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與全國及外省私營經濟發展比較

第一篇：湖南與全國及外省私營經濟發展比較

私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引導私營經濟健康發展，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任務。改革開放以來，我省私營經濟取得長足的發展，但從全國範圍的私營經濟發展情況來看，以及與沿海發達省市和周邊省區相比較，尚有許多值得思索和借鑑的地方。

一、全國的私營經濟發展情況

1、全國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

我國的私營經濟從改革開放前的瀕臨滅跡到現在的健康快速發展，政策環境的改善是根本性因素。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頒佈了一系列鼓勵個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法規和文件，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其中得益於黨的富民政策，得益於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益於國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

首先，十一屆三中全會從調整所有制關係入手，提出“社會主義初期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多種經濟成分將與公有制長期並存，共同發展，尤其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發表，關於“三個有利於”原則的論述，使各級地方政府對於發展私營經濟有了新的認識。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對社會主義階段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在理論上有了重大突破，明確提出“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的方針：“對個體、私營經濟要繼續引導、鼓勵，使之健康發展”等論斷的提出，極大地推進了中國共產黨和全社會的思想解放，為人們從認識上、觀念上打破發展私營經濟的顧忌掃除了障礙。在搞活國有經濟的同時，支持、鼓勵私營經濟健康發展，已成為貫徹黨的十五大精神，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標誌之一。

第二，1982年12月，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把發展和保護個體經濟寫入《憲法》：“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賦予了私營企業受憲法保護的合法地位。199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修改“憲法”，把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重大決策載入了國家根本大法，從而為其它相關法規及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據，營造了全社會關注和保護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法制氛圍，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大環境，為私營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據。

第三，繼1987年國務院頒佈了《城鄉個體工商户管理暫行條例》之後，1988年國務院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了三種私有制結構，即獨資，合夥和有限責任。國家還於1997年和1999年相繼出台了《合資企業法》和《個人獨資企業法》。

2、全國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效果

由於政策環境的極大改善，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社會大背景下，私營經濟進入了一個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黃金時期，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得到全社會的普遍認同。

一是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國私營經濟數量和經濟實力穩定增長。截至 2014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數為202.85萬户，從業人數為2713.86萬人，註冊資本為1.82萬億元，分別比始有統計數字的**年增長了21.39倍、12.74倍和215.81倍。

二是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2014年，全國個體工商業共創產值7320億元，比上年增長2.2l％；實現銷售總額或營業收入19647.87億元，與上年持平；社會消費品零售額11499.23億元，比上年增長1.32％；出口創匯摺合人民幣55.92億元，比上年增長6.88％。私營企業共創產值12316.99億元，實現銷售總額或營業收入11484.24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額6245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4.69％、16.19％、7.42％。出口創匯私營企業達16358户，比上年增長29.24％；出口創匯摺合人民幣913.47億元，比上年增長23.28％。

三是成為創造市場活力、拉動經濟增長的基本力量。私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年為0.57％，2014年為20.46％，比**年提高35倍。“八五”時期(1990-1995)我國工業總產值平均增長22％，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分別增長48.6％和62.7％，“九五”時期儘管受一系列國內外環境影響，仍以10％以上速度增長。近10多年來，平均增長率在50％以上，1994年曾高達170.1％，遠高於同期gdp的增長率。20多年來，我國約50％以上的出口交貨值是私營企業創造的。

四是緩解了國企深化改革過程的壓力。私營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所有制結構調整，拓寬了就業領域，併成為國有、集體企業職工下崗再就業的重要渠道，為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14年，全國個體工商業共安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83.32萬人，其中下崗職工作為投資人的有43.54萬人；私營企業共安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58.61萬人，其中有9.69萬下崗職工作為投資人創辦了私營企業。

二、東部沿海發達省和周邊省區私營經濟的發展情況

1、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省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省私營經濟超速發展，“九五”期間一直位居全國前列。私營企業在東部地區比重較大，全國半數以上私營企業集中在東部地區，並呈穩定、快速發展態勢。2014年東部地區户數佔全國83.54％，6個過10萬户的省份均集中在東部(其中江蘇、浙江、廣東超過20萬户)，淨增長量均在萬户以上。其扶持發展私營經濟的主要特點：

一是政策出台早，扶持力度大。沿海各省很早就通過法律形式出台了一系列促進和保護私營經濟的法令法規。早在1981年廣東省就制定了《城鎮個體工商業若干政策暫行規定》，90年代初福建省制定了《加快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的暫行規定》等政策。江蘇省對私營經濟發展工作明確要求，努力實現私營經濟發展高於全省國民經濟平均增長速度和周邊省份的增長水平。山東省對扶持私營經濟發展，提出“三同三不”，即對私營企業與公有制企業實行“同環境、同政策、同待遇，不加碼、不歧視、不干擾”。

二是引導私營經濟向高新技術領域發展。沿海各省很早就把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用高新技術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作為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關鍵環節，把“科教興省”政策措施作為發展戰略。廣東80年代後期就提出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制定了“依靠科技進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政策，江蘇省制定了“關於依靠科技進步振興江蘇經濟”的若干政策措施，福建省制定了《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和實施細則，從政策上對私營經濟進行引導和給予大力扶持。山東省鼓勵支持私營經濟參與國際競爭和加快技術進步，“十五”期間，每年確定一百項重點私營企業技改項目和一百項技術創新項目，分別納入全省技改項目和創新項目導向計劃。

三是上規模上檔次，走特色經濟發展之路。調整產品結構，不斷調整內部管理機制，促進生產要素向優勢產品聚合，使私營經濟不斷向生產型、外向型、科技型、綜合型發展，規模層次不斷提高，壯大了一批骨幹企業，形成了一批大型企業集團，是沿海各省私營經濟組織結構調整的重點。培養特色產業和名牌產品，着力培植高新技術等新興產業，提升產業高度是各省私營經濟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的核心。江蘇省在迅速擴大私營經濟總量的同時，依託江蘇的產業基礎和人才條件，着力在私營企業做大規模和提升層次上，在發展私營科技企業上取得突破，儘快形成明顯的比較優勢。浙江私營經濟發展的戰略取向是，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高層次上依靠特色經濟之路。

四是鼓勵私營企業全方位參與市場競爭。自1998年起，廣東省各地有關部門出台了關於上市融資、信貸、進出口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創造平等競爭環境。江蘇省進一步釋放私營經濟的巨大增長潛力，激活民間投資，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國有、集體企業的改組改造，參與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參與農業資源開發、農業產業化經營。浙江發展私營經濟依靠市場取向，將資源配置的範圍從依靠省內區域市場，發展到依靠全國大市場，再到注重面向國際大市場；資源配置的領域從能源、原材料，擴展到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生產要素。

2、周邊省區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

與周邊湖北、江西、廣西幾個省區相比較，我省私營經濟發展步伐不算太慢，僅次於湖北。但近年來這些省都在積極營造私營經濟的寬鬆環境，其發展速度不可小看。這幾個省的政策環境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進一步放寬私營科技型企業發展政策。科技、計劃、經貿等部門把私營科技項目納入科技與經濟發展規劃，並從中篩選一批技術含量高、市場前景好的項目給予必要的資金支持；私營企業用於技術開發購買國產設備的部分，允許同國有、集體企業一樣享受抵扣50％的應納所得税優惠；以出口信貸方式支持私營科技企業出口產品；私營企業興辦中試基地、工業性實驗基地、工程技術中心、開放試驗室等科研、開發機構，享受國家相關優惠政策。

二是幫助私營企業拓寬投融資渠道。針對私營企業的特點，允許銀行收取貸款審核評估和貸款執行監督費等激勵措施，擴大對私營企業的貸款。利用資本市場，採取多種方式拓展私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對符合條件的私營企業，支持其發行企業債券、發行股票。積極支持省內上市公司與私營大企業、科技企業的嫁接，通過參股、控股、資產置換等資本營運方式盤活上市公司資產存量，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三是着力改善發展私營經濟的法制環境。通過制定地方性法規，以立法形式解決影響私營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對涉及個體工商户、私營企業的財產、土地使用權、知識產權、企業名譽權、自主投資權、生產經營權、自營出口權、用工權、與其他所有制企業享受同等優惠政策權、合法證照使用權、依法獲得資金支持權、知情權等12項主要權益，都作出了具體的規定，使私營企業與其他所有制經濟享有平等的地位。堅決取消各種不合理收費，取消行政性企業管理費，取消帶有盈利性質的收費，取消藉助中介機構形式轉移收取的費用。

四是不斷拓寬私營經濟發展領域。進一步放開產業限制，加入wto後逐漸向外資開放的領域首先向私營企業開放。允許私營企業進入公共部門，即政府對有穩定收益的城市基礎設施項目和部分社會事業項目不再進行投資，留給私營企業。鼓勵和引導私營企業投資於成長性好的如教育、環保、旅遊、市場中介、社區服務等產業。政府有關部門在核發行業許可、資質等級證書時，要一視同仁，採取同一標準。改革企業註冊方式，簡化前置審批和登記手續，降低市場準入門檻。

3、周邊和沿海發達省私營經濟政策效果

一是私營經濟勇挑大樑。2014年，浙江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非國有單位佔61％；全社會從業人員，非國有單位佔92.4％；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非國有單位佔90.6％；全省工業增加值，非公有企業佔59％；實現利潤總額，非國有企業佔91％；上交税金總額，非國有企業佔78.1％。至2014年底，江蘇全省共有私營企業22.5萬户、從業人員291.3萬人，私營企業數居全國首位。江西個體私營經濟規模不斷壯大，質量明顯上升，呈現出持續發展的良好勢頭，日漸成為全省工業經濟的新“亮點”。到去年底，江西共有私營企業3萬户，註冊資本達197億多元，同比增長24.89％；私營企業增加值增長37.7％，發展速度高於全省企業平均水平27.1個百分點。

二是規模層次不斷提高。2014年，廣東省有私營企業21.1萬户，資本在 100萬元以上的有1.8萬户，全省私營企業已組建企業集團240户，有限責任公司6.17萬户，註冊資本1000萬元以上的2291户，其中億元以上的41户。福建省註冊資金在10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620户，私營企業集團達89家，比上年增長15.6％。江蘇省註冊資金在100萬元至500萬元的私營企業有16124户，註冊資金在10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有1148户，私營企業集團達78户。江西省去年個體工商户平均註冊資金山上年同期的0.96萬元增至1.16萬元，私營企業則由59.28萬元增至68.86萬元。全省註冊資本500萬元至1000萬元的私營企業增長了90户，達486户，增長22％以上；1000萬元以上的增長44户，達186户，增長近一半。

三是發展空間明顯擴大。福建省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全省擁有外貿進出口權和自營進出口權的私營企業121家，有從事生產出口產品和進出口貿易的個體工商户、私營企業1353户，出口創匯摺合人民幣38.72億元，比上年增長40.8％，增幅比上年提高了26.1個百分點。至1999年末，個體私營經濟通過各種形式的產權組合，共承包、租賃、購買、兼併國有虧損的小型企業438家，扭虧金額3500萬元，安置待崗、下崗職工2，6萬人。江蘇私營經濟的新興企業比較活躍，特別是各地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經濟、諮詢、評估等市場中介組織日益活躍，許多原來的市場流通大户開始轉向總經銷、總代理，呈現出現代貿易公司的良好勢頭。江西私營經濟還表現出一種向城鎮集中、向工業化方向加大投入、向農業產業化方向發展的勢頭。隨着產業結構的逐步調整，上半年全省城鎮私營企業已達 1.77萬户，佔總數的65％以上，較上年底增長2個百分點；個體工商户25萬多户，佔總數的46％，較上年底增長4.4個百分點。

四是科技含量穩步提升。江蘇在全省認定的1000家高新技術企業中私營企業佔1／3強，大批科技型私營企業以其技術、人才、機制方面的優勢，規模迅速擴大，已具有較強科技開發能力。目前，福建全省約有科技型個體户和私營企業 696户，註冊資產達4.37億元，年技工貿收入1.45億元，有23項產品填補了省內外空白。江西省私營企業科技創新意識增強，產品科技含量增加，呈現出令人欣喜的發展苗頭。南昌高新技術開發區，11户獲得國家科技基金扶持的科技型企業中就有6家為私營企業。

三、我省私營經濟發展情況與外省橫向比較

1、我省私營經濟發展現狀和特點

一是私營企業發展速度加快。2014年我省結束了近年來在私營企業發展速度上停滯徘徊的局面，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良好勢頭。與2014年相比，全省登記註冊私營企業30405户，增長22.62％；註冊資本290.4億元，增長45.07％；全年實現總產值194.6億元，增長7.96％；銷售總額202.6億元，增長3.43％；社會商品零售額147.1億元，增長16.53％。

二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隨着私營企業的發展，其行業分佈越來越廣泛，行業結構日趨合理。私營企業在第一、二、三產業的比重，1996年為1.4％、53.87％、42.8％，到2014年，其比重分別為1.45％、38.15％、57.22％，第三產業發展迅速，中介服務、信息諮詢服務、旅遊服務等新興服務行業增幅顯著，行業分佈日益廣泛，產業結構趨於穩定，適應了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的要求。

三是私營企業規模檔次穩步提升。“九五”期間，我省私營企業出現了兩個發展趨勢：一個趨勢是公司化。1996年以前，私營企業大部分以獨資和合夥企業的形式存在，有限責任公司僅6462家，近年來自然人投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迅猛發展，2014年15882家，增長2.46倍，2014年達21206家，佔私營企業總數的69.75％。第二個趨勢是集團化。湧現了遠大空調、三一重工、成功集團、迅達集團一批產值過億元的大型骨幹私營企業。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註冊資本1000萬元以上的有261家，私營企業集團20個，產值過億元的有15家，淨資產過億元的有6家。創智成為首家“借殼上市”的私營公司。

四是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逐年增多。據統計，1998年至2014年，全省個體、私營企業累計納税144億元，其中2014年為42億元，是1990年的3.6倍，1995年的2倍。近年來，全省有2570傢俬營企業參加國有、集體企業改制、改組，盤活國有、集體資金59億元，使得25萬職工重新上崗。2014年全省個體私營企業從業人員240.8萬人，已成為安置下崗職工就業的重要渠道。

五是發展環境日趨優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政策進一步放寬，輿論環境日益改善，經營環境有所改善。1998年，省委、省政府印發了《關於加快我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若干規定》等文件，2014年省政府出台了《湖南省關於鼓勵非公有經濟投資的若干意見》，各地各部門也出台了一些配套政策和措施。國民經濟大多數行業和領域對個體私營企業開放，在貸款、用地、出口、市場準入、融資等方面的政策日趨放寬。1997年、1998年省委、省政府連續兩年召開全省私營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擴大規模、提高檔次、增進效益、繼續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放手發展城鄉個體私營經濟”的方針，統一了思想認識。隨着政府職能部門推行政務公開，辦事公開，各級政府大力優化經濟環境，“三亂”行為得到了一定遏制，私營經濟的權益日益受到重視。

2、湖南與外省私營經濟現狀比較

縱向比較，我省私營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與全國橫向相比，尤其是與沿海發達省市相比，差距也是明顯的。

一是企業總量少。1999年我省私營企業户數只有2.6萬户，2014年為3.04萬户，在全國排位由1999年的第16位降到2014年的第19位；廣東省由1999年的16.1萬户，2014年增加到21.1萬户，始終保持在全國的前列；2014年，浙江為20.88萬户，江蘇22.55萬户，上海17.64萬户，湖北5.84萬户，江西2.94萬户。我省私營企業户數不僅遠遠低於廣東、浙江、江蘇、上海等沿海省市，而且比在全國排第11位相鄰的湖北也要少近一半，僅比江西稍多一點。個體工商業户數，2014年我省為87.21萬户，居全國第14位；而廣東為166.97萬户，江蘇為160.48萬户，浙江為158.03萬户，在全國排位居前三位。鄰近的湖北、廣西分別為100.6萬户、103.6萬户，均高於我省。

二是發展速度慢。城鄉個體工商業户數，2014年，我省比1995年下降 42.7％，而廣東、江蘇、浙江則比1995年分別增加20.99％、13.01％、2.4％。城鄉個體工商業從業人員，2014年比1995年，我省下降幅度達41.46％，而江蘇、廣東、浙江升幅分別達31.35％、29.86％、9.14％。私營企業户數，我省從1995年開始連續6年增長率都低於全國水平，其中最低的1997年增長率只有0.24％。2014年，我省雖比1995年增加52％，而江蘇、浙江、廣東比2995年增幅分別高達450％、190％、137.08％，相鄰的湖北、江西增幅也在我省之上，分別達到133.6％、93.3％。私營企業從業人員，2014年我省比1995年僅增長35.5％，但江蘇、浙江、廣東增幅達367.7％、185.4％，85.6％；相鄰的湖北、江西增幅達89.52％、76.8％，均大大超過我省。

三是規模效應差。我省私營企業資產規模小，低於全國平均水平。2014年，全國產均註冊資金為59.94萬元，湖南只有50.4萬元；我省私營企業2014年註冊資本增長幅度為24.85％，比全國私營企業註冊資本增長幅度低4.51個百分點。1999年，廣東個體工商户户平註冊資金1.4萬元，而我省只有1萬元；私營企業户平註冊資本95萬元，而我省只有61萬元。個體工商户註冊資金和私營企業註冊資本，1999年廣東均居全國第1位，而我省僅分別居全國第8位和第 20位。我省2014年私營企業註冊資金200億元，在全國排列第20位，而浙江1226億元；湖北443億元；分別少1026億元、243億元。浙江私營企業註冊資金在500-1000萬元和1000萬元以上的分別有9214户和1517户。我省2014年統計，500-1000萬元的只有593户，1998年我省私營企業總產值僅為213.96億元，只佔全省工業總產值5％；而廣東省的私營工業企業總產值已達20％以上。私營企業中，註冊資本金100萬元-500萬元的企業，廣東省有28636户，佔私營企業總數的20.25％，500萬元以上的4083户，佔私營企業總數的2.8％。而我省僅分別是971户和245户，佔私營企業總數僅分別為4.07％和1.03％。

四是經濟實力弱。廣東省私營經濟僅1999年就繳納税金88.2億元，佔廣東省地方財政預算收入的20％，在有的地市甚至支撐着經濟發展的半壁江山。而我省在整個八五期間私營經濟累計上繳税收才65.4億元，僅佔地方財政收入的10.8％。我省多數個體私營企業走的仍是粗放式經營的道路，仍然沿用過去的舊產房、舊設備、舊技術，科技含量低，產品檔次不高，品種單一，抗風險能力弱，缺乏名牌產品，競爭能力不強，處在低層次發展階段。目前，廣東省私營經濟正向規模化、集團化方向發展，廣東省現有私營企業集團172家，其中僱工千人以上、年產值超過億元的有50多家。朝外向型發展的比重提高，初步統計，1997年全省已有外向型私營企業近2014户，出口創匯摺合人民幣100。多億元。有300户個體私營企業與外商合資合作，有1000多户承接“三來一補”業務。此外，全省還有上百家個體私營企業在國外設立了分支機構。

四、加快發展我省私營經濟的政策建議

1、切實放寬對私營經濟的市場準入條件。凡符合國家法律、法規、政策規定的領域、行業、商品，都應允許私營經濟生產經營。實行國民待遇，凡對外商放開的行業和領域，都應允許個體工商户、私營企業投資和經營。有關部門和單位在用地、税收、貸款、公司上市以及其他資源配置等方面，必須對私營經濟一視同仁。核發行業許可證、資質等級證書時，對不同所有制企業要採取同一標準。要改革企業註冊方式，簡化前置審批和登記手續，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除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規定的要求前置審批的項目外，對省內自行設置的前置審批項目予以清理。

2、努力提高私營經濟的整體素質。按照“十五”計劃綱要和實施“科教興湘”戰略要求，積極扶持和引導私營企業加強科技開發，加快技術創新，不斷用先進科學技術改造和提升全省私營經濟，使它們儘快地從作坊式、粗加工的低層次生產經營方式走出來，走依靠科技提高素質的內涵發展之路；逐步重組和扶持一批規模效益型、系列開發型、高新技術產業型的私營企業，實現向集團型、科技型、外向型方向轉換。鼓勵私營企業以資產為紐帶，以優勢企業和名牌產品為龍頭組織企業集團，形成具有競爭實力的“聯合艦隊”。要強化企業質量品牌意識，努力提高產品檔次和技術含量，爭創名牌，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

3、積極拓展私營經濟發展空間。要着力引導私營經濟更多的向一、二產業延伸，尤其是促進私營經濟為加快全省工業化進程發揮重要作用。鼓勵引導私營企業採取多種形式參與國有、集體企業的改制改組。鼓勵他們投資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能源、礦業、水利、交通、信息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對有穩定收益的城鎮基礎設施和部分社會事業項目，政府應該儘可能地採取市場運作，將投資空間留給私營企業。充分發揮私營經濟在發展縣域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利用農村剩餘勞動力和農業資源的優勢，通過發展種植業和農副產品，調整和改善種、養、加工產業結構，擴大經營規模，形成產品優勢。繼續發揮私營經濟在推進農業產供銷、農工貿一體化中的作用，引導個體工商户、私營企業，逐步向連鎖制、代理制、配送制等現代營銷方式轉變。

4、進一步加大對私營經濟的扶持力度。要建立健全對私營經濟的金融服務體系、人事和勞動服務體系、法律服務體系。要加強信息引導，及時、準確地為私營企業提供法律政策、產業結構、經濟動態和國際市場方面的信息服務。積極、主動地為私營企業解決在創業和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問題。特別是要切實解決貸款難的問題，建立貸款擔保和信用機制，建立創業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為起步經營有困難的個體工商户和中小私營企業提供資金扶持，緩解資金短缺、貸款難問題。各級政府和各有關部門要從根本上進行職能轉變，強化服務意識，簡化辦事手續、公開辦事程序，強化政策法規的力度，創造政策優勢，優化政策環境，切實改善對私營經濟的服務。要根據有關政策和管理規定，制定支持私營經濟的具體措施，並要落實到位。嚴肅查處“四亂”行為，切實認真維護個體工商户、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

第二篇：湖南與全國及外省私營經濟發展比較

私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引導私營經濟健康發展，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任務。改革開放以來，我省私營經濟取得長足的發展，但從全國範圍的私營經濟發展情況來看，以及與沿海發達省市和周邊省區相比較，尚有許多值得思索和借鑑的地方。一、全國的私營經濟發展情況

1、全國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

我國

的私營經濟從改革開放前的瀕臨滅跡到現在的健康快速發展，政策環境的改善是根本性因素。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頒佈了一系列鼓勵個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法規和文件，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其中得益於黨的富民政策，得益於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益於國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

首先，十一屆三中全會從調整所有制關係入手，提出“社會主義初期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多種經濟成分將與公有制長期並存，共同發展，尤其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發表，關於“三個有利於”原則的論述，使各級地方政府對於發展私營經濟有了新的認識。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對社會主義階段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在理論上有了重大突破，明確提出“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的方針：“對個體、私營經濟要繼續引導、鼓勵，使之健康發展”等論斷的提出，極大地推進了中國共產黨和全社會的思想解放，為人們從認識上、觀念上打破發展私營經濟的顧忌掃除了障礙。在搞活國有經濟的同時，支持、鼓勵私營經濟健康發展，已成為貫徹黨的十五大精神，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標誌之一。

第二，1982年12月，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把發展和保護個體經濟寫入《憲法》：“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賦予了私營企業受憲法保護的合法地位。199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修改“憲法”，把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重大決策載入了國家根本大法，從而為其它相關法規及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據，營造了全社會關注和保護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法制氛圍，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大環境，為私營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據。

第三，繼1987年國務院頒佈了《城鄉個體工商户管理暫行條例》之後，1988年國務院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了三種私有制結構，即獨資，合夥和有限責任。國家還於1997年和1999年相繼出台了《合資企業法》和《個人獨資企業法》。

2、全國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效果

由於政策環境的極大改善，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社會大背景下，私營經濟進入了一個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黃金時期，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得到全社會的普遍認同。

一是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國私營經濟數量和經濟實力穩定增長。截至2014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數為202.85萬户，從業人數為2713.86萬人，註冊資本為1.82萬億元，分別比始有統計數字的**年增長了21.39倍、12.74倍和215.81倍。

二是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2014年，全國個體工商業共創產值7320億元，比上年增長2.2l％；實現銷售總額或營業收入19647.87億元，與上年持平；社會消費品零售額11499.23億元，比上年增長1.32％；出口創匯摺合人民幣55.92億元，比上年增長6.88％。私營企業共創產值12316.99億元，實現銷售總額或營業收入11484.24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額6245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4.69％、16.19％、7.42％。出口創匯私營企業達16358户，比上年增長29.24％；出口創匯摺合人民幣913.47億元，比上年增長23.28％。

三是成為創造市場活力、拉動經濟增長的基本力量。私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年為0.57％，2014年為20.46％，比**年提高35倍。“八五”時期(1990-1995)我國工業總產值平均增長22％，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分別增長48.6％和62.7％，“九五”時期儘管受一系列國內外環境影響，仍以10％以上速度增長。近10多年來，平均增長率在50％以上，1994年曾高達170.1％，遠高於同期gdp的增長率。20多年來，我國約50％以上的出口交貨值是私營企業創造的。

四是緩解了國企深化改革過程的壓力。私營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所有制結構調整，拓寬了就業領域，併成為國有、集體企業職工下崗再就業的重要渠道，為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14年，全國個體工商業共安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83.32萬

第三篇：湖南與全國及外省私營經濟發展比較

私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引導私營經濟健康發展，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任務。改革開放以來，我省私營經濟取得長足的發展，但從全國範圍的私營經濟發展情況來看，以及與沿海發達省市和周邊省區相比較，尚有許多值得思索和借鑑的地方。

一、全國的私營經濟發展情況

1、全國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

我國的私營經濟從改革開放前的瀕臨滅跡到現在的健康快速發展，政策環境的改善是根本性因素。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頒佈了一系列鼓勵個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法規和文件，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其中得益於黨的富民政策，得益於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益於國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

首先，十一屆三中全會從調整所有制關係入手，提出“社會主義初期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1992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多種經濟成分將與公有制長期並存，共同發展，尤其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發表，關於“三個有利於”原則的論述，使各級地方政府對於發展私營經濟有了新的認識。199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五大，對社會主義階段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在理論上有了重大突破，明確提出“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的方針：“對個體、私營經濟要繼續引導、鼓勵，使之健康發展”等論斷的提出，極大地推進了中國共產黨和全社會的思想解放，為人們從認識上、觀念上打破發展私營經濟的顧忌掃除了障礙。在搞活國有經濟的同時，支持、鼓勵私營經濟健康發展，已成為貫徹黨的十五大精神，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標誌之一。

第二，1982年12月，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把發展和保護個體經濟寫入《憲法》：“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賦予了私營企業受憲法保護的合法地位。199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修改“憲法”，把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重大決策載入了國家根本大法，從而為其它相關法規及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據，營造了全社會關注和保護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法制氛圍，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大環境，為私營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據。

第三，繼1987年國務院頒佈了《城鄉個體工商户管理暫行條例》之後，1988年國務院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了三種私有制結構，即獨資，合夥和有限責任。國家還於1997年和1999年相繼出台了《合資企業法》和《個人獨資企業法》。

2、全國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效果

由於政策環境的極大改善，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社會大背景下，私營經濟進入了一個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黃金時期，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得到全社會的普遍認同。

一是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國私營經濟數量和經濟實力穩定增長。截至 2014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數為202.85萬户，從業人數為2713.86萬人，註冊資本為1.82萬億元，分別比始有統計數字的**年增長了21.39倍、12.74倍和215.81倍。

二是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2014年，全國個體工商業共創產值7320億元，比上年增長2.2l％；實現銷售總額或營業收入19647.87億元，與上年持平；社會消費品零售額11499.23億元，比上年增長1.32％；出口創匯摺合人民幣55.92億元，比上年增長6.88％。私營企業共創產值12316.99億元，實現銷售總額或營業收入11484.24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額6245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4.69％、16.19％、7.42％。出口創匯私營企業達16358户，比上年增長29.24％；出口創匯摺合人民幣913.47億元，比上年增長23.28％。

三是成為創造市場活力、拉動經濟增長的基本力量。私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年為0.57％，2014年為20.46％，比**年提高35倍。“八五”時期(1990-1995)我國工業總產值平均增長22％，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分別增長48.6％和62.7％，“九五”時期儘管受一系列國內外環境影響，仍以10％以上速度增長。近10多年來，平均增長率在50％以上，1994年曾高達170.1％，遠高於同期gdp的增長率。20多年來，我國約50％以上的出口交貨值是私營企業創造的。

四是緩解了國企深化改革過程的壓力。私營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所有制結構調整，拓寬了就業領域，併成為國有、集體企業職工下崗再就業的重要渠道，為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14年，全國個體工商業共安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83.32萬人，其中下崗職工作為投資人的有43.54萬人；私營企業共安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58.61萬人，其中有9.69萬下崗職工作為投資人創辦了私營企業。

二、東部沿海發達省和周邊省區私營經濟的發展情況

1、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省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省私營經濟超速發展，“九五”期間一直位居全國前列。私營企業在東部地區比重較大，全國半數以上私營企業集中在東部地區，並呈穩定、快速發展態勢。2014年東部地區户數佔全國83.54％，6個過10萬户的省份均集中在東部(其中江蘇、浙江、廣東超過20萬户)，淨增長量均在萬户以上。其扶持發展私營經濟的主要特點：

一是政策出台早，扶持力度大。沿海各省很早就通過法律形式出台了一系列促進和保護私營經濟的法令法規。早在1981年廣東省就制定了《城鎮個體工商業若干政策暫行

規定》，90年代初福建省制定了《加快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的暫行規定》等政策。江蘇省對私營經濟發展工作明確要求，努力實現私營經濟發展高於全省國民經濟平均增長速度和周邊省份的增長水平。山東省對扶持私營經濟發展，提出“三同三不”，即對私營企業與公有制企業實行“同環境、同政策、同待遇，不加碼、不歧視、不干擾”。

二是引導私營經濟向高新技術領域發展。沿海各省很早就把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用高新技術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作為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關鍵環節，把“科教興省”政策措施作為發展戰略。廣東80年代後期就提出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制定了“依靠科技進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政策，江蘇省制定了“關於依靠科技進步振興江蘇經濟”的若干政策措施，福建省制定了《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和實施細則，從政策上對私營經濟進行引導和給予大力扶持。山東省鼓勵支持私營經濟參與國際競爭和加快技術進步，“十五”期間，每年確定一百項重點私營企業技改項目和一百項技術創新項目，分別納入全省技改項目和創新項目導向計劃。

三是上規模上檔次，走特色經濟發展之路。調整產品結構，不斷調整內部管理機制，促進生產要素向優勢產品聚合，使私營經濟不斷向生產型、外向型、科技型、綜合型發展，規模層次不斷提高，壯大了一批骨幹企業，形成了一批大型企業集團，是沿海各省私營經濟組織結構調整的重點。培養特色產業和名牌產品，着力培植高新技術等新興產業，提升產業高度是各省私營經濟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的核心。江蘇省在迅速擴大私營經濟總量的同時，依託江蘇的產業基礎和人才條件，着力在私營企業做大規模和提升層次上，在發展私營科技企業上取得突破，儘快形成明顯的比較優勢。浙江私營經濟發展的戰略取向是，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高層次上依靠特色經濟之路。

四是鼓勵私營企業全方位參與市場競爭。自1998年起，廣東省各地有關部門出台了關於上市融資、信貸、進出口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創造平等競爭環境。江蘇省進一步釋放私營經濟的巨大增長潛力，激活民間投資，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國有、集體企業的改組改造，參與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參與農業資源開發、農業產業化經營。浙江發展私營經濟依靠市場取向，將資源配置的範圍從依靠省內區域市場，發展到依靠全國大市場，再到注重面向國際大市場；資源配置的領域從能源、原材料，擴展到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生產要素。

2、周邊省區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

與周邊湖北、江西、廣西幾個省區相比較，我省私營經濟發展步伐不算太慢，僅次於湖北。但近年來這些省都在積極營造私營經濟的寬鬆環境，其發展速度不可小看。這幾個省的政策環境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進一步放寬私營科技型企業發展政策。科技、計劃、經貿等部門把私營科技項目納入科技與經濟發展規劃，並從中篩選一批技術含量高、市場前景好的項目給予必要的資金支持；私營企業用於技術開發購買國產設備的部分，允許同國有、集體企業一樣享受抵扣50％的應納所得税優惠；以出口信貸方式支持私營科技企業出口產品；私營企業興辦中試基地、工業性實驗基地、工程技術中心、開放試驗室等科研、開發機構，享受國家相關優惠政策。

二是幫助私營企業拓寬投融資渠道。針對私營企業的特點，允許銀行收取貸款審核評估和貸款執行監督費等激勵措施，擴大對私營企業的貸款。利用資本市場，採取多種方式拓展私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對符合條件的私營企業，支持其發行企業債券、發行股票。積極支持省內上市公司與私營大企業、科技企業的嫁接，通過參股、控股、資產置換等資本營運方式盤活上市公司資產存量，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三是着力改善發展私營經濟的法制環境。通過制定地方性法規，以立法形式解決影響私營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對涉及個體工商户、私營企業的財產、土地使用權、知識產權、企業名譽權、自主投資權、生產經營權、自營出口權、用工權、與其他所有制企業享受同等優惠政策權、合法證照使用權、依法獲得資金支持權、知情權等12項主要權益，都作出了具體的規定，使私營企業與其他所有制經濟享有平等的地位。堅決取消各種不合理收費，取消行政性企業管理費，取消帶有盈利性質的收費，取消藉助中介機構形式轉移收取的費用。

四是不斷拓寬私營經濟發展領域。進一步放開產業限制，加入wto後逐漸向外資開放的領域首先向私營企業開放。允許私營企業進入公共部門，即政府對有穩定收益的城市基礎設施項目和部分社會事業項目不再進行投資，留給私營企業。鼓勵和引導私營企業投資於成長性好的如教育、環保、旅遊、市場中介、社區服務等產業。政府有關部門在核發行業許可、資質等級證書時，要一視同仁，採取同一標準。改革企業註冊方式，簡化前置審批和登記手續，降低市場準入門檻。

3、周邊和沿海發達省私營經濟政策效果

一是私營經濟勇挑大樑。2014年，浙江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非國有單位佔61％；全社會從業人員，非國有單位佔92.4％；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非國有單位佔90.6％；全省工業增加值，非公有企業佔59％；實現利潤總額，非國有企業佔91％；上交税金總額，非國有企業佔78.1％。至2014年底，江蘇全省共有私營企業22.5萬户、從業人員291.3萬人，私營企業數居全國首位。江西個體私營經濟規模不斷壯大，質量明顯上升，呈現出持續發展的良好勢頭，日漸成為全省工業經濟的新“亮點”。到去年底，江西共有私營企業3萬户，註冊資本達197億多元，同比增長24.89％；私營企業增加值增長37.7％，發展速度高於全省企業平均水平27.1個百分點。

二是規模層次不斷提高。2014年，廣東省有私營企業21.1萬户，資本在 100萬元以上的有1.8萬户，全省私營企業已組建

企業集團240户，有限責任公司6.17萬户，註冊資本1000萬元以上的2291户，其中億元以上的41户。福建省註冊資金在10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620户，私營企業集團達89家，比上年增長15.6％。江蘇省註冊資金在100萬元至500萬元的私營企業有16124户，註冊資金在10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有1148户，私營企業集團達78户。江西省去年個體工商户平均註冊資金山上年同期的0.96萬元增至1.16萬元，私營企業則由59.28萬元增至68.86萬元。全省註冊資本500萬元至1000萬元的私營企業增長了90户，達486户，增長22％以上；1000萬元以上的增長44户，達186户，增長近一半。

三是發展空間明顯擴大。福建省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全省擁有外貿進出口權和自營進出口權的私營企業121家，有從事生產出口產品和進出口貿易的個體工商户、私營企業1353户，出口創匯摺合人民幣38.72億元，比上年增長40.8％，增幅比上年提高了26.1個百分點。至1999年末，個體私營經濟通過各種形式的產權組合，共承包、租賃、購買、兼併國有虧損的小型企業438家，扭虧金額3500萬元，安置待崗、下崗職工2，6萬人。江蘇私營經濟的新興企業比較活躍，特別是各地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經濟、諮詢、評估等市場中介組織日益活躍，許多原來的市場流通大户開始轉向總經銷、總代理，呈現出現代貿易公司的良好勢頭。江西私營經濟還表現出一種向城鎮集中、向工業化方向加大投入、向農業產業化方向發展的勢頭。隨着產業結構的逐步調整，上半年全省城鎮私營企業已達 1.77萬户，佔總數的65％以上，較上年底增長2個百分點；個體工商户25萬多户，佔總數的46％，較上年底增長4.4個百分點。

四是科技含量穩步提升。江蘇在全省認定的1000家高新技術企業中私營企業佔1／3強，大批科技型私營企業以其技術、人才、機制方面的優勢，規模迅速擴大，已具有較強科技開發能力。目前，福建全省約有科技型個體户和私營企業 696户，註冊資產達4.37億元，年技工貿收入1.45億元，有23項產品填補了省內外空白。江西省私營企業科技創新意識增強，產品科技含量增加，呈現出令人欣喜的發展苗頭。南昌高新技術開發區，11户獲得國家科技基金扶持的科技型企業中就有6家為私營企業。

三、我省私營經濟發展情況與外省橫向比較

1、我省私營經濟發展現狀和特點

一是私營企業發展速度加快。2014年我省結束了近年來在私營企業發展速度上停滯徘徊的局面，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良好勢頭。與2014年相比，全省登記註冊私營企業30405户，增長22.62％；註冊資本290.4億元，增長45.07％；全年實現總產值194.6億元，增長7.96％；銷售總額202.6億元，增長3.43％；社會商品零售額147.1億元，增長16.53％。

二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隨着私營企業的發展，其行業分佈越來越廣泛，行業結構日趨合理。私營企業在第一、二、三產業的比重，1996年為1.4％、53.87％、42.8％，到2014年，其比重分別為1.45％、38.15％、57.22％，第三產業發展迅速，中介服務、信息諮詢服務、旅遊服務等新興服務行業增幅顯著，行業分佈日益廣泛，產業結構趨於穩定，適應了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的要求。

三是私營企業規模檔次穩步提升。“九五”期間，我省私營企業出現了兩個發展趨勢：一個趨勢是公司化。1996年以前，私營企業大部分以獨資和合夥企業的形式存在，有限責任公司僅6462家，近年來自然人投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迅猛發展，2014年15882家，增長2.46倍，2014年達21206家，佔私營企業總數的69.75％。第二個趨勢是集團化。湧現了遠大空調、三一重工、成功集團、迅達集團一批產值過億元的大型骨幹私營企業。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註冊資本1000萬元以上的有261家，私營企業集團20個，產值過億元的有15家，淨資產過億元的有6家。創智成為首家“借殼上市”的私營公司。

四是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逐年增多。據統計，1998年至2014年，全省個體、私營企業累計納税144億元，其中2014年為42億元，是1990年的3.6倍，1995年的2倍。近年來，全省有2570傢俬營企業參加國有、集體企業改制、改組，盤活國有、集體資金59億元，使得25萬職工重新上崗。2014年全省個體私營企業從業人員240.8萬人，已成為安置下崗職工就業的重要渠道。

五是發展環境日趨優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政策進一步放寬，輿論環境日益改善，經營環境有所改善。1998年，省委、省政府印發了《關於加快我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若干規定》等文件，2014年省政府出台了《湖南省關於鼓勵非公有經濟投資的若干意見》，各地各部門也出台了一些配套政策和措施。國民經濟大多數行業和領域對個體私營企業開放，在貸款、用地、出口、市場準入、融資等方面的政策日趨放寬。1997年、1998年省委、省政府連續兩年召開全省私營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擴大規模、提高檔次、增進效益、繼續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放手發展城鄉個體私營經濟”的方針，統一了思想認識。隨着政府職能部門推行政務公開，辦事公開，各級政府大力優化經濟環境，“三亂”行為得到了一定遏制，私營經濟的權益日益受到重視。

2、湖南與外省私營經濟現狀比較

縱向比較，我省私營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與全國橫向相比，尤其是與沿海發達省市相比，差距也是明顯的。

一是企業總量少。1999年我省私營企業户數只有2.6萬户，2014年為3.04萬户，在全國排位由1999年的第16位降到2014年的第19位；廣東省由1999年的16.1萬户，2014年增加到21.1萬户，始終保持在全國的前列；2014年，浙江為20.88萬户，江蘇22.55萬户，上海17.64萬户，湖北5.84萬户，江西2.94萬户。我省私營企業户數不僅遠遠低於

動態和國際市場方面的信息服務。積極、主動地為私營企業解決在創業和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問題。特別是要切實解決貸款難的問題，建立貸款擔保和信用機制，建立創業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為起步經營有困難的個體工商户和中小私營企業提供資金扶持，緩解資金短缺、貸款難問題。各級政府和各有關部門要從根本上進行職能轉變，強化服務意識，簡化辦事手續、公開辦事程序，強化政策法規的力度，創造政策優勢，優化政策環境，切實改善對私營經濟的服務。要根據有關政策和管理規定，制定支持私營經濟的具體措施，並要落實到位。嚴肅查處“四亂”行為，切實認真維護個體工商户、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

湖南與全國及外省私營經濟發展比較(第5頁)一文由蒐集整理，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第四篇：湖南與全國及外省私營經濟發展比較

私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引導私營經濟健康發展，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任務。改革開放以來，我省私營經濟取得長足的發展，但從全國範圍的私營經濟發展情況來看，以及與沿海發達省市和周邊省區相比較，尚有許多值得思索和借鑑的地方。

一、全國的私營經濟發展情況

1、全國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

我國的私營經濟從改革開放前的瀕臨滅跡到現在的健康快速發展，政策環境的改善是根本性因素。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頒佈了一系列鼓勵個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法規和文件，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其中得益於黨的富民政策，得益於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益於國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

首先，十一屆三中全會從調整所有制關係入手，提出“社會主義初期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1992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多種經濟成分將與公有制長期並存，共同發展，尤其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發表，關於“三個有利於”原則的論述，使各級地方政府對於發展私營經濟有了新的認識。199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五大，對社會主義階段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在理論上有了重大突破，明確提出“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的方針：“對個體、私營經濟要繼續引導、鼓勵，使之健康發展”等論斷的提出，極大地推進了中國共產黨和全社會的思想解放，為人們從認識上、觀念上打破發展私營經濟的顧忌掃除了障礙。在搞活國有經濟的同時，支持、鼓勵私營經濟健康發展，已成為貫徹黨的十五大精神，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標誌之一。

第二，1982年12月，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把發展和保護個體經濟寫入《憲法》：“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賦予了私營企業受憲法保護的合法地位。199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修改“憲法”，把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重大決策載入了國家根本大法，從而為其它相關法規及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據，營造了全社會關注和保護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法制氛圍，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大環境，為私營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據。

第三，繼1987年國務院頒佈了《城鄉個體工商户管理暫行條例》之後，1988年國務院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了三種私有制結構，即獨資，合夥和有限責任。國家還於1997年和1999年相繼出台了《合資企業法》和《個人獨資企業法》。

2、全國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效果

由於政策環境的極大改善，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社會大背景下，私營經濟進入了一個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黃金時期，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得到全社會的普遍認同。

一是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國私營經濟數量和經濟實力穩定增長。截至 2014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數為202.85萬户，從業人數為2713.86萬人，註冊資本為1.82萬億元，分別比始有統計數字的**年增長了21.39倍、12.74倍和215.81倍。

二是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2014年，全國個體工商業共創產值7320億元，比上年增長2.2l％；實現銷售總額或營業收入19647.87億元，與上年持平；社會消費品零售額11499.23億元，比上年增長1.32％；出口創匯摺合人民幣55.92億元，比上年增長6.88％。私營企業共創產值12316.99億元，實現銷售總額或營業收入11484.24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額6245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4.69％、16.19％、7.42％。出口創匯私營企業達16358户，比上年增長29.24％；出口創匯摺合人民幣913.47億元，比上年增長23.28％。

三是成為創造市場活力、拉動經濟增長的基本力量。私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年為0.57％，2014年為20.46％，比**年提高35倍。“八五”時期(1990-1995)我國工業總產值平均增長22％，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分別增長48.6％和62.7％，“九五”時期儘管受一系列國內外環境影響，仍以10％以上速度增長。近10多年來，平均增長率在50％以上，1994年曾高達170.1％，遠高於同期gdp的增長率。20多年來，我國約50％以上的出口交貨值是私營企業創造的。

四是緩解了國企深化改革過程的壓力。私營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所有制結構調整，拓寬了就業領域，併成為國有、集體企業職工下崗再就業的重要渠道，為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14年，全國個體工商業共安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83.32萬人，其中下崗職工作為投資人的有43.54萬人；私營企業共安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58.61萬人，其中有9.69萬下崗職工作為投資人創辦了私營企業。

二、東部沿海發達省和周邊省區私營經濟的發展情況

1、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省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省私營經濟超速發展，“九五”期間一直位居全國前列。私營企業在東部地區比重較大，全國半數以上私營企業集中在東部地區，並呈穩定、快速發展態勢。2014年東部地區户數佔全國83.54％，6個過10萬户的省份均集中在東部(其中江蘇、浙江、廣東超過20萬户)，淨增長量均在萬户以上。其扶持發展私營經濟的主要特點：

一是政策出台早，扶持力度大。沿海各省很早就通過法律形式出台了一系列促進和保護私營經濟的法令法規。早在1981年廣東省就制定了《城鎮個體工商業若干政策暫行規定》，90年代初福建省制定了《加快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的暫行規定》等政策。江蘇省對私營經濟發展工作明確要求，努力實現私營經濟發展高於全省國民經濟平均增長速度和周邊省份的增長水平。山東省對扶持私營經濟發展，提出“三同三不”，即對私營企業與公有制企業實行“同環境、同政策、同待遇，不加碼、不歧視、不干擾”。

二是引導私營經濟向高新技術領域發展。沿海各省很早就把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用高新技術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作為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關鍵環節，把“科教興省”政策措施作為發展戰略。廣東80年代後期就提出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制定了“依靠科技進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政策，江蘇省制定了“關於依靠科技進步振興江蘇經濟”的若干政策措施，福建省制定了《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和實施細則，從政策上對私營經濟進行引導和給予大力扶持。山東省鼓勵支持私營經濟參與國際競爭和加快技術進步，“十五”期間，每年確定一百項重點私營企業技改項目和一百項技術創新項目，分別納入全省技改項目和創新項目導向計劃。

三是上規模上檔次，走特色經濟發展之路。調整產品結構，不斷調整內部管理機制，促進生產要素向優勢產品聚合，使私營經濟不斷向生產型、外向型、科技型、綜合型發展，規模層次不斷提高，壯大了一批骨幹企業，形成了一批大型企業集團，是沿海各省私營經濟組織結構調整的重點。培養特色產業和名牌產品，着力培植高新技術等新興產業，提升產業高度是各省私營經濟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的核心。江蘇省在迅速擴大私營經濟總量的同時，依託江蘇的產業基礎和人才條件，着力在私營企業做大規模和提升層次上，在發展私營科技企業上取得突破，儘快形成明顯的比較優勢。浙江私營經濟發展的戰略取向是，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高層次上依靠特色經濟之路。

四是鼓勵私營企業全方位參與市場競爭。自1998年起，廣東省各地有關部門出台了關於上市融資、信貸、進出口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創造平等競爭環境。江蘇省進一步釋放私營經濟的巨大增長潛力，激活民間投資，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國有、集體企業的改組改造，參與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參與農業資源開發、農業產業化經營。浙江發展私營經濟依靠市場取向，將資源配置的範圍從依靠省內區域市場，發展到依靠全國大市場，再到注重面向國際大市場；資源配置的領域從能源、原材料，擴展到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生產要素。

2、周邊省區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環境

與周邊湖北、江西、廣西幾個省區相比較，我省私營經濟發展步伐不算太慢，僅次於湖北。但近年來這些省都在積極營造私營經濟的寬鬆環境，其發展速度不可小看。這幾個省的政策環境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進一步放寬私營科技型企業發展政策。科技、計劃、經貿等部門把私營科技項目納入科技與經濟發展規劃，並從中篩選一批技術含量高、市場前景好的項目給予必要的資金支持；私營企業用於技術開發購買國產設備的部分，允許同國有、集體企業一樣享受抵扣50％的應納所得税優惠；以出口信貸方式支持私營科技企業出口產品；私營企業興辦中試基地、工業性實驗基地、工程技術中心、開放試驗室等科研、開發機構，享受國家相關優惠政策。

二是幫助私營企業拓寬投融資渠道。針對私營企業的特點，允許銀行收取貸款審核評估和貸款執行監督費等激勵措施，擴大對私營企業的貸款。利用資本市場，採取多種方式拓展私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對符合條件的私營企業，支持其發行企業債券、發行股票。積極支持省內上市公司與私營大企業、科技企業的嫁接，通過參股、控股、資產置換等資本營運方式盤活上市公司資產存量，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三是着力改善發展私營經濟的法制環境。通過制定地方性法規，以立法形式解決影響私營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對涉及個體工商户、私營企業的財產、土地使用權、知識產權、企業名譽權、自主投資權、生產經營權、自營出口權、用工權、與其他所有制企業享受同等優惠政策權、合法證照使用權、依法獲得資金支持權、知情權等12項主要權益，都作出了具體的規定，使私營企業與其他所有制經濟享有平等的地位。堅決取消各種不合理收費，取消行政性企業管理費，取消帶有盈利性質的收費，取消藉助中介機構形式轉移收取的費用。

四

第五篇：私營經濟發展與官員腐敗

私營經濟發展與官員腐敗

--對1998年至2014年省部級官員違紀案中涉及 私營企業情況的分析

(摘自《理論動態》2014年第1636期)

一、私營經濟發展中的問題與腐敗的關係

 我國私營經濟主要是在改革開放，特別是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進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的。受各種因素影響，二十多年來黨和政府對私營經濟的認識，以及相應的政策和法律法規也經歷了一個不斷調整變動的過程。

 考察私營經濟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今天私營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來之不易。我國的私營經濟基本上是從個體户、"夫妻店"、掛靠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等形式逐漸完成原始積累，不斷成長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依靠黨的政策和個人的一技之長，通過艱辛的創業蕕得成功。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問題，在私營經濟快速發展和法律地位已經明確的今天，應當清醒地看到，私營經濟發展進程中仍存在很多問題，特別是這些問題與當前腐敗問題有密切的關聯。

 從某種角度講，私營經濟創業和成長於新舊體制、機制、制度相互衝撞的過程中。在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變乃至市場經濟初步確立後的相當長時間內，仍將存在體制、機制和制度不完備的問題，即便是現存的法律或制度也不就是天然正當或合乎公理的。因此，私營經濟在發展中不可避免地會不斷出現一些私營企業為了私人利益而利用國家法律法規的漏洞或者超越當時的法律限制的問題，即所謂的打"擦邊球"。實踐表明，相當一批私營企業把與官員相互利用的手段，運用到自我利益的保護和獲取中。對個別利慾薰心的私營企業主來説，拉攏腐蝕官員、搞錢權交易更是其發家暴富的最快捷方式和唯一選擇。實際上，前一階段新聞媒體討論的"民企原罪"問題，某種程度上揭露的就是部分私營企業在資本原始累階段存在的問題。而出於理想信念、價值取向、道德觀念、物質享受等多方面的畸變，一些官員或者與對其拉攏腐蝕的私營企業主一拍即合，或者主動尋求與私營企業主"聯姻"，由此形成了官員與私營企業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結。

 從紀檢監察機關近些年查辦的大量案件來看，揭露出來的相當一批官員的腐化墮落背後，都有數量不等的私營企業從中推波助瀾，官員與私營企業的相互相利用、相互勾結問題已經表現得十分突出。以1998年至2014年處理的省部級官員違紀違法案件為例：6年間，中央紀委監察部直接處理的省部級官員違紀違法案件109件。其中，經濟類違紀違法案件74件，佔679%。在經濟類違法案件中，涉及私營企業的36件，佔4865%；其中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27件中有23件涉及私營企業，佔852%(詳見附表1)。實際上，根據統計，其他級別官員的違紀違法案件特別是經濟類案件中，也存在大體相同的情況。可以説，當前的腐敗案件,特別是嚴重的經濟犯罪案件中，官員與私營企業的相互利用和勾結，已經成為經濟類案件，特別是經濟犯罪案件的突出特徵 。

 私營企業與官員相互利用、相互勾結，涉及的雖然只是極少數私營企業主，但其產生的危害後果不容忽視。在經濟層面上，它破壞了市場經濟正常的運行環境，導致市場混亂，危及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在政治下，它不僅腐蝕仕風，敗壞官德，而且權錢結合將破壞政治結構，損害政權的合法性，危及黨和政府的執政基礎；而對官員和私營企業來説，一旦事發，官員輕則紀律處分，重則鋃鐺入獄，而看似有如神助的私營企業則更是在飲鴆止渴，不僅為企業發展埋下了巨大隱患，而且在事發後，輕則面臨道德拷問，重則私營企業主成為階下囚，企業發展停頓、甚至破產。

 二、私營企業與官員相互利用的主要特點

 (一)私營企業與官員相互利用的基本形式

 根據對1998年至2014年間的23起涉刑案件中私營企業與省部級官員相互利用的方式的統計，私營企業與官員的相互勾結的形式多樣：

一是漸進型。由於省部級官員位高權重，相對來説不好接觸，因此，在這23案件中，採取直接給予重金"搞定"方式作案的情況少見，主要是針對官員的喜好，投其所好，逐步侵蝕拉攏。如，胡長清案中，江西奧特集團總裁周雪華髮現胡貪財好色的特點後，多次花重金從外地找妓女供胡嫖宿，由此與胡建立了非同尋常的關係，進而為自己謀取工程、獲得貸款。據統計，95%的案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這種漸進式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結的方式。

 二是迂迴型。通過打通官員的家屬、身邊工作人員等環節，從中謀取利益。李嘉廷、麥崇楷、田鳳岐等案件中涉及的個體户和麼營企業主，大多就是通過其子女或與其子女共同經商等方式謀取利益的。據統計，65.2%的案件中都存在這種作案方式。

 三是色誘型。主要是通過女色引誘獲得利益。這其中既有當事者本人通過與官員的不正當兩性關係獲利的，也有通過提供女色為自己謀利的。前者如雲南某私營企業主徐某某(女)就通過與李嘉廷的通姦關係，在短短兩年時間裏，由李嘉廷幫助直接獲利1800萬元；後者如劉方仁案中，私營企業主陳某得知劉與某賓館理髮員鄭某某相熟後，極力鼓動鄭與劉建立情人關係，為兩人建立、保持不正兩性關係提供場所、交通工具等便利條件，並送給鄭某數10萬元，然後通過鄭找劉為自己謀取了總價款8000餘萬元的工程。據統計，143%案件中存在這一問題。

 四是介紹型。主要是通過高級幹部、重要人物的介紹，使有關官員助其謀利。如，樑耀華走私集團就是通過李紀周的介紹，認識了時任海關總署副署長的王樂毅，並最終在王的幫助下獲得了興建保税倉、變更倉址的批文。王雪冰案中，一私營企業主也是通過中央國家機關一名幹部的介紹認識王后，不斷公關，獲得鉅額貸款。

 實踐中，上述幾種做案方式往往被交織使用，特別是第一、二種方式並用的情況是私營企業與省部級紀官員相互勾結的主要方式，佔到了總數的609%，"殺傷力"很強。 最新的一些案例還表明，在私營企業主與官員之間的關係上，已經不再是私營企業主單向尋求官員辦事，個別私營企業主還開始出錢出力，為官員拉關係，幫助其獲取榮譽，晉升職務。這表明私營企業與官員的相互利用、錢權聯合進一步加深，其中隱含的內容很多，值得高度警覺。

 (二)私營企業與官員相互利用涉及的領域

 與其他一般違紀違法案件相比，私營企業與官員勾結謀利涉及的領域比較集中，特點鮮明。根據對36名為私營企業辦事牟利的領導幹部所辦的121件事的統計，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一是資金問題。主要涉及借款、貸款、為借、貸款提供擔保，開具信用證、資金證明，幫助集資、協調、審批資金審批額度，追收拖欠款等方面，共27件，佔總數的223%。二是承攬工程問題，為21件，佔174%，主要涉及項目審批、工程承包、招投標、提供作對象、提供內幕信息等問題。三是土地審批問題，主要涉及經營性用地的立項、審批、土地轉讓、協議出讓、變更用地規劃等問題，為18件，佔149%。四是辦理證照、批文問題，主要涉及企業各種執照、證章、車牌、批文等，為15件，佔124%。以上四類問題佔到官員為私營企業謀取利益總數的67%，私營企業從中獲得的利益最大、最多。

其他類型主要有：解決子女上學、就業、謀取政府職務、介紹關係等。

 (三)私營企業與官員相互勾結作案涉及的金額巨大

 從對23名涉及私營企業的省部級官員經濟犯罪案件涉案金額的統計看，涉及私營企業主所送錢物高達147億元以上，佔全部涉刑案件總金額數的908%，是同期省部級官員其他經濟犯罪案件涉案數額的247倍，程度十分嚴重。

 當然，從私營企業的角度看，這種鉅額付出是物有所值的。私營企業主往往以此為代價，

從中獲得數倍、數十倍的直接利益。實際上，如果加上私營企業從中間接所獲利益，並考慮到犯罪黑數的存在，私營企業通過與官員的相互利用和勾結，所獲利益往往是其付出的幾十倍，甚至更高。

 三、私營企業與官員相互利用問題產生的原因

 私營企業與官員相互利用問題的產生既有個案因素和明顯的具體行為人的特點，但其中也反映出深刻的體制、機制和制度方面的原因。

 一是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制度還不健全，制度漏洞多，為私營企業和官員的相互利用、勾結提供了空間。特別是我國是一個以行政權為主導的國家，行政權對社會資源的分配影響巨大。同時，我國也是一個後髮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需要集中社會資源搞建設，長期以來又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這在客觀上強化了權力，特別是行政權的影響力。前述統計中所有涉及私營企業的經濟類案件中，36名省部級官員主要是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的主要領導就是這一問題的反映。在這樣一種環境下，無論是謀求發展的私營企業主，還是追逐銅臭的非法分子，都把目光集中到那些掌握實權的官員身上也就不足為奇了。實際上，也正是因為權力的關係，私營企業所"傍"官員的級別基本與其獲得的利益成正比。

 二是私營企業發展環境尚待改善。主要體現在：所有制歧視，政策環境不公。私營企業在市場準入、資源配給、資金供應、信息佔有、税收環境、技術支持、人才引進、公共服務甚至政治動員等方面受到的約束很多，市場地位不平等；行政審批、監管多，收費多、手續繁瑣、管理、服務不力。這些問題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私營企業發展。以姿金審批問題為例，我國私營企業屬自發發展，起步時間短、投資少、規模小。隨着企業發展外向擴張動力的增強，資金不足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特別是十五大以來，私營經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對資金的需求更加強烈，單純依靠內部積累遠遠不能滿足私營企業擴大投資的要求。但受所有制歧視及借、貸款手續繁瑣、額度小、利率高、擔保要求高、證券市場準入門檻高、整頓民間借貸等因素影響，私營企業很難得到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這就在客觀上使一些私營企業通過送禮、行賄等非法手段獲取資金，甚至為此不擇手段。因此，在前述統計中，此類問題居於首位是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的。再如，以土地審批方面的違紀違法案件來看，既與土地是一種高稀缺性不可再生的資源，在房地產行業多年來利潤居高的情況下，競爭烈度增大有關，同時也與現行土地徵用審批手續繁瑣、透明度低、規劃隨意性大密不可分。

 三是私營企業從業人員總體素質有待提高。當前，私營企業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水平、經營作風、經營理念、企業文化等存在很大缺陷，這也是其走上利用勾結官員謀利之路的重要思根源。實際下，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告誡的那樣，"企業與權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遠的。"同時，私營企業內部管理混亂，財務無序等問題嚴重，也為其在利益上誘導官員腐敗提供了條件。

 四、從發展的角度解決私營企業與官員相互利用問題

 解決官員與私營企業相互利用，避免權貴階層的滋生蔓延，除了必須從防止官員腐敗角度進一步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反腐敗工作，對發現的極少數腐敗官員進行認真查處，依紀依法懲處，並大力加強制度反腐建設，以制度減少腐敗、制約腐敗外，關鍵的一點還在於必須從發展的角度，從推動和促進私營經濟發展的層面上，真正按照黨的十六大精神和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要求，進一步深化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和制度，來尋求解決官員與私營企業相互利用、相互勾結問題的根本辦法。

 一是正確認識私營經濟的性質、地位，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基本的經濟制度，進一步明確和堅持私營業主和個體户都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保障和鞏固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推動私營企業主與社會各階層的和諧共徵，不因其在發展中存在的某些問題而改變這些看法。

 二是消除所有制岐視，為私營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公平競爭環境。政府要堅決地退出某些領域，允許私營經濟平等進入，把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等同等地作為市場競爭的主體，給予公平對待。既使私營企業享有完全平等同等地作為市場竟爭的主體，給予公平對待。既使私營企業享有完全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更保障私營企業有充分的創業和經營自由。

 三是切實貫徹憲法關於保護公民合法的個人財產的精神，在及時清理、廢止原有的對發展私營經濟構成壁壘和障礙的政策、法律法規的同時，在政策及部門法層面進一步制定具有操作性的保護私有財產、促進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規，加大對私營企業的扶持力度，使私營經濟可以無顧慮地健康發展，不用為企業的發展尋求保護，找"靠山"。

 四是改善政府對私營企業的監管、服務，更新觀念，強調權利和義務相統一，切實為私營企業發展服務，特別是政府要放棄某些權力--政府的權力越多，市場準入的門檻越多、越高，則"法令滋彰，而盜賊多有"，私營企業與官員的相互利用和勾結的空間就越大。

 五是依法處理私營企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一切市場主體都應得到公正、公平的對待。那種認為要推動私營經濟發展就要對私營企業中存在的問題網開一面的認識是錯誤的，要要保護私營經濟，加強對私營企業的指導、引尋的同時，對私營企業中出現的各類違法問題，要敢於和善於是什麼問題就按什麼問題依法外理。

(摘自《理論動態》2014年第16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