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經濟史學基本上是與二十世紀同行的，它的形成和發展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緊密相連；可以説，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沒有現代中國經濟史學。中國經濟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經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後十七年，第三次是結束後的新時期。每次高潮的出現，都與唯物史觀的傳播和發展分不開。本文打算就中國經濟史學形成和初步發展時期唯物史觀與中國經濟史學的關係，作一些初步的探討。研究的時段主要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時期，為了便於説明問題，有些論述延伸到抗戰時期。
一、從傳統經濟史學到現代經濟史學
中國很早就有系統的經濟史記述，並形成延綿不斷的傳統。它主要有兩大首尾相續的系列：一是歷代正史《食貨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貨門”系列。它們不但是我們今天研究經濟史的基幹性資料，同時，從這些記述的系統性和連續性看，其本身已經構成了“經濟史”。但傳統史學畢竟是以帝王將相為主角，以記述政治軍事活動為中心的；經濟史的記述只是它的附屬部分。而且它所記述的主要是國家管理經濟的典章制度和有關的經濟政策、經濟主張，對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經濟生活，它所反映的廣度和深度，以及此種反映的自覺性，都是遠遠不夠的。所以這不是現代意義的經濟史學，可稱為傳統經濟史學。
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經濟史的產生，中國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隨着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發展，經濟學發展為系統的理論，19世紀以後，人們用經濟學和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解釋原來歷史學中的經濟內容，經濟史遂從歷史學中分立出來的。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有過豐富的經濟思想，但並沒有形成系統的獨立的經濟理論，因此也不可能自發地產生用這種系統的理論分析經濟過程的獨立的經濟史；現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是隨着西方近代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理論的傳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的一個分支，它的出現又相對晩後。
20世紀初，梁啟超倡導“史學革命”，用進化史觀改造傳統史學；社會經濟進入史家的視野。梁氏本人也嘗試用西方的經濟理論來研究分析中國古代某些經濟思想和經濟現象，可以視作中國經濟史學的濫觴。
不過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史研究才比較全面地開展起來，出現了中國經濟史學科發展中的第一個高潮。當時中國經濟史研究非常活躍，人們用近代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指導研究工作，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研究涵蓋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生產、分配和交換的各個環節，並涉及社會生活的廣泛領域。出版了一批專著和論文，其研究的廣度和深都是過去的“食貨”式的記述所不可比擬的。當時還出現了專門的經濟史研究機構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時，經濟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內容，1932年創辦了中國第一份以經濟史命名的學術刊物——《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後改稱《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聖創辦了《食貨》半月刊，這是我國第一份關於社會經濟史的專業性期刊，陶氏還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建立了中國經濟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學法學院也成立了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並在《現代史學》雜誌中開闢了“社會、經濟史”專欄。從這種種情況看，可以認為這次高潮標誌着獨立的現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觀與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現
這次高潮是怎樣形成的呢？它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展密切相關，而直接啟動這次高潮的則是中國社會史論戰。
瞿林東先生曾經指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當是歷史觀的進步，即從古代歷史思想的積極成果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到近代進化論，從近代進化論到唯物史觀。”梁啟超等人鼓吹史學革命、創建近代史學時，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進化論。作為近代史學的一個分支中國經濟史學，其起步相對晚後，但正因為它起步較晚，當它臨產時，馬克思主義已經傳入中國並獲得廣泛的傳播，這就使得中國經濟史學與馬克思主義結下不解之緣。
唯物史觀是在五四之後才比較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的，經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等人的努力，在當時烈火乾柴的革命形勢下傳播相當迅速，到北伐戰爭時期已有風靡思想界之勢，大革命的失敗也沒有能夠阻止這一發展的勢頭。這種情況，當時的學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顧頡剛曾用“風靡一世”（1932年）[1]、“像怒濤一樣奔騰而入”（1935年）[2]來形容唯物史觀對三十年代的學術界的影響。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這一階段的思想特徵描述為：“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為主要思想，以辯證法為方法，以辯證唯物論為基礎，以中國社會史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鎖鑰。”齊思和後來也指出，從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國的學術思想經歷了兩個解放時期，“北伐後的中心思想是社會主義，是以唯物史觀的觀點對於中國過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在中國經濟史學孕育和誕生時期，曾經面臨各種各樣的思潮和理論，但是沒有一種理論能夠像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那樣對它的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本質所決定它十分重視經濟史研究，同時又給這種研究提供最鋭利的理論武器。中國經濟史學的誕生適逢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之時，應該説是中國經濟史學之幸。
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不但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而且它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也引導人們去關注社會經濟狀況及其發展的歷史。而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的形勢，又使這種關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為如何認識中國社會性質關係到如何確定革命的性質和戰略策略這樣與革命前途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要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性質，又不能不作社會經濟的分析和歷史的研究，由此引發了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和作為其延伸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主要問題，如戰國以後到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是什麼社會？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封建社會，或是別的什麼社會？什麼是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奴隸社會；如果存在，它存在於什麼時代？都是與社會經濟形態有關的問題。當時論戰的各方，無論其政治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範疇和名詞術語。主持《讀書雜誌》並出版了四期“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的王錫禮，曾經比較了人生觀論戰與社會史論戰的異同，指出前者是科學與玄學之爭，後者科學已經成為人們的常識；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爭，後者是唯物的內部鬥爭，都以唯物辯證法作武器[4]。積極參加論戰的胡秋原也説過，這次論戰表示唯物一元論的歷史觀已經取得中國思想界的霸權[5]。事實上，參加論戰的並非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政治上屬於託派的，有政治上擁護的，有後來離開了唯物史觀的陣線的，但他們在主觀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觀，這是唯物史觀風靡思想界形勢下所出現的獨特現象。論戰的實質是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尤其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來剖析中國的歷史。這次論戰相當激烈，不同觀點的辯難，有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之爭，也有如何理解和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歧。由於討論的內容是圍繞社會經濟形態問題展開的，所以它屬於經濟史的範疇，而且是關係社會經濟歷史總體性的重大問題。或認為這些問題與具體的經濟運行關係不大，是屬於歷史哲學的範疇。其實不然。這些問題誠然不能代替經濟史具體問題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這些問題，才能把具體的經濟史問題統帥起來，才有整體的經濟史。
熱烈的論戰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經濟史研究並沒有隨之而消寂，而是進一步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因為社會史論戰擴大了唯物史觀的影響，同時也激發了人們深入研究經濟史的願望。論戰牽涉社會經濟的廣泛方面，提出了許多問題，但論戰中的文章往往是鳥瞰式的通論，比較空疏，而且論戰各方往往帶着激烈的情緒。要解決論戰中提出的問題，就不能滿足於那種上下幾千年的籠統論述，而需要沉靜下來，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礎上開展深入的具體問題的專題研究。三十年代社會史論戰以後經濟史研究持續性的熱潮就是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進步史學家嵇文甫1935年為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作序，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概説階段，論戰時期和搜討時期。他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時期，“許多突然襲來的事變，使當時參加這幕歷史活劇的人們眼花繚亂，手足無措。於是乎他們不得不來個自我批判，對於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慮，對於中國社會的結構不得不重新認識。中國究竟是個什麼社會呢？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發展來的？現在又將要往那裏去呢？這不是課堂上書本上隨便談談的問題，而是實際戰鬥中生死存亡的問題。為着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現階段，於是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引起熱烈的興味了。”他所説的“概説階段”和“論戰時期”實際上是社會史論戰的兩個階段：自拉自唱的階段和相互交鋒的階段。他批評了論戰中空疏的缺點，又指出，通過論戰，“有些以前極為模糊的觀念，現在已甚明瞭，有些在從前不覺得成問題的，現在居然成為問題了。”例如，“從前劃分社會發展階段的標準很不一致，有的根據交換關係，有的根據政治形態，隨手拈來，並沒有確定見解。到現在，不論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總都知道拿出生產方法作為劃分社會史階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還是這次論戰使人認識了許多問題，使人知道自己之無知……”因此，在論戰以後的“搜討時期”，“返回頭來，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後，專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辭彙纂》、《金文叢考》……為古史添了許多新材料。呂振羽的《史前中國社會研究》儘量利用神話和考古學上的知識，對於殷以前的社會作了大膽的試探。至最近，南有《中國經濟》，出了兩本“中國經濟史專號”；北有《食貨》，尤其專以蒐集史料相號召，和從前《讀書雜誌》上劍拔弩張的氣象迥乎不同了。從熱烈到冷靜，變空疏為篤實……”嵇文甫的這些論述，大體上説明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現的動因和發展的軌跡，説明了社會史論戰在這次高潮的啟動作用；所謂“拿出生產方法（按，即我們現在説的‘生產方式’）作為劃分社會史階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觀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論戰中和論戰後成為社會經濟史界的共識。
三、唯物史觀與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學者
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躍在經濟史壇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二是當時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及和他們有密切聯繫的一批學者；三是陶希聖主編的《食貨》半月刊及其聯繫的一批學者。他們對唯物史觀的態度、他們接受唯物史觀影響的先後、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對此作些分觶部梢源又鋅吹轎ㄎ鍤飯塾脛泄檬費Э品⑸⒄溝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致力於運用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來研究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不但奠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礎，而且對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經濟史也有開創意義。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來發表的有關論文結集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年），自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編，書中運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周易》、《詩》、《書》、卜辭、彝銘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筆生動而明快地論證了中國歷史上依次經歷過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這本書雖然在方法的運用、材料的鑑別和具體結論上都存在一些缺點錯誤，但卻是以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系統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次嘗試，影響是巨大的。齊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發表以後，中國社會史論戰才走上科學的軌道。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發表以後，郭沫若繼續鑽研卜辭和彝銘，繼續完善和發展他的學術體系。他的觀點，開始時受到很多人的批評，但是自1935年以後，情況發生很大變化，“郭沫若的中國古史觀，好像復活起來。六七年來為思想界所集中抨擊的觀點，忽然變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見，甚至許多從前反對過他的人，也改變了態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為出發點。”[6]郭沫若開創了一條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學者就是在他的影響下走上研究社會經濟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啟發。另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會史論戰正酣時走進史壇的，他在北平中國大學開設社會科學概論、中國經濟史、農業經濟等課程。1933年編迄《中國上古及中世紀經濟史》講義，以後陸續發表了《中國經濟的史的發展階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1934）、《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1936）等論文和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貢獻，例如，第一次把考古發現和神話傳説等資料相結合，對中國原始社會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堅持奴隸制社會的普遍性，首先提出並論證了殷商奴隸社會説；從生產方式的角度系統闡述西周社會的封建性質；又首先把中國封建社會區分為領主制和地主制兩個階段，明確提出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是封建地主制社會。繼郭沫若、呂振羽之後，侯外廬、翦伯贊、鄧拓等人也做了許多工作。侯外廬從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入手，指出“亞細亞”和“古典古代”是人類文明形成和發展的兩條不同的“路徑”，在遵循社會經濟形態更替理論的前提下，開闢了一條認識中國歷史特殊性的途徑；他還努力把社會史的研究與思想史的研究結合起來。鄧拓對“中國社會經濟長期停滯”問題的分析和對中國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響。總之，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但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舉起了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而且在論戰的熱潮過去後繼續做了許多紮紮實實的工作，成績斐然。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與經濟史有關的，有的則為經濟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與此同時，在社會史論戰中一些人提出的違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歷史實際的“特殊亞細亞社會”和“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等理論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後，已基本上在中國史壇銷聲匿跡。另一些人在社會史論戰中鼓譟了一陣以後也趨於消寂。這樣作為社會史論戰的延續的古史分期討論，形成了主要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內部圍繞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界開展討論的局面，這種情況延續到了建國以後。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這些活動中，我們看到了唯物史觀在中國前進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是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前身，它籌建於1927年，1934年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之北平社會調查所合併，1945年年改稱社會研究所該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地下黨員陳翰笙的主持下，從事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陳翰笙的活動為當局所不容，被迫離開中研院以後，繼續組織農村經濟研究會，繼續從事此項工作。這些工作雖然不是直接的經濟史研究，卻為近代農村經濟史的研究積累了資料，提供了基礎。而農村經濟研究會積極參與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是與中國社會史論戰並行和密切相連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務時，經濟史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刊物的背後在一個學術羣體在活動，這就是吳晗、湯象龍、羅爾綱、樑方仲等學者組成的“史學研究會”。他們當中有的是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有的並不在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但都積極參加了《集刊》的編輯和有關問題的討論研究，不少人後來成為中國經濟史界的台柱。這些人基本上沒有參加社會史論戰等活動，他們研究的路數也不同於那種史論式的寫作，重視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實證研究，他們多數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有比較進步的史觀。他們反對頌揚帝王將相和少數英雄人物，主張歷史研究以“整個民族和民族的發展為主體”，“敍述社會變遷、經濟變化和文化的進步”，與唯物史觀是相通或接近的。他們後來也先後受到馬克思主義的薰染。他們當中最知名的經濟史學家樑方仲，1939年訪問了陝甘寧邊區[7]。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期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工作成為經濟史界一代宗師的嚴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學時代就通過閲讀魯迅、郭沫若的作品進而接觸馬克思主義，他堅信經濟是社會發展基礎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大學期間自學《資本論》等著作，並終生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經濟史。[8]稍後在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學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發表過經濟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參加共產黨，參與過農民暴動的領導，進入史學界以後，一直鍾情於農民運動史的研究，並由此進入到農民運動的經濟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經濟的研究[9]。還應提及的是吳晗等人的“史學研究會”抗戰時在昆明恢復活動，增添了新的成員，仍然關注經濟史的研究。這一時期參加“史學研究會”的李埏後來回憶説：“昆明和重慶成為當時全國兩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於龍雲與的矛盾，政治氣氛相對寬鬆，許多革命人士紛紛宣傳馬克思主義。西南聯大的經濟系還開出《資本論》課程。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視經濟史，加之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遷入，帶來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觀點，所以經濟史研究氣氛較為濃厚。西南聯大及主要研究機構都有人從事經濟史研究。”[10]
陶希聖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當活躍的，他創辦的《食貨》半月刊聯繫了一百多位作者，在兩年多時間內發表了約300篇文章，開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對中國經濟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食貨》作者的學術觀點和政治傾向很不一致，從所發表的文章看，許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觀，或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陶希聖本人在政治上反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走到了漢奸的邊緣，後來又成為的筆桿子。他的學術思想比較駁雜，他讀過馬克思主義的書，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為文亦以唯物史觀相標榜。他在社會史論戰中提出“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論，否定中國歷史上存在過奴隸社會，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三十年代初，他對自己觀點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認為戰國到東漢是奴隸社會，魏晉進入封建社會。在《食貨》半月刊中，陶希聖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氣構建魏晉中古（封建）説。陶希聖並非馬克思主義者，他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學説，但他企圖把唯物史觀從馬克思主義的有機整體中剝離出來，有條件有限度地運用到社會經濟史研究中。應該承認他和他的弟子構建的魏晉中古（封建）説主要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理論，而且這些工作對經濟史學科的發展是有意義的。一個堅決反對馬列主義指導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講唯物史觀，用唯物史觀，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複雜的、是充滿矛盾的，我們只能按照事物本來的矛盾來認識它。這一事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唯物史觀對中國經濟史學科形成發展的巨大影響。陶希聖弟子的研究工作，相當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觀指導的，實際上魏晉封建説的具體論證工作主要是他們做的。這些弟子們後來發生了分化，有的墮落為漢奸，這與陶希聖政治上的誤導有關。也有一直真誠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成為經濟史學界耆宿的。如何茲全先生，學生時代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學術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比較注意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遷，社會發展規律和趨勢的宏觀的把握，同時把它和具體問題微觀研究相結合。他認為自己資質、能力都不高，唯一稍為比同輩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較早用它來進行研究。他雖然由於與《食貨》的關係受到過不公正的對待，他仍然為有人稱他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而由衷的高興。
除了上面談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國經濟史界許多老一輩的知名學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例如經濟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築夫），在回憶他們治史經歷時，都談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他們的影響[11]。
唯物史觀與經濟史研究的密切關係，一些不是搞經濟史研究的學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顧頡剛多次以肯定的口氣談到當時唯物史觀的迅速傳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與用唯物史觀指導的研究並不矛盾，前者可以為後者提供某些基礎和方便。抗戰時期，由他主編的《文史雜誌》出版了“中國經濟史專號”，並發表了題為《略論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社論。社論説：
依某一些歷史學者的主張，經濟史研究乃全部歷史研究的重心，一切歷史上所發生的分歧複雜的社會現象，都可以而且必須向當時經濟實況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歷史上各時代的經濟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歷史事實絕不能得到正確而合理的解釋。關於這一派學者的主張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由此可見在現代歷史學界，經濟史的研究是如何為人所重視。並且經濟史研究也確實不應忽視，因為人類的物質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雖有時影響到物質生活，但物質生活也正不斷地影響着精神生活，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所以進步的歷史學者是絕不容忽視歷史的經濟因素的。[12]
社論所説的“某一些歷史學者的主張”，正是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觀的廣泛影響及與此相聯繫經濟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視。
四、唯物史觀與“社會經濟史”的傳統
由於中國經濟史學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或影響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所以它一開始就以社會經濟史的面貌出現，這成為中國經濟史學的重要傳統。
在三十年代的中國，“經濟社會史”、“社會經濟史”、“社會史”、“經濟史”這幾個名詞的含義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換使用。例如，在《食貨》半月刊的封面上，“社會史專攻刊物”的字樣赫然入目，而創刊號《編輯的話》申述其出版意圖是把“正在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史”的力量集合起來，該刊刊登的經濟史論文索引，則或稱“經濟社會史”，或稱“社會經濟史”。這説明這三個名稱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稱為《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而侯外廬稱其將社會史與思想史一擔挑，把思想史研究置於社會史研究的基礎上；他的所謂“社會史”，就是“社會經濟史”。再往上溯，所謂“社會史論戰”，就是“社會經濟史論戰”。現在，人們已經不把經濟史稱作“社會史”，也很少用“經濟社會史”這個詞，但仍然廣泛使用“社會經濟史”這個名稱。[13]當然，這並不僅僅是一個名詞的問題。社會經濟史既要研究生產力，又要研究生產關係，既要研究各個經濟部門的發展，又要研究各種階級關係、社會組織等等的發展。不但如此，它還把社會當作一個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所規定的有機整體來進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經濟史論著，其內容兼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有不少是圍繞着社會形態（當時稱為“社會形式”）即生產方式（當時稱為“生產方法”）展開的。以《食貨》半月刊發表的文章為例，其內容涵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據我的粗略統計，主要涉及生產力的約佔18%，主要涉及生產關係的約佔57%，其中有關社會形態的討論和研究文章超過該刊文章總數的1/4。這種情況説明，當時的經濟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社會史論戰的延續，同時也明顯地體現了它作為社會經濟史的特點。人們不是孤立地就經濟論經濟，而是從各種社會關係中把握經濟的發展。所以，人們説“經濟史”的時候，是指與社會有機體聯繫在一起的經濟發展史，人們説“社會史”的時候，是指以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史；兩者是一致的。
中國經濟史學科的這種傳統，顯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下形成的。因為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把人類社會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而把由生產力發展狀況決定的生產關係的總和，視為這個社會有機體的基礎。
現代中國經濟史學的這種傳統，使它區別於中國傳統經濟史學，並大大超越了中國傳統經濟史學。上面説過，中國傳統經濟史學主要記述國家對經濟的管理，現代的中國社會經濟史雖不忽視國家對經濟的管理，但更關注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的經濟生活。廣義的社會雖然包括國家在內，但社會和國家是也可以理解為不同的系統：國家是上層的統治的系統，社會是下層的基礎的系統。傳統經濟史學注重前者，現代經濟史學注重後者。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理解和分析這種“社會”系統提供了最鋭利的工具。只有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經濟史學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視國家對經濟的管理的傳統經濟史學，走上科學的軌道。
把經濟與社會聯繫起來研究，是十分正確和必要的。因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人，而人是組織為社會的。在西方，也有把經濟與社會的歷史聯繫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國費弗爾和布洛赫在1929年創辦《經濟、社會史年鑑》，把“經濟社會史”寫在年鑑學派的旗幟上。但西方也有脱離社會研究經濟史，追求純粹的經濟分析的。著名經濟學家陳振漢批評美國新經濟史學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歲月：美國黑人奴隸制的經濟學》，讚揚奴隸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沒有奴隸的“奴隸制經濟”史。這是研究經濟史見物不見人的典型。陳先生認為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應該與社會史家密切合作。其實，經濟史與社會史的結合正是中國經濟史學的好傳統。在綜合性的科學研究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們應該更加珍惜和發揚這種好傳統
註釋
[1]《古史辨》第四冊顧序。
[2]《古史辨》第七冊上編《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和辨偽》附言。
[3]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燕京社會科學，1949年第10期。
[4]王錫禮：《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載《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第6頁，神州國光社1931年出版。
[5]胡秋原：《社會學觀中國文學史專號刊言》，載《讀書雜誌》第3卷第6期第1—2頁，神州國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何干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生活書店，1937年。
[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貢獻——追憶樑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學術成就》，《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經君健：《嚴中平先生傳》，載《嚴中平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9]本刊編輯：《從鍾情農民運動到探研地主制經濟——李文治教授談他的學術道路和學術思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龍登高：《商品經濟、土地制度與中國經濟發展史——李埏教授治學專訪》，《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傅衣凌自傳》、《傅築夫自傳》，載《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四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
內容摘要：如果從後現代重視個體、強調差異、主張主體間性來分析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的經濟哲學，那麼其當下的狀態可以看成是由經邦濟世回溯為個體的安身立命，由社會掌控的宏大敍事變為個體持守的微型敍事，由經濟與政治聯姻演變為個體的日常生活方式；對經濟哲學的後現代視角探討，有利於避免利益面前的利令智昏和道德淪喪，在理性與情感的搏擊中獲得人性在利己與利他中的正確地位，從而拓寬經濟哲學的研究視域。無論從部門哲學還是從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來講，經濟哲學所涉列的內容爭論並不大，其重要的是重視經濟哲學研究的現實意義。
經濟學的內涵由單純的經濟增長、效率提高轉變為經濟生活中人的生活質量的考量，由機械化、工業化的指標轉變為人在其中的身體感受和價值追求的衡量，這既可以看作是經濟學對哲學的迴歸，也可以看作是經濟學批判視野的再現。本文從經幫濟世—內在與哲學中的經濟觀念、羣己博弈—哲學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哲學、義利之爭—經濟增長的效率追求背離哲學的人文關懷、安身立命—經濟哲學發展與迴歸的邏輯起點幾個方面進行深入探討。
與其説現代經濟哲學的主要目標是對經濟的實際效用進行分析和總結，毋寧説後現代經濟哲學將經濟對人生的關照作為其關注的對象，將生活的幸福指數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説正是經濟哲學這一關照對象的生活轉向凸顯了經濟學的人文氣息，更彰顯了經濟學的人文關懷。在走過了數字化、精確化、邏輯化之後，又重新迴歸到了經濟學的內生化，即回到對人本身關照的前經濟學時期，經濟成為生活的內容而不是專門的工作。
經邦濟世—內在於哲學中的經濟觀念
我國古代將經濟思想藴含在經邦濟世的理念之中，從人性的善惡分析中解讀經濟發展的動機及目標。古代最早用“經濟”之詞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禮樂篇》“經濟之道”，意為“經國濟世”、“經邦濟民”，主要是指治理國家、拯救貧民。管子隱藏於人性之惡引起的功利主義是趨利避害，把經濟利益的現實追求作為政治活動的終極目標，只因“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既然社會的安定、道德的進步都是以物質的豐富為前提的，經濟的發展就成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從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財富是施仁政的結果，並非政治行為的目標，追求重義輕利，經濟與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一方面經濟哲學是經濟學的哲學論證，另一方面經濟是哲學理想的實現途徑。
西方哲學在古代是包羅萬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學之中，這種意義上的哲學與經濟學沒有分開，西方最早使用“經濟”一詞的是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在《經濟論》一書中，本義為家庭管理術，他認為唯一有用之物即財富，人人都應將獲得更多財富為目標，於是將組織和管理奴隸生產財富過程稱之為經濟。
亞里士多德將哲學中的辯證邏輯運用到現實的經濟分析中，賦予經濟以謀生手段的含義，他提倡公平、調和及中庸，經濟既包括協調夫與妻、奴隸主與奴隸的關係，又包括致富之術，並將經濟行為與道德行為結合起來，他用揮霍、慷慨、吝嗇分析人對待財物的態度，體現了倫理學中“執兩用中”的思想，“在財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間性是慷慨，過度了就成為揮霍，不及了變成吝嗇”。“慷慨是在財物方面的中庸之道”。
“一個人能對財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財物方面的德性，這樣的人也就是個慷慨的人”。用有德性來衡量經濟與用財富來衡量德性是亞里士多德內在於哲學中的經濟觀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詭辯學派和伊壁鳩魯派等都從倫理觀點出發觀察經濟現象，其經濟觀點又從屬於各學派的哲學思想體系，併為政治主張佐證。
總之，在古代沒有刻意而為之的經濟學的哲學分析，只有藴含於哲學中的經濟觀念，此時的經濟分析就是一種經濟哲學，對經濟現象的分析就是經濟哲學的視域。
我國近代“經濟”更是體現了謀生、生計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漢語中原有詞彙，取“經世濟民”之意，將西文economy翻譯作“經濟”，當時我國嚴復等人則譯為“生計”，後由孫中山等人採納日文譯法並介紹到國內。總之，經濟更多是藴含在人生哲學中的安邦定國理想的實現路徑。
羣己博弈—哲學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哲學
在經濟學獨立於哲學之前，也就是在國民經濟學主導人們經濟思想之前，經濟學試圖獨立的路徑其實是以哲學為其方法的過程，也是哲學思想在經濟學研究視野中的展開之途，更是哲學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哲學。
務實的晚期斯多亞學派重視個體感受和個人利益的追求，不僅影響了古希臘晚期的政治哲學思想，更波及到了經濟領域，出現了個體利益至上的個人主義傾向。與中世紀唯名論與唯實論之爭相對應的則是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分野，也成為重農學派的重要理論來源；經院哲學在論述拯救個人靈魂的同時，經濟社會也是以個人興趣和行為作為出發點。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原則的功利主義，在自然法思想的影響下強調個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將追求個人幸福和利益正當化，在倫理上個人的幸福和快樂上升為最高的善，而在經濟理論中成為方法論原則。隨着中世紀後期亞里士多德主義哲學的興起，西方經濟學的思想也從被動的自然主義進入理性抉擇，從天然為自己轉變為理性為自己，對自己的經濟行為有了理性的把握；當然這是與啟蒙運動所帶來的重回理性的目標相一致的，雖然經濟學還沒有完全從哲學中獨立出來，還沒有成為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但已經看到了經濟學思想中的哲學方法論痕跡。
義利之爭—經濟增長的效率追求背離哲學的人文關懷
從亞當•斯密、馬歇爾到凱恩斯的理論革命都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實際面臨的經濟問題而產生的，其思路是把社會本質問題、基本矛盾轉化為技術問題和具體方法問題，哲學的思辨在經濟學説中逐漸淡化，儘管將理論轉化為具體的方法和政策，使理論具備了可操作的優點，但同時他們撇開對經濟現象背後的本質的研究，使經濟學和哲學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分化。
在亞當•斯密看來，人在追逐利益時都會試圖達到最大化，在自然規律的約束下，看似衝突中其實可以達到對社會利益的最大貢獻，由承認利己行為的合理性而構建的社會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國富論》中論述的由價格為信號、通過影響供求關係，達到最佳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秩序。所謂“斯密問題”在這裏就會凸顯出來：經濟秩序中的利己主義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義的矛盾。雖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認為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調整着每個利己和利他者，每個利己主義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時為社會創造共同利益，達到共富，也就是試圖從市場機制上保證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過社會道德規範和社會立法實現一致。
無論是以英國經驗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大衞李嘉圖理論，還是建立在實證科學哲學意義上的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都試圖要實現在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人性的復歸與內心的寧靜。現代經濟哲學體系要求，從總體上闡明社會意識形態、法律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生產力等多種因素對經濟關係之間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響，考察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繫，從根本上考察人類經濟生活及其決定力量。可是適得其反，經濟學的理論分析越來越深刻、越來越精確化，卻更加遠離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樂與幸福在經濟逐步繁榮中卻逐漸減少；此時，人類不得不反思在市場及規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經濟學在實現獨立的同時逐漸遠離哲學，只有利益的爭奪，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學觀融入經濟思想中從而帶來經濟繁榮的同時，已經孕育着它一定會走向其極端，理性逐漸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體化帶來的是人性壓制，隨着現代經濟學的日臻完善，尤其在與現實生活的反覆較量中出現了波及範圍更廣的危機，同黑格爾哲學一樣當它成為一個完整體系的同時而走向了終結。
安身立命—經濟哲學發展與迴歸的邏輯起點
經濟學跟隨資本主義問題而展開的理論企圖映射出了其遠離人性的社會本質，追名逐利躍升為社會的主題，人退居在經濟機器之外變為慾望生產的守夜人，道德的寧靜與得失的平衡反倒成為現代人的現實志願，在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網絡經濟、數字經濟等虛擬形式下的後現代經濟的排擠下，安身立命與個體操持在社會轉型中成為財富與貧窮中兩極動盪的艱難抉擇。
自工業革命到二十世紀中葉，把人類追求物質財富界定為對經濟增長的片面價值取向的話，那麼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人們已經明顯由對自然的瘋狂征服與掘取趨向於與自然和諧共處中尋求人的幸福與享受；由原來簡單的經濟增長的線性取向轉向一種深思熟慮後的、更加滲透了人對自身關懷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憫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為眼前利益所動、考慮可持續發展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新動向，由理性追求達到的財富極致與道德需求的矛盾，呼籲非理性因素進入經濟發展的領地，將後現代哲學和諧、差異、共在的要求在經濟發展中凸顯出來，社會進步與個體發展同時成為時代的主題。
第一，經濟哲學由精英的經邦濟世回溯為平民的安身立命。經濟的地位從決定國家命脈過渡到成為普通大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從而有了一定的發展基礎和羣眾基礎。由經邦濟世下降為安身立命其實是人性惰怠的表現，也是對人類有限性的確認，更是生活意義追問的直接表達，雖有道德安撫的功用但淪落為平庸卻是不爭的事實。
第二，經濟哲學由社會掌控的宏大敍事變為個體操持的微型敍事。在計劃經濟全面潰散、市場經濟興起後，宏大的政治與經濟理想逐漸隱退到社會的低層，經濟的無所不能獨佔鰲頭，個體獨立成為經濟哲學中不可忽視的內容，個體成為萊布尼茨眼中“沒有可供出入的窗户”之封閉單子，個體操持成為社會敍事的主流話語，人在自由中徜徉的同時感受到了孤獨，經濟受益的喜悦被內心的彷徨所驅趕，人遊離在經濟之外成為“經濟人”的鎬頭和無機界的有機體。
參考文獻：
1.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於俊文主編。西方經濟思想辭典[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3.吳德勤。經濟哲學－歷史與現實[M].上海大學出版社，2002
4.趙崇齡。外國經濟思想通史[M].雲南大學出版社，1991
醫藥經濟文獻，是醫藥經濟知識或信息與記錄載體的統一體，是專門以醫藥經濟管理學科或經濟活動為主要內容的文獻。
醫藥經濟文獻涉《本站·》及到醫藥領域的經濟理論、經濟技術、經濟現象、經濟活動、經濟動態、經濟信息、經濟生活、醫藥貿易等方面，其目的是反映醫藥領域在一定時期內的新進展、新成就、分析新動向、並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指導醫藥科研、生產、銷售、管理、市場等各方面。
醫藥經濟文獻的存在形式
根據醫藥經濟文獻本身的特點，按照不同的標準，可以劃分成許多不同的類型，常見的是按出版形式劃分如下：
連續性出版物：是醫藥經濟文獻中最活躍的部分，是廣大經濟工作者最重要、最及時，因而也是最有用、最重要的情報和文獻資源，其中包括醫藥經濟類期刊、報紙、年度出版物以及叢刊等。
圖書：其中包括醫藥經濟學術著作（從事醫藥經濟研究和經濟管理的廣大經濟工作者的學術成果和實踐經驗）、教科書、通俗讀物以及文獻檢索工具書。
檔案資料：在醫藥領域當中，人們在生產、經濟研究、生產實踐等經濟活動中形成的文獻總稱。其中包括經濟任務書、協議書、審批文件，經濟研究計劃、大綱、方案、數據、圖表以及需要保存的醫藥經濟活動檔案材料。
醫藥經濟會議文獻：主要內容包括與會者提交的論文、報告、會議記錄、會議做出的決議或所制訂的方案，對會議內容的報道、宣傳、評述紀要，會後出版的會議錄、論文集等。
政府醫藥經濟出版物：由政府及政府主管部門發表或出版的各種醫藥文獻，如政府對醫藥行業下達的經濟公報、經濟方針和政策、規章法令、決議、指示以及調查統計資料等。
醫藥經濟學位論文：它是高等學校或科學研究部門的畢業生、研究生為獲得學位而在導師的指導下所撰寫的藥事管理等方面專業論文。
醫藥研究成果報告：即醫藥經濟研究工作或經濟研究成果的正式報告，它的材料翔實，數據可靠，通常代表着行業的科研水平。
特種經濟文獻：即以經濟為主要內容的特種文獻，如醫藥廣告、醫藥經濟圖譜、醫藥經濟剪報以及醫藥經濟稿件等。
檢索利用醫藥經濟文獻的途徑
醫藥經濟文獻的查找
書籍的查找：利用《全國新書目》、《全國總書目》、《全國經濟科學總書目》、《經濟管理專題書目》、《外國辭書目錄》進行查找。
報刊的查找：使用《全國報刊索引》、《（複印）報刊資料索引》、《內部資料索引》。
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的查找：《期刊索引》、《國外經濟文獻索引》、《全國報刊索引》。
會議文獻的查找：《國內學術會議文獻通報》。
法規、法令、標準的查找：可查尋《經濟法律知識界手冊》、《法律諮詢大全》、《外國民法、經濟法資料選編》、《中國國家標準彙編》、《中國標準化》、《國際標準化組織標準目錄》、《美國國家標準目錄》、《國外標準資料報導》。
專利文獻的查找：通過《專利文獻索引》、《專利目錄》、《世界專利索引》（WPI）可獲得。
醫藥經濟信息的網上查找
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全國醫藥經濟信息網是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主管，中國藥學會科技開發中心主辦，以收集、加工、彙總、分析全國醫藥信息動態，以雄厚的數據庫資料，專業化、技術化、智能化的彙總分析，提供各種有效的諮詢服務，是具有代表性、權威性，覆蓋面廣的大型醫藥信息諮詢網絡與諮詢顧問機構。
全國醫藥統計網：：企業黃頁、企業商機、行業資訊、醫藥法規、政策要聞、公告通告等。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重慶人文科技學院；教改
一、引言
西方經濟學是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是經濟管理類相關專業基礎課程。西方經濟學依研究對象，可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重慶人文科技學院工商學院開設這一課程側重於培養應用型人才。例如：“邊際效用遞減理論”、“穀賤傷農”、“通貨膨脹”、“充分就業”等經濟學理論都是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因此學好西方經濟學這門學科對於市場上的經濟現象、國家的宏觀調整政策都會有深刻的理解。國內一些學者有關西方經濟學的教研教改也做了很多的研究。衞華（2010）認為在教學改革中，關鍵要處理好夯實基礎與提高學生能力的關係，基礎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的關係等。申益美（2011）認為《經濟學基礎》課程的教學改革要以“任務驅動、項目導向”為指導，在教材編寫、教法創新等方面進行改革。徐瑛楠（2012）從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考試形式三方面分析獨立學院的教學現狀，並得出相應的改革對策。湯向俊（2013）針對課程街接、教材建設、教學方法等方面的問題，指出應從分層次教學、強化案例教學、改進考核方式等方面，增加學生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
二、西方經濟學的學科特點
（一）教學內容龐雜、理論性強。西方經濟學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是一整套龐雜的理論體系，涉及到整個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各個領域。其次，西方經濟學是由眾多經濟學派的經濟理論構成的，理論觀點各不相同，龐雜的理論體系，給學生增加了很多學習困難。（二）教學過程中大量使用抽象的數學工具。在西方經濟學教學過程中，首先要設立抽象的模型，建立假設前提，將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影響因素剔除，然後運用數學符號去代替現實經濟主體複雜的行為活動進行分析。例如用微積分求極值，極限的知識，而函數和圖形在西方經濟學中應用更加普遍高職學生一般數學基礎都比較差，再加上是低年級學生，造成學習時很難理解的現狀。此外，很多經濟學名詞和公式是其英文的縮寫，這就給很多英語基礎差的學生造成了困難。（三）理論來源於實踐，與經濟實際密切聯繫。西方經濟學是一個不斷髮展的理論，其立足的根本是歐美國家經濟發展現狀。而我國對西方經濟學課程研究時間較短，教材中的大部分內容，是直接翻譯國外教材而來。一方面，翻譯過來的語言晦澀難懂；另一方面由於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環境不同，造成了理解上的偏頗，例如對“理性人”假設的理解。因此，要學好西方經濟學，就要利用西方經濟學理論與我國經濟實際密切結合。
三、我院西方經濟學教學過程中主要問題分析
（一）西方經濟學教材建設問題。目前國內西方經濟學教材層出不窮，選擇一本適合我院的《西方經濟學》教材尤為重要。大部分教材將原版的西方經濟學翻譯過來，原封不動的拿過來用，西方的經濟學理論是在西方國家的背景下產生的，適不適合我們國家，哪些適合，哪些不適合是有待確認的。有的教材重理論，輕應用。理論介紹、相關定理證明特別多，但缺乏利用經濟理論結合市場中經濟現象進行解讀與分析。我院現在使用的教材是西方經濟學編寫組編寫的西方經濟學教材，老師們對這本教材褒貶不一，關鍵看這本教材是否與學院培養人才的目標相一致。（二）教學手段、方法落後。目前，教師們普遍採用傳統板書教學與多媒體授課相結合的方式，但多數教師僅把多媒體當做教材文字的呈現工具，課件製作粗糙，內容簡單，多以文字為主，並沒有真正發揮多媒體教學手段的作用。由於“西方經濟學”課程內容有其特殊性，即既有文字性的理論知識，又有數字、模型、圖表等分析方法，所以，目前採用的教學方法還不足以將本課程內容很好地呈現在學生面前，學生學起來普遍覺得比較難。（三）考試形式單一，內容枯燥，不能真實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效。作為專業基礎課，“西方經濟學”一直以考試課的面目出現，但目前學院對本課程的考試形式仍然是以閉卷考試為主，考試內容也多是書本知識的簡單再現，缺乏應用性強的、具有現實意義的題目，使學生們陷入死記硬背之中，不利於知識的活學活用，學生們甚至在考完試就將本學科大部分的知識點忘光，這樣非常不利於應用型人才的培養。
四、“西方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對策
（一）鼓勵教師自編教材。教材是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載體，教材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教學效果。國內西方經濟學教材體系建設層出不窮，西方經濟學作為我院基礎性學科，是每個專業的專業必修課，但是每年西方經濟學的掛科率都比較高，學生反映比較難，重難點不突出，本人認為結合我院培養人才要求，教師在上課時理論部分，比如供求理論一定要講透，將理論和案例結合起來分析一些簡單的經濟問題。所以，在進行教材編寫時要根據需要進行調整，比如微觀經濟學中的供求原理、均衡理論、生產理論、分配理論和宏觀經濟學中的國民收入理論、通貨膨脹理論、宏觀財政政策以及貨幣政策等要重點講解，應排在教材的前面，相對不太重要的內容簡化或者直接刪掉。編一本重點突出，有理論有案例有習題的教材。（二）強化案例教學提高創新能力。生動有趣的案例可以有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升學習效果。例如用簡單的需求彈性理論就可以解釋“薄利多銷”的經濟現象。邊際效用遞減理論就可以解釋“第二杯半價的現象。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西方經濟學理論就是在市場生活中總結出來的，所以既可以加深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又可以幫助學生們理解生活中的經濟現象。（三）改進考核方式。恰當的考核方式對引導學生的學習方向，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是很重要的。以我院為例，西方經濟學考核方式大多以閉卷的形式，期末卷面成績佔70%，平時成績佔30%，其中平時成績中包括出勤、課程回答問題、平時作業情況等。轉變為結合實踐教學過程，期末考試佔50%，平時成績佔20%，實踐成績佔30%。通過這種轉變，學生的總成績由完全依靠老師劃重點背課本，變成了靠自己在一學期中的不斷積累的成績。但考核方式仍需要不斷完善，例如增加案例蒐集、小論文等考核方式，在以後的教學中需要繼續探索。
五、總結
西方經濟學的課程建設是個長期的過程，需要長期的努力與外界支持才能做好課程的教學。總之，針對西方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改革有着利於教師也利於學生，既能夠促進教師的教學氛圍形成，也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樂趣，使學生主動去學習，認真去學習，並且樂於去學習。作為對西方經濟學有多年教學經驗的本人來説，培育課程教學的優勢，探求最佳的教育模式是我一直不懈努力的，所以為了將使廣大師生受益，在今後的建設過程中還得繼續努力。
參考文獻：
[1]衞華。《西方經濟學》教改需要處理好幾個關係[J].北方經貿，2010,(06):136-138.
[2]益美。基於“任務驅動、項目導向”的高職《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改革設計[J].當代職業教育，2011,(07):42-44.
[3]瑛楠。獨立學院“西方經濟學”課程教改探討[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2012,(11):176-177.
加強經濟學專業本科教學中的經濟學文獻閲讀，在改進教學方法和提高教學質量方面，具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第一，通過經濟學文獻的閲讀，培養學生學習經濟學理論的興趣，從而更好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經濟學的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文獻是用有趣的經濟活動故事和淺顯活潑的語言，通俗易懂地講述經濟學理論，深入淺出地分析經濟活動主體的各種行為及市場有效運行的經濟機制。例如，經濟學家倫納德•裏德撰寫的《鉛筆的故事》，從製作一支鉛筆需要的各種原材料（木材、石墨、油漆、鐵皮、橡膠等）的來源，娓娓道來，講述了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廠商如何把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所生產的產品（製造鉛筆的各種材料）從市場購買來，然後在工廠進行資源配置，生產出各種鉛筆，再通過市場把鉛筆賣給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以滿足他們的需求。鉛筆的故事很好地向剛入門的經濟學初學者，説明了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即市場在經濟活動及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強這一類經濟學文獻的閲讀，可以使學生更好地瞭解經濟學的學科性質、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進一步培養學生學習經濟學的興趣，使學生能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經濟學理論。
第二，通過經濟學文獻的閲讀，能讓學生更好地瞭解經濟學的思想演化脈絡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前沿，使學生在學習中更好地拓展視野、增長知識。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也是人類文明的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的教學本身也應承擔起人類文明傳承的重任。經濟學研究的各個領域，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獻綜述和述評一類的經濟學文獻，例如涉及經濟增長、經濟制度、國際貿易等大量的標題為Survey或Review文獻。這些文獻大多是在某一經濟學研究領域中有影響的經濟學家撰寫的，其共同點在於系統梳理了經濟學各個研究領域的思想發展脈絡、近期或目前研究的重點問題及新的研究前沿和新的研究進展，同時也會指出各個研究領域中遇到的研究難題和侷限，指出本研究領域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及可能的重點突破領域。加強這一類經濟學文獻的閲讀，有助於學生進行經濟學理論的系統學習，擴大學生的知識面，拓展學生的學習視野，引導學生去追蹤學術研究的前沿，為本科生今後深造，特別是研究生的學習階段打下比較寬闊和堅實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