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爾説：沒有正確的方法，即使有眼睛的博學者，也會像瞎子一樣盲目摸索。
近日，武漢理工大學的一名副教授主動趴在教室前門，要求學生“凌辱”他。教授想用這種奇異的方法，讓學生敢於挑戰權威，激發學生敢於用真理否定權威，反抗權威的精神。在當時，在他的鼓勵下，真的有一百多名學生跨過了這位老師的身體。有人認為有理，表示肯定，有人表認為無禮，表示不解，有人認為不懂，表示疑惑。而我認為：禮與理結合才是教與學的正道。
“古之學者必有師”這是出自《師説》的一句話，意傳道受業解惑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教授學業，答疑解難的人”。不管是古代還是近代，亦或者是現代，求學的人一定有老師。“師者“，所以受人尊敬，讓人敬仰。因為老師傳授的除知識以外，更多的是傳授“理”。而中國是一個文明之國，禮儀之邦，“禮”，便成了”理“的制高點。教授的作法有失偏頗，只能讓學生從高坡上滾下，所以我認為讓學生從老師身上跨過去，這種行為是不可取的。
巴爾扎克説：社會是個沼澤，我們得站在高處。隨着時代的改變，科技的不斷進步的同時，人們的素養卻在退步。學生對老師越發的不尊重，甚至是無視老師的存在。曾有一則新聞報道過：一個剛滿十八歲的少年小龍，因為班主任管他玩手機，竟當着母親的面殺害了班主任。這件事情的**並未真正停止，又出現了武漢理工大學的一名副教授主動趴在教室前,讓學生跨過。在這片沼澤裏，雜草層生，是怨天空呢，還是怨土壤呢?本來就普遍存在的學生對老師藐視的現象，再加上這類事件的出現，並在社會上掀起熱潮，只會讓學生更加輕視老師，不尊重老師;只會助長社會上的不良風氣，有損我國教育形象，不利於文明禮儀的傳承。
現在人們就認為：權威人士和擁有權貴的人士説的話就是真理的，就是“禮”。就算髮現其中明顯或不明顯的錯誤，也沒有人勇敢的站出來指出。若有人勇敢的指出，便認為是“失禮”，“禮”便沒有了界限，“理”也就沒有了高度。教授，是權威，人們都稱讚他，崇拜他，他的做法便是“真理”。然而，這正是“理”與“禮”的失衡。
現在社會上缺少真正的權威人士，這人有膽識，有“禮”，有正氣，知古人，懂來者。用“禮”之雨露，育“理”人才，這是真正權威的責任。在未來，真正受到尊敬的人，恐怕是“禮”與“理”結合的人。孔子，古代的教授，古代的權威，他以“禮”説“理”，古人沒有把他拉下馬，今人誰又能匹敵。如今，孔子“禮”文化走出了國門，為國家贏得了真正的權威。
當然，我時代更需要沒有跨過教授身體的學生，他們懂得尊重，懂得權威，懂的真理，更懂得“禮”數。敢於對“失禮”權貴人士挑戰的人，才是真正的權威。作為教授，也應積極主動培養學生用真正的科學真理否定權威，用“禮”反抗權貴的精神。
培養學生具有用科學真理否定權威，反抗權貴的精神的方法有很多，不要用自求其辱的方法培養學生具有這種品質，不破壞中國傳承千年的文化禮儀，不助長學生不健康學習習慣。歌德曾經説過：我曾看到有人一旦從錯誤中醒悟過來，就像睡醒一樣又精神煥發的轉向真理。這才是教授育人的高度。懂“理”有智慧，知“禮”有品位。
在 “禮”與“理”之間維護權威，尊重真理，善莫大焉.
讓禮儀與真理結伴而行，助力中國文明社會的輝煌。
蘇格拉底逛完集市之後，告訴學生他此行最大的收穫就是“發現這個世界上原來有那麼多我並不需要的東西”。由此，我想起弘一法師的兩句箴言：“不為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正因為蘇格拉底具有“不為外物所動”的寧靜、虛空的心境，他才不為外物所累，不讓心靈負荷沉重的包袱，而危及他對於真、善、美的哲學的追求。(引言要切中材料本質，本段引弘一法師之語，對材料進行點評，扣合題意。“由此”、“正因為……才……”等關聯詞的使用，使表達更連貫。)
蘇格拉底給當下社會那些心為物役的人們上了生動的一課——不為外物所累，保持一種靜虛的心境，才能快樂度人生。(提出中心論點，呼應標題，突出“靜虛”這一關鍵詞，挈領下文。)
心為外物所累，容易讓人迷失自我，喪失本心。泰戈爾曾説：“飛鳥一旦繫上了黃金的羽翼，就飛不高了。”少年方仲永才思敏捷，指物作詩，斐然成章，令人嘖嘖稱奇，邑人將其父視為賓客接待，有的還花錢求仲永題詩，其父以為有利可圖，於是“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讓兒子學習;結果，仲永“泯然眾人”。你看，虛名浮利的羈絆之下，仲永之父迷失了身為家長的教育職責，而仲永之才華亦早夭了。家教如此，為官亦然。孔子云：“政者，正也。”反觀當下官場中，某些所謂人民公僕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幣服務”，為滿足一己私慾，欺上罔下，巧取豪奪。權、錢、美色等外物之誘惑，使之深陷泥淖不能自拔，於是就有了“千夫所指”的陳良宇、__之流，慾壑難填終至東窗事發，身敗名裂。或許鋃鐺入獄時，他們才幡然覺悟：心為物役，終將喪失人生的快樂與自由。(本論部分要寫好完全段。該段從反面舉例論證，按“分論點+引言+例證1+過渡+例證2+小結”的思路展開。擺事實，引名言，講道理，夾敍夾議，分析深入，緊扣段旨。多用成語，使語言精練、典雅。)
不為外物所累，生活才會更加恬淡自在，既享受身心的愉悦，又提升了精神境界。當代大學者錢鍾書，終生淡泊名利，甘於寂寞。他謝絕所有新聞媒體的採訪，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欄目的記者，曾千方百計想衝破錢鍾書的防線，最後還是不無遺憾地對全國觀眾宣告：錢鍾書先生堅決不接受採訪，我們只能尊重他的意見。由此，可見出錢老靜虛淡定、泰然自安的心境。無獨有偶，莫言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後，各界人士都在熱議高論，採訪的記者多如過江之鯽，文學愛好者也趨之若鶩，書店裏的莫言著作一搶而空，相干不相干的大學則在競相邀請莫言當名譽教授……面對此情此景，莫言淡定地説：“只希望儘快從喧囂中擺脱出來，大家該幹嘛幹嘛去。”正因為莫言有一種豁達超脱的胸襟，有一種洞穿名利虛榮的睿智，才不被盛名高譽所陶醉、所捧殺。因此，擁有超越功利之上的情懷，人生才有餘裕暢享平靜的閒適。(本段從正面論證，舉例典型，敍議結合，突出段旨，首尾呼應。直接引用與間接引用結合，活潑而充實。)
諸葛亮《誡子書》雲：“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這就告訴我們只有靜虛、簡樸的生活，才能真正擺脱外物的桎梏，抵達高遠的理想巔峯。“眼內有塵三界窄，心頭無事一牀寬”，這個喧囂、紛擾的世界，其實有許多我們並不真正需要的東西，如果讓這些身外之物成為我們眼中的“塵垢”，那麼我們的視野便會狹隘乃至最終因目迷五色而彷徨失路。而致虛篤靜，崇簡尚樸之定力，需要我們持之以恆地修養，需要我們不斷提高拒腐防變的意識，增強抵抗物慾誘惑的能力。當愛因斯坦受到最高年薪16000美元的聘請時，他卻説：“3000多元就夠了。”面對人們的迷惑不解，他淡然説：“依我看，每件多餘的財物都是人生的絆腳石，只有簡單的生活，才是給我創造的原動力!”這就是簡樸生活、靜虛心境的力量。(本段深入一層，論述如何不為外物所累，引名言，擺事實，強調靜虛、簡樸生活之意義。)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金錢名利是生活的枷鎖，我們不應為其束縛與奴役。我們應該秉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瀟灑胸懷，才能讓自己的精神苑囿繁花蓊鬱，讓自己的人生之路暢通無阻。(結尾簡要小結，發出呼籲。引用古詩名句，輔之以比喻，使語言典雅凝練，更具情感共鳴力。)
17條生命因破壞規則而岌岌可危，而救援人員的性命安全也被牽扯其中——看到搜救17名失聯“驢友”的新聞，我不禁感歎當代許多年輕人對規則的淡漠。為追求生活樂趣而破壞規則的人也許會高舉自由主義的旗幟我行我素，但殊不知，遵守規則是對生命尊重的底線，也是個體自由的前提。
人的熱情固然可貴，但濫用這種熱情而缺乏理性思考便是不妥的。17名驢友受到一時熱情衝動的驅使擅自進入自然保護區，而忽略了與保護區管理部門報備並隨時聯繫這一至關重要的過程。與其説這是一種説走就走的膽魄，不如説這是一種缺乏責任心的極端自私。17條生命，也許是為人父母，也許是家中希望，在社會中各有各的定位和責任。他們在違反規則的同時，也將自身的姓名與周圍人的生活懸在達摩克里斯之劍下，稍出差池，便會支離破碎。人的確是為自己而存在，需要有“做自己”的勇氣;但人也是社會性的，而調節社會生活中種種矛盾的便是規則。若肆意破壞之，是對自身生命的漠視，也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
公民社會之中，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義務與權利。救援固然是救援人員應盡的義務，但遵守法律不也是公民死守的底線嗎?若17名驢友不為救援買單，不受到應有的懲罰，那麼把規則當做橡皮泥的社會風氣將永遠得不到糾正。柴靜有言，對生命的尊重是這個社會的原則。而一條條規則正是保護我們自身最有力的網，正是這一原則最直觀的體現。
充斥着我們生活的規則真的那麼面目可憎嗎?其實不然。“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的話給我們敲響了一個警鐘，如果我們都接受對我們的自由一定的限制以及對我們選擇權的一定減少，我們就都能獲得更大的自由以及更多的選擇權。保證了我們自由的，正是一條條枷鎖。任何自由意志，都建立在適當限制及有能力負起責任的基礎上。八達嶺動物園老虎傷人事件不正是最好的佐證嗎?若生命都沒有了，談何負責，談何自由呢?
中國自古以來是德治、家族政治，而非法治，守法觀念非一朝一夕可以建成。蘇格拉底在臨死前説的那句“法律可以以不義的方式判我有罪，但我不能因此違反法律”，正是我們社會所缺乏的精神養料。規則並不是限制，而是將人文精神轉化為文字的再現;條條框框，正是框住了我們的生活與生命。
我躺在搖椅上，看輕寒枝頭花蕾初綻，聽甦醒大地萬籟低語，任憑那轟鳴各間的温潤山峯撞擊軀體，閉上眼，我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
行舟於歷史的長河，撐起時間的竹篙，穿越幾千年的風沙。那裏的人們正在為理想而執着、拼搏，他們的故事如同一首首動人的詩篇，一曲曲激昂的樂章。司馬遷遊淮陽，追蹤韓信足跡;訪齊魯，瞻仰孔聖儒風;經彭城，聆聽劉邦故史;別大梁，憑弔夷門舊人……執着的足跡遍佈神州十五個春秋，終成史學文學鉅著《史記》，無韻之離騷在神州上空迴響，史家之絕唱在華夏大地傳揚。在同一個天空下，還有貝多芬那雄渾的生命交響在迴盪，每一個的音符都讓人感到對夢想的執着，對命運的反抗。在同一個地球上有梵高火一樣的向日葵常年生長，那黃燦燦的色彩裏融盡了梵高在失去朋友理解後仍然堅持的理想。(詳寫執着的美麗)
長篙撐渡着思緒繼續前進，那裏的人們經歷了太多硝煙炮火，飽嘗了蹂躪屈辱，戰場上的屍體血肉模糊，抗擊侵略保衞國家的口號仍然喊得震天動地，一個單薄的身影停下來，眼神裏的憤怒和心底裏的堅定化作刀鋒揮出，令敵人心驚膽寒。他就是棄醫從文的魯迅，改變一種方式成就了他不可撼動的文壇地位，也使得這位筆伐天下的文人成為眾多有志青年的榜樣。(詳寫變通的瀟灑) 長篙在歷史的長河中撐渡，我看到人們為理想而勾勒的美麗，這美麗中，金字塔聳立着，執着沉思着;這美麗中，莫高窟反芻着，變通吟唱着;這美麗中，理想的殿堂在築成，生命的渴求在聆聽……(綜合略寫執着與變通的美麗)
歷史本是一張白紙，人們把自己的對生活對夢想的追求畫在紙上，線條有直有曲，執着有執着的美麗，變通有變通的瀟灑，畫面內容豐富而精彩，
搖椅仍在輕輕搖晃，一縷陽光照在身上，温暖而感動。
福樓拜曾説：“我每天堅持寫作，每天看日出。”我被這句話猝然絆倒了：素以勤奮著書著稱的福樓拜，自然每日忙碌，何來“每天按時看日出”的閒暇?
時下人們生活的疲勞與困惑與此問是緣起同一的：“因為終日忙碌，失去了生命的閒暇。”他們這麼報怨着。殊不知，當我們開始抱怨起“忙碌”，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閒暇”的可能。
私以為，“忙碌”與“閒暇”並非有對立的概念之分，而只是個人的心態之別。正如海斯利特和西塞羅所言，“忙碌”與“閒暇”是相伴而來的。也許，這個“忙碌”所指的，是充實。
生命的充實，正來源於人的心態。所謂的“忙碌”，在有些人看來，是生命的折磨與壓榨，這樣，其人當然會有暴戾之氣，即使偶遇“日出”想必也是感慨一句：“忙碌的一天又開始了”吧?而絕不會真正如福樓拜把日出視作風景與感動。
於是，生命便只剩下流汗與“忙碌”的苦難。
我想，昆德拉“此處”與“彼處”的概念是極契合“忙碌”與“空閒”的，這裏藴藏的深意也是生命的出路。因為“生活在別處”與人們對“空閒”的追求是一致的，太多焦慮不安的人往往是把“彼處”作為對“此處”的否定。然而，昆德拉的本意並非如此，沒有“此處”的存在，是無法尋到彼處的，一味把“忙碌”當成痛苦，“空閒”也便成為天方夜譚。兩者本是生命的兩種風景、兩種狀態、兩種美，割捨了任何一種，都會是缺失甚至是缺憾。惟有正視，平靜地對待所謂的“忙碌”，將它演繹為“充實”與“滿足”，才有可能在生命中找到“閒暇”，並感悟它，享受它，感謝它!
我們的心需要慢下來，不再被生活的瑣瑣屑屑牽着走，不再焦躁着趕路，不再抱怨生活。慢下來，也許無法改變所有，但至少，我們改變了自己的心態，不再緊張與困惑。
我想，海斯利特的話也許應該改為：“越是能感受忙碌給人們帶來的充實，就越會有閒暇。”如此這樣，從今天開始，好好去品味屬於自己的“忙碌”，品味這充實的點點滴滴，偷得閒暇處，也不會因為空閒的短暫而患得患失，而是真正地感受歲月，感受風景，感受愛。
生命本是忙碌，我卻用它來尋找充實和感動。
職業打假，不是一般人能幹的活兒，虎口拔牙，伸張正義，有時候還要面臨各種壓力和威脅。但他們義無反顧，堅持鬥爭。所以，我要為職業打假者點贊。
職業打假人之所以有市場，是因為市場上假貨太猖狂。改革開放這三十來年，中國人的吃穿用度，五光十色、琳琅滿目。市場的繁榮和消費者的慷慨，給假貨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就像肥沃的莊稼地裏必然會滋生雜草一樣。雜草不除，它就會吸食莊稼的養分，最終遭殃的是盼着收穫的莊稼人。市場上的假沒人打，誠信者受損，消費者遭殃。蔓延日久，何止是雜草的野蠻，簡直是吞噬市場肌體的毒瘤!所以，對於製假售假，必須斬草除根，不留後患。雖然國家出台了各種法律條文，也組織了各種管理監督組織，但百密一疏，總有監管不到位的時候。這就給造假售假者提供了一些機會，也為職業打假者的生存提供了施展才華的空間。所以説，職業打假人，也算是為民除害的“梁山好漢”!
當然，打假，要打的理直氣壯，憑的不是武俠小説裏的蓋世奇功，而是國家頒佈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站在了有法可依這個理上，職業打假者就成為正義的化身，有了法律這件利器，那些製假賣假者只能“認栽”。當職業打假步步為營時，那些製假賣假者就只能退縮了;當職業打假數十年如一日時，那些製假賣假者便無立足之地了，直到他們走向滅亡。
但要真正做到讓製假者聞風喪膽，談何容易!有人總結“打壇”的生存方式一般有三種：一是純粹的個人打假，在流通領域購假索賠;二是公司打假，接受廠家的委託，幫助廠家調查假貨源頭，配合執法機關聯手打假;三是兩者相結合，一邊從事公司打假業務，一邊有選擇地打假索賠，藉此贏得媒體和輿論的支持，並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和團隊。與其説是打假的“三種方式”，倒不如説是“三個階段”更貼切，因為這些職業打假者都經歷了這三個階段，他們也因此從“一匹狼”變成了“一羣狼”，從“打假個體”變成了“千萬資產的公司老闆”—只是這個過程太坎坷。
那麼，問題來了。
職業打假是為了逐利，至少會被貼上逐利的標籤，那麼它最具殺傷力的武器之一—公義，便會被蒙上一層曖昧的色彩。甚至打假人也漸漸從媒體的寵兒淪為非議的對象。《南方週末》記者就曾對“職業打假第一人”王海笑言，你現在已經被“毀容”了。王海苦笑迴應：我知道，無所謂。但他接下去的後半句，更令人深思：“我們最大的作用就是啟蒙，這個作用早已實現，我沒有太多的奢求。”每個人都要生存，職業打假獲得豐厚回報，有利國家，有利他人，有利自己，何樂而不為?
一個誠信有序的社會，本不該有職業打假者的飯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本是每個消費者可以隨時拿起的“武器”。
但是因為消費者維權意識和市場誠信缺失、監管缺位，使一些職業打假者一夜成名。這不是打假者的榮耀，而是文明社會的尷尬。
如今，國家發重拳打擊製假販假，更多的消費者和職業打假合縱連橫，讓製假售價的空間越來越小。“職業打假”終會退出歷史舞台。但是，他們的一個個鮮活的案例，卻潛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國消費者的維權意識，維護着消費市場的清明誠信。
所以，我要為職業打假點贊。為他們的公益、誠信和責任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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