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 [M]。蕭琛，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2.
[2][印度]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第1版[M]。王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9-87.
[3][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27.
[4][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14.
[5][英]亞當・斯密。德情操論[M]。蔣自強，欽北愚，朱鍾棣，沈凱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72-230.
在亞里士多德時代的觀點是：政治學、倫理學、政治經濟學是三位一體，阿馬蒂亞・森認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學科曾經認為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並且指出了經濟學有兩個不同的根源，其中一個根源於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開篇中把經濟學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繫起來，指出經濟學是對財富的關注。亞里士多德把政治學視為“指揮者的藝術”，強調政治學必須使用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其他科學”，並且認為表面上看經濟學的研究僅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有直接的關係，但在更深層上，經濟學的研究還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其他目標追求有關，包括對更基本的目標的評價和增進，因此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另一個根源在於“工程學”。工程學的特點就是隻關心最基本的邏輯問題，而不關心人類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以及什麼東西能夠培養“人的美德”或者“一個人應該怎樣活”等這類問題。經濟學與其他科學的結合，正如《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所説的“掙錢是不得已而為之，財富顯然不是我們真正的要追求的東西，只是因為它有用或者因為別的什麼理由。”[2]
同出一人之手的理論，《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的問世，更是將邁入現代工業社會中的人們推向了“自利”和“利他”的劇烈衝突的兩難選擇境地。誠如有些學者談到，亞當・斯密在肯定“自利”的同時並不排斥“利他”，而且認為正是人們這種主觀上的“自利”行為，客觀上產生了“利他”的結果。“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着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3]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同樣提到“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但不可否認的是“利他”的初衷首先 是“自利”。在《國富論》中，斯密談到，“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户、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説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説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説自己有需要，而説對他們有利。”[4] 據此，斯密以人的“利己心”為基本立足點，構建了自己的經濟理論體系。在《道德情操論》第六版中，斯密也談到，“欽佩或近於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輕視或至少是怠慢窮人和小人物的這種傾向，雖然為建立和維持等級差別和社會秩序所必需，但同時也是我們道德情操敗壞的一個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5]以致“為了獲得這種令人羨慕的境遇，追求財富的人們時常放棄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財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時截然相反。”[5] 依此看來，經濟與倫理的關係不論是否完好的一致，顯然二者在理論的考量上和實際中都存在着某種對立。這種對立的現實造成了經濟學的貧困，正如阿馬蒂亞・森的那樣“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於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2]。
經濟學的英語Economics源於希臘文“oikonomia”是由詞源“oikos”，意思是家庭、家族、財產權(family，household，estate)以及“nomos”（規律，管理）組成而來，從逐字上來看是指家族管理(household management)。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economics)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並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1]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是近代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之後的自由主義經濟繁榮的背後漸漸顯露出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必然和社會財富分佈不均、貧富懸殊的弊端。德國的卡爾・馬克思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的代表是其勞動力，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目的。馬克思在其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中提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剩餘價值”等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階級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進入20世紀，亞當・斯密所主張的自由資本主義已呈現出種種的病態和危機。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主義打破了“看不見的手”的教條，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而凱恩斯本人也被譽為“戰後繁榮之父”，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理論經濟學通常稱為一般經濟理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即政治經濟學，如前所述，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的生產方式或生產關係的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的，包括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原始公社、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壟斷前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三個部分。馬克思經典作家認為生產力反映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係，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至此，經濟學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人類歷史和思想的進程。
經濟學中獨特於倫理學的方面考量，不排除能夠更加促進經濟學發展自己獨特的方面，而且經濟學推理受到“工程學”方法的影響才取得了非常實質性的發展，但值得注意的，不是經濟行為或活動可以不倫理，遵守倫理的要求是決不能因此含糊的，這是社會文明發展前進的`基本前提，阿馬蒂亞・森指出對自利行為的假設的濫用已經嚴重損害了經濟分析的性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嚴重分離鑄就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缺陷。經濟學其實正如它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構成人類行為和判斷的倫理思考而變得更有解釋力，一些倫理思考也可以用經濟學正在使用的各種方法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倫理學方法的重要性已經被嚴重淡化了，亞里士多德在倫理學和政治學的更加廣泛意義上面論及的經濟學作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I 卷）。經濟學問題本身就有可能是極為重要的倫理學問題，包括蘇格拉底的疑問：“一個人應該怎樣活着？”
必須清楚的是“在討論自利行為問題時，區分以下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們的實際行為是否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們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們能否取得某種特定意義上的成功，比如這樣一種或者那樣一種的效率。這兩個問題都與亞當・斯密有關。人們常常引用關於自利行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觀點。事實上，並沒有證據表明他相信這兩個命題中的任何一個。”[2]經濟學在理論上需要的假設，其無倫理的利他考量並非意指經濟學的不倫理。阿馬蒂亞・森指出“極為狹義的自利行為假設的廣泛使用，已經嚴重限制了預測經濟學研究的範圍，使其很難分析由行為多樣性所引起的廣泛的經濟關係。”[2]而且“根據‘自我目標’的選擇，每個人都應該採取非合作的策略，但其結果卻比採取合作的策略要差” [2]。如果一個從社會策略的角度進行行為選擇，關心“囚徒的困境”中他人的目標而採用合作的策略具有一定的適宜性：“它對我們所有人各自的目標都更為有利。”[2] 無論社會關係或者利己的經濟關係中，如果毫無利他或合作可能，並不能得到期望的目標，而且很可能讓人類走向終結或者要麼走向革命的道路。
阿馬蒂亞・森強調，更多的關注倫理學，福利經濟學可以得到極大的豐富；同時，經濟學與倫理學更加緊密的結合也可以使倫理學研究大受裨益，經濟學與倫理學是否應該有更多的聯繫，卻不能根據這些事情是否容易做到而定，而要看這樣做是否值得，而且可以期望得到的回報是相當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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