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至死》這本書較為全面地解析了美國至印刷統治時代步入電視統治所時代發生的種種轉變。“媒介即隱喻”，印刷時代被作者稱為“闡述年代”，人們很少接觸娛樂文化，閲讀是他們在閒時所珍惜的，他們對待書籍理性且富有思考。電視時代被作者稱為“娛樂業時代”，人們被龐雜的信息所包圍，信息通過圖像音樂等泛娛樂化的形式表現出來，僅為博人一笑。但如今實際上我們不僅處於赫胥黎的預言下“我們將毀於我們所熱愛的東西”，而且還有奧威爾的“受制”預言。而媒介正是這其中的推手！書中的前兩章講到媒介即隱喻，媒介在文化中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主導作用，而隨着媒介的改變，文化也會相應地改變。第三、四章描述了一個印刷時代下的美國，印刷時代推動了美國教育的發展，讓那個時代的美國成為世界獨一個幾乎全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國家。
印刷時代，閲讀文化蔚然成風，全民對於文學和理性的推崇達到極點。那時候的思想交流也異常豐富，政客們不同於如今而是具有淵博的知識、清晰的思路和出色的辯論能力，常常能滔滔不絕地演講幾小時。第五章則是兩個時代的一個過渡時期，這時候電報和相機的產生改變了傳統報業。電報使新聞傳播的速度突破了火車的限制，隨之而來的是如浪潮般襲來的信息，但信息變得碎片化起來，信息脱離了人們的現實生活或者如作者所説他們僅僅成為了與他人交流的談資。相機使圖片大範圍地應用到了書報上，圖片取代了大量的文字，視覺的簡單刺激相比於文字內容更受歡迎。第六到十章中作者記錄了電視業在美國逐漸發展並“成熟應用”，在新聞中保持信息的不斷輸出；在宗教中用娛樂取代傳統苦悶的虔誠；在政治中成為展現個人魅力的秀場；在教育中知識成為娛樂。在最後一章中，作者引用赫胥黎的警告，強調要讓人們深入理解媒介所帶來的影響才有可能不走入娛樂陷阱。
《娛樂至死》這本書所著於1985年，但卻有一定的時代預見性。如今的世界正處於移動互聯網時代，相比於電視時代更加的泛娛樂化。開始階段的互聯網的門檻還是比較高的，無論是經濟方面，還是技術知識方面，可以説互聯網的早期是一批素質較高的網民主導的。互聯網也有着最初的互聯網精神開放、平等、協作、分享，使之成為一個資源共享的技術平台。不過隨着早期互聯網拓荒者的不斷開發，互聯網巨頭們也逐步崛起並站穩腳跟，奠定了如今網絡基本局面。移動端手機的出現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網絡平民化，每個人都能通過簡單可視化的操作實現上網需求。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説，這也限制了他們對於網絡的探索，把自己限制在了固定的圈子裏與互聯網最初的設想背道而馳。
媒介即隱喻，這些隱喻並非創造之初的設想，而是媒介本身固有的特質。在人們的摸索中，對媒介的這一特質的深度發掘造成的狀況則是隱喻在社會的落實和放大。現在各大平台通過娛樂來引流，壟斷着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些媒介在一方面豐富了我們的生活，一方面卻又過多的佔據着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心甘情願地被他們所奴役。就如現在的短視頻平台不斷湧現，短視頻予以人們單純的視聽刺激，比起波茲曼説的新聞節目“好？?現在”還要快餐化，幾乎毫無營養，甚至引導人們不斷地刷下去。最起碼新聞節目帶來了一定的價值信息，而短視頻則要麼是反覆拍攝的段子，要麼是單詞時尚新奇的視頻展示，這些都是以娛樂為出發點。
紛雜的東西直接湧入人們視野和腦海，以至於沒有多的時間去給我們思考。獨立思考的時間變成得奢侈，我們似乎變成了“職業觀眾”！信息繭房，大數據等是這些年來人們所議論的。大數據通過算法分析每個用户來推薦人們喜歡的東西，實現個性化推薦，聽起來是很不錯！可是反過來發現這不是奧威爾的“受制”陷阱嗎？不過這個陷阱我們大多願意待在裏面，抑或是從未有意識地發現過它的存在。網絡信息雖鋪天蓋地，但是進入繭房的只是少數類型的信息。我們待在“信息”的舒適區內不願接觸其他，帶來的後果是身處於信息海洋中的枯竭，我們將是籠中的寵物止步於有限的“空間”。
我們正處於一個移動快捷的娛樂時代，但也是一個富含知識的時代，如果我們不能正確的看待手中的工具，不能理解媒介所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帶給我們的可能是娛樂至死的渾噩生活，而非自如使用工具的理性發展生活。將思想從紛繁信息中解救出來是我們的目標！
“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羣頑強的動物，他們嚴肅又自作聰明，他們傲慢又神經過敏，他們頤指氣使假託聖言以訛傳訛，他們將錯就錯不知悔改批判愚民。”
別誤會，這首歌讚美的不是羊駝，而是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他們的確頑固又強硬，不屈不撓，但他們克服的不是自然環境，而是商業和市場。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沒多久，他們嘴邊經常掛着一個新詞“媚俗”，專門攻擊大眾的文化選擇。這個詞出自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實際上卻是被譯者篡改過的。原文KITSCH，意思是“自我感動”，拔高自己，自以為崇高。如果譯成“媚雅”還更準確，結果活生生被韓少功譯反了。韓少功是一名精英左派，這種栽贓昆德拉的勾當未必是故意，卻充分暴露了他的潛意識。不過，話説回來，當時又能有幾個知識分子不左呢？於是KITSCH被拋棄，“媚俗”大行其道，那些被昆德拉嘲笑的偽善人士打着昆德拉的旗號，振振有詞地反庸俗反低俗起來。直到今天，人們使用“媚俗”這個詞，想到不是那些“感動XX”評選，不是學校裏播放的《感恩的心》，不是餘秋雨的含淚，不是王兆山的幸福，不是于丹身體裏的盪漾之水，而是郭德綱的相聲和小瀋陽的二人轉。誰會料到，不敬神的昆德拉在中國，竟成了弘揚主旋律、剷除雜亂音的理論權威。與其説是造化弄人，還不如説中國的山寨精神太強悍，俯卧撐、躲貓貓、指鹿為馬、正龍拍虎，一脈相承，推陳出新。
另外還有一個流行詞“娛樂至死”。這是大約5年前冒出來的，同樣被知識分子和文化人高頻率地使用，也同樣被用來攻擊大眾的文化選擇。這個詞來自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的一本書，叫做《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書名譯為“娛樂至死”，非但沒有譯錯，反而應該説譯得漂亮極了。可是無獨有偶，就像昆德拉的情形一樣，人們在採用波茲曼的説法時，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完全篡改了他的本意。“娛樂至死”變成了“娛樂致死”，似乎娛樂本身就是致命的，致人於死地。
我們高雅的政府經常以健康理由干涉媒體節目的製作，一大批知識分子和文人也喜歡從旁搖脣鼓舌，高喊“娛樂至死”，指責媒體上的娛樂化傾向、某些娛樂節目的低俗化，反對迎合市場，鼓吹加強思想審查，以教育人民為導向製作精品節目。尤其是選秀節目的崛起，民間曲藝的復興，那些官員和知識分子就更憂患了，“娛樂至死”的聲浪就更喧鬧了。好像中國媒體節目以前是多麼優秀、多麼真實似的，一派大好局面竟被惡俗的娛樂破壞了。某種程度上，“娛樂至死”的潛台詞成了“主旋律萬歲”，厚着臉皮撒謊成了深度報道，空話套話大話成了深刻反思。
實際上，如果讀過波茲曼的書就會知道，他説的“娛樂至死”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他根本不在乎娛樂節目的泛濫或媒體的娛樂化傾向。他寫這本書是寫給自己的知識分子同行的，他呼籲他們回到書籍中去，認真地寫作和思考，而不要貪戀在電台、電視節目中侃侃而談，一夜之間曝得大名。“娛樂至死”是他對媒體知識分子的警告。他認為，印刷機更適宜於理性思考，電台電視只會淪為大眾娛樂，任何有志於知識工作的人都應該清醒，回到書面寫作，那才是他們該呆的地方。波茲曼也意識到了自己的觀點可能被扭曲，他還特別做了如下的解釋：
“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對電視上的“垃圾”的司空見慣的抱怨，我必須解釋一下，我的焦點是放在認識論上，而不是放在美學或文學批評上，説實話，我對這些所謂“垃圾”的喜愛絕不亞於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機產生的垃圾可以讓大峽谷滿溢出來。而在生產垃圾這一點上，電視的資歷還遠遠比不上印刷機。
因此，我對電視上的“垃圾”絕無異議。電視上最好的東西正是這些“垃圾”，它們不會嚴重威脅到任何人或任何東西。而且，我們衡量一種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認為重要的東西，而不是看那些毫無偽裝的瑣碎小事。這正是我們的問題所在。電視本是無足輕重的，所以，如果它強加於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現成重要文化對話的載體，那麼危險就出現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樣危險的事情正是知識分子和批評家一直不斷鼓勵電視去做的。”
波茲曼是麥克盧漢的信徒，他相信的是“媒體即信息”。他認為，媒體本身限制了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以電視為代表的電子和圖像革命，使得“我們對於真理的看法和對智力的定義隨着新舊媒體的更替發生了很大變化。”波茲曼也不願意自己的觀點被曲解為“攻擊電視”，他説“雖然電視削弱了人們的理性話語，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視的”。他堅守的“電視認識論”是，不要讓電視帶來的情感刺激，一勞永逸地取代了印刷品帶來的理性思考，這會對嚴肅的知識是巨大的傷害。“電視的思維方式與印刷術的思維方式是格格不入的；電視對話會助長語無倫次和無聊瑣碎；‘嚴肅的電視’這種表達方式是自相矛盾的；電視只有一種不變的聲音——娛樂的聲音。”
即是説，娛樂才是電視該乾的正經事兒！如果正確應用波茲曼的理論，眼下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娛樂至死”的不是吳宗憲的綜藝節目，不是超男超女的歌唱比賽，不是肥皂劇和情景喜劇，而是央視、鳳凰上的那些知識含量豐富的節目，《新聞會客廳》、《百家講壇》、《鏘鏘三人行》、《開卷八分鐘》、《有報天天讀》等等。用波茲曼的話説，“我們的問題不在於電視為我們展示具有娛樂性的內同，而在於所有的內容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波茲曼在書裏還舉了一個例子，電視上某個嚴肅的討論節目裏，那種所謂思考和爭論簡直就是表演藝術。他嘲笑的這個節目，實際上鳳凰衞視上也有，叫《一虎一席談》。波茲曼甚至對電視新聞類節目也是毫不客氣的，對於阮次山、何亮亮、邱震海這類人做的事情，他説“無知是可以補救的，但如果我們把無知當成是知識，我們該怎麼做呢？”
應該説，波茲曼的警告頗有道理，當“嚴肅”成為一種娛樂的時候，已經沒有什麼再值得認真對待了。我也贊同，CCTV和鳳凰衞視可能是世界上最“娛樂至死”的電視台，因為它們的娛樂也是“嚴肅”的，那些演員的臉上流行的表情不是微笑，而是憂患和思考。但我無法贊同的是波茲曼誇大了技術對內容的自然篩選。當波茲曼斬釘截鐵地説，“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內容，從而能最後控制文化。”我贊同的是前半句，而無法接受後半句。任何媒體是無法“控制文化”，“人”才是文化真正的參與者。在強大的電子媒體面前，人看起來像毫無反擊能力，但他們中最孱弱的，也始終擁有最終的決定權——拔掉電插頭。波茲曼的這種論調讓我想起某些老套的科幻電影情節，未來時代機器人取代了人類，成為地球的主宰。看上去，這是警告人類不要被人造技術吞沒，但這種警告本身就是一種有害的技術決定論。波茲曼調侃地説，每個美國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迷信新技術幫助我們進化。但實際上他自己也有這樣的傾向，只不過他相信的技術是“過去更美好”，不是“明天會更好”。
某種程度上，波茲曼的技術決定論甚至削弱了這份警告的份量。他太關心知識分子的使命和利益，以至於失去了觀察現實的耐心，連文明與野蠻的標準都有些把持不住了。例如他説，“各種各樣的專制者們都深諳通過提供給民眾娛樂來安撫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認為民眾會忽視那些不能帶給他們娛樂的東西，所以他們還是常常要依靠審查制度，而且會在意這種差別，因為審查制度就是他們對付某些嚴肅話語的方式。現在的情況卻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話語都採用了娛樂的形式，審查制度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過去的國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這一點，會感到多麼高興啊。”
顯然，這段貌似深刻的話也只對了前半部分。以我們正在經歷的反低俗運動來説，並沒有誰相信娛樂可以取代審查，也沒有人因為娛樂而暫緩審查。恰恰相反，“反娛樂”成為了“對付某些嚴肅話語”的口實，而“娛樂至死”的告示牌上畫着骷髏標誌，正把我們驅趕到一條全新的烏托邦之路上。這條道路，正如我們看到的，其實和地獄之路一樣，都是由鮮花和良好的願望鋪就的。
隨着人們象徵性活動的進展，物質現實似乎在成比例地縮小。人們沒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斷地和自己對話。他們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語言形式、藝術形象、神話象徵或宗教儀式之中，以至於不借助人工媒介他們就無法看見或瞭解任何東西。
娛樂不僅僅在電視上成為所有話語的象徵，在電視下這種象徵仍然統治着一切。就像印刷術曾經控制政治、宗教、商業、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會事務的運行方式一樣，現在電視決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術室、會議室和教堂裏，甚至在飛機上，美國人不再彼此交談，他們彼此娛樂。他們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圖像。
這學期不僅學習了傳播學，還有美學，老師介紹了二十世紀偉大的後現代主義思想家，讓波德里亞他宣揚着內爆理論，對媒介發展下的人類社會表現出種種擔憂，認為電子媒介作用下真亦假時假亦真，人類對媒介的依賴最終導致媒介擬像的超現實。那麼人類會被媒介反噬麼？同一時期的偉大傳播學家尼爾波茲曼也表現出了同樣的擔憂。然而二者卻還存在着不同，作為社會學家家，讓波德里亞認為新媒介的超真實擬像導致人類末日，而作為傳播學家，波茲曼認為通過新媒介傳播下文化變異導致人類的世界末日，波茲曼始終表現出了作為傳播學者對社會文化的重視。
人類與動物的差別在於什麼？歷史學家説在於工具，傳播學家説在於傳播，媒介作為傳播的工具其對人類社會重要影響就不言而喻，波茲曼所處的時代“印刷術時代步入沒落，而電視時代蒸蒸日上；電視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務領域的內容，都不可避免的被電視的表達方式重新定義。”總之，媒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電視傳播對美國社會產生巨大沖擊。作為工具，電視機使得信息傳播更加迅速信息量增大，在傳播方面，娛樂文化在電視的傳播下如木炭脱水般迅速膨脹，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人們接觸的訊息日益增多，電視為了提高自身利益挖空心思提高收視率，這個時候電視文化更加成熟，更加娛樂化，今天我們所見的娛樂節目也逐漸形成。
娛樂化的世界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波德里亞側重分析了媒介矇蔽人的雙眼，使人辨真力下降，波茲曼更側重媒體給人帶來的思維方式變化，“電視展示給觀眾的主題雖多，卻不需要我們動一點腦筋”“他們的新聞是讓人看的，這是電視自身所指引的方向，他們必須遵循。這裏沒有陰謀，沒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觀點”，人們觀看電視根本而言都是出於“娛樂”的目的，而電視節目無論什麼節目根本而言都是為了“娛樂”大眾，這樣的模式甚至新聞裏的悲慘事故也成了娛樂的噱頭，娛樂導致人的思想麻木單一。除此之外，娛樂化節目更加直白，“沒有人願意從自己有限的幾分鐘裏抽出時間來談論別人的觀點”人們都不願多花時間思考，而把注意力放在直白的圖像上，流行的節目上，人的思維上的不思進取越來越來嚴重。
電視時代娛樂浪潮還未落下，轉眼隨着互聯網絡的發明電子媒介更加的發達，在社會學上，人們認為波德里亞的思想忽視人的主觀能力，希望人類同樣讓波茲曼失望，從娛樂時代中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從娛樂中醒來，而不是在娛樂中死去。
“在這裏，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湖南人被徹底娛樂了嗎？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三天時間，讀完了《娛樂至死》，説實話，裏頭有些話並不是很理解，但波茲曼傳達的主要意思還是理出來了，那就是電視把我們帶入了一個娛樂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娛樂不再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已經成了娛樂的一部分。我立刻想到了湖南衞視。“快樂中國，快樂湖南”，多麼響亮的口號，娛樂堂而皇之成了主流，湖南人被徹底娛樂了嗎？
湖南衞視主打着娛樂牌，狠狠地徹底地娛樂了湖南人，甚至全國人。湖南衞視的新聞節目屈指可數，而娛樂節目卻數不勝數，“超級女聲”、“快樂男聲”、“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為了看這些節目，小孩可以停止正在做的作業，儘管明天可能被老師罰；老人可以戴上老花鏡，儘管戴上去感覺並不那麼舒服；男生可以停止正在激烈進行的網絡遊戲，儘管可能會被同伴唸叨；女人可以停止正在敷的面膜，儘管皮膚可能變得更差……在這些娛樂節目面前，生活似乎都變得如此不重要，説得嚴重點，生活已經成了娛樂的附屬，先娛樂一把再説。於是，我們被逗得捧腹大笑，至於為什麼要笑，我們來不及思考，也無須思考。漸漸的，我們開始喪失一種本能，一種叫做思考的本能，我們只會説，電視會告訴我們的。
多麼可怕，電視主宰了我們！這讓我想起了在看《娛樂至死》時的一件趣事，眼睛盯着書本，而心裏卻在糾結要不要回去看《刑警20__》。當這個看電視的念頭冒出來後，我已無法安心看書，多麼諷刺，電視已經如此深刻地影響我了嗎？包括我的心理和行為？我不想承認，可現實卻是如此，我合上了書本，飛奔到宿舍看起了《刑警20__》。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我們才應該是媒介的主宰，何時媒介主宰我們了？也許，我們現在應該為主宰媒介而努力了，不然，我們真的會如波茲曼所説，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