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美國作家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描寫了他心中的未來世界：人們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在自己所愛的事物的毒害中死去；17年後，美國作家奧威爾在《一九八四年》中描寫了他心中未來世界的模樣：人們遭受外來壓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文化受到政府壓制。無疑這兩個人都是偉大的預言家。這兩種情況，在世界上的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中都有所存在，有些國家是其中一者的極端表現，比如美國、朝鮮；有些國家的文化則是兩者的混合體，比如中國。本書的作者尼爾，則作為來自其中一種文化的代表，用自己身處的文化中的現象，論述了上世紀90年代娛樂對美國文化的作用。
作為當時世界上科技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無疑也擁有與之對應的文化形式（科技為何決定了文化？這個在後面會説明）當時的美國面對的文化問題：大眾文化的娛樂化，娛樂侵染了文化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政治、宗教、教育……並且重新定義着許多原來文化形式中的`概念。而現在，中國也逐步走入一個類似的時代，不過也許在這個過程中起到更大作用的是網絡，而非電視。即便如此，作者在書中的論述，對於娛樂化時代到來的原因、娛樂如何影響文化生活以及這種時代的特徵等等，都對我們有借鑑意義。藉此，我們可以從更高的理論高度探究一下我們曾經熱議的網絡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問題。
我們的文化史可以劃分為三個表達階段：口頭時代，文字時代（印刷時代）和娛樂時代（信息時代）。本書用兩章的內容簡述了各個階段的文化特徵。口頭時代，指的是從產生語言開始，到文字被廣泛作為文化傳播的媒介之前。我們熟知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是口頭時代的人。那時人們傳播思想的方法是在公共場合辯論，用寓言、比喻等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也就是説那時的“邏輯”其實是感性而非理性的，是現實而非抽象的（論點依靠於所舉的例子，《理想國》的內容就能充分表現這一點）。之後到來的印刷時代是文字時代的一個終極形式，是文字時代的頂峯，也是它最後的絕唱。印刷時代的文化是邏輯的、理性的、抽象的。人們需要用嚴格的證明來論證自己觀點的真實性。這也極大鍛鍊了民眾的思維和理解能力。隨之而來的信息時代具有與印刷時代相反的特性，它的信息支離破碎、無序、無邏輯、情緒化，需要人們認知，而非理解。
總結文化發展史，我們可以發現，媒介不是一個外殼，而是決定表達內容；技術並非工具，而本身帶有傾向性。當工具發展，表達方式發生改變，同一個表達內容將無法保持它原來的樣子，所以自然地，當媒介隨着歷史的演進而發生變化，我們表達的內容也隨之變化，比如口頭表達時代是語言、神話，文字時代是邏輯、辯論，電視時代是娛樂。新媒介不是舊媒介的延伸和擴展而是一種否定和攻擊，我們不可能試圖將原來的媒介中的內容塞到現在的媒介裏。而且這種改變是涉及每一個角落的。比如，它的性質與使用媒介者所需要具備的能力相對應，因此古代人們記憶諺語的能力很重要，近代人們的邏輯思辨、整合信息的能力很重要，現代呢？也許是包裝自己、娛樂他人的能力變得重要了吧。
無疑，作者的觀點是稍顯極端的——他認為，媒介決定表達內容，電視造就了娛樂時代。可以承認的是，同一內容，在不同的媒介中的面貌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比如同一個故事，把它講述出來、把它寫成小説、把它拍成電影，給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是否在不同的外殼下，內容的本質也發生了變化呢？比如作者説，在印刷時代中的教育是嚴肅的，而在娛樂時代中，娛樂從一種教育手段變成了教育目的。老師們把歷史事件、時間編程搖滾樂，人們觀看長篇動畫故事來學習，這更像是，我們問“娛樂有什麼好處？”有人説“也許可以用來教育。”而非“怎樣能使教育的效果更好？”有人回答“用娛樂作為手段。”——娛樂已經成為了目的。
由於我不能再讀後感中過多地再現作者的觀點，而只能挑選重要觀點並進行分析，所以在一些部分，會讓人覺得有嚴重地邏輯跳步。比如前面説到科技和文化的關係。既然這樣，讓我們好好論述一下娛樂文化到來的前因後果。當人們的物質需求增加，隨之而來的就是對生產力增加的呼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發展科技。在當時的社會中，信息成為了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比如哪裏發現了石油，哪裏需要石油，哪裏可以提供這些石油……只有供和需之間信息的交換加快，整個國家的經濟才能處於活躍狀態，物質交換才能順利進行。而當時最快的文字傳播媒介就是報紙，這顯然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信息需求。於是，電報應運而生。它的傳播速度可以説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阻隔——在西海岸的一條消息在一秒之內就可以沿着磁性電報線被東海岸的人們瞭解。但是，這種過於通達的信息傳播通道超過了需求——供不應求時危險地，供大於求同樣是。經濟危機的產生不就是如此？這導致了垃圾信息的產生——“當我們架起了緬因州通往德克薩斯的電報後，第一個傳入耳中的卻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曾經，只有目的明確的信息才會被傳播、才會被接收——每一條信息都要對我們現實的生活有指導意義，人們接受一條消息之後要做出行動上的反應，這條消息才是有價值的——這就是所謂的“信息-行動比”。而現在，過於通常的渠道減小了“信息-行動比”。這就是所謂的信息時代的信息具有“無意義”的特點。
在這種信息爆炸的情況之下，我們不停地接受最新消息，對每一條消極作出反應，甚至理解和思考這些信息的意義已經不再可能。於是又一個重要的印刷時代的特點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人們最重要的信息處理能力不再是理解，而是認知。如果只需要滿足認知的目的，文字顯然顯得不合適了，因為它需要的思維量和邏輯能力過大，因此順理成章地被圖片取代——攝影術在此時誕生了。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對物質資料的需求推動了科技的進步。在這一種科技的影響之下，我們產生了和這種科技的“傾向性”相對應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產生，會作用於當時的人們，人們對於文化態度的變化，又會引起新的媒介的產生。這種媒介又會反作用於文化，形成正反饋循環，最後產生那一時代的文化特點。
圖片是一種什麼樣的符號呢？是不需要語境和背景知識的，是支離破碎的。而且是感性的，不邏輯的。當時的信息何嘗不是？每一條信息都被壓縮到最短，為的是能夠在單位時間內輸送更多信息。每條信息不需要語境，因為人們不具備理解和思考的能力，而是隻需要認知——瞭解最多信息的人，便是具有最高“智力”的人。這種人便會在信息時代中取勝。
這種特點與印刷時代的特點完全對立。這也使得原來印刷時代中的政治、宗教、教育無法正常地在娛樂時代中生存。而什麼最適合這個時代的特點呢？娛樂。
印刷時代中的邏輯、思考無疑需要我們付出很大的努力——聆聽一位總統候選人7小時的書面語化的演講需不需要非常好的文字功底、理解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需要。對於現在的人來講這是極其枯燥無味並且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林肯時代的每一個人，都具備這樣的能力——那是那個時代的文化給予那些人們的特點。他們最適宜的文化形式，就是邏輯的、理性的、嚴肅的。但是現在的人們不具備這些適應嚴肅文化的能力了。吸引我們的是什麼？零碎的小道消息、色彩繽紛的廣告招貼畫、口號式的競選宣言。這些在娛樂中全都能找到。
看起來，這一邏輯鏈是順理成章的。但是，作者只是在拿着現實，尋找一個符合它的理論解釋——能解釋得通，就認為這個理論是正確的。我們大部分的科學研究、理論建構都是通過這個途徑——分析現實，找到適用的模板，就認為這是現實內在的本質，並且應用到未來的研究中。馬哲就是這樣建立的。馬克思研究了人類的發展史，概括出一些提綱挈領的通性，認為這是內在規律、將適用於人類未來的發展，並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推測出人類發展的終點——共產主義。但是其實這種方式存在着它的問題。因為能夠解釋這個現實的方式有很多，我們無法確定到底是哪一種。我們只知道這個“不錯”但是不能認定這個“對”。比如，掐一下你的肚子，你叫了一聲，於是認為“肚子是發聲器官”——從現象上來看，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顯然這是謬誤。
還記得上學期的作文中，我在探究“校內網”（現在叫“人人網”）到底為何對我們產生了這種影響時説，是因為人本性中的一種“暴露欲”和“好奇心”——前者使我們主動製造垃圾信息，後者促使我們去了解這些信息。但是當時的我忘記了研究，為什麼在以前的時代中人的這種本性沒有被體現出來？可以這麼説，人性的內容是很豐富的，就像一本很長的書。但是並不是在所有時候，人性的所有內容都要表現出來。在不同的外界環境下，它會表現出不同的內容。就像有時這本書的59~61頁被朗讀了出來，有時候是103~109頁。那麼是什麼決定了那一頁被朗讀出來呢？應該就是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了。而這種氛圍又會加重我們人性中的這些點，形成正反饋循環——我們會發現，人類社會中的很多東西都是正反饋形式的。比如，人的主觀傾向促使客觀事物改變，這種改變又助長這種主觀傾向的進一步發展。但是，自然界中的負反饋是佔主導的。比如，狼和兔子的數量此消彼長——兔子多了，狼的食物就充足了，使狼種羣數量增多，於是兔子的數量就減少，於是狼的食物減少了，種羣數量減少，於是兔子數量增加……這只是兩種生物，就能形成這種相互制衡取得平衡的效果。而事實上存在於自然界的生物數量龐大，而且還有非生物因素的作用，共同保證了生態系統的穩定。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平衡，即中庸，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負反饋機制，會讓偏左的情況出現時，自然界主動產生偏右的趨勢，如此反覆，得到動態平衡。但是正反饋，只會獲得滾雪球的效果，比如房價的上漲——房價漲，我們買，於是更漲，我們加勁買，最後崩塌。這是很有趣的現象，也導致了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在處理問題上的不同結果。所以當人類用自己的方式干預自然地平衡時，必定出現問題。
總是這樣，再現實的問題，討論討論着，就回歸到了一些形而上的問題上去了。但是，探究這些東西最終的目的還是指導實踐。就像我開篇説的，這本書最大的意義應該就是為我們研究自己國家的娛樂文化提供了思路上的指導。在現實問題的討論上，毛主席説的對——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只有基於現實情況，才能分析出問題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提出理論和解決辦法。在這裏，在這本書的啟發下，恐怕我也就只能生髮出比較形而上的思考了。當然，這些東西我會應用到以後對於實際問題的探究中。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曾出版過20餘部著作，包括《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響巨大的名作。《娛樂至死》發表於1985年，該書從一問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響。在這本書中，波茲曼深入剖析了以電視為主的新傳媒對人們的思想、認知方法、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向的影響，表現了西方人文學者對社會一貫的睿智和憂慮，既發人深省，也讓人對作者的深切人文關懷肅然起敬；不僅有諸多精當之處，而且表現出了作為一名學者應該持有的對社會有關發展狀況予以批判性審視的自覺性。該書自2004年由章豔翻譯出版後，在國內立刻引起熱議，並獲得2005年首屆華語圖書傳媒大獎，該書的影響力十分巨大，為研究大眾文化不可不讀之書。
波茲曼提出的觀點與當時社會文化的整體娛樂化趨勢密切相關。
從社會思潮方面來看，傳統的價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顛覆。以“節儉”、“勤奮”、“穩定”為主要特徵的社會規範逐漸被以享受和身體感官的滿足為核心的享樂文化所取代。整個社會開始注重自我個性發展、“感性解放”，相對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娛樂精神，西方大眾傳媒的娛樂化傾向越來越明顯。
從文化背景上來看，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受到愈來愈多人的歡迎，追隨商品交換法則的文化工業，讓受眾淹沒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時尚化的消費行為以及膚淺化的審美情趣之中。
從傳媒體制來看，美國主流傳播媒體的運作方式都是商業化的，營運的根本目的在於賺取利潤。而英國社會心理學家瑪羅理沃伯認為，“越不用花腦筋、越刺激的內容，越容易為觀眾接受和欣賞，這幾乎是收視行為的一項鐵律。”因此，為獲得收視率，贏得廣告客户的青睞，媒體在內容選擇、內容形態上有很明顯的媚俗取寵傾向。
總的來説，西方社會在經歷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動盪後，在八十年代終於再次安定了下來。但傳統上重視節儉和勤奮、反對縱慾享樂的新教倫理已被倡導感性解放的自由運動衝擊得七零八落。在一場轟轟烈烈的感性革命後，人們再也找不到不去享樂的理由。八十年代後美國社會開始轉型，美國民眾變得更加現實，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機統治下提供的深奧信息，他們更傾向於選擇電視時代提供的膚淺而有趣味的內容。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寫作《娛樂至死》來批評電視媒介對於人整體生活方式和社會總體存在方式的負面影響。
波茲曼認為從古至今人類的交往媒介主要經歷了三種形式，即從口語到鉛字再到電視。每種媒介對於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質中心的形成都有着決定性影響。比如在鉛字印刷出現以前的口語時代，作為生活經驗濃縮的諺語和典故受到人們重視。久經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們作為調節爭端的“法庭”判詞。而在鉛字印刷出現以後，人們更看重印刷出來的文字的權威，而不再是口頭語言。口語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賴的對象。從口語到鉛字的媒介轉換在波茲曼看來是一次巨大的智力進步，它使得話語變得更加嚴肅和理性。
但是，為了吸引觀眾，電視不得不追求節目的新鮮和刺激。時不
時地以各種奇聞軼事和娛樂噱頭來控制觀眾注意力。電視看似給我們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戰爭、災難、事故、政治、科技等無所不包。但這些信息卻幾乎沒有多大價值。它的重要性似乎僅取決於電視播放的範圍和速度，以及時為我們增添一道茶餘飯後的談資。這些信息根本無須我們“理解”，只要“瞭解”就夠了。我們只是在“看”電視，而不是“讀”。用波茲曼的話説，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們。”
不可否認，電視的娛樂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提供了一個釋放壓力的渠道。沒有哪一種節目能像娛樂節目一樣，可以如此徹底地摒棄觀眾的各種差異，在不同階層的觀眾面前實現如此平等的溝通；也沒有哪一種節目可以為範圍廣大的觀眾提供輕鬆忘我的休憩環境，讓觀眾在緊張的社會節奏下進發會心的微笑。正如波茲曼所説，“我們要反思和批判的並不是電視的娛樂性，而是一種“泛娛樂化”現象。”
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消解崇高、解構經典、惡搞歷史、窺視明星。我們的政治、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的成為娛樂的附庸。報紙、廣播、電視、電影、網絡等大眾傳媒已經被影視劇、綜藝節目、八卦新聞所充斥。“讀圖”時代確實給我們一道道視覺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時間的視覺衝擊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語的，但是如此豐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義的東西呢？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電子媒介傳達的訊息，卻忘了思考或來不及思考。如此過度的娛樂讓我們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時間和空間。
遊戲已經進行了很久， 如果還意識不到它的後果， 真是不可原諒。我們人類無法命令電子媒介時代倒退回印刷機時代，完全拒絕電子媒介是極端而愚蠢的。我們應該探索的是，怎樣去利用這些媒介——用另一種方式， 繼續我們的生活，拯救我們的文化。
莊子説“至樂無樂”。就連最倡導快樂之上的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也認為真正的歡樂在於內心的平和，而並不是感官的滿足。不知我們在一次次短暫的、批發式的快感之中，是否離真正的快樂越來越遠？成了只會娛樂卻不懂快樂的動物？
在移動互聯網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更該認真思考“娛樂至死”這樣一個命題。
從經驗上來講，我一直對外國人寫的書持謹慎態度——除非讀英文原版且英文水平夠格，否則每每拿起譯本看都陷入雲山霧海、過目即忘的痛苦境地。所以，即便媒介傳播學的老師在課上幾次提起此書，我都沒有動心，因為覺得自己看也看不懂。當另外一門課“藝術理論與批評”的老師也推薦這本書時，我認為自己有必要買來看看。第三次，當“導演的空間處理研究”的老師在課堂上再次提及此書時，我摸了摸剛拆開的嶄新封皮，覺得一定要仔細、認真地讀完這本書。可能正因為心裏對難度有所預判，所以才能屢次鼓舞自己堅持讀完。
真心建議讀之前先看看我這篇讀後感，應該可以幫你降低一點難度，抑或是提高你的放棄閾值。
英文名《Amusing Ourse lvesto Death》通用譯名《娛樂至死》，我覺得翻譯成《自娛致死》可能更確切，雖然有點危言聳聽。這本書是媒介文化大師尼爾·波茲曼二十年的經典暢銷作品（經典確是經典，但“暢銷”不知真正的意義有幾何？個人感覺可能有相當一部分作品被購買後因無法堅持讀完而被束之高閣）。此書初版於1985年，作者深刻地分析了三十幾年前，電視蒸蒸日上風靡全美的時代，電視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體育、商業和任何其他公共領域的內容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人類心甘情願地、不求進取地甘願成為娛樂的附庸。他嚴肅地警醒大家：長此以往，我們終將毀於娛樂。
三十年前在美國發生的歷史，今時今日正在我們的生活中驚人相似地重複上演，橫行的不是電視，而變成手機。但其本質是一樣的，都是承載着動態影像的屏幕。
此時此刻，如果你閉上眼睛回想一下，我們每天不就是被各種屏幕佔滿嗎？不管是相對整塊的時間抑或是碎片化的時間，不就是被各種形態的娛樂內容佔滿嗎？電視劇是故事性的娛樂；電影是情感性的娛樂；除了老牌的綜藝節目健在，比如《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非誠勿擾》之類，各種娛樂節目，比如《跑男》、《爸爸去哪兒》、《花兒與少年》、《妻子的浪漫旅行》、《演員的誕生》、《奇葩説》、《吐槽大會》等等，都雨後春筍一般一波又一波地冒出來，其實都是訪談節目的變體，都需要披上更具娛樂性的外衣，甚至連讀書都成為娛樂節目。視所能及之處，越來越讓人“輕鬆”了，也就是説，越來越不需要思考了。看過之後，你除了能記住一些情緒、一些散亂的笑點，啥也想不起來了。
是，你可能會説，我們現在是讀圖時代啊，大家都通過圖像來獲取信息啊，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所以作者在本書一開始就想用很大篇幅、很充足的事例，來説明媒介形態對文化的巨大影響，簡言之：在印刷機統治下的美國，話語清晰易懂、嚴肅而有理性；而在電視（圖像）統治之下，話語變得無能而荒唐。只有口頭語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書面文字的人，而“屏幕文化”裏的人比前兩者都表現得智力低下。屏幕創造出的認識論不僅劣於以鉛字為基礎的認識論，而且是危險和荒誕的。
相對於圖像而言，書面文字算是作者深思熟慮、反覆修改的結果，甚至還經過了專家和編輯的檢查，它可以被留存和再翻閲。而圖像無法提供給我們關於這個世界的觀點和概念，除非我們自己用語言把圖像轉換成觀點。看圖像只需要能“辨認”，而看文字卻需要能“理解”。
圖像化的世界，是一個碎片化的世界。一會兒這個、一會兒那個突然進入你的視線，然後又很快消失。這是一個沒有連續性、沒有意義的世界，一個不要求我們也不允許我們做任何事的世界。
我們的問題不在於屏幕為我們展示具有娛樂性的內容，而在於所有內容都要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讓人們看到有動感的畫面——稍縱即逝卻斑斕奪目，不需要觀眾思考，因為那樣在畫面上就得是空白的，根本不符合屏幕所需要的表演藝術的要求。所以，屏幕本身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必須捨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適應娛樂業的發展。從此，人們不再彼此交談，人們彼此娛樂，人們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圖像。
最後再來説説教育行業，一個關係到我們未來的行業，一個也即將成為屏幕侵襲重災區的行業。教育哲學家們認為：獲得知識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其中必須有約束、重複、枯燥等等，他們認為學習是要付出代價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而現在，屏幕每天向我們宣稱的就是娛樂教學，讓你的孩子在所有科目都能“在樂趣中學習”，甚至是“邊玩邊學”、“輕鬆成學霸”！以過來人的經驗捫心自問，你信嗎？
作者在結尾時的憂慮雖言重，但也該足夠警醒我們：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如果人民蜕化為被動的受眾，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在劫難逃。
我熱愛文字、我敬仰文字、我喜歡閲讀，也願意思考。也許很多人已經對文字失去耐心，甚至認為（文字）大勢已去，（圖像）大勢所趨，但我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斷。
“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我不想成為“他們”中的一個。
這本書是對20世紀後半葉美國文化中最重大變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術時代步入沒落，而電視時代蒸蒸日上；電視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務領域的內容，都不可避免的被電視的表達方式重新定義。
書中勾畫了美國官員、新聞記者、律師、教育家等各色人等的電視形象，説明圖像給人類感官和思維帶來的影響。又通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辯論、電視競選、教會佈道、學校教育等案例，揭示出這樣一個道理：娛樂使人不再思考。《娛樂至死》向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將毀於我們所熱愛的東西！
本書金句
雖然文化是語言的產物，但是每一種媒介都會對它進行再創造——從繪畫到象形符號，從字母到電視。
任何認識論都是某個媒介發展階段的認識論。
在信息的海洋裏，卻找不到一點兒有用的信息。
真理不能，也從來沒有，毫無修飾地存在。它必須穿着某種合適的外衣出現，否則就可能得不到承認，這也正説明了‘真理’是一種文化偏見。
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種滑稽戲。《娛樂至死》這本書想要告訴我們，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人終將毀於他所熱愛的東西。
這本書結構清晰，以時間為序，介紹了美國社會由印刷機統治的“闡釋時代”，經過電報、報紙、攝影術這樣一個躲躲貓的世界，到最終電視出現，是如何一步步向娛樂時代轉變的過程。並深入剖析了以電視為主的新媒體對人思想認識、認知方法乃至整個社會文化向娛樂附庸趨勢發展的影響，闡述媒介危機，令人深省。
作者之所以把印刷機統治美國人思想的時期稱為“闡釋時代”，是因為闡釋是一種思想的模式、一種學習的方法、一種表達的途徑。那個時期因為印刷技術的普及，“閲讀蔚然成風”，書本一行一行、一頁一頁地把這個世界展示出來。在書本里，這個世界是嚴肅的，人們依據理性生活，通過富有邏輯的批評和其他方式不斷地完善自己。而電視時代中，公共話語逐漸向脱離語境、膚淺、碎片化轉化。電視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具體的圖像，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應和電視廣告適應娛樂業發展。
《娛樂至死》並不是一味反對電視，也不是反對娛樂，正如作者本人説“娛樂本身並沒有過錯，有些精神病學家指出，我們每個人都會築起自己的空中樓閣，但如果我們想要住在裏面，問題就出現了”。波茲曼更看重和擔心的是不該娛樂的也娛樂了，人們一味沉迷於娛樂而形成的娛樂性思維，慢慢失去對社會事實的基本判斷能力，最終思維鈍化。赫胥黎試圖在《美麗新世界》告訴我們，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
現如今，我們已經進入到互聯網時代，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層出不窮，人們在簡單的百來字下發表見解，傳播信息。速度取代質量，大量信息鋪天蓋地，造成信息過剩，書中作者提到信息過剩會導致“信息——行動比”失衡。信息不再服務於人們，相反，人們服務於信息，也即“現代的信息恐慌”。我們應該清醒，媒體應該成為拓展我們認識世界的途徑，而不是剝奪我們思考的能力，將我們的靈魂變成機器媒介冰冷的靈魂。
如何利用信息，不被裹挾，才是重中之重。
《娛樂至死》這本書的封面就是一個大人牽着一個小孩的手，而大人的腦袋卻被一個電視機所替代，很快我們就能從這本書的封面中解讀到這個時代的趨勢：媒介即信息。而作者也是從麥克盧漢的這一觀點出發的，然而作者與麥克盧漢的觀點也有不同，作者更加註重的是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的大環境下，媒體，已經成為了一種潮流，正如作者所説的：每一種媒介的出現都是帶來了人們生活方式的變革，公眾的話語方式規範決定了華語的內容。
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總是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娛樂真的能致人於死地嗎？開篇的幾行字成了讀完這本書的動力，在看到奧威爾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和赫胥黎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我作為一個21世紀的人來説，更認同的是一場滑稽戲的言論。
作者在書中提到了很多種傳播文化的媒介，從最早的口口相傳到後來的報紙，電視和現在的電腦，如果作者知道有微博那一定也會寫在書中。這種趨於大眾的話題都日漸娛樂方式出現，使人們缺少了思考，談何創造呢。在這個時代裏似乎娛樂成為了一種生活狀態甚至是生活目標。這一點印證了作者的説法“其結果是我們成為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同時我覺得我們應該認識到，作者這種觀點是基於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大環境提出的，運用到21世紀的中國似乎剛剛好。人們關心的不再是大會中提出了什麼方針和政策，關心的是那些政治家們的花邊新聞和八卦，對他們的辦事能力毫不關心。大量的信息不予篩選的就在電視節目上播出，新聞和信息鋪天蓋地的向我們大眾運來，只為了提高收視率，真正能讓人有所思有所想的內容卻一筆帶過使其無人問津。作者在書中用一種真誠方式來談論這個時代憤青的話題，同時一個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能在那麼早的時候對這種社會現象提出理論系統的研究是難能可貴的。
如作者所説的，這個時代已經不再以記憶力的好壞評論一個人的智商的高低，在印刷術發明並大規模普及以前，人類處於長久的口述文明之中，語言是主要的媒介，人們非常看重記憶力，由於沒有書面文字，頭腦必須成為流動的圖書館，文化的傳承是靠口口相傳交流和延續的；印刷術特別是印刷機普及後，人類由口述文明轉化為書寫文明，在由鉛字組成的文化裏，文字取代口述成為文化的重心，思想變得更富抽象性，語言、可解義、邏輯性成為內容的標準，思想的深度亦得以展現；攝影、電報、電視等電子媒介把人類帶到一個電子化的世界，在這種由圖像構成的語境裏，事物均以直觀的方式呈現，連貫性和邏輯性不再重要，“知道”比“理解”變得更加現實和迫切，事物的界限變得隨意而可以分離，就像蘇珊桑塔格説的“碎片式”世界一樣，“存在的只是現在，而不是任何一個故事的
一部分”。作者所擔憂的是，電子和圖像革命所產生的後果，由其作為媒介呈現出的世界在我們眼裏不再新奇有陌生感，而是自然而然。人們會不自覺接受了新媒介對於真理、知識和現實的定義，無聊、瑣碎、語無倫次變得有意義和合情合理，嚴肅的公眾話語將以娛樂的方式呈現，思考不再那麼重要，什麼都事不關己。
但是我想説的是在電子和網絡發達的今天是作者沒有想到的，電視像是得到應有的報應一樣，網絡裏面微博論壇的出現是這種公媒操控人類思想的結束，私媒以他運用人數廣和傳播速度快的特點茁壯成長，人們開始對身邊的事情發生了思考，去編輯新聞，在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不可能的，然而現在每一個人只要願意就可以成為一個記者，去發現身邊的事情，去思考，去傳播得到公眾認識的便會成為一個話題引來更多人的思考。可是私媒也是一把雙刃劍，也有很多人用遊戲人生的態度去對待遊戲新聞。
總之，這個時代使人變得需要運用在社會大環境下的常識去理解和判別信息。作者的擔憂是必要的但不是必然的，而文化在未來可能會被束置高閣，從文化中會分離出來一種信息，不是真理也不是是非，而是新聞。所以文化不會成為滑稽戲，新聞才是滑稽戲。
“在這裏，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湖南人被徹底娛樂了嗎？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三天時間，讀完了《娛樂至死》，説實話，裏頭有些話並不是很理解，但波茲曼傳達的主要意思還是理出來了，那就是電視把我們帶入了一個娛樂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娛樂不再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已經成了娛樂的一部分。我立刻想到了湖南衞視。“快樂中國，快樂湖南”，多麼響亮的口號，娛樂堂而皇之成了主流，湖南人被徹底娛樂了嗎？
湖南衞視主打着娛樂牌，狠狠地徹底地娛樂了湖南人，甚至全國人。湖南衞視的新聞節目屈指可數，而娛樂節目卻數不勝數，“超級女聲”、“快樂男聲”、“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為了看這些節目，小孩可以停止正在做的作業，儘管明天可能被老師罰；老人可以戴上老花鏡，儘管戴上去感覺並不那麼舒服；男生可以停止正在激烈進行的網絡遊戲，儘管可能會被同伴唸叨；女人可以停止正在敷的面膜，儘管皮膚可能變得更差……在這些娛樂節目面前，生活似乎都變得如此不重要，説得嚴重點，生活已經成了娛樂的附屬，先娛樂一把再説。於是，我們被逗得捧腹大笑，至於為什麼要笑，我們來不及思考，也無須思考。漸漸的，我們開始喪失一種本能，一種叫做思考的本能，我們只會説，電視會告訴我們的。
多麼可怕，電視主宰了我們！這讓我想起了在看《娛樂至死》時的一件趣事，眼睛盯着書本，而心裏卻在糾結要不要回去看《刑警20xx》。當這個看電視的念頭冒出來後，我已無法安心看書，多麼諷刺，電視已經如此深刻地影響我了嗎？包括我的心理和行為？我不想承認，可現實卻是如此，我合上了書本，飛奔到宿舍看起了《刑警20xx》。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我們才應該是媒介的主宰，何時媒介主宰我們了？也許，我們現在應該為主宰媒介而努力了，不然，我們真的會如波茲曼所説，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閲讀《娛樂至死》之前，我特意查閲了該書的寫作背景，個人覺得《娛樂至死》與《眾神狂歡》是姐妹篇，雖然出自不同國家的作者之手，但都是基於對文化浪潮衝擊帶來的利弊進行思考與探索，前者是談20世紀後期，電視媒體的異軍突起，印刷媒介逐漸式微，甚至淡出普通大眾的視野而引發的思考和焦慮，後者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文化崛起，各路“眾神”迎來了狂歡時代，尤其是文化的眾神狂歡而引起的思索和擔憂。《娛樂至死》的作者是美國籍的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尼爾·波茲曼（NellPostman，1931~2003），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博士學位，1993年獲得教授授銜，並擔任紐約大學文化與傳媒系主任直到2002年，波茲曼專注於研究媒介技術大爆發為社會帶來的深刻變革，該書對於今天的媒介研究者也具有重要的啟發。
正如《眾神狂歡》中提到，但市場文化以新奇、刺激、慾望作為主要特徵帶來文化市場的變革衝擊傳統文化時，一部分知識分子首先是“控訴”，《娛樂至死》就是一本精彩、有力的嚴厲的這樣的“控訴書”。
《娛樂至死》“正文”部分分為幾章，作者以“媒介即隱喻”、“媒介即認識論”、“印刷機統治下的美國”、“躲貓貓的世界”、“娛樂業時代”、“好……現在”、“走向伯利恆”、“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赫胥黎的警告”十章節來觀察主流媒介的變革對大眾以及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並控訴人類將毀於我們所熱愛的事物。
通讀這本書，作為新聞專業的大學生，未來的媒體人，站在今天時代的我對書中的一些觀點不完全認同，畢竟這本書是1985年出版的，當時的時代背景是電視聲像逐漸取代書寫語言的這樣一個時代過程，這本書是作者媒介批評三部曲之一，作者闡述通過電視和網絡媒介，一切都以娛樂的方式呈現，人類心甘情願成為娛樂的附庸，最終成為娛樂至死的物種這樣一個觀點。我贊同作者的前瞻性，以及對新媒體出現帶來的隱憂、認識到媒介危機等方面具有驚醒的精神，但時代註定是要發展的，科技註定是生產力。我們只能以辯證的觀點去看待新生事物以及科技帶來的發展利弊。
《娛樂至死》有些觀點我也是認同的，在第十章“教育是一種娛樂活動”中，討論了我最關心的問題：當人們試圖通過電視節目來做教學時，對教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電視是如何定義了“什麼是知識”，“怎樣獲取知識”？談到試圖通過電視進行教育的行為，有一種教育娛樂化的傾向這樣的觀點，就今天來看也是利弊都有。比如我們大學生上網課併網上答題和考試，是不是真正做到教育到位？正如書中提到這樣的教育“有趣味”了，但是否真正學習到知識？教育實在是一個太大、太重的問題。如何去教育學生或教育自己？教育是研究知識的傳播的，小到從老師到學生，大到社會風氣的形成。還比如無孔不入的廣告，在報紙出現之前，廣告的影響力並沒有這麼大。即使是在報紙主導的印刷機時代，廣告也僅僅是以精簡的語言蜷縮在報紙的某一個角落，廣告被看作一項嚴肅而理性的事業，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傳播信息、發表主張。1985年電視機已經成為美國家庭娛樂的主要項目，各式節目24小時不間斷播出，波茲曼認為“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就廣告而言，電視時代，廣告分分鐘插入，人們都習慣看電視廣告去購物了……理性消費少了。幾十年後的中國情況類似，就我喜歡看的電視台，自從電視台商業化以來，為了能在收視率競爭中脱穎而出，節目娛樂化的傾向愈發強烈，尤其隨着互聯網的普及，國內向國外借鑑過來的自產的娛樂節目多如牛毛，各種答題比賽和綜藝秀和近期的真人秀等，真正好看的節目不多，是觀眾口味越來越刁鑽，還是我們娛樂的興趣下降？就如近期播放的古裝劇，本來很好看的劇情和演員不俗演技，結果為了收視率換新劇，電視台剪輯多集，播放時觀眾表示“斷片”、“看不懂”——“問題不在於電視為我們展示具有娛樂性的內容，而在於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
在《娛樂至死》這本書的前言，作者提到了兩種重要的預言：一個是來自喬治奧威爾，他認為人們會受到外來壓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們的文化將成為受制文化；另一個是來自《美麗新世界》作者赫胥黎，他表達了另一種憂慮，人們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人們在享樂中失去自由，他認為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而《娛樂至死》作者想告訴大家的是，可能成為現實的恰恰是赫胥黎的預言。綜括全書，波茲曼主要對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描述提出了兩個觀點：一、電視介入政治使得原本嚴肅的競選仿若綜藝節目，民眾熱衷於政治家的花邊八卦，對他們的着裝外表評頭論足，並讓這些毫不相干的因素直接影響手中的投票器；二、電視新聞報道的強勢覆蓋，大規模轟炸，使得原本多元情緒的新聞事件都變得淡化和娛樂化，主持人機械的“來看下一條”，就輕巧地將觀眾注意力轉移，而包含在每條新聞中的應有情感正在喪失，無論觀眾還是傳媒都在變得冷漠。
在閲讀《娛樂至死》時，覺得它有些話語放在今天都特別有意思，比如這段：“而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裏，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預言中，”老大哥“並沒有成心監視着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心甘情願地一直注視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麼看守人、大門或”真理部“。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的命運就在劫難逃。”這段話指的是電視這個“滿面笑容人”的出現造成的精神毀滅……作為學生，也許我的理解還不夠深刻，但我認為，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現，尤其是新科技的出現不能理解正常，但一味“打倒”也是心態不夠開放的一種表現，作者對當下“娛樂至死”的抨擊，倒不如説是對人類自身缺乏識別力和自制力的貶斥。而且對印刷術的推崇顯然是一廂情願，作為警惕可以，拿它來牴觸視覺文化和信息飛速傳播卻沒有必要。
但新科技帶來的弊病也要正確認識，就目前我們這類現象來説：一方面，抖音、快手、網紅、天價明星、Kris吳舌戰羣雄；另一方面，對國家有着巨大貢獻的精英相關信息在網絡上卻無人問津。娛樂明星相比起國家的“脊柱”們更受關注，這在許多國家也是普遍存在，這是一個社會級現象。從另一個角度來説，青少年們花費大量時間刷抖音、看直播，這或許需要引起人們的關注，就目前中國新生代線下娛樂消費逐年增長，90、00後已成主力軍。另一方面，網絡的娛樂化是較電視而言有過之無不及的，而且網絡由於可以提供互動而將娛樂精神進一步深化。如今，許多報紙（如經濟觀察報）都有博客專欄可以説明民間言論的力量，但同時許多人也因此在網絡上發表不負責任、不經核實的評論，在網絡逐漸替代電視侵入我們的文化社會背景下，大眾化的、簡易直觀並以娛樂為導向的文化佔領文化高地實在讓人無法不擔心文化的倒塌。
在我看來，“娛樂至死”更多地表達的是在這個消費時代大眾審美的趨勢，至於能不能到“死”的地步，還值得商榷。畢竟，新科技的出現都是伴隨着利弊的，這其中，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才可以辨明是非，掌控自己去取捨。所以我相信人不會一味滿足娛樂，乃至“死”。遲早，人天生的對崇高的追求會激發，引領正確的道路。比如我外婆外公那輩人，在那個時期巨大的精神荒蕪後的那批大學生，他們的閲讀高度，也許數十年內都沒有哪代人能夠超越，這就是對此最好的佐證。
讀完此書，厭倦而思：雖然我不完全贊同書中的一些觀點，但還是感謝作者波茲曼，感謝他對這個時代的忠告。
常常聽人説，現在從電視和網絡上就能獲取很多知識，事實確實如此。但正如書中所言，我們從這當中所獲得的知識包含了太多的娛樂性。電視節目需要收視率，需要盈利，沒有收視率，絕大部分的節目都辦不下去。換言之，娛樂性是電視節目生存的必要手段。為了達到娛樂性，電視上呈現的節目效果，大多是剪輯後的成果。在這個前提下，我們需要警惕的是，我們從中獲取的知識，看到的畫面，是片面的，僅僅是碎片。比如對名著的翻拍，要做到完全尊重歷史、還原作品，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認為，要獲取實在、完整的知識，還是要多看書。就像公司這次“青年讀書會”活動，就是要幫助青年開拓視野、實踐歷練、知行合一，不斷提升綜合素養。
在這裏，我要引用上面徐友漁講的那句話。這是他對這本書的評價，但也是在我們讀書時該有的做法。我們要明白，放在我們面前的書，並不每本都是好書，其中肯定有殘次品。尤其是讀議論性強的作品時，尤其要保持清醒。因為往往作者説什麼，我們就認為是什麼，容易被作者帶跑。
如何去甄別書的好壞，仁者見仁。只是在書的選擇上，我倒是有這麼幾點建議：一是選擇好的出版社。畢竟這些出版社，有口皆碑，出錯率低；二是選擇好的譯者。這點適用於讀古代作品和外國作品時，因為我們大多數人看的都是譯文，是第二手資料，是以譯者的讀後感為基準所形成的，誰知道譯者期間殺死了多少個哈姆雷特，又創造了多少個哈姆雷特呢？換言之，還要學會比較，就是要看好幾本不同版本的《堂吉訶德》，選擇其中最好的譯品；三是儘量多讀史書，少看小説，各種小説。
而對於書本上學不到的，需要言傳身教的，一個人生導師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了。以前聽故事，聽成功人士講他們的奮鬥史，似乎都會提到一點：我遇到“貴人”了。尤其是公司最近舉辦了師帶徒的拜師儀式，多位師徒結對成功，更讓我覺得公司似乎就在創造一個為我們找到“貴人”的機遇。
娛樂至死的時代，細思極恐。
當下，更別提是多麼像個娛樂至死的年代，淘寶的千人千面，資訊、短視頻app的個性化推薦，讓眼前呈現的只有我們感興趣的。
作者的核心思想：在娛樂至死的時代，我們不假思索地接受經過包裝的內容。
有人可能會説，技術的發展有利有弊，我表贊同。電視，手機的出現，讓很多人可以足不出户的見識外面的世界。
但是糟糕的一面，我們所看到的內容不是最真實的，都是經過包裝的，並且絲毫未留給我們思考的時間。
比如《奇葩説》看似能夠得知很多道理，其實瞬間即逝。得知的知識也是非常碎片，不具備推論性，我們都知道思考的時候會結合以往經驗和儲備知識來想問題，而在看電視過程中是做不到的。
以為知道了很多事實，卻離事實的真相越來越遠。
也正是在信息化時代，讓我們更容易跳過複雜問題，因為創作者知道如何取悦觀眾。難理解的，需要闡述的，觀眾不會喜歡，觀眾喜歡的是故事，是偶像。越是簡單，越是有視覺刺激，越能提高收視率和點擊率。
要解決衝突，我們能做的就是多問為什麼。切記，不要用笑聲代替了思考，更可怕的是不知道為什麼要笑以及為什麼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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