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文明的懲罰，有時候會叫你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生活”，那麼工資減少又會招致帶工老闆的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起、關黑房間等等方法。
實際上，拿莫温對待外頭工人，也並不怎樣客氣，因為除了打罵之外，還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給你難做的“生活”，或者調你去做不願意去做的工作。所以，外頭工人裏面的狡猾分子，就常常用送節禮巴結拿莫温的手段，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拿出血汗換的錢來孝敬工頭，在她們當然是一種難堪的負擔，但是在包身工，那是連這種送禮的權利也沒有的！外頭工人在抱怨這種額外的負擔，而包身工卻在羨慕這種可以自主地拿出錢來賄賂工頭的權利！
在一種特殊優惠的保護之下，吸收着廉價勞動力的滋養，在中國的東洋廠飛躍地龐大了。單就這福臨路的東洋廠講，光緒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資本收買大純紗廠而創立第一廠的時候，錠子還不到兩萬，可是三十年之後，他們已經有了六個紗廠，五個布廠，二十五萬錠子，三千張布機，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萬元的資本。美國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書上説過，美國鐵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卧着一個愛爾蘭工人的屍首。那麼，我也這樣聯想，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託着一箇中國奴隸的冤魂！
“一·二八”戰爭之後，他們的政策又改變了，這特徵就是“勞動強化”。統計的數字，表示着這四年來錠子和布機數的增加，和工人人數的減少。可是在這漸減的工人裏面，包身工的成分卻在激劇地增加。舉一個例，楊樹浦某廠的條子車間三十二個女工裏面，就有二十四個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約數百分之五十計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廠的四萬八千工人裏面，替廠家和帶工頭二重服務的包身工總在二萬四千人以上。
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動強化，工房和老闆家庭的義務服役，豬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踐踏的血肉造成的“機器”，終究和鋼鐵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寫明三年期間，能夠做滿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咳着，喘着，淌着冷汗，還是被壓迫着做工。比如講“蘆柴棒”吧，她的身體實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時候，廠門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體的女人）也不願意用手去接觸她的身體：“讓她揩點油吧？骷髏一樣，摸着她的骨頭會做惡夢！”
但是帶工老闆是不怕做惡夢的！有人覺得她太難看了，對老闆説：“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還我二十塊錢，兩年間的伙食、房錢。”他隨便地説，迴轉頭來對她一瞪，“不還錢，可別做夢！寧願賠棺材，要她做到死！”
“蘆柴棒”現在的工錢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錢三角二分做平均，兩年來帶工老闆從她身上實際已經收入二百三十塊錢了！
像“蘆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鐘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們還在那兒支撐，直到被榨完殘留在皮骨裏的最後的一滴血汗為止。
看着這種飼料小姑娘謀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户養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地停在船上，它們的腳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户就在它的頸子上輕輕地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地捕魚，賣魚得錢的卻是養墨鴨的船户。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裏看來，船户對墨鴨並沒有怎樣虐待，而現在，將這種關係轉移到人和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的温情也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千萬被壓榨的包身工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温情，沒有希望……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技術、機械、體制和對這種體制忠實服役的十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奴隸！
黑夜，靜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屍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着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裏，於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和“養成工”兩種。試驗工就表示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最初的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範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類。一兩個禮拜之後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半殖民地，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纏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的身上去了。
五點鐘，上工的汽笛聲響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一扇鐵門一推開，就好像雞鴨一般地無秩序地衝出一大羣沒有鎖鏈的奴隸。每人手裏都拿着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麼生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這河流裏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潔一點，很多穿着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些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髮。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地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髒了的湖綠乃至蓮青的短衫，下面是玄色或者條紋的褲子，長頭髮，很多還梳着辮子，破髒的粗布鞋，纏過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很少有談話的機會。髒，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別人，這種心理是在“外頭工人”的心裏下意識地存在着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願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的權利。
紅磚頭的怪物，已經張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養物了。經過紅頭鬼把守着的鐵門，在門房間交出准許她們貢獻勞動力的憑證。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貼着照片的入廠憑證。這憑證，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顧正紅事件以後，內外棉搖班了，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於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險混進去，做了一次裏應外合的英勇的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證。這種制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原棉製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終日面臨着音響、塵埃和濕氣三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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