，畢竟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係，雙方肩負着共同的責任。
從莊園會晤到人民大會堂會晤，主席給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發展指出了新方向，提供了新動力。只要中美兩國秉持合作的理念，堅持“積土成山”的精神，不斷拓展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中美合作的巨輪必將不斷駛向光明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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