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概論論文[多篇材料]【精品多篇】](https://i1.mtfww.com/3b16043d5e7ca451/37/3a1a0c/61405d78546da504066ee3776954f32c3837a405aed4f3f7387e9adddf090d1190.jpg "中國文化概論論文[多篇材料]【精品多篇】")
一、封面格式：
2010—2011學年第二學期
《中國文化概論》課程期末論文
題目：
姓
名： 學
號： 院
部： 專
業：
年 級：
二、期末論文選題：
1、儒家文化（任選儒家文化的某方面來分析論述）
如：分析孔子“禮”的思想；從 “仁愛”思想來看孔子對人性的關懷；試析孟子的民本思想；試論孟子的理想人格；孟子“性善論”對當代人的啟示；試析孟子的義利及對今人的啟示。
2、道家文化（任選道家文化的某方面來分析論述）
如：分析老子“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莊子名利觀對當代人的啟示；陶淵明田園詩的道家思想底藴；魏晉玄學對士人心態的影響。
3、佛教文化
如：佛教修行理念（主要是覺悟與奉獻）對當代人的啟示；試述道家思想與禪宗思想的異同點；六祖慧能對禪宗的貢獻；從兩首佛偈來談佛教的中國化
4、法家文化
如：從韓非（商鞅）之死來看法家人物的精神；試述商鞅對法家思想的貢獻；試析管仲在齊桓公霸業中的作用；法家與“依法治國”的法治觀念的形成；法家與儒家歷史觀之比較。
5、科舉制度
如：科舉制對古代士人心態（人格精神或生活）的影響；科舉制與古代士人心態；從范進中舉談科舉制對古代士人心理的影響；試述科舉制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影響；科舉制對
6、姓氏文化
如：姓氏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或影響）；姓氏與家族本位觀念的形成
三、寫作要求：
1、任選一題的一個方面來寫，觀點明確，層次清楚，語句通順，格式規範，字跡清楚；
2、不準抄襲，否則不及格；
3、必須列舉參考書目；
4、要求手寫，正文字數不少於1500字，統一用大學稿紙。
2013—2014學年第二學
《中國文化概論》課程期末論文
題目：商鞅對法家思想文化的貢獻和啟示
姓
名： 學
號： 院
部： 專
業：
班 級：
商鞅對法家思想的貢獻和啟示論文提綱
摘要：在中國文化中，法家思想是中國文化中一顆璀璨的明星。法家思想作為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仍舊對我國今天的法治思想與體制建設有深遠意義和啟示，這些成績的創造少不了一個偉大人物-----商鞅。商鞅作為法家思想的真正實踐者對法家思想的發展和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今天看來仍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應當不斷的傳承與發展，使之成為歷史長河中一部不朽的史詩。 關鍵詞： 商鞅 法家思想 法治 貢獻
正文： 1.商鞅個人簡介與歷史背景造就了商鞅變法
簡述商鞅個人簡介與歷史背景相結合，提出商鞅變法的措施和成果。
2、商鞅對法家思想的貢獻
通過商鞅對法家思想的完善和具體措施，舉例説明商鞅對法家思想的貢獻。
3、商鞅對法家思想的貢獻對我們的啟示
簡述商鞅對法家思想的貢獻和商鞅變法及商鞅個人對我們與我國當今社會法律體制完善的啟示。 參考書目 結束語：肯定商鞅對法家思想的貢獻，表達出法家思想在當今社會發展進程中也有值得學習借鑑的地方，應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繼承與發展法家文化思想，使之更加具有現實與實踐意義。
商鞅對法家思想文化的貢獻和啟示
摘要：在中國文化中，法家思想是中國文化中一顆璀璨的明星。法家思想作為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仍舊對我國今天的法治思想與體制建設有深遠意義和啟示，這些成績的創造少不了一個偉大人物-----商鞅。商鞅作為法家思想的真正實踐者對法家思想的發展和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今天看來仍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應當不斷的傳承與發展，使之成為歷史長河中一部不朽的史詩。 關鍵詞： 商鞅 法家思想 法治 貢獻 1.時勢造英雄，商鞅變法應運而生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法家學説的奠基人，思想家，政治家，真正做到了將自己的政治思想有力地貫徹到國家的治理中，是法家思想的實踐者，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人。
戰國時代，是一個各國征戰兼併的時代，是一個唯國家實力論的時代，是一個以武力解決爭議的時代。而商鞅能撥開紛繁複雜的干擾，直搗癥結的關鍵，抓住矛盾的根本，足可見商鞅的高明。到秦國後，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進行變法，終於使秦國一躍成為戰國時期強盛的大國。
商鞅在秦國國內頒佈《墾草令》，其主要內容有：刺激農業生產、抑制商業發展、重塑社會價值觀，提高農業的社會認知度、削弱貴族、官吏的特權，讓國內貴族加入到農業生產中、實行統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墾草令》的實施取得了成效，商鞅進行了第一次變法，內容有：
（一）頒佈實行魏國李悝的《法經》，增加連坐法法律，輕罪用重刑。
（二）廢除舊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頒佈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税，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並且限制商人經營的範圍，重徵商税。
（四）焚燒儒家經典，禁止遊宦之民。
（五）強制推行個體小家庭制度。擴大了國家賦税和兵徭役來源，為秦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一次變法使秦國迅速壯大起來，緊接着進行了第二次變法:
（一）廢除貴族的井田制， “開阡陌封疆”，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
（二）普遍推行縣制，設置縣一級官僚機構；“集小都鄉邑聚為縣”，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廢除分封制，“凡三十一縣” ，縣設縣令以主縣政，設縣丞以輔佐縣令，設縣尉以掌管軍事。縣下轄若干都、鄉、邑、聚。
（三）遷都咸陽，修建宮殿
（四）統一度量衡制，頒佈度量衡的標準器；
（五）編訂户口，五家為伍，十家為什，規定居民要登記各人户籍，開始按户按人口徵收軍賦
（六）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户之中有兩個以上兒子到立户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徵收户口税。這是對第一次變法中“異子之科”法令的補充，也是對社會風俗的規範。
商鞅通過變法使秦國成為了一個強大的國家，並且為以後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而且確定了法治的思想。 2.商鞅對法家思想的貢獻
法家學派在政治理論等方面主張變法革新，要求加強君權，提倡以“法治”代替“禮制”，積極發展封建經濟，鼓勵“耕戰”，而商鞅則將這些思想運用到變法中，頒佈《墾草令》，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商鞅細化了許多具體法令，涉及行政管理，地税徵收，刑罰制度，運糧制度等。他將法家思想運用實施，一張巨大的網，牢牢地籠罩在秦國之上，深深地滲透在秦國人生活的每一個縫隙。
商鞅強調法治是治國的根本措施，推行連坐制，輕罪重罰，是直接將法家思想的核心實踐在變法中，綱舉則目張，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代替了周朝所遵循的以“禮” 為制度的生活方式，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首次出現了以強硬手段保證實施的規則。“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對於法治的實施，商鞅主張嚴格按法辦事，“不以私害法”“善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違親近” “以功授官予爵”“刑無等級”“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
商鞅將“法”放在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法”不可動搖、不可輕視、不可偏私，只有對“法”能持如此剛毅的態度，真正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才能將他制定的耕戰興國為綱，明細法令為目的執政方式，堅定的貫徹執行下去。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夠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佔統治地位，韓非繼承和發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認為必須使國內做到“言談者必軌於法”，意思是説要使每個人的思想和言論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國家的法律。 商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這一思想的，這為後來法家思想的行成與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商鞅也是明確的提出性惡論——法家人性論的基礎，而後世荀子、韓非、李斯等法家人物都是基於性惡論繼續闡述和發展法家思想。所以説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實踐者與奠基者。
商鞅不僅運用法家思想改變了秦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格局，使秦國強盛起來，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社會生活中道德觀的塑造與培養他也將法家的誠信觀融入其中，並做出了立木為信這一經典事例，這正是對法家思想運用最好的體現。
縱觀商鞅對法家思想的貢獻，他不僅把法家思想運用在變法實踐中，還是通過實踐對法家思想的完善者與開拓者，他通過法家思想嚴格要求自己和民眾乃至國家，還將法家思想融入到治國大計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見，他對法家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3.商鞅對法家思想的貢獻對我們的啟示
商鞅對法家思想的貢獻在今天看來仍具有很大的價值。商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這一思想的，這正是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法家思想的發展，雖然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區別，但它仍具有啟蒙作用。
相對於現代社會，制訂法律，有法可依是現代社會法制建設的關鍵。沒有社會各方面的法律，法律制度無從談起，法治社會更無法建立。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古代社會它體現的是專制君主的意志，而在今天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人民當家作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體現。而商鞅在法家文化中所指的法律是禮儀制度和宗法等級制度上升為國家意志而形成的，法律的內容是維護階級統治的倫理道德，法律只是輔助道德來治理國家。今天中國的社會不再是為了維護君主的意志，而是維護廣大人民的利益的，而是在消除階級的基礎上建立的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和文明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更好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實現現代化的偉大目標，必須有健全的法制建設。
商鞅重法的法家思想對我們現代依法治國的方略政策是有其重要的現代價值的。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羣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古代的法家思想與現代的依法治國都有個最突出的特點，即制訂明確的法律，按照法律來辦事，對犯罪進行懲罰。這就是商鞅對法家思想的貢獻對我們最大的啟示。
商鞅對法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雖有不足，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輕罪重罰等，但就如對待其它的傳統文化一樣，我們必須積極面對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對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我們不能在斬斷傳統的基礎上來建設現代法治，而應當採取自覺、積極的態度去對待傳統，“正如哥德所言，一種傳統不能由繼承而得它必須被爭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實現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轉換，確立中國現代法治觀，促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
參考書目 [1]呂中國。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 中北大學學報（社科版） 2005年第2期
[2] 楊鶴皋。商鞅的法律思想[M]。北京:羣眾出版社，1987. [3] 楊師羣。 論法家的“法治”及其法律思想 史林。1997年第4期 [4] 馬小紅。中國法律思想發展簡史[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
儒家倫理思想與現代和諧社會的建設
這個學期我選修了“中國文化概論”，學到一些中國文化中儒、釋、道三家的思想，雖然只是皮毛，亦頗有體會。在學習儒家文化的過程中，我以為儒家文化中一些理論對於當今社會仍能有一定意義。特別是它的倫理思想，對於當今正建設的和諧社會，更有指導意義。 儒家思想曾是中國社會數千年來一貫的主導思想，自漢以降歷朝歷代都以其為統治思想，它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統治者的治國方略，百姓的生活指導。
當今建設和諧社會，提出了“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道德準則。而早在兩千年前，孔子便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道德標準，提出了以此“孝悌”為核心的“仁”的思想。這套思想是值得借鑑的。在《論語·學而第一》中有這麼一段話：“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意思是説，為人孝悌而喜歡犯上的人，世間是很少見的；而不喜歡犯上卻喜歡在擾亂社會的人，那是從來都沒有的；君子應該追求根本，根本建立起來，道義便從中產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
經過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已被大大削弱，而經濟與文化的不同步發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道德真空。社會上經常可以聽聞一些家庭內部的暴力、遺棄和虐待事件。這些家庭不和睦的事件的影響是比較大的：一方面家庭不睦導致了一部分家庭的破裂，使得社會上不穩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在這些不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教育總是存在一些缺陷，從而導致這些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心理上，或者説精神上產生不良的傾向，甚至使一些孩子成為社會上的“定時炸彈”，隨時可能成為危害社會和諧發展的導火索。 由此可見，家庭的和睦對於社會和和諧發展是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的。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細胞產生病變，則作為肌體的社會也不能“健康成長”。故建設起和睦的家庭，才能使社會和諧發展。儒家的“孝悌”之道，正是解決家庭和睦問題的良藥。
“孝”，指的是子女對父母的尊敬，“悌”，指的是弟對兄長的尊重。在儒家的學説中，對人的各種仁愛都是由孝悌這種父子兄弟之愛推衍出來的，即上文中所説的“孝弟（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適衞，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起來的人們，便需要教化。而根據儒家學説，“孝悌”是“仁”的核心。因此，教人以“孝悌”，才能使人們學會“仁”。
如果家庭和睦，父母愛自己的子女，子女們便會報之以愛，都能孝敬父母，聽從父母合理的教誨。從“愛父母”加以引導，可以讓人們將愛擴展到鄰人，，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泛愛眾而親仁”是也。
怎樣才能家庭和睦呢？“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就是要用“仁愛”的心靈去關懷、愛護自己的家人。父母對子女的愛是本能昇華而來的愛，是天經地義的。而“孝”可以説是父母對子女的愛引起的女子對父母的愛的回報。如果沒有父母之愛，也就無所謂子女之愛，即無所謂“孝”。同樣，“悌”也是如此。教之以孝悌之道，則父母子女兄弟手兄互敬互愛。而相愛的家庭很少不和睦的。
家庭和睦，則可把這種“仁愛”擴展到鄰人繼而擴展到所有人，使人們推己及人，從而天下“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與今天所倡導的“和諧社會”是相似的。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們應當借鑑儒家的“仁愛”倫理，激發“仁愛”情懷，使“以人為本”成為人們立身做人的基本原則，在日常平凡工作中，能夠自發去尊重、關心他人，使人們守望相助，患難相扶，使“仁愛”成為全社會人們的自覺行動。若能做到如此，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到來，就指日可待了。
中國文化中的歷史進化思想
媒體與設計學院
艾孜買提 5102049017
摘要：“歷史循環”是一種古老的觀念。中國戰國末期的鄒衍曾提出五德終始説，用當時流行的五行解釋歷史的變遷和王朝的更換。他認為歷史是所謂五德的相繼更替、周而復始的循環。後來的一些資產階級學者也宣揚過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社會，歷史的繼續只能是從這個頂點倒退到原始時代的觀點。歷史循環論承認歷史按一定秩序變化，但曲解了歷史變化的客觀規律。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的發展並不是簡單的循環，更不是以資本主義為終點的封閉的圓圈，而是基於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不斷髮展和上升的過程。
關鍵詞：中國文化 歷史 進化論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藴含着無數珍貴的文化財富。眾所周知，文化也是人類進化的產物，而文化本身也是不斷的進化，不斷地積累。回溯時間的長流，中國文化發展過程當中，就有了對於歷史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的思考。從文化的角度審視中國歷史的進化，我們會發現早期的對歷史的進化思想有着很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其實説到進化思想，進化的思想並不是在19世紀末才如神兵天降般影響到中國的史學界的。早在千年之前的先秦及兩漢時期，便已出現了樸素的、帶有哲學思辨性的進化思想。
中國的史學自古便是極為發達的，早在上古三代時期，《易傳》就充分肯定了事物變易是具有必然性的，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們在闡述各家思想的同時，也不時透露出自己對歷史的看法。其中最為有名的，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當屬“亞聖”孟子，以及他提出的“歷史循環變易階段論”。孟子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二元循環的，盛衰之世在循環之間又以五百年為單位交替向前變易，而且歷史的推動力不是人民，不是生產力，也不是某些偶然事件，而是天降的聖人。
由於孟子在中國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他的歷史循環變易階段論難以避免的影響到了後世的史家們。即使有史家希冀提出具有進化思想的理論，也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環的怪圈之中，但是在歷史循環的每一個階段內，也藴藏着歷史進化、變易、發展的趨勢，二者可謂是矛盾的統一。如下是春秋戰國與秦漢時期最突出的幾個史學思想。
首先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説為載體的“五德終始説”。此説是一種解釋王朝更替與歷史變易的學説，包括兩個解釋系統。其一是由戰國陰陽家鄒衍創立的按照“土木金火水”相勝之序來解説自黃帝以來的中國歷史，其二是西漢經學家劉歆創立的按照“木火土水金”相生之序來解説自伏羲以來的中國歷史。兩種説法都認為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個人都有屬相一樣。不同的是，前者認為一德克一德，一個朝代取代另外一個朝代是依靠“逆取”、“革新”，這就叫做“五行相勝”；而後者認為一德生一德，前朝將天授之大位“禪讓”於後朝，五德彼此相生。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哪一種解釋，都是為了統治者服務的，都是為了證明新朝代舊朝乃是承上天之意，是合理合法合乎統緒的。從中我們能看出“五德終始説”的提出者們在創建這一思想時，是帶有一種樸素的進化思想的，前朝氣數、德運已盡，故新朝攜新生或新勝之“德”，已全新進化之姿態接受天命，登上歷史舞台。但即使如此，“五德終始説”也還是難以跳出歷史循環的怪圈，只是從孟子的二元循環變為了五元循環。
而漢初的史學、經學家們則將此類帶有神祕主義傾向及天人感應色彩的歷史循環或進化思想繼續發揚光大。
首當其衝的便是西漢經學大儒董仲舒及其“三統”説。董仲舒的史學思想無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易傳》和鄒衍的“五德終始説”的影響，他提出了“有道伐無道”之説，自夏以來是“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的一個相剋相勝過程。但董仲舒的史學思想體系的核心還是“三統”説。“三統”説是一種肯定歷史朝代必須按照黑、白、赤三統依次循環更替的學説，此學説認為凡是異姓王受命而王，都必須改正朔，由於正朔不同，物萌之時的顏色各異，也就有了黑、白、赤三色。三統説從其表述形式而言，無疑是一種歷史循環論，其最強調的就是一個“復”字，但就其實際內涵而言則是進化的。首先，董仲舒的三統説是一種體現親疏之義的尊崇新王之説，主張新王與上兩代舊王併為一輪之三統，新王需存二王之後，且帝王愈遠愈疏、愈近愈親，這種尊新王思想，無疑是一種歷史進化論。再者，與“三統”相對應的是忠、敬、文“三道”，此乃一朝之禮樂制度，三道的循環是以變革禮樂，對前朝禮樂制度進行損益為主要內容的，當然也是一種進化論。因此董氏的三統説是一種以循環為表、進化為裏的史觀。由於儒家及其發展形式——經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歷史循環變易論一直佔據着史學界的主流地位。
中國文化中展現出的早期的歷史觀其實就是“歷史循環”，是一種古老的觀念。中國戰國末期的鄒衍曾提出五德終始説，用當時流行的五行解釋歷史的變遷和王朝的更換。他認為歷史是所謂五德的相繼更替、周而復始的循環。18世紀意大利思想家G.B.維科認為歷史的變化經過3個階段：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凡人時代。歷史變化經歷了這個階段以後，就會重新回覆到原始時代，如此周而復始，循環不已。後來的一些資產階級學者也宣揚過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社會，歷史的繼續只能是從這個頂點倒退到原始時代的觀點。歷史循環論承認歷史按一定秩序變化，但曲解了歷史變化的客觀規律。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的發展並不是簡單的循環，更不是以資本主義為終點的封閉的圓圈，而是基於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不斷髮展和上升的過程。文化的進步推動了歷史觀的進化，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了近代史，也開始逐步融入世界，以進化論為主導思想的史學觀也深刻改變了中國史學界，當然也帶來了新的文化思潮。為此奔走疾呼得最為賣力的當屬國學大師梁啟超先生，在著作《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中，便開宗明義的宣稱，“是故凡人類智識所能見之現象，無一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裏之世界，進化之世界”。而另一位思想巨匠嚴復則用妙筆生花的譯作將西方進化論介紹至中國，除了最為有名的《天演論》外，嚴復翻譯的另一部西方社會學著作《社會通詮》則明確展示了西方歷史的“圖騰社會—宗法社會—軍國社會”的進化歷史觀。用形象的説法來描述進化歷史觀就是，歷史是一條由野蠻到文明的“直尺”，尺上有諸多“刻度”，代表了歷史進化的各個階段，常見的“刻度”有“石刀期—銅刀期—鐵刀期”、“漁獵—畜牧—耕桑”、“野蠻自由時代—貴族帝政時代—君權極盛時代—文明自由時代”。整個歷史進化過程是環環相扣、層層遞進、代代嬗變而來的，正如梁啟超所説的，“此數種時代，無論何國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則而遞進者也。”歷史進化論思想可謂徹底改造或顛覆了過去中國史學界那種在循環與進化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史學思想，進化論將過去可能是一個圓圈或是一個螺旋上升的曲線拉直了，直線兩端伸向無窮遠。而持歷史進化論觀點的史學家們的另一個重要理論便是歷史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所謂“優”與“適”，並非是傳統史家所謂的有道德的，恰恰相反，無道德的，甚至野蠻強勢乃至無恥者才在進化之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中國只有且必須通過變法圖存才能崛起於世界強國之林，與強者為伍。不然，若只是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弱小悲悽，或者説是“佔有道德的制高點”，便只能走向滅亡，而這一思想便為清末的一系列改革變法乃至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論支持。
或許當年達爾文在書桌前為自己的鉅作《物種起源》寫下最後一個句號時，萬沒有料到，他的思想早在千年以前，便以一種樸素的形態影響着萬里之外的一個古老的國度，他更不會想到的是，他的思想還未經過太久，便已在那古老神祕的國度掀起了思想乃至政治的滔天巨浪。我想，歷史的趣味便在於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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