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值即正義！在這個看臉的時代，小鮮肉們、流量明顯們可以沒有演技、沒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只要顏值高，形象好，就能吸引大量的粉絲，獲取鉅額的收入。這表明現在的人們主要關注的是形象的東西，已經很少去關注背後深層次的東西。微博、抖音、快手等碎片娛樂的出現，讓我們能在碎片化時間裏獲取高強度的娛樂信息。而且這種娛樂信息並不需要我們投入思考就能讓我們感受到快樂，就這樣我們能集中注意力的時間越來越短，我們越來越不喜歡思考。以我自己為例，有段時間，我基本上每個十幾分鍾就會拿手機刷刷朋友圈，知乎什麼，而且我的注意力也越來越難以長時間集中了，思考深度也開始降低了。
遇到需要思考的長文章，我很少能一口氣用手機看完了，總是要不斷切換好幾個應用軟件的界面後才能讀完。這一卻正如阿道司·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描述的一樣，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為什麼赫胥黎的預言正在逐漸變為現實？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給出了他的答案。
尼爾·波茲曼認為媒介指導着我們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這種介入卻往往不為我們所注意。舉一個例子，鐘錶被髮明前，人類的時間觀念是根據自然界中信息來理解時間，例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鐘錶問世後，人類開始把時間從自然界分離出來，建立了時、分、秒的概念。就這樣，我們從日出日落和季節更替的大自然的時間世界中走出，投入到一個由分分秒秒組成的時間世界，於是我們變成了遵守時間、節約時間和拘役於時間的人。也許最初發明鐘錶的人只是想讓我們更精確的認識時間，可是沒想到的是人類慢慢的快變成時間的奴隸（從這個角度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現在的人越來越焦慮）。
在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中，語言文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使得文字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頭語言，就變成了一種具有語義的、可釋義的、有邏輯命題的內容。如果一個句子不能起到陳述事實、表達請求、提出問題、明確主張或做出解釋的作用，那它就毫無意義，就只是一個語法的空殼。因此，在閲讀印刷文字的過程，也是我們進行邏輯分析的過程。因此，分類、推理和判斷能力對於人來説就特別重要。所以在作者眼中，印刷時代的美國稱之為“闡釋年代”。闡釋是一種思想的模式，一種學習的方法，一種表達的途徑。所有成熟話語所擁有的特徵，都被偏愛闡釋的印刷術發揚光大：富有邏輯的複雜思維，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對於自相矛盾的憎惡，超常的冷靜和客觀以及等待受眾反應的耐心。
然而，隨着攝影技術、電報以及電視的發明和發展，一個新的時代——娛樂業的時代——慢慢佔據主導。形象慢慢的替代了語言。以電視為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形象，主持人、節目嘉賓的形象往往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信息的接受和理解。作者所處的時代，正是里根總統時代。里根是演員出身，經常説一些自相矛盾的觀點（在書中作者列舉了一條關於人們不再關注里根總統自相矛盾的觀點的新聞來佐證），不符合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所以作者認為里根能當選總統跟娛樂業時代的到來有很大的關係，作者甚至打趣道，如果第二十七任總統威廉·霍華德·塔夫脱（1908年當選）生活在娛樂業時代，那麼他的300多斤的體重一定不會讓他當選總統，哪怕他再才華橫溢。其次，電視無法展現出思考的過程，思考往往是一個無聲的、反覆斟酌的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且還很枯燥。而這種枯燥只會使得人們拿起手中的遙控器換台，所以電視節目製作人為了吸引觀眾，提供市場佔有率，會盡可能的讓節目有戲劇衝突，能取悦觀眾，抓住觀眾的注意力，就連廣告也是精心製作來取悦觀眾的。再次，電視每個節目都有時間限制，沒有充足的時間呈現詳細的信息。並且，新舊信息交替很快，時刻有新的信息出現。以新聞類節目為例，前一秒還在播報某個自然災害，後一秒則換成了某個慶典新聞。所以人們都來不及去思考某條新聞就被另一條新聞所吸引。所以，在娛樂時代，幾乎所有的信息都是以娛樂的形式展現出來。
如今，我們進入了互聯網時代，信息已是爆炸性增長。每個信息、每個自媒體、應用軟件都想抓住我們的眼球。信息以娛樂的形式呈現變得更加厲害，一直被詬病的“震驚體”標題嗎？那便是一個很好的佐證。而微博、短視頻的出現，使得每一個愉悦刺激在隨手可得的情況下，變得更加短暫，只有短短的幾十秒。這更加減少了我們的思考。
面對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作者坦言他也沒有好的應對措施，在書的結尾處，作者悲觀的寫道：
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祕感，我們才有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但我們應該怎樣培養這種媒介意識呢？我腦子裏只有兩個答案：一個純屬無稽之談，我們馬上可以否決掉；另一個成功的希望渺茫，但這是我們僅有的辦法。那個已遭否決的答案是要創作一種新型的電視節目，其目的是告訴人們應該怎樣看電視，向人們展示電視怎樣重新定義和改變我們對新聞、政治辯論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看法，而不是讓人們停止看電視。作者：晚風吻盡荷花葉
第一部分的從字母、語言到印刷術到電報、攝影術到電視，即媒介逐漸走向娛樂化；再通過第二部分描寫電視將娛樂滲透到新聞、宗教、政治、教育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來表達他的一個觀點：娛樂的破壞力強大到可以毀滅一個人、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一個國家，能夠毀滅我們的不是我們所憎惡的而恰恰是我們所熱愛的。我也喜歡娛樂文化，因為在這個社會中完全摒棄娛樂似乎是天方夜譚，但是我卻也愛印刷媒介，相比於火爆的電子書、電子雜誌，我更喜歡紙質書和紙質雜誌，也就是波茲曼所説的鉛字。
他在書中也擺出了一個事實：“印刷文字或者建立在印刷文字上的口頭語言更具有某些內容：一種有語義的，可釋義的具有邏輯命題的內容。”波茲曼在用赫胥黎的預言警告我們，娛樂正在改變我們的話語形式，攻擊我們的文化。
我認為，對於每一種思想的新工具，有時是得大於失，有時候是失大於得。我們在或毀或譽時要十分小心，因為未來的結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這本書是對20世紀後半葉美國文化中最重大變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術時代步入沒落，而電視時代蒸蒸日上；電視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務領域的內容，都不可避免的被電視的表達方式重新定義。
書中勾畫了美國官員、新聞記者、律師、教育家等各色人等的電視形象，説明圖像給人類感官和思維帶來的影響。又通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辯論、電視競選、教會佈道、學校教育等案例，揭示出這樣一個道理：娛樂使人不再思考。《娛樂至死》向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將毀於我們所熱愛的東西！
本書金句
雖然文化是語言的產物，但是每一種媒介都會對它進行再創造——從繪畫到象形符號，從字母到電視。
任何認識論都是某個媒介發展階段的認識論。
在信息的海洋裏，卻找不到一點兒有用的信息。
真理不能，也從來沒有，毫無修飾地存在。它必須穿着某種合適的外衣出現，否則就可能得不到承認，這也正説明了‘真理’是一種文化偏見。
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
常常聽人説，現在從電視和網絡上就能獲取很多知識，事實確實如此。但正如書中所言，我們從這當中所獲得的知識包含了太多的娛樂性。電視節目需要收視率，需要盈利，沒有收視率，絕大部分的節目都辦不下去。換言之，娛樂性是電視節目生存的必要手段。為了達到娛樂性，電視上呈現的節目效果，大多是剪輯後的成果。在這個前提下，我們需要警惕的是，我們從中獲取的知識，看到的畫面，是片面的，僅僅是碎片。比如對名著的翻拍，要做到完全尊重歷史、還原作品，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認為，要獲取實在、完整的知識，還是要多看書。就像公司這次“青年讀書會”活動，就是要幫助青年開拓視野、實踐歷練、知行合一，不斷提升綜合素養。
在這裏，我要引用上面徐友漁講的那句話。這是他對這本書的評價，但也是在我們讀書時該有的做法。我們要明白，放在我們面前的書，並不每本都是好書，其中肯定有殘次品。尤其是讀議論性強的作品時，尤其要保持清醒。因為往往作者説什麼，我們就認為是什麼，容易被作者帶跑。
如何去甄別書的好壞，仁者見仁。只是在書的選擇上，我倒是有這麼幾點建議：一是選擇好的出版社。畢竟這些出版社，有口皆碑，出錯率低；二是選擇好的譯者。這點適用於讀古代作品和外國作品時，因為我們大多數人看的都是譯文，是第二手資料，是以譯者的讀後感為基準所形成的，誰知道譯者期間殺死了多少個哈姆雷特，又創造了多少個哈姆雷特呢？換言之，還要學會比較，就是要看好幾本不同版本的《堂吉訶德》，選擇其中最好的譯品；三是儘量多讀史書，少看小説，各種小説。
而對於書本上學不到的，需要言傳身教的，一個人生導師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了。以前聽故事，聽成功人士講他們的奮鬥史，似乎都會提到一點：我遇到“貴人”了。尤其是公司最近舉辦了師帶徒的拜師儀式，多位師徒結對成功，更讓我覺得公司似乎就在創造一個為我們找到“貴人”的機遇。
“在這裏，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湖南人被徹底娛樂了嗎？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三天時間，讀完了《娛樂至死》，説實話，裏頭有些話並不是很理解，但波茲曼傳達的主要意思還是理出來了，那就是電視把我們帶入了一個娛樂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娛樂不再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已經成了娛樂的一部分。我立刻想到了湖南衞視。“快樂中國，快樂湖南”，多麼響亮的口號，娛樂堂而皇之成了主流，湖南人被徹底娛樂了嗎？
湖南衞視主打着娛樂牌，狠狠地徹底地娛樂了湖南人，甚至全國人。湖南衞視的新聞節目屈指可數，而娛樂節目卻數不勝數，“超級女聲”、“快樂男聲”、“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為了看這些節目，小孩可以停止正在做的作業，儘管明天可能被老師罰；老人可以戴上老花鏡，儘管戴上去感覺並不那麼舒服；男生可以停止正在激烈進行的網絡遊戲，儘管可能會被同伴唸叨；女人可以停止正在敷的面膜，儘管皮膚可能變得更差……在這些娛樂節目面前，生活似乎都變得如此不重要，説得嚴重點，生活已經成了娛樂的附屬，先娛樂一把再説。於是，我們被逗得捧腹大笑，至於為什麼要笑，我們來不及思考，也無須思考。漸漸的，我們開始喪失一種本能，一種叫做思考的本能，我們只會説，電視會告訴我們的。
多麼可怕，電視主宰了我們！這讓我想起了在看《娛樂至死》時的一件趣事，眼睛盯着書本，而心裏卻在糾結要不要回去看《刑警2010》。當這個看電視的念頭冒出來後，我已無法安心看書，多麼諷刺，電視已經如此深刻地影響我了嗎？包括我的心理和行為？我不想承認，可現實卻是如此，我合上了書本，飛奔到宿舍看起了《刑警2010》。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我們才應該是媒介的主宰，何時媒介主宰我們了？也許，我們現在應該為主宰媒介而努力了，不然，我們真的會如波茲曼所説，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曾出版過20餘部著作，包括《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響巨大的名作。《娛樂至死》發表於1985年，該書從一問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響。在這本書中，波茲曼深入剖析了以電視為主的新傳媒對人們的思想、認知方法、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向的影響，表現了西方人文學者對社會一貫的睿智和憂慮，既發人深省，也讓人對作者的深切人文關懷肅然起敬；不僅有諸多精當之處，而且表現出了作為一名學者應該持有的對社會有關發展狀況予以批判性審視的自覺性。該書自2004年由章豔翻譯出版後，在國內立刻引起熱議，並獲得2005年首屆華語圖書傳媒大獎，該書的影響力十分巨大，為研究大眾文化不可不讀之書。
波茲曼提出的觀點與當時社會文化的整體娛樂化趨勢密切相關。
從社會思潮方面來看，傳統的價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顛覆。以“節儉”、“勤奮”、“穩定”為主要特徵的社會規範逐漸被以享受和身體感官的滿足為核心的享樂文化所取代。整個社會開始注重自我個性發展、“感性解放”，相對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娛樂精神，西方大眾傳媒的娛樂化傾向越來越明顯。
從文化背景上來看，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受到愈來愈多人的歡迎，追隨商品交換法則的文化工業，讓受眾淹沒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時尚化的消費行為以及膚淺化的審美情趣之中。
從傳媒體制來看，美國主流傳播媒體的運作方式都是商業化的，營運的根本目的在於賺取利潤。而英國社會心理學家瑪羅理沃伯認為，“越不用花腦筋、越刺激的內容，越容易為觀眾接受和欣賞，這幾乎是收視行為的一項鐵律。”因此，為獲得收視率，贏得廣告客户的青睞，媒體在內容選擇、內容形態上有很明顯的媚俗取寵傾向。
總的來説，西方社會在經歷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動盪後，在八十年代終於再次安定了下來。但傳統上重視節儉和勤奮、反對縱慾享樂的新教倫理已被倡導感性解放的自由運動衝擊得七零八落。在一場轟轟烈烈的感性革命後，人們再也找不到不去享樂的理由。八十年代後美國社會開始轉型，美國民眾變得更加現實，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機統治下提供的深奧信息，他們更傾向於選擇電視時代提供的膚淺而有趣味的內容。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寫作《娛樂至死》來批評電視媒介對於人整體生活方式和社會總體存在方式的負面影響。
波茲曼認為從古至今人類的交往媒介主要經歷了三種形式，即從口語到鉛字再到電視。每種媒介對於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質中心的形成都有着決定性影響。比如在鉛字印刷出現以前的口語時代，作為生活經驗濃縮的諺語和典故受到人們重視。久經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們作為調節爭端的“法庭”判詞。而在鉛字印刷出現以後，人們更看重印刷出來的文字的權威，而不再是口頭語言。口語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賴的對象。從口語到鉛字的媒介轉換在波茲曼看來是一次巨大的智力進步，它使得話語變得更加嚴肅和理性。
但是，為了吸引觀眾，電視不得不追求節目的新鮮和刺激。時不
時地以各種奇聞軼事和娛樂噱頭來控制觀眾注意力。電視看似給我們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戰爭、災難、事故、政治、科技等無所不包。但這些信息卻幾乎沒有多大價值。它的重要性似乎僅取決於電視播放的範圍和速度，以及時為我們增添一道茶餘飯後的談資。這些信息根本無須我們“理解”，只要“瞭解”就夠了。我們只是在“看”電視，而不是“讀”。用波茲曼的話説，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們。”
不可否認，電視的娛樂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提供了一個釋放壓力的渠道。沒有哪一種節目能像娛樂節目一樣，可以如此徹底地摒棄觀眾的各種差異，在不同階層的觀眾面前實現如此平等的溝通；也沒有哪一種節目可以為範圍廣大的觀眾提供輕鬆忘我的休憩環境，讓觀眾在緊張的社會節奏下進發會心的微笑。正如波茲曼所説，“我們要反思和批判的並不是電視的娛樂性，而是一種“泛娛樂化”現象。”
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消解崇高、解構經典、惡搞歷史、窺視明星。我們的政治、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的成為娛樂的附庸。報紙、廣播、電視、電影、網絡等大眾傳媒已經被影視劇、綜藝節目、八卦新聞所充斥。“讀圖”時代確實給我們一道道視覺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時間的視覺衝擊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語的，但是如此豐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義的東西呢？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電子媒介傳達的訊息，卻忘了思考或來不及思考。如此過度的娛樂讓我們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時間和空間。
遊戲已經進行了很久， 如果還意識不到它的後果， 真是不可原諒。我們人類無法命令電子媒介時代倒退回印刷機時代，完全拒絕電子媒介是極端而愚蠢的。我們應該探索的是，怎樣去利用這些媒介——用另一種方式， 繼續我們的生活，拯救我們的文化。
莊子説“至樂無樂”。就連最倡導快樂之上的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也認為真正的歡樂在於內心的平和，而並不是感官的滿足。不知我們在一次次短暫的、批發式的快感之中，是否離真正的快樂越來越遠？成了只會娛樂卻不懂快樂的動物？
在移動互聯網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更該認真思考“娛樂至死”這樣一個命題。
《娛樂至死》這本書的封面就是一個大人牽着一個小孩的手，而大人的腦袋卻被一個電視機所替代，很快我們就能從這本書的封面中解讀到這個時代的趨勢：媒介即信息。而作者也是從麥克盧漢的這一觀點出發的，然而作者與麥克盧漢的觀點也有不同，作者更加註重的是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的大環境下，媒體，已經成為了一種潮流，正如作者所説的：每一種媒介的出現都是帶來了人們生活方式的變革，公眾的話語方式規範決定了華語的內容。
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總是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娛樂真的能致人於死地嗎？開篇的幾行字成了讀完這本書的動力，在看到奧威爾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和赫胥黎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我作為一個21世紀的人來説，更認同的是一場滑稽戲的言論。
作者在書中提到了很多種傳播文化的媒介，從最早的口口相傳到後來的報紙，電視和現在的電腦，如果作者知道有微博那一定也會寫在書中。這種趨於大眾的話題都日漸娛樂方式出現，使人們缺少了思考，談何創造呢。在這個時代裏似乎娛樂成為了一種生活狀態甚至是生活目標。這 一點印證了作者的説法“其結果是我們成為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同時我覺得我們應該認識到，作者這種觀點是基於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大環境提出的，運用到21世紀的中國似乎剛剛好。人們關心的不再是大會中提出了什麼方針和政策，關心的是那些政治家們的花邊新聞和八卦，對他們的辦事能力毫不關心。大量的信息不予篩選的就在電視節目上播出，新聞和信息鋪天蓋地的向我們大眾運來，只為了提高收視率，真正能讓人有所思有所想的內容卻一筆帶過使其無人問津。作者在書中用一種真誠方式來談論這個時代憤青的話題，同時一個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能在那麼早的時候對這種社會現象提出理論系統的研究是難能可貴的。
如作者所説的，這個時代已經不再以記憶力的好壞評論一個人的智商的高低，在印刷術發明並大規模普及以前，人類處於長久的口述文明之中，語言是主要的媒介，人們非常看重記憶力，由於沒有書面文字，頭腦必須成為流動的圖書館，文化的傳承是靠口口相傳交流和延續的；印刷術特別是印刷機普及後，人類由口述文明轉化為書寫文明，在由鉛字組成的文化裏，文字取代口述成為文化的重心，思想變得更富抽象性，語言、可解義、邏輯性成為內容的標準，思想的深度亦得以展現；攝影、電報、電視等電子媒介把人類帶到一個電子化的世界，在這種由圖像構成的語境裏，事物均以直觀的方式呈現，連貫性和邏輯性不再重要，“知道”比“理解”變得更加現實和迫切，事物的界限變得隨意而可以分離，就像蘇珊桑塔格説的“碎片式”世界一樣，“存在的只是現在，而不是任何一個故事的
一部分”。作者所擔憂的是，電子和圖像革命所產生的後果，由其作為媒介呈現出的世界在我們眼裏不再新奇有陌生感，而是自然而然。人們會不自覺接受了新媒介對於真理、知識和現實的定義，無聊、瑣碎、語無倫次變得有意義和合情合理，嚴肅的公眾話語將以娛樂的方式呈現，思考不再那麼重要，什麼都事不關己。
但是我想説的是在電子和網絡發達的今天是作者沒有想到的，電視像是得到應有的報應一樣，網絡裏面微博論壇的出現是這種公媒操控人類思想的結束，私媒以他運用人數廣和傳播速度快的特點茁壯成長，人們開始對身邊的事情發生了思考，去編輯新聞，在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不可能的，然而現在每一個人只要願意就可以成為一個記者，去發現身邊的事情，去思考，去傳播得到公眾認識的便會成為一個話題引來更多人的思考。可是私媒也是一把雙刃劍，也有很多人用遊戲人生的態度去對待遊戲新聞。
總之，這個時代使人變得需要運用在社會大環境下的常識去理解和判別信息。作者的擔憂是必要的但不是必然的，而文化在未來可能會被束置高閣，從文化中會分離出來一種信息，不是真理也不是是非，而是新聞。所以文化不會成為滑稽戲，新聞才是滑稽戲。
一開始有先入之見，認為作者想表達的是一個現象問題。正如同在他那個時代當中電視廣為普及，人們一方面驚訝於電視-這種科技擴寬了人們的視野，讓知識更為普及化，一方面也覺察到其中稍有不妥。正如同當今的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但事實上看完整本書之後才發現並非如此。科技，就任何時候而言，不存在好壞，因為它僅僅是個工具。道德屬性是人們發明創造的，正如同我們不能用人類道德去批判動物世界的好壞一樣，以道德的好與壞來評價一件工具本身就很可笑。
當然言歸正傳，在我看來，作者實際上想表達的，其實是對知識的不尊重。大多數人通過電視（網絡）輕而易舉地接觸到不同的知識。正因為如此輕而易舉，故而產生懈怠，從而不認真對待。Postman在文中舉了一個例子來説明:如果一個人在做報告過程中三番兩次不斷中斷，或是上個廁所，或是泡杯水諸如此類，聽報告的人不僅會覺得莫名其妙，更會對這場報告的專業性產生質疑，從而不認真對待。電視便是如此。當然其還以傳教和電視娛樂做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在此姑且不表。由此看來，寓教於樂，前提是教，而非樂。學習本來就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或許在幾千年前孔子已表述的非常明白: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在學習的基礎上再進行思考，思考了再學習，這才是一個完整的學習基本環節。且Postman進一步指出，娛樂化下的批量知識生產知識給予人們的是模式化的思維模式，限制了思維的多樣性。不記得曾經在哪裏看到過的一個例子，頗為相似。人的眼睛是一種很獨特的器官，我們可以看的範圍其實很廣闊，但人們通常會將焦點放在自己關注的事物上，而忽略周遭。但值得注意的是，是人們自己決定焦點在哪，但電視（或諸如此類）卻是替你決定焦點在哪。或許不是很恰當，但足以説明一二。
在本書的最後作者還提出了兩個解決辦法。其一是讓人們清楚地明白自己只是在看電視，但作者自己也承認這操作起來很難。另一個則是依靠學校教育。而在我看來，或許可以將兩者結合起來，學校應該教會學生尊重知識，認真對待學習，也該教會學生以何種態度對待娛樂。顯然，以身作則的方式更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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