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伯格曼，人們印象中最深的不外乎是《野草莓》、《假面》還有那沉默三部曲，作為電影界的藝術巨匠，每一部影片都帶着濃厚的哲學與人生思考意義，而有一部影片讓人常常忽視，它同樣是一部伯格曼式電影，這部影片給我帶來了內心的震撼，那便是——《呼喊與細語》。
影片的原文是Viskningar och rop，有人也翻譯為“哭泣與細語”，但我覺得“呼喊與細語”也許更貼合影片內容。《呼喊與細語》被稱作是伯格曼在他系列女性探索主題上的巔峯之作，下面談談我對這部影片不同層面的見解。
一、紅、黑、白
這部影片的色彩運用模式想必使每一位觀者都印象深刻，紅白黑僅三種顏色就完成了一部影片。以紅色為背景色揭幕了影片，紅色牆壁與紅色的地毯，酒杯中的紅酒；主人公穿的白色衣服，白色的窗簾；主人公的黑色衣服。本片以紅色揭幕，以紅色落幕。
紅色是許多導演最喜歡運用的色調，那麼紅色意味着什麼呢？英格瑪·伯格曼解釋這部電影中紅色的運用：“‘哭泣和低語’是一種對心靈的探索。從孩提時候開始，我就想象靈魂應該是一個潮濕的膜，是形狀不斷變化的紅色。”紅色對於他而言，是“internal”(內部的顏色)，代表着“the inside of the soul” (靈魂深處) 或者“the moist membranes in shades of red” (紅色的潮濕的薄膜)。
在這個紅色房子裏生活的四個女人，以艾格尼絲身患絕症為整部影片的線索，紅色對於她們而言，既帶着死亡的氣息，又代表着靈魂對她們的拷問。影片中有四個以紅色為濾鏡主人公們的特寫鏡頭，而這個鏡頭的色彩又是紅黑兩色的對比，只照射着主人公們的半邊臉，那一紅一黑的臉是自我矛盾的象徵，而後展開的便是主人公的過去回憶或者也可以説是夢境，揭示出每個人其實都有着自己內心中的陰暗面，都有着不可言説的過去。
主人公衣着顏色主要是白色與黑色。白色一方面象徵着純白，每個人在這個紅屋子發生的故事都把自己的真實一面都表露無疑地展現出來，但白的極致又象徵着蒼白——毫無生命氣息與活力。黑色象徵着莊重、沉悶與封閉，除了艾格尼絲死後其他人穿着黑色喪衣表示悼念外，卡琳常穿着緊身的黑色衣服，令人難以接近，她不願與任何人親近，帶着失去愛能力的分裂型人格用玻璃劃傷自己的性器官，表示對丈夫意願的抗議。
全片中作為唯一穿過紅色衣服的瑪利亞，紅色對她而言代表着慾望與貪婪。她是姐妹中最受母親寵愛的小女兒，也是男人們心中的美麗尤物，與卡琳恰恰相反，她給人表現的是無私的愛能力。與情夫醫生勾結，她丈夫因妻子的出軌而選擇自殺時，她表現出的是冷漠，影片中情夫對有着最直白露骨的剖析，揭示了她友善面具下的自私與貪婪。
二、鏡頭語言藝術
伯格曼的這部電影可以算作典型的“室內劇”，這也是得益於伯格曼對於斯特林堡的推崇。伯格曼自己也曾經説過影片的女主人公取名為艾格尼斯，藉此向斯特林堡致敬。所以為了完成影片從室外到室內的場景轉換，影片開頭的幾個鏡頭的連續也是有考究的。從雕塑的背影的鏡頭，再到莊園的鏡頭，最後定格在樹、雕塑和房屋在一起的鏡頭，在引入房屋這一客體之後，影片通過紅色淡入進入了室內的場景之中。伯格曼用開場的幾個鏡頭非常順暢的完成了場景轉換的這一任務。
雖然簡單的開場只有短短的幾個鏡頭組成的場景，卻也藴藏着主體的轉換。前文也一直提及影片以淡藍的色調下一背對的雕像特寫為開場，其實這個雕像雕刻的正是俄耳甫斯。所以，在影片開場的第一個鏡頭中，伯格曼讓俄耳甫斯的背面佔據着畫面的主體肯定也是有特殊考慮的，這樣的考慮可以從內容和形式上兩個方面達到一定的藝術效果。
從內容上説，俄耳甫斯苦苦追尋妻子卻又最終痛失的故事也許也象徵了人對於面對遺棄、死亡的痛苦做必須要做的努力一樣。這其實也是影片中幾位女性主人公所面對的艱難的抉擇，瑪利亞幻想她的丈夫自殺，卡琳用玻璃傷害自己，瑪利亞和卡琳還互相責備對方的虛情假意，即使是安娜也責備姐妹倆對艾格尼斯的遺棄。所有的矛盾的矛頭都可以指向遺棄和死亡的痛苦，而影片開場幾秒的一座靜穆的俄耳甫斯雕像彷彿就預示了人所不能逃脱的這種痛苦。
從形式上説，伯格曼用希臘神話中代表音樂的俄耳甫斯開場本身也有他自身的用意。用伯格曼自己的話説：“片名其實是借自有關莫扎特四重奏的樂評：‘聽來彷彿細語和哭泣’”。所以，在影片接下來的結構上，以四位女性主人公的視角分別展開了敍述，彷彿是把一個家庭中的故事以四重奏的形式演繹出來。同樣，我們也發現影片在俄耳甫斯鏡頭開場後，緊接着是四個環境的空鏡頭，這也在結構上塑造了一種特殊的藝術效果。
在開場的鏡頭當中，一開始就運用了兩個連續的垂直的降鏡頭和兩個水平的移鏡頭來特寫這幾組鐘錶，而這兩種鏡頭的運動本身就帶有一種情感傾向。垂直的降鏡頭而非選擇採用弧形升降或者斜向升降的表達方式，加上鏡頭下降時緩慢的節奏和速率給觀眾的就是一份沉重的感覺，同時也配合了影片本身嚴肅的靜穆的情感基調。而兩個水平的移鏡頭也並非順應觀眾一般從左到右的自然觀察規律，非得讓鏡頭從右到左的推移。這也使觀眾感到一種被迫的壓力，同樣也能讓觀眾產生了一種不安的情緒。
但是在緊接着一個鐘擺和一個鐘面的靜態的特寫鏡頭後，伯格曼非常例外的運用了一個升鏡頭。讓人迷惑的是伯格曼在這個鏡頭中讓原本每個鏡頭都出現的“叮叮”的鐘表聲戛然而止。
在這幾個連續的鏡頭當中，不管鏡頭是如何運動變化的，它鏡頭的落幅一定定格在鐘面上。即使是沒有運動固定靜態鏡頭也是以先鐘擺後鐘面的方式連接在一起的。所以，在最後一個升鏡頭中，伯格曼不惜犧牲鏡頭運動的情感暗示來保證他的象徵物主體——時鐘，能夠得到強調。時鐘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物預示着死亡和生命的停止的恐怖。而這也是影片中幾位女主人公的恐懼根源之一，他們必須面對艾格尼斯的死亡的恐懼。我們也可以看到影片中時鐘反反覆覆出現在畫面之中，甚至艾格尼斯也有幾次調整時鐘的動作。
三、對人類狀態和人性的探索
“我的一生一直在跟上帝的關係問題作鬥爭。”伯格曼他的基本心態是存在主義和宗教懷疑論。而《呼喊與細語》拍攝於1979年，此時的伯格曼已經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影片中牧師説艾格尼絲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然而她在臨死前並沒有呼喚上帝的名字，而是帶着那可怕的喘息聲叫喚着“誰能幫幫我”。上帝不會再回應信徒的請求，同樣艾格尼絲也得不到姐妹們的迴應。為什麼艾格尼絲死後還魂？我猜想，那是因為她在地獄或者天堂中沒有見到所謂的上帝，感受到的只是無盡的孤獨與寒冷，因此她渴望得到人間的温暖，想得到她最愛的人的擁抱。
然而在死亡面前，人們那虛偽的面具一覽無餘。卡琳説：“沒人會按你説的做，我依然活着，我不想接觸己死的你。”卡琳的生活是壓抑痛苦的，有分裂型人格的她常常為剛才所做的事情感到後悔。而卡琳的形象塑造彷彿就是伯格曼母親的原型，他的母親正好叫卡琳•艾葛伯隆，伯格曼的童年是沒有親情可言的，他的每部影片中都體現出對親情的渴望。瑪利亞在面對愛的拷問時情節更是精彩，她用那愛憐的目光對着艾格尼絲説：“我不會丟下你不管的，你知道我現在有多難受嗎？”話語是那樣的真摯感人，但當艾格尼絲向她伸出自己已經長着屍斑的手時，瑪利亞立刻被死亡擊垮了虛偽的面孔。也許這是生物趨利避害的本能，沒有人不畏懼死亡，在死亡面前任何無私的愛都不值一提。
除了女僕安娜，每個人都是怪物。卡琳以她那理性冷漠的眼光看待周圍的一切，她會毫不留情地撕下生活的偽善，哪怕是自己，她都會冷靜地進行自我審視。卡琳對瑪麗亞説：“你知道嗎？沒有任何東西能從我面前逃開，因為我看得清所有的這一切。”面對丈夫，她也喪失了愛的本能，堅信地認為周圍的一切都是謊言。卡琳和瑪利亞在餐廳有一場精彩的對話戲，在瑪利亞的糖衣炮彈下，她曾相信了瑪利亞的話，而第二天得到的是瑪利亞的“I can’remember every silly thing.”物質的豐腴掩蓋不了情感的空虛，人與人之間有着拉不近的距離，短暫的和解也許只是瑪利亞的一時興起。
紅色屋子裏，三個女人都有回憶，安娜她的回憶呢？我們只能通過空空的搖籃，和醫生曾經為她女兒看病，得知她曾經有過一個女兒，可惜已經死了。而女人、母親、兒女、兒女離世，這些足以構成一個女人的過去，其他不知道的事情也都不重要了。熟識聖經的人會把艾格尼斯的病痛看作耶穌的受難，在安娜身上看出聖母的光輝。在艾格尼絲復活的時候，安娜先是聽到了嬰兒的哭聲，之後被艾格尼絲粗重的喘息聲取代了，實則艾格尼絲是取代了安娜女兒的位置。安娜在影片中出現了兩次露出乳房懷抱艾格尼絲的形象，身為一名母親，她也為艾格尼絲的不得好轉而痛心，而這也是艾格尼絲投身於母親懷抱的願望，她曾欠缺母愛，在安娜的懷抱裏，她才能感到舒心。但是伯格曼對安娜的命運安排也是非常殘酷的，她的親生女兒死於疾病，而她一直悉心照顧的“女兒”（艾格尼絲）也死於極度的絕望與痛苦之中。
四、呼喊還是哭泣
歸納影片的主旨大意，在我看來是伯格曼又一次探討生與死。不管是在這部影片中，還是在《野草莓》中（伊薩克教授的噩夢也常常出現沒有指針的時鐘和手術），時鐘都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物預示着死亡和生命的停止的恐怖。
影片以艾格尼絲的病痛為線索，強迫觀眾面對艾格尼絲死亡之前的巨大痛苦。艾格尼絲病痛時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喘息，死前從牀上爬起來，歇斯底里地咆哮“somebody help me.”安娜第一個面對的死亡是自己的女兒，後來的她一直用母親的角色照顧艾格尼絲，然而她再一次面對死亡。瑪利亞那自私空洞的靈魂，索求索取，希望能得到其他人的安慰，而她從來不清楚自己的問題。卡琳不相信周圍的一切，她的壓抑和痛苦，對他人的目光極其敏感，因此只能用黑色的緊身衣包裹着自己。每個人都陷入無盡的深淵，可是沒人能向他們伸以援手。
卡琳和瑪利亞唯一的一次交心長談以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曲給淹沒了。她們爭吵過後，哭着抱在一起，她們是多麼渴望一次親密的接觸和發自肺腑的交談。然而言語是無聲的，我們只能聽到巴赫大提琴的哀鳴，也許這暗示着欠缺愛的能力，兩人彼此交流的嘗試不過是一種沒有意義的徒勞努力。這種無聲的言辭與誇張的行為間構成了強大的藝術張力，讓我們的內心在無聲中振顫，直面悲劇性的事實。
影片的結尾，我們跟隨艾格尼絲的日記，走出了那一幢紅房子，帶着綠色生的氣息，三姐妹穿着白色飄裙，在花園裏嬉戲打鬧，安娜為三姐妹温柔地推着鞦韆。我們聽不見她們在交談什麼，猶如耳語。“現在，在這短短的幾分鐘，我經歷了完美。我對生命感到由衷的感激，感激它給了我這麼多。”感激生命，影片最後的一句話。於是，所有的呼喊與耳語都漸漸遠去。
《舊約創世紀》裏説，人類試圖重回伊甸園，他們聚在一起，要建一座通天塔，上帝發現了人類的企圖，擾亂了人的語言，使人們無法交流，工程無法協調，通天塔計劃失敗了。《聖經》裏的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所謂天堂，就是人與人能夠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愛。有了交流，有了理解，有了愛，即使我們最終不免死亡，孤獨也可以緩解，疼痛也可以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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