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聯考狀元職業狀況調查報告
大學聯考狀元畢業後大多銷聲匿跡，僅十分之一狀元職業有案可查
報告顯示，本次調查統計到的大學聯考狀元有350多人，約佔1977-1998年大學聯考狀元總數的25%。其中理科狀元190多人，文科狀元160多人。當中能統計到其職業狀況的有130多人，僅佔1977-1998年大學聯考狀元總數的十分之一。可以看出，大部分大學聯考狀元大學畢業後都銷聲匿跡了，大學聯考狀元畢業後能見度偏低與現今大學聯考狀元高曝光率形成鮮明對比。
大學聯考狀元陽盛陰衰，文理科男狀元優勢凸顯
調查顯示，在統計到的350多名大學聯考狀元中，男女狀元比例嚴重失調，男狀元約佔64%，女狀元約佔36%。其中理科狀元中，男狀元佔絕對優勢，約佔73%，女狀元約佔27%，女狀元不到理科狀元總數的三分之一。文科狀元中，男狀元仍佔優勢，約佔53%，女狀元約佔47%，女狀元勉強與男狀元平分天下。可以説，1977-1998年我國大學聯考狀元呈現出陽盛陰衰的局面。
1977-1998年我國文理科大學聯考狀元性別比
文理狀元 所佔比例理科狀元所佔比例 文科狀元所佔比例
男64%男73%男53%
女36%女27%女47%
北大清華成大學聯考狀元首選，中科大高居第三
調查顯示，在統計到的350多名狀元中，能統計到就讀大學的有190多人，約佔總數的55%左右。其中，選擇就讀北京大學的狀元最多，有85人，高居第一。選擇清華大學就讀的有46人，位居第二，其中北大和清華錄取狀元合計約佔總數的70%左右。選擇就讀中國科技大學的狀元有16人，位居第三名。選擇就讀復旦大學狀元有8人，位居第四。選擇就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有6名，列第五名。其中理科狀元選擇就讀清華大學的最多，文科狀元選擇就讀北京大學的最多。
狀元歸屬正在成為衡量大學影響力的風向標
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學術負責人、中南大學蔡言厚教授指出，對比1977-1998年和1999-2022年兩個時期大學聯考狀元選擇就讀高校情況來看，1999年以前狀元選擇就讀的高校相對分散，而1999年以後狀元選擇就讀的高校非常集中。自1977年以來，北大和清華一直都是狀元的首選高校，而其他高校在不同時期情況則不同，如中國科技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和南京大學等高校1977-1998年是狀元報考人數較多的高校，而最近幾年則少有狀元問津。特別是2022年香港高校納入內地統一招生後，部分高校在狀元心目中的地位已基本上被香港高校所取代，而與此同時，香港高校也對北大、清華髮起強有力的衝擊。相對來説，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則表現比較穩定，不同時期均有一定數量的狀元選擇報考。
1977-1998年中國最受大學聯考狀元青睞大學排行榜
名次學校名稱所在地區狀元人數
1北京大學北京85
2清華大學北京46
3中國科技大學安徽16
4復旦大學上海8
5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6
6南京大學江蘇4
7中國人民大學北京3
8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盡在本站範文網。
創辦30年的中國大學生運動會盡管越來越不被人關注，然而今天舉行的第九屆大運會新聞發佈會所傳達的一個信息卻不容人們忽視——調查顯示，我國大學生的多項健康指標呈下降趨勢。
教育部體育衞生與藝術教育司司長、第九屆大運會組委會祕書長王登峯今天在天津説：“現在我們遇到了一個不容迴避的現實。”他説，如果普通大學生的體質沒有明顯提升，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就無從談起。
王登峯今天引述了教育部等部門自1985年以來第6次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結果。這項實施於xx年的調研發現，相較xx年，中國小生身體素質下滑趨勢得到遏制，但大學生身體素質卻“繼續呈現緩慢下降”趨勢，儘管下降幅度明顯減小。
此項調研通過立定跳遠、坐位體前屈、握力和跑步成績等考察學生的爆發力、柔韌性、力量、耐力等身體素質指標，發現19～22歲年齡組的學生除柔韌素質指標外，爆發力、力量、耐力素質水平進一步下降。如與xx年相比，19～22歲城市男生、鄉村男生立定跳遠成績分別平均下降1.29、0.23釐米，1000米跑成績分別平均下降3.37、3.09秒;城市女生、鄉村女生立定跳遠成績分別平均下降2.72、0.92釐米，800米跑成績分別平均下降3.17、1.87秒。
學校體育仍是教育的薄弱環節，有些地方存在着學校體育“説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現象，投入較少，體制不健全，發展不均衡，必須切實加以解決。目前全國各地在加強學校體育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希望通過大運會的舉辦，達到激發大學生體育鍛煉熱情、提高大學生體質的目的。
《女性生活藍皮書：中國女性生活狀況報告no9》今天在京發佈。該書由中國婦女雜誌社、華坤女性生活調查中心和華坤女性消費指導中心共同編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xx年《女性生活藍皮書》，通過大量第一手調查數據呈現女性生活狀況，包括《第10次中國城市女性生活質量調查》《xx年中國城市女性消費狀況調查報告》《中國女性資產評估從業人員狀況調查》《產後重返職場哺乳期媽媽工作生活狀況調查》《城市女性和家庭旅遊變化趨勢初探》，以及有關維護女性消費權益、“中國城市女性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建設學術專論”等方面的文章。
xx年《女性生活藍皮書》中《第10次中國城市女性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xx年被調查女性對生活質量感知良好，總體評價指數為63.2分，主觀評價為74.9分，62.0%的城市女性感到幸福。36.1%的女性對個人收入感到滿意，比xx年增加。城市女性個人收入平均為7267.2元，女性對家庭收入的貢獻率平均為32.3%。41.5%的女性對工作表示滿意，工作使女性“經濟獨立”“更自信、更受尊重”“生活更充實精彩”。職業女性面臨不同程度的工作壓力是普遍現狀。61.8%的被調查女性認為自己健康，超過五成女性的精神狀態是積極向上、開朗樂觀，62.0%的女性感到幸福，61.0%的女性名下有房產。對居住環境總體評價分別為60.4分，比上年有所提高。
xx年《女性生活藍皮書》中《xx年中國城市女性消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xx年，被調查女性家庭收入用於消費、儲蓄、投資的比例是61:23:16，消費比例比上年顯著上升。被調查女性最大一筆開支用於購買服裝服飾的人數最多，已連續7年穩居個人最大一筆開支的第一位;女性個人旅遊開支最大，家庭房產開支最大。67.7%的人外出旅遊;91.8%的人網購，比上年顯著上升，網購消費佔家庭支出的15強。52.3%的被調查者參加了各種形式和內容的培訓，平均支出為5138.8元。
xx年是我國政府關於“把男女平等作為促進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提出20年，女性資產評估從業人員已成為資產評估行業的重要力量，在為國家經濟社會做出貢獻的同時，也推動着女性自身的發展與進步。xx年《女性生活藍皮書》中《中國女性資產評估從業人員狀況調查》顯示，女性資產評估從業人員隊伍是一支以中青年為主、高學歷、專業集中、技術性強的高素質隊伍，性資產評估從業人員是一支工作適應性強、職業忠誠度和工作滿意度高的穩定的隊伍，77.6%的被調查女性認為資產評估師首要核心競爭力是“專業勝任能力”，女性資產評估從業人員工作時間長、出差多、工作壓力大，65.3%的女性資產評估從業人員具有較強的幸福感，女性資產評估從業人員與男性從業者有着明顯的差異。
生育是職業女性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環節。xx年《女性生活藍皮書》中《產後重返職場哺乳期媽媽工作生活狀況調查》顯示，70.6%的被調查者休完產假後按時上班。超過八成女性仍在原單位、原崗位、原職位工作。寶寶1週歲前，85.2%的女性沒有被單位安排上夜班、加班、出差。重返職場後，女性的主要精神狀態是疲憊。70.6%的被調查者希望產後實行“彈性工作制”。50.4%被調查者使用了每天1小時的哺乳時間。僅有15.6%的被調查女性所在單位配備了哺乳室，37.7%的單位配備了保存母乳設備。73.9%的被調查者認為“應堅持母乳餵養，且儘可能時間長點”，26.1%的女性加入“背奶族”，北京女性加入“背奶族”的比例最大。生育寶寶，重返職場，被調查者的三大感受是：幸福、辛苦和快樂。66.8%被調查者有了寶寶後，幸福感“提升了”。
xx年《女性生活藍皮書》中《城市女性和家庭旅遊變化趨勢初探》顯示，旅遊已成為被調查女性休閒度假的主要方式。xx-xx年，平均每年有62.7%的女性和家庭外出旅遊。家庭旅遊支出xx年為5666.1元，xx年增至15079.6元，年均增幅27.7%。旅遊方式中，“跟團遊”呈下降趨勢，“自由行”被更多女性選擇，出境遊增加。
消費安全依然是被調查女性關注與擔憂的問題。被調查女性的三大焦慮依次是：“物價上漲，生活成本高”“空氣和環境污染嚴重”“缺乏閒暇時間”。在網絡消費中，近七成的被調查者因質量問題退過貨。超過八成的被調查者個人信息被泄露。雖然女性在教育、就業等方面進步顯著，但從調查數據看，女性資產評估從業人員與男性從業者有着明顯的差異，在數量、收入、工作適應性等方面，都與男性從業者有着明顯的差異。哺乳期女性更因為疲於應對寶寶和工作而疲憊不堪，希望得到家人、工作單位和社會的更多幫助。
xx年《女性生活藍皮書》預測，今年，城市女性消費預期的五大熱點是：孩子教育、買房/租房/裝修、旅遊、請客送禮和買汽車。超過八成的被調查者及家庭有投資理財計劃。為避免網絡購物糾紛，被調查者給電商提出的五大建議是：不做虛假宣傳;不出售假冒偽劣和低價誤導;及時解決售後問題;不泄露個人信息;不搞霸王條款。
誰動了單身人士的錢包、女性對男性薪資的期待有多高、如何看待婚內出軌、中國男人是否配不上中國女人歲末年初，已經持續八年的百合網《2022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即將在被稱為中光棍節的1月11日再次發佈。
《2022年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後稱年度婚戀報告)由百合網設計、實施和發佈。與學術性報告不同，百合網的年度婚戀報告在堅持學術性的基礎上，特別注重實用性和可讀性，在選擇調查題目、行文語言、表現形式上都更加貼近熱點和輕鬆活潑。據透露，本次調查在內容上，不僅涵蓋了經濟條件、感情等愛情和婚姻的熱點話題，也沒有迴避諸如非愛而婚、婚內出軌等敏感性話題。在形式上，除了紙質的報告以外，還相應推出新媒體版本，以滿足不同年齡段尤其是80後和90後的閲讀習慣。
與以往的年度婚戀報告不同，百合網2022年度婚戀報告的另一大看點是增加了百人推薦團的概念。百人推薦團由行業內的情感專家、社會輿論家、媒體人士，及對婚戀問題有所感有所想的普通人羣組成，共邀約100人，為此次調研做內容補給和推薦，共同揭示多元文化衝擊下的當代人的婚戀觀，聚焦社會熱點問題，為研究、探討相關的政策提供依據。
本次調查的調研方式也進行了一定創新，一共採用四種方式。第一，線上問卷調研，將由百合網婚戀研究院出具問卷，並基於百合網這個平台進行調研，回收有效問卷7多萬份;第二，深度訪談，由百合網婚戀研究院專家針對單身族羣及已婚族羣分別進行多次羣體訪談，針對婚戀觀及婚戀態度進行詳細溝通;第三，聯合aa租車、樂蜂網、愛奇藝、搜 狐新聞客户端、百程旅遊網針對旅遊、新聞、電商消費等不同領域做出單身調查，推出行業婚戀調查。第四，通過微博、微 信平台對單一問題進行廣泛徵集。
年度婚戀報告是婚戀領域每年年終的一件熱點大事。百合網從2022年開始連續8年發佈婚戀調查報告，持續記載了中國人婚戀態度和行為的狀態、特點和變遷。其每年發佈的婚戀調查報告，是國內婚戀行業內較為專業的調研報告之一，受到媒體和社會的關注和討論。
百合網每年的婚戀報告都由旗下專業的研究機構完成。百合網下設百合婚戀研究院，並與中國最知名、最權威的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機構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合作開展中國人婚戀、家庭課題的深入研究。研究院以紮實的學術研究為百合網創造科學有效的婚戀產品和服務打造了堅實基礎，立志為中國人提供科學、專業的婚戀服務。研究團隊擁有專職和合作研究人員30多名，80%擁有博士學位。目前已經完成了多個大型婚戀課題的研究，研究成果已經應用於百合網婚戀服務產品的升級和改進。
消費安全依然是被調查女性關注與擔憂的問題。被調查女性的三大焦慮依次是：物價上漲，生活成本高空氣和環境污染嚴重缺乏閒暇時間。在網絡消費中，近七成的被調查者因質量問題退過貨。超過八成的被調查者個人信息被泄露。雖然女性在教育、就業等方面進步顯著，但從調查數據看，女性資產評估從業人員與男性從業者有着明顯的差異，在數量、收入、工作適應性等方面，都與男性從業者有着明顯的差異。哺乳期女性更因為疲於應對寶寶和工作而疲憊不堪，希望得到家人、工作單位和社會的更多幫助。
2022年《女性生活藍皮書》預測，今年，城市女性消費預期的五大熱點是：孩子教育、買房/租房/裝修、旅遊、請客送禮和買汽車。超過八成的被調查者及家庭有投資理財計劃。為避免網絡購物糾紛，被調查者給電商提出的五大建議是：不做虛假宣傳;不出售假冒偽劣和低價誤導;及時解決售後問題;不泄露個人信息;不搞霸王條款。
本次調研主要圍繞鄉村教師的“工資待遇、職業發展”問題展開，除了對《鄉村教師支持計劃(xx—2022年)》(以下簡稱“計劃”)涉及到的“城鄉師資水平差異”、“職稱評聘”、“城鎮教師向鄉村流動”、“鄉村教師培訓”等話題進行了訪談，還對計劃中未明確提出的“工資結構”、“職稱弊端”、“教師代表大會”等問題進行了採訪和分析。
調研中發現的問題
一、鄉村教師工資待遇低成為突出問題
xx年以來，黑龍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頻發教師抗議“工資過低”、要求“漲工資”的羣體性事件。教師工資待遇低已成為制約鄉村教育發展的突出問題。
xx年時任國家總理xx在北京市教師代表座談會上發出擲地有聲的承諾：“保證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成為各地教師要求漲工資的“尚方寶劍”。事實上，這一規定要追溯到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其中明確寫到“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於或者高於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並逐步提高。”xx年至xx年，國家出台《關於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績效工資的指導意見》、《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關於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等均強調“漲工資”。然而我們調研中發現，教師的工資水平依然較低，並且存在工資結構不合理的問題。
第一，“教師工資不低於公務員”得不到落實
四川某縣教師，算上學期末、年終獎，月收入比同級別的公務員少xx多元。xx年，河南省某縣以收入較高的中學高級教師為例，月工資為3700元(此為税前、未扣除公積金和醫保的應發工資，實發工資約3000元)左右，低於該市平均工資4100元。
河南調研點的鄉村教師反映，十年前，他們比本地的建築工人工資高，現在比建築工人還低1000元(建築工人平均月收入3000元，而鄉村教師月入xx出頭)。當地房價平均為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老師如果想買個60平米的房子，要花近xx年時間。
廣西調研點的老師們普遍反映，工資增長趕不上物價長得快。有老師説，原來年底會多發一個月工資，但這幾年“13薪”發放的頻率明顯減少了，月工資雖然提升了，總量實際上並沒有什麼變化。
那麼，老師工資多少算合理?老師們的期待是：工資和福利應該和當地的公務員看齊，這也是總理承諾、教師法規定的;月工資應該能夠和當地單位平方米的平均房價不相上下，這樣這輩子才有指望買個房子。簡言之，教師的工資應該“養得起家”。
第二，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大
且不論不同的省份，即便是同一個市(地級市)的下屬各縣之間教師收入差距極大，江蘇某市區教師工資與下屬較為貧困的縣差多出約1500元/月，廣西某市同樣的情況多出約1000元/月。河南某縣國小校長(小教高級)反映，他的工資比該市城區同等級別的老師低約500元/月。在老師工資不高的普遍狀況下，這並不是一個小數字。
同時，城鄉之間教師收入差距大，主要表現在補課費這種隱形收入上。在縣城，主要科目教師的有償補課成為彌補教師收入的主要手段，而鄉村教師顯然缺乏這種機會。四川調研點的鄉村老師反映，同樣在城市和農村工作三年，城市學校的老師可能會比農村學校老師多收入至少20萬。
此外農村教師的評職稱、評優等機會，相對城市教師的機會少，這也導致城鄉教師的實際收入差距大。江蘇某縣鄉村中學教師還反映，縣城的教師每年公費體檢一次，但農村教師每兩年公費體檢一次。
由於地區、城鄉教師收入差距大，鄉村教師總是想方設法託關係進入城鎮，而城鎮教師則希望進入市區，對於老師來説，爭取的更高的工資無可厚非;但對於農村兒童來説，則無疑加劇了教育資源的流失，帶來進一步的教育不公。
第三，工資構成不合理
教師的工資主要由崗位工資、薪級工資、績效工資構成，另外還有一部分的可以忽略不計的教齡津貼(3-10元不等)。
老師們反映職稱工資權重太大、績效工資計算方法不合理，教齡津貼佔比太低。
薪級工資的標準是職稱，教師們反映職稱工資差距大，從小教初級到小教高級，廣西調研點的工資薪級工資差別在300元左右。從附件二四川某農村國小教師工資表中可以看出薪級工資最高差別超過500元。
每個教師都要被扣除績效工資的30%，在學期末或年底以“績效獎勵金”的形式發給大家。這一制度引起諸多老師不滿，一位工作了20多年的國中老師憤憤不平地説，“要給大家獎勵，就在工資上另外再加，把我的工資扣出去，這怎麼可以?!”另外，實際考核標準明顯傾向於學校領導，因此學校領導的績效所得(超過被扣除的30%)遠遠超過普通老師(低於被扣的30%)，重慶某區的教師憤怒地説道：“都是滿工作量，憑啥領導要拿普通教師的1.3—2倍不等的獎勵性工資!何況有些中幹還只上幾節非統考學科的耍耍課。”甚至有教師反映這是“扣老百姓的錢給領導發獎金”，因此這一全國性的績效工資制度無法實現其勞者多得、提高教師工作積極性的初衷。
而教齡津貼在教師工資中佔比太低，教齡滿5年不滿xx年的，每月3元;滿xx年不滿xx年的，每月5元;滿xx年不滿20年的，每月7元;滿20年以上的，每月10元。30年教齡的老師，相當於每年才3毛3分!這對老教師很不利。
第四，工資調整後，增幅不大
全國事業單位於xx年開始調整崗位工資、薪級工資，漲幅約500-1000元上下，但漲工資之日也是啟動養老保險改革之時，由於自交保險，許多老師實質上拿到的工資只漲了200-400元。李老師調薪之前的崗位工資是590元，調薪以後崗位工資是1220元，薪級工資從181漲到355元，基礎績效由1538元降到1402元，最終，李老師的工資一共漲了749元，但是需要交380左右的保險等，拿到手的工資也就比上個月多了360元左右。調整之前工資只有不到2800，調整後3160。甚至有四川某鄉村青年老師反映，工資原來2486，現在漲到2760，扣除各項費用，到手工資不增反降，只剩2260左右。他説，去年當地學校有老師罷課，可是“老師是最底層的，抗議了半天還是沒用。”
二、職業晉升“難於上青天”
教師職稱制度於1986年建立，職稱與工資待遇掛鈎，也是對教師工作價值的肯定。對教師來説，職稱評審具有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雙重意義。
可是在調研中我們發現，職稱制度的負面性越來越突出。
當前，教師職稱是由上級教育主管部門統一劃撥職稱指標，不同層級的學校能夠得到的中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比例不同。農村學校因為辦學水平較低，能獲得的高級職稱的比例也比較少，僧多粥少，競爭非常激烈。職稱越高，評審越難。評職稱耗時很長，十幾年甚至二十年評不上職稱的現象很普遍。河南一位鄉村教師稱，“評職稱之難，難於上青天。”有位老師評上小教一級已經有20年，始終沒評上高級。對學校意見非常大，教學也不再積極。很多老師認為，評職稱一方面是錢的問題，評上職稱，每個月的工資一般會增加300-400元。生活補貼也和職稱掛鈎;另一方面是對工作和肯定和麪子問題。
老師們主要有如下四點不滿：
第一，職稱評定中存在暗箱操作，走關係等問題，不公平、公正、公開和透明，沒有權勢沒有關係的老師，教學成績再好，也始終評不上。這是評職稱難的重要原因。教學成績不好作假，而評各種獎項則有時會摻進去水分，有許多人為操作。有些老師為了評上職稱絞盡腦汁，也嚴重影響了教學工作，部分教師之間產生很多矛盾，甚至有正面衝突。
第二，“評聘分開”與崗位限額帶來的上升渠道的擁堵。老師職稱的評定方式是“評聘分開”，例如a老師通過自己考試拿到了高級職稱，但學校高級職稱名額已滿，則可能以中級或初級職稱聘用該老師。換言之，即使老師考到了職稱在某些沒有名額的學校也沒法拿到這個職稱應有的工資待遇，只能等待年老的教師退休讓出名額。四川某縣鄭老師的妻子，在一個鄉鎮中學教書，已經41歲，雖然評了中級多年，但一直沒有與工資掛鈎，而她的前面，至少還有20個老師在排隊，她可能十年都沒有機會評上職稱。
第三，上級教育部門在分配職稱名額時應總體統籌、多做調研、因時因地制宜、考慮多重因素，如教學質量、城鄉地區差異、教師年齡比例等。調研中發現，每個學校年輕老師和年老老師的比例是不一樣的，在一些整體年紀偏大的學校，就會出現大量達到相應資質卻無法以拿到相應待遇的情況。而在年輕人比較多的學校，老師級別升級就相對比較快，這讓老師們感到不公平。
第四，職稱標準制定不夠合理。廣西一位老師説他們學校“教齡增加一年增加0.2分，當一個校領導就可以加5分，我要增加多少教齡才抵得了一官半職呀!我們學校老師年齡又偏大，做我旁邊的黃老師，居然和自己的小孩一起評上了8級，他小孩就在另一個學校當教務主任，而且那個學校年輕老師多。老子和兒子一起評上8級，哪有這樣的道理!”江蘇一位老師反映評上高級職稱的大多是學校的中層以上領導，他們從不在一線頂班上課，相反老老實實上課，一心撲在學生上的人晉升職稱是很難的。
三、工作時間長壓力大
無論國小老師還是中學老師，通常沒有“加班”的概念，覺得安頓好學生再離開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們“加班”的緣由也有所不同。
國小老師“加班”通常是因為給學生進行單獨的補課以及解決一些學生中的矛盾。一位老師説，她通常早上7點30來到學校，等到下午放學之後還要繼續處理一些學生的問題，大約下午六點半到七點才能回家。中午通常到學校食堂隨便打一點飯，簡單休息一小時。但把學生的作業帶回家裏修改是經常有的事情，有時甚至要改到晚上11點。即使老師有寒暑假，一部分時間也通常用來準備下一個學期的課程。平均下來，一天的工作時間肯定是超過8小時的。
縣一級的國中老師工作時間就更加長。因為縣級國中有許多各個鄉鎮村裏過來讀書的孩子，都是在學校住宿的，老師們都要管宿寢，這就大大增加老師的工作量和工作壓力。一位老師告訴我們，他每天早上7點30到學校，陪學生晨練或晨讀，晚上學生全部睡下之後才能離開，通常都要等到10:30左右了，“加班”的時間之長，是許多工作不能想象的。
由於缺少父母監管，農村兒童的教育管理需要付出雙倍的勞動，鄉村教師承擔着更多的社會責任和更大的社會壓力。然而，對老師們相應的補償是遠遠不夠的。工作辛苦收入低，造成了鄉村教師的職業吸引力比較低。
四、性別嚴重失衡
當今鄉村教師羣體中，女性人數超過男性，如河南某鄉村國小一共17位老師，有6位男教師，11位女教師。四川某縣xx的教師招聘，一共要招聘20個人，按照1：3的比例進入面試的只有2個是男性。可儘管女教師人數多，領導層大部分卻是男教師。
由於刻板印象與傳統觀念，一方面，村民認為對於國小生來説，女老師比男老師還有優勢，有耐心，更容易和孩子溝通;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男人交際能力比女人強，男人更適合做行政，當領導。而女教師不需要在工作中做得多出色，只需要有一份穩定的收入，照顧好家裏就行。女教師有知識文化，且教師身份更便於照顧孩子，因此她們比其他女性更容易嫁到“好”人家。一位校長就坦然説，“教書的工資低，但是，女的有優勢，在婚姻市場中，當老闆的，做生意的，都願意娶個當老師的做媳婦，都認為她們比較會相夫教子，比較搶手。”女教師是通過婚姻來應對收入低下的困境，但同時也造成在經濟上對丈夫的依賴，使得女教師在家庭中沒有獨立性。
對於普通男教師來説則社會地位更為尷尬。由於工資低，很多人對國小男教師有一定成見，覺得一個“大男人”去教國小，很掉價，掙不了多少錢，還沒有打工掙得多。帶來的結果是，一方面男性知識分子不願意當國小老師;同時，國小青年男教師(已經上崗的)社會地位較低、成家難。
五、鄉村教師羣體呈老齡化趨勢
四川某縣的行知中學，老師的平均年齡是50歲。人社部門在核編時只看師生比，而不看教師的年齡結構，《計劃》中提出“鄉村中國小教職工編制按照城市標準統一核定，其中村國小、教學點編制按照生師比和班師比相結合的方式核定”，也沒有考慮到老齡化問題。目前，教師的年齡已經出現斷層，過幾年，如果大批教師退休，而年輕教師又未來得及培養、或不願意到鄉村教學，這對鄉村基礎教育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
六、培訓形式化素質難提升
全面提升鄉村教師能力素質。《計劃》中提到，要把鄉村教師培訓納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到2022年前，對全體鄉村教師校長進行360學時的培訓。
一線教師，除了摸教科書，幾乎不再摸任何書，知識面窄、更新不夠是現實問題。然而目前學校組織教師參加網上培訓或實地培訓，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網上培訓，河南、江蘇等地所有老師都被要求參加，一年數次，內容包括教學教法、計算機技能、法律常識、專業技術人員的道德建設等。但很多老師認為，網上的學習大多流於形式：一是因為形式單一，説教比較多，內容不切合當地教育實際，老師們覺得收穫不大;二是因為佔用教學之外的休息時間，河南省某市教育局長曾説：節假日，老師教育要成為新常態。網絡上的培訓過多，老師被折騰得太多，耗時耗力，卻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
實地培訓，則由於經費問題，出去培訓的教師比例太小。如果一個學科每年都能有人出去培訓，並且能夠起到帶動作用，才能對整個學校的教育起到很大的改變。另外，現在很多學校，不是通過民主公開的選拔，而是行政命令安排，一般都是選領導層的人，普通老師很難有機會。
政策建議
1、切實增加教師收入
《計劃》中提到“全面落實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依法依規落實鄉村教師工資待遇政策”，關鍵還是要增加教師工資。但如何增加?本報告建議如下：
第一，優化教師工資結構。建議將70%的績效工資與職稱脱鈎，與崗位工資合併，作為基礎性工資;取消扣除30%的績效工資的做法，將這部分金額獨立，設為“績效獎勵金”，在有條件的地方增加“績效獎勵金”預算，公開、民主、透明地管理該獎勵金，獎勵奮戰在一線講壇上的教師，勞者多得。
第二，建議增加教齡補貼，3-10元的教齡補貼將使老教師寒心。切實落實《計劃》中“對在鄉村學校長期從教的教師予以表彰”和“鼓勵”。
第三，“國標”工資(包括崗位工資、10%工資和薪級工資)，繼續由中央統籌，我們建議各項補貼、績效獎勵金由市(地級市)一級或更高級的教育主管部門來統籌，確保同一地區(地級市)之內統一等量，有利於實現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教育公平。
最後，建議增加評獎的機會，並常態化，以物質和精神雙重獎勵的方式鼓勵踏踏實實奮鬥在農村一線講台上教師。
2、降低職稱在工資中的權重
切實落實《計劃》中“職稱(職務)評聘向鄉村學校傾斜”，如“總體比例向鄉村教師傾斜”;鄉村教師職稱考核中取消外語成績、論文等要求，注重師德、教學實踐;“城市中國小教師晉升高級教師職稱(職務)，應有在鄉村學校或薄弱學校任教一年以上的經歷”等。
在此基礎上，建議降低職稱在工資中的權重。因為在實際工作中，工作量最大、投入最多的往往是職稱相對較低的年輕教師，調動起他們的積極性以及對鄉村教育的熱情，是鄉村教育事業可持續性發展和解決教師老齡化的關鍵。而職稱工資所佔權重過大，難以調動廣大青年教師的積極性，影響工作效率。事實上，xx年調整工資，仍舊偏向於領導與高級教師，基層青年教師工資並未有實質性增長。或可考慮職稱更多作為“榮譽”，加大“績效獎勵金”的權重(在確保科學化、人性化管理的前提下)，激勵教學課時長、質量高、師德好，受學生歡迎的老師。
3、真正實現教師的雙向流動
一方面，建立鄉村教師向城鎮流動的常態化機制。作為鄉村教師個人發展的激勵機制，通過個人考核，或建立選拔機制，使教學優秀的鄉村教師有可能進入城市中心學校，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農村教師主動提高教學水平。同時，鼓勵農村教師進城交流，提高農村教師的知識水平與教學能力。
另一方面，建立城鎮教師向鄉村流動的常態化機制。本報告從《計劃》中歸納出三條流動機制。第一，落實“縣管校聘”制度，並作為組織城市教師到鄉村學校任教的制度保障，採取定期交流、跨校競聘、學區一體化管理、學校聯盟、對口支援、鄉鎮中心學校教師走教等多種途徑和方式，重點引導優秀校長和骨幹教師向鄉村學校流動，保持鄉村優秀教師相對穩定。第二，鼓勵有志青年投身鄉村教育事業，暢通高校畢業生、城鎮教師到鄉村學校任教的通道，逐步形成“越往基層、越是艱苦，地位待遇越高”的激勵機制，以及充滿活力的鄉村教師使用機制。第三，採取有效措施鼓勵城鎮退休的特級教師、高級教師到鄉村學校支教講學。
本報告在贊同“計劃”三點的基礎上，另外提出兩點建議，第一，切實落實免費教育師範生“安排到農村學校任教服務二年”的協議，加大對協議違約者的處罰力度;第二，動員社會資源，設立專項的鄉村教育支持資金，以合理的待遇吸引社會各界人才。
4、發揮“教代會”民主管理和監督作用
在上述教師們意見比較大的問題中，績效和職稱工資的評定標準、培訓內容、管理等問題，產生的根源還在於缺乏民主參與監督機制，各種政策規章的出台沒有充分尊重老師的意見，而是自上而下拍腦袋，官僚化、一刀切、形式主義;另一方面，一些已經出台的好政策實際上卻落實不了，或者執行過程中缺乏有效監督，導致政策變味或形同虛設，部分教師只能通過上訪的形式反映問題，激化了社會矛盾。
怎麼解決這個矛盾?我們認為應該發揮“教職工代表大會”的作用，切實落實教育部xx年第32號令《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規定》。根據調查，現在基層學校“教代會”名存實亡，甚至很多教師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組織機構存在。因此建議切實發揮“教代會”的作用，對涉及教師利益的政策措施進行民主表決和監督，讓矛盾化解在基層。
調查時間;20xx年
調查地點：全國
調查內容：關於中國童裝安全狀況的調查
調查對象：家長
六一國際兒童節臨近，日前，國家質檢總局發佈了我國首箇中國城市童裝安全消費狀況調查結果。調查顯示，僅有不到2成家長了解童裝安全技術標準。這些標準，都涉及哪些方面?童裝要怎麼穿才安全?
今年上半年，國家質檢總局缺陷產品管理中心通過對北京、上海、廣州、西安、鄭州5個城市中3-12歲年齡段兒童的4551名家長以問卷形式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家長購買童裝時考慮的因素首先是面料手感，其次才是安全性，價格則排在第三位。
五問五不知，廣大家長對童裝安全知識知之甚少，但與此同時，在童裝使用時出現傷害事件或危險的比例卻高達4%，童裝被檢出問題也時有發生。這其中，國家服裝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技術服務中心主任劉鳳榮介紹，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是家長需要防範的頭號隱患。
劉鳳榮：穿的時間長了會導致人體致癌，危害性極大，它的潛伏期一般是20年，所以我們在標準範圍之內是嚴禁使用，一旦查出這個產品就不能賣了，它不可降解。
此外還有出現頻率更高的甲醛超標問題。
劉鳳榮：建議消費者在購買產品之後進行充分的洗滌然後再穿，因為甲醛是融於水的，可以大大降低甲醛對皮膚的危害。
橫向比較童裝產品安全的各個方面，化學物質的關注度為47.5%，繩帶危害的關注度為26.3%，附件牢固性的關注度為24.2%。以繩帶童裝為例，高懷友介紹，儘管繩帶等裝飾物容易引發兒童安全事故，但家長對此關注度並不高。
高懷友：有57%的家長沒有對可能有安全隱患的繩帶童裝進行處理;沒有處理的原因是，有44%的家長不知道要處理，有56%的家長知道要處理，但認為沒必要。
通篇調查結果，與家長二字一同出現機率最高的詞語是：不知道、不瞭解、沒必要。調查結果長3頁，最後列出結論兩條：一，家長對童裝安全知識掌握太少;二，防範童裝傷害，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
任何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但其中顯然應有主有次。如果孩子父母需要努力，那麼，監管部門則更要加倍努力。
當鎘大米出現，監管部門説，請大家不要反覆購買同一品牌;當全社會為水質標準疑惑，監管部門説，目前沒有統一的國家標準;當童裝生產商違規添加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監管部門説，請大家根據指導、練就自行鑑別的一身本領。消費者似乎正從掏錢的一方，被迫成為無所不知的全能型選手。監管部門似乎是在責備家長很少了解童裝安全技術標準，可是，在老百姓眼裏，監管部門將職責全權交給消費者，無疑是更大的恥辱。
為人父母，責任重大;為監管者，更當以監管為己任。普及常識固然重要，各人應恪盡職守卻是最大的常識。當秩序紊亂、質量堪憂，監管部門應當臉紅心跳、無地自容，而不是指責無辜的孩子父母為什麼沒有掌握所有的專業知識。假如有孩子因童裝問題受害，應當內疚的不是盡心照顧的父母，而是讓問題童裝堂而皇之售賣的監管者。
為了解我國目前大中型企業的物流運作現狀，掌握供需情況，中國倉儲協會於XX年3—4月，組織了第二次全國範圍內的物流供求狀況調查。回收146份有效問卷。結果分析如下。
一、回收問卷的構成比例：其中生產企業90家、商業企業20家、物流企業36家。生產企業中三資企業43家，外商獨資企業14家。從事電信、電子與家電的企業35家。物流企業中亦有三資企業7家。
二、物流執行主體：生產企業原材料物流的執行主體主要是供貨方，佔46%，成品銷售物流中，24.1％的執行主體是公司，16.1%是第三方，59.8%是採用兩種形式；與1999年第一次調查數據相比，全由第三方代理的比例上升7個百分點。商業企業物流執行主體76.5%為公司本身。
三、外包企業物流：調查表明在有第三方代理的情況下，生產企業使用第三方的數量通常有2—10家；商業企業使用第三方一般有10家以上，這説明目前我國的生產企業和商業企業物流“外包”主要以“分包”為主，總體來看代理的比例很小，約lo％左右，可見企業物流被嚴重分割。而且生產企業外包，物流主要集中在幹線發運，其次是市內配送和倉儲、再次是包裝；商業企業的外包、物流在市內配送、倉儲和幹線發運方面比例均等，這説明生產企業和商業企業物流“外包”的側重點不同。
四、付款方式：在結算物流費用的過程中，最常用付款方式是首先各項物流費用分開核算，對生產企業而言其次依總量協議；對商業企業而言其次則按銷售比例提成。
五、付款期限：調查表明82.5%的生產企業和75%的商業企業，在付款給物流服務商時，期限在1個月之內，説明付款信用良好。
六、庫存期：84%的生產企業的原材料平均庫存期集中在l周至3個月；76.3%的生產企業的成品庫存期集中在10天至3個月；72.2％的商業企業的庫存期集中在15天至3個月；
七、單據準確率：生產企業、商業企業和物流企業的單據準確率在98%以上的比例分別為：64.4%、72.2%和63.6%。總體來看，商業企業的單據準確率最高。生產企業、商業企業和物流企業的配送及時率在90%以上的比例分別為：72.9%、76.5%和72.7%。總體來看，商業企業的配送最為及時。生產企業、商業企業和物流企業的貨損率在2％以上的比例分別為：79.1％、82.4%和84.8%，總體來看、物流企業的貨損率最低，其次是商業企業、再次是生產企業，顯示出專業物流公司的作業優勢。
八、物流費用支出比例：經調查，生產企業原料供應物流費用佔採購成本的平均比例為5.4％。生產企業成品銷售物流費用佔銷售額的比例為7.74%，商業企業物流費用佔銷售額比例為1.96%。
九、物流設施現狀：生產企業中53%的企業擁有汽車車隊，59%的企業擁有倉庫，34%的企業擁有機械化的裝卸設施、商業企業中39%的企業擁有汽車車隊，44%的企業擁有倉庫，14%的企業擁有機械化的裝卸設施。在擁有庫房和搬運設施的物流企業中，各類倉庫和各類搬運設施情況是，普通平房庫、簡易倉庫和普通樓房庫為主要庫種。搬運車保有量最多。未來1—3年內，物流企業的設施平均需求量最高。
十、物流軟件開發情況：需求量為廣泛的物流軟件是物流運作管理軟件，在調查的企業中有50.6%的企業準備開發物流運作管理軟件；有33.8%的企業準備開發庫存分析軟件；有24.7%的企業準備開發條碼掃描系統；有22.1%的企業準備開發配送資源系統；有21.4%的企業準備開發運輸決策軟件；有9.7%的企業準備開發倉庫選址軟件。
十一、對物流運作現狀的評價：在採用第三方物流的需求企業中，有81.7%的企業對第三方的物流服務感到滿意。在物流全部自理的需求企業中，有87.9%的企業對處理的物流服務感到滿意。
十二、物流考核標準及新物流商選擇物流效果考核標準首先是作業質量，其次是運作成本，最後是產品市場佔有率。在調查企業中有62.5%生產企業和18.8%商業企業在尋找新的物流代理商。通過行業與生產企業選擇新的物流代理商的相關分析可知：食品、電子和日化等行業在積極選擇新的物流代理，這是專業物流公司切入的首選行業。
工商企業期望提供幹線運輸、倉儲保管、市內配送和網絡再設計及構建物流信息系統。物流過程管理、物流決策、數據採集等信息服務越來越受到企業重視。以系統設計、信息諮詢為核心業務的物流諮詢管理公司，將發展成為物流企業的主流業態之一。
十三、生產企業選擇的新的物流服務商：生產企業首先是注意作業質量，其次是物流滿足能力，最後是運作的經濟性。商業企業選擇新的物流服務商首先是物流滿足能力和運作的經濟性，其次是作業質量。物流企業在進行服務策略定位時，要有針對性。
十四、結論與建議：
以生產企業為目標客户的專業物流公司，主要服務功能為幹線運輸、倉儲保管和市內配送，而且必須是有全國範圍的物流網絡的支持。
新型的物流需求主要集中在系統設計、物流過程管理、數據採集、庫存分析等信息支持上面，新型物流公司應把握這一需求，為企業提供多種管理和決策服務，創造新的贏利機會。
工商企業在選擇新的物流服務商時，首先注重的是作業速度，其次是作業質量，最後才是運作的經濟性，物流企業要有針對性地進行宣傳和功能設計。才能有效地把握客户的需求。
物流設備製造商要加強設施的功能開發，提高技術含量。物流運輸設施、搬運設施和倉庫，以及電腦等需求量較大。物流設施設備製造商的主要目標市場是物流企業，其次是生產企業。
馬克思主義關於選舉的民主理論有所謂四原則：即選舉的普遍、平等、直接、祕密原則。選舉是否民主，一般用這四原則來衡量。關於選舉的普遍問題，中國不像西方國家經過很長的時間來爭取普選權，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共產黨宣佈取消階級，就基本上實現了普選權。這一點還是比較快地做到了；平等的選舉，建國後主要是農村與城市的代表的代表權不平等，現在縮小了不平等的差距，但從其它方面全面地看，應該説我國的選舉還是比較平等的，這點也問題不大；至於祕密投票的選舉現在也基本上做到了；現在問題比較大的是直接選舉，我們直接選舉的程度是非常低的，現在老百姓只能直選村長，只能直選鄉人大代表和縣人大代表，所以我國的直接選舉的程度是很低的。從世界範圍看，全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國家議會（有兩院制的下議院）不是直接選舉的大概不超過10個。
新中國選舉制度的變遷
搞什麼樣的選舉制度，在新中國建國初就提出這個問題，當時我們黨的領導人有個解釋，就是過去我們在反對國民黨統治時提出過民主選舉的口號，但是人民着手建立自己的政府時，還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中國的情況比較特殊，中國的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好多人還不識字，人民的覺悟程度還不高，中國國家這麼大，一下子搞普遍、平等、直接的選舉有困難。如果我們完全平等，中國的農民太多，一選舉全是農民代表，等等。所以1953年的選舉法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民主選舉制度。
到1979年，中國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經歷了沒有民主和法制的慘痛教訓，這時中國共產黨總結經驗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做了一些重要的改革，這包括擴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力，擴大地方的自主權，在地方設立人大常委會，並賦予地方以立法權，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其中還有一項改革是選舉的改革，它包括擴大直接選舉的範圍，將直接選舉從農村鄉一級擴大的縣一級；當時雖然沒有規定可以競選，但規定可以以各種方式宣傳候選人；另外還規定了差額選舉，規定代表和選民可以聯名提名候選人等等。 艱難的民主選舉
原來我們在《選舉法》中規定，可以搞預選。這就是因為過去我們確定正式候選人是靠協商。很多地方就搞“貓膩”，暗箱操作，那麼協商來協商去，最終還是領導上定的人入選，沒有民主程序。《選舉法》就規定了如何確定候選人，要搞預選，預選得票多的人進入正式選舉。結果有的地方就將預選搞成等額，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後來法律上就乾脆取消預選。
法律規定，國家機關領導人的選舉，副職一律都要搞差額，正職是可以搞差額，也可以搞等額。那麼這樣一規定各地提名的正職一定是等額的，不可能提差額候選人；後來1988年前後。中國搞政治體制改革，不少地方的選舉，包括正副省長的國家機關領導人組織部門提名的都落選了，我的統計是有11個地方這種提名都落選了，而代表聯合提名的候選人當選了。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針對這種情況，有人就提出，説這個要改革，政府的副職領導人不要搞選舉了，還成由正職組閣，由人大任命就行了。他們找到的理論西方的組閣制。我們就寫了文章來批駁這種理論。我説組閣制是對的，但是組閣制的前提是有權組閣的這個人必須是真正民選的，如果他不是真正民選的話，由他來組閣，這不是把選舉制改成任命制了嗎？這不是民主的大倒退麼！
有些地方選舉組織部門為了能有效的控制選舉，不斷髮明新的招法，比如選舉副縣長，有組織提名和代表提名，那麼組織提名的可提前就發給大家，醖釀協商。可代表提名的呢，就搞突然襲擊，明天選舉，有的就今天下午五點鐘才告訴大家説“大家提名吧！”根本就沒有時間讓代表來醖釀聯合提名。如果代表要在不同的代表團聯合提名，有的地方就給扣上“非法串?b”、“非組織活動”的帽子。我們1995年在修改組織法的時候，為打破地方的這種操作上的做法，明確規定讓代表提名候選人必須提前兩天，讓大家有時間來醖釀提名。還規定不論誰提名的候選人不能提出差額，只能提出等額名單。就是為限制組織上把候選人提滿。如果組織部門把候選人都提出來了，那麼代表們一看，你組織上都已經安排好了，我們就不提了。《選舉法》為了打破這個局面，就規定提名只能提等額的人，不能提差額的人。現在一些地方在選舉中又有新的辦法對付民主選舉，如組織出面做工作，不讓黨員代表參加聯合提名，或者黨員被提名的動員他主動聲明不當候選人，使代表提不候選人或介名無效。我以上舉的這些例子就是説明，在中國推選民主選舉是很艱難的，經過反覆鬥爭，才能發展民主。在過去二十年裏，我們全國人大對選舉法進行了多次修改，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而某些地方領導就是千方百計地來控制選舉，使選舉按自己的意志進行，在這個過程中，我國的選舉還是一步一步的朝着更民主的方向邁進。
中國農村的選舉
下面有同學問我，當年村民自治，村委會選舉是很超前的，怎麼能搞起來？我剛好比較清楚的知道這件事。這個法的制定確確實實跟彭真委員長個人有很大的關係，是他提出要搞這個村民自治，民主選舉，力主要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當時討論這個法律時，很多人不同意，常委會就討論了三次，代表大會還討論了一次，那時一個法律一般在常委會上討論一次就通過。為什麼討論這麼多次？就是反對的人不少。沒有彭真個法是不可能通過的。
當時為什麼彭真會提出這個問題？彭真是20世紀50年代黨中央主管政法的一位領導人，他是當過北京市委書記，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文化大革命開始他是第一批受害者，被投入監獄好象是有8年。文化大革命以後在反思歷史經驗教訓的時候，彭真是在老一代的領導人裏面在民主法制方面反思比較深刻的一個。當時他為通過這個法，他專門有個講話，他説：中國搞民主，要有兩個方面，在上面，從我們中央來講，是要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國家大事；下面要搞村民自治，民主選舉村民委員會，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讓農民能夠直接管理自己身邊的事情。九億農民如果?b自己身邊的事都管不了，談什麼當家作主，管理國家大事。他提出村民自治當時很多人覺得這個法會把我們黨和政府在基層的基礎都搞掉。 選舉會有副作用的，選舉帶來的副作用如果不能很好的抑制，很有可能被人利用來破壞選舉和扼殺選舉比如在農村裏用金錢來控制選舉、家族勢力和暴力行為等等已經出現，有些人不主張搞選舉就是以這個理由來反對選舉，説這樣把農村搞亂了。選舉肯定是有副作用的，任何好的東西都會有一個影子，問題是如何來看待利弊，問題是我們是否有措施把它的弊端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這是我們要面臨的問題。
中國有搞民主的基礎嗎？
中國要進一步發展民主，擴大直接選舉就碰到了一個很大的理論障礙，這種理論説：中國經濟文化落後，老百姓的素質太低，不能搞擴大直選，這是中國的國情；如果搞得不好會把中國的社會搞亂——這是一個很有迷惑力的理論。這種理論在知識分子、政治家包括在老百姓中都有這樣的想法。中國的這個理論不是現在才產生的，近代史上我們的許多精英領袖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都是這麼認為的，有過這方面的講話。
我覺得很有必要對這個理論進行考究一番，這也是我們組織一場關於選舉問題的調查的重要出發點。我們組織了十多名專家進行了兩年多的工作，調查的出發點是從公民受教育程度、經濟發展、政治因素、不同地區和不同羣體、不同職業身份的人的角度來了解不同的人的選舉意識、選舉觀念和選舉行為的差距，從而得到一些結論。到底是什麼因素決定人們的選舉行為，它與公民素質、經濟水平等有沒有關係，是什麼關係。從我們調查的分析來看，有的與我們想象的是一致的，而有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公民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與選舉意識和行為的關係。還有政治身份，如黨員、國家機關的幹部，一般來説選舉的積極性表現得會相對高一些。但是我們對數據進行深入的分析發現，幾乎所有的調查表明，農民的選舉意識比城市的市民的選舉意識要高，比大學生要高。無論是選舉意識，選舉參與程度，選舉改革的態度，農民都比城市居民和學生都要高。另外很多數字都表明：大學生的選舉參與程度比農民的要低，還包括知識分子、科研人員。大學生是一個理想型、觀念型的羣體，對選舉來説他們沒有什麼特別的利益，他們對選舉的民主程序和政治環境感興趣，對他們認為不感興趣的選舉是很冷談的。而農民對選舉有很高的熱情，這是因為利益因素在起作用，無所謂素質高低。所以不能説大學生的選舉素質就比農民高。也許文化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經濟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是最終決定作用的因素還是利益。在利益的作用下，其他因素都回排到次要的地位。
什麼是政治素質、政治覺悟？如果大家把政治看成是政治知識、政治理論，那確實是知識分子的政治素質高。但為什麼實踐中知識分子比農民還不願去投票？什麼是政治，説明白就是公眾參與自己事務的管理就是政治，如果這樣來看政治素質，那麼只要是一個健全的人，一個能夠意識到他的利益所在的人，就有能力參與政治。對選舉來説，人們看到利益所在就會積極投票，看不到利益所在就不會積極投票，任何人都一樣，無所謂素質高低。關鍵是你讓不讓他們參與和給不給適當的途徵參與，在制度設計上能否把政治行為與個人利益聯繫起來。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1999年，對於中國移動通信業而言，無疑是經歷着產業深刻變化，進一步走向成熟的一年.無論是從移動通信業資費的大幅下調、手機設備的市場演化、服務項目的調整、服務質量的逐步改善，還是移動通信業運營體制改革的深化及加入wto腳步的臨近等方面，移動通信業在取得良好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不少的不足之處。表現在市場發展上，移動通信用户進一步快速增長，運營企業市場競爭態勢更趨合理，為中國移動通信業跨入新世紀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本調查採用隨機抽樣方法，通過對北京市城八區302位普通消費者的調查，就1999年北京移動通信市場的發展水平、發展狀況以及消費者對1999年移動通信市場重大事件的認知、態度和市場現狀的評價等方面進行了研究，調查結果可推論北京城八區18—50歲的普通消費者，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移動通信業的發展狀況、市場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1999年末移動通信市場現狀
手機普及狀況。調查顯示，北京市18—50歲的人羣中，有略超過半數（52.2％）的被訪者使用手機，可見至1999年底，北京市場手機的發展水平是比較高的，佔經濟活動型人口的一半左右。不同年齡消費者手機的擁有率存在較大差異（見表1），調查顯示，18—29歲，30—39歲，40—49歲手機擁有率分別為43.4％、68.2％和43.2％，假定50—54歲年齡組與40—49歲相同，以北京市三年齡段人口年齡結構比重進行加權平均，則大致可推算1999年底北京市城八區手機普及率約為30％，即每10個人約擁有3部手機。以北京城八區擁有650萬人口計，城區手機用户達195萬。
消費者特性。就消費者而言，除年齡外，不同性別、學歷、職業和以往的人羣手機的擁有情況必然存在較大的差異。調查顯示，就性別而言，男性擁有率要明顯高於女性，近六成（59.7％）男性被訪者擁有手機，女性被訪者則為四成強（43.2％）;就年齡而言，30—39歲的中青年消費者擁有率最高，超過2/3，18—29歲，40—49歲組擁有率要低得多;就學歷而言，隨學歷升高，擁有率顯著升高，特別是以高中與大專學歷為分界點，差異明顯，即手機擁有者主要集中在大專以上學歷人羣，高中以下學歷較少;從收入水平看，隨收入升高，手機擁有率明顯升高，以月收入3000元及1500元為分界點，月收入3000元以上者擁有率高達90％左右，1500元以下者為12—30％，低於平均擁有率，1500—3000元者為65％左右，亦高於平均擁有率。從職業類型看，手機擁有以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為最（80％左右），其次是個體業主、自由職業者和公務員（60—70％），再次是專業技術人員和普通職員（50—60％），工人和服務人員擁有率最低，僅為5％左右。可見，手機用户羣主要集中於30—39歲，大專以上學歷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尤其是3000元以上的消費羣體，值得注意的是月收入達到1500元的中等收入人羣正日益成為手機大眾化趨勢的主要目標消費。
對於北京市場的兩大運營商中國移動通信公司（原中國電信，下同）和中國聯通，二者的消費羣體在年齡上存在某種細微差別，比較而言，中國聯通更受18—29歲的青年人羣的青睞，而中國移動通信更受30歲以上中青年和中年人羣的青睞。
手機品牌。調查顯示，1999年底，北京手機市場的品牌分佈狀況與以往相比並沒有太大的改觀。傳統三強摩托羅拉、愛立信、諾基亞仍然佔據市場的領先者地位，三者總和市場佔有率超過80％，其它品牌均難以望其項背。其次是西門子、飛利浦、三星等第二集團品牌，市場佔有率10％左右，其它品牌還有松下、阿爾卡特、高通等國外品牌，市場佔有率均很低。在電信長城cdma手機中，除摩托羅拉外，主要有三星、高通等品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1999年是眾多國產手機廠商發動大規模廣告宣傳攻勢的一年，但北京的市場現狀仍然未能給國產手機留下太多的市場空間，國產手機市場業績不佳，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其技術、宣傳和服務策略等方面的原因，如何做好國產手機這篇大文章，在手機市場上分一杯羹，其路還正長。
1999移動通信發展狀況
移動通信發展態勢。調查顯示，所有擁有手機的被訪者中34.4％在1998年前購買手機，40.9％在1998年內購買手機，24.7％在1999年內購買。可以看出，近幾年中，1998年是手機增長最快的一年，雖然調查數據存在一定的偏差，仍足以表明1998年內北京手機的增長率近乎翻了一番。事實上，全國手機用户在1998年內亦從1000萬增至2000萬。進入1999年，雖然手機市場仍處在高速增長之中，但增長速度已顯著放慢，從調查看，1999年北京市場增長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相對速度均較1998年有所放慢。在北京這樣經濟較發達的特大城市，手機普及率幾近30％，雖然年內手機入網資費持續下調，但其它資費如通話單價和月租費等仍保持不變，手機增長放慢是不難理解的，但以此推論全國市場的發展趨勢則失之偏頗。因此，在北京這樣手機普及率較高的大城市，為促進手機的持續發展，進一步降低手機的使用成本包括通話單價、裸機價格、入網費和月租費等長期成本，將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手機消費羣體特性及其趨勢。就1999年購買手機的消費者自身特性而言，從性別看男性仍高於女性，分別佔55％和45％左右;從年齡看，以18—29歲和30—39歲的青年人和中青年人為主，分別佔43％左右;從學歷看，以大專以上學歷特別是大學以上學歷為主;從收入看，則以月收入1500—3000元者為最多，其次是月收入3000—5000元者和800—1500元者。與1998年購機者相比，1999年購機者表現出了一些明顯的趨勢。
（1）雖然女性購機者仍處於少數，但女性購機者越來越多，從36.5％增至45.1％。
（2）購機者年齡分佈趨向於分散，從集中於30—39歲的中青年人羣逐步分散至18—29歲青年人和40歲以上的中年人。
（3）購機人羣繼續集中於高學歷人羣，但趨勢已不很明顯，這可能與北京消費者普遍具有較高學歷有關。
（4）由於手機各種價格的持續下調，手機消費日益大眾化，使手機能夠為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購買，表現為1999年購機者進一步趨向中、低收入者，且分散至各個收入階層，而高收入者由於普及率高，購機比重反而下降。
消費者運營商及手機品牌選擇。調查顯示，與1998年相似，1999年購機者的運營商選擇基本狀況仍是移動通信公司多於中國聯通。電信長城cdma選擇比重仍很低，但與1998年相比，1999年消費者對中國移動通信公司的選擇略有下降（約2個百分點）。中國聯通則略有上升（約3個百分點），電信長城cdma穩中略降。中國聯通的緩慢上升，顯露出移動通信市場正緩慢發生着有利於消費者的市場競爭態勢。從消費者的手機選擇看，除傳統三強仍居主導地位，且摩托羅拉有進一步加強之勢外，手機選擇進一步多元化，處於第二集團的西門子、飛利浦、三星等品牌有所上升，升幅為1—4個百分點不等，而國產品牌則仍是雷聲大，雨點小，消費者選擇很少。
消費者購買行為。中國移動通信業發展到現在，已經走過了十幾年的歷程，早期的手機消費者越來越多地需要更換手機（保留原號）或者新購手機重新入網，淘汰原有手機。1999年新購手機中，這兩種情形比較明顯。調查表明，1999年內平均每售出6部手機，就有一部是新購手機入網，淘汰原有手機（包括原號），一部是新購手機，替換原有手機，其餘4部是首次購買手機入網。其中，對中國移動通信公司用户而言，淘汰原有手機而入網和替換手機的比例分別為9.1％和18.2％，首次入網者佔72.7％，中國聯通用户首次入網佔58.8％，淘汰和替換原有手機分別佔23.5％和17.7％。均為新入網或淘汰原有手機入網，而無替換手機的情形。
購買價格。調查顯示，1999年手機市場裸機價格在進一步下降的同時，價格差別很大，有的高達6000元以上，有的則低至1000元左右，這與手機市場進一步細分化，產品/服務功能逐漸拉開檔次密切相關。裸機平均價格則降至2000元左右，這也是手機購買者逐漸向中低收入階層過濾的主要原因。至於入網費，1999年內兩次下調，其中中國移動通信公司分別下調至1000元和700元左右，平均為920；中國聯通則分別下調至780元和300-500元左右，平均為580元左右。總體而言，調查表明最低為300元（電信長城cdma手機除外），最高亦不過1250元，平均水平約為780元。
1999移動通信市場主要事件消費者認知
1999年移動通信市場熱點不斷，內容涉及資費政策、運營商服務、手機終端以及中美wto電信協議等諸多方面。調查顯示，被訪者認知最高的事件是手機資費（入網費）下調（83.4%），其次是中美wto有關電信協議的基本內容（74.2%），再次是雙頻手機進入市場（64.7%）和中國移動通信公司從中國電信剝離（51.9%）。被訪者認知較高的還有上網手機（41.7%）和聯通手機直撥ip電話（38.3%）。電信長城cdma手機話費降價一半（34.9%），預付費sim卡手機的推出（32.2%），網上拍賣手機（31.9%），手機點播信息增值服務（26.4%）和聯通手機免費郵寄話費清單（26.1%）等認知度都不高，位居最後。縱觀以上熱點問題，可以看出，被訪者認知度最高的是有關移動通信的產業政策問題，特別是資費政策，顯示消費者對手機資費政策的關注。電信長城cdma手機由於用户規模小，其熱點政策影響小，故認知度不高。其次是對各類手機產品的關注，特別是去年年初就已成為熱點的雙頻手機的推出，年內大肆廣告宣傳的國產手機的推出等。對於運營商推出的一些服務項目如預付費sim卡手機，手機點播信息增值服務及交費服務等認知不是很高，一方面顯示消費者對這些問題不是很關注，同時亦顯示運營商推出的服務宣傳不夠或目標受眾有限。至於被訪者對上述熱點事件印象最深的三件事，結果表明，印象最深事件的排序與被訪者的認知基本一致，印象度最高的是手機資費（入網費）下調（70.8%）和中美wto電信協議的基本內容（39.2%），其次是中國移動通信公司從中國電信剝離（34.7%），雙頻手機進入市場（22.3%）和國產手機進入市場（22.0%）等，蓁各項排序基本與認知度排序基本一致。
1999影響手機購買的原因及消費者對市場現狀的評價
調查表明，1999年，影響被訪者購買手機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雙向收費不合理（63.6%），其次是有替代品（54.5%）、本人用不上（39.2%）和通話單價偏高（34.3%）、再次是裸機價格偏高（26.6%）、入網費偏高（15.4%）和月租費偏高，其它原因如服務、話音質量等不是很重要。綜合起來看，除去有替代品和本人用不上等無需求原因外，影響潛在消費者購機的主要原因還在於價格，特別是通話單價，而雙向收費歸根結底還是手機的通話單價問題，這已成為購買使用手機的最主要障礙。對於話音質量、運營商服務質量等，由於潛在用户未使用手機，則僅是購買使用手機後才會考慮的問題。
不同年齡、收入水平的潛在用户在影響購買使用手機的主要因素方面亦存在較大的差異。研究表明，除雙向收費不合理和有替代品外，18-29歲的年青人影響因素重要是通話單價偏高和裸機價偏高，而40歲以上的中年人影響購買的最主要原因是本人用不上等無需示的原因。從收入水平看，除雙向收費不合理和有替代品外，中、低收入者主要原因依次是通話單價偏高和本人用不上，中等收入者是正好相反，而高收入者不購買則主要是由於有替代品和雙向收費不合理。這表明，年齡越輕，收入水平越低，通話單價偏高對他們購機行為的影響越大。因此，在目前情況下，手機市場要獲得更快的增長，仍需不斷降低費用特別是通話單價和裸機價格。
調查表明，被訪者對1999年移動通信業的評價最不滿意的方面，最重要的是手機通話單價高（72.3%），遠高於其它各項，其次是裸機價格高（39.5%）、入網費高（37.5%）和月租費高（32.8%），三者相差不大，再次是手機配件（如電池等）以次充好（23.6%），而通話質量差（17.6%）、覆蓋範圍差（16.6%）、手機維修服務差（15.5%）、不能獲得話費詳細清單（14.2%）和交費不方便（12.5%）等均不很高。且這種評價在不同年齡、收入等特性的人羣中差別並不明顯。這再次表明，通話單價高以及手機價格、入網費和月租費等資費水平偏高既是消費者對1999年市場現狀最為不滿意的方面，也是影響潛在用户購買手機的最主要障礙。因此，不斷調低手機的各項資費標準，仍將是今後手機市場發展的大勢所趨，而隨着移動通信產業的不斷的成熟和進入wto帶來的競爭壓力，也將是理所當然的。
從調查結果來看，湖南單身人士不再糾結於處男處女問題，92.8%的湖南單身男士和83.6%的單身女士表示可以接受戀人以前有性經驗，16.4%的湖南單身男士還是有處女情結。
2022年娛樂圈的明星頻繁爆出醜聞，明星婚內出軌在讓人們大跌眼鏡之餘，也引起了大家熱議。那麼單身人士如何看待婚內出軌?
雖然大家對於婚內出軌趨於理性和寬容，但是面對出軌導致婚姻破裂時，77.4%的單身女士和62.7%的單身男士認為出軌方應該淨身出户。
總的來看，多數湖南的單身人士都表示今年有在為脱單做出自己的努力。從性別上來看，單身男士比女士更積極的想擺脱單身，74.6%的男性稱為了擺脱單身，今年做出了很多努力，女性的這一比例為63.4%。
1999年，對於中國移動通信業而言，無疑是經歷着產業深刻變化，進一步走向成熟的一年.無論是從移動通信業資費的大幅下調、手機設備的市場演化、服務項目的調整、服務質量的逐步改善，還是移動通信業運營體制改革的深化及加入wto腳步的臨近等方面，移動通信業在取得良好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不少的不足之處。表現在市場發展上，移動通信用户進一步快速增長，運營企業市場競爭態勢更趨合理，為中國移動通信業跨入新世紀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本調查採用隨機抽樣方法，通過對北京市城八區302位普通消費者的調查，就1999年北京移動通信市場的發展水平、發展狀況以及消費者對1999年移動通信市場重大事件的認知、態度和市場現狀的評價等方面進行了研究，調查結果可推論北京城八區18—50歲的普通消費者，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移動通信業的發展狀況、市場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1999年末移動通信市場現狀
手機品牌。調查顯示，1999年底，北京手機市場的品牌分佈狀況與以往相比並沒有太大的改觀。傳統三強摩托羅拉、愛立信、諾基亞仍然佔據市場的領先者地位，三者總和市場佔有率超過80％，其它品牌均難以望其項背。其次是西門子、飛利浦、三星等第二集團品牌，市場佔有率10％左右，其它品牌還有松下、阿爾卡特、高通等國外品牌，市場佔有率均很低。在電信長城cdma手機中，除摩托羅拉外，主要有三星、高通等品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1999年是眾多國產手機廠商發動大規模廣告宣傳攻勢的一年，但北京的市場現狀仍然未能給國產手機留下太多的市場空間，國產手機市場業績不佳，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其技術、宣傳和服務策略等方面的原因，如何做好國產手機這篇大文章，在手機市場上分一杯羹，其路還正長。
1999移動通信發展狀況
1999年，對於中國移動通信業而言，無疑是經歷着產業深刻變化，進一步走向成熟的一年.無論是從移動通信業資費的大幅下調、手機設備的市場演化、服務項目的調整、服務質量的逐步改善，還是移動通信業運營體制改革的深化及加入wto腳步的臨近等方面，移動通信業在取得良好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不少的不足之處。表現在市場發展上，移動通信用户進一步快速增長，運營企業市場競爭態勢更趨合理，為中國移動通信業跨入新世紀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本調查採用隨機抽樣方法，通過對北京市城八區302位普通消費者的調查，就1999年北京移動通信市場的發展水平、發展狀況以及消費者對1999年移動通信市場重大事件的認知、態度和市場現狀的評價等方面進行了研究，調查結果可推論北京城八區18—50歲的普通消費者，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移動通信業的發展狀況、市場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1999年末移動通信市場現狀
手機普及狀況。調查顯示，北京市18—50歲的人羣中，有略超過半數（52.2％）的被訪者使用手機，可見至1999年底，北京市場手機的發展水平是比較高的，佔經濟活動型人口的一半左右。不同年齡消費者手機的擁有率存在較大差異（見表1），調查顯示，18—29歲，30—39歲，40—49歲手機擁有率分別為43.4％、68.2％和43.2％，假定50—54歲年齡組與40—49歲相同，以北京市三年齡段人口年齡結構比重進行加權平均，則大致可推算1999年底北京市城八區手機普及率約為30％，即每10個人約擁有3部手機。以北京城八區擁有650萬人口計，城區手機用户達195萬。
消費者特性。就消費者而言，除年齡外，不同性別、學歷、職業和以往的人羣手機的擁有情況必然存在較大的差異。調查顯示，就性別而言，男性擁有率要明顯高於女性，近六成（59.7％）男性被訪者擁有手機，女性被訪者則為四成強（43.2％）;就年齡而言，30—39歲的中青年消費者擁有率最高，超過2/3，18—29歲，40—49歲組擁有率要低得多;就學歷而言，隨學歷升高，擁有率顯著升高，特別是以高中與大專學歷為分界點，差異明顯，即手機擁有者主要集中在大專以上學歷人羣，高中以下學歷較少;從收入水平看，隨收入升高，手機擁有率明顯升高，以月收入3000元及1500元為分界點，月收入3000元以上者擁有率高達90％左右，1500元以下者為12—30％，低於平均擁有率，1500—3000元者為65％左右，亦高於平均擁有率。從職業類型看，手機擁有以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為最（80％左右），其次是個體業主、自由職業者和公務員（60—70％），再次是專業技術人員和普通職員（50—60％），工人和服務人員擁有率最低，僅為5％左右。可見，手機用户羣主要集中於30—39歲，大專以上學歷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尤其是3000元以上的消費羣體，值得注意的是月收入達到1500元的中等收入人羣正日益成為手機大眾化趨勢的主要目標消費。
對於北京市場的兩大運營商中國移動通信公司（原中國電信，下同）和中國聯通，二者的消費羣體在年齡上存在某種細微差別，比較而言，中國聯通更受18—29歲的青年人羣的青睞，而中國移動通信更受30歲以上中青年和中年人羣的青睞。
手機品牌。調查顯示，1999年底，北京手機市場的品牌分佈狀況與以往相比並沒有太大的改觀。傳統三強摩托羅拉、愛立信、諾基亞仍然佔據市場的領先者地位，三者總和市場佔有率超過80％，其它品牌均難以望其項背。其次是西門子、飛利浦、三星等第二集團品牌，市場佔有率10％左右，其它品牌還有松下、阿爾卡特、高通等國外品牌，市場佔有率均很低。在電信長城cdma手機中，除摩托羅拉外，主要有三星、高通等品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1999年是眾多國產手機廠商發動大規模廣告宣傳攻勢的一年，但北京的市場現狀仍然未能給國產手機留下太多的市場空間，國產手機市場業績不佳，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其技術、宣傳和服務策略等方面的原因，如何做好國產手機這篇大文章，在手機市場上分一杯羹，其路還正長。
1999移動通信發展狀況
移動通信發展態勢。調查顯示，所有擁有手機的被訪者中34.4％在1998年前購買手機，40.9％在1998年內購買手機，24.7％在1999年內購買。可以看出，近幾年中，1998年是手機增長最快的一年，雖然調查數據存在一定的偏差，仍足以表明1998年內北京手機的增長率近乎翻了一番。事實上，全國手機用户在1998年內亦從1000萬增至2000萬。進入1999年，雖然手機市場仍處在高速增長之中，但增長速度已顯著放慢，從調查看，1999年北京市場增長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相對速度均較1998年有所放慢。在北京這樣經濟較發達的特大城市，手機普及率幾近30％，雖然年內手機入網資費持續下調，但其它資費如通話單價和月租費等仍保持不變，手機增長放慢是不難理解的，但以此推論全國市場的發展趨勢則失之偏頗。因此，在北京這樣手機普及率較高的大城市，為促進手機的持續發展，進一步降低手機的使用成本包括通話單價、裸機價格、入網費和月租費等長期成本，將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調查地點：全國
調查內容：關於中國在校大學生健康狀況的調查
調查方式：在線調查
創辦30年的中國大學生運動會盡管越來越不被人關注，然而今天舉行的第九屆大運會新聞發佈會所傳達的一個信息卻不容人們忽視——調查顯示，我國大學生的多項健康指標呈下降趨勢。
教育部體育衞生與藝術教育司司長、第九屆大運會組委會祕書長王登峯今天在天津説：“現在我們遇到了一個不容迴避的現實。”他説，如果普通大學生的體質沒有明顯提升，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就無從談起。
王登峯今天引述了教育部等部門自1985年以來第6次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結果。這項實施於xx年的調研發現，相較xx年，中國小生身體素質下滑趨勢得到遏制，但大學生身體素質卻“繼續呈現緩慢下降”趨勢，儘管下降幅度明顯減小。
此項調研通過立定跳遠、坐位體前屈、握力和跑步成績等考察學生的爆發力、柔韌性、力量、耐力等身體素質指標，發現19～22歲年齡組的學生除柔韌素質指標外，爆發力、力量、耐力素質水平進一步下降。如與xx年相比，19～22歲城市男生、鄉村男生立定跳遠成績分別平均下降1.29、0.23釐米，1000米跑成績分別平均下降3.37、3.09秒;城市女生、鄉村女生立定跳遠成績分別平均下降2.72、0.92釐米，800米跑成績分別平均下降3.17、1.87秒。
結語：學校體育仍是教育的薄弱環節，有些地方存在着學校體育“説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現象，投入較少，體制不健全，發展不均衡，必須切實加以解決。目前全國各地在加強學校體育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希望通過大運會的舉辦，達到加強高校體育工作、繁榮校園體育文化、激發大學生體育鍛煉熱情、提高大學生體質的目的。
關於20xx年大學生創業現狀的調查報告
查地點：全國
調查內容：關於20xx年大學生創業現狀的調查
調查方式：在線調查
最近一項青年創業現狀調查顯示，青年在創業過程中，需要全方位的支持，而不僅限於資金，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畢業後選擇創業，這些青年的創業知識是來自大學嗎?青年創業的最關鍵因素，是創業資金的充足與否嗎?四川成都高新區日前面向芳草街道等5個轄區街道、高新區青年(大學生)創業園等兩個創業園區、四川大學等8所省內高校、中山大學等3所省外高校，發放了總共1000份“青年創業現狀與成都高新區創業環境”調查問卷。根據收回的9xx份有效問卷，成都高新區近日撰寫出了《青年(大學生)眼中的創業、園區建設與政府服務》調查報告(以下簡稱“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顯示，我國高校缺乏系統的創業教育;青年在創業過程中，需要全方位的支持，而不僅限於資金;同時，有69.7%的受訪者表示會積極面對創業失敗。14.2%的人創業想法源於學校小江是成都一所大學的應屆碩士畢業生，看着媒體對創業成功者鋪天蓋地的報道，他開始期盼那種“名利雙收”的生活。今年6月，小江將自己開一個國學培訓機構的創業想法，寫成了一份創業企劃書，並參加了成都金牛區青年(大學生)創業園的評審會。“你跟其他國學培訓班相比，優勢在哪?成本和利潤有沒有做過預估?消費受眾羣體是哪些?怎樣開發你的客户資源?”創業園評審專家的一連串發問，讓小江很頭疼。從來沒有做過市場調查的他，不知道這塊培?a href=">，創業信息和創業要準備什麼，都來自‘聽別人説’”。調查中，對於“創業想法受何種因素影響最大”這一問題，62.6%的人認為源於社會影響，16.5的人認為源於家庭，僅有14.2%的人認為源於學校。留學新加坡之後來到成都高新區創業的楊先凱，對14.2%的數字感到很驚奇。“如果學校的創業教育做得好，這個概率不會這麼低。”楊先凱告訴記者，在新加坡，大學基本都開設了成體系的創業課程，比如《公司理財》、《市場營銷》、《客户資源管理》等，學生可以根據興趣自由選擇，修讀合格後，會得到相應的學分。大學生對於自己創業幹什麼，需要哪些必備條件，創業之後怎麼保證企業運轉等知識，大都來自創業課程。“我在新加坡上大學時，曾經修讀過《創業市場運作》課程，感覺啟發很大，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怎麼讓公司在市場中生存。”楊先凱説，由於大學課程的配套做得比較好，新加坡大學生的創業氛圍很早就形成了，而中國大學生創業是最近幾年才熱門的話題，大學課程還跟不上。調查中，80.2%的受訪者認為，需要對創業能力進行系統培訓，也印證了楊先凱的分析。而對於創業培訓的內容，受訪者最希望得到的依次是企業管理(22.3%)、市場營銷(21.1%)、溝通技巧(18.2%)、財務知識(14.5%)和個性化輔導(11.7%)。調查的主要執行者、成都高新區團工委書記冉啟平説：“其實中國高校已經逐漸重視創業教育了，但普遍的方式還是這一場創業講座、那一場創業，成體系的創業教育課程很少。”他分析説，高校開設專業、系統的創業課程，能激勵大學生思創業、謀創業、敢創業、善創業，同時也能讓大家深刻了解創業的艱難與風險，是提高大學生創業者綜合素質的重要手段。
調查時間;20xx年
調查地點：全國
調查內容：關於中國童裝安全狀況的調查
調查對象：家長
"六一'國際兒童節臨近，日前，國家質檢總局發佈了我國首個'中國城市童裝安全消費狀況調查'結果。調查顯示，僅有不到2成家長了解童裝安全技術標準。這些標準，都涉及哪些方面?童裝要怎麼穿才安全?
今年上半年，國家質檢總局缺陷產品管理中心通過對北京、上海、廣州、西安、鄭州5個城市中3-12歲年齡段兒童的4551名家長以問卷形式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家長購買童裝時考慮的因素首先是面料手感，其次才是安全性，價格則排在第三位。
國家質檢總局執法督查司副司長高懷友：對幾項主要的童裝安全技術標準的知曉率僅為12%-20%;對各項有關童裝安全知識的知曉率僅為10%-18%;對存在安全隱患的童裝給孩子帶來的後果不甚瞭解的比例高達40%;對不合格童裝中的超標化學物質對身體造成的危害不甚瞭解的比例高達35%;對近年來兒童意外傷害中涉及繩帶童裝的媒體報道不甚知曉的比例高達42%。
五問五不知，廣大家長對童裝安全知識知之甚少，但與此同時，在童裝使用時出現傷害事件或危險的比例卻高達4%，童裝被檢出問題也時有發生。這其中，國家服裝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技術服務中心主任劉鳳榮介紹，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是家長需要防範的頭號隱患。
劉鳳榮：穿的時間長了會導致人體致癌，危害性極大，它的潛伏期一般是20年，所以我們在標準範圍之內是嚴禁使用，一旦查出這個產品就不能賣了，它不可降解。
此外還有出現頻率更高的甲醛超標問題。
劉鳳榮：建議消費者在購買產品之後進行充分的洗滌然後再穿，因為甲醛是融於水的，可以大大降低甲醛對皮膚的危害。
橫向比較童裝產品安全的各個方面，化學物質的關注度為47.5%，繩帶危害的關注度為26.3%，附件牢固性的關注度為24.2%。以繩帶童裝為例，高懷友介紹，儘管繩帶等裝飾物容易引發兒童安全事故，但家長對此關注度並不高。
高懷友：有57%的家長沒有對可能有安全隱患的繩帶童裝進行處理;沒有處理的原因是，有44%的家長不知道要處理，有56%的家長知道要處理，但認為沒必要。
通篇調查結果，與'家長'二字一同出現機率最高的詞語是：不知道、不瞭解、沒必要。調查結果長3頁，最後列出結論兩條：一，家長對童裝安全知識掌握太少;二，防範童裝傷害，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
任何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但其中顯然應有主有次。如果孩子父母需要努力，那麼，監管部門則更要加倍努力。
當鎘大米出現，監管部門説，請大家不要反覆購買同一品牌;當全社會為水質標準疑惑，監管部門説，目前沒有統一的國家標準;當童裝生產商違規添加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監管部門説，請大家根據指導、練就自行鑑別的一身本領。消費者似乎正從掏錢的一方，被迫成為無所不知的全能型選手。監管部門似乎是在責備家長'很少了解童裝安全技術標準'，可是，在老百姓眼裏，監管部門將職責全權交給消費者，無疑是更大的恥辱。
為人父母，責任重大;為監管者，更當以監管為己任。普及常識固然重要，各人應恪盡職守卻是最大的常識。當秩序紊亂、質量堪憂，監管部門應當臉紅心跳、無地自容，而不是指責無辜的孩子父母為什麼沒有掌握所有的專業知識。假如有孩子因童裝問題受害，應當內疚的不是盡心照顧的父母，而是讓問題童裝堂而皇之售賣的監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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