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紅磚牆嚴密地封鎖着的工房區域，像一條水門汀的弄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地分得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個“懶蟲”和“豬玀”，所以，除了“帶工”老闆、老闆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穿拷綢衣服的同一職務的打雜、請願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牆圈裏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襤褸而替別人製造衣料的“豬玀”。
但是，她們正式的名稱卻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闆。每年特別是水災、旱災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裏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自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説那些沒錢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説？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着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用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給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説着，咬着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説，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恨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於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已經是舊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過一刻，曉星才從慢慢地推移着的淡雲裏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裏的生物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穿着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綢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的呼喊，“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着，豬玀！”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玀”。跟着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在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裏面，她們很快地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騷動起來。打呵欠，歎氣，尋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地踏在別人身上，叫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玀”的生物中間，已經很遲鈍了。半裸體地起來開門，拎着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換衣服。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點的“豬玀”身上踢了幾腳，迴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面，向着樓上的另一羣生物呼喊：“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着鈕釦，幾個睡眼惺鬆的“懶蟲”從樓上衝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着急地要將大鍋裏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了老闆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腳瘦得像蘆棒梗一樣，於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做了她的名字。“上午四點過一刻”，“鴿子籠一般”的住房裏，包身工起牀，開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代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身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着一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一點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髮鋪一類的買賣。
四點半之後，沒有線條和影子的晨光膽怯地顯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弄堂裏面，已被這些赤腳的鄉下姑娘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晨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裏面的人們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執拗地粘在頭髮裏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着平滿的馬桶，吆喝着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的老闆或者打雜的拿着一疊疊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軋票處一般的木柵子的前面。樓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飯桌放下來了。幾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的乾飯由老闆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裏去。粥！它的成分並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裏面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餵豬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幾個“慈祥”的老闆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的菜葉，用鹽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餚。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後，東洋廠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來。據説，這是一種極合經濟原理和經營原則的方法。有引號的機器，終究還是血肉之軀。所以當超過了“外頭工人”忍耐的最大限度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地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體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道理。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拼着餓死不幹。一個有殖民地經驗的“温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説：“在這次鬥爭中，警察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眾的結合力前面，什麼權力都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温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採用的方法，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而已。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裏，於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和“養成工”兩種。試驗工就表示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最初的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範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類。一兩個禮拜之後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半殖民地，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纏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的身上去了。
五點鐘，上工的汽笛聲響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一扇鐵門一推開，就好像雞鴨一般地無秩序地衝出一大羣沒有鎖鏈的奴隸。每人手裏都拿着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麼生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這河流裏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潔一點，很多穿着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些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髮。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地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髒了的湖綠乃至蓮青的短衫，下面是玄色或者條紋的褲子，長頭髮，很多還梳着辮子，破髒的粗布鞋，纏過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很少有談話的機會。髒，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別人，這種心理是在“外頭工人”的心裏下意識地存在着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願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的權利。
紅磚頭的怪物，已經張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養物了。經過紅頭鬼把守着的鐵門，在門房間交出准許她們貢獻勞動力的憑證。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貼着照片的入廠憑證。這憑證，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顧正紅事件以後，內外棉搖班了，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於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險混進去，做了一次裏應外合的英勇的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證。這種制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原棉製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終日面臨着音響、塵埃和濕氣三大威脅。
一手抓住了頭髮，狠命地往上一摔，蘆柴棒手腳着地，很像一隻在肢體上附有吸盤的烏賊。一腳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腳是不會少的，可是打雜的很快就停止了。後來，據説，因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頭潑在蘆柴棒的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似的跳起身來，於是在門口刷牙的老闆娘笑了：“瞧！還不是假病！好好地會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個。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於帶工老闆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闆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闆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情況每個包身工都會遭遇到：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牀”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掙扎不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團，儘可能地不佔地方。可是在這種工房裏面，生病躺着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一個打雜的很快地走過來了。幹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頭的親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流氓，所以在這種法律的觸手達不到的地方，他們差不多有自由生殺的權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着手勢，表示身體沒力，請求他的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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