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心理護理
術後護理人員應以患者的設計情況為依據給予患者針對性的心理疏導，特別是對於老年患者及對出血有恐懼心理的患者應認真向其介紹該病的具體情況，並且要告知患者手術治療的有效性及重要性。並且要告知患者該病是可以治癒的，從而逐漸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緒，增強其戰勝疾病的信心和勇氣，使其積極主動的和手術進行配合。
1.2觀察指標
對兩組患者的治癒率及生活質量評分進行對比，生活質量評價應以WHO生活質量表為依據進行，分數最高為100分，分值越高表面患者生活質量越高。
1.3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形式表示，實施t檢驗；計數資料實施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兩組患者治癒率對比
觀察組47例患者中僅1例患者因病情嚴重搶救無效死亡，其餘46例患者均經手術治療治癒出院，其治癒率為97.87%,對照組47例患者中2例患者死亡，12例患者術後仍伴有不同程度的傷口劇痛、未癒合等症狀，其治癒率為70.21%,兩組患者治癒率比較差異性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兩組患者生活質量評分對比
護理干預後觀察組患者生活質量各項評分均明顯優於對照組(P<0.05)。
3討論
失血性休克主要是指大量、快速失血所引起的休克現象，其通常是由外傷所引起的出血、食管曲張靜脈破裂、婦產科疾病、消化性潰瘍出血等多造成的出血現象。該病具有發病急、病情嚴重、病情變化快等特點，因此，患者入院後通常需要直接送至手術室進行手術治療。重症失血性休克通常發生在微循環凝血期，失血性休克的發生和其特徵有着非常大的關聯。重度失血性休克患者因具有病情嚴重、病情危急等特點，使得單純的物理止血或輸血搶救難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因而通常需要在手術室中通過手術進行止血並緊急搶救。而手術前的準備、術中護理人員和主刀醫生並麻醉師的配合、術後護理等都會對手術效果造成嚴重的影響。因此，醫療機構必須要加強對重症失血休克患者手術室護理的重視。
【關 鍵 詞】軍事文化哲學 基本問題 基礎研究
目前，學界已形成對文化、軍事文化的研究熱潮，文化哲學、軍事哲學和軍事文化學研究已經具備相當基礎，但關於軍事文化哲學的系統研討尚不多見。軍事文化哲學興起的必然性是什麼？軍事文化哲學是否可以單獨構成一門學科？這個研究領域是否具有研究價值？本文試圖對軍事文化哲學的興起、研究對象、學科性質、研究內容等基本問題做出初步研討，希望能夠對該學科的建立和完善有所助益。
一、軍事文化哲學興起的必然性
一種有生命力的哲學，必然要體現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軍事文化哲學研究的孕育和興起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必然性。這種深刻的必然性與文化哲學本身所具有的“兩種樣式”密切相關。所謂文化哲學的“兩種樣式”，一般認為是指“文化觀點的文化哲學”和“哲學觀點的文化哲學”；“就其與哲學的關係而言，文化觀點的文化哲學可能揚棄哲學，卻不會規範地解決哲學問題。揚棄哲學具有超出哲學的、很實際的現實意義……哲學觀點的文化哲學，當其温良馴順或無所作為之時，它就是哲學的一個普通的下屬學科，是哲學原則的自我印證。”[1]
第一，軍事文化哲學的興起是軍事文化繼承與創新的第一現實需求。這是文化觀點的軍事文化哲學，是軍事文化哲學興起的外在必然性。從軍事文化整體來看。軍事文化的繼承與創新是軍事文化活動的基本規律、動力系統與創新體系綜合作用的結果。軍事文化的繼承與創新本質上是一種深刻的軍事生存方式的轉變，如果這種深刻的軍事生存方式轉變沒有相應的哲學理論作為指導，它便會整體地陷入盲目之中，甚至會發生逆轉與倒退。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理論能夠滿足軍事文化繼承與創新的第一現實需求呢？
傳統軍事哲學研究作為哲學研究的一個分支，主要是將“軍事整體”作為研究對象。而對軍事整體的哲學考察，實際上是以對軍事活動的基本規律、動力系統與創新體系的考察作為核心。而軍事文化哲學首先是將軍事活動看作是一種文化活動，那麼，在軍事文化哲學的視野裏，對軍事活動的基本規律、動力系統與創新體系的研究與考察也就成為對軍事文化活動基本規律、動力系統與創新體系的研究與考察。
第二，軍事文化哲學的興起是文化哲學、軍事哲學和軍事文化學三門學科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時必然會發生的學科融匯與轉型趨勢。這是哲學觀點的軍事文化哲學，是軍事文化哲學興起的內在必然性。
我們所使用的哲學觀點，就是文化哲學的觀點。綜觀當前國內已有的文化哲學研究成果。有的自覺以“整體文化”作為文化哲學的研究對象[2]；有的選擇理論理性和實踐理匯的批判視角[3]；有的認為文化哲學是從哲學的視角出發，通過對人類文化現象和文化實踐結果的反思來把握人的本質和主體性境遇以實現人的文化自覺[4]；有的立足從個體生存論的角度來揭示文化哲學[5]；有的運用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反思當代中國發展中的實際問題[6]。概括起來，文化哲學的觀點實質上就是一種融文化歷史性於哲學的觀點。
從這種哲學觀點出發，我們認為所謂“軍事文化”，就是指在整個軍事歷史進程中，在軍事實踐的基礎上，通過軍事活動的發生、變遷和轉型以及在此過程中創造出的武器裝備、制度體系和價值觀念的總和所反映並展現出來的人類深刻的軍事生存方式。所謂“軍事文化哲學”，就是從哲學的立場和高度，用哲學的方法對軍事文化進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門哲學，是對軍事文化作出形而上思考的哲學。
先用這種哲學觀點來看軍事哲學。哲學觀點的軍事文化哲學其實在軍事文化哲學在以學科的可能形式出現以前就已經先在。我們所説的這種哲學觀點是指一種文化哲學的觀點，而非“科學之科學”哲學的觀點。傳統軍事哲學研究是持一種怎樣的哲學觀點呢？這種觀點是：“軍事各個具體的方面、層次和部分，均有各門具體的軍事學科或門類性軍事學科去研究，惟獨關於軍事整體的本質、規律、價值和指導問題，需要一門概括性、綜合性學科進行研究，這個任務便歷史地落到了軍事哲學的肩上。”[7]再用這種哲學觀點來看軍事文化學。軍事文化學研究的代表著作《軍事文化學》《軍事文化學概論》已經先後問世，標誌着軍事文化學的學科建立和發展已經在逐步走向成熟。從文化學到軍事文化學的發展，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們對文化、軍事文化的認識和了解日益深入。對於軍事文化現象的研究已經“成問題性”，畢文波教授在為《軍事文化學》所作的序言中已經初步指出了這一點：“文化學、軍事文化學在文化、軍事文化系統構成分析綜合的基礎上提煉、概括的規律性理論，其中某些基本理念和範疇又必然進入哲學和軍事哲學，與其構成疊合的界面，而且該界面在所在層次範圍內進一步拓展和深化，還可相對獨立，形成文化哲學和軍事文化哲學”。
二、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對象和學科性質
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領域是什麼？不妨將其與軍事哲學的研究領域作一比較。軍事哲學的研究領域是“軍事整體的本質、規律、價值和指導問題”。而軍事文化哲學將軍事活動視為一種文化活動，其研究領域應該是“軍事文化整體”。
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視角確定了其獨特的研究對象。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從哲學、文化哲學的視角來研究和考察“軍事文化整體”。“軍事文化整體”包括“文化活動”和“文化成果”兩大方面，分別是從動態和靜態兩個方面來理解文化的兩種存在方式。從動態方面不僅僅是將“文化”理解為凝結成的“文化成果”，而是看成活生生的動態過程；從靜態方面對於凝結成的“文化成果”分別從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三方面理解。
第一，軍事文化哲學與文化哲學。軍事文化哲學是文化哲學在軍事領域的延伸和拓展。軍事文化哲學能夠彌補當前文化哲學研究中分支應用性研究的不足。有學者認為，文化哲學不宜發展成為具體的學科領域，它應該作為一種傳統哲學研究的範式轉換，是人類生存圖式的深刻內在。我們認同這種觀點，這些主張本身便是使哲學回歸生活世界的有益嘗試，但這種迴歸可以更深一步。
第二，軍事文化哲學與軍事哲學。軍事文化哲學是軍事哲學文化性的沉澱和應用。“軍事文化哲學”可以説是從哲學、文化哲學的立場和高度，用哲學方法對軍事文化進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門哲學。軍事文化哲學對軍事文化作出形而上的探索和思考，能夠為現實的軍事文化活動甚至軍事實踐整體提供深刻的哲學依據和理論指導。這種意義上的“文化”是一種內藴於生存圖式的概念，並不是一個同經濟、政治、科技等領域並列的具體領域。
第三，軍事文化哲學與軍事文化學。軍事文化哲學是軍事文化學哲學性的凸顯和提煉。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從一開始就不同於軍事文化學的研究。軍事文化學是用文化學的觀點與方法，研究軍事活動領域文化現象及其特點規律的科學。軍事文化學是軍事學與文化學交叉的邊緣學科，它既是軍事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又可視為文化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顯而易見，軍事文化學用文化學方法研究軍事文化，包括軍事文化的產生、發展、傳播與交流、功能、價值判斷等等；而軍事文化哲學則是用哲學、文化哲學的方法來對軍事文化整體進行研究。軍事文化哲學研究能夠對軍事文化學研究起到指導作用，而軍事文化學研究為軍事文化哲學提供素材，起到有益的促進作用。
三、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內容
軍事文化哲學研究首先要有正確的理論方法作為指導。我們所研究的軍事文化哲學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文化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研究軍事文化本質問題、軍事文化運動問題、軍事文化創造問題和軍事文化價值問題的理論基礎。除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指導理論之外，文化人類學、文化哲學、現代西方哲學中一些元理論也可以有選擇性地作為軍事文化哲學研究的借鑑。比如胡塞爾現象學的方法、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論等，對我們研究軍事文化哲學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無論是從辯證唯物主義原理關於物質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現象都處於普遍聯繫和永恆運動發展的立場來看，還是從文化哲學關於哲學是從本質上來揭示人的最深刻的生存方式的立場來看，軍事文化哲學都應該是動態的、開放的和批判的。動態性展示這種哲學的生命力，開放性決定這種哲學的影響力，批判性體現這種哲學的創新力。這三種性質缺一不可，是辯證統一的整體。
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內容要體現出這三種性質，體現出軍事文化的繼承與創新，體現出人們在軍事歷史進程中所凝結成的生存方式是處於不斷髮展、變遷和創新之中的，是動態的、開放的和批判的。因此，由人們在這種生存方式中所創造出的物質、制度及精神成果，也是處於不斷髮展、變遷和創新之中的，而研究這種軍事文化的哲學理論也必然是處於不斷髮展、變遷和創新之中的。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內容應該大致包括軍事文化本質論、軍事文化運動論、軍事文化創造論、軍事文化價值論和軍事文化方法論。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內容顯示出軍事文化哲學鮮明的學科特色，預示着該學科存在與發展的可能性與生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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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當代文化哲學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衣俊卿。文化哲學——理論理性和實踐理匯處的文化批判[M].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
[4]鄒廣文。當代文化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關鍵詞：生態文明理論 辯證唯物主義 自然規律
黨的十報告獨立成篇、系統論述“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首次提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主體佈局，這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傳承與創新，是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還嚴峻的形勢下做出的科學判斷和重大抉擇。報告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係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生態文明可以理解為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明形態，是在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基礎上發展的更高階段的文明形態。中國生態文明理論是建立在對中國國情的準確把握，在應對和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可持續問題的基礎上，不斷概括、總結和完善而逐步形成的理論體系，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真理指導下逐步形成的理論體系，中國生態文明理論的形成具有獨特的哲學基礎。
中國生態文明理論是在長期對我國生態演變自然規律的自覺認識和尊重的基礎上，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提出的。尊重自然，就是強調自然與人處於對等的地位，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既不把人的主體性絕對化，不能夠違背自然規律，也不能無限誇大自然對人的控制性，認為自然規律是神祕的、不可認識和利用的。而是以認識和把握自然規律為前提，尊重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追求人與自然、環境與經濟、人與社會和諧共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所謂世界觀，是人們對於自身、世界以及人與世界關係的總的看法或根本觀點。方法論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方法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是相互聯繫的、相互作用的一個統一體。建設中國生態文明理論，必須從實際出發，立足中國國情，既不照搬照抄西方的生態文明建設理論，也不脱離中國實際，打造“空中樓閣”，要辯證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既要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又要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要充分尊重自然規律，在正確認識自然規律的前提下，按客觀規律辦事，又要尊重自然，要對自然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要用全面和系統的眼光認識人與自然的關係，形成解決實際問題的一系列科學方法。
人民對生態文明理論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是對自然規律由自發到自覺認識、由被動適應到自動利用的認識過程。在農業文明時期，由於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人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完全依賴自然，對自然界的認識也只停留在直觀、經驗的程度，盲目崇拜自然，敬畏自然，機械地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規律。雖然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開始了大面積開荒屯田等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過程，引l了自然界以乾旱、澇災、山洪、風沙等形式對人類進行的回饋，但總體而言，並沒有對人類生活生產造成嚴重影響。這個階段，只是人對自然規律的自發認識和運用階段，人們處於只是被動地依賴自然、畏懼自然、受自然規律支配的自發階段。在這個時期，人們對自然的破壞非常微弱，處於能夠順應自然、但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解放都處於萌芽時期的人與自然關係的肯定階段。在工業文明時期，由於生產力和科技水平的巨大解放，人們對自然的改造能力被迅速釋放，極大地刺激了人征服自然的慾望，擴張了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人開始對自然資源、能源過度性地開發。隨着物質財富的不斷創造和增加，人的能力和作用被無限膨脹，認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來征服自然，甚至認為可以利用各種科技手段來改變自然規律，達到任意支配自然的目的。這個階段是人片面誇大自身能力、違背自然規律的階段，成為人類征服自然、背離自然的人與自然關係的否定階段。
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事物的發展是經過否定實現的。在事物發展的過程中，經過兩次否定，即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事物的這種運動就表現為一個週期。否定之否定階段既是前一個週期的終點，又是下一個週期的起點，事物的發展是不斷地從肯定到否定，又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這樣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的過程。生態文明是人們在改造客觀物質世界的同時，不斷地認識和尊重自然規律，積極改善和優化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充分順應和利用自然規律，遵循人、自然與社會和諧發展的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精神和制度成果的總和；是以尊重自然為前提，以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倫理形態。生態文明階段，處於人們對自然規律認識的自覺時期，要求適應自然，保護自然，是人與自然關係的否定之否定階段，實現了對自然規律由自覺到自覺到自覺認識，由被動適應到主動利用的質的飛躍。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過程，是以承認世界的可知性為前提的。對事物的認識，儘管曲折、反覆，如果認識主體尊重實踐的檢驗，善於總結歷史經驗，還是可以逐步獲得真理性認識的。實踐與認識的辯證關係，為中國生態文明理論提供了認識論的指導。實踐決定認識，認識反作用於實踐，不僅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也為中國生態文明理論提供了認識論的指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揭示了認識和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對立統一關係。認識和實踐作為矛盾的兩個方面，各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它們的不同作用片面地誇大，使之絕對化，是不正確的。不管是在農業文明時期，還是在工業文明時期，認識與實踐相背離，認識嚴重脱離實踐，導致人在自然面前要麼妄自菲薄，要麼妄自尊大。生態文明理論則要求把認識與實踐有機結合起來，要求順應自然，一方面強調人類在活動中要正確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受自然規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人在按照自然規律辦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達到認識與實踐的高度統一。
任何實踐都是在既有認識的指導下進行的。人類社會之所以高於自然界，是因為人類具有在認識指導下的實踐能力，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當人們的認識水平還很低下時，實踐活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而當人們的視野擴大、認識水平提高、逐步深入並理解了更多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之後，實踐活動也就大大地提高了它的科學性和水平。工業文明時期，由於人們片面誇大人在自然和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產生了嚴重的資源危機、環境危機和人口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的生態環境問題也日益嚴重，這是由於認識與實踐出現了嚴重偏差，出現了片面追求局部利益、忽視整體利益，片面追求眼前利益、忽視長遠利益的發展造成的，導致目前我國生態環境面臨着嚴峻的形勢。面對這樣的形勢，只有明確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才能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從明確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到強調加強社會建設，再到提出生態文明建設，表明我國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在實踐和認識上的不斷深化。因此，在生態問題上，必須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為指導，在順應自然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用，正確運用現代科學技術來解決生態問題。
中國生態文明理論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和道德觀基礎上的。價值觀是社會成員用來評價行為、事物以及從各種可能的目標中選擇自己合意目標的準則。價值由事物所具有的客觀屬性和人們對事物的主觀需要兩個因素構成。前者是構成價值的客觀基礎，後者是構成價值的主體條件。價值具有客觀性，又具有主體性。唯心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抽掉了價值的客觀基礎，把價值的主體方面無限誇大，使之絕對化，這是完全錯誤的。人類中心主義把人視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把人的利益和需求作為衡量自然萬物的根本價值尺度，瘋狂地進行毀滅性的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隨着科學技術的日益發展，人類對自然破壞能力的逐步加，對大自然不計後果的開發和掠奪，導致嚴重的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引發嚴重的生態問題。
關鍵詞：科學；哲學；“亞當・斯密問題”
中圖分類號：N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9-0077-03
一、“亞當・斯密問題”及其折射出的科學與哲學關係的現狀
早在兩百多年前，被譽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先生創作了兩部著作：《道德情操論》與《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在這兩部著作中，斯密分別從人的利他心和利己心出發，闡釋了在倫理學領域人們的行事規範以及在經濟學領域人們的謀利行為。19世紀中葉，德國曆史學派經濟學家在研究這兩部著作時發現：在斯密早起創作的《道德情操論》中，他把人們行為的出發點歸結於同情，同時認為在社會領域中，同情是人們社會行為的基礎；而在斯密後來創作的《國富論》中，由於受到法國唯物主義思想家的影響，則把人的行為動機歸結於自私，認為利己才是人們的天性，追求自利也並非就是不道德的事情。由此他們認為在斯密的這兩部著作之間存在着無法跨越的鴻溝，他本人也從之前利他的理論轉向了後來利己的理論，斯密的學術思想之間存在着矛盾，這就是著名的“亞當・斯密問題”。從此以後，幾乎所有人在論及斯密的著作和思想時，都把他看成是倫理學上的利他主義者和經濟學上的利己主義者，而這幾乎成了研究亞當・斯密的傳統“信條”。
從“亞當・斯密問題”直接反映出來的現實是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關係的疏離。在斯密看來，個人即使從利己的動機出發去進行經濟活動，最終也能產生服務他人、貢獻社會的效果，促進社會進步。而斯密的後繼者們則充分發揮了斯密在《國富論》中的“經濟人”思想，不斷剔除經濟學中的倫理因素，把經濟學日益做成了“純粹”的科學，力圖用完全實證的方式來處理現實中的經濟問題。做成了“純粹”科學的經濟學，似乎能給人們帶來更多的信心。經濟學之所以拒絕倫理，極力將自己歸為科學的陣營，不可否認的一點是由於近代以來自然科學的迅猛發展及其為人類社會進步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同時，自然科學的實證性使其能果斷地證實自身觀點的正確性，而這對於經濟學研究來説也具有強勢的示範作用。經濟學家們急切地需要用這種實證的方法來驗證其經濟理論的正確性，實證經濟學由此產生，並獲得了廣泛認同。實證經濟學向自然科學的趨同，實乃是向其實證方法的趨同，以達到擺脱規範束縛的目的。這一問題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了現實條件下自然科學與哲學之間的漸行漸遠的關係。
目前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關係主要表現為：狂妄的科學和空洞的哲學。人們發現，對於生活，科學能夠給予我們的比哲學要多的多，哲學似乎成了一門無用的學問。“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馬克思這一著名論斷成了當今科學發展的一個最好註腳。自然科學由於其研究內容的客觀性必然具有可實證性的優點，因此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科學家就比哲學家顯得更有自信，同時也越來越輕視哲學對於科學的引導和規範。相反，為了將哲學的這種劣勢地位扭轉過來，有些哲學家便開始千方百計地提高哲學的科學性，甚至將實證的方法引入哲學，力圖將哲學做成科學。19世紀中葉以來盛行的“科學主義”思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然而這樣努力的結果卻是使哲學日益變得不倫不類，處境更加尷尬。
二、哲學與科學由包容到分離發展的必然性
縱觀哲學與科學發展的歷程，科學與哲學之間並不是一開始就處於分離狀態的。早在古希臘早期，科學是包含在哲學之中的，而只是到了亞歷山大里亞時期，精確的自然研究才開始在希臘人那裏興起。雖然後來經過了中世紀阿拉伯人的繼續發展，但彼時的自然科學並未獲得絕對獨立的地位，在漫長的中世紀，二者的地位都讓位給了神學。從嚴格意義上來講，“真正的自然科學只是從15世紀下半葉才開始的，從這時起它就獲得了日益迅速的進展”[2]。科學的這種迅猛發展，使之越來越被人們所推崇，科學隨之也變得越來越狂妄，形成一種日益脱離哲學束縛的趨勢。於是科學與哲學也就日漸處於一種分離的狀態，以致現代社會在二者關係上表現出一種嚴重的不協調：科學上的巨人和哲學上的侏儒。應該看到，科學與哲學之間這種由最初的融合到後來的分離，是有其發展的必然性的。
首先，二者的研究對象（領域）不同。科學是以世界的各種不同的領域、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層次或不同的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它研究的是世界上的“特殊領域”的“特殊規律”，這些領域和規律是具有確定性的，如天文學與醫學所研究的領域與所發現的規律就具有明顯的區別，而且不能互換通用。這就決定了科學只能是具體的、個別的，無法成為普適的。哲學的研究則不同，它不侷限於世界的某一特殊領域，而是以“整個世界”為對象，研究的是最普遍的規律和最一般的方法。哲學力圖從總體上把握整個世界的共同本質和一般規律，尤其要探究人與世界的關係，因此而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意義。在這一點上，科學是永遠也無法企及的。
其次，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作為具體的科學，由於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必然帶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每門具體學科都有適用於自身的研究方法，而且如同各自的研究對象一樣，彼此之間無法通約。而哲學由於自身研究內容的普遍性，也決定了其研究方法的一般性。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作為辯證思維的基本方法，是從一般的意義上對具體科學的研究起指導作用的。15世紀以來，隨着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人們對自然界的研究也越來越細化，根據事物發展的過程和研究對象將自然分成一定的門類，這對於我們加深對自然界的認識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學科分類越精細，就要求其研究方法越具體、越特殊，在這一點上，但以哲學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方法是不足以勝任的。因此，科學與哲學的分離便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最後，二者的研究結果不同。作為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其結果一般都具有可實證性、確定性，而哲學的研究結果卻很難實證，是一種“無定性”。因此，科學的研究結果可以毫不懷疑地用“真”或“假”來判斷，而哲學的研究結果卻很難用“真”、“假”來判斷，很多時候處於一種模糊甚至多變的狀態。這也就是為什麼科學發展的歷史可以是一條很清晰的脈絡，而哲學從其誕生到現在卻派別林立，幫派叢生，誰也無法證實自己或證偽他人。因此，當代一些西方哲學家對科學和哲學重新進行了界定，認為科學是對真理的追求，而哲學是對意義的追求。既然二者的追求不同，那麼出現分離也就不足為奇了。
由於以上二者之間存在的區別，科學最終無法滿足於被統攝在哲學中的那種原始狀態，而日益從哲學中獨立出來，形成具體的學科。科學與哲學的分離就成為一種必然。而康德以“形而上學何以可能”的革命性追問，使得科學與哲學的這種分化得到了明確的表達。
三、未來哲學與科學聯盟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我國著名教育家和科學事業家蔡元培先生（1868～1940）曾對科學與哲學的相互關係有過這樣的論述：“摒科學而治哲學，則易涉臆説；遠哲學而治科學，則不免拘墟[3]。在蔡先生看來，科學與哲學可以區分，但卻不能完全斷絕關係。當下，對二者關係最恰當的表述當是：哲學作為一種普遍之科學，將各門具體學科研究的結果進行整合，去除其中相互矛盾的地方，得出各方面都能適用的普遍規律。同時，又將這種普遍規律應用到各門學科的研究之中，為其提供方法論指導，並對其研究結果從最根本的意義上加以檢驗。從未來科學與哲學的發展來看，二者雖然經歷了由最初的融合到近現代的分化，但這並不表明二者之間的這種分化狀態將永恆存在下去。作為人的兩種存在狀態，未來的科學與哲學既有聯盟的必要性，同時也有聯盟的可能性。
首先，哲學離不開科學。馬克思曾明確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華”，“它是文明的活的靈魂。”[4]蔡元培也認為：“哲學是文化的中堅。”[5]哲學要成為“活的文明的靈魂”，則必得是融貫科學的哲學，要超越科學。哲學要融貫科學，超越科學，前提就是要以科學為基礎，以科學研究的內容、結果為素材。現代科學的蓬勃發展，為哲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並日益證實、豐富和深化着哲學。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發現和發展，進一步證實了以往哲學體系特別是馬克思哲學體系中的一系列概念、原理的真理性。例如，相對論有力地證實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於物質運動與時間、空間的內在聯繫；另一方面，在科學技術革命的推動和影響下，現代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增添了新的內容。例如，現代科技革命成果的應用引起了人們社會生活、思想觀念、人與自然界關係和社會歷史進程等方面的變化，深化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科學研究不僅為哲學提供了素材，同時，現代科技革命還從更廣泛的意義上推動着哲學的進步和發展。具體表現在：其一，科技革命帶來的許多新問題拓展了哲學研究的領域。例如，生命科學和生物工程引進的倫理問題，計算機網絡技術廣泛應用所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科技革命引發的所謂人類的生存危機等，對這些問題的探索，都大大拓展了現代哲學的研究領域。其二，現代科學研究的新方法對現代哲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鑑作用。現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自組織理論等一般科學方法，既有利於對現代哲學基本範疇和觀點的闡釋，又能啟發現代哲學研究者的研究思路，激發靈感，促進現代哲學的創新研究。
其次，科學離不開哲學。一方面，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説：“如果自然科學不忘記，作為它的經驗的總結的結論都是一些概念……”；“正是由於自然科學正在學會掌握2500年來哲學發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擺脱任何與它分離的、處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學，另方面也可以擺脱它本身的、從英國經驗主義沿襲下來的、狹隘的思維方法。”[6]也就是説，自然科學之所以今天能以如此獨立的姿態與哲學展開對話甚至形成對立，也正是由於它的發展始終是基於對以往哲學發展成果的掌握的基礎之上，並且，哲學的發展對自然科學改進其研究方法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自然科學一直拒斥形而上學，力圖保持自然科學的求真本性，但自然科學家卻無法剔除其頭腦中的價值觀的影響。經驗批判主義的創始人馬赫，自認只是自然科學家，而非哲學家，然而在他進行他的自然科學研究時卻也還要尋求一種穩固的哲學立場，以便從這種立場出發，無論在心裏還是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都能確定無疑的走下去。經典力學的創始人牛頓，力圖從自然科學的大廈中排除不必要的哲學成見，但在後來對他研究成果的解釋中，卻又包含了諸多形而上學的因素。笛卡兒在為天文學建立一種力學理論時，也把它放在經院哲學的相反的觀點，和認為物質的本質是廣延性的形而上學見解的基礎上。哲學除了為自然科學提供一種世界觀、價值觀的指導外，在方法論上也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大有裨益。自然科學在對自然界進行研究時，由於受到本身學科劃分的限制，很難從總體上把握自然界，而必然將自然分解為各個獨立的部分。這種研究方法雖然使自然科學獲得了日益迅速的進展，但同時卻不可避免地使我們陷入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分別從他們各自的角度來加以考察，因而看不到它們之間的聯繫，也無法把握它們之間本質上的變化，這就必然陷入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自然科學要擺脱這種井底之蛙的困境，則必須要求助於哲學。例如：看問題要一分為二的辯證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重點論與兩點論以及中國古代的“中庸”之道等，對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都有巨大的指導作用。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認為，展望未來人類的發展，哲學必將代替宗教。“人不一定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應當是哲學的。”[7]這一見解深刻指出了哲學在指導人類發展方面作用的無可替代性。這一點對於科學工作者，也是有啟示的。
最後，科學與哲學統一於人的存在的展開。人不同於動物，動物只是一種實然的存在，它不會意識到自身的存在，也無法改善自身的存在狀態，更不可能追問自身存在的意義。而人不同，人是應然的存在，他不滿足於自身的存在狀態，不斷地要去改善這種狀態，更為重要的是，人一直在證明自身存在的意義。如果説科學技術在探索自然的基礎上為人類提供了一種物質的保障的話，那麼哲學則是人在反觀自身與自然、社會關係時所形成的一種意義的追問。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科學是人的一種實然狀態，而哲學則是人的一種應然狀態。二者的發展都是為了人的自我實現，人既不能只要科學，也不能只要哲學。
參考文獻：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
〔3〕蔡元培全集（第2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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